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論稿 · 論《紅樓夢》的愛情描寫

一 「大旨談情」 一切偉大的作品，總是時代的產物。 作品越是偉大，就越是富有時代的特色，越是敏銳而深刻地反映著時代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所以列寧說：「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偉大的藝術家，那末他就一定會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1] 不過，作品在反映它的時代時，由於種種原因，有的是比較直接的，有的是比較曲折的、深含的。 《紅樓夢》更多是接近於後一種情況。 在這部作品的一開始，曹雪芹曾一再聲稱，他這部書「毫不干涉時世」，「亦非傷時罵世之旨」，而是「大旨談情」。 《紅樓夢》確是著重地描寫了愛情。它以主人公賈寶玉的戀愛婚姻悲劇作為貫串全書的中心[2]，用細緻深微之筆，刻畫著他們的兒女真情」；並以此打動了無數的讀者。 然而，這部描寫了小兒女「痴情」的小說，竟是給人們帶來如此博大深沉的感受。被它所打動的讀者，不僅有容易激動的青年人，也有閱世漸深、已經上了年歲的讀者；而且似乎正是這部分讀者，對它的領會尤深，品味更長。 兩百年來的事實生動地告訴我們：中國社會各階層，從稍通文墨的家庭婦女到學富五車的名流學者，幾乎都成了《紅樓夢》的熱烈讀者，以至構成了一個廣大的讀者群。自然，在這些龐雜的讀者中，人們是各自按照自己的趣味、想法來閱讀這部小說的，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都被這部小說深深地吸引住了；特別是被書中的愛情悲劇吸引住了。即使是那些把這部小說目為「淫書」而必欲禁絕燒毀的封建道學先生，也說它「筆墨深微，初讀忽之，而多閱一回，便多一種情味」[3]。 當然，聲稱以「談情」為「大旨」的《紅樓夢》，並不僅僅是一部描寫愛情的作品，它的偉大價值也不僅僅是表現在這裡；但為什麼紅樓夢》中的愛情描寫是如此深印人心和富有影響呢？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數計的描寫愛情的作品中，又為什麼獨有《紅樓夢》顯得如此不同凡近而給人以深思的力量呢？ 這固然是因為，愛情描寫在這部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更主要的還是：《紅樓夢》的愛情描寫，寫出了非常豐富、非常深刻的內容——時代的、社會的內容。 二 把愛情問題和婦女問題聯繫到一起 《紅樓夢》愛情的時代社會內容，可以先從題材的意義上來看。 由於在封建時代，愛情問題並不僅僅是一個個人感情生活上的問題，而是一個長期存在、並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問題。因此《紅樓夢》的名曰「談情」，實際上不能不是談的社會問題，這就使作品首先從題材上取得了積極的意義。 不過，僅是這一點還不夠。因為題材雖然是一個作品不可不首先考慮的重要問題，但還不是決定一個作品成敗的關鍵。在封建時代里，就曾經出現過很多以愛情為題材的作品，可是它們並不一定都動人或具有很高的社會意義，而流入平庸卑俗之作更不少見。 因此，即使是一個富有社會意義的題材，也要看作家對它有多深的了解，特別是站在怎樣的思想高度上來處理它。曹雪芹正是在這方面，作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現。愛情這個題材在他的筆下所顯示的深度和廣度，不僅超過了中國文學史上所有寫到愛情的作家，即使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很少有幾個作家可以相比。 曹雪芹出色的地方，首先表現在：他不是把愛情問題當作一個孤立的生活現象來處理。 作家在開卷第一回除了聲明「大旨談情」以外，還表明另有一個創作動機：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此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 這段話看上去帶有一點舊時代小說家的調侃筆調，但頗為重要。它表明曹雪芹不僅旨在「談情」，還旨在「閨閣昭傳」。他不僅寫了幾個異樣女子」的「小才微善」，而且還寫了她們的「或情或痴」。這樣，作家就把愛情問題和婦女問題深有聯繫地寫到一起。 這樣地聯繫起來，並不是出於一種無意識的表現，而是發自作家的進步婦女觀，發自他對被壓迫、被卑視的婦女懷著深刻的同情和讚美。這種讚美竟是到了這樣的程度，即認為女子勝過男子，而把「男尊女卑」的封建傳統觀念完全倒置過來。這種把對女性的讚美建立在對男性的貶低上，在中國歷史上還是僅見的現象。恩格斯曾說：「最初的階級壓迫是跟男性對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因此，《紅樓夢》在這裡實際上是接觸到那一社會的本質問題。 正是因為這樣，曹雪芹在小說一開始，雖然一再聲明旨在「談情」，但當實際進入具體描寫時，並不急忙去展開愛情，而是先在書中第四回寫出了一個「薄命女」的形象——英蓮（即香菱）。對這個薄命女」，曹雪芹雖然用筆甚簡，但卻從她的童年寫到成年，而且還計劃一直寫到她的「芳魂返故鄉」。作家使這個「薄命女」成為全書第一個出現的婦女形象，這在創作上並不是沒有用意的。通過這個女子的悲慘遭遇，以及她方喜有人「定情於她」忽又遭到破壞，作家首先使讀者看到封建時代婦女的陰暗命運，並為全書啟開了時代的氣氛。同時，也為他的意義深長的「談情」先彈起一闋音調悲沉的前奏曲。 另外，這也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出現在《紅樓夢》中的婦女，特別是那些青年女子，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薄命」的。即以身為「貴妃」的元春來說吧，表面看來，她是何等尊榮！在那一次「歸省」中，曹雪芹大事經營地描寫了這一場「隆恩大典」，以及那種所謂「天上神仙府，人間妃子家」的富貴風流。可是，那一派香菸繚繞、鼓樂聲喧的繁華氣象，原是用被嚴禁在珠寶囚籠里的青春交換來的。因此它絲毫不能沖淡這個貴妃心裡的酸楚，只不過使她愈益感到待不多久又要回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而已。實在說來，這個女子正是因為取得了那一社會裡的特殊尊榮，反而帶來了更多的「薄命」。至於其他婦女，特別是那些「身為下賤」的丫鬟婢女，其「薄命」就更為悲慘了。她們或如金釧兒的投井而亡，或如鴛鴦的懸樑自盡，或如晴雯的抱屈慘死，或如尤三姐的血染利劍，或如司棋的撞壁喪生……還有像芳官、藕官、蕊官那樣地被逼得無路可走，只好「自願」把青春埋葬在冰冷的寺院裡；然而就是這樣的一條「生路」也是經過哀求才得來的，封建主子曾這樣對她們說：「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 曹雪芹又表現出：所有出現在《紅樓夢》中的「薄命」女子，幾乎沒有一個真正享受到愛情的幸福。如前面所提到的香菱，作家既在書中先寫了她的一段所謂「夢幻情緣」，後來又寫到她被輾轉販賣，在貪夫、悍婦的交相打罵下，挨受猶恐不及，自然更談不到甚麼愛情。至於元春也只不過是皇帝的一個玩物，一個戴著鳳冠霞帔的高等「姨娘」罷了，自然也無愛情可言。還有像史湘雲、迎春、探春以及其他許多青年女子，也無一不是「薄命司」里的人物，同時也無一不是沒有愛情的幸福。有的似乎連想都不敢想。至於那些有過愛情的女子，如林黛玉、尤三姐、司棋等等，她們的愛情，不僅沒有使她們得到幸福，相反地更給她們的「薄命」史上多添了如許的淚痕和血跡。 《紅樓夢》就是通過這許多「薄命」女子的描寫，一方面暴露了封建社會制度的黑暗，同時也從多方面去擴深了愛情描寫的內容。它生動地表現出：是薄命必蹇於情；因多情更薄於命。這樣，曹雪芹就把愛情問題和婦女問題富有深度地結合起來，並使《紅樓夢》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一部最懂得婦女的痛苦和希望的作品，同時也是一部最懂得在愛情問題上婦女比男子更受壓迫、更沒有自由的作品。 三 一個整體性的社會問題 《紅樓夢》注意到愛情問題和婦女問題的社會聯繫性，這已經高出同時代的同類作品多多；但是，《紅樓夢》的偉大價值還不僅止於此。 曹雪芹除了把「談情」和婦女問題結合起來以外，又對那一時代生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如家庭問題、奴婢問題、思想道德問題、科舉問題、政治法律問題以至典章制度、宗教風俗等等，都作了廣泛而深刻的接觸。筆鋒所至，幾乎牽涉到那一社會的整個結構。 旨在「談情」，為什麼又是如此牽涉廣闊呢？這是和作家對生活有透徹的了解分不開的。 原來，在封建時代，愛情問題並不僅僅和婦女問題有關，而且還和其他許多社會問題有著深長的聯繫。