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風俗譚 · 江南風俗·京都「南風」
《紅樓夢》的故事，反映了二百多年前封建大官僚、貴戚豪門的生活場景，在這絢麗繁華、千奇百怪的生活場景中，既顯現出大量的作為全國都城的北京的風俗習慣，也顯現了大量的江南的風俗習慣。
如生長在北京的讀者，讀到第四十二回中平兒對劉姥姥說：「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和豇豆、扁豆、茄子乾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算了。」想像那茄子乾子、葫蘆條兒那種鄉土味道，那種帶有京郊泥土香的情調，那戀鄉之情，能不油然而生嗎？同樣，如果一個江南人，讀到第六十二回芳官對寶玉說：「我也吃不慣那個麵條子，早起也沒好生吃……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著我，我要盡力吃夠了才罷。我先前在家裡，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不是會同樣產生濃厚的思鄉之情嗎？
第六十七回《見土儀顰卿思故里》寫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想到這裡，不覺又傷起心來」。這些鄉情愁緒，作者寫得力透紙背，不只黛玉傷心，讀者看了亦無不感慨。如果和黛玉同樣，少時生長江南、老來流寓異地的讀者看來，那感慨就更深了。
這回書寫的「土儀」，是薛蟠由江南、蘇州一帶買來的。寫到的什麼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虎丘的自行人、沙子燈、泥人戲、薛蟠小像等，在百餘年後之嘉慶時顧鐵卿《桐橋倚棹錄》中，記蘇州虎丘風物，均有十分詳細之記載。俞平伯先生題了十八首絕句，其第九首云：「物玩雖微亦化工，蘇州巧手最玲瓏。瀟湘隕涕蘅蕪笑，都在傳神阿堵中。」就簡明扼要地讚賞了曹雪芹在寫南方風物時所取得的藝術效果。
京都「南風」形成
北京距離江南，從地理上講，一般要隔著兩三千里路，甚至更遠。俗話說「百里不同風」，何況相隔這麼遙遠的地方。北京是在燕山腳下，西北兩面都是聯綿不斷的山，東南兩面是燕冀大平原，從地理位置、氣候條件、水陸物產來說，北京應該全是北方式的風俗習慣。但是《紅樓夢》寫到北京存在著不少江南的風俗，這並非作者標新立異，而是忠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生活面貌。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從曹雪芹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家庭的五個方面分析原因，才能了解《紅樓夢》中所反映的江南風俗的必然性。
歷史的原因由來已久。北京曾是遼、金、元、明、清的首都。除去遼、金只控制北方而外，到了元大都時代，北京已經是包括江南在內的全國的首都。在元世祖忽必烈等統治的六七十年中，政治比較安定，南北交通頻繁。元末明初葉子奇《草木子》中道：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世矣。
這話是有相對真實性的。
元代之後，到明朝，除去一個短時期在南京建都而外，自明成祖朱棣（十五世紀初）又在北京建都，直到《紅樓夢》產生的年代。朱棣當權時先動遷了二萬戶直隸、浙江的百姓到北京落戶，充「倉腳夫」。又動遷了應天（南京）、浙江三千戶富民充北京宛（宛平）大（大興）二縣廂長（見趙翼《廿二史札記》）。這樣北京不但受江南風俗的影響，而且有大量的居民都是江南人，這些人不但帶來了江南風俗，連江南的生產方式也帶來了。晚明沈德符《野獲篇》記雲，江南的「蛙、蟹、鰻、蝦、螺、蚌之屬」，在北京「瀦水生育，以至繁盛」。
北京西北有豐富的水源，形成小小的水網地帶，叫「丹凌」，有水稻、菱藕、魚蝦之利，主要都是明代江南人到北京來開墾經營的。
