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論稿 · 賈寶玉論
何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
——屈原
一
《紅樓夢》產生的年代，是中國歷史上特別顯得停滯和沉悶的年代。
這一時代的開始，是用血和火的語言，書寫在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的。由崛起關外入主中原的清代王朝，用極端野蠻的燒、殺政策，在「百姓殺戮過半，財物焚掠殆盡」的慘狀中，取得了統治的寶座。征服者的鐵騎，使本來就發展緩慢的中國社會經濟，受到了嚴重的踐踏和摧殘。於是，已經進入末期的中國封建社會又延續了它的死期，整個社會匍匐在禮教與王法的重軛底下，封建統治正施展著它最後的也是最暴虐的餘威。
這是一個異常沉悶而苦痛的時代；是一切生動的思想、美好的感情得不到一點迴旋餘地的時代。年輕的、有生氣的事物，被壓抑在老大沉重的封建殭屍底下，呻吟著而又掙扎著，可是得不到解放的道路。
這一時代，所以特別顯得停滯和沉悶，還因為它正處於大變亂的前夕。過分蒼老的中國封建社會終於經過了緩慢的歷史長途，而行將迫近一個歷史的終點。雖然，表面看來，這時清代王朝還維持著所謂「康乾盛世」，但這一「盛世」已經接近尾聲，而與「盛世」俱來的歌舞昇平、窮奢極侈、殘酷剝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種社會矛盾卻在日益加劇。「人民群眾直接從事政治創造的時期」（列寧語）正在深刻地醞釀與激化，在這之後不久，就爆發了一次廣達數省、震動了清代朝廷的白蓮教農民起義。此後，社會動亂一直連綿不絕，終於掀起了一次具有空前歷史意義的農民大革命——太平天國運動。所以，這一時期，有如暴風雨之前的海洋，表面上似乎是雲淡風輕，但大氣卻顯得特別的潮濕和窒悶。……
這，正是我們在《紅樓夢》中所呼吸到的空氣。
偉大作家曹雪芹，感染著時代的氣息，把這一歷史時期的許多帶有本質意義的生活現象，以他的曠世奇才所獨具的藝術力量，真實地、深廣地反映在他的不朽傑作里。
在曹雪芹的面前，封建制度的罪惡碰到了一個無情的宣判者。他透過許多「昌明隆盛」的繁華景象，指點出當時中國生活的悒悶、難受和空虛，到處淤積著陳腐和糜爛，到處布滿了悲傷和不幸，任何人都似乎不配有好的命運。曹雪芹對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封建貴族統治階級，發出了徹底失望的聲音，他在深沉的調子中宣布了它的衰亡。同時，他更把人們的目光引向生活中進步的、美好的一面，非常感人地指出那一時代的靈智與感情正在不熄地燃燒，正在咬破四周的黑暗而吐射光明。
這一切，都卓越地表現在曹雪芹對生活現象予以現實主義反映的過程中，同時也表現在書中許多人物形象、首先是主人公賈寶玉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上面。
賈寶玉是曹雪芹著力最多，寄託最深而貫串全書始終的人物。從一些史料記載看來，在這一形象中有著作者的親身體驗。但是，這一典型人物並不是作者個人身世的記賬式的「實錄自傳」，而是一個經過藝術加工所創作出來的文學形象；它是作者有了長期的生活積累和經歷了巨大的人生波濤之後，在對整個現實社會作了深刻的感受和領會的基礎上加以回顧、創造、豐富而趨於完成的。
這一典型形象既是體現了整個《紅樓夢》的創作思想和它的現實主義精神，同時又體現著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歷史生活的複雜內容；因此，在《紅樓夢》研究工作中，人們常常以這一典型形象為爭論的焦點，從而提出了對這一人物進行多方面分析研究的任務。
二
賈寶玉出身於封建統治階級上層的貴族，這個階級曾經用盡一切物質上的、精神上的力量，企圖把他培養成為自己的忠臣孝子；但賈寶玉完全拒絕了這一番「栽培」，他始終在戒尺與朝笏所規劃的範圍以外行動；所謂「行為偏僻性乖張」，成為他性格上固定不移的特徵。榮國府里大大小小的人們，都說他「痴」，笑他「傻」；他的生父賈政，一碰到他更是怒目相視，罵不絕口。然而他卻以這種「痴」、「傻」挑動著讀者的心弦，引起了許多同情與關心。原來，正是在他這樣的「似傻如狂」和賈政的斥罵聲中，我們發現了賈寶玉性格上的動人光彩——與封建主義相背的叛逆精神。
這一叛逆性格是怎樣形成的呢？為什麼在那個腐化墮落的環境裡，會出現這樣的人物呢？
曹雪芹非常藝術地回答了這些問題。他深刻地表現出這一叛逆性格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這一性格的形成和發展，是與環繞在他周圍的現實生活取得內在而多面的聯繫。決定這一人物的各種思想行為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慾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1]。在賈寶玉的身上，正激盪著那一時代的回音。
但是，賈寶玉絕不是「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2]，更不是某種抽象概念的圖解，而是一個就像生活本身那樣複雜、那樣豐富的活生生的藝術形象。在這一形象的背後，正展示著一幅十八世紀中葉中國歷史生活的圖卷。
恩格斯說的「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這是評價一切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準則。而從賈寶玉這一藝術典型的塑造中，我們正可以看到這一美學原理的輝煌體現。
產生賈寶玉的歷史環境，已如前述，是一個表面「隆盛」而內里動盪的時代；是新生的事物正當它積極向前為自己開闢道路而遭遇到阻壓的時代。但是，這一時代並不是表面地給賈寶玉以簡單直接的影響，而是通過複雜的歷史折光，反射在這一人物形象的整個性格中。
這一時期的歷史景象，首先反映在這一人物的誕生地——「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的榮國府。
榮國府，這是一個由少數主子與數百個奴隸所組成的封建貴族大家庭。在那一道「竟將大半條街占了」的圍牆裡面，正起伏著那一社會所固有的種種糾紛與矛盾。私有制度把人與人之間所造成的互相仇恨、互相猜忌、欺詐、傾軋、爭奪等等的現象，在這裡是每天每日地發生著。而這一切，都勉強統一在森嚴的封建秩序和隱藏在封建「家庭關係上面所籠罩著的溫情脈脈的紗幕」[3]里。這裡的數百個男女，每天所忙碌的可算只是為了一件事——如何享樂；如何設法讓封建主子們排遣掉那感到太長太膩的白日光陰。維持這一家族浩繁開支的，主要是依靠封建地租的剝削。這個家族，除了每年需要向農民榨取為奢侈生活所需要的形形色色的實物地租之外，還需要榨取大量的貨幣地租。再從鳳姐的大放高利貸以及賈府日常生活排場上那些名目繁多的工業奢侈品來看，可以察見：以貨幣地租的出現為標誌，在當時已有顯著發展的商品經濟[4]，已經深入到賈府的日常生活中；這一方面既不斷地刺激著、擴大著賈府封建主子的窮奢極侈，同時又加強了封建主子對農民的剝削。這種情形，曾生動地表現在書中第五十三回「烏進孝繳租」那一段描寫中。那是一個先遭雨澇、後又碰到雹災的壞年成，然而黑山莊農民向賈府所繳納的租子依然有四五十種之多。當賈珍看過那一大筆賬單，還是滿不高興地說：「這夠作什麼的？」接著，以不作任何掩蓋為特色的地主階級剝削麵孔就更加擺出來了：「這一、二年倒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
荒淫無恥的剝削生活原是與殘酷的榨取分不開的，這個貴族家庭內的每一件賞心樂事，每一聲溫情笑語，無不浸透著農民的血汗。
但是，隨著封建剝削的加重，必然導致農村的破產。而沒落階級的糜爛生活，也無法收止地拆毀著自己的基石，加速地把自己拋入破敗覆亡的深坑。正像《紅樓夢》中所描寫的，當榮國府廚房裡的蓮子羹煎熬正濃的時候，在大觀園圍牆的外面，正是「水旱不收，盜賊蜂起」的沸騰歲月。當農民的血汗已被榨乾供應不上封建主子揮霍的時候，到後來，這個家族就不得不依靠典當、變賣等方法來維持那雖經一再緊縮、但依然是豪華的生活場面了。因此，這樣的一個「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正像它所寄生的那個封建社會一樣，原是一條「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那「樹倒猢猻散」的趨勢、渙散的人心，不僅壓迫著封建主子，而且也通過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解一直深入到底層奴僕們的心裡。丫頭小紅就曾經對這個家族發出這樣的憤慨：「『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誰一輩子哩？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干各人的去了。」小姐探春說：「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管家的少奶奶鳳姐也說：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不過彎兒來」，「咱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樣講究。」……不僅如此，連局外之人，那個古董商冷子興也看得很清楚：「外面的架子雖沒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
外表煊赫內里乾枯的榮國府，不僅是當時社會生產關係的集中表現，同時也是當時政治、道統、法制的集中表現。中國封建社會一向提倡所謂「國之本在家」、「家齊而後國治」等倫理思想；這種思想使得中國封建社會裡的「家」與「國」打成一片，造成家庭政治化和政治家庭化的現象。因此，上通宮闈下連農民的榮國府，它最是貫徹著那一時代的道統精神，比一般家庭更講究森嚴的倫常秩序並實行著強硬的封建統治。所以難怪探春這樣說：「倒不如小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都看著我們不知千金萬金，殊不知這裡說不出的煩難，更利害！」
這種「說不出的煩難」，正是流貫在這個貴族大家庭里的那一沒落階級、沒落時代的腐朽氣息，所帶給人們的苦悶感覺。
榮國府，如同一根豎立在封建社會裡的水銀柱，它的興衰變化，敏感地標誌著那一時代的歷史趨勢。
