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論稿 · 人物的階級性
——《紅樓夢》散論之三
在階級社會裡,人往往帶著階級性,這似乎已經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常識。
但是,一個作家要塑造出階級特徵鮮明而又血肉飽滿、概括深廣的人物形象,卻不是僅憑一些常識性的概念所能辦到。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除帶階級性外,還有多種多樣的個性。另外,在人們的身上,還常常帶著由於自己的生活環境、特殊遭遇所形成的各種獨特表現,以及各種時代的、民族的特徵,和從別的階級那裡所接受過來的影響。而這一切,又絕不是機械地相加在一起,而是血肉相連地組成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並呈現著變化萬千的姿態。因此,魯迅先生在談到人的性格時,曾說:「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1]
高爾基也說:「單靠『階級的特徵』還不能烘托出一個活生生的、完整的人物,一個經過藝術加工的性格。」[2]
出現在《紅樓夢》中的人物形象,正像在生活中那樣,他們的身上既帶著階級的烙印,同時又無不極為清晰地呈現著各自不同的個性。即使是處於同一階級、同一生活環境、甚至是出於同一娘胎也莫不個性分明、意態各殊。而且,那些人物的階級特徵,並不是粘貼在他們身上的附加物,也不是概念的圖解,而是深透在他們紛繁多姿而又各有自己特色的聲容笑貌里;有如水中著鹽,初看似乎無跡,細嘗則覺味在其中。
有一次,賈寶玉跑到王夫人的房裡,看見王夫人在午睡,丫鬟金釧兒坐在旁邊替她捶腿。賈寶玉便和金釧兒互相低聲調笑,不想王夫人並沒有睡著,猛然翻身而起,「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又指著罵道:「下流小娼婦,好好爺們,都叫你教壞了。」這樣打過、罵過之後,又叫人來把金釧兒立刻攆出去。
於是,金釧兒抱著羞辱,一氣之下,跳井而死。
金釧兒跳井自殺的消息,薛寶釵和襲人是同時聽到的。但是,同一消息,兩人聽後的反應卻很不同。
襲人聽到這個消息後,第一個反應是:「嚇了一跳」;連忙問明底細,接著又:
點頭嗟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
襲人為什麼如此悲傷呢?——原來,襲人的悲傷,並非出於女性的多感,而是來自敏銳的階級同情。她和金釧兒本是同處於奴婢的地位,正是這「同氣之情」,觸痛了她的「物傷其類」之感。
是的,襲人又是一個向上巴結討好、一心想當上寶二爺的「跟前人」的苦心奴才。特別是她對賈寶玉的許多違反封建禮教的行為,也抱著憂慮的、不贊成的態度;深怕弄出甚麼事來,有失「大家子的體統」,以至使出「嬌嗔」箴勸的手段,還跑到王夫人那裡去「獻策」。襲人的這些表現,自然都是不可取的,應當否定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對這一人物並沒有予以簡單的、膚淺的處理。他一方面寫出這一人物也信奉封建道德,不過她和封建主義的奉守者薛寶釵卻又有所區別。
襲人雖然受到賈母、王夫人等封建主子的另眼看待,又得到寶玉待她「與別個不同」;但是,這些只能使她有了爬進統治階級內部的希望,並沒有在實際上根本改變她的奴婢地位。她依然要按照一個丫頭的身份說話行事,不僅不能在同儕面前露出「與別個不同」之色,而且依然要小心翼翼地侍候著主子;一有疏忽,就要受到一個奴婢所要受到的待遇。譬如那一次,賈寶玉只顧看齡官蹲在花下畫「薔」字,淋了一身雨,急忙回到怡紅院來,因嫌門開遲了,便對開門的人猛踢一腳,不想踢的正是襲人!這一腳,自然是踢錯了。但當襲人被踢得口吐鮮血時,還裝著笑,說是「好好的」,不敢有半點聲張。甚至連寶玉叫人去拿藥,也連忙制止,深怕「鬧」出去惹人說她「輕狂」。
襲人所以要這樣做,雖然也是為了怕自己落個「不好」;然而,她所處的丫頭身份和地位,也不容許她不這樣做。正是因為這種可悲的身份和地位,才使她一聽到金釧兒死於非命,便立刻「不覺流下淚來」。
再看薛寶釵聽到金釧兒慘死時是怎樣表現的,問題就更清楚了。
她一聽到這個消息後,只說了一聲:
「這也奇了。」
只這一句,曹雪芹便以十分簡潔而又豐滿的筆墨,深托出薛寶釵的性格。