它最初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在歷史上提出，本是從原始公社解體以後，隨著私有制、階級壓迫、家庭形式、男權主義等一系列社會制度的建立而連帶地產生出來的。而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制度、特別是長期居於至高統治地位的封建倫理思想，使愛情問題更加趨於嚴重。它不僅剝奪了愛情合法存在的權利，而且視之如異端，防之如盜賊。為了禁絕愛情的發生，封建禮教曾經嚴格地規定了一套所謂「男女大防」，如果越出這道「大防」（特別是女子），那就是最沒廉恥的「私情苟合」。在那一時代的道德經典上曾這樣寫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4]。 於是，自由戀愛成為一種見不得人的醜事，這在當時竟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觀念，即使在人民中間也莫不受這種觀念的支配。正像《紅樓夢》中所描寫的：丫鬟司棋和情人在園中幽會，被鴛鴦闖見了，司棋便哭著哀求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吧！」而鴛鴦也嚇得「心內突突地亂跳」，認為這是一件「關係人命」的事。但是，真正見不得人的通姦行為，在那一社會裡卻又視為家常。對此，《紅樓夢》中也有描寫。那個「鬢髮如銀」、滿面「慈祥」的賈母，她對賈璉和鮑二家的通姦，不僅一笑置之，並且認為「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麼過的」。可是，這個封建家族的「老祖宗」，對於真正的愛情卻和聖經賢傳上的看法完全一樣，只不過在說法上有雅俗之分罷了。她認為：如果一個小姐「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她的終身大事來」，便是「鬼不成鬼，賊不成賊」。 在封建時代，為什麼容許通姦而嚴禁愛情呢？這是有它的社會原因的。因為通姦可以作為統治階級發泄淫慾的一種補充，它本是一種「不可救藥的社會現象」[5]；而愛情則常常牽涉到婚姻問題、婦女人權問題、宗法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系列社會問題，這樣就不免要搗亂封建社會的一套倫常秩序和思想道德體系，歸根到底也就是要損害封建統治集團的階級利益。正像恩格斯所說，在封建時代「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6]。 封建社會所以禁絕愛情，還因為這個社會是一個高度專制的社會。專制者不僅統治著人們的思想，也統治著人們的感情；它敵視任何民主，即使是好像與政治無關的愛情也不例外。因為如果容許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則往往導致爭取最起碼的人權，勢必搗亂封建秩序。 由此可見，封建社會所以對愛情防範極嚴，並且從理論上把它提到道德的高度，正因為它是一個與封建社會制度相聯繫著的帶有一定政治意義的問題。 由於曹雪芹是一個由雕欄玉砌到瓦灶繩床「翻了筋斗過來的人」，他對生活有大閱歷、大感慨；豐富的人生經驗，深刻的思想修養，使作家對整個封建社會具有甚深的觀察和認識，並從而體驗到那一時代愛情問題所包含的深廣社會內容。他感到不可將目光僅僅局限於紅粉朱樓，而是必須向浩茫的廣宇作凝然的探視。只有這樣，才能對封建社會作出全面的反映，自然也包括愛情問題的反映。 因此，作家在書中一開始，不但寫了香菱這個「薄命女」，而且更把筆觸向四周伸開，寫到那個號稱「金陵一霸」的薛家公子，為了爭奪這個「薄命女」，「打死人便如沒事人一般」，「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由此，作家又寫到封建官衙的循情枉法，寫到豪門貴族（賈、史、王、薛）在社會上的橫行霸道；他們互相扶持掩護即所謂「一損皆損，一榮皆榮」）而在社會上形成一股龐大的勢力，「誰要是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性命也難保」。因此，當時的地方官奉之為「護官符」。……這一切，雖然著墨無多，但曹雪芹卻深刻地表現出：在那一社會裡，法律只不過是金錢的奴隸；而封建官僚機構，乃是貴族豪門恣意行兇的工具。這樣，《紅樓夢》一開始又使讀者看到一幅封建黑暗政治的縮影，並由此更為廣闊地展示了封建社會裡的其他各種黑暗腐朽現象。舉凡封建社會所造成的罪惡，無論是地租榨取、高利盤剝、包攬訟詞、強取豪奪、蹂躪婦女、貪污行賄，還有統治階級的窮奢極侈等等，無不在書中作了真實的描寫。曹雪芹非常藝術地指出：在那一社會裡，裝璜修飾得最富麗堂皇的地方，原來是最骯髒、最見不得人的所在。封建社會的道德文明，只不過給許多犯罪行為，披上一件漂亮外衣；而豐盛的物質財富——這一為勞動人民所創造出來的成果，卻被統治階級奪取過來，變成培養貪慾與獸性的溫床。通過這一切描寫，《紅樓夢》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部把封建社會、特別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腐朽暴露得最深刻、最全面的作品。 一再聲言「毫不干涉時世」，卻又如此寫盡了當時社會的黑暗，這看起來似乎有些矛盾，其實並不牴牾，正如「甲戌本凡例」中所說：「雖一時有涉於世態，然亦不得不敘者。」所以「不得不敘」，這裡面是用心頗深的，正說明《紅樓夢》的「大旨談情」，實際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地去大談時代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毋怪這部「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情的書」，非但毫無狹窄短淺之病，竟是一部對封建社會裡的世態人情極為洞明練達之作。 正是在如上所說的對愛情問題和其他各種社會問題的深刻感受上，曹雪芹產生了《紅樓夢》的布局和構思，並為全書樹起了骨架。 讓我們注意一下這部小說的藝術結構，並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 這部長達百萬言的巨著，雖然人物寫了四百多個，生活事件千頭萬緒、此起彼伏，但它基本上是由兩大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描寫了以賈府為主以及與之榮枯相連的薛、史、王這四大封建家族由繁華而衰落的過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統治階級及其所寄生的封建社會「無可奈何」地走向破敗的「末世」命運；另一部分則是「談情」，即以寶、黛、釵為主的愛情描寫及其走向悲劇的過程。而這一部分又是貫串在封建家族衰亡史中的一條自成首尾的骨幹線索。書中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不是和這一部分有聯繫，就是和那一部分有聯繫，或兩者都有聯繫。 有的同志認為，《紅樓夢》的主題只能有一個，即主人公的戀愛婚姻悲劇。而以家庭為主的社會描寫，不能成為愛情之外的又一個主題。又有的同志所持的看法，恰恰和這相反。其實，一部廣闊地反映了現實的文學巨著，它所涉及的生活面和思想內容原是非常豐富的，因而主題也就常常不是那麼單純、那麼貧乏[7]。就《紅樓夢》來說，愛情、婚姻、家庭、社會以至婦女問題都是它所著重描寫的主要部分，不能把家庭社會描寫僅僅看成是為了愛情描寫而設。因為《紅樓夢》中有很多關於家庭、社會的描寫，如元春歸省、寧國府治喪、劉姥姥進榮國府，等等，雖然不能說和愛情描寫毫無聯繫（特別是從展示愛情的社會環境這一點上來說），然而它們並不是處於從屬的地位，而是具有獨立的意義；有時甚至顯得比愛情描寫具有更高的意義。同樣的，從另一方面來看，《紅樓夢》中所展開的富有社會意義的思想衝突，那些常被研究者所稱道的民主主義思想以及對封建主義精神道德和生活道路（即所謂「仕途經濟」等等）的深惡痛絕，如果不是通過主人公在愛情上的抉擇和對封建婚姻的反抗，又怎能在尖銳的鬥爭中得到如此強烈、集中而又動人的表現？所以，這一部分描寫，也自有其他描寫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和意義。 這樣說來，是不是會把《紅樓夢》的內容割裂開來呢？或者會「削弱了《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呢？這不僅不是削弱，而且還是豐富。因為無論是愛情描寫或家庭社會描寫，都從不同的方面歸向一個總的創作意旨，這就是揭露、批判封建社會制度的腐朽和黑暗；這就是控訴封建勢力對生活中美好的新生的事物的迫害和摧殘。一句話：反封建主義！ 