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論稿 · 紅樓夢引論
兩百三十多年以前，正是清代封建王朝統治最盛的「康乾盛世」，但在北京西郊的一座茅屋裡，卻有一個「半生潦倒」的人，懷著無限的悲痛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淚盡而逝」。
這一天恰當除夕，除了幾聲爆竹衝破寒夜沉沉的寂靜以外，誰也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時刻——中國失去了一位偉大的文學天才！
他，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
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過去了，歷史的洪流不知淘盡了多少風流人物，然而，曹雪芹用「十年」血淚寫成的《紅樓夢》，不但沒有被歲月的塵埃掩沒，反而更有生命力地活在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心裡。時間——這位最公正的批評家向人們指出：《紅樓夢》不僅是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最高峰，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與倫比的傑作。它對全人類藝術的發展，作出了輝煌而又富有我們民族特色的貢獻。
一
「古來聖賢多寂寞」，天才往往受到時代的冷淡和遺棄。曹雪芹雖然比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早約一個世紀就對文學作出了世界性的貢獻，但他不僅沒有資格載入「青史」，連在當時多如牛毛的野史遺聞中也找不到他的一篇小傳。根據現在所能看到的隻言片語的零星記載，僅能窺見他為人的一個極為粗略的輪廓：
曹雪芹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圃、芹溪。生年不詳（推論雖多，但無確證）[1]，卒年為公元1763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一說為公元1764年（即次年癸未除夕）。活了大約四十多歲，正當一個人各方面都趨於成熟的壯年，便垂下了他那富有創造力的手。
從曹雪芹生前好友的詩中，得知他工詩、善畫、嗜酒、狂放。據稱他「詩膽如鐵」，效法唐代奇詭詩人李賀而又「破」其「樊籬」。至於他是如何寫作《紅樓夢》的，幾乎一無所知。即使是他的好友，也不完全了解他最大的天才價值。
關於曹雪芹的家世，倒是比他本人的記載為多。據考，其先世本是漢人，後入滿洲籍，世居遼陽。從曾祖曹璽到父輩，三代世襲江寧織造（有時任蘇州織造）共有五十八年之久。「織造」之職是為宮廷採辦絲織用品和其他一些生活用物；另外還有一項特殊任務，即充當皇帝的耳目，凡地方吏治民情以至米價氣象等都要密折上奏。所以織造的官階雖不很高，卻是皇帝的幸臣才能充任。
曹雪芹的曾祖母曾是康熙皇帝的乳母，祖父曹寅曾當過康熙的「伴讀」，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以織造府為行宮，可見曹家當年是何等富貴豪華以及與皇室關係的親密！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雖系顯貴，但並非俗吏。他是當時有名的藏書家和校勘家，著名的《全唐詩》就是由他主持勘印的。他自己也能作詩寫劇，著有《楝亭詩抄》、《楝亭集》及雜劇《北紅拂記》、《續琵琶》等。曹雪芹的父輩曹顒也是一位「拿起筆來也能寫作，是個文武全才之人」（康熙贊語）。由此可見，曹家是個饒有文學傳統的家庭，這自然為曹雪芹提供了天才的搖籃，並帶來有益的薰陶。
曹雪芹的少年時代，曾經歷過一段富貴繁華的生活，但為時不長，因到父輩曹任內，積年虧空，再加對曹家特別優寵的康熙死後，宮廷內部發生奪位之爭，雍正一登位，曹家即受到削職、抄家、枷號等嚴厲懲處。從此曹家一蹶不振，並由南京遣回北京。最後曹雪芹流落西郊，過著「舉家食粥酒常賒」的貧困生活。
貴族家庭由極盛轉向極衰，這一人生巨大變化給曹雪芹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他對貴族家庭有著難以割斷的眷戀，並產生了「色空」、「夢幻」之類的虛無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面是：貴族家庭的破敗，雖然無情地折磨著這位紈袴子弟，但也使他的文學才能沒有埋葬在糜爛的公子生涯里。而平民生活的切身體驗，更使他對自己出身的貴族家庭以及所見所聞有了清醒的回顧和認識，從而沉入深沉的有助於創作的人生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所經歷的一切，不是普通的生活經歷，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富有社會意義的創作題材。因為他所生長的家庭，集貴族、官僚、地主、皇商於一身，又與宮廷關係異常密切，因此比一般家庭更集中地體現著當時的政治經濟關係和封建倫理道德。在這裡，曹雪芹不僅可以看到封建統治上層內部的種種腐敗，而且還可以看到各種人的遭遇和命運。這樣，他所經歷的一切興衰變化和世態人情，便有了不尋常的意義，而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最重要的生活源泉。
《紅樓夢》是曹雪芹落魄北京時期寫作的，至少在乾隆十九年（1754）以前便已開始。當《紅樓夢》快要完成時（前八十回已基本定稿，據說其後尚有三十回在當時即已「迷失」），曹雪芹因愛子早殤，感傷成疾，再加「一病無醫」，終於拋下未竟的天才事業，死在正當成熟的壯年。「千古文章未盡才」，人們只能望著歷史發出無限的唏噓、慨嘆，又一次沉入天地悠悠、愴然淚下的歷史憑弔。
曹雪芹生前淒涼，死神又過早地扼殺了他的呼吸，但他的藝術生命卻以永不凋謝的活力戰勝了死神。在他死後不久，《紅樓夢》最初即以題名《石頭記》的手抄本在社會上流傳，並受到人們的珍愛，不惜重金以求。據載：「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更有一位「好事者」程偉元對在社會上傳抄了近三十年但「無全璧」、「無定本」的《紅樓夢》竭力搜羅，並稱收集到八十回以後的殘卷，遂徵得友人高鶚的襄助，對各本「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並用活字排印出來。於是，《紅樓夢》第一次以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出版了（通稱「程甲本」）。次年，又作了一番「廣集核勘」，重新排印（是為「程乙本」）。程、高對《紅樓夢》的普及起了很大推動作用，書出版後更加風行全國，以致「遍于海內，家家喜閱，戶戶爭購」。
根據程、高所說的「補遺」訂訛經過，後四十回中似有曹雪芹的遺稿，其中有他們為了「前後關照」所作的「修輯」、增補自是無疑。經過程、高「補遺」的《紅樓夢》，雖有不少缺點甚至敗筆，但也去除了一些可能在傳抄過程中的訛誤，此外在文字和個別人物情節上也作了一些修改，顯得比較順暢。總的看來，補書基本上遵循曹雪芹的原旨，保持了全書的悲劇主題，使很多讀者產生連成一體的印象。有些情節也還處理得宜，文采筆致亦有可稱處；特別是愛情的悲劇結局，表現得相當出色，以致兩百多年來使無數讀者受到強烈的藝術感染。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補書的最好評價。
補書的發起人和主持者程偉元（約1745—1819），字小泉，長州人（今江蘇吳縣，當時屬蘇州府治）；出身「詩書」之家，多才藝，詩書畫皆擅，詩風「清潤」，崇尚「情性得真」。他曾被盛京將軍晉昌延為幕賓，佐理文書奏牘。有人誤以程為「書商」，其實他是一個淡泊名利，並不熱衷科場，頗有「東山隱士」和「冷士」之風的詩文之士。
補書的「分任」者高鶚（約1738—1815），字蘭墅，一字雲士，別號紅樓外史，遼東鐵嶺人。據稱其為人「俠氣」而又「艷情」，曾一度失意困居，補《紅樓夢》即在此「閒且憊」時期。後考中進士，歷任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等官職，著有《蘭墅詩抄》、《蘭墅十藝》、《吏治輯要》等書。據清代檔案所載，其居官曾屢獲「操守謹，政事勤」考語。
《紅樓夢》風行後，產生了兩大影響。一是續書之多，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續書不下四五十種，但大多思想藝術拙劣，無非是將悲劇改為庸俗的大團圓，即所謂「歸美君親，存心忠孝」云云，因此續書雖多，大都不堪一讀。