三
正是在這個充滿了時代矛盾的榮國府里，賈寶玉誕生了。差不多從他的一出世，封建社會所謂的一套「榮華富貴」就已經安排好在他的周圍。那為世俗所艷羨、所追求的一切，無論是高官世爵、嬌妻美妾、金銀財寶等等，幾乎無不預置在他的身邊。更兼他在這個家族中所處的特殊地位：父親賈政是榮國府的最高統治者，姐姐元春是皇帝的貴妃，生母王夫人以他為不可或失的嫡生子，而封建家族的「太君」賈母更把他溺愛成為「無人敢管」的「命根」；就這樣，賈寶玉在金光玉色中開始了他的童年，他成了榮國府中獨一無二的驕子。——誰能想到，他將有任何的不幸呢？
像榮國府中所有的封建主子一樣，賈寶玉也毫無例外地過著剝削者的優裕生活。所謂「畫棟雕梁」、「錦衣玉食」的享受自是不必說了，而舉凡生活上的一切細節，如穿衣、睡覺、喝茶、梳洗等等，都有人慌忙不迭地侍候代勞。他走到哪裡，身後就有一大群丫頭、老媽子、小廝跟到哪裡。賈府的清客幫閒，一碰到他便如見了「菩薩哥兒」一般，莫不打躬作揖，諂笑巴結；而他的眉毛皺一皺，臉色略變一下，便立刻會引起許多人的驚慌，當作一樁嚴重的大事。如此養尊處優、頤指氣使的生活，使得賈寶玉的身上有了非常濃重的貴族公子習氣，而且它不時要發作或流露出來。在鬧書房中，強迫金榮向秦鍾磕頭的時候；在楓葉茶被李媽媽吃了，暴躁地摔去手中的杯子，又跳起來要攆走丫頭茜雪的時候；在晴雯頂撞了他，執意要趕出怡紅院，直到周圍的人跪下求情才罷休的時候；……我們都曾碰到過他作為一個「寶二爺」的脾氣和威風。書中更有一段描寫，生動地畫出了賈寶玉的紈袴習氣。當苦心攀附的賈芸，初次走進怡紅院拜見他時：
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裡只得順著他說。說了一會，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閒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他出去。
像這樣的情節，還可以從書中舉出很多。——是的，這是一個「餓了吃、困了睡」的膏粱子弟；一個如薛寶釵所說的「富貴閒人」。在他的生活中常是充滿了疏慵、無聊和難堪的閒空，充滿了粉淡脂紅、春花秋月的王孫公子的生活情調。
但是，問題不能到此為止。可靠的事實有時不一定得出可靠的結論。最重要的是對事物加以全面的、歷史的考察，抓住它的實質和精神。
當我們透過錯綜複雜的生活現象及其相互間的聯繫，並從人物靈魂的深處作內在的、多面的觀察的時候，那就不難發現：在這一位貴族公子的富貴榮華的生活中，有著一種多麼可怕的空虛，有著一種多麼沉重的由於正常的生活要求得不到伸展的痛苦！
榮國府的圍牆，原來是環繞在這個貴族公子四周的一道鐵欄，而那些太多的優寵、繁複的侍應，像在捆縛著、銷毀著這個貴族公子所應有的生理機能，以致他能親自動手倒一杯茶，也感到一陣筋肉活動的愉快。那些為世俗所艷羨的雕樑畫棟、錦衣金冠、美器珍玩等等，已經把這個貴族公子的感官刺激得疲勞了，以致在他的眼中失去艷麗的光彩；毋怪當他偶然去了一次郊外，看到一架紡車，便驚喜得了不得，當作一件稀奇的珍寶。大觀園以外的世界，對於這個貴族公子是太新鮮太嚮往了；但是從他出生以來，那用「溺愛」，用「尊寵」，用「嬌貴」，用「詩教」，用「禮法」等等環節所連結起來的鏈子，卻是那麼牢固而細密地緊束住他的手指和腳踝。原來，在這個貴族公子的身上缺少一件最寶貴的東西，那就是人類不惜用鮮血去換取的產物——自由。
聽一聽他自己對這種生活所發出的怨訴吧：
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得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
死後要化灰化煙，再不託生為人了。
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這就是我死得其時了。……
在賈寶玉的身上，正披戴著一條無形的、經過精工鑄造的黃金鎖鏈！
這一條黃金鎖鏈，不僅緊緊地把他捆縛在大觀園裡，而且更時時刻刻拴住他的思想，把它帶進狹窄而僵硬的封建禮教的夾板里去。
在這一條黃金鎖鏈的捆縛下，一切將要按照封建主義的原則，斬殺其自然的生機，傷枝損葉地畸形生長。
然而，束縛愈緊，要求解放的意志也愈強烈；又由於生活本身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並通過複雜多樣的聯繫作用於賈寶玉這個具體人的身上，更由於時代的啟發和衝激，這樣就決定了賈寶玉特殊的發展道路，並形成了他特殊的思想性格。
四
當賈寶玉還在襁褓之中的時候，賈政「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擺出許多東西來叫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來玩弄」。這種情形，原是可以理解的。從小在姐妹丫鬟群中長大的賈寶玉，日常所見，無非是這些女人用的東西。根據一個周歲孩子所具有的習慣動作，抓些胭脂、釵環來玩，是一種很可能發生的自然行為。但是，這在封建衛道者賈政看來就大不為然了，「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愛惜」。這一件平常的生活細節，卻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一時代的反動勢力，幾乎從賈寶玉一出世，當他還是一個生機未足的孩子的時候，就已經通過賈政壓到他身上來了。
賈寶玉一碰到賈政便「如避貓鼠兒一般」；聽到賈政一聲叫喚，也「不覺打了個焦雷」；這處處都表現出封建勢力對賈寶玉的童貞心理給了多麼嚴重的過早的傷害！而封建社會那種冰冷的人倫關係，也是在很早的時候就深深刻印在賈寶玉的稚嫩的心靈上了。
當然，同樣也是在很早的時候，生活就教導賈寶玉去理解一個生動的字義——反抗！所以，賈寶玉一開始便以「逃學」來摔去最先加到他身上的桎梏——封建教育，而與賈政發生了愈演愈烈的衝突，形成了比屠格涅夫筆下的「父與子」之間更為尖銳、更為深刻的富有社會意義的矛盾。
正像諺語所說：「知子莫如父」。賈政對賈寶玉叛逆性格的萌芽是最為敏感最為認識的，因此所採取的鎮壓手段，也是最為嚴厲最為徹底。他不但因賈寶玉「在外流蕩優伶」（與藝人結交）施行了一場鮮血淋漓的毒打，而且還這樣說：「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以絕將來之患。」「明日釀到他弒君弒父，你們才不勸不成！」……
賈寶玉身上的叛逆嫩芽一萌生出來，其所以沒有被賈政的朝靴踩得稀爛，乃是由於封建家族內部不可能不發生的種種矛盾所造成的罅隙，使它能夠得到生長和發展的機會。
首先是，賈母對賈寶玉的特別溺愛，使賈政對賈寶玉的封建管制，不得不又在封建主義的「孝道」面前恭順地鬆弛下來。看樣子，這個善於享福的「老祖宗」，是不很喜歡兒子的，獨對這個孫子嬌慣得深怕「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睛」。這中間的奧妙，賈母曾在一次與張道士的談話中透露過：「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有一個像他爺爺[5]的，就只這寶玉兒像他爺爺。」可見，賈母的愛寶玉，除了一般老太太的心理以外，還出於某種封建神秘觀念，所以這種愛也終究只是「溺愛」而已。這種愛，碰到某種時候，就會變成殘忍的害」。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如此。
其次，賈寶玉的叛逆嫩芽，所以能夠得到生長的機會，又因為王夫人無論如何要保存住這個唯一的親生兒子。這使得她不得不在某些嚴重關頭，即當賈寶玉被賈政迫害緊張的時刻，挺身而出，進行一些緩衝和解救。
雖然，這個兒子，在她看來只是「家中的混世魔王」，是一個「孽障」；但她不能失去這個「孽障」，因為失去這個「孽障」就幾乎等於失去了像她這樣的一位正統夫人所應有的一切。在封建社會裡作為一個傳宗接代的工具的女人，如果沒有兒子，無異是一件奇恥大辱，冷淡淒涼的日子就會等待著她。很明顯，庶生公子賈環和趙姨娘所以把賈寶玉視為眼中釘，千方百計地想把它拔掉，正是為了這一利益上的爭奪。
因此，王夫人以賈寶玉為不可或失的「嬌子」。當那一次賈寶玉被賈政打得「一片皆是血漬」死去活來的時候，她的心情是極為複雜的。她既怨賈政的無情：「今日越發要弄死他，豈不是有意絕我？」又恨賈寶玉沒有代替賈珠[6]早死，否則就不要「白操這半世的心了」。最後，她還是以哀怨的眼淚，把賈寶玉從板子下搶救過來；因為不管怎樣，還是要保存住這個「孽障」。
但是，王夫人在保存第一的前提下，並不就是對賈寶玉放鬆了那一套封建束縛。相反，她卻是極為細心極為嚴密地注視著賈寶玉的一舉一動，直到賈寶玉周身的事物；因為賈寶玉將按照怎樣的道路發展，是跟她利害相關的。在希望賈寶玉學些「仕途經濟」的學問，將來好光宗耀祖這一點上，王夫人與賈政是一致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異而已。賈政把這「仕途經濟」放在第一位，而王夫人卻放在「首先保存」之後的第二位。或者還可以再稍稍讓步一點，而與賈母對賈寶玉的要求接近起來；這就是只希望賈寶玉能夠繼承祖業，做一個「正正派派」的人也就算了。但這是退一步的要求，也是最後一步的要求。越過這一步，她就要擔負起「生子不肖」的罪名，就要直接損害她的尊榮和正統地位。因此，在賈寶玉的反封建鬥爭中，王夫人與賈寶玉之間也是通過各種形式表現著劇烈的矛盾衝突；並且愈到後來表現得愈明顯、愈尖銳。她既然是「保存第一」，因此便從寶玉的周圍，無情地、堅決地剪除一切有損他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的事物，特別是那些把「好好的爺們」「教壞」的事物。這具體表現在：她先是不辨情由地一掌將金釧打得跳井而死；繼又攆走「妖精似的」晴雯，讓病魔將她扼死；再有，與賈母直接操縱賈寶玉的婚姻，以不見血的手段殺死林黛玉。——只是她沒有想到，同時也殺害了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兒子。
儘管如此，這種以利害關係為最大內容的母愛，卻在某些場合，對賈寶玉的反封建萌芽，起了某種程度的「保護」作用；尤其是在賈寶玉反封建鬥爭的初期，使他獲得了恢復元氣的喘息。
在賈母與王夫人這兩大封建勢力的如此維護下，既曾使賈寶玉暫免遭到賈政的毒手，又造成了賈寶玉的特殊生活習慣——「在內幃廝混」。
這對賈寶玉性格的形成和發展有著某種特殊的意義。