因此，《紅樓夢》中的兩大部分描寫，並不是處於彼此分離、自成局面的狀態，而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 它們不僅在思想的、社會的意義上有著內在的聯繫，而且還在藝術表現上有著重要的作用。正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8]因此，當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愈是深刻地寫出那些驕奢淫逸、黑暗醜惡的社會現象，同時也就愈是相對地襯托出寶、黛愛情的真摯、潔白和美麗[9]，並從而更加顯示出愛情的反封建意義。 總之，一枝筆在曹雪芹的手裡，既寫盡兒女「痴情」，又寫盡封建世態。作家時而把讀者帶入具有反封建意義的愛情描寫里，在那裡可以看到黑暗王國里的一線光明；又時而把讀者帶到貴族豪門的深院內幃以及其他各種生活角落，在那裡正堆積著封建社會的各種污垢和腐朽。這樣地明暗疊交，正反相映，不禁構成了一部色調豐富、風光無盡的《紅樓夢》。 是的，曹雪芹並不是一個只見黑暗不見光明的作家；《紅樓夢》也不是一部只讓讀者看到污濁腐朽而不給人以正面理想光輝的作品。在這部作品裡，作家一面通過愛情控訴了封建社會，一面又通過對封建社會的揭露歌頌了這一愛情。 所以，《紅樓夢》中的兩大部分描寫，它們是相反相成的，是統一於一個總的創作思想的，正像處在同一光源下而分出陰陽兩面的整體。如果截去任何一部分，《紅樓夢》就要大大減色，甚至不復為《紅樓夢》。 試想，如果沒有愛情這一部分描寫，《紅樓夢》怎能具有它那絢燦明麗和不知曾經打動過多少人的悲劇力量？但是，如果沒有封建家族以及由此鋪開去的各種社會生活現象的描寫，《紅樓夢》又怎能顯得如此的博大深沉和富有全面批判封建社會的力量？同時，又怎能如此深刻地顯示出愛情悲劇的社會根源？ 有些根據《紅樓夢》改編成別種體裁的作品，常常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即缺乏原著那種深厚的思想內容。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不止一個，但最主要的是因為：改編者往往僅是摘取了或過於孤立地突出了書中的愛情描寫，而沒有像原著那樣地把愛情描寫展現在廣闊的社會描寫上。這樣就不免把《紅樓夢》縮小為一部僅僅是反抗封建包辦婚姻的作品了，而不是像原著那樣地對封建社會具有多面的批判意義。 總之，從《紅樓夢》里可以看到一個重要事實：任何時候都不可為愛情而描寫愛情。真正偉大的作品，從來不把愛情描寫當作創作的最終目的，總是通過愛情描寫去反映出時代社會中的重大問題。而《紅樓夢》顯得傑出的是：它不僅把社會描寫和愛情描寫始終深刻地結合在一起，而且把社會描寫作為「大旨談情」的典型環境，使之與愛情在全書構成線與面的辯證關係。 四 帶有新的色彩的愛情 《紅樓夢》愛情描寫的時代社會意義，除了以上所談到的以外，還表現在一個重要方面；這就是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是一種帶有新的色彩和具有廣闊反封建思想的愛情。 這一愛情，一方面繼承了前代的反封建傳統，和前代作家所表現的愛情有著相通或相似之處；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它又突破了前代作家所表現的愛情而前進了一步——很大的一步。它在某些地方否定了前代作家所表現的愛情，提出了自己的東西。 這主要表現在：書中通過賈寶玉，對「德、言、工、容」俱全的薛寶釵和「從不勸他去立身揚名」的林黛玉這兩個愛情對象的選擇，展開了兩種思想、兩種生活道路的衝突，並從而提出了一個新的戀愛觀；即愛情必須建立在以反封建主義為內容的性格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礎上。這樣，《紅樓夢》便一反只要是「郎才女貌」便可「談情」的傳統陳套，而且否定了許多古典作品（包括《西廂記》、《牡丹亭》這樣優秀的作品在內）把「金殿對策」、「五花誥封」作為愛情美滿的最高理想和追求。 《紅樓夢》著重地表現出：兩個愛情的主角——賈寶玉和林黛玉，都不是以前戲曲小說中所常寫的「金榜題名」式的才子和「溫婉賢淑」式的佳人；而是兩個性情「乖僻」、被人笑為「痴病」的封建主義的叛逆者。正是因為這個叛逆，才把他們更深地引向愛情；而愛情又更深地使他們走向叛逆。 他們不單單在戀愛這一點上與那一社會相逆，而是在很多思想問題上、生活問題上與那一社會相逆。他們一個按捺不住地對舉世沉迷的科舉制度，提出劇烈的反對；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進」底下的人，痛罵為「國賊」、「祿蠹」；並對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加以劇烈的憎恨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傳封建正統教義的書籍都焚了。此外還徹底打破了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傳統觀點，認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子」，男人不過是一些「濁沫渣滓」。……再看另一個，在口頭上雖說得不多，但卻在許多實際行動上背離了那一社會的「婦道」；她把全部心思都用於「非女兒本分」的讀書寫詩，又把當時視為邪書的《西廂記》，在心裡記得爛熟。更重要的是，她對那個封建家庭里的「孽根禍胎」採取了支持的態度，不僅對他從不說那些「仕途經濟」的「混帳話」，而且視為一個少女的終身寄託。 通過賈寶玉和林黛玉這兩個男女主人公的塑造，曹雪芹動人地提出：只有建立在反封建主義思想基礎上的愛情，才是美的愛情。 作家更從多方面發揮了這一愛情思想。他在《紅樓夢》中，除描寫了以寶、黛為主體的愛情之外，同時還交織著其他許多愛情描寫。如智能與秦鐘的愛情、齡官與賈薔的愛情、彩雲與賈環的愛情、小紅與賈芸的愛情，更有尤三姐與柳湘蓮、司棋與潘又安等等的愛情，真如作者所說：「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為什麼《紅樓夢》寫了那麼多的愛情？這一方面固然是生活本身的真實反映，同時作家也是寄予了深意的。 正是通過這許多愛情描寫，《紅樓夢》互相襯托地表現出：並不是所有的愛情都美，只有體現了那一時代反封建主義鬥爭的愛情，才是美的愛情，值得歌頌的愛情。所謂「美」，在曹雪芹看來，就是向封建主義的精神道德叛逆。凡是不合乎這個標準的愛情，那麼就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樣，在《紅樓夢》中也沒有什麼光彩。這就是為什麼曹雪芹寫了那麼多的愛情，但真正把讀者帶入思想的、詩意的境界的還是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而晴雯最後為了「不枉擔虛名」對賈寶玉所表現的愛情，又以它的清白如水、熱騰似火、特別是富有強烈控訴封建社會的力量而尤其顯得感人。其他像尤三姐與柳湘蓮、司棋與潘又安等人的愛情，也以它的義烈、純樸和控訴了封建社會而閃動著光彩。 至於彩雲與賈環、智能與秦鍾等等，他們的愛情或因所愛的人不美、或因缺少精神內容和帶有市俗的氣味，於是也就顯得暗淡無光了。 前面已經談到，幾乎在《紅樓夢》一開始（即書中第四回），作家就首先使讀者看到一個「薄命女」的形象，從而為他的富有社會意義的「談情」鳴起序曲；此外，作家還在書中開始不久，即在紅樓夢》的主要愛情故事展開以前，又先描寫了一段愛情，這就是那個封建官僚賈雨村的愛情。那是在他窮愁潦倒的時候，有一次在小康地主甄士隱的家中，看到窗外有一個「卻也有動人之處」的丫鬟。這個丫鬟回頭向他看了幾看，於是這個未來的貪官污吏，便「狂喜不禁」起來，並且口中吟道：「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 這真是一個落拓書生的風塵艷遇，本是才子佳人「奇緣」式愛情的絕好題材。像這樣一類的愛情故事，在宋元以來的戲曲小說中不是已經渲染過很多嗎？然而，在曹雪芹的筆下寫來，這個賈雨村雖然也是生得「面闊口方、劍眉星眼」，而且還寫得一手頗見功力的五律，似乎才情也不弱；但作家並沒有把這一人物加以庸俗的美化，而是真實地寫出了那是一個戚戚於貧賤的「才子」，一個為賈寶玉所不齒的「祿蠹」。當他後來穿著「烏帽猩袍」得志而回，並送來兩封銀子，四匹錦緞」與那個丫鬟償了夙願時，看來這本是一段風流佳話」，然而卻顯得那樣的俗氣和勢利！ 曹雪芹所以首先讓讀者看到這一段「奇緣」，其用心也是很深的。這不但一反庸俗的陳套，而且先從反面為他所欲著重描寫的愛情暗施襯筆。 曹雪芹就是這樣的在《紅樓夢》中寫了許多愛情，並且分出它們各自不同的色調，從而多方面地發揮了他的愛情理想。這是很可貴的，曹雪芹雖然是一個描寫愛情的聖手，但絕不是愛情的毫無原則的歌頌者。 