另一巨大影響是《紅樓夢》風行後，評論之盛，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當時民間流傳著這樣的話：「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曾出現多種帶評夾批的本子，其中發現較遲卻很有名的是「脂硯齋」評本。脂評並無特別高明的見解，有些批語且不免流於陳腐，但從某些批語的口氣看來，因批者似與作者關係甚密，提供了一些與素材、佚稿、創作過程等有關的跡象，故對《紅樓夢》研究不無參考價值（但亦不必過信過拘）。除那些沿襲舊習傳統的評點外，還出現了一些研究專著以及散見於各種詩文筆記中的評語，當時有人戲稱為「紅學」。在那些龐雜的評論中，表現著形形色色的思想觀點，其中也可看到一些可取的見解，有的見解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失為卓識；如談到《紅樓夢》與《金瓶梅》的比較時，指出：「非特青出於藍，直是蟬蛻於穢」，這比某些胡亂吹捧《金》作的見解真不知高出幾多。可惜那些評語大都支離瑣碎，不成體系，且多舊時文人諧謔遊戲的筆墨。也有些見解陳腐不堪，如把《紅樓夢》詆為「淫書」，主張燒毀禁絕；又如把《紅樓夢》曲解為「祖《大學》而宗《中庸》」；或用陰陽八卦來解釋書中的人物情節，以證「全書無非《易》道也」，等等。
發展到民初，《紅樓夢》評論出現了頗有影響的兩派，一是「索隱說」（通稱「舊紅學」），以蔡元培為代表。此說早已有之，其特點是通過猜謎拆字等法，把書中人物附會成當時歷史上真人的影射（如說影射順治與董小宛或宰相明珠家事等等）。蔡氏不同於舊索隱的是：他提出《紅樓夢》「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主要根據是「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此類說法實屬牽強比附，但由於種種原因曾流行一時。發展到後來，更有流於極端荒誕者（如說林黛玉是潘金蓮的「化身」等等）。
牽強附會的「索隱說」，終於被「自傳說」（通稱「新紅學」）打破，這一說的代表人物為胡適。「自傳說」其實也不是胡適首創，早在清代已露端倪，但胡適根據歷史記載和新發現的材料，通過實證主義的方法，考證出「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本來，如果說曹雪芹在創作時主要取材於自己的家事和經歷，原是無可厚非，且有助於證明文學創作與生活的聯繫；但由於胡適沉迷於「考據癖」，把他所謂的「自敘傳」說成是「《紅樓夢》為記敘曹家事實之書」，將賈府與曹家、賈寶玉與曹雪芹完全等同起來，這樣就不僅在很多問題上解釋不通，而且違背了文學創作的常識，因為創作總是離不開虛構、想像、綜合等基本法則，從而取消了《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創作而不是呆板實錄的偉大文學價值及其概括深廣的思想社會意義。其後不久（1925年），連最初同是堅持此說的俞平伯也富於自省精神地提出：「若說賈即是曹，寶玉即是雪芹，……則大類『高山滾鼓』之談矣，這何以異於影射？何以異於猜笨謎？」
應當說，「自傳說」在打破不科學的「索隱說」方面是有其不可抹煞的作用的，但它本身所存在的缺點也長期流弊學術界。如這一說的繼承者，為求考證之「新」，曾編成「世系表」或「年表」之類，把書中賈府說成是曹家按年按月的「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這就比胡適更加考據成癖，成了胡適的「俘虜」了。當然，考證家也是作出不少成績的，對考證自是不可一概反對，需要反對的是那種以主觀推測甚至猜想代替證據的考證；或斤斤於細碎、堆砌故實的煩瑣考證。總之，談藝不是解經，亦非稽古。以漢學代替詩學，將創作混同史傳，這也是舊學術界（包括紅學在內）長期存在、溯源甚古的痼習。
對《紅樓夢》評論造成不良影響的還有庸俗社會學。其特點是機械教條、生搬硬套，且每以簡單粗暴的「批判」姿態出現，故又常與過左思潮有關。其弊害已為世所共知，不在這裡多論。
《紅樓夢》的續書之多和評論之盛，正說明這部小說具有不同一般的深遠影響，影響之巨遍及社會文化各界。早在清代其影響已不限於國內，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即被部分譯成英文。此後各種外文譯本陸續出現，有近二十個國別語種，幾乎遍及全世界。此外，有關《紅樓夢》的外文論著也有十多種，它的世界意義已經日益被人認識，以致形成這樣的看法：不了解《紅樓夢》就幾乎等於不了解中國的文化歷史和社會。
二
《紅樓夢》的最大價值是表現在文學上。離開這一點，就談不上真正了解《紅樓夢》。
這是一部以嚴格的現實主義筆法創作出來的小說。強烈的生活氣息，看似「平淡無奇」而實高超卓特的形象表現，是這部小說所以是天才創作的特色。這部小說雖然強調「親見親聞」，但它一開始卻又假託一塊「石頭」，因無才補天幻形人世，從而把讀者帶到書中主人公所生活的「紅塵」世界，經歷了一番夢幻情緣和榮衰變化。在這裡，也只有在現實生活里，才顯示出曹雪芹馳騁天才的力量。他以其所特有的自然、逼真而又蘊涵甚豐的藝術筆力，把封建社會裡的形形色色以及一切隱微曲折之處都多彩多姿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
書中著重描寫的榮國府，像一面透鏡似的凝聚著當時社會的縮影。在這個貴族家庭里，少數主子統治著數百個沒有人身自由的奴僕。每天所忙碌的可說只是為了一件事——如何滿足封建主子極端豪華但仍感到厭膩的享樂生活。
奢侈，驚人的奢侈，是這個貴族家庭首先令人觸目的特徵。單是吃一頓螃蟹，就使劉姥姥驚嘆：「這一頓的銀子，夠咱們莊稼人過一年了！」其實，這還只不過是為了又「便宜」又「有趣」舉辦的一次家常小宴。更可嘆的是那些花了很多銀子和人工製作出來的美味珍饈，上上下下都吃膩了，以致吃不了就倒掉「餵貓」，連丫頭們都習以為常。至於在穿的方面和用的方面，這個貴族家庭也是極端奢華。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和高貴穿戴，簡直使人眼花繚亂，連丫頭們都是渾身綾羅包裹。「通房大丫頭」襲人獲准回家一次，外面穿的是青緞灰鼠褂，已經夠講究了，但管家少奶奶鳳姐猶恐有辱賈府門面，立刻賞了她一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連那個花綾包袱也嫌寒磣，吩咐換了哆羅呢的。
以上說的是日常生活，如碰到婚喪喜慶，更是肆意揮霍。為孫媳婦辦喪事，一口棺材就「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送殯的行列「浩浩蕩蕩，一帶擺了三四里遠」，如「壓地銀山一般」。
更加奢靡鋪張的還是元妃歸省。為了慶祝這場只在一個晚上歸省兩三個時辰的「隆恩大典」，賈府特地建造了一個「面面琳宮合抱，迢迢復道縈紆」的大觀園。園中景致館院的「搜奇奪巧」，竟使賈政等人走進去「都迷了路」。歸省之日，更是「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以致元妃看了也不禁深嘆：「太奢華過費了。」
對賈府這些富貴豪華的描寫，在書中可稱比比皆是。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紅樓夢》並不是單純鋪寫「風月繁華」，否則它和那些徒以追華逐麗取悅讀者的浮艷之作就沒有多大分別了。《紅樓夢》所以深刻，是在那些豪華的描寫背後，還寫出這個封建家族正是在那種「烈火烹油」般的繁華熱鬧中，加速地走向衰敗。正像書中見過「接駕」世面的趙嬤嬤所說，那不過是「虛熱鬧」，「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但這「罪過」是要受到嚴厲懲罰的。因為在那些富貴豪華描寫的深處，常常使人感到隱伏著一層悲涼。這種感覺，隨著情節的運行而在不斷加深、顯露。
當元春的鸞輿在一派「香菸繚繞，花影繽紛」中來到賈母的正室時，書中寫道：
賈妃垂淚，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但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等，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這時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見！」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2]
這段文字雖然不足二百字，但卻很有分量，很有內涵，它把許多「說不出」的話都說了。原來，充滿在這個貴族家庭里的笙歌笑語，並不是真正的歡樂。那如「鮮花著錦」的「非常之喜」，其實是非常之悲。而以喜寫悲，或者說寓衰於榮，這正是《紅樓夢》的表現特色。元春說的「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見」，其實是沒有再見的時候了，剩下的一次見面是死別。這個少女為什麼死得這樣早？是很耐人尋味的。這是一個被幽禁在嵌滿珠寶的囚籠里，被看不見又說不得的折磨毀滅了的年輕生命。
