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識小錄 · 釋轎之二
轎子除去椅子轎等簡易的而外，其他雖大小有不同，但製造結構基本上是一樣的。即兩個轎杆中間，先是一個四方的像木頭盤子一樣的轎底，四角四根木支柱，頂著轎頂的木框，左右兩面中間用橫木連緊，即穿轎杆處。木框上是用竹篾編的轎頂，竹篾很密，再用紙或絹裱糊過，刷上桐油，不惟不漏水，且十分堅固。俞正燮《癸巳類稿·轎釋名》說：「今轎頂俱凸蓋。」就是轎頂在上面木框中，小於木框、又高出木框，呈圓弧形方蓋。一般民用轎皆無尖圓形轎頂飾。只有皇帝、王公大官及官轎、喜轎上才裝轎頂，或金、或銀（一至三品）、或錫（四品以下）。在轎底與轎頂之間，左右後三面轎幫，上半截窗欞，下半截木板，在這個好像柜子般的轎廂中，在左右橫木上架塊板，鋪上各式各樣的墊子，便是座位。坐的人像坐在老式直背椅子上，只能直背坐，不能靠。手可扶在兩邊木棱上，也可扶在面前一塊小擱板上。上轎時要背轉身，退著上去。下轎時，要彎腰低頭出來。老實說，過去坐轎遠沒有現在坐小汽車舒服。放下轎簾，裡面很悶氣。舊時新娘子坐花轎，常常會暈轎，還會嘔吐，就是套上花轎帷，放下帘子以後，密不通風的關係。
所謂「明轎」，就是木製油漆轎架子，全部露在外面，上面窗欞上掛紗簾，人在轎內，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看不到裡面。這是夏天的轎子。天氣冷了坐「暖轎」，就是用布、緞、氈、呢等帷子套起來的轎。轎子有簡陋破舊的、華麗嶄新的，帷子自然也不同。在色彩上是明黃、紅、青、綠、黑，在用料上也有嚴格區分，棉布、綢緞、呢氈各按官品規定。一般民間轎子，都是綠幨黑帷子。四五品的中等官吏，是藍帷子，所以叫「藍呢官轎」、「綠呢官轎」。轎帷子套在轎子的木架上，左右兩面有紗窗，一般圓角方形或海棠形，沿黑絨或黑緞邊。撩起窗簾，轎中人可以看外面景物。第三回寫黛玉進京道：
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
這就是從轎帷左右的紗窗中觀看的。至於其他的設備和裝飾，那就花樣繁多，說不勝說了。
當年轎夫數字，民間都是二人、四人，官轎則四人、八人，按《會典》規定，三品以上才能坐八抬轎。而且舊制規定，文武滿、漢大臣，朝會乘馬，不坐轎，到後來才坐轎的越來越多，但不久又少下來，坐車的多，坐轎的少了。因在京官吏，有的品分雖高，而官俸不多，養一乘轎子，雇用轎夫開支是很大的。有的甚至一乘轎子，要兩班、三班人來輪流抬。同治時方濬師《蕉庵隨筆》述清代前朝京官乘轎的情況云：
舊制……漢大臣雖准坐轎，惟都城廣大，署、宅相去輒遠，北人不任肩負，必蓄輿夫兩班，以大板車隨後，載易班之夫，跟仆復須乘騾，非數千金不能蓄轎，故皆乘車。
兩班轎夫輪流抬轎，這在外官走長途，更是極普通的。林則徐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奉旨去廣東查禁鴉片，由北京出發，就是坐八人大轎由正陽門出彰儀門，幾班抬轎的人在後面跟著，兼程趕路，一直抬到德化縣，才上船過江。到了江西南端大庾嶺，過嶺時，又是大轎。《林則徐日記》記著：「連肩輿用夫一百六十餘名。」可見當年大僚出門用人之繁多。據傳清初武官福康安出行，須用三十六名轎夫，轎夫每人良馬一匹，不抬的人，騎馬跟著轎子跑。
坐轎的風氣是明代末年流行起來的。晚明顧起元《客座贅語》記云：
長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籠、肩輿、腰扇，固不出矣。……今即幕屬小官，絕無策騎者……壬寅入都，則人人皆小輿，無一騎馬者矣。事隨時變，亦其一也。
另據同時人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摘抄》記江南金陵、蘇松二府的奢侈風氣云：
鄉官雖見任回家，只是步行，憲廟（成化，朱見深）時，士夫始騎馬，至弘治、正德間，皆乘轎矣……今舉人無不乘轎者……今監生無不乘轎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轎者矣。其新進學秀才乘轎，則自隆慶（明穆宗，朱載垕）四年（一五七〇）始也。
轎子一物，也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的經濟變化。宋代奢侈風氣上漲時，轎子增多，王安石大為反對，氣憤地說：「奈何以人代畜。」朱熹《名臣言行錄》云：「司馬溫公嘗同范景仁登嵩頂，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則策杖以行。」可見那時有正義感的人，一般都是反對轎子的。而在明代後期，江南官僚因貪污而財力雄厚，奢靡成風，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百姓在其他方面沒有生活的辦法，便以出賣勞動力，服務於官僚為生。江南影響京城，京城又影響江南，以至一個小小的秀才，橫行鄉里，也要坐轎了。清初滿人進關，提倡騎馬，而且規定「貝勒」以下，非年老至六七十者，均須乘馬，不能坐轎。但官僚惡性，習於安逸，後來則坐轎的越來越多了。乾隆十五年，還為此特地下了「上諭」云：