他把愛情這個題材的意義，在中國文學史上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他所提出的一些愛情原則，有了更多的民主思想內容，以至和近代的戀愛觀比較接近起來。 五 反射著時代的投影 由於曹雪芹是在對封建社會作了深刻觀察的基礎上來處理愛情題材的，所以在這部作品裡，即使寫到青年男女——特別是像賈寶玉、林黛玉那樣的青年男女在戀愛過程中的曲折纏綿的心理狀態時，也依然反射著一層時代的投影。 本來，時代的許多重要特徵，常常是通過人們的心理狀態反映出來的。它有時比那些直接帶著歷史標記的事物如衣冠文物等等，更能把時代的特徵表現得富有內在的深度。因此，以創造人物形象為其主要工作的作家，必須通過時代的、階級的聯繫，深刻地寫出人物的心理性格；寫出這種心理性格在各種行動上的複雜表現，其中當然也包括在愛情上的表現。 曹雪芹正是深深地掌握住這一點。他不僅表現出作為寶、黛愛情基礎的反封建主義的心理性格，從而體現了那一時代的呼聲；而且還表現出這一愛情那種欲掩還露、忽喜忽怒的心理狀態，也和時代有著曲折的聯繫。 由於寶、黛的愛情從發生的第一天起，就和封建社會發生了牴觸，因此這一愛情在發展的過程中，始終是處在時代的壓力底下。只是這種壓力，在最初的時候，並不是來自賈母、王夫人，也不是來自賈政這些封建家長，而是來自一種巨大的隱蔽勢力，這就是那一時代像空氣一般包圍在每一個人的周圍、並且一直滲透到他們心裡的傳統觀念。正像恩格斯所說：「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礙，是歷史上的惰力」。因此，當他們的愛情向外傾瀉時，首先不能不在自己的身上碰到這一重內在的障礙。這在林黛玉的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她是那樣熱切地盼望賈寶玉傾吐真情，可是當賈寶玉向她說出那一段「不好說出來」的「心事」時，她又忽然惱了，不是「氣得說不出話來」，就是認為那是「胡說」、「欺負」等等。有一次，她聽了賈寶玉的真情吐訴之後，「細細想之，竟比自己腑肺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誰知她「怔了半天」之後，又是「兩眼不覺流下淚來」…… 這種愛情心理，真是曲折纏綿得很！其實，這並不完全是由林黛玉的「乖僻」或「小性兒」造成的。原來那一時代普遍存在、而在金閨小姐林黛玉的心中更是難以避免的封建傳統觀念，首先從內部壓迫著她的愛情。所以，當賈寶玉在她的面前剖心銘誓時，她總是覺得「竟不避嫌疑」；或是在心裡這樣想：「寶玉雖素昔與我和睦，終有嫌疑。」而當她突破「嫌疑」和賈寶玉的愛情發展得愈益堅定、愈益深化時，她又想起「可恨父母雙亡，無人為我主張」，於是又為她那像落花一般隨風飄零的命運，不知流下多少眼淚。 由於在林黛玉的心裡交織著這許多矛盾和苦惱，所以她在愛情的表現上，也常常呈現為一種扭曲的形式，以至好像無緣無故地生出許多氣、惱、哭以及其他各種「喜怒無常」的心理表現。然而在這種忽嗔忽喜、曲折纏綿的愛情心理的深處，正隱伏著時代的因素，所以曹雪芹即使在刻畫兒女情態時也具有深度。 當然，賈寶玉、林黛玉那種曲折纏綿的愛情心理，又是和他們所屬的貴族階級有著聯繫的，是帶有消極的成分的，後面還要著重談到這個問題。在這裡，我們所以要談到這一愛情那種曲折纏綿的時代因素，主要是因為：很多模仿《紅樓夢》或專門在戀愛上去製造誤會、拌嘴和波折的小說，其所以常常顯得風格不高，讀起來感到發膩，正是因為那些作品只是徒襲其貌，往往離開了時代、離開了人物所處的特殊環境，而單純去追求愛情的曲折纏綿，於是不能不陷入為愛情而描寫愛情的困境，結果非唯使作品失去社會意義，也寫不好愛情。 正是因為《紅樓夢》的「談情」，雖在曲折纏綿之中也不失時代社會的內容，所以還在舊時代里，就已經有人朦朧地意識到這不是一本徒以兒女情態來取悅讀者的小說了。他們曾這樣說：「《紅樓夢》一書，說者極多，要無能窺其宏旨者。吾疑此書所隱必系國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記載私家故實」[10]；又有人說：「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誣衊我滿人，可恥可恨」[11]。更有人直接稱它為「政治小說」[12]，並與當時的民族矛盾聯繫起來。這些說法，雖然都是牽強附會，已經漸開考證、索隱之風，自是不足深論；但可以看出：《紅樓夢》所具有的概括深廣的藝術力量，已經早就把人們的視線從愛情、家庭這個狹小的範圍內，引向廣闊的社會了。 六 愛情悲劇的必然性 由於《紅樓夢》所表現的愛情，是一種帶有新的光彩和具有廣闊反封建意義的愛情，因此它特別富於叛逆性，但也特別富於悲劇性。 而曹雪芹也正是通過這種悲劇性，又一次深刻地反映了時代。 很明顯地可以看到，直接造成這一愛情悲劇的時代原因，是封建社會的包辦婚姻制度。然而，《紅樓夢》愛情在悲劇性上所顯示的時代深度，並不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上。否則，《紅樓夢》也許就不能顯得如此傑出和光彩獨具了。因為由封建包辦婚姻制度所造成的愛情悲劇，這在《紅樓夢》以前，早已被很多作家描寫過，而且不乏精彩之作。 曹雪芹在處理愛情悲劇時，出色的地方是在於：他不僅表現出這一愛情和封建包辦婚姻制度有著衝突，而且還有比這更為深刻的衝突。這一愛情即使逃過包辦婚姻制度，也仍然還是一個悲劇。 這本是不難理解的：既然這一愛情和封建社會存在著多方面的矛盾，自然足以使它走向悲劇的時代壓力也就更多、更難避免。它不是在這裡就要在那裡，不是在此時就要在彼時和封建勢力展開衝突。所以，即使賈寶玉和林黛玉能夠取得封建家長的俯允而如願地結成婚姻（這並非絕對不可能，後面還要談到），也不能因此改變悲劇的結局。 原來，他們和封建社會的矛盾既存在於結婚之前，也存在於結婚之後。而且某些矛盾，在結婚之後也許會更為加強。 譬如，幾乎一提到就要使賈寶玉跳起來的科舉考試和「仕途經濟」，在他結婚之後就要不容轉身地向他逼來，因為他已經是一個成家立業」的人了，豈可再像以前那樣地「不通庶務」？在其他方面，封建家庭對他的管束亦將更多更嚴，這也是不難想像到的。至於林黛玉，當了媳婦以後，身上所承擔的封建壓力也只會加多，不會減少。首先，她就必須要去掉那種不合時宜的「孤標傲世」的格調，而去躬行那一社會對於一個出嫁後的婦女所要求的一套「婦順」之禮和「中饋」之責。而如何去到公婆的面前獻殷勤、討歡心以及應付大家庭內那種繁雜的人事關係，這也將成為她婚後的日常生活課題。這就使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地坐在瀟湘館的滿架圖書旁邊，把全部智慧都用於讀書寫詩了。…… 很顯然，這一切都會使他們和封建勢力之間仍然要發生衝突，而最後也仍然要走向悲劇的結局，只不過是另一種表現形式而已。 這就是《紅樓夢》愛情悲劇所顯示的深刻性。其所以深刻，因為它充分地表現出這一悲劇發展的必然性。 要改變這一悲劇，就必須在那一時代里，找到一塊不僅能夠容納自由戀愛、婚姻自主，而且還要能夠容納賈寶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國土。可是，在當時的中國封建社會裡還沒有出現這樣的國土。所以，這一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在它的內里，存在著「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衝突」[13]。 曹雪芹在表現這一愛情的悲劇性時，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即作家沒有把悲劇衝突放在膚淺的、表面的尖銳狀態中。 當林黛玉初到榮國府時，封建家長竟是不加「大防」地把她和賈寶玉安排在一個住處。這似乎連林黛玉都有點意外，她曾這樣想：「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們同一處，兄弟們是另院別室」。封建家長為什麼這樣把他們放在一起，沒有防到他們，「耳鬢廝磨」、「早存一段心事」呢？且不去追究。但可以相信：在最初的時候，如果把林黛玉說給賈家做媳婦，以賈母為首的封建家長未必不同意。毋怪，最善於看上頭風色的鳳姐，很早就用「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這樣的話來和林黛玉開過玩笑；連賈府的僕人興兒也認為賈寶玉將來的婚姻對象「準是林姑娘定了」。 看來，這一愛情與封建勢力之間好像並不是那麼牴觸，也並不一定非要走向悲劇的結局。然而，正是從這種似乎並非悲劇、但終於還是悲劇的發展過程中，《紅樓夢》更見深刻地表現出悲劇衝突的不可避免和難以調和；同時把悲劇衝突注入了更多的思想內容。 以賈母為首的封建家長，開始對林黛玉本是「萬般憐愛」，甚至愛得連自己的嫡親孫女兒「倒且靠後」了；後來由於在長期的日常接觸中，對林黛玉「脾性兒」上的許多「怪僻」（賈母語）愈來愈看得清楚了，才漸漸產生反感。而「脾性兒」恰恰是封建家長決定婚姻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這在書中曾有描寫。