《紅樓夢》通過這個取得特殊尊榮、但卻因此帶來更多眼淚的少女，把筆鋒伸向那一社會的最高頂端。
《紅樓夢》還進一步表現出：封建統治階級的窮奢極侈，必然離不開殘酷剝削。這個貴族家庭的浩大開支，主要是依靠向農民榨取數量驚人的地租。這種情形曾生動地表現在書中第五十三回烏進孝繳租」那一段描寫中。那是一個先遭雨澇、後遇雹災的壞年成，但黑山莊農民向這個貴族地主所繳納的東西依然有四五十種之多。除常米一千石外，還有為奢侈生活所需要的熊掌、鹿舌之類，甚至連賈府「哥兒們」玩的活鹿、錦雞等等，都由農民「孝敬」到了，另外還加租銀二千五百兩。
以上，不過是歉收之年，一個莊子向賈府長房（寧國府）所繳的租子。從烏進孝的口中得知，他的兄弟還「現管著那府（榮國府）八處莊地」，那麼整個賈府向農民剝削的數量就更驚人了。
可是，當賈府的珍大爺看過那張長長的租單後，還是滿不高興地說：「這夠作什麼的？」「這一、二年里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他說得好像很有「理」似的，連那個烏莊頭也不斷道歉賠笑。原來，他今天踏著四五尺深的雪，走了「一個月零兩日」趕來繳租，就是為了「怕爺心焦」。
繳租這一段描寫，其意自明，似乎毋需多說。但卻有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特點，即作者特意把它緊接在前一段描寫——即賈府去領了皇上的「春祭恩賞」之後。這樣的情節安排，是有著深含的藝術構思的。
原來，賈珍派人去領那「恩賞」時，並不感到特別高興，只是淡淡地說：「咱們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的天恩。」可是當他一聽稟報「烏莊頭來了」，真比「天恩」下降要高興十倍，盼待之情立刻溢於言表：「這個老砍頭的，今兒才來！」他嘴裡雖然罵著，其實是興奮得罵，所以接著便和烏莊頭有說有笑地訴起苦來：「再省一回親，只怕精窮了。」這一筆看似不經意，然而卻很有力地點出：「天恩」不但沒有使賈府的內囊充實起來，反而更加枯竭了。這個貴族家庭所以能那樣熱熱鬧鬧地過年、祭宗祠、慶元宵，並不是來自天上，而是來自灑滿農民血汗的大地。高懸在賈氏宗祠上的那副對聯：「兆姓賴保育之恩，百代仰蒸嘗之盛」，正好是事實的顛倒；其實這也是千百年歷史的顛倒。在這裡，曹雪芹繼元春歸省之後，又一次以他所慣用的深婉筆法，指向那一社會的最高頂端。
《紅樓夢》還進一步表現出：隨著封建剝削的加重，必然導致農村經濟破產和社會動亂。當榮國府廚房裡的燕窩湯煎熬正濃的時候，在大觀園圍牆的外面正是「水旱不收，盜賊蜂起」的沸騰歲月。當農民的血汗已被榨乾而供應不上這個貴族家庭盡情揮霍的時候，連專供賈母享用的紅稻米「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了。精明能幹的鳳姐也不斷叫苦：「咱們一日難似一日，總繞不過彎兒來。」發展到後來，這個家庭不得不依靠典當、借貸、變賣等辦法，來維持那雖經一再緊縮但依然是闊綽的生活場面。這個「花柳繁華之地」，正像它所寄生的那個蒼老的封建社會一樣，是一條「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那「樹倒猢猻散」的趨勢，不僅壓迫著封建主子，連丫頭小紅也有所預感：「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干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干各人的去了！」即使是局外之人，那個古董商冷子興也看得很清楚：「外面架子雖沒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
外表煊赫、內里乾枯的榮國府，不僅是當時社會經濟的集中反映，同時也是當時統治思想、精神道德的集中表現。中國封建社會一向提倡「國之本在家」、「家齊而後國治」等倫理思想，因此，這個上通宮闈下連農村的「詩書簪纓之族」，最是貫徹著那一時代的道統精神，比一般家庭更講究虛偽冷漠的倫常秩序。在這個封建大家族裡，父子叔侄之間，姑嫂妯娌之間，嫡庶親族之間，都沒有甚麼真正的親熱，而是被冰封在禮教之中，經常處於機心四伏、明爭暗鬥的狀態。在表面的彬彬有禮和笑語融融中，暗藏著算計和傾軋，甚至連奴婢也捲入各種利害關係的漩渦。難怪探春不無憤慨地說：「咱們倒是一家親骨肉呢，一個個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我若出得去，必早走了。」
是的，時代還沒有提供衝出封建家庭的出路；然而，《紅樓夢》的作者卻以一個藝術家的敏感，先於五四時代透露出這一歷史的呼聲。
《紅樓夢》還深刻地表現出：封建統治者一面高談詩書禮義，一面卻又道德敗壞，尤其是淫慾的放縱已到了不顧廉恥的地步。當賈敬服丹斃命，賈珍、賈蓉一聞此耗立刻急急忙忙奔喪回來。誰知這兩個「孝子賢孫」一見尤氏姐妹便淫心頓起，哪管熱孝在身，恣意謔浪調笑，種種下流醜態連丫頭們也看不下去，不得不出來勸阻。但賈蓉卻振振有詞地說：「人還說『髒唐臭漢』，何況咱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賈璉與鮑二家的通姦，引起鳳姐大鬧，誰知鬧到賈母那裡，這位宗法家庭的「太君」只是一笑置之：「甚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裡保得住不這麼著？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麼過。」然而也是這位「太君」，卻又對人間正常的愛情管制甚嚴，如防盜賊，連丫頭們都不准聽「鳳求鸞」之類的才子佳人故事。在那一社會裡，就是存在這樣奇怪而又習以為常的生活現象：縱容通姦，甚至賣淫也可以合法，就是禁止愛情。為了維護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不知使多少青年男女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
《紅樓夢》還著重揭露了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書中一開始就寫到賈、史、王、薛這四大封建家族互相勾結所造成的熏天權勢，當時社會上流行這樣四句歌謠：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這四句歌謠被地方官奉為「護官符」，如果「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而且這種情況「各省皆然」。果然，薛家的花花公子打死人「便如沒事人一般」，「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當受害者告到衙門時，身為應天府的賈雨村，起初聽了還「大怒」道：「那有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來的！」看來，他剛由一個落拓書生躋身官場，正義感還沒有完全泯滅，但當他一看到「護官符」，態度馬上就變了，終於「循情枉法，胡亂判了此案」，薛蟠連一個「臭錢」都沒有花。而賈雨村也由此開始走向貪酷，追逐權勢。
「權勢欲」這一「人的惡劣的情慾」，曾和「貪慾」一起成為「歷史發展的槓桿」；賈雨村在官場上的忽起忽落，其實也是權勢欲在起著「槓桿」的作用。而要發展權勢又必然要巴結權勢，所以賈雨村後來為了討好賈府的大老爺，便強行奪取平民石呆子珍藏的二十把扇子，並誣以「拖欠官銀」關進監牢，直弄得「生死不知」。這個出身貧賤，有著幾分文才的封建文人，此時已完全拜倒在「護官符」的腳下，玩權於股掌之上，毫不感到傷天害理了。《紅樓夢》在刻畫這一人物時，用筆甚簡，但卻很有深度地寫出了一個頗有典型意義的酷吏形象。據脂批透露，這一人物後來還有一段「因嫌紗帽小，致使枷鎖扛」的結局；可惜曹雪芹沒有來得及把書寫完，讀者看不到了。不過，他在前八十回中通過鳳姐的弄權納賄，也足以顯示出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敗已到了何種程度，即使是一個身處深閨大院的貴族少奶奶也能左右公堂，接過三千兩銀子的賄賂，只需給長安節度使去信一封，打個招呼，便輕而易舉地拆散了張金哥的婚姻，無辜毀滅了兩條誓死相戀的生命。
通過以上種種描寫，《紅樓夢》生動地展示出：在那一社會裡，法律是金錢的奴隸，狠毒是良心的主人；殺人的手上可以不見血跡，而無罪的心上卻滿是傷痕。在那個充滿「詩書翰墨之香」的榮國府里，封建社會的文明只不過給許多犯罪行為披上了一件雅致的、堂皇的外衣；而豐盛的物質財富——那為下層人民所創造出來的勞動成果，卻成了餵養貪慾與獸性的溫床。