「在內幃廝混」，除了使賈寶玉可以不必規規矩矩地攻讀「四書」而免於過早地、太多地受到封建教義的薰染之外，同時那個社會裡像惡疾一般流行著的種種腐化墮落的毒菌，也在這道「內幃」的隔離與王夫人、襲人等的特殊「看護」下，使賈寶玉沒有受到急性的傳染。當賈寶玉的帶有反封建主義傾向的思想情操，還沒有發展、鞏固起來足以排斥各種庸俗墮落行為的時候，這樣的「隔離」與看護」是有意義的；這使他較能保持住在那個社會裡最容易失去的天真單純。又由於周圍的人，把這看成是一種「呆性」，只和他說些「沒關緊要的話」；這樣，貴族家庭內所暗暗流行著的那些骯髒污穢，又少了一道向他身上傳染的媒介。同時，還由於賈寶玉長期在內幃廝混」，使他過著如尤氏所說的「餓了吃、困了睡」的「一心無掛礙」的日子，誰都瞧不起他的「不通庶務」，這固然使他有了許許多多的紈袴習氣，卻沒有因像賈璉、賈珍那樣的料理家務，懂得了如薛寶釵所稱道的「利弊大事」，而變成「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的荒淫無恥的惡少；更沒有像薛蟠那樣的早年喪父，無人管束，仗著「皇商」的勢力，到處「鬥雞走馬，游山玩景」，而很快地染透了封建社會上的所有惡習，靈魂腐爛到沒有一絲完好的地方。
就這樣，出身貴族之家的賈寶玉，比一般公子較長地保留著思想上的童蒙狀態，保持著那個社會裡最難能可貴的品質——「無邪」之心。他不懂得，在他的周圍竟是交織著那麼複雜的勾心鬥角和那麼繁多的醜行穢狀。當他聽到焦大醉後大罵賈府里的封建主子時，不懂甚麼叫「爬灰」，甚麼叫「養小叔子」；可是一問鳳姐，又立刻受到斥責。他「無曉夜和姐妹廝鬧」，本是一片無猜，卻惹得那個比他大兩歲的「漸省人事」的襲人發愁得了不得，用心良苦地使出嬌嗔箴戒」的手段（後來襲人還向王夫人建議把他搬出大觀園）。他又當著人面，挨在鴛鴦的身上，要吃她嘴上的胭脂，卻不覺得這種行為有甚麼不好。……
總之，這個貴族公子「痴」、「傻」得令人出奇，以致在榮國府那個污濁的環境裡，相對地顯得比較純潔，因而也特別失常。
為此，他受盡了封建統治者的指責和唾罵。罵他「頑劣」、「乖張」，又罵他是「孽障」、「不肖」、「禍胎」、「魔王」等等。生活在貴族之家的賈寶玉，卻沒有最先從他的父母那裡接觸到人間的溫暖。封建社會所謂的「骨肉之恩」，只在他的心中留下一些淡淡的痕跡。
幸虧丫鬟婢女們都喜歡接近他；並且因他較少封建主子的架子，而自然地在他的面前流露著活潑清鮮的真實感情。這樣，賈寶玉就從她們中間得到了在賈政、王夫人那裡所沒有的人與人之間的親密、和諧以及共同生活的樂趣。因此，賈寶玉「甘心為諸丫頭充役」，樂意為她們「理妝」或「換裙」，唯恐她們把他看作「寶二爺」而讓那冰冷的尊卑秩序斬殺了這一團融融樂樂的氣氛。這樣，賈寶玉便又得了個「愛紅」的毛病兒；但那些丫鬟婢女身上所保有的下層人民的優良品質，卻也在默默之中使他受到某些感染；而她們來到大觀園後所產生的一些不良習氣，卻因他的「痴」、「呆」而較少給他影響。
於是，看慣了榮國府里醜惡男人的賈寶玉，從他所處的那個環境裡所能找得到的地方，即最被賤視的丫鬟婢女或被封建禮法幽禁的姐妹身上，發現了美和詩意。它像水一樣的清澈幽深，它像水一樣的照人心目。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
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
他又憑著一個貴族公子的幻想和熱情，希望和那些少女們永遠生活在一起，「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他還希望死後浮泳在女兒們的眼淚所造成的水流上，漂到一個無法叫出名字來的「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
女兒們在賈寶玉的心裡展開了一個像水晶一般明淨的世界，但也培養了他所特有的溫柔與嬌嫩；有時更使他在生活中浮沉起來，乃至失去對現實環境攻擊的銳氣。當他剛搬進大觀園時，每日過著「描鸞刺鳳、鬥草簪花」的綺麗生活，就曾感到「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當探春為複雜的封建家庭關係苦惱時，他又曾說過：
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才是……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
是的，賈寶玉是頗沉湎於這種珠圍翠繞的剝削階級的生活中的。尤其當封建壓力在他身上稍稍鬆弛的時候，他更會表現得苟安、逃避。原來，他的叛逆性格的鞏固和發展，需要獲得不斷的刺激和推動。而現實生活正是給了他這樣的教育。嚴酷的教育。
環繞在他周圍的女兒們，這是一片「清淨潔白」的水，但是這一片清白的水無法避免地要遭到那個社會的污弄和濺潑。小尼姑智能的愛情悲劇，金釧兒的投井，平兒的遇非其人，尤三姐的殉情，芳官的出家，司棋、鴛鴦的自殺，更有晴雯的死亡……這許多接踵而來的血淋淋的事實，在他的心上劃開了一道傷口又一道傷口，同時也使他一步比一步更為清醒起來。金釧兒的死，曾經使得他「五內摧傷」，後來又偷偷地去郊祭了一番。這時，他似乎還是哀過於恨。是的，他還沒有懂得恨。但等到晴雯的死，他的表現就不同了。雖然我們看到他外表似乎很平靜，只悄悄地詢問兩個丫頭關於晴雯的死況；他好像連在秦氏死時，那種「心中似戳了一刀」的感覺也沒有了。其實這是因為太多的悲痛，已經熬幹了他的眼淚。他的感情已由浮淺的表露而轉向深沉的內收。
一位詩人曾經說過：「感情與思想底全面和深度是不容許有狂暴的衝動的」[7]，賈寶玉的表現正是如此。當確知晴雯死亡的那一天，他日間還在賈政的面前，從容地和一些門客應酬，寫了一篇《姽將軍詞》；一直到晚上，心中無限的傷痛才汪洋浩蕩地流瀉出來，寫出了那篇感情洶湧的《芙蓉誄》。在那篇《芙蓉誄》中，他一變柔情蘊藉的風格，而寫出了這樣怒氣奔騰的句子：
毀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
這是一篇極其淒婉深情、然而又是憤絕恨透的控訴現實生活的檄文。這正標誌著：他的溫良的性格、清俊的情操與對現實的激烈抗議結合起來了。他學會愛，也終於學會憎。他的叛逆性格有了更高階段的發展。
五
顯然，大觀園裡的生活，畢竟限制著賈寶玉叛逆性格的發展。如果把他的生活視野，從嚴閉的內幃引向廣闊的世界，這對他是非常有益的。
生活曾經給予他這樣的契機。
偶然往鐵檻寺去作了一次郊遊，偷偷地被茗煙帶出去逛了幾趟，大觀園以外的一切太吸引這個青年人的心了。因此，被禁錮在榮國府里的賈寶玉，很早就有了擴大生活領域的願望，很早就想到大觀園的圍牆外面去尋找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當童年時代，第一次碰到了一個陌生的男性——秦鐘的時候，竟使他有些少見多怪地驚嘆起來：「天下竟有這等人物！」
秦鍾，像一陣清風吹開了他心靈的一扇窗子。生活似乎處處都在喚起他對自己所處環境的不滿和厭惡：
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富貴」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
後來，他還不惜以入塾讀書為交換條件，與這個品格其實並不很高的秦鍾，取得常相接近的機會。
由於賈寶玉在「膏粱錦繡」與「粉淡脂紅」的環境中過慣了日子，使他在交朋友時，還不能完全去除這種生活所帶給他的影響。他常常是習慣成自然地以對待女性的感覺來鑑別、擇交所碰到的男性朋友。當他初次與秦鍾見面時，便是為漂亮的外表所吸引。他後來所交結的一些朋友，也大都先是以貌取人，然後才產生較深的友誼。
但是，漂亮的外表，並沒有成為他擇交的全部內容。如果他一發現他的朋友竟是在漂亮的外表下掩藏著一副不漂亮的靈魂，也會立刻加以斥責或毅然決裂。如在那一次往鐵檻寺的途中，看到那架引以為奇的紡車，一個農民的女兒走來搖給他們看，秦鐘不懷好意地拉著他說：「此卿大有異趣。」賈寶玉就毫不客氣地將他「一把推開」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這種情形，最鮮明地是表現在他後來會晤了那個渴慕已久的甄寶玉時，誰知略一交談之後，原來這個長得和他一般漂亮的人物，竟是一個十足的「祿蠹」！氣得他說：「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
由此可見，賈寶玉決定友誼的真正標準，還是那個從小就萌生出來的反封建思想，以及在反封建鬥爭中所不斷提升起來的情操。這，曾像篩子似的篩去了那些可能把他引入封建「正軌」或墮入封建泥淖中去的骯髒朋友。
可是，賈寶玉的交遊範圍，只能達到有限的闊度。這是因為除了客觀的限制之外，還有他自己主觀上的階級上的限制。他的生活圈子不可能擴展到下層社會中去。在那一時代，像他這樣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與下層人民之間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因此劉姥姥並沒有引起他的注意和同情，相反地還成為他和大觀園裡的人們取笑的對象。
雖然如此，他還是在他所能接觸到的人中，交到了一些不無益處的朋友：這裡面有「名馳天下」的演員蔣玉函（琪官），有「不為官俗國體所縛」的北靜王，有專好「揮拳行獵」的馮紫英，還有「素性豪爽、不拘細事」的柳湘蓮；這些人差不多都是或多或少地為封建禮法所不取的人物，蔣玉函更是一個被統治階級當作玩具來戲弄的被壓迫者。這些朋友，都或多或少地從各個方面對他的反封建思想起著某些影響。而他對那一社會所賤視的藝人蔣玉函，更是顯得一見如故，立即互贈私物。
封建統治者當然不會容許這種友誼，並且要加以狠狠的打擊。為了「追索琪官」事件，賈政與賈寶玉之間所存在的長遠、深刻的矛盾，曾猛然爆發出來，發生了一場極其劇烈的生死衝突。在這一場衝突中，賈寶玉受到了封建統治者一頓非常殘酷的毒打。但是迫害愈深，反抗也愈強烈，被打得死去活來的賈寶玉更加樹起了叛逆的決心：「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心甘情願的。」
賈寶玉的叛逆性格，原是在現實生活多方面的教育下形成的，其中也包括鮮血淋漓的笞撻。
六
統治者的板子，雖然使賈寶玉受到一次皮開肉綻的磨鍊，但並沒有就此打斷他與榮國府之間所連結著的臍帶。這，對賈寶玉來說，還是一個必須等待的過程。過慣了寄生生活的賈寶玉，正像他居住的怡紅院迴廊上「各色籠子內的仙禽異鳥」一樣；太多的束縛與時代風雲的徵象，固然不斷激發著自由生活的意志；但狹窄而溫飽的生活也退化著奮飛的毛羽，使他還不能毅然衝破榮國府這個金鑄的封建牢籠。
