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論稿 · 塑造正面人物

——《紅樓夢》散論之一 一部小說的成敗得失，最主要的關鍵，並不在於故事曲折、情節離奇，而是在於有沒有塑造出人物——富于思想社會意義的典型人物。 故事情節，當然也是重要的；但它應是有助於人物性格的刻畫，才顯得更有意義。如果片面追求故事情節的曲折離奇，甚至故造驚險的噱頭，雖然有時也不無引人之處；但這類作品往往只能迎合不太高的文學趣味，而且讀過一遍以後，人們就很少興致把它重新打開了。因為那些曲折離奇的故事，在讀第一遍時，也許還能使人感到驚奇，引起懸念，而產生「欲知後事如何」的興趣；可是在讀第二遍時，就如同聽人重複敘說一件陳舊的新聞，索然寡味得很了。 但是，如果在作品中寫出了活生生的、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那麼這些人物便會像和讀者相處過多年的朋友似的，對於他們的言談舉止、心理性格都一一瞭然在目。即使這部作品已經讀過很久，許多細節已較模糊，但那些人物仍然留在讀者的心中；只需稍一回憶，頓覺神採風貌如在眼前。如果再打開這部作品，那些人物更會像故人重逢似的，不僅不會使人感到生厭，而且還常常帶來一種新鮮感和一些從前沒有發現的意義。 《紅樓夢》所以經得住反覆細讀，主要原因之一，就在這裡。 善於塑造人物，而且成群地塑造出來，這是曹雪芹橫絕一世的天才。出現在他筆下的人物形象，不僅性格鮮明、生氣淋漓，而且常使我們感到那些人物好像在甚麼地方碰到過，從他們的某些性格特徵中常常顯示著深厚的內在含蘊。這一切，都說明《紅樓夢》的人物寫得很活，活到幾乎令人忘記那是一部虛構的小說，以致引起某些考證家苦心去調查事實、尋訪故址。 生活中真的、美的東西總是與假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而這又必須通過人才能體現出來。所以，在文學作品裡，人物常有正反之分。《紅樓夢》自然也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不僅反面人物寫得好，正面人物也寫得好。或者說，尤其好。 這一點，只需從這個事實就可得到證明：這部小說中許多最動人、最富詩意的章節，都是通過正面人物表現出來的。自然，作者通過賈赦、賈珍、賈璉、薛蟠、賈雨村以及其他許多反面人物的刻畫，曾經從各個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腐朽黑暗；但是，如果沒有林黛玉、晴雯、尤三姐、鴛鴦這一群正面人物的精工塑造，那麼這部小說在思想藝術上的魅力將要受到多大損失呢？ 即使像《儒林外史》那樣在思想藝術上很有成就的小說，也因為沒有寫出、或沒有寫好正面人物，不能不顯得缺少更大的藝術魅力。像嚴貢生、范進、牛浦郎這些諷刺形象，並非不是出自富有雕塑力的手，但是他們怎麼能像林黛玉、晴雯那樣富有藝術的打動力量呢？ 正面人物形象之所以較反面人物形象具有藝術魅力，乃是因為它是某一歷史時代生活中進步的、美好的事物的集中概括，它比反面人物富有審美的價值和教育的意義。因此，很多古典作家，常把塑造他們時代的正面人物形象放在創作中的首要位置，即使像果戈理這樣的以塑造反面人物而表現了卓越才能的大師，也曾經企圖在《死魂靈》第二部中創造出正面的人物形象。我國文學史上幾部深入人心的古典小說名著，如《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等等，也都是因為正面人物寫得好而打動了千萬讀者。其中有些英雄形象，直到今天還在人民群眾中起著積極的作用。 然而，正面人物的塑造，卻較之反面人物顯得困難，更需要創造的才能。這是因為：畫魔鬼究竟比畫美人要容易一些。偶有敗筆，仍不失其為魔鬼；但僅有一筆之差，常會使美人黯然失色，甚至面目全非。 不僅如此，塑造正面人物之所以比較困難，還因為它要求作家必須對正面人物的心理性格有深刻的理解和體驗；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作家的思想品格達到時代的先進水平才有可能。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看到許多作品，反面人物往往寫得生動一些，相形之下，正面人物卻常常顯得蒼白無力。毋怪岡察洛夫這樣說：「反面形象藝術家創造出來比較容易。果戈理本人也曾經在死魂靈》第二部中嘗試描寫正面的形象，遭到了失敗。其他的人更不必說了。」[1] 然而，曹雪芹出色地完成了這一藝術使命。他繼羅貫中、施耐庵之後，把塑造正面形象這一工作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 曹雪芹筆下的正面人物，特點是：自然逼真、平實近人，而且並不是那麼完美無缺得近乎神化。他們的一言一動，都沒有甚麼傳奇式的超人之處，好像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樣子，毫不加以誇飾地描摹下來的。實際上，這些正面人物都是經過作家藝術上的想像和概括而創造出來的。在他們的身上，既包含著作家「親睹親聞」的豐富經歷，同時又深寄著作家的理想。 是的，沒有理想的藝術，只能跟在生活後面爬行，它產生不出動人的魅力。但是，理想必須以生活為根據。畫師筆下的馬，其所以比牲口棚里的馬顯得美而有神，乃是因為它是根據生活中千萬匹馬的悉心觀察和臨摹，集中了馬的各種美，而後表現在畫幅上的結果。但是，無論怎樣理想化，馬的基本形態卻不能改變。理想是為了更高地反映生活，而不是離開生活。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不能為了理想而忘掉現實。 真正藝術上的理想化，必須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2]。 曹雪芹正是把「奇」和「真」、「理想」和「現實」結合在一起，而又毫無斧鑿之痕地塑造出許多極富生活實感的正面形象，使整個《紅樓夢》依然表現為強烈的現實主義特色。 自然，曹雪芹筆下的正面人物，都有它時代的、階級的局限；有些地方在今天看來也許已經顯得不是那麼「正面」了。但是，曹雪芹在塑造正面形象這一工作上所顯示出來的匠心和意義，卻仍然值得我們取法。 一九六三年春 * * * [1] 岡察洛夫：《遲做總比不做好》（《古典文藝理論譯叢》，1961年第一冊）。 [2] 見《文心雕龍·辨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