紅樓識小錄 · 遊戲

寫大人的作品，不一定寫到遊戲，寫孩子的作品，卻不能不寫到遊戲。《紅樓夢》本不是寫兒童的作品，但卻有大部分筆墨寫到女孩子們的生活。這些女孩子們雖然都處在封建勢力的壓迫下，遭遇大都不幸，但孩子畢竟是孩子，正是所謂「混混沌沌，天真未泯」的時候，都是些十三四、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哪個能不喜歡遊戲、耍笑、淘氣呢？因此，《紅樓夢》作者也就免不了要在許多地方，寫到大觀園內女孩子們的遊戲、耍笑、淘氣了。成年人去刻畫孩子們的形態、心理是不容易的，傳統的詩文中很少有這樣的先例，偶然寫到孩子也往往帶著說教的口氣，實際上寫的不是孩子，而是他自己；甚而說，也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為了某種目的，有意編造的拙劣的瞎話，這自然是沒有價值的。而《紅樓夢》作者卻能在這一點上，顯出他特有的藝術才華。有時一句話，就能力透紙背，傳神阿堵，把兒童的天真神態寫出來，這是《紅樓夢》最令人拍案叫絕的地方。第四十七回寫賈母因賈赦逼娶鴛鴦的事，和邢夫人生過氣，又要找薛姨媽鬥牌，讓小丫頭去請，薛姨媽推辭不來。那個丫頭說： 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 尤其最後兩句，讀之真使人熱淚欲下：這樣天真可愛、口齒伶俐的小丫頭，未來如何呢？這種地方是曹雪芹最見功力的筆墨，其才華可以媲美太史公的。不過我這裡先不作藝術的評論，主要先談談兒童遊戲的事。因為寫兒童最生動的地方，是要從當時的風俗、遊戲中表現其口吻、神態，而《紅樓夢》在這方面是最出色的。下面就結合一兩樁小遊戲談談。 先說「鬥草」。 「鬥草」是我國很古老的遊戲了。晉人宗懍《荊楚歲時記》說： 五月五日，市民並蹋百草，又有鬥草之戲。 《事物紀原》中引此數句時，並云：「競采百藥，謂百草以蠲除毒氣，故世有鬥草之戲。」宋人龔明之《中吳紀聞》中說：吳王和西施當年曾作鬥草之戲，故劉禹錫詩有「若共吳王鬥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句。宋人周密《武林舊事》中所輯《張約齋賞心樂事》篇中，有「四月孟春，芳草亭鬥草」一條，均可見這種遊戲在我國流傳是很久遠，而且是由「采百藥」開始的。它有認識自然、提高知識、創造科學的積極意義，雖然是一種小小的遊戲，但與民族文化的發展也是大有關係的。宋以後，鬥草普遍是女孩子們的遊戲了，宋人小詞云： 巧笑東鄰女伴，採桑徑里逢迎，還道昨宵春夢好，原是今朝鬥草贏，笑從雙臉生。 從這首詞中，更可以反映出，鬥草是古代在暮春、初夏的季節里，民間女孩子玩的一種既有意義、又有趣味的遊戲。可惜歷代詩文的記載太簡單了，到底如何個「斗」法，我們讀了古人的詩文，仍然是無從知道的。而這個在《紅樓夢》中，卻有極生動的描繪。第六十二回寫道： 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個人，都滿園頑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來兜著，坐在花草堆中鬥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豆官便說：「我有姊妹花」，眾人沒了。香菱便道：「我有夫妻蕙。」豆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一箭數花為蕙。凡蕙兩枝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為夫妻蕙。我這一枝並頭的，怎麼不是？」豆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有夫妻，好不害羞。」…… 這段文字，繪影繪聲，口吻畢肖，把一群女孩子們鬥草時的情態笑貌，寫得傳神極了。場面雖小，卻顯示了藝術大師的渾厚筆力，是不可忽視的。這不只是小說的場景，文學的畫面，也還是民俗學的重要資料。按，鬥草與踏草是連在一起的。明代余有丁《帝京午日歌》云： …… 買笑追歡日不足，喧過通衢喧水曲。 蹋歸百草毒可禳，系出五絲命可續。 …… 這種詩句可以和《紅樓夢》的描繪參照來看，可以更形象地了解當年的風俗面貌。「鬥草」這種遊戲，不知現在各地還有沒有了，我沒有親見過，不便亂說。