賈寶玉似乎有時也感觸到這個家庭即將頹敗的趨勢，他曾對晴雯氣憤地說過：「你不要忙，將來有散的日子。」但是，這種感觸愈深，只會愈加痛苦。因為他對剝削階級的生活還有很深的依賴性，他還無力去開闢一塊新的生活天地。而更多的時候，這種感觸只表現為一剎那間的激動，馬上又消融在「剪綺裁紅」的生活暖流里。
可是，在這裡又不能使他的生活重心長久穩定下來。女兒們雖然使他感到「清爽」、感到安慰，但更多的卻是給他平添無限的憂傷和痛苦。她們既不能解開糾纏在他身上的那些封建束縛，更是無法理解他心靈上所擔負的連他自己也不甚理解的沉重負擔——那一沒落時代、沒落階級所帶給他的種種精神苦悶。因此，在他的濃香繁麗的生活中，總是常常感到空惘與寂寞；正如他在《紅豆詞》中所歌詠的，那「忘不了的新愁與舊恨」總是連綿不絕地包圍住他，像是「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賈寶玉不能明白，是甚麼東西這樣緊壓著他的人生。他苦惱、思索、尋求解答。
當他聽到一段《寄生草》：「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便「喜得拍膝搖頭，稱賞不已」，仿佛覺得這便是找到解答了；但當他和襲人說起：「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又不禁大哭起來。他仍然沒有找到解脫人生苦惱的鑰匙，而是更加感到痛苦和空虛。
賈寶玉有著極大的精神上的饑渴，他的靈智和感情需要獲得不斷的燃燒。在這裡，那個「年輕不諳事」的書童茗煙，竟好像成了普羅米修斯式的人物；他把精神的火種——那些在廣大人民中間流傳的文學作品，偷運到榮國府、大觀園這個籠罩著封建禮教的陰暗人間。於是，賈寶玉看到了那些「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歌本」。在這些並非都有價值的書中，也有被當時專制統治者目為「淫詞穢語」而橫加禁毀的《西廂記》、《牡丹亭》之類。從那裡面賈寶玉發現了「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的「真正好文章」。於是，在他的精神沙漠裡，如同湧進一泓清泉。那些原先沉埋在心底的反抗種子，得到這樣滋潤的灌溉，不覺一齊抽芽吐葉，破土怒生。這種生長的力量，曾集中在愛情上表現出來。「真正好文章」，幾乎一下子就掀開嚴閉在他心裡的禮教幃幕，使他赤裸裸地向林黛玉披露了火一般的愛戀：「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這種感情上的跳躍，正表示著他更遠地越出封建主義的門檻了。
不僅如此，賈寶玉又從中國優秀的古典詩歌和古典哲學著作中汲取到精神上的營養。
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為了附庸風雅、消閒玩樂，更為了替自己歌功頌德，他們除了需要一批「清客」以外，還需要一批「位在聲色狗馬之間的玩物——豢養文士」[8]。因此，他們除了把「聖經賢傳」列為教科書外，也不一概擯棄文學作品。這樣，一些帶有民主傳統的中國優秀古典文學就得到了在大觀園中存在的空隙，而成為最先哺育賈寶玉的精神乳汁。它不僅豐富了賈寶玉的精神生活，使他擺脫了貴族公子的種種庸俗，具有了比較優美的情操和清麗舒徐的風格；而且更使他在現實鬥爭中學會如賈政所斥罵的「精緻的淘氣」，能夠運用文學作品來抒發自己的胸臆並向封建勢力展開攻擊。那篇文采奕奕的《芙蓉誄》，顯然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離騷》的影響而寫出來的。
文學作品是這樣有力地提高了賈寶玉的思想感情和發展了他的叛逆性格；但是，並沒有提供他所碰到的人生問題的解答。他仍然陷在苦悶的包圍中，仍然感到需要找到一條精神上的出路，和找到對抗封建主義的思想形式。薛寶釵說他整日價「雜學旁搜」，正透露了賈寶玉在頗為辛苦地進行探索。
可是，真正的出路，在那一時代是沒有的。由於歷史發展的不成熟，當時的思想家還無力「總結過去，建立新的體系和新的研究方法」（列寧語）。雖然這一時期已經出現了一些比較先進的思想家如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唐鑄萬等，提出了「工商皆本」、「為天下之大害者君也」、「凡為帝王皆盜賊也」、「平則萬物皆得其所」等等帶有樸素民主思想的學說；但由於當時封建勢力還是龐大的存在，新的社會物質力量還很薄弱，因此他們的思想既帶有濃重的空想色彩和復古傾向，同時更擺脫不開傳統思想的束縛。[9]他們還遠遠不能建立一套為新的社會運動所需要的嚴整的思想體系。而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比較先進的思想，在當時專制皇帝嚴密的思想統治下，也不易廣泛傳播；[10]生活在大觀園裡的賈寶玉更是絕少親近的機緣。
不過，大觀園裡的現實生活，以及由這種生活所激起的反封建要求，更加上這個貴族家庭所集中反映著的那一時代的歷史趨勢，使賈寶玉雖然過著囚籠式的生活，但正像深居在裝有暖氣設備的溫室里終於不能免去冬天季節的感覺一樣，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和當時的人們感受到共同的時代氣息。因此賈寶玉也提出了一些帶有哲學意味的反封建的思想形式，並通過他自己的生活環境而富有個性地表現出來。
賈寶玉在精神世界中所經歷的道路，是一條非常曲折複雜的道路。由於在大觀園裡接觸不到當時先進思想家的著作，賈寶玉只能跑到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著作里去，跑到佛家、道家的哲理中去尋找精神上的力量；因此他沉湎在為薛寶釵所鄙薄的「最能移性」的「道書機鋒」里。他特別喜愛《莊子》，是有著非常現實的原因的。因為從主張發揚自然本性的《莊子》中，正可以找到很多跟現實鬥爭結合起來的東西，並把它變成自己的行動旗幟。那些「歸返自然」、「全性保真」以及視官爵如「腐鼠」等等思想，正好用來作為自己否定現存秩序、謀取個性解放的精神武器。
在大觀園裡題對額時，賈政呵責他不愛那個人工造成的「稻香村」，他為了發揮「自然本性」思想，竟情不自禁地冒犯著賈政的威嚴，譏誚地反問：「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嘗雲『天然』二字，不知何意？」接著又大發了一通把賈政氣得喝令「叉出去」的議論：
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即百般精巧而終不相宜。
這一段議論與《莊子·馬蹄》篇中的話非常相似：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夫殘朴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由此可見，賈寶玉的主張「自然本性」，實際是對虛偽做作的封建道統和人為的現存秩序懷著一種自發的深刻的憎惡。他的酷愛《莊子》，不過是「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11]
當然，賈寶玉所以迷戀《莊子》，又是與他所處的沒落貴族階級有著內在的聯繫。這種生活使他極易感染上《莊子》哲學中的消極厭世思想。毋怪他對《胠篋》篇中那種「絕聖棄智」、否定一切的虛無觀念又感到「意趣洋洋」。
賈寶玉為了探索人生的底蘊和尋求精神上的出路，又曾經痛苦地去進行「參禪悟道」。儘管他作得那麼苦心、那麼認真，但談起禪來，連深悔引起他「禪機」的薛寶釵都比他高明。機智的林黛玉更把他問得「竟不能答」。於是他不得不又從「無可雲證」的「立足境」中，回返到花團錦簇的現實生活中來，並在心裡這樣想：
原來她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
他不會談禪，其實並非是「知覺」過於遲鈍的結果，而是因為他在這中間找錯了路標。他不是像宗教徒那樣的「把世間問題，變為神學問題」[12]，而是想用神學來解決世間的問題；因此，他不能不碰壁而返。
對地上的事物付出很大的關心和感情，並把生活中的美和詩意當作最高原則來謳歌、來保衛的賈寶玉，他對宣傳天堂幸福的宗教，原是有著內在的抵抗性的。更何況那個「金玉姻緣」的神秘說法，還時時威脅著他的人間幸福。因此他並不希求那張「以賤價出售升入天堂享樂的門票」[13]；更沒有像他的伯父賈敬那樣：雖然也感到貴族生活的空虛和好景不常，卻乞靈于丹砂的解救，好超脫他飛登仙境，永遠過著與現世一般無二但又不用擔憂的享樂生活。賈寶玉對宗教神靈是懷著厭惡的情緒的，他曾經對茗煙說過：
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著，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庵裡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著。
襲人曾經要賈寶玉答應三件事，如果依了，則「刀擱在脖子上」也不離開他，其中一條就是：「再不可毀僧謗道」。這種種都是說明賈寶玉一貫對神靈持著批判的態度。這種批判，骨子裡是對人間「苦難世界」的批判[14]，是對「以宗教為精神慰藉的那個世界的鬥爭」[15]。
說來也許會覺得奇怪，賈寶玉既對宗教採取了那麼明智的否定態度，但在他的生活中卻又常常伴隨著一個神靈的世界；並且還常常以神學的眼光，來解釋某些生活現象。譬如當他看見齡官鍾情賈薔，便「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他看到周圍少女的「清淨潔白」，便認為「天下靈秀，獨鍾於女子」。劉姥姥信口開河地編造了一個成了精的女孩子抽柴火的故事，惹得他「盤算了一夜」，並且深怕人們打了塑像，說：「快別如此，平了廟，罪過不小。」……
這些現象又怎麼解釋呢？原來，賈寶玉心目中的神，並非出於宗教的虔誠，而是苦痛的現實世界在他頭腦中的曲折反映。
當時的人們，「除了宗教與神學，就不知道有其他任何思想體系的形式」[16]，因此當賈寶玉被現實生活中的苦痛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便常常無可奈何地吞食宗教的麻醉劑。這樣，神靈的世界便在賈寶玉的思想中矛盾地產生了。正如一個哲學家所說：「人們的願望怎樣的，他們的神便是怎樣的。」[17]賈寶玉的表現正是如此。當晴雯死後，小丫頭騙他，說是晴雯做了芙蓉花神，他是那樣的認真，那樣的深信不疑：