《紅樓夢》，這是一部對時代生活感到「荒唐」而又「辛酸」的書。面對大地上的呻吟和苦難，曹雪芹發出了悲沉的、譴責的呼聲。封建社會裡的一切，無論是典章法制、綱常倫理、思想道德、文化教育以至風俗傳統等等，幾乎都在書中作了程度不同的反映，並予以藝術的批判。
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一部作品像《紅樓夢》這樣細緻深微、然而又是氣魄闊大地從整個社會的結構上，反映出封建制度的腐朽。
然而，《紅樓夢》的偉大價值，並不僅止於此。
這部作品所以具有那種高尚的藝術魅力和詩一般的精神境界，還因為在書中有許多更能吸引讀者、並且不知感動了多少人的藝術表現。
三
像許多偉大的作家一樣，曹雪芹也是為了理想而進行批判的人。他對封建社會的揭露，並不是為了展覽醜惡，而是因為對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充滿歌頌的感情。他從醜惡現實的旁邊，從那一時代統治思想所規劃的疆線以外，從不為人所注意的「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的身上，發現了美，激起了強烈的創作熱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
曹雪芹不僅對用祖國的優秀文化教養起來的女性感到美，而且還把那一社會裡最受人賤視的小人物——丫鬟婢女，提高到詩意的境界，並且展示了她們平凡而可愛的內心。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一個作家像曹雪芹這樣懂得中國女性的靈魂，這樣細緻而深刻地寫出她們的希望和痛苦。他是第一個為婦女呼籲人的地位、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的中國作家。
與婦女的命運相聯繫，《紅樓夢》還著重表現了一個在那一時代富有社會內容的問題，也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給婦女帶來沉重壓迫的問題，這就是「自從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兩性之間的感情關係」——愛情。為此，他在《紅樓夢》中塑造了三個主要人物形象，並通過他們的愛情婚姻悲劇發揮了他的美學理想，同時也對封建制度予以藝術的批判。
首先要提到的是書中主人公賈寶玉。這是作家用力最多、寄託最深而又貫串全書始終的人物。他是一個在膏粱錦繡中長大的貴族公子。世人所追求的一切，無論是富貴尊榮、嬌妻美妾等等，幾乎從他一生下來就已預置在身邊。看來，他應當感到很滿足了。可是，這位貴族公子在生活中卻常常感到迷惘和苦悶，曾多次發出這樣的怨訴：「可恨我為什麼生在侯門公府之家？」「我只恨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阻的……」他甚至感到生的痛苦，煩躁地叫喊：「死後要化灰化煙，再不要托生為人了！」
在這裡，《紅樓夢》生動地表現出一個富有哲理的生活現象：豐富的物質，並不能填補精神的空虛，反而愈填愈空。原來，在這位貴族公子的生活中雖然充滿了金光玉色、粉淡脂紅，但卻缺少一件最寶貴的東西——自由。那從小用溺愛、嬌貴、尊寵、詩教和禮法等等所連結起來的一套教養，像一條無形的黃金鎖鏈捆綁著他的一舉一動。在這條黃金鎖鏈的束縛下，一切將按照封建主義的原則，斬殺其天然的生機，傷枝損葉地畸形生長。而他的生父賈政，則又作為封建主義的化身，很早就給他的童貞心理帶來沉重的壓迫。為了使他不越出封建正軌一步，曾不惜施以鮮血淋漓的痛打。當然，同樣也是在很早的時候，生活就教導賈寶玉去進行反抗，他最先以「逃學」來擺脫加在他身上的封建教育，即所謂「愚頑怕讀文章」。其實他所怕讀的並不是真正的文章，而是那些枯燥僵化的封建教義或八股時文之類。
由於封建家長在如何管教賈寶玉的方式方法上，存在著某些不同的主張，這樣就造成一些罅隙，使賈寶玉的帶有反封建主義傾向的思想行為得到生長和發展的機會。特別是賈母把他溺愛成無人敢管」的愛孫，這不僅可以暫免受到賈政的嚴厲管制，還造成他特殊的生活習慣——「在內幃廝混」。這道「內幃」，雖然更增添了賈寶玉的嬌柔，但也對封建社會裡像惡疾一般流行的種種污穢起了隔離的作用，使他較多地保持了最難保持的赤子之心；在「內幃廝混」，還使賈寶玉例外地以男性的身份，長期生活在「大觀園」的少女群中。
於是，看慣了賈府里庸俗醜惡男人的賈寶玉，在和許多比較天真單純的少女的接觸中，特別感到她們的清淨潔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
賈寶玉的這種看似荒唐可笑的怪論，卻又並非毫無道理地成為他的最引人注目的、獨特的一個性格特徵。它一方面含有生理學上的自然因素，同時又體現了他所特有的那「怡紅快綠」式的貴族公子生活情調；另一方面還反映了他對「男尊女卑」的封建傳統觀念懷著急迫、偏激的反逆心理，以致恨不得把男女地位倒置過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是一種渴求思想解放的曲折表現。正是因為這種心理很強烈，所以特別顯得失常，而被目為「乖張邪謬」。
賈寶玉除了「愛紅」、「逃學」以外，還堅決不走人人奉為立身揚名的正規大道——「仕途經濟」的生活道路。他對舉世沉迷的科舉考試，譏諷為「餌名釣祿之階」。又把那些熱衷功名仕途的文人官僚，痛罵為「祿蠹」、「國賊」；自己更是懶與這班人交往。不僅如此，他還把「文死諫、武死戰」這類封建最高道德，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罵得分文不值，說那是「鬚眉濁物」的「胡鬧」，「有昏君方有死諫之臣」，等等。
為了急於找到對抗封建主義的思想理論根據，賈寶玉還「整日價雜學旁收」，煞費苦心地鑽到佛家道家的著作中去，進行了一番參禪悟道。但他並沒有從中取得真正的思想「解悟」，反而陷入一片迷茫。於是，他乾脆對封建傳統思想提出大膽的懷疑和否定：「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理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又說：「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是我杜撰不成？」
以上種種表現，使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閃爍著引人注目的奇光異彩。在這位貴族公子的身上，出人意外地、然而又是合乎邏輯地出現了某種反封建的叛逆性！
當然，這並不是說賈寶玉的思想有甚麼特別超過時代水平的地方。與同時代的先進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比較起來，他還沒有提出諸如「為天下之大害者君也」這類帶有民主色彩的思想，更何況他的那些思想言論也確實是「杜撰」，甚至顯得有點幼稚；然而，在那些思想言論中卻又跳動著一股強烈的情緒，這就是對封建傳統思想道德的不滿，以及急於擺脫傳統束縛的煩躁心情。這些不滿的情緒，出現在一個本該感到滿足的貴族公子身上，這就不能不特別引人深思了。而這，也正是《紅樓夢》所以顯得特別深刻獨到之處。
由於時代的階級的限制，賈寶玉雖然在封建傳統思想中左衝右突，但在他的頭腦中仍然不可避免地保留著封建觀念的頑固影響，如他對「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又如他認為「那朝廷是受命於天，若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機重任與他了」。因此，賈寶玉的反封建傾向不能不又顯得軟弱和不成熟，常常是憤慨大於行動；他還不敢直接違忤賈政的封建管教。在生活中碰到封建勢力肆虐的緊急關頭，如王夫人無辜怒逐晴雯，他不敢挺身護阻，甚至連申辯幾句也不敢，以致眼睜睜地看著這個丫環帶病抱屈死在蘆席上。更重要的是，他雖然反對封建階級的思想道德，卻又離不開這個階級的優裕供養。這一矛盾是他的最大弱點，同時也使他的反封建只能達到某種程度，而且還有在「溫柔富貴」的暖流中軟化、消融以至沉湎的可能。當他剛搬進大觀園時，每日過著珠圍翠繞、「鬥草簪花」的艷麗生活，就曾感到「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他還勸探春不要為封建家庭里的種種矛盾煩惱，「只管安富尊榮才是」。
不過賈寶玉身上所存在的這些弱點，並沒有削弱《紅樓夢》的反封建意義。曹雪芹不等於賈寶玉，他比主人公站得更高，他之所以高明，正是因為他沒有把主人公無限美化，而是清醒地按照生活的真實如實地寫出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因而也更有說服力地展示出：封建主義已經僵化腐朽到何種程度，即使像賈寶玉這樣養尊處優、溫柔多情的貴族公子，也感到難以忍受，也要企圖反抗！
容易苟安的賈寶玉，所以沒有和封建勢力妥協，最後終於掙斷他和貴族家庭之間所連結的臍帶，把他的反封建傾向發展到一個貴族公子所能達到的最強度，這是因為在生活中碰到一個被他深深愛著的、但卻被封建勢力摧毀了的少女——林黛玉。