隨著江南商旅、貨物不斷來京，在明代嘉靖年間，北京已出現了專門供同鄉居住、聚會的江南各地的會館；每三年一次會試，全國各地舉子都來北京參加，其中又以江南各省人數最多。明代永樂之後，北京作為京師，各衙門中大小官吏，也以江南人為最多，逐漸形成一個宮廷、官僚為中心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講吃、講穿、講第宅、講園林、講書畫文玩、講娛樂戲劇、歲時節令、看花飲酒、品茗弈棋，無一不以江南為尚。在這樣的歷史影響和延續下，江南風俗在北京就變成最高貴、最風雅、最時尚的了。
在政治上，清代入關，因明室之舊，仍以北京為京師，典章制度也完全採用明代的。滿族的風俗習慣有其特徵，但總的來說，是比較原始落後的。這些人在進關之前，久慕江南仕宦人家之繁華儒雅，因而就很快地效法起來。康熙、乾隆兩朝，共南巡十二次。由一六八五年到一七八五年，這一百年中，清代統治集團，不但把江南作為常來常往的遊覽勝地，而且有些旗人來江南做大官，久住江南。如曹雪芹祖上曹寅，其祖輩李煦等，回到北京，在生活習慣上，還都是江南的風俗好尚，直到清末，這樣的旗人還很多。如著名的《天咫偶聞》的作者瓜爾佳氏震鈞，就是久在江南的旗人，習慣於江南生活風俗，其「論茶」一段說的特別清楚。也有大量的江南的人，在北京做大官，把江南風俗帶到北京。清代二百六十八年，共會試一百十三科，一百十三名狀元，江蘇五十人，浙江二十人，安徽九人。清代江蘇、安徽並稱江南，這樣江南、浙江兩省的狀元占了全國三分之二，只蘇州一府就二十三人，占五分之一強，而東三省、山西、甘肅、雲南則一個人也沒有。
由於政治的原因，也就形成了經濟的和社會的原因。
清代的漕運糧船不但運來了糧，也帶來了江南的大量貨物，如：松江的布，江寧的寧綢、庫緞，杭州的紡綢，湖州的縐，橫羅、直羅，各種紗、繡品；紙、筆、墨、硯、扇子；糖、木料、竹器、瓷器等生活必需品。在社會上，人們飲愛南酒，食重南味，曲尚南曲，糖稱南糖，衣著講南式，園林效蘇杭，一說南方人，便受人另眼看待；能聽懂南方話，也覺十分得意。當時北京社會上所謂南方人，習慣只指江蘇、浙江、安徽一帶的人。
不妨舉一些顯現這些影響的具體例子。戴名世《南山全集》「張翁家傳」記清初園林建築家張南垣云：
張翁諱某，字某，江南華亭人，遷嘉興……君治園林有巧思，一石一樹、一亭一沼，經君指畫，即成奇趣，雖在塵囂中，如入岩谷，諸公貴人皆延翁為上客，東南名園大抵多翁所構也……益都馮相國構萬柳堂於京師，遣使迎翁至如繪畫，遂擅燕山之勝。自是諸王公園林，皆成翁手。會有修葺瀛台之役，召翁治之，屢加寵賚。請告歸，欲終老南湖，南湖者君所居也。暢春苑之役，復召翁至，以年老賜肩輿出入，人皆榮之。
另據吳梅村《張南垣傳》云：「君有四子，能傳文術。」其四子中，張然，字陶庵，北京當時玉泉山、暢春苑、王熙怡園都是張然設計的。這是江南園林藝術對北京的巨大影響。到了乾隆時，大修圓明園，那就更是把江南園林精華海寧安瀾園、江寧瞻園、錢唐小有天園、吳縣獅子林及西湖八景「平湖秋月」、「曲院風荷」等等景致，全部照搬到圓明園中了。
清初劉廷璣《在園雜誌》記云：「京師饋遺，必開南酒為貴重。如惠泉、蕪湖四瓶頭、紹興、金華諸品，言萬物也。」同時人柴桑《燕京雜記》記云：「高粱酒謂之干酒、紹興酒謂之黃酒，京師尚之，宴客必須。」晚明史玄《舊京遺事》記「京師筵席」，「以蘇州廚人包辦者為尚」。
近人徐凌霄《舊都百話》記「舊都的點心鋪，明明是老北京的登州館，也要掛『姑蘇』二字」。近人陳蓮痕《京華春夢錄》記：「都門操糕餅蜜餞業者，以『稻香村』三字標其肆名，幾似山陰道上之應接不暇。」
乾隆初潘榮陛《皇都品匯》所記：「蘇膾南羹，玉山館三鮮占美」、「聚蘭齋之糖點，糕蒸桂蕊，分自松江」、「孫公園畔、熏豆腐作茶干」、「香櫞佛手橘橙柑，吳下涇陽字號」等等，可見當時江南風味、江南物產在社會上多麼普遍，多麼流行。
乾嘉時錢泳《履園叢話》記成衣云：「成衣各省俱有，而寧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也。」
說到文化用品、書籍、紙扇等等，那就更是以江南為尚了。琉璃廠在乾隆年間，幾乎全是江南人的天下。不要說湖筆、徽墨、宣紙、蘇杭雅扇，是江南人販運、製造、經營，連大小書鋪，也都是江南人所經營的。乾隆時益都李南澗《琉璃廠書肆記》記當時書肆主人云：「書肆中之曉書者，惟王柳之陶、文粹之謝，及韋也。韋，湖州人，陶、謝皆蘇州人，其餘不著何許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正陽門打磨廠，亦有書肆數家，盡金溪人，賣新書者也。」