聽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過頭來，看著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我就料定她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
在這裡，我們完全不覺得他有絲毫宗教徒的愚信，只覺得在他的話聲中蕩漾著現實人生的血淚。
林黛玉死後，他同樣地也有過這樣動人的表現。有一次，他和襲人談起林黛玉的死：
寶玉道：「……又聽見說天上有音樂響，必是她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過了棺材，到底不知道棺材裡有她沒有？」襲人道：「你這話益發糊塗了，怎麼一個人不死就擱上一個空棺材當死了人呢？」寶玉道：「不是嗄，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好姐姐，你到底叫了紫鵑來。」
可是，「叫了紫鵑來」又有甚麼用呢？幻想天國里的聖水，只能使他心裡得到片時的麻醉，並不能滌去現實生活中的斑斑血跡。神靈世界，只不過是他臨時搭架起來的一所精神避難所。
賈寶玉把宗教當作避難所，除了以上所說的原因之外，更有其深長的歷史的階級的原因。
佛教曾經作為精神上的鴉片被封建統治者不斷地利用、宣揚，在中國傳播了上千年；並曾經和儒家、道家等思想結合起來，一直滲透到中國文化的深處，直至文學、美術、音樂、建築等領域中去。到了清代，它仍然起著頑固而又廣泛的影響。當時的專制統治者也是把它當作自己「階級的專利品，作為控制下層階級單純的統治手段」[18]來加以利用的（清朝皇帝入關後曾大力宣傳迷信）。那一時代的賈寶玉，既無力為自己建立一套新的思想體系，因此佛教思想包括道家思想）不僅會作為一種傳統的統治思想使他接受影響；而且又由於他處在那個每下愈況的貴族家庭中，沒落階級的悲觀苦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生活信心的不足，這又極容易使佛、道思想在他的哀傷的混雜的心情下乘虛而入，使他感染上許多虛無幻滅的東西。
所以，我們看到：當榮國府愈是衰敗破落的時候，賈寶玉也就愈是想用袈裟當作繃帶，來包裹現實的創傷。佛道思想以及中國古典哲學對他的影響是複雜交錯的；既曾經在他的身上起過積極的作用，同時也起著不可忽視的消極作用。總之，他在這裡仍然沒有找到一條真正的精神出路。玄而又玄的佛教哲理和虛無空緲的道家學說，卻把他的思想曲線拖引得更長了。
賈寶玉為了急需擊破加在他身上的封建的精神壓力，當苦於提不出新的思想武器時，便又被擠上了另一條叛逆道路，即對封建傳統思想乾脆加以大膽的懷疑。他說：
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理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
書中更有一處描寫，表現了他的這種懷疑精神，那是在他初次會見林黛玉的時候：
……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個妙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可以看出，對封建傳統思想除了懷疑、否定之外，賈寶玉同時還在有意無意之間進行創造。當然這種「創造」是粗疏的、不經的、也只能算是「杜撰」而已；但這恰恰說明了賈寶玉企圖擺脫封建傳統束縛的心情是多麼迫切！同時這也反映了那一時代的知識分子尋找道路的焦急和煩躁。
賈寶玉對封建傳統思想的厭惡，必然要擴展到受這種思想支配的人，和體現這種思想的某些社會制度。這樣，在他的思想性格上，就出現了一道引人注目的奇光異彩。他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進」底下的所謂「讀書上進」的人，痛罵為「祿蠹」、「國賊」；對舉世沉迷的時文八股，鄙視為「沽名釣祿」之階；他自己更是「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一提到「科舉」、「仕途經濟」便要按捺不住地激憤起來。他甚至把所謂「君子殺身以成仁」的封建最高道德，罵得一錢不值：
人誰不死？只要死得好。那些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的死節，便只管胡鬧起來，那裡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諫之臣，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父於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戰，他只顧圖汗馬之功，猛拚一死，將來棄國於何地？
又說：
……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若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機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釣譽，至不知君臣的大義。
不僅發了這些言論，而且還有激烈的行動——「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19]
賈寶玉對封建主義的精神道德所挑起的懷疑和否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可貴的懷疑和否定。
賈寶玉，這是一個現實世界中的囚徒，精神王國里的闖將！
但是，我們從另一方面又看到：不管賈寶玉如何在封建傳統思想中左衝右突，還是要受到它的勢力的支配。他並不像有些論者所說的：「反對綱常倫理，反對一切束縛。」即使在前面所舉的那些劇烈的言論中，也可以看出：封建君主在他的理念世界中還是據有至尊的位置，而宗法社會的一套倫理觀念也對他有著頑固的影響。他雖然「並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但對於「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因此，我們看到他在賈政、王夫人的面前，總是執禮甚恭，似乎不敢逾矩一步。甚至當他經過賈政書房的門前，明知裡面無人，也要下馬。周瑞勸他省去此禮，他說：「雖鎖著，也要下來的。」……
是的，生活在那一歷史時代的賈寶玉，要與舊的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這還是一個相當長遠的過程。不，應該說這是賈寶玉所不能完成的過程。舊的觀念，積數千年的沉澱，到了賈寶玉的時代，那厚重的勢力是夠壓人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傳統是巨大的力量，是歷史的惰力。」[20]而新的思想體系的產生又缺乏足夠的社會經濟基礎；因此，生活在那一時代的賈寶玉不僅處在舊觀念、舊關係的強大包圍中，而且那強大的勢力還有把他的生活銳氣磨鈍，使他漸漸消融、沉埋的可能。這種可能，與事實之間的距離並非很長。
使得賈寶玉終於沒有鬆開執著反封建大旗的手指，並且毅然斬斷了他與榮國府之間所連結著的臍帶，而把叛逆性格發展到一個貴族公子所能達到的最大強度，這是因為在他的生活中湧起了一道狂瀾——碰到了絕代悲劇典型林黛玉。
七
像在茫茫的大海上，兩隻掛著相同旗幟的船偶然地碰在一起，賈寶玉和林黛玉初次見面的時候就發生一種心靈感應的震驚和愉快。兩個人都不約而同地在想：
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裡見過的？
在這裡，曹雪芹用他的神來之筆，作了富有詩意的藝術誇張，動人地描繪了這兩個青年人從形態上、尤其是從氣質上所產生的精神共鳴。
幼喪父母、寄人籬下的林黛玉，與賈寶玉相反，卻是太早地就接觸到了所謂「人情冷暖」。而在那一時代，一切都得由別人來決定的婦女命運，更是不容轉讓地要強加在這個纖弱的少女的身上。命運，似乎還不單是在這一點上播弄著這個高傲的少女，更把她拋到那個機心四伏、你欺我詐的榮國府中，讓一雙雙勢利的眼睛，看著她在別人的施捨與憐憫下過著日子。大觀園裡的繁華熱鬧，只是愈益襯托出她心裡的冷寂悽酸；別人家中的笑語溫情，只是愈益加重了她心裡的孤獨哀愁。不肯遭受半點歧視和屈辱的心性，又使得她經常處於神經緊張的狀態中，於是她善疑善感，多愁多病；在她的胸中，哀痛繁殖著哀痛，以致填滿得讓不出些微的空隙而顯得「氣量狹窄」了。至於那「還」不完的眼淚，更是成了她終年的伴侶。
看來，生命對於這個少女是痛苦的，不可貴的！雖然她是那麼聰明地善於汲取生活中的美和詩意。
如果說，為爭取把自己的命運自由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是那一時代婦女的共同願望；那麼，這種願望在林黛玉說來就成為比生命更為要緊的事情了。因此，當她一旦碰到那個稀有的、多情的、有著同一格調的賈寶玉時，這種願望很快就化升為愛情的烈火，並且永不熄滅地用整個生命燃燒起來。
但是，賈寶玉並非一開始就把全部熱情傾注在她的身上。最初，尤其是當薛寶釵剛來到大觀園的時候，他曾經一度搖擺在這兩個愛情對象之間。在夢遊「太虛幻境」時，他就把理想中的仙子想像為：
其鮮艷嫵媚，有似寶釵；風流娜，則又如黛玉。
當他提筆續《南華經》時，更是表現了他處在多方面的愛情糾葛中，甚至為此感到苦惱。所謂：
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邃其穴，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
這正說明他對林黛玉還沒有發生專一的、強熱的愛戀。甚至後來當他已經向林黛玉說過：「除了別人說甚麼金甚麼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在作了這樣的愛情起誓之後，還是抵抗不住薛寶釵的「纏陷」。如有一次他跟薛寶釵的丫環鶯兒閒談：
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嬌腔婉轉，笑語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出寶釵來？
是的，他一到薛寶釵的面前，總是常常「不覺又呆了」。這種情形，聰明的林黛玉是看得很清楚的。當賈寶玉在她的面前起誓時，她說得很好：
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真的，這種對姐姐、妹妹都愛的情形，真不知要繼續多久！