林黛玉出身於一個世襲列侯的「書香之族」。官居巡鹽御史的父親，因為「聊解膝下荒涼之嘆」，便把這個獨生女兒提到男子的地位來撫養，從小教她讀書識字，愛之如「掌上明珠」。不久林黛玉的母親（賈母的女兒）去世，為了「減輕父親的內顧之憂」，她很早便離開家庭來到了正是「花柳繁華」的榮國府。接著父親又去世，她回家去盡了喪禮再來到榮國府時，實際上已是一個無家可歸、前來投靠的孤女了。但是，這處境的改變，並沒有使這個少女的生活態度也跟著改變，反而更加挑起了她的「孤高自許」；她依然愛說就說，愛惱就惱，一切任隨真實感情的流露。
寄人籬下的生活，特別是那一時代不能自主的婦女命運，在林黛玉的內心深處結成解不開的隱痛，並且經常扭曲著她的感情和心理。她敏感地注視著四周，唯恐有人對她懷著歧視和輕蔑，以致在這個本來就很自尊的少女心中，造成更多看來好像是不必要的多疑」和「小性兒」。如有一次，她到怡紅院去，丫鬟誤以為別人拒絕開門，這事本來不難說清，但她卻在心裡這樣想：「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嘔氣，也覺沒趣。」那一夜，她「眼睛含著淚」，木木地倚著床欄，「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第二天，她看到落花滿地，便觸景生情地寫了一篇情致淒婉的《葬花詞》。
落花，把她的飄零身世和只能任人踐踏的婦女命運，在她的心裡喚醒了。
可是，這個少女不能認識得更多，她把這種命運的難以解除，都歸因於自己的沒有家。因此，她害上了無法癒合的思家憂鬱症。大觀園裡的繁華熱鬧，別人家中的笑語溫情，乃至自然界的落花飛絮、秋風秋雨等都無一不在她的心裡引起無家的哀痛。
於是，「多愁善感」便成為這個少女的性格特徵；而眼淚，則成了她終年的伴侶。
毋怪當她一碰到那個也是「無故尋愁覓恨」的表哥賈寶玉，便像是遠別重逢的一般」，立刻產生一種聲氣相投的心靈感應。在耳鬢廝磨的頻繁接觸中，他們由兩小無猜而「早存一段心事」。愛情的火苗，迅速地在這個少女的心裡燃燒起來，她不由自主地愈來愈背離了封建主義的「婦道」。她不僅對賈寶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個性自由的表現默然相契，而且從不勸他去投身舉業，走「仕途經濟」的封建道路。當她從賈寶玉那裡看到被當時目為「淫詞小說」而嚴加禁止的《西廂記》、《牡丹亭》等書，更像一陣清風吹開了嚴閉在心裡的禮教幃幕；她驚喜地發現：「戲上也有真正的好文章！」於是，她對「非女孩兒家本分」的讀書吟詩益發充滿熱情，並成為她抒發滿懷「素怨」的解痛劑。
可是，這個少女的文學才能，在那個提倡「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社會裡，得不到應有發展。她的帶有藝術氣質的敏感和靈慧，主要不是用來感受生活中的美和詩意，而是更多地感受生活中的庸瑣和時代的陰暗。毋怪她既以落花自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溝渠」；又在詩中發出《天問》一般的悲詢：「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識秋心？」
幸虧賈寶玉理解她，也最能撫慰她孤寂的靈魂；於是，她向這個封建家庭的「不肖」，奉上了一個少女最珍貴的獻禮——愛情。
愛情，純真的愛情，使風神靈秀的林黛玉變得更加美麗動人了。然而也是愛情，又使這個少女陷入痛苦的萬丈深淵。
原來，出現在林黛玉身上的「純粹人類感情」，在那一時代里卻被視為見不得人的行為。那一社會的聖賢經典上就這樣寫著：「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可是，父母雙亡的林黛玉到哪裡去「待命」呢？這正是長期盤結在她心裡的痛楚。她畢竟是一位出身官僚家庭的小姐，在她的思想上難以避免地要受到封建傳統觀念的影響，於是，在這個少女的內心，封建主義的傳統思想與自從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愛情，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因此她在愛情上常表現為一種矛盾的、扭曲的心理狀態。她既要求愛情的無限忠誠，但當賈寶玉在她面前作出赤裸裸的表白時，她又責怪賈寶玉「竟不避嫌疑」，甚至「氣得說不出話來」。愛情，就是這樣給她帶來許多好像是「自惹」的折磨和痛苦。不過，愛情並沒有因此停頓下來，而是經過幾番迴旋以後，仍然順著這個少女率真的性格繼續向前流瀉。
真正對愛情造成威脅的，還是來自林黛玉的外部。當佩著一枚「金鎖」而又有才有貌的薛寶釵來到大觀園時，她立刻感到如臨大敵地緊張起來。猜忌、擔心、疑慮幾乎不加掩飾地流露出來。為此，她和賈寶玉所生的氣惱和拌嘴就更多了。雖然賈寶玉一再向她保證「疏不間親，後不僭先」，又向她宣誓決不相信「金玉姻緣」這個「邪說」，但她還是不斷拷問著賈寶玉的心，因為她看得很清楚：賈寶玉雖然「心裡有妹妹，但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這一枚沉重地壓在心上的「金鎖」，什麼時候才能解除而使她大感舒松呢？生活似乎沒有辜負她。有一次她去怡紅院，無意間在門外聽到賈寶玉正對史湘雲、襲人嚷著：「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同她生分了。」所謂「混帳話」，就是指薛寶釵跟他講「仕途經濟」。林黛玉聽了以後，不禁又驚又喜，感到賈寶玉這樣「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要比在她面前千言萬語的起誓更真誠、更可靠，他心中確實沒有薛寶釵的位置。果然從這以後，她和賈寶玉之間的氣惱少了，更深地沉入兩心的默契。
然而，疑慮的消除，愛情的深化，依然沒有從林黛玉的心裡透出一絲真正的笑意。一直緊壓在她愛情上的並不僅僅是一枚「金鎖」，更有一尊其重如山的龐然大物，這就是整個封建社會！
林黛玉終於接觸到這一痛苦的真理：在那一時代，愛情與婚姻原是漠不相關的兩回事。她可以把整個生命交給愛情，卻不能把婚姻交給自己。她在愛情的道路上終於走完了她所能走到的最後一步，而在封建包辦婚姻制度的鐵門面前停住了。
怎樣才能突破這一重障礙呢？她失去了抗爭的能力，只能等待封建家長的決定。
但是，在長期的日常生活接觸中，以賈母為首的封建家長們對林黛玉的種種表現，特別是她的不合封建要求的「性兒」，愈來愈感到不喜歡，有時甚至露出厭煩的情緒，當然也就不會把她看做中意的媳婦了。這可以從某些事情上看出來：如那一次賈寶玉誤以為她要回南方去，嚇得「口角流津」、「人事不知」，當著賈母等人的面明顯地暴露了他對林黛玉的「痴情」，但封建家長始終沒有因此提到他們的婚事，用這個最有效的「藥方」來徹底治療他們的「命根子」的「呆病」。而當薛寶琴來到大觀園不久，賈母卻起了要把她「說給寶玉」的念頭……這處處都表明：林黛玉已在賈府封建家長的眼中失去了位置，再沒有初來時被賈母「摟入懷中，心肝肉兒的叫著哭起來」的親熱了。
強烈的愛情過多地吸引去了黛玉的注意力，使她不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封建家長心目中的變化。她還在那裡用渺茫的希望來填補空虛的期待，把誤聽來的片言隻語「老太太的主意，親上加親」、「園中住著的」等都和自己聯繫起來，以為是「非自己而誰」了。正當她感到「安心」的時候，鳳姐的「奇謀」已布置就緒。封建勢力幾乎是在她毫無防備的時候，給了她最沉重的一擊。
「略猜得八九」的賈母，探悉到林黛玉犯了最不可犯的「心病」，於是便正式宣布她和賈寶玉「若盡著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終於考慮如何來打發她了。封建家長根據那一社會裡天經地義的原則——「先自己而後外人」作出決定：「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
當林黛玉從傻大姐那裡獲知事情的真相，那一瞬間，整個世界仿佛從這個少女的腳下抽去了。她像「踩著棉花一般」地走著，全身如墜虛空，真如一片落花飄謝在人生的風暴里。
現在她只剩下一條生路——放棄愛情，放棄理想，按照封建主義的原則規規矩矩地做人。如何對待這一嚴酷的命運安排呢？這個少女的性格仿佛立即回答：不，決不！果然，她毫不猶豫地「唯求速死」。
當她撕掉舊帕、焚去詩稿，最後離開人世時，只喊出了一聲使人感到加倍沉重的話：「寶玉，寶玉，你好！」