為什麼對於金釧兒的橫死,薛寶釵只感到「奇」,而不像襲人那樣地「不覺流下淚來」呢?這正是因為在薛寶釵和襲人之間存在著一條階級的界線。(或者說,那一條界線還沒有完全消失。)因此,如果我們簡單地把襲人和寶釵看成是「一樣地站在統治階級立場」,就會模糊了這條界線。而且,也忽略了曹雪芹刻畫人物的精細和深入膜里。
正是因為還有那一條界線,才使薛寶釵不像襲人那樣地和金釧兒痛癢相關。金釧兒的慘死,不僅沒有引起她一點感情上的悲痛,相反地,卻使她立即對另一個人產生感情上的關注,這就是和她有著密切的親戚關係、身為榮國府的女主人、金釧兒的直接主子——王夫人。
最初,薛寶釵也許還不清楚這條人命是王夫人一掌打出來的,但由於人命是出在王夫人的房裡,這使她敏感到和王夫人一定有些干係;而階級的本能,更使她覺得雖可不必為金釧兒的人命落淚,卻不可不為這條人命的主人擔心。因此,她一聞死訊之後,便立刻採取了這樣的行動——「忙向王夫人處來道安慰」。
這一切,在薛寶釵的心理反應上,只是一剎那間的過程。她當然不是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樣,先在心裡想好了,然後才那麼說、那麼做的。然而正是這樣,才更見深入地表現出這一人物的階級性。它是表現得那麼自然、不著痕跡、而又充滿她自己的個性特點。
再看,當薛寶釵來到王夫人的房裡,王夫人正在那裡「坐著垂淚」。薛寶釵一見這情景,便不聲不響地在一旁坐下,裝著甚麼事都不知道的樣子。王夫人終於問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薛寶釵還是裝著不知道的樣子,答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也把事情的真相隱瞞起來,謊騙她道:「原是前兒她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她下去。我只說氣她兩天,還叫她上來。誰知她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於是,薛寶釵便「笑」著說出這樣一番話來:
姨娘是慈善人,固然這麼想。據我看來,她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她下去住著,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腳掉下去的。她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
這一段話,真是說得既使王夫人寬慰,又替王夫人恢復了「慈善人」的面目。至於投井,那完全是金釧兒自己的「糊塗」。
在這裡,薛寶釵的階級立場表現得多麼清晰!然而又是多麼深地掩藏在她所慣有的那種孝敬長輩、體貼別人的「賢德」背後。
不僅如此,當王夫人還是表示「心裡不安」時,薛寶釵又說道:
姨娘也不必念念於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她幾兩銀子發送她,也就盡主僕的情了。
這一段話,聽去口氣是那樣溫婉,然而又是多麼森然!原來,在薛寶釵看來,一條丫頭的人命,不過是「幾兩銀子」就可以化解的事情而已。這和她的惡霸哥哥「打死人便如沒事人一般」、「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真不愧是一門而出了。
當然,薛寶釵和薛蟠又有所不同,她畢竟養在深閨,在她的身上還保留著許多少女的特點,而且她還受到頗多中國文化教養,因此她不像薛蟠那樣的惡俗,也不像鳳姐那樣的毒辣,而是在她的出身「皇商之家」的階級本質上,始終蒙蓋著一層「大家閨秀」的淑態懿容。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就是這樣深刻地寫出許多自然生動、個性鮮明而又無不帶著自己階級印記的人物形象。以上所談,不過是從極其豐富的描寫中略舉一例而已。
重要的問題是:對於這些人物形象,必須透過他們各自複雜多姿的表現,去作深入的階級分析。但是,如果僅憑一點粗淺的階級概念機械地套用一番,又會走向簡單化、庸俗化。譬如有人對《紅樓夢》中的趙姨娘也懷著同情,就是一個例子。