例如，那一次往清虛觀打醮，張道士想為賈寶玉說親，因對賈母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樣，小道也不敢造次。」賈母說：「……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得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賈母的這一番話往往為粗心的讀者所忽略，其實很重要。它透露了兩點：一是封建家長的擇婚標準，「性格兒」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二是封建家長對曾經「萬般憐愛」過的林黛玉已經不是很滿意的了，否則不會另外考慮。再從封建家長愈來愈喜歡薛寶釵，曾多次贊她「老實」、「穩重和平」等等，更可看出「性格兒」這一點具有決定的意義。因此，《紅樓夢》愛情的悲劇衝突，就不是像《孔雀東南飛》中那種意義較小的惡婆欺媳，硬將夫妻拆散；而是思想性格的衝突，是「孤標傲世」的叛逆性格與封建主義世俗觀念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是以一種表面平靜而內在深刻的形式進行的，是真正尖銳的。因此，即使碰到像賈母那樣滿面「慈祥」、溺愛孫子的老祖母也無法調和。 由於《紅樓夢》愛情和時代發生了如此多面的悲劇衝突，所以當它還沒有受到封建家長的干涉和破壞以前，當它還處在那種「情重愈斟情」的狀態中時，就已經籠罩著一層幽暗的、悲愁的時代色彩了。愛情發展得愈深，所承擔的時代壓力愈重，這一層悲愁的時代色彩也就愈濃。 這種情形，也是在林黛玉的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是的，作為一個處於封建時代而又無家可歸的少女，她對時代的壓力尤其敏感。因此，當她和賈寶玉的愛情，儘管已經解除了那些誤會而進入兩心默契、益趨堅定的階段，可是這非但不能使她得到任何的欣慰，相反地，她的「多愁多病」卻隨著愛情的加深而一同加深了。正像書中所描寫的，賈寶玉看她「比往年越發瘦了」，她自己也覺得「心裡只管酸痛，眼淚卻不多」。 「眼淚卻不多」，熟悉《紅樓夢》的讀者都知道這是一個凶兆[14]！ 是的，即使封建家長不是像後四十回中那樣地為賈寶玉強行娶來薛寶釵，林黛玉距離淚盡命終之日也不遠了。那龐大的、然而又是看不見的時代陰暗勢力，也會把這個仿佛是天生多愁的少女慢慢地折磨至死。根據「脂批」所提供的線索，曹雪芹似把林黛玉的死亡，寫成是由於「淚盡」、「淚枯」；並且安排在賈寶玉和薛寶釵成婚之前。這樣的情節構思也是深刻的。因為它表現出這一愛情即使不碰到第三者的干擾也會走向悲劇的結局，從而也就又一次顯示出悲劇發展的必然性。——不過，補書把林黛玉的死亡安排在劇烈的婚姻衝突中，也有它強烈的藝術效果，這已經在兩百多年千千萬萬的讀者中得到有力的證明。有些考證家，企圖抹煞後四十回的成就以顯眼界之「高」，其實這不過是用考據學的目光來評價文學作品，就像用植物學來鑑賞畫竹一樣，只能是離開藝術愈來愈遠。 總之，《紅樓夢》從多方面展示出愛情悲劇發展的必然性，從而也深刻地寫出了時代。 本來，曹雪芹所處的時代，也正是一個只能產生悲劇的時代。它一方面正當中國封建社會行將走向崩潰的末期，另一方面又是清代封建王朝用恩威並施的統治手段造成一些繁榮景象的所謂康乾盛世」。這種又是「末期」又是「盛世」的情況，決定著那一歷史過程的許多特徵。 由於是「末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顯得過分的蒼老，舊的事物正在走向沒落，已經掩飾不住它那衰亡的跡象；而反封建的要求，也隨著歷史的繼承和生活的發展而愈來愈強烈、愈廣泛，並積極為自己開闢道路。但是，由於這一時期畢竟又是所謂「盛世」，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忽又殘燈復明，它的歷史潛力還沒有發揮殆盡，正施展著最後的、同時也是最暴虐的專制餘威。因此，一切與封建主義相悖逆的事物，由於還得不到足夠的新的社會物質力量的支持，只能被壓抑在老大沉重的封建軀殼底下，呻吟著、掙扎著，可是找不到解放的道路。 於是，鬱悶、不滿還有那憂傷的悲劇情調，便成為這個時代的重要精神特徵。曹雪芹正是感染著這樣的時代氣息，把他的滿腔憤懣和「一把辛酸」都傾瀉在《紅樓夢》里。 他以真實的形象，生動地表現出：在那一時代的生活中，到處都充滿了不幸和悲傷。籠罩於整個大地的，是那無往而不遇的悲劇色調，即使是那些「花柳繁華」的熱鬧景象，也莫不從它的深處透出一層行將走向沒落的悲哀。 是的，曹雪芹在《紅樓夢》里，似乎是特別寫了許多富貴繁華和「痴男怨女」；然而，以「盛世」之象而傳「末世」之音，揮「談情」之筆而譜時代之聲；這正是曹雪芹的一個天才特色，那一時代給他所規定的特色。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紅樓夢》的愛情描寫，無論是從它的題材本身、表現形式到實際內容以及愛情的悲劇性等等，都無不深刻地反映著廣闊的時代社會內容。 沒有一個中國古代作家，曾經像曹雪芹這樣深刻地表現出：在封建時代，愛情並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問題。 《紅樓夢》所以偉大，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在於它把愛情這個題材，在中國文學史上空前地用社會性的、政治性的內容充實起來和提高起來。 七 不能超出時代所劃出的界限 《紅樓夢》的愛情描寫，雖然應當從歷史的和文學發展的角度去對它的價值作出充分的估計，但僅是這樣又不夠；還必須看到問題的另一個方面，也是重要的方面。 正像恩格斯所說，各個世紀的思想家都「不能超出他們的時代給他們劃出的界限」[15]。作為藝術家的曹雪芹，同樣也不例外。 雖然，曹雪芹曾通過「談情」以及其他許多描寫對封建社會作了深刻的藝術批判；但是，他對自己筆下所生動地展開的各種社會現象，還不能加以完全的、充分的理解。 是的，在這個出身沒落貴族階級的作家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許多時代的、階級的局限。這種局限，當作家對他所描繪的生活試圖作抽象的解釋時，就特別明顯地暴露出來。他對愛情悲劇以及與此相聯的種種處於沒落狀態的生活現象，曾經作出這樣的哲學概括：「色、空、夢、幻」。書中第一回有云：「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這樣地「提醒」，在書中曾不斷出現；所謂「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所謂「春恨秋愁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這些詠嘆，無非是為「色、空、夢、幻」思想作進一步的詮釋。 文學史曾多次告訴我們：作家世界觀上的缺陷會直接地或曲折地反映到作品中來。它不僅表現在抽象的議論上，也會滲進具體的描寫里。固然，在文學史上也不乏這樣的例子，作家的抽象議論，有時會和他所創造的生動形象表現為不同的意義；然而如果對他們的作品作深入的觀察，仍然可以發現有和作家的議論相一致的地方。《紅樓夢》正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看到在這部作品中，體現著作家那些消極思想而出現的形象，就有青埂石、太虛幻境、空空道人、癩頭和尚乃至神鬼顯靈、陰魂託夢等一類的描寫。這些描寫，自然都是虛假的，連作者自己也曾在書中作過這樣的暗示。 然而，這裡就有一個問題：既然曹雪芹在書中鄭重聲稱他這部小說「俱是按跡追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那麼他又為什麼把這些不真實的描寫、特別是那帶有神仙色彩的一僧一道，屢屢帶到這部自覺地採取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作品中來呢？ 有的論者認為：那一僧一道的出現，是「為了某些情節的發展和結束的方便」；又認為「這或許不過是小說家言。正如諺語所說的，『演戲無法，出個菩薩』。」這樣的解釋並不確切，因為持此論者也認為「這一對神秘的僧道在書中是多次出現的」，這豈不等於說曹雪芹在藝術上曾「多次」感到「無法」，以致不得不一再請菩薩來解救了！果然如此，曹雪芹作為一個偉大藝術家的才能豈不令人懷疑嗎？其實，如果把那些描寫刪去，並不影響「情節的發展和結束」；而且對曹雪芹來說，把四百多個人物和千頭萬緒的生活事件一齊寫到作品裡，尚且顯得那樣的從容自如、絲絲入扣，又怎麼會在一些情節上感到「演戲無法」呢？ 看來，那一對神秘的僧道，其所以被作家屢屢帶到作品中來，主要還是為了表達一種思想意識。它本身雖不真實，但卻真實地反映了作家頭腦中的某些虛無空幻的人生哲學，而作家是有意識地要宣傳這種人生哲學的。因此，他就不惜、同時也不得不違反生活的真實了。 