至於說到家庭的原因，則更易於理解。例如，按舊式說法，曹雪芹家由遼東「從龍」入關，仕宦得意，從順治、康熙迄至雍正約百年，都身居要職。正如《紅樓夢》中第十三回借秦可卿之口所寫：「如今我們赫赫揚揚，已將百載。」而這裡特別注意的是三點：一是官大，又是重要肥缺（按，曹雪芹之祖父曹寅所任織造在清代雖只是屬於內務府司員一級，也不過五、六品官，但如同皇帝欽差，權極大，錢亦多）；二是久住江南；三是有極高的文化修養。曹雪芹生長在這樣的久住江南的仕宦之家，他寫的《紅樓夢》，固然不能說是他的自傳、家傳，但他在寫到歲時風物、生活細節等等時，必然貫串著極為深厚的思舊的感情，像寫回憶錄一樣去寫。這樣自然就會寫到不少江南風物習慣。
南北風俗的異同
記載北京和江南風物習俗的書是很多的。這裡不妨先選三種書舉一兩條看看。劉侗《帝京景物略》云：
正月元旦五鼓時……夙興盥漱，啖黍糕，曰年年糕。家長少畢拜，姻友投箋互拜，曰拜年也。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記云：
京師謂元旦為大年初一。……接神之後，自王公以及百官，均應入朝朝賀。朝拜已畢，走謁親友，謂之道新喜。親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
道光時蘇州顧鐵卿專記吳中歲時風俗的書《清嘉錄》「拜年」條云：
男女以次拜家長畢，主者率卑幼出謁鄰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賀，謂之拜年。至有終歲不相接者，此時亦互相往拜於門。
三書所記，從時間和地區上講興拜年的習俗是相同的，而在別的方面卻又有不少差別。比如拜年人來了，行禮之後，讓坐吃杯茶。北京人講究沏壺好香片。而蘇州、杭州人，決不如此簡慢，貧寒之家，也要泡杯糖開水，謂之「糖茶」；再加一枚橄欖泡在茶中，謂之「元寶茶」；或加一枚紅棗在茶中，謂之「棗子茶」，諧「早生貴子」之意。
這就是大同小異了。但也有南北風俗完全不同的，如年夜飯和煮餑餑。
乾隆時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歲暮雜務」條記除夕云：
除夕……闔家吃葷素細餡水餃兒，內包金銀小錁，食著者，主來年順利。
《燕京歲時記》「元旦」條云：
是日，無論貧富貴賤，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謂之煮餑餑，舉國皆然，無不同也。
《清嘉錄》記吳中「年夜飯」云：
除夜，家庭舉宴，長幼咸集。多作吉利語，名曰年夜飯。俗呼合家歡。周宗泰《姑蘇竹枝詞》云：妻孥一室話團，魚肉瓜茄（茄子干）雜果盤。下箸頻教聽懺語，家家家裡合家歡。
江南過年不興吃水餃，更無「煮餑餑」的名稱。《燕京歲時記》所說「舉國皆然」，那是不確的。而北京則無「年夜飯」的說法，江南則特別重視。再有說法上也有差異。北京「除夕」叫「年三十兒」，即使小月，只有臘月二十九，也這樣叫。江南則叫「大年夜」，除夕頭一天晚上叫「小年夜」，也同北京迥不相同。現近人孫寶瑄《忘山廬日記》，光緒三十四年元旦記云：「正月，朔日晴，起已日出。步至齋中盥漱畢，啖蓮子及棗兒等茶，皆取吉祥之意，又食肉餃。」蓮子棗兒茶是諧「連生貴子」之意，去掉花生和桂元，這是江南習慣。吃餃子，則是北京風俗。孫寶瑄是浙江錢塘（杭州）人，孫寶琦弟弟，這時在郵傳部做官，家住北京宣南，是標準的江南仕宦之家，他家生活習慣，自然南北都有，是典型的「南北合」了。
至於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就更多了。南人乘船，北人乘馬，「欸乃一聲山水綠」，在北方就難見到。江南女人舊時下田，北方婦女昔時很少耕作。南人多用肩挑，北人多用車推。南方樓居多，北方樓極少。舊時江南都睡床，北京多睡炕。江南人用馬桶，旅居北京甚至在北京久住的江南京官，也用馬桶；而北方人則不用。凡此等等，就是說也說不完的。飲食上南甜北咸，東辣西酸，南方講究飲饌，北方就比較簡單。再有語言上的分歧更大，吳儂軟語，一打鄉談，北人聽了，如同聽外國話了。
江南風俗表現