引人深思的是：決定這個少女命運的最高主宰，並不是榮國府中最嚴厲的封建衛道者賈政（他並不贊成那樣用「金鎖」來「沖喜」），也不是與薛寶釵親戚關係最近的王夫人，而是曾經把她疼愛得「口頭心頭，一刻不忘」的外祖母，而且是在那種「叫人作了難」的情況下決定的；她的決定說起來也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因為她也是出於「愛」——為了急於療救病中的寶玉。總之，這一悲劇就是這樣在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下，甚至好像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造成的。造成這一悲劇的根源，只能歸之於社會制度——沒有愛情自由、沒有人的自主權的社會制度。即使是碰到賈母這樣「慈祥」的老祖宗」，也難以改變其悲劇的命運。
與林黛玉相對應，出現在《紅樓夢》中的薛寶釵，是曹雪芹以精雕細琢的筆力所創作出來的又一個令人難忘的典型形象。
她和林黛玉都長得很美，但又呈現著各自不同的風采和氣質。自從《紅樓夢》問世以來，這兩個女性形象便引起人們熱烈的談論。為了品評這兩個人物的高下，又常引起爭吵，還在當時就有人「遂相齟齬，幾揮老拳」了。
的確，薛寶釵和林黛玉是兩種美，兩種難以「合一」的美。但怎樣來評價這兩種美呢？對這個複雜的、富有時代社會內容的問題，曹雪芹沒有去作簡單的膚淺的處理，而是通過生動的形象，作了藝術的回答。
薛寶釵出身於「書香繼世」的皇商之家。父親在世時極愛此女，教她讀書識字，比哥哥「竟高十倍」。後因為母分憂代勞，便不以讀書為念，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因皇上要在世宦名家中為公主郡主徵選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浪蕩的哥哥正想赴京遊逛並順便探親，便藉機帶著她和母親到榮國府來了。她一來，不僅容貌的美麗「人人都說黛玉不及」，而且「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頭們，亦多和寶釵親近。」
在榮國府那樣一個人口數百、人事複雜、矛盾交錯的封建貴族大家庭里，立身其中而能上下皆歡、贊聲四起，薛寶釵確實首先給人留下了不尋常的印象。
隨著作者筆觸的運轉，這一人物形象愈加分明起來。她不但善於待人接物，而且自甘淡泊，「不愛花兒粉兒的」，衣著也常是「半新不舊」；至於她居住的蘅蕪院，則是「一色玩器皆無」，布置得十分簡樸，使賈母看了也不禁讚嘆：「這孩子太老實了！」
善於處群和眾而又不失端莊的大家小姐風度，這是薛寶釵的特點。她待人總是不分厚薄，而且還能體貼別人幫助別人。她看到史湘雲做東，知道她家裡扣得緊，拿不出多少錢來，便從自己家中弄來幾簍螃蟹，為史湘雲設計了一個「又便宜又不得罪人」的筵宴。當她看到邢岫煙因家貧缺少寒衣，便主動取衣相贈，而且在贈送的方式上又不使人感到難堪。
更令人注目的是，這個少女不但「品格端方」，而且多才博識。在大觀園中，只有她寫的詩，可與才氣橫溢、而又總想「壓倒眾人」的林黛玉相抗。至於學識（包括生活知識）的豐富，則在大觀園中無人可及。此外，她還具有一般富貴小姐所沒有的處事能力。她家中屢因哥哥放蕩闖禍，鬧得家翻宅亂，母親束手無策，只有啼哭；但她卻能沉著對待，頗有決斷地應付過去，卻又不流於鳳姐式的潑辣。在協助探春理家的過程中，更表現了她還頗有「治才」，收到小惠全大體」的效果。總之，這個少女在各方面都顯示出她的出眾之處。看來，作者在塑造這一人物形象時，也是懷著讚賞態度的。書中所稱的「賢寶釵」、「停機德」、「山中高士」等等，並非故作反語，也不是空洞的讚辭。毋怪，這個少女給人的好感超過林黛玉；不知多少讀者對她投射著傾慕的目光。有趣的是，即使是對這個少女「時有微詞」、不識其「何心」的人，當問起他「子之處寶釵也將如何」時，則坦然答曰：「妻之。」這事雖發生在清代，但今天仍奉薛寶釵為「擇偶之楷模」的人又何嘗少見？
看來，左釵右黛或褒薛抑林，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還要反覆出現。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也許原因很複雜，但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塑造這一人物形象時，也像其他許多人物形象一樣，並不是按照把人看作一個完美的造物這個簡單膚淺的格套，而是根據現實生活，對人的複雜性、生活的複雜性作了完整、多面而又富有立體感的藝術表現。當我們透過薛寶釵的各種表現，對這一人物形象作深入觀察時，就會發現這個少女有一個重要的個性特徵，即她的一言一行不像林黛玉那樣地任情任性，而是來自一種善於自持的、注重實際的理智。正是這種理智指導著薛寶釵的行動，形成了她所特有的「端莊」和人人稱道的「賢惠」。連那個心術不正、幾乎對一切人都懷著忌恨的趙姨娘，也唯獨對她發出衷心的讚美：怨不得別人都說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
「會做人」，這也不妨可以說是對薛寶釵的「賢惠」所作的一種通俗注釋。但在複雜的人際交往中，特別是在那一封建社會裡，會做人」又怎能不流於虛偽做作呢？薛寶釵正是有意無意地常有這樣的表現。只是她的虛偽是一種幾乎與真摯沒有甚麼分別的虛偽，與「溫厚賢淑」的美德一同出現的虛偽。如賈母為她做生日，叫她點戲點菜，她並不自擅，而是根據「年老之人喜聽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喜愛者說了一遍」，因而賈母「更加歡喜」。又如元妃不喜歡「綠玉」兩字，她便催賈寶玉在詩稿中改掉；而當元妃從宮中送來一個燈謎叫大家分猜，她在心裡感到「並無甚新奇」，但「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她早猜著了」。以上這些表現，也許是出於一種敬老尊長或寬厚待人的心理，如說虛偽，豈非苛責太過？更何況生活在那一時代，一個少女為了合乎封建社會的做人標準，那樣的表現似乎也可諒解。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當這種「會做人」碰到利害關係時常不免損人利己，雖是「賢淑」的薛寶釵也不能避免。如有一次，她在滴翠亭旁追撲蝴蝶，無意間聽到兩個丫頭躲在裡面談私情話，頓使她「吃驚」地在心裡想：「今兒我聽了她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於是便使了個「金蟬脫殼」的法子，「故意放重腳步」，呼喊著假裝追尋林黛玉。這一來便巧妙地擺脫了自己的干係，使那兩個丫頭誤以為：「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薛寶釵在這裡為了保持她那一貫遠離是非、潔身自好的處世態度，又怎能逃避嫁禍於人的指責呢？
薛寶釵的「會做人」，還有更值得注意的表現。當王夫人房裡的丫鬟金釧兒投井自殺時，她和襲人是一同聽到這個消息的。一聞此訊，襲人「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但她只是感到「奇」，並且急忙趕到王夫人那裡去「道安慰」。其實她還不清楚，此事是由賈寶玉調笑金釧兒引起，賈寶玉負有責任；但王夫人並沒有把真情告訴她，只說因金釧兒弄壞一件東西，「打了她兩下子，攆了下去」，沒想到「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於是薛寶釵便把金釧兒的投井歸咎於「糊塗」。如果照王夫人的說法，也確實未免「糊塗」，但薛寶釵接著又說：
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她幾兩銀子發送她，也就盡了主僕之情了。
這裡，薛寶釵為了撫平王夫人良心上的不安所說出來的這幾句話，固然又表現了她善於體貼人的特點，但又使人不由想起她的哥哥——那個「打死人便如沒事人」的「呆霸王」，對人命也是「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當然，薛寶釵對她哥哥的粗鄙惡行也很反感，曾為此生過大氣，他們畢竟有所分別，不能混為一談。但她這樣的把錢與人命聯繫起來，又怎能不使人感到她和乃兄如出一氣而應受到嚴譴呢？
總之，在薛寶釵的許多言行中，「賢惠」與「虛偽」、「端莊」與「做作」就常常是這樣難解難分地交織在一起，仿佛從哪一面來看都有根據」，以致使讀者評價她時，往往各執一端，產生截然相反的結論：頌之者稱她「大雅雍容，望之如春」，貶之者則斥為「其奸雄之毒者乎」！
怎樣對待這種現象呢？不能不追究一下：是什麼指導著薛寶釵的理智，使她作出那些撲朔迷離、毀譽交加的言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當我們透過這個少女的外在表現，對她的內心世界作深入的觀察時，就會發現：在她的一言一行中，始終貫串著一個內在的精神動力，這就是那一時代像空氣一般包圍著每一個人的封建主義思想。
應當說，大觀園中的少女（包括那些丫環）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封建傳統思想的影響，但薛寶釵顯得不同的是：她不僅自覺遵守封建主義的做人標準，而且還諄諄勸誡周圍的女伴也一同遵守。她常說女孩兒家應以「貞靜」為主，又告誡史湘雲、林黛玉：「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才是」。她更不止一次地敦勸賈寶玉去「立身揚名」，不可荒疏「仕途經濟」的「學問」。