當然，這些描寫在全書中並不占很重的分量，但曹雪芹世界觀上的消極思想，並不僅僅是通過和尚道人來現身說法；他還頗有手法地把這些思想溶化到真實的生活形象中去，使之看去好像不露圭角，只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接受感染。《紅樓夢》的消極面，正是在這種地方表現得最為深透，同時也最有影響。 譬如當林黛玉第一次看見賈寶玉時，作家曾這樣描寫： 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何等眼熟！」 而賈寶玉一見林黛玉，也是「心裡倒像是舊相識，恍若遠別重逢一般」。這樣的描寫，稱得上筆下有神。它生動地表現出這兩個青年男女從形態上、格調上所產生的一種心理感應；並表現出這初次的見面，已經使他們朦朧地有了愛悅之情了。在他們的身上本是有許多共同的東西，產生這種「一見如故」的感覺，在生活中並非不可能。可是，這一節描寫，因為是在特殊的藝術安排下，卻又賦予了另外一層意思。 由於在這之前，曹雪芹已經在書中通過大荒山、靈河岸之類的描寫，布置下一套宿命的伏線，所以這一節描寫就產生了一種暗示或聯想，這就是寶、黛的如此相逢，本是前生就已結下的「風流孽債」。這樣，那種本是可能發生的「恍若遠別重逢」，就被帶入一種神秘的境界；而作者的消極思想，也就隱在形象的背後不著一字地表現出來了。 問題是這樣的描寫，在書中還有很多，而且成為貫串在形象、情節背後的一條暗線。如賈寶玉看到齡官畫「薔」字，便「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聽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這句戲文，便深有觸動，大為發痴；而賈母說了一句「不是冤家不對頭」，更使他和林黛玉好似參禪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這些描寫，都一一合乎人物的性格特徵，但也層層渲染了作家對愛情問題所持的一個看法，即把男女之間的萬般苦惱常歸因於陷在「情」里不能自拔。用作家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所謂：「宿孽總因情。」重要的是，這些分布在整個作品中的宿命描寫，形成了一股特殊的藝術氣氛，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愛情悲劇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思想意義。 曹雪芹還通過主人公賈寶玉的某些生活表現，把他的消極思想——「色空」，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形象的體現。作家在書中所以寫賈寶玉那樣的由聽曲文、悟禪機，到讀《南華》、占偈語；從「焚花散麝」的意念中跳出來，又復陷入「情」中，直到「欠淚的淚已盡」，才徹底「解悟」過來，而走向「出家」。這一切，本是都寫得合乎生活的真實，也合乎人物性格的發展邏輯；它反映了這個貴族公子精神的苦悶和空虛，急於尋找出路，可是卻又沖不出沒落階級所帶給他的消極影響，最後不能不走入佛家的迷途。但是，由於作家在描寫這一切時，並不是採取的批判筆調，同時這些描寫又與他在書中正面宣揚的「空幻」思想取得一致，因此，這些描寫也就為他的這種人生哲學作了形象的印證，即所謂：「自色悟空」。——自然，我們是不能根據作家的這種人生哲學，來解釋賈寶玉那些「參禪」、「出家」等表現的。尤其不能根據作者的這種「自色悟空」的觀念，來解釋整個《紅樓夢》的創作思想。因為「色空」觀念，僅是曹雪芹整個世界觀中的一部分。而表現在整個《紅樓夢》中，也是僅占一部分。同時，從生活源泉里得來的形象，它所展示出來的客觀意義，和作家的主觀看法並不完全一致，有時恰如高爾基所說，它會「大」於作者的思想。更何況《紅樓夢》生動地表現出來的那許多對封建社會的揭露和批判，還有作家對現實世界所持的那種熱烈的愛、憎、悲、恨，這顯然不是一個五情俱滅、萬事已「空」的人所能有的態度，而是和作家世界觀中的積極因素——強烈的反封建思想有著堅強的聯繫。因此，過去「紅學家」用一種無批判的態度來看待《紅樓夢》中的「色空」觀念，並以此來解釋整個《紅樓夢》，完全無視這部作品反封建的廣闊社會內容，這自然是錯誤的。不過，如果因此便認為《紅樓夢》中不存在「色空」觀念，或者諱莫如深，這也是不必要的。 總之，對於《紅樓夢》中所存在的這些消極部分，必須予以足夠的估計。誇大這些缺陷是錯誤的，但如果認為微不足道也不正確。 雖然，像空空道人、太虛幻境那些描寫，人們很容易就識破那不過是作者的故弄虛玄，似乎不足為慮；但作家通過這些描寫所散布在整個作品中的那種空惘的、迷茫的、人生如夢的思想情緒，就不是一個故弄虛玄的問題了。雖然，似乎還沒有看到一個讀者，讀了《紅樓夢》後也盼望在現實生活中碰到一個空空道人，但因讀了紅樓夢》而感染上空虛思想的，卻並不少見。即使在今天，這種現象也還沒有根絕。空幻、虛無之類的思想，就其實質說來，是沒落階級或個人主義的意識。哪裡有舊社會的殘餘，哪裡有個人主義的幻滅或經受不住生活的挫折，哪裡就有這種思想寄身的空隙。這就是為什麼《紅樓夢》中的這類消極思想，直到今天還有影響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紅樓夢》雖然宣傳了宿命、空幻之類的思想，但又遠非那些專門虛構一些因果報應的庸劣小說可比，因為作者把這些消極思想都提到一種哲理的高度，而且又通過一些藝術手法，把它滲進某些具有生活實感的形象里，因此它也就特別容易產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也往往是哲理性的，比較深刻的。毋怪，對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修養的王國維，曾較早地打破考證、索隱之風，並從美學的、哲學的角度來闡釋《紅樓夢》，其識見雖然高過舊紅學家多多，可是他也陷入老莊和叔本華的厭世哲學。這固然是反映了這位學者本身的問題，但也應當看到，由於《紅樓夢》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也為悲觀主義的厭世哲學提供了富有形象實感的根據。 八 階級的偏見和同情 《紅樓夢》的局限性或消極面，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表現得最大、最深的地方還在於：曹雪芹始終沒有能夠完全克服他的階級偏見和階級同情。 這種階級的偏見和同情，在《紅樓夢》里是表現得很內在、很滲透的，而且和前面所談到的那些消極面又有著聯繫。 這部作品，其所以一方面對封建社會作了那樣擘肌分理的暴露和批判，可是另一方面又始終帶著一種低沉的、感傷的、溫情的調子，似乎猶少激起人們戰鬥的力量，這也正是因為曹雪芹對自己階級的由繁華而走向沒落，還抱著一種惋惜的、哀輓的情緒。在作者的筆鋒間，不僅時常流露出所謂「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這類嗟嘆；甚至在書中個別地方還明顯地暴露出作者的階級立場，如曾用了這樣的一些敘述語：「賈府中從不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又如稱賈府是「慈善寬厚之家」，對農民起義則稱之為「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等等[16]。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即稱曹雪芹或他筆下的主人公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叛逆者」，其實是不確切的（特別是後者）。因為作為「階級的叛逆者」，就必須在世界觀或立場觀點上發生根本的變化，而不是僅對本階級懷著某些不滿，更不是懷著同情和惋惜。 以上說明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曹雪芹對本階級以及封建社會的批判，還沒有站到敵對階級的立場上來，而更多的是帶著一個封建階級「浪子」的批判色彩。高爾基曾說： 批判的現實主義是作為「多餘的人」的個人創作而產生的，這些人不能為生活而鬥爭，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或多或少明確到個人存在之無目的，於是把這種無目的只是了解為一切社會生活現象和一切歷史過程之無意義。[17] 這些話，對於也是表現了「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特色的《紅樓夢》說來，頗有一些類似之處。由於曹雪芹對充滿在封建社會裡的那些罪惡、痛苦以及各種腐朽現象，還不能理解產生它的社會根源。因此，他雖然對封建統治階級必然走向沒落的命運作了深刻的揭露，可是，當他對自己階級失去希望的同時，對整個生活、整個社會也失去了希望。 