《紅樓夢》所描繪的江南風俗的表現大約有如下幾個方面：是江南歲時情調，二是江南的生活習慣，三是江南的飲食風味，四是江南的動用長物，五是江南的人物形象，六是江南的語言稱謂。從所反映的手法來看，又大略可分為兩類：一是藝術化的反映，二是生活化的反映。
第四十九回、五十回寫的櫳翠庵白雪紅梅，這回書寫得實在漂亮：
已聞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卻是妙玉那邊櫳翠庵中有十數枝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
眾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畫的艷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裡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
作者先通過賈母的口問「後頭又是梅花，像個什麼」？反過來又說那畫比不上真實「不能這樣好」，這樣字裡行間，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喜悅和自負。再看看後面賈母的幾句話：
這才是十月，是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著呢，再破費姨太太不遲。
《紅樓夢》寫的是北京的生活，北京舊曆十月里下頭場雪，這是可能的，真實的。但是北京沒有種在戶外的梅花，那雪坡上十數枝胭脂梅（梅花白梅多，所以鄧尉林叫「香雪海」，另有綠萼，未開時花萼綠色，開時也是白的。胭脂紅梅大片梅林，江南亦少），自然是江南情調了。但是江南舊曆十月間，哪裡又能找到紅梅呢？唐人詩「十月先開嶺上梅」，那是指大庾嶺，要到廣東了。而在江南，農曆十一月到正月間，金黃色的臘梅開花，香色十分濃郁，但這不是《紅樓夢》所寫的櫳翠庵的梅花。那麼，紅梅什麼時候開呢？顧鐵卿《清嘉錄》記蘇州花期云：「二月，元墓香梅花。暖風入林，元墓梅花吐蕊，迤邐至香雪海，紅英綠萼，相間萬重。郡人艤舟虎山橋畔，被遨遊，夜以繼日。」並引乾隆《吳縣誌》云：「梅花以驚蟄為候，最盛者……鄧尉山前，香花橋上，坐而玩之，日暖風來，梅花萬樹，真香國也。」
驚蟄一般都在正月末、二月初，「為候」，就是標準花期，而且還要看春寒、春暖，春暖就如候而開，春寒還要等兩天。江南春間雨水多，常落春雪，所以白雪紅梅的江南風光，是令人神往的。但那是正月末，二月初，那是春雪時的意境，不可能出現在十月頭場雪中。江南十月小陽春，一般是暖洋洋天氣，不大會落雪的。所以櫳翠庵白雪紅梅寫得那樣綺麗，卻又有許多矛盾，把江南二月春雪紅梅寫到北京十月頭場雪中，這就是用了浪漫化藝術手法反映的江南風物。
再如第二十七回所寫：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擺設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眾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興這種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線系了。每一棵樹頭，每一枝花上，都系了這些物事。滿園繡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妒鶯慚，一時也道不盡。
這段風俗寫的多麼美呢！而且作者在這一段中，用了一個純粹的南方話「物事」，這是很有意境的一段江南風俗的生動反映。但是在江南民間，北京民間，是否真有這種風俗呢？迄今為止，還未聽說過，而且在一些有關記載古代風俗的書上，似乎也沒有記載芒種餞送花神的故事。不過也有類似的。如《清嘉錄》記蘇州二月十二「百花生日」云：「十二日，為百花生日，閨中女郎剪五色彩繒，粘花枝上，謂之賞紅。虎丘花神廟，擊牲獻樂，以祝仙誕，謂之花朝。」蔡雲吳歈云：「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紅紫萬千披錦繡，尚勞點綴賀花神。」後面並引宋人楊萬里《誠齋詩話》、地方志《昆新合志》、《鎮洋志》等書，寫時二月十二日為花朝，花神生日，各花卉俱賞紅。以十二日，為崔元微護百花避風姨之辰，故剪彩條，系花樹為旛等等。曹雪芹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江南花朝花神生日的風俗，裝點在大觀園中芒種節日這一天，便成為極美麗的藝術畫面了，這也是浪漫與寫實相結合的藝術手法。