封建主義是薛寶釵的最高信仰，她真誠地奉行，並不虛偽。虛偽的是被專制統治者和許多腐儒僵化了的封建教條，特別是那些束縛婦女身心的「女戒」、「閨訓」之類。由於這個少女對此奉若神明，躬行不誤，所以她也就不得不流於虛偽做作了；因為要實行那些教條訓戒，必須「克己」，必須「修身」，很難避免不做作，有時甚至是違反本心地做作。對此，即使是薛寶釵自己也未必意識到，只覺得那是按聖賢的教導行事。
對薛寶釵的思想靈魂作了這樣一番考察以後，就可以再來看看她在《紅樓夢》著重表現的愛情悲劇中所處的複雜關係了。
作為一個青春少女，薛寶釵在和賈寶玉的長期接觸中，也很自然地引起了愛情。這一隱藏在內心的秘密，是在她去探望賈寶玉被打傷時透露出來的。當她看到寶玉的傷勢很重，忍不住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裡也……」剛說了這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
這樣控制不住真實感情的流露，對薛寶釵來說還很少見。很多論者責備薛寶釵不該作為「第三者」插足寶、黛之間，以致造成悲劇；其實，萌動在這個少女內心的愛情不過是那麼若隱若現、欲露還藏，並沒有像林黛玉那樣的一瀉而不可收止。甚至當她接觸到愛情的糾葛時，不但不「插足」，反而有意識地迴避。對此，書中曾有明確的描寫：有一次她去瀟湘館，看到寶玉先去了，馬上轉身而回，因「此刻自己也跟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這與林黛玉看到寶玉去了梨香院，不但不迴避，反而當面尖酸地嘲諷，猜忌之情溢於言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又有論者認為薛寶釵不惜費盡心機，採取各種陰謀手段，如偽造金鎖、故意戴著元妃特賜的紅麝串以至其他一舉一動，都是為了奪取一個目標——「寶二奶奶」。好像寶黛的愛情悲劇，其禍因都在薛寶釵。於是大罵她「奸」，大罵她「惡」、「毒」，甚至比之為女中曹操。其實，這些詬詈不僅近於深文周納，而且也不符合實際。對此，書中也有明確的描寫。如有一次，薛寶釵在賈母處碰到賈寶玉，書中這樣寫道：
薛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話，所以總遠著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她與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掛著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
可見，薛寶釵不僅對元妃的成雙賞賜感到「越發沒意思」，還以賈寶玉只念著林黛玉為「幸」。這哪裡像是一個一心只想謀取「寶二奶奶」者的心態呢？如果「金鎖」確係偽造，她又為何在自己的心裡想（而不是對別人說）「是個和尚給的」，並為此「總遠著寶玉」呢？其實，書中即使不對人物的心理作這樣明確的交代，從其他各種描寫中也可看出：曹雪芹在塑造這一典型形象時，並未忘記這一人物最重要的性格特點，即其言行舉止都理智地遵奉著封建主義的做人原則，即使是在愛情問題上也不例外。
本來，在兩種思想性格、兩種人生態度對立的基礎上也是難以建立起熱烈的愛情的。在薛寶釵的眼中賈寶玉並不是理想的「良人」，只不過是一個胸無大志，不求上進，終日優遊的「無事忙」、「富貴閒人」而已。她所以覺得「越發沒意思」，是很合乎心理邏輯的。對此前人也有所見：「蘅蕪之與怡紅，情不相屬，本非意中人也明矣。」因此，如果把薛寶釵說成是一個陰險毒辣，專以破壞寶、黛愛情為能事的「大奸」、「大惡」，不僅不符合人物性格，而且倒正是落入曹雪芹在書中一開始就批評的那種俗套：「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
《紅樓夢》所以高明，正在於沒有把薛寶釵寫成「小丑」，她始終是一位在做人上、也包括在「男女大防」上不失「端莊」的大家閨秀。她在對待賈母、王夫人以及其他人的關係上，主要也是從封建主義的「尊上睦下」之類的「閫範懿德」出發，即使沒有賈寶玉那層關係，她也會照樣這樣做。
令人感嘆的是，這個聰明、理智、善於處人處事而又自甘淡泊、帶點「理性主義」色彩的少女，卻始終沒有意識到套在她脖子上的那枚「金鎖」，並非幸福的象徵，而是一把壓死人的封建大鎖！（其實它也和「通靈寶玉」一樣，不過是作者「偽造」出來的一種形象寓意。）一直到這個少女結婚的時刻，她被拉去充當一個很難堪的「掉包」角色時，也沒有懷疑和摔掉那把大鎖——說是「沖喜」，實是「添悲」的大鎖。
後四十回在這方面的描寫基本上是合乎這一人物性格的，也是有藝術水平的。當議親已定，並且立即成婚，薛姨媽回來把這一消息告訴她時，她不但毫無奪取到「寶二奶奶」的喜悅之色，而是：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這十二個字，堪稱字字都有分量。它以精練的筆墨，把這個少女此時此刻的複雜心情，作了出色而又富於內涵的描繪。以薛寶釵的聰明懂事，不難覺察這將是一場惡婚姻，連襲人都已看出這場婚姻將是「一害三個人」，更何況她也早已深知賈寶玉的心中只有林黛玉。至於「寶二奶奶」的地位也不足羨，因為元妃已死，榮國府的衰象已露，大家庭中的種種矛盾也更趨尖銳，迎接她的將是一個兇險莫測的局面。這一切，似乎連薛姨媽也有所覺，因此問她：「你願意不願意？」在這個生命中的關鍵時刻，恐怕是最不會為自己打算的人也要認真對待。如果薛寶釵有所表示，哪怕是露出一點為難的情緒，也許事態的發展就要有所不同吧？
然而，這個少女仍然固守著封建主義的原則，她反正色對母親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做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是不是她故作此語，好借母親「做主」來實現自己蓄謀已久的「寶二奶奶」呢？假如這樣，當早在預料中的婚後悲哀一一出現時，她就不會在「心裡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了。若是自己所謀，又何怨別人呢？其實她母親後來也「心裡懊悔」。
因此，與其說薛寶釵最後嫁給了賈寶玉，還不如說她嫁給了不惜以身殉之的封建主義。
真是「金釵雪裡埋」！冷酷的時代，就是這樣埋葬了「好好一個清淨潔白的女子」。這是出於自願，還是身不由己，或者竟是出於一種麻木的真誠，真是一個難解難分的問題。曹雪芹把這個少女也歸入「薄命司」，而且居於「正冊」之首，顯然他是又同情又讚嘆又惋諷的。毋怪他在帶有概括全書意義的《紅樓夢引子》中，發出了「悲金悼玉」的浩嘆。
薛寶釵這一典型形象的更大意義還在於：《紅樓夢》又從另一角度批判了封建社會。它深刻地展示出：那是一個毀滅一切的社會，即使是它的忠誠信奉者也難逃悲劇的命運。
《紅樓夢》中的三個主要人物及其愛情描寫，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突出的開闢性的意義。
中國文學從《詩經》開始就歌頌愛情，雖歷千年而不少衰，發展到明清更是廣及於戲曲小說。但那些作品雖然各有衝擊封建社會的意義，卻總是跳不出一個範圍，即大都不脫「郎才女貌」、「夫貴妻榮」、「五花誥封」這類愛情理想和人生追求。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才完全打破了這種傳統的格局。薛寶釵正是那些作品中所稱道的「淑女」和「德、言、工、貌」俱全的「佳人」。然而，賈寶玉卻不願娶這樣的「佳人」作為終身伴侶而寧願去過冷寂的寺院生活，並永遠懷念著那個確實有些「尖酸」、「小性兒」，但從不勸他去投身「仕途經濟」的林黛玉。因此，《紅樓夢》通過愛情描寫提出了一個新的戀愛觀，這就是不僅要求婚姻自主，而且還要求愛情必須建立在性格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礎上；而這個基礎的核心則是反對封建主義的精神道德和生活道路。這是《紅樓夢》以前的作品所沒有的，或者是沒有表現得這樣深入的。
再從世界文學的範圍來看，也是出現過不知多少描寫愛情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莫如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但這部表現愛情的經典之作，若與《紅樓夢》比較起來，則不免顯得有些「戲劇化」，人物情節也顯得過於誇張和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毋怪托爾斯泰曾指摘莎劇「都系特地臆造出來，而不是本於性格和事件的自然過程」；即使是英國的評論家也指出莎劇失之「浮誇」，以至「不僅違反了或然律，而且也犧牲了可能性」。而《紅樓夢》卻從不給人這種感覺，它正是在人物性格和情節發展上非常真實和令人信服地表現出愛情必然走向悲劇的「自然進程」。更重要的是，它還表現出這一愛情悲劇蘊含著更為深長的社會的歷史的原因。它通過愛情以及與其相連的其他各種描寫，使之在作品的深處曲折地反映著一種微微覺醒的、但還顯得睡意朦朧的社會意識。它呼喚著個性的解放，婦女的解放，人的解放。