不過能看到曹公這樣精彩的描繪，似乎也等於親眼目睹了。 再說「抓子兒」。 第六十四回中寫寶玉回到怡紅院來，一進房門時道： 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著，說道：「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屋內嘻溜嘩喇的亂響，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進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紫鵑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呢。卻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來，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 這段也寫的十分精彩。「抓子兒」也是我國女孩子們特有的遊戲，白髮老祖母小時玩過的遊戲，梳了小紅抓髻的孫女又在玩……代代相傳，歷史也頗久了。明人劉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場》中正月條下記云： 是月也，女婦閒，手五丸，且擲、且拾、且承，曰抓子兒。 這種遊戲，直到現在南北各地的女孩子們還常常玩，南方叫做「摸子」。所說「且擲、且拾、且承」，六個字把抓子兒時的動作寫得很是簡明扼要。不過所說「手五丸」，卻不盡然。因為現在抓子兒不只是「五丸」，而且也並非完全是「丸」了。有用小石子的，有用杏核、桃核的，還有用小布口袋，內裝沙子，或裝碎米的。蓋大抵都是孩子們就地取材，原無定具的。玩時把手中的一把「子兒」先向空中一擲，反手接住其中一枚。再把接住的這枚擲起，趁未落之際，很快抓起下面的子兒，還要把擲起的再接住。抓下面子兒時，有一定的規矩，有時第一次抓起一枚，第二次抓起二枚，遞增上去，直到抓完為止。有時抓這個不能碰那個，抓這邊不能碰那邊。有時要隔幾個抓幾個，或一把都抓起。限制不同，玩法多樣，是很有趣的。嘗見眼明手快的小姑娘，一把擲下來，密密麻麻，她卻能要抓那個就抓那個，要抓多少就抓多少，隨擲、隨抓、隨接，既快且准，真像雜技演員表演擲木球時的手法一樣。 抓子兒人多人少都能玩，抓不起、接不住，或者碰了其他子兒，都算輸，輸了是要受罰的。前引《紅樓夢》原文中所說「贏瓜子兒」，就是一種罰約。不過這不是真的瓜子兒，是指甲蓋兒的代名詞，輸了要被贏家用指爪彈腦門兒，所以才有「芳官不肯叫打」之說。如果是贏真的瓜子兒，那又何必用打呢？ 《紅樓夢》是小說，《帝京景物略》是民俗、風土介紹，曹公與劉、於二位相去不遠，都寫到了「抓子兒」，可見這在當時已是很普遍的遊戲了。綿綿三二百年來，直到今天，仍然為孩子們所喜愛，不是很有意思的嗎？雖一兒童遊戲之微，也源遠流長，不正說明我們民族文化的悠久、富於藝術的創造力嗎？而一些昧於祖國民族歷史知識的人，也跟著洋人的尾巴亂轉，一個「魔方」，能害得他忘寢廢食，想來可憐亦復可嘆了。 我國古代說部中，寫成人的多，寫兒童的少，寫兒童遊戲的那就更少。能把兒童遊戲寫得這樣生動，那就更是絕無而僅有的了。這在《三國演義》、《水滸》、《儒林外史》等巨著中是一點也找不到的，蒲松齡寫《聊齋志異》，也寫到了兒童遊戲，如「扎紫姑」、「交馬」（用一根線拴成套子，套在手上對翻，北京兒童叫「翻單單」）等，寫得也很細緻，但他用的是文言的傳神手法，如懂文言，便能領會他高超的藝術情趣。否則，便難領會其妙處了。因之，在這一點上，《紅樓夢》可說是獨一無二了。所可惜者，大觀園中那些聰明、伶俐的孩子們，卻都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作者以「哀孺子而嘉婦人」的心，越是把她們寫得天真爛漫，就越襯出了那個社會的殘酷無情，看到她們受到迫害，就更使人髮指，更增添了「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的憤怒了。 《紅樓夢》這些材料是可貴的。而我們今天，如果寫兒童的幸福生活時，不也更該多注意一下孩子們的遊戲，把他們天真的歡樂的笑聲從遊戲中表現出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