後來，是甚麼決定了賈寶玉的愛情取捨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賈寶玉終於對薛寶釵愈來愈淡漠，甚至在夢中也不忘反對「金玉姻緣」之說，因為薛寶釵對他說了些「仕途經濟」、「考舉人進士」之類的「混帳話」。這些「混帳話」，使一貫在女孩子面前顯得特別溫柔的賈寶玉，竟作出了這樣粗暴的舉動：「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
不僅如此，他後來還罵了起來：
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的女兒，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流！
與此相反，他和林黛玉卻愈來愈親密，終至兩心默契，結成生生死死之情，這又是為甚麼呢？原來：「林妹妹不說這些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和她生分了。」
在這裡，《紅樓夢》富有思想光輝地表現出：寶黛的愛情不同於以前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所描寫的愛情，它打破了那種「金榜題名」、「德言工貌」式的才子佳人俗套，而把愛情的意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只有當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叛逆性格愈是發展成為清楚的輪廓時，他們之間的愛情也才愈是變得堅強起來。
最後，終於在共同的反封建的旗幟下，他們站立到一起，並從內心發展成牢不可破的關係。他們互相以愛情填補著生命的空白，互相以愛情激發著思想的光華。而在很多的時候，林黛玉還以她的「孤標傲世」和「風露清愁」，不斷地薰陶著賈寶玉的精神境界，使賈寶玉不由自主地洗脫著那些貴族公子所難免的庸俗和輕薄。譬如有一次，賈寶玉出語隨便了一些，戲對紫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床？』」林黛玉一聽，「頓時撂下臉來，」氣得哭道：「也來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的！」嚇得賈寶玉慌忙賠禮，責備自己「該死」。所以，我們看到賈寶玉在林黛玉面前，總是不敢稍近狎褻，常懷著一種「敬重」的心情，似乎有一種把他升高起來的力量。這，正是真正愛情的力量。
賈寶玉在愛情的面前膜拜頂禮，實際上是在靈智和詩情的面前、在反封建主義的生活方向面前膜拜頂禮。
鳳姐曾經說林黛玉是一盞「美人燈」，如果我們不從「美人」這個字義上作褊狹的理解，林黛玉確像一盞用自己的血和淚點燃起來的「美人燈」。它照耀著賈寶玉，使他在那個四野茫茫、墨黑如漆的封建長夜裡，感到有一線希望的亮光。於是，賈寶玉在榮國府的圍牆裡面找到了生活的重心，找到了心靈的最大慰藉，找到了他所理想的美。
生活的朝霞，在賈寶玉的頭上升起。他在那條走得爛熟的通往瀟湘館的道路上，曾經有過多少醉心的、霓虹色的憧憬啊！
但是，這美好的愛情，所得到的並不是別的，而是更為深重的憂傷和酸苦的眼淚。因為在它的後面，正緊緊地跟隨著一道陰影！愛情的火光愈亮，那一道陰影也就愈是分明。
賈寶玉似乎沒有很快就明白過來：他從林黛玉身上所發現的那種由形態、情操、靈智、思想所組成的美，正是封建統治者所冷淡、所嫌惡、並加以打擊直到毀滅為止的東西。有一次，他想「勾著賈母」讚美林黛玉，不想反引起賈母把薛寶釵稱讚了一頓，王夫人也在一旁連聲附和。他只是感到「事出望外」，一笑走開。他完全沒有想到在這件家常小事的背後，隱布著多麼可怕的陰影！更有一次，他誤以為林黛玉要回南方去，因而嚇得「口角流津」，人事不知，當著許多人的面前暴露了他對林黛玉的熱戀；賈母、王夫人在旁自然看得很清楚，也急得「眼中流淚」，但在那樣生死嚴重的關頭，只是安慰他說：「林家的人都死絕了，再沒有人來接她，你只管放心吧。」卻始終沒有就此提到他們的婚姻問題，以這個十分有效的「藥方」，來徹底療救她們的「命根子」。而在這之後不久，薛寶琴來到了大觀園，卻引起賈母考慮起孫兒的婚事，想把她「說給寶玉」。……這一連串的事實，都說明了林黛玉已在賈母、王夫人等的心目中失去了位置。她初來榮國府時，那種把她「摟入懷中，心肝肉兒叫著哭起來」的親熱，只是暫短的存在；沒有多久，這一層封建「家庭關係上面所籠罩著溫情脈脈的紗幕」就撕破了，現在所剩下的，只是日見淡漠的親戚情面。
更從王夫人與鳳姐的談話中，說晴雯的「眉眼兒有些像林妹妹」，而晴雯在她看來是個「妖精似的東西」；再從賈母說林黛玉「這孩子就是個心細」等等話語中，可以看出封建家長對林黛玉從外貌到內心都不喜歡；同時也不難想像林黛玉在那種礙於親戚情面因而說得比較含蓄的責難里，將會受到多麼大的壓力，尤其是精神上的壓力。因為賈府里的人，誰不仰望著賈母、王夫人的鼻息行事？
是的，林黛玉似乎要比賈寶玉更早地就敏感到封建勢力加在他們愛情上的千鈞重量。因此我們看到：她往往在愛情愈深愈濃的時候，眼淚也就愈多愈苦。
而賈寶玉，似乎對統治者還存在著某些幻想；似乎並沒有認真地正視一下，那矗立在愛情道路上的鐵一般的封建閘門。他好像只要以自己的心去換得林黛玉的心就萬事大吉了，一切傷痛也消失了，人間又仿佛變得無限美滿起來。看來，這個貴族公子，非要經過現實生活不斷的教訓，才能覺醒過來。
現實生活對這是毫不慳吝的。隨著年事的漸長，婚姻提到日程上來；現實的陰霾立刻衝散了賈寶玉彩虹色的幻想，生命的狂風暴雨來了。……
在封建時代，正如恩格斯所說：
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
當事人雙方的相互愛慕應當高於其它一切而成為婚姻基礎的事情，在統治階級的實踐中是自古以來都沒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跡中，或者在不受重視的被壓迫階級中，才有這樣的事情。[21]
以上所說的情形，在賈寶玉的婚姻上是表現得再明顯再深刻不過了。封建家長所以把薛寶釵選為賈寶玉的婚姻對象，不僅是因為薛寶釵在各方面都夠得上封建主義的閨範而大得她們的歡心，而且更是因為存在著「家世的利益」。當賈寶玉的婚姻被提出來時，正是榮國府的衰敗跡象已深、極需要一個得力支柱的時候，因此在協助探春理家中曾經顯露了頗有「齊家」之才的薛寶釵，就更加成為賈府所渴求的人材了。而薛家這時也正衰勢日迫，需要和賈府取得更緊密的依靠。薛蟠又惹下一場人命官司，更是需要借重賈府政治上的權勢。薛寶釵在臨出嫁之前就曾經說過：「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因此，雖然在她出嫁時是那樣的草草從事，那樣的使她「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暗自垂淚」，而未婚夫又是那麼一個絕意「仕途經濟」的痴頑得難以點化的人物，榮國府的景況也早已今非昔比；但她還是隱忍著一切，完成了「出閨」的大禮」。她是以封建主義的原則和「家世的利益」為第一前提的。[22]
也許從表面看來，封建家長執意要把薛寶釵指定為賈寶玉的婚姻對象，主要是為了「金鎖」可以拯救陷於「神志昏聵、醫藥無效」病狀之中的賈寶玉，好像還是出於一種「愛護」的心理。但是，這不過是複雜的生活現象所造成的一種錯覺而已。從下面的情形，就可以看出事情的真實內容來了：當襲人知道要娶薛寶釵時，曾考慮到這樣做的結果，將是「一害三個人」，「不但不能沖喜，竟是催命了」；她感到情勢實在緊迫，不得不跑到賈母、王夫人的面前，把事情的嚴重性作了懇切的陳述。但是，儘管事情如此「催命」，並未絲毫改變封建家長的初衷。這時，封建主義的原則已高過賈寶玉尤其是林黛玉的生命之上。賈母聽了襲人的話後，便說：「林丫頭倒是沒甚麼」；至於寶玉，也不過使她略為遲疑了一下，感到有些「作了難」罷了。於是便把作法改變了一下，使出了更加陰狠詭秘的手段，這就是鳳姐的得意傑作——「掉包兒」。
於此可見，所謂「金玉姻緣」，只不過是封建統治者把他們的真正意圖變為神靈的意志而已。
其實，即使大觀園裡沒有走來一個薛寶釵，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也不會因此而改變悲劇的結局，封建統治者必定挑選另外一個合乎標準的女子作為賈家的媳婦，林黛玉早已是她們視野之外的存在了。薛寶釵的插入，只是加強了這一悲劇的緊張性，不是造成悲劇的真正原因。
造成悲劇的真正原因，是那個根本就不容許自由戀愛存在的社會。因此，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從發生的第一天起，就向封建主義提出挑戰，而發展到結婚階段，兩種力量便形成了一個衝突的集中點。
這時，賈寶玉與封建家長之間，那一道曾被「溫情脈脈的紗幕」所蒙蓋著的分界線，已十分清楚地顯露出來了。賈母對賈寶玉已不再是一味「溺愛」和「嬌慣」，對林黛玉也不再顧全那些親戚的情面，而是披著封建禮法的壽衣赫然站立在他們的面前。
婚姻問題，總結了賈寶玉與封建社會之間所存在的一切矛盾和衝突。他和林黛玉固然不惜以死來取得愛情的勝利、生活理想的勝利；但封建統治者亦不惜以他們的死來贏得禮教倫常的神聖不可侵犯。
在這一場劇烈緊張的決鬥中，林黛玉——這一枝迎著中國封建時代的「風刀霜劍」[23]而生長的花朵，終於被統治者毫不憐惜地摧折了。
殺死林黛玉的社會，猛烈地驚醒了賈寶玉的靈魂！
隨著林黛玉的死亡，他的美好的生活憧憬也一同歸於幻滅。至此，他對封建家庭所存在的種種眷戀，已漸漸汰除乾淨，並且接近最後的決裂了。這時，他所作的那些忽啼忽笑、若痴若狂的表現，正說明他處於緊張的內心鬥爭中，對整個人生在作深刻的思考。
叛逆的決心更加堅定了，正當這時，榮國府又發生了急遽的變化，更把賈寶玉推上徹底反叛的道路。
裂痕累累的榮國府，在賈寶玉結婚以後，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的衰落，更加陷入了支撐不住的困境。農村的「旱澇不定」，大大減少了封建地租的剝削，弄得賈母吃的細米飯也發生恐慌。而且還年年透支，「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世爵官俸早已抵不住那一再緊縮但依然是豪華的開支。靠「皇恩永錫」[24]顯然也是不行，它不僅沒有使這個貴為國戚的賈府內囊飽滿起來；相反，還要在賈府的身上分取油脂。一趟「省親」，曾把賈府鬧得「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後來賈府又為了應付「連年宮裡花用」，不得不「在外浮借」。那筆借債想來是個不小的數字，曾使賈政看了「急得跺起腳來」。這一切，都說明賈府在經濟上已面臨嚴重危機。