當然，曹雪芹並不具備這類現代思想意識，然而他通過形象思維所發揮出來的思想意義，卻可以大於他的思想，甚至是他所沒有意識到的。而且，某些從形象生髮出來的意義，有時還能突破他的時代，通向歷史的未來。這種情況在文學史上並不少見，同時這也是許多偉大作品所以涵蓋深遠、含義常新的原因。
總之，「大旨談情」的《紅樓夢》談出了非常豐富的思想社會內容，談出了許多啟人思考的人生問題。
四
《紅樓夢》所以如此深刻豐富，固然與作家的思想情操、生活閱歷有著內在的聯繫；但是，如果不是因為作者具有極高的藝術才能，也不可能發揮得那樣出色。
曹雪芹的天才，主要表現在小說創作上。在這個被當時目為小道」而備受歧視的藝術領域中，他卻「痴」心地發揮出令人驚嘆的創造力。他把中國的小說創作藝術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達到可與世界上任何一位大師抗衡的境界。
《紅樓夢》在小說藝術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表現在善於塑造人物，而且是成群地塑造出來。據統計，出現在書中的人物共有四百多人，雖然有些人物僅是一筆帶過，但其中寫得栩栩如生、給人留下終生難忘印象的總以數十計，而且不少人物都是具有世界藝術水平的典型形象。
《紅樓夢》中寫得最多的是婦女，而且大多是在年齡、生活方式、生活環境等方面相同或相近的少女，但曹雪芹不僅寫出了她們各自不同的個性，還對某些類似的性格也能極為分明地刻畫出其間的差異，從不使人感到混淆和雷同。法國的一位著名作家說：「世界上沒有兩粒相同的沙，兩隻相同的手。」曹雪芹正是卓越地掌握了這一創作藝術。在《紅樓夢》中，不僅沒有兩個性格相同的小姐或丫環，即使是同出一個娘胎，差別也很明顯。至於刻畫人情之深，描摹世態之透，涵蓋萬象之廣而又出之以平易曉暢的筆墨，尤其是《紅樓夢》的不可企及的藝術成就，也是這部作品所以經久耐讀而又使人感到「不盡」的重要原因。
還有，書中許多人物都是曹雪芹第一次帶進中國文學的領域，它不像莎士比亞那樣的取材他人的小說或歷史傳說，而是直接來自現實生活，因此既顯得鮮活生動而又富於獨創性。應該說，曹雪芹極大地提高和擴展了文學反映生活的能力。
在《紅樓夢》中，數百個人物的頻繁活動以及他們的矛盾糾葛，常常是錯綜穿插而又連貫一氣地展開，從無現代小說中常見的中斷、跳躍之感。在那千頭萬緒的情節和事件背後，都有它們的來龍去脈和遠因近果，正所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而每一個生活面與另一個生活面之間，又無不呈現著多種多樣的聯繫和意義。所有這些人物和情節都不斷地在擴展、豐富、深化，並向一個總的方向運行，直到完成一部體大思精的文學巨著。
《紅樓夢》的又一巨大藝術成就，是自然逼真，以致使人忘記它是一部小說。這種可奪史筆的藝術造詣，堪稱絕無僅有，致使有些考據家以為那是一部照抄生活的「實錄」，而大費筆墨地去索隱猜謎，追查事實。當然，《紅樓夢》確實主要來自真實生活和作者的深切體驗，但由素材到作品絕非僅靠記錄所能完成。許多世界著名作家曾多次指出：「在藝術中，對象不是原來的樣子，而是有了想像的反映。」曹雪芹一開始就毫不隱諱地聲明，他的書是「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的。這正道出了藝術家共通的創作心靈，也正因為如此，才能取得「倒海探珠」的藝術效果。這個「珠」就是藝術上的真」，它比原始生活更高，更凝鍊，更有概括性，但它又是來自生活的大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處理創作上的「真」和「假」（實際上是現實和虛構）的關係時，雖然在創作過程中經過「不尋常」的十年辛苦」，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人物和事件，又都天然無飾，好像生活並沒有經過作家艱辛的提煉，只不過是隨手寫來，任其自然地流瀉到紙上。這裡，正顯示出作者在藝術上所達到的又一高超境界。這就是大匠運斤，斧鑿無痕，恍若一片天籟自然生成。這種只見天工不見人巧的藝術境界，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極為難得的。
《紅樓夢》的藝術成就，還突出地表現在語言上。語言不是簡單的符號，它往往也反映著一個人的修養、個性乃至品質，對文學作品來說尤其如此。創作本是語言的藝術，無聲無色的文字只有通過作家的心靈獨運，才能生髮出神奇的動人魅力。正像《紅樓夢》中的「通靈寶玉」具有「五色花紋」一樣，曹雪芹也擁有一支五色斑斕的彩筆。他既汲取了中國文學經過千年發展後所形成的辭章文采，又廣為採摘了富有生活氣息的俗語方言，並加以融會、化合，從而將中國語言文字的神韻、風采和表現力發揮到極致，使這部用白話（即所謂「村言」）寫成的小說，既能深入市井民舍，也能高登大雅之堂；無論是學富五車的博雅之士，還是粗通文墨的家庭婦女，都把它讀得津津有味。
實在說來，在「五四」白話文學運動以前，《紅樓夢》早就以生動的創作實踐開創了白話文學的先聲。雖然在它以前已出現了白話文學作品，但大都蕪雜生澀，缺乏提煉，沒有一部像《紅樓夢》這樣成熟和具有典範的意義。「五四」以後的白話文學作品，雖然在藝術上有所發展，有所提高，這是必須充分肯定的，但那些大量存在的歐化句法，不合大眾習慣甚至使人感到難懂的表現方式，反而不及《紅樓夢》鮮活自然和雅俗共賞了。
《紅樓夢》的藝術成就還表現在其他許多方面，以上所談不過是幾個最主要的方面。另外也要看到：《紅樓夢》在藝術上也是有缺點的，各種疏漏失誤非止一端，只是與其巨大成就比較起來，終是白圭之玷。其實，世界上並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作品，即使像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等大師，在他們的作品中也存在某些曾為有識者詬病的缺點。藝術是沒有止境的，它永遠等待天才的創造。
「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產生《紅樓夢》的封建社會早已過去了，但這部文學傑作卻仍然放射著「萬古不磨」的藝術光輝，仍然打動著不同時代的讀者。
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曾稱《紅樓夢》為「宇宙之大著述」。《紅樓夢》確是一部長留天地之間的大書，但它所以「大」，並不僅是因為表現了王氏所說的「生活之欲」，而是表現了更為廣闊的人生。大就大在這「人生」二字。
是的，《紅樓夢》是一部深刻地表現了人生的大書。它的最高、最耐久的文學意義，更多地也是在於用形象的語言寫出了人生。雖然，凡是文學作品都可以說是表現人生的，但不少作品往往只是表現人生的一個片斷、一個側面，而很少能像《紅樓夢》那樣，把人生的基本方面表現得這樣全面、這樣深刻而又具有普遍的意義。反映在這部作品中的愛情、婚姻、家庭、社會、生活追求等等，幾乎是每個人必經的人生過程，也是人類生活中常見並常引起哲學探討的現象。因此，《紅樓夢》更使人感到靠近生活，更容易引起各種各樣的感觸和聯想，同時也更加發揮了文學所特有的以個別反映一般、從有限通向無限的形象概括力，從而起著微塵之中觀大千、剎那之間見終古的藝術感染作用。
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不受時空限制的。《紅樓夢》不僅屬於中國人民，也是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
1995年7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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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據友人張宜泉《傷芹溪居士》詩前小序「年未五旬而卒」推論，大約出生於公元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另據友人敦誠《挽曹雪芹》詩「四十年華付杳冥」推論，則出生於公元1724年（清雍正二年）。
[2] 本書所引《紅樓夢》原文，主要根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和通行「程乙本」（人民文學出版社）。此後如無特殊情況，不再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