從表面看來,趙姨娘在榮國府中處於無權無勢、常常受到歧視和排擠的地位;但是,如果把她看成是「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人物」,這就背離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了。須知,人的階級性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可以互相轉化。在《紅樓夢》中,由於趙姨娘已經改變了原來的階級地位,成為一個「使三個丫頭」的貴族姨太太。隨著這一地位的改變,她的精神狀態也跟著起了變化。譬如那一次為了「茉莉粉」的事情,趙姨娘找到怡紅院裡來鬧事。襲人和芳官見她來了,都「忙起身讓坐」,從這裡也可略見趙姨娘的身份。再看趙姨娘將那一包茉莉粉摔到芳官臉上,手指著芳官罵的那一段話:
「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裡花了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是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裡,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裡有你小看他的?」
看看趙姨娘這樣的一副架勢和口吻,哪裡是什麼「半奴才」的身份?在芳官的面前,又哪裡顯得有一點「卑下」?她明明在那裡撐起主子的架子,用極下流的話來侮辱那個後來被逼得出家的芳官。事實是,在這個人物心中所盤算的,只是如何在貴族家庭里爭權奪利,如何用「魘魔法」把賈寶玉等害死,以遂其「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這一貪慾。所以,她和王夫人等人的矛盾,並不是主子與甚麼「半奴才」的矛盾,而是醜惡的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糾紛。
因此,我們說趙姨娘較襲人更是不值得我們同情的人物。不過,她們之間也有區別:一個是已經爬進統治階級內部當上了「姨太太」,一個是有希望當「姨太太」但還沒有正式實現;一個是已經「使三個丫頭」,一個還不免被人當丫頭來使。正是由於這樣,襲人的階級地位還沒有完全轉變過去。她和榮國府中的那些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人物,有聯繫又有區別。只是這種區別,並沒有使襲人成為一個受人同情的丫鬟;因為在她的身上,攀附統治階級的一面占了上風。但曹雪芹卻能把這一人物的複雜性以及某些尚未喪失的階級特徵,纖毫不失地鏤刻出來,這正顯示出曹雪芹在塑造人物這一工作上是多麼精工入微而又富有深度!
也許有人會問:生活在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裡的曹雪芹,他是不懂得階級分析的;為什麼也能把人物的階級性表現得如此深刻呢?
這主要是因為:作家對他所描寫的人和生活,有著深湛的觀察和透徹的了解,並把它如實地反映到作品裡。既然生活中的人是帶階級性的,那麼寫出了「真的人」(魯迅語)的《紅樓夢》,自然也就表現出人物的階級性了。
總之,是生活,這個文學藝術的源泉,灌溉了作家的藝術天才。
不過,生活雖然幫助了曹雪芹的寫作,但作家畢竟還不能從思想上用階級分析的社會科學原理武裝起來,又由於作家和自己的階級之間還存在著許多斬不斷的聯繫,所以他還不能完全理解所描寫的人物以及各種社會生活現象。因此,在《紅樓夢》中,曹雪芹一方面對封建階級作了深入的揭露,另一方面又對本階級的由繁華而走向沒落,流露著感傷的悲悼的情緒。對薛寶釵這類人物的賢」和「德」,也在一些地方懷著讚賞和同情。……
《紅樓夢》所以不能除去這些陰翳,這固然是曹雪芹所出身的沒落貴族階級帶來的局限,但同時也是歷史的局限。
一九六三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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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三閒集·文學的階級性》。
[2] 《高爾基論文選》,21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