隨著貴妃的夭逝，史家的衰敗，王子騰的暴亡，這些又大大削弱了賈府的社會關係和政治地位，並因此受到其他官僚的排擠，[25]毋怪在這時發生了更把賈府拋入衰亡絕境的「查抄」。
榮國府在經濟基礎、政治地位上所起的變化，給賈寶玉、尤其是結婚之後的賈寶玉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首先是，隨著這個貴族家庭的遽然沒落，那「重整祖業、克振家聲」的重任，便刻不容緩地擱到剛剛成年的賈寶玉的身上來了。他所深惡的「仕途經濟」，要比任何時候更為不容轉讓地向他緊逼過來。加之，在他的身邊，又有了左右不離的薛寶釵和她的得力助手襲人；這時更是可以「名正言順」地採取各種手段，來軟化他、「規導」他走上封建主義的道路。這一切，曾經把賈寶玉弄得昏昏沉沉，以致使他好像失去了往日那種清新俊拔的神采。甚至，他還曾經有過「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
但是，封建統治者所搖晃的招降旗，只能在賈寶玉的身上投射著一些飄忽不定的暗影，並沒有根本搖動他那已像磐石一般沉重的叛逆決心。他沒有一刻忘記過那個已經被毀滅掉的愛情和生活理想；只要一提起林黛玉，他的身上就立刻飛回了原有的那種動人的東西。我們就會從他的話聲中、眼淚中感到有一種內部的、凝聚的重量。他外態昏沉，「三言倒忘兩語」，這是因為他的內心正在空前緊張地活動著。他對周圍一切的憎惡，變得更為深含更為堅定了。只有薛寶釵才敏銳地看到他「有意無意之間，別有一種冷靜光景」。
賈寶玉正被一個丟不開的、重要的念頭所占據——徹底決裂！
在各種因素的摧逼下，他最後終於一躍而起，連皮帶肉地扭斷那一條無形的黃金鎖鏈。封建社會所極力宣揚、誇耀的一切：無論是天恩祖德、功名富貴、嬌妻美妾等等，都被他一腳踢開。在王夫人與薛寶釵的哭聲中，他「仰面大笑」，奪路而去。……
賈寶玉衝出了封建貴族家庭的門檻，但又落入佛家的迷途。
是的，這個貴族公子並沒有找到真正的出路。遁入空門，與他頭腦中早就潛伏著的空幻思想有著聯繫。他的出家，不過是為自己的痛苦找到一服精神上的麻醉劑，並沒有對封建社會帶來損傷。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他的出家又並非是「四大皆空」、「六根俱淨」的結果，而是背負著一個了卻不盡的「塵緣」和帶著一個永恆的憎恨踏進寺院的門檻的。不難想像，佛門的清規戒律，對於他也還是難以忍耐的；然而他總算對封建統治者宣示了誓不與同的離心，並找到了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可以免去許多煩擾，好讓他遙向林黛玉的亡靈，獻上自己最珍貴的祭品——一顆破碎的、但永不改變的心。
正是這顆心，使我們聽到在他出走時的笑聲中，響著悲憤的抗議。他無情地宣布了封建主義思想道德的破產，即使是那金光燦燦最能迷惑人心的一切也是不值一顧。他更以行動昭示了：封建貴族之家比冰冷的寺院生活還要難受，還要令人厭惡。
因此，賈寶玉的出家，是對現實社會的一種攻擊。這攻擊的力量，主要是表現在思想的意義上。它雖然沒有損傷封建社會的軀體，但卻痛擊了這個社會的靈魂——封建主義。只是，在這奮身一擊的同時，他自己也沉沒了。
八
對賈寶玉思想性格的形成和發展，作了這樣的一番巡閱之後，我們可以看出：這一人物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舊胞胎里慢慢地孕育成形的，並呼吸著時代的空氣而成長起來。他的思想性格中所彈射出來的火花，是從堅硬的環境燧石上碰擊出來的。他的心理狀態、精神面貌的全部結構，曲折而又深刻地體現著那一歷史過程的特色。
存在決定意識，這就是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所以產生的全部理論根據。
這一人物形象是帶著新的光彩、新的意義走進中國文學發展的長流中來的。他的愛情理想、生活追求、思考方式以及他在反封建主義的道路上所跨過的那許多足跡，我們還不曾在《紅樓夢》以前的文學作品中看到過這樣豐滿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典型，並且以這樣一種新鮮的姿態呈現在我們的面前。而在婦女、愛情等問題上，他更是大大地突破了傳統的束縛，不但把處於封建壓迫下的女性看得無比聖潔，而且提高到男性的地位以上；同時又在「歸返自然」的口號下，響徹著個性解放的呼聲。在賈寶玉靈魂的深處，有一種誘發我們思考、引導我們探索的東西——一種可以通向歷史未來的東西。正是從這裡使我們感到：悠久的中國古代社會，它那漫長的歷史腳步，雖然顯得十分沉重而迂緩，但還是含蓄著無限的生命力在展步向前；終於有一天會迫近一個歷史的終點。我們不禁從賈寶玉的身上感到吹來一陣新生活的微風。他的出現，有如世紀最初的星辰，閃耀在歷史的夜空。雖然它的光亮還顯得微弱，還顯得閃爍不定。
曹雪芹以賈寶玉的名字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微微覺醒的、但還顯得睡意朦朧的社會意識。
但是，我們同時也不能忽視，這些新的意識、新的概念在賈寶玉的頭腦中產生和形成的時候，它並不是表現得很純粹的。往往當我們越是逼近地注意它的時候，就越是發現那裡面混和著許多雜質，越是感到難以取得確定的了解。這是因為在那些新品質的芬芳中，我們仍然嗅到了濃重的舊生活的氣味：王孫公子的情調、沒落貴族的傷感、有閒階級的雅致以及對於寄生生活難以斬斷的眷戀……這些都像無數的纖維，編織在賈寶玉的整個思想性格里。
應該對賈寶玉這軟弱的一面給予充分的估計。他始終是一個貴族氣味十足的公子。他雖然舉著反封建的旗幟，但並未脫去舊的習氣、特別是封建剝削階級的本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在他的帶有民主傾向的叛逆性格中，總是感到缺少一件甚麼東西——一種剛勁的革命氣概。
當討論到產生這一人物的社會條件時，有的論者從當時萌芽的資本主義因素來尋找它的社會根據。無疑，這有助於對賈寶玉的性格給以物質的詮釋。但是，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究竟達到何種水平，是否足以產生出它的思想代表，特別是在賈寶玉這樣的貴族公子身上找到它的代表；這些都還是問題。如果只需努力去考證出當時資本主義生長的水平，便可以計算出賈寶玉性格中新因素的強弱和性質，這就未免像恩格斯所指摘的：「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26]。當然，如果與此相反，努力去考查當時的社會經濟或思想家的著作中還沒有新的成分，從而證明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的身上也沒有新的東西，這又未免是一種「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27]。
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正像現實生活本身一樣，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必須看到，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或市民階層縱有發展，其力量也很微弱，而且也很難給成天禁閉在大觀園裡的賈寶玉以明確的影響，而足以動搖賈寶玉所屬階級基礎的，在當時也仍是廣大農民的力量。因此，我們覺得不能把處於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當作解釋賈寶玉性格的全部根據，應該「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28]。恩格斯又說：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29]賈寶玉的性格，正是這種「力的平行四邊形」所形成的「合力」的產物。這種合力所包含的內容，也就是我們在前面所分析過的促使這一人物行動的各種各樣的動機，其中固然深秘地貫串著時代的動因，但也包括「單個的意志」和「特殊的生活條件」（如前面提到的在內幃廝混」，即是這種「特殊的生活條件」之一）。此外，我們偉大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對作為知識分子的賈寶玉也起著鮮明的影響。
賈寶玉所生活的時代，是封建傳統觀念沉澱得最厚重的時代，但同時也是前代所創造的精神財富積累得最豐富的時代。點燃在賈寶玉心裡的那一支神明的火炬——那些帶有樸素民主色彩的思想，很多是從中國古代進步的文化成果中繼承過來的；尤其是從唐宋以後那些具有反傳統、求解放、主張婚姻自由等民主思想傾向的詩詞戲曲小說中得來的；還有的則是從更遠的古典哲學得到啟發，並在劇烈的現實鬥爭中加以豐富、發展起來的。雖然在《紅樓夢》以前的許多以愛情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中，還沒有出現過像賈寶玉這樣形象豐滿、概括深廣的典型，但卻可以找到它的一部分或是它的某些精神。可以看出，賈寶玉性格中的新因素，不僅與當時的中國歷史現實有著內在的深刻的聯繫；而且在他之前很久，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就已經孕育著、萌生著的各種社會進步因素，也通過各種聯繫特別是文化的聯繫，給予他以深厚的、長遠的影響。這樣，就使他有可能在前代傾向民主思想鬥爭所已經開闢的境地上更突進一步；能夠在當時縱有發展、也是很微弱的新的經濟因素並非很直接有力的觸動下，而表現了強烈的對舊秩序的憎恨和對新道德、新世界觀的熱烈追求。
同時，在這裡還必須重複提一下：賈寶玉性格的產生，最主要的還是與他切身所處的現實生活環境有著很密切的聯繫。而這一環境又是與蒼老的中國封建社會在清代統治乾隆後期所表現的那種盛中見衰的特殊情況分不開的；或者說，與賈寶玉處於當時社會矛盾的焦點——榮國府分不開的。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裡，為他的性格的成長，準備了適宜的土壤；同時也規定了他性格上的一些優點和弱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賈寶玉性格的形成是與他的生活環境、個人遭遇、民族文化傳統以及當時的歷史情況分不開的。他是吮吸著我們民族的乳汁而生肌長肉，他的骨骼里更是深含著時代的鈣質。他是一個直到靈魂深處的中國人，同時又是十八世紀中葉中國社會的產物。