本朝舊制，文、武滿、漢大臣，凡遇朝會皆乘馬，並不坐轎。從前滿洲大臣內有坐轎者，是以降旨禁止武大臣坐轎，未禁止文大臣。今聞文大臣內務求安逸，於京師至近之地，亦皆坐轎。若謂在部院行走應當坐轎，則國初部院大臣未嘗坐轎。此由平時不勤習技業，惟求安逸之所致也。滿洲大臣當思本朝舊制，遵照奉行。嗣後文大臣內年及六旬實不能乘馬者，著照常坐轎，其餘著禁止。（見《清史稿·輿服志》）
乾隆下「上諭」的時候，也正是《紅樓夢》所反映的年代，而書中所寫除北靜王、太監戴權坐大轎而外，秦鐘的父親秦邦業也坐轎子，見第十五回寫秦可卿出殯時，「那時秦鍾正騎著馬隨著他父親的轎」一句，而秦邦業的官職只是「營繕司郎中」，屬「工部」，是正五品，但也坐轎。他的官職，離開所謂「大臣」，還遠得很呢。因而，乾隆「上諭」所說，在當時也還只是形式上的。
官吏坐轎，抬轎人數，在京和出京還不同。按規定三品以上京堂（即《紅樓夢》中所說「堂官」）在京四人，出京八人。外省督、撫八人，以下四人。欽差三品以上，輿夫八人。清代放到外省考舉人的正副主考，都是「欽差」的身份，但不一定是三品。坐不坐八人轎，其中講究很大。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林則徐以翰林院編修外放江西省副主考（正主考吳美存），其《日記》八月初六日記云：
午刻赴入簾宴，晤學使、司、道、府。未刻由撫署坐亮轎（即不上帷子的明轎）赴貢院。自進省時，地方即備八座肩輿，力辭之，改為四人。是日亦已預辭，而臨時改備八座，倉卒不及改，心甚愧之。
這就是說地方上，即江西省以「欽差」的待遇接待他，而他官品不夠，雖說編修很清高，受人尊敬，而官階只不過「正七品」，怎麼敢坐八抬大轎呢？所以必須要一辭再辭，而地方卻還要以此招待他，以示「掄才大典」之隆重。而他又在《日記》中寫明，表示很慚愧。清代的八抬大轎，是很不容易坐的，所以第二十九回寫去清虛觀打醮，也只有賈母一人坐八人大轎。第十九回寫襲人和寶玉對話，什麼「你在這裡，不怕沒八人轎你坐」，什麼「有那個福氣，沒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趣兒」等等，也只隨便說說，要夠上三品以上有誥命的命婦才有資格坐八人大轎呢。
《紅樓夢》所寫賈元春省親的「金頂、鵝黃繡鳳鑾輿」，八個太監抬著，簡單說，也就是一頂八人轎。但如嚴格講，這樣寫，在當時還是有干時忌的。因為元春的身份是「貴妃」，不是皇后，而「繡鳳」是皇后的「鳳輿」，貴妃則只能坐「翟輿」。按《清會典》及《清史稿·輿服志》，「皇貴妃翟輿」是這樣的：
木質，髹明黃，繪繡皆金翟。橫杆中為鐵鎪銀雙翟相向，翟首鎪金。凡杆縱加銅鎪金翟首尾。肩杆四。舁以八人。余同皇后鳳輿之制。
「翟」是錦雞，以此規定和曹雪芹所寫對照，還是大有差別的。
最後再說說轎夫。京官和外官轎夫不同，轎夫在京和出外又不同。京官的轎夫大多是自己花錢雇的。查慎行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南齋日記》七月初五記云：
早雨，腹痛不能入直。付轎夫七月工食，文銀四兩。
當時他的職務是南書房行走，是文字侍從之臣。但是轎夫的工錢、伙食，要自己開銷，公家並不管。再有京中所謂「天子腳下」，地面管的嚴，一般官轎轎夫還不大敢仗勢亂來，而一出京就不對了。各地縣官，一直到府、道等官，他們的轎夫就不簡單了。這些轎夫叫「轎班」，公家和官吏私人，都不給他們正式工錢，誰想到轎班抬轎，還要花錢去買，叫作「買轎槓」。他們給官抬轎子，有如百姓應官差，出夫役，不但不賺錢，還要自帶乾糧。而他們這樣的差事，是長期的，固定的，花錢買來的。這是為什麼呢？他們抬了官街上跑，所過之處的各家商、販，都要按月給他們斂錢，逢年過節，還要特別多。只此一筆，每月遠遠地超過一般工匠的工錢。何況在官府中，還可以得到其他好處呢？要抬著官下鄉，那地方上就更加要孝敬他們了。街上哪家商號、攤販得罪了他們，他抬著轎子，故意撞到你攤子上，不但踢壞你的東西，還要問你一個「冒犯衝撞」的罪。至於抬的是大官，什麼欽差等類的官，那轎夫到了地方上就更驕橫的不得了。清人筆記中記乾隆時，福康安（大將軍）的轎夫入苗人家，搶婦女的首飾，巡視都司徐斐禁止，轎夫把徐拉下馬，剝去衣服亂打。後來這一轎夫被地方捉了，引起群憤，打了一頓，不當心給打死了。其他轎夫跪求將軍，不肯再抬轎，以示要脅。最後把打轎夫的那個官撤差了事。於此一例，亦可見清代大官夫役人等之強橫。對於為什麼要花錢「買轎槓」來抬，也就可以稍微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