是的，曹雪芹感到「空」。所謂「空」，無非是對人生極度的悲觀失望。列寧說得很深刻：「失望是行將滅亡的階級所特有的」，「是那些不了解惡的原因、瞧不見出路、不能鬥爭的人們所特有的」[18]；而曹雪芹之所以充滿悲觀失望，固然深含著對封建世界的痛絕，但也因為他和自己所出身的「行將滅亡的階級」還存在著一些「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繫。因此，曹雪芹儘管以卓越的現實主義批判筆力，沉重地鞭撻了自己的階級和封建社會，可是作品給人的感覺，還是「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曹雪芹雖然以一種新的姿態走進中國文學發展的長流，但也在很多地方，還是帶著舊時代知識分子那種自我狂放、憤世嫉俗的態度來批判封建社會的。他和我們今天對封建社會的批判還有區別。因此，他不能帶著一種昂揚的革命態度，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含著微笑，向自己的過去、向老朽的生活形式告別。」[19] 是的，《紅樓夢》寫的是一個悲劇，反映的是一個只能產生悲劇的時代，似乎不能要求作家發出笑聲來。但是，悲劇雖然離不開「悲」的成分，但有的悲劇給人以激昂的藝術感染，有的悲劇則是瀰漫著低沉的調子。《紅樓夢》顯然還不能完全克服後一點。 滲透在《紅樓夢》中的階級局限，自然不能不反映到愛情問題上來。 這首先是體現在兩個愛情主人公的身上。由於他們都是貴族官僚的兒女，他們的愛情雖然背叛了封建主義的精神道德，可是他們的生活卻又離不開貴族階級的畫棟雕梁。因此，他們的愛情不能不帶著許許多多剝削階級的胎記：王孫公子的多情，春花秋月的閒愁，還有那種百無聊賴的慵倦以及從香奩繡閣間所培養出來的綺艷輕柔，這一切，都使愛情帶上了濃重的貴族色彩。 這一愛情，其所以顯得那樣的纏纏綿綿，一方面固然有其時代的因素；但也因為剝削階級的有閒生活，使兩個愛情的主角得以把全部心思都花費在那種所謂「苦苦的互相探索」里，以至愛情成為他們生活中的最高目標，成為醫治他們精神空虛的唯一藥方。於是，在愛情過程中所發生的那些拌嘴、那些「薄惱」與「輕嗔」，以及其他許多曲折纏綿的表現，有時竟成為閒得發膩的貴族生活中的一種調味品。而這種愛情方式，正是為某些人所輕佻地欣賞的地方。他們甚至把這視為愛情生活中的一種特殊樂趣。毋怪，一些封建士大夫或資產階級文人，也欣賞《紅樓夢》的愛情描寫。他們「愛玩鼓掌」，「讀而艷之」。其實，他們所「愛玩」或「艷之」的，不過是產生這種愛情方式的剝削階級生活。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一愛情本身的階級性，更規定了它的反封建性也只能達到一定的限度。朱門繡戶的優渥生活，把這一愛情嬌養得過分的纖細和溫柔，以致經受不住生活的風暴；再加他們（特別是愛情的女主人公）還不能完全擺脫封建意識的束縛，於是最後不得不在包辦婚姻制度的面前失去了鬥爭的能力，只是靜待著封建家長的意旨。 因此，這一愛情最後走向悲劇的結局，固然是由時代所造成，但愛情本身所存在的階級弱點，也成為更加難以逃避悲劇結局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紅樓夢》人物愛情的局限，並不等於《紅樓夢》作者本身的局限。人物在愛情上所存在的局限，本是客觀的現象，曹雪芹把它表現出來，適足以顯示出作家的高度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因此，我們一方面必須看到《紅樓夢》主人公愛情的階級弱點，以便對它的反封建性作出恰當的估計，但另一方面又必須和作者自己所存在的階級局限有所區別。 在愛情的問題上，作者所表現出來的階級局限，主要是表現在對待這一愛情的缺陷（包括它的階級局限）所持的態度上。 曹雪芹曾以讚美的態度，描寫了這一愛情的反封建主義的思想精神，這是首要的，也是應當加以充分肯定的；只是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在這兩個貴族官僚兒女的叛逆性格里，也深染著沒落階級的頹傷情緒。他們的舉止言談和所寫的一些詩詞里，常流露出很濃的世事無常、人生如夢的思想感情。而這種思想感情，與那一時代的陰暗結合起來，就更加顯得濃重，極易觸發。如林黛玉看到落花滿地，一方面在詩中唱出「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這種帶有反抗意味的歌吟，但另一方面也不斷發出「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這類帶有消極成分的感傷。至於賈寶玉身上所表現的這類「浮生如夢」的思想，似乎尤重。他不僅感到人生的「茫茫」和「紛紛」，而且還企圖從「夢」中走出來去找到解脫的歸境。必須看到，這種常嘆人生如夢、極易頹傷的思想性格也成為他們互相投合的一個愛情基礎。同時，這也是他們的性格和愛情容易發生消極感染的一個地方。 不僅如此，即使是寶、黛愛情上那些積極的部分——反封建主義的部分，在今天看來也存在著很大的局限。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反抗方式，都帶著所謂「孤標傲世」以及舊時代那種潔身自好或狂放不羈的格調。他們的反抗，始終沒有脫去封建階級知識分子的特點，而且在很多地方還帶著貴族階級的特點。另外，他們還曾經倚靠封建勢力去反抗封建勢力（如賈寶玉倚靠賈母的溺愛去逃避賈政的管制）；或對封建勢力寄予幻想（如林黛玉曾期望由賈母作主來滿足自己的婚姻要求）。因此，他們的反抗，不能不是軟弱的、不徹底的，而最後也不能不走向失敗。 對主人公在愛情上、性格上所存在的這些弱點和局限，生活在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裡的曹雪芹，還缺乏鮮明的批判態度；相反地，這些方面每與作家思想上的一些消極因素取得了呼應，並且通過它更為發揮出來。由於是通過正面形象發揮出來的，所產生的影響也就更大。 曹雪芹在愛情問題上所存在的階級局限，還表現在他對各種婦女、特別是青年女子幾乎大多（但並非所有）都採取了同情或憐憫的態度，即所謂「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這種人道主義態度，雖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其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如反抗了封建統治階級對丫鬟婢女的不人道的壓迫等等；但由於作家的那種悲天憫人，還不能更好地根據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情況而有所區別開來，因此又帶來不少局限。如對鳳姐這樣的人物，也對她的才幹流露著一些「愛慕」之情[20]，還因為她沒有好的下場而在一定程度上抱著同情，並把她歸入「薄命司」和「金陵十二釵」正冊。至於對在愛情悲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薛寶釵，作家的同情、憐惜、甚至讚賞，就表現得更為明顯了。書中對這一人物用了些所謂「賢寶釵」、「停機德」、「閬苑仙葩」、「山中高士晶瑩雪」等類的贊語，並非出於偶然。這正是反映了作家對這一人物還保留著一些階級的偏愛。因此，作家一方面對這一人物的封建主義思想性格作了深入的發掘，但另外也對她的「大方」、「賢惠」等做人行事作了一些正面的描寫。這樣，不僅使得這一人物形象本身更為複雜起來，同時也加強了作者所謂的「懷金悼玉」這種帶有兩美兼惜的意味，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紅樓夢》愛情衝突的思想意義。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封建貴族沒落階級所帶來的局限，使曹雪芹在愛情問題上以及其他一些問題上都留下一層不能抹去的陰翳，使《紅樓夢》往往從深處發出一種空虛的、悲觀主義的調子。 然而，我們緊接著就要指出，曹雪芹對人生的悲觀絕望固然是消極的，應當批判的，但他的這些消極面又是和他的積極面有著內在的、互相依存的關係。正是因為曹雪芹對他所出身的階級以及他所生活的時代，有著至深的觀察和了解，所以他的悲觀也深、絕望也深。望著充滿痛苦和不幸的封建世界，望著本階級的腐朽和必然走向破敗，曹雪芹一方面如夢初醒，一方面又感到無路可走。是的，時代還沒有提供出一條出路。因此，他愈是清醒，也就愈是絕望、愈是悲觀。正像魯迅先生所說：「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曹雪芹正是陷在這樣的境界裡，毋怪他在《紅樓夢》里充滿了痛苦的聲音。 在這痛苦的聲音里，有悲觀，有憤懣，也有抗議。