以上所說，是作者把江南風物習俗用浪漫的手法，寫成故事情節，收到美麗的藝術效果。自然更多的是用寫實的手法把江南的風物習俗有意無意地寫到故事中。如寫夏日的瀟湘館，在三十五回中有這樣幾句：
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幾簟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哥做戲。
這種情調，是江南常見的，而在北方就很難見到，這自然是作者憑印象寫出的，自然而親切。
又如寫八月桂花樹下吃酒情調，第三十八回云：
鳳姐道：「藕香榭已擺下了。那山坡下兩棵花開的又好，河裡的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不敞亮嗎？看看水，眼也清亮。」
北京沒有種在地上的桂花樹，這也是江南情調，而且又有一個江南詞語「碧清」。「碧」是入聲字，在北京轉為去聲，說「碧綠」順口，說「碧清」就不順口，江南音調，入聲連平聲，讀來就順口。這可能是曹雪芹憶及江南生活情調，無意中流露出的南方話吧。
在生活習慣上，也有不少南方風俗痕跡的反映，如第三十一回寫怡紅院乘涼時的情況：「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我叫他們來」等等，這些夏日生活中極普通的事，江南人感到無所謂，而在當時一般北京人生活中，則是比較特殊的。
再如第七十回寫放風箏，寫黛玉、探春道：
可是呢，把咱們的拿出來，咱們也放放晦氣。
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
又寫「放」的情況道：
黛玉見風力緊了，過去將籰子一松，只聽「豁喇喇」一陣響，登時線盡，風箏隨風去了。黛玉因讓眾人來放。眾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都放了去了，咱們大家都放了吧。」於是眾丫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鉸斷了線，那風箏都飄飄鷂鷂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雞蛋大，一展眼只剩下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了。
這段情節，「晦氣」二字，也是來源於江南的詞語，不過似乎在北京已安家落戶了。放風箏大家一致認為是北京的風俗，據傳是曹雪芹寫的《南鷂北鳶考工記》。但在記載北京風俗的著作如《帝京景物略》、《燕京歲時記》等書，卻只記放風箏，而未記「放晦氣」，也未記剪斷風箏線等等。實際這也是把江南風俗寫進故事中。《清嘉錄》中有「清明後，東風謝令乃止，謂之放斷鷂」的記載。並引褚人獲《堅瓠集》、吳長元《宸垣識略》、地方志《常昭合志》等書，均有「放斷鷂」的說法。並引吳穀人《新年雜詠小序》云：「杭俗，春初競放燈鷂，清明後乃止。諺云：『正月鷂，二月鷂，三月放個斷線鷂。』」
《紅樓夢》這段文字，在《脂評》本中，寫的更為詳細。時間標明云：「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詞……」按時令講，不但在清明之後，恐怕已經是穀雨左右了，正是江南諺語所說的「三月放個斷線鷂」了。
另外，當時北京的飲食風味，滿人風味的飲食固然不少，江南風味的飲食更是大量的。第十六回寫鳳姐讓趙嬤嬤菜時，「因問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正好給媽媽吃……』又道：『媽媽，你嘗一嘗兒子帶來的惠泉酒。』」
這惠泉酒是江南名酒，這火腿燉肘子也是地道的南方菜，江南習慣叫「火腿篤蹄膀」。趙嬤嬤從記事就在姑蘇、揚州一帶，如今已同白髮宮人，自然愛家鄉口味；又因年老，自然更愛吃軟的、爛的。所以作者隨意寫一個菜，也是那樣親切，於情於理都有入木三分之感。