是的，賈寶玉的生活鬥爭道路，已經在里程上落後我們很遠了，但它在我們的記憶中並沒有離開很久。一直到五四時代，廣大群眾尤其是知識青年仍然有著賈寶玉的苦悶和追求；但是，那時為賈寶玉所不能想像的生活道路，已經出現在歷史的地平線上了。他們之中的先進分子，一個比一個更有決心更有氣概地跨出了封建主義的門檻。
賈寶玉是舊時代低氣壓下的一閃電光，只是他還發不出新歷史暴風雨之前的雷鳴。
賈寶玉，這是一個處於將生未死之間的知識分子的形象。
這個貴族公子還未免顯得過於嬌柔，還稱不上是「英雄」或「新人」；然而這並沒有降低《紅樓夢》的思想意義。一個作品的思想高度與主人公的「高大」並不完全等同。通過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紅樓夢》所顯示的力量要比它的主人公大得多；它生動地向人們展示出：那一社會已經腐朽黑暗到這種程度，即使是一個養尊處優的貴族公子也感到無法忍受，也要起來反抗！
因此，塑造了賈寶玉的《紅樓夢》，與結束「康乾盛世」的白蓮教農民起義以及動搖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太平天國運動同在清代王朝出現，這並不是偶然現象；它們是有某些共同的社會聯繫的，並在不同的範圍內顯示著某些新的歷史意義；而作為敏感地反映客觀世界的文學藝術，它又會在某些方面，比政治事件更先地成為人民大眾的思想情緒表現出來。
九
通過賈寶玉這一典型形象的創造，曹雪芹所顯示的藝術力量是驚人的。首先，曹雪芹從生活的整個方面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具有人的全部複雜性的人。同時又以這一人物為中心，像心房通向全身每一個毛細血管似的展開了有機的、極為複雜錯綜的社會聯繫。正是在這一「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語）中，十分有力地跳動著時代的脈搏。
又如在生活中一樣，一般總是體現於個別之中，本質不能脫離現象而存在。曹雪芹通過大量的、看來是那麼平常的生活現象以及主人公的個人命運、個人衝突，向我們展示了人物性格發展的全部邏輯以及生活的活的規律性。在曹雪芹的筆下，生活的真理總是非常生動的，可感觸的。
曹雪芹還向我們展示了主人公思想感情的全部結構，並且卓越地表現出它是按照自己的、獨一無二的個性組織起來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它具有廣闊的典型意義。體現在這一人物身上的那種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藝術的感染力。因此，在這一人物的典型意義里，不僅含有那一時代所提供出來的東西，而且含有全人類的、能夠打動各個時代人們心靈的東西。是的，進步的、有價值的東西，永遠是人類的精神財富。
所以，塑造了賈寶玉以及其他典型形象的《紅樓夢》，不愧是「全人類藝術發展中向前跨進的一步」[30]；它應當「真正為全體人民所共有」。[31]
所有這一切巨大的成就，主要是由於曹雪芹緊緊追隨生活真實的結果，是由於曹雪芹像他的主人公一樣不斷地突破自己階級限制的結果。總之，是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
正像許多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一樣，曹雪芹也是為了理想而進行否定的人。通過賈寶玉，他藝術地提出：封建主義是人類高尚情感、高尚關係以及一切高尚行為的死敵。因此在賈寶玉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作家強烈的傾向性。正如別林斯基所說：
精密地分析有創造力的天才作家的作品，你常常在它們裡面發現強烈傾向性的特點。有時候甚至於發現對某一件事物的熱情，因此這樣一位天才就變成一位向你解釋已經占據他心靈的事物的人。他使這件事物可以被你理解，對你清清楚楚地喚起你對它的同情心，對它的求知慾。
情形正是這樣，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以及他的生活理想、人生追求、愛情悲劇等等，曾經不止一次喚起我們的同情，並且常常把我們帶入深沉的思考。幾個世紀以來，這一形象不知打動了多少人的平靜，成為人們精神生活上的生動內容。原來，曹雪芹也是通過賈寶玉來向我們傾訴的，要求我們理解的。「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他說得是多麼沉重而傷感！
我們是能理解賈寶玉的。尤其在今天，在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光照下，我們將比曹雪芹自己更為理解他的主人公。
同時，人們將隨著知識、生活的增長，將隨著時代的前進，對賈寶玉以及《紅樓夢》說出更多更好的話來。
1955年5月起草
1956年2月寫成
* * *
[1] 恩格斯致斐·拉薩爾的信（1859年5月18日）。
[2] 馬克思致斐·拉薩爾的信（1859年4月19日）。
[3]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4] 馬克思說：「從產品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要以商業、城市工業、一般商品生產、從而貨幣流通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為前提。」（《資本論》第3卷第47章）
[5] 爺爺，指賈母的亡夫。
[6] 賈珠是王夫人的已故的頭生子，他「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是一個按照封建禮教的坯模塑造出來的人物。
[7] 萊蒙托夫：《當代英雄》。在一些心理學著作中，亦持此說。
[8] 魯迅語，見《集外集拾遺》。
[9] 如黃宗羲既主張「平均授田」，卻疾視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起義。他的理想是回復到「三代」以上的中國古代社會。
[10] 顧炎武的《亭林集》、《日知錄》，黃宗羲的《南雷文定》等著作都曾被禁毀。
[11]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12] 《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人民出版社版）。
[13] 列寧：《論社會主義與宗教》（《列寧全集》第10卷）。
[14]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曾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世界——宗教是它的靈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15]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曾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世界——宗教是它的靈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16]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17] 費爾巴哈：《宗教的本質》。
[18] 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19] 焚書一節，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第三十六回，為通行「程本」所無。
[20] 見《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
[21] 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22] 以上描寫，皆見於《紅樓夢》後四十回。應當說，補書在這些地方還是寫出了愛情婚姻悲劇的政治歷史意義的。對補書不應一概粗暴否定。
[23] 林黛玉在葬花詩中云：「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24] 「皇恩永錫」，這是賈府春祭時，皇帝賜的「小黃布口袋」上寫的「四個大字」。
[25] 當抄家後，有人對賈政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有御史參奏。不是珍老爺得罪朋友，何至如此？」
[26]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7]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8]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9]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30] 這是列寧對托爾斯泰作品的評語，見《列·尼·托爾斯泰》，重點原有。這裡所說的「全人類」，自然是從它的最高意義上而言，也就是指占人類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和傾向進步的分子。本文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使用「全人類」一詞。
[31] 這是列寧對托爾斯泰作品的評語，見《列·尼·托爾斯泰》，重點原有。這裡所說的「全人類」，自然是從它的最高意義上而言，也就是指占人類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和傾向進步的分子。本文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使用「全人類」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