因此，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只有在充分認識和估價《紅樓夢》中積極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對它的消極部分有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也只有把階級分析和歷史主義結合起來而不是片面地趨於一端，才能對《紅樓夢》作出正確的評價。 九 完成了時代所賦予的藝術使命 像過去許多偉大作家在思想上常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一樣，曹雪芹也是如此。 這在《紅樓夢》里，表現為積極的因素和消極的因素常常深刻地滲透在一起。有時竟表現為這樣的情況：書中某些表現（如賈寶玉最後為了和貴族家庭決裂而採取的「出家」），既含有積極的成分，又含有消極的成分；既有時代的意義，又夾雜著階級的影響。 列寧曾一方面稱托爾斯泰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另一方面又稱他是一個「發狂地篤信基督的地主」[21]。列寧的這些話，雖然是對托爾斯泰而說的，但對舊時代的作家卻具有概括的意義。曹雪芹在思想上雖然還沒有形成像托爾斯泰那樣一套「學說」，不過，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了如列寧所說的那種矛盾情況：他一方面是一個自覺地採取了並發展了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偉大作家，另一方面又是一個被虛無空幻的出世哲學弄得有些迷惘的人；他一方面無情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貪暴、淫靡和陳腐，並把人們的目光引向生活中光明的、充滿愛情和詩意的處在；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說甚麼：「到頭一夢，萬境歸空。」[22] 曹雪芹思想中的這種矛盾也是那一歷史時代的反映。如前所說，那是一個陳舊事物已經顯得過分蒼老而為人所厭棄的時代，可是它又依然維持著頑強的統治勢力，嚴重地阻礙著新生事物的成長。一切都處於未死將生之間。適應著這樣的歷史特點，也就出現了清醒而又迷茫的《紅樓夢》。它一方面提出了許多新的、不同於過去的反封建思想（看不到這一點是近視的），如要求個性自由發展，認為婦女的才智品質都在男子之上，蔑視封建倫理道德和尊卑秩序，以及提出和近代比較接近（而不是相同）的戀愛觀等等；這些都構成了《紅樓夢》的思想特色——樸素的民主思想特色。構成這種思想的因素，雖然和前代的傳統有著聯繫，但如此集中、如此凝成一體地表現出來，卻是很少先例的。因而也就特別顯得可貴和值得注意。它的產生，除了傳統的原因以外，還有著現實的、也是更為主導的時代原因，這就是十八世紀中葉行將由盛轉衰的中國封建社會。不過，《紅樓夢》所表現的樸素民主思想，還帶著朦朧的、自發的性質，還沒有形成一套思想體系，因此，它與在下一個歷史階段即資本主義上升期間所產生的新的東西比較起來，卻又顯得不夠成熟，依然帶著濃重的舊生活氣息。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儘管《紅樓夢》存在著時代的、階級的局限，但並未從根本上影響這部作品的偉大價值。這不僅是因為那些消極因素將會隨著時代的進步、隨著群眾認識水平的提高而愈益縮小它的影響，它「是與歷史發展成反比例的」（馬克思語）；而且還因為曹雪芹更有突破了階級限制和時代限制的地方。而且這一部分是以優勢的地位存在著。那些用世界上第一流天才藝術家的手腕所創造出來的歷史生活圖畫，特別是通過那許多感人的形象對封建社會所作的深刻批判，以及所提出的富有民主特色的光輝思想，終於使作品中即使是表現得比較嚴重的缺陷，也退居於次要的地位。 不僅如此，《紅樓夢》之所以偉大，還因為在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所允許的歷史條件下，曹雪芹出色地完成了一個藝術家的使命。他在思想上、藝術上的貢獻，很多地方都是前人沒有達到的。這裡正像列寧所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23]《紅樓夢》正是這樣。它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古典文學反封建的悠久傳統，同時又比他的前輩提出了許多新的內容，並把中國古典小說創作水平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峰。 曹雪芹的《紅樓夢》，比托爾斯泰的創作還要早約一個世紀，就「成為全人類藝術發展中向前跨進的一步了」[24]。 一九六三年九月寫於北京 * * * [1] 列寧：《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 [2] 這部書，最初還因賈寶玉的前身是一塊下凡了結「風流公案」的「頑石」，作者把它定名為《石頭記》。後來補書者才改名為《紅樓夢》。 [3] 鄒弢：《三借廬筆談》。 [4] 語見《孟子·滕文公下》。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重點原有。 [7] 「主題」，這本是一個從外國傳來的文藝學概念，對於這個概念，中外許多文藝學著作所作的解釋是很混亂的。有的解釋為作品所表現的「主要題材」或「主要問題」；有的解釋為「藝術家從現實中選擇出來要使讀者予以注意的一組生活現象」；又有的解釋為「把作品中的全部的具體生活材料概括、綜合在一起」的「一個現象或一組生活現象」；又有的解釋為「作為該作品基礎的生活材料」。高爾基認為：「主題是作家從經驗中產生出來的思想」；他又說「文學的『永恆』主題，一部分正在衰亡、消逝，另一部分正在改變它原來的意義」，這裡所說的「主題」又含有題材的意思。總之，在運用這個概念時，根據各人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場合，含意常常不盡相同。另外，在用法上還有寫為「主題思想」或「思想——主題」的。它和單用「主題」二字又有些分別。在許多文藝學著作中，對「主題」本身也有很多區別，如所謂中心主題、局部主題、正主題、副主題、基本主題、小主題，等等。法捷耶夫曾說，作品「常常包含好幾個主題」。本書在運用「主題」這一概念時，多指「主要題材」。 [8] 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9] 當然，這只是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今天看來，寶黛的愛情，在很多地方就不能說是「美麗」的了。 [10] 孫靜庵：《棲霞閣野乘》。 [11] 梁拱辰：《勸戒四錄》。 [12] 見《乘光舍筆記》和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 [13] 恩格斯致斐·拉薩爾的信（1859年5月18日）。 [14] 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一回曾通過一個神話故事，說林黛玉的前身原是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絳珠草，因受石頭日以甘露灌溉之恩，故與它一同下凡為人，把一生的眼淚還它。此即所謂「還淚」。所以「眼淚卻不多」，暗示林黛玉活的日子不多了。 [15]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序文的另一草稿，《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二冊，172頁。 [16] 引文分見第十九回、第一回。其他回中尚有這類字句。 [17] 高爾基：《文學論文選》，35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8] 列寧：《列夫·托爾斯泰與現代工人運動》。 [19]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重點原有。 [20] 「金陵十二釵」正冊題詩云：「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 [21] 列寧：《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 [22] 引自《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第一回。 [23] 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 [24] 這是列寧對托爾斯泰作品的一句評語，見《列·尼·托爾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