又如第八回寫寶玉在薛姨媽處喝完了酒，「作了酸筍雞皮湯，寶玉痛喝了幾碗……」這酸筍雞皮湯更是標準的江南名饌，不是熟悉江南生活，精通江南食經，是寫不出這樣名湯的。
再如第六十二回所寫芳官吃的「蝦丸雞皮湯、酒釀清蒸鴨子、胭脂鵝脯」等等，更是標準江南名家菜，胭脂鵝脯就是最著名的南京名產。
還有大觀園中的大宗陳設，桌圍、椅披等等繡貨，各種帘子是蘇州一帶採購來的，連廚房裡的東西，也往往是江南來的。六十二回寫「一簍炭、一擔粳米」，不但東西，連叫法也都是江南口吻。
從人物形象上看，第三回賈母說鳳姐：「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一句鄉談，就感到十分親切。第八十一回高鶚續書寫賈政的話：「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邊人。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平……」這都反映了當時社會和寫書人對江南人物形象的看法。另外第四十一回所寫妙玉燒茶；第六十二回寫芳官道：「我也吃不慣那麵條子。」這些都是著意刻畫標準的江南人物形象，著墨多少雖各不同，但均有頰上三分之妙。
最後說到語言，有時一個地方，隔開一條小河，或一座小山，語言便兩樣。語音固不同，對事物的叫法，人的稱謂，口頭語、諺語也不一樣。《紅樓夢》中的江南語言，如南京話、蘇州話等等，使用是很多的。最明顯的如第四十六回回目：「尷尬人難免尷尬事」，「尷尬」二字，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能進入到北京話或普通話中，也沒有恰當的對等的「概念」。再有關於江南話，前文也說到不少，如「物事」、「碧清」、「晦氣」等等，不妨再舉一兩個：如「促狹」二字，便是純粹的江南話，北京不但不理解其意義，連讀音也讀不出。照字面按普通話讀音讀，那就江南人、北京人都聽不懂，不能理解了。除了單個詞語外，還有江南諺語，如第七十七回王夫人說：「賣油的娘子水梳頭。」北京叫媳婦，不叫娘子，「娘子」本身就是江南話。這諺語原詞三句：「賣花娘子晚被頭，賣肉娘子舐砧板，賣油娘子水梳頭。」一定要用江南語音讀出，才能顯示神情特點，鄉土韻味。王夫人隨口說這一諺語時，想來也是用江南語音讀的吧。
《紅樓夢》內容太豐富了，所談從舉例方面來說，自然難免有掛一漏萬之感。但從江南風俗表現的範圍來說，我想，大概不外這些方面吧。
記得在拙著《紅樓識小錄》寫完交稿之後，不少朋友就鼓勵我接著寫下去。當時自己也感到可說的尚多，也想繼續寫出來，但一時因為其他工作，未能及時執筆。一九八四年四月間，中央電視台《紅樓夢》電視劇組在北京圓明園殘址畔開辦演員訓練班，周雷兄主持教務，約我去講一點民俗的課，這樣便圍繞《紅樓夢》中風俗故事，寫了一些材料，原備講課之用。後來在這個基礎上，便開始了《紅樓風俗譚》一書的寫作。時斷時續，於今年二月間，按照原擬內容篇目，大體上寫完了。為什麼說「大體上」呢？第一，因為《紅樓夢》的內容太豐富，可談的太多了，哪裡能說「完」呢？第二，我這種寫作體例，也是可長可短，可多可少，如果再加幾篇，也未為不可；就此「打住」，也可以了。因此說「大體」，以示其有一定彈性也。
這本書還是按《紅樓識小錄》的體例寫的，用的是隨筆的形式，這樣在我寫來，較為自由些，也易於藏拙些。如從好的方面說，可能較為活潑些，有趣些，可讀性強些。不過這些都要讀者來評價，我在此也不必多說了。
我對《紅樓夢》，老老實實說，實在談不上「研究」二字，只是就自己知道的，隨便說說，大多是關於歷史名物、風俗的小問題。所以過去以「識小」名書，記錄一點小東西，便用「識小」之典，以表自謙。而這次則名「風俗譚」。「譚」者，閒談耳。風俗的範圍雖廣，如果只是「閒談」，自然亦不必要求百分之百的全面，這樣掛一漏萬之處，也可以得到讀者的諒解了。
拉雜寫來，也算後記嗎？只是此時此刻，方寸之間的所想耳。俯仰之間，已成陳跡，古人不是早已說過了嗎？何必再多煩！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日記於浦西閣樓雨聲中，雲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