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風俗譚 · 私塾教育之一

鄧雲鄉 《紅樓風俗譚》
關於私塾教育的情況,《紅樓夢》中寫到的很多。如曹雪芹寫的第九回《嗔頑童茗煙鬧書房》、高鶚續書第八十一回《奉嚴詞兩番入家塾》和第八十二回《老學究講義警頑心》,都對舊時私塾教育有過詳細描寫。其他回中,約略提到的也不少,如第二回寫賈雨村遇到舊友被薦到鹽政衙門任「西席」,教黛玉讀書。同回賈雨村向冷子興道: 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啟蒙,卻比一個舉業還勞神。 這些話說的都是當年私塾教育的情況,用的都是當時「科舉」和私塾的術語,如「啟蒙」、「西席」、「處館」、「舉業」等等。不要說《紅樓夢》時代,老的如賈敬、賈政,小的如寶玉、賈蘭,女的如元春、黛玉等,寫書人如曹雪芹、高鶚等,這些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私塾中教育出來的;即使在幾十年前,也還有不少受過私塾教育的、甚至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人。由曹雪芹時代,直到幾十年前這些曾受過私塾教育,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人,在他們中間所有讀過書能閱讀《紅樓夢》的人,對於其中關於私塾的生動描寫,只感到其繪聲繪影,寫的實在好,不會提出任何疑問,絕對沒有什麼不理解的地方。但今天以及未來,那就完全不同了。因為時代變化太大了,社會生活太隔閡了。從時間講,雖然只是五六十年的事,也不過是明、清兩代的十分之一,而其變化那就似乎使人感到隔著幾個世紀了。不了解什麼是「處館」、什麼是「舉業」等等,固然可以查《辭源》之類的工具書,或者看註解。但那理解程度是有限的,因為這些都不只是一個「詞語」,而往往是一種制度、一種生活情況、社會情況,要研究一下歷史生活的橫截面,才能理解它。我在此文中也只能作一個大概的說明。 介紹私塾的種種情況,首先需要把私塾作個名詞解釋。《禮·學記》云: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這是先秦之前,春秋時代的解釋,太古老了,不必多說它。只說《紅樓夢》時代,雖然寫文章還有「申庠序之教」的說法,但實際官方制度和民間叫法上,只有「塾」和「學」的概念了。這兩個概念有時要叫混了。如「學裡」、「塾里」、「書房裡」,有時幾乎是同義詞。要加以區分,還是按照古代說法繼承下來的。即「學」是公家的,縣有「縣學」,府有「府學」,國有「國學」,即北京的「國子監」。「塾」是私人的,有私塾、家塾、義塾之分。但嚴格說起來,縣學、府學、國學等等,還只是教育管理機構,只有私塾、家塾、義塾等,才是直接教育機構。不要說《紅樓夢》時代了,即再往上推上一千年,一切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以及認識幾個字的商人工匠,也都是這種「塾」中教育出來的。它是舊時唯一的教育方式。 家塾是有錢的官宦人家,花錢請來先生專門教自己家中的子女甥侄等。最晚在宋代已十分普遍。《朱子語類》記蔡京家塾云: 福州張柔直,為蔡京家塾客,使教子弟。 陸游《老學庵筆記》云: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為門客。 這都是歷史文獻中關於家塾的記載。當時的豪門,請來教書的這些人,一般都是因學問好、教授得法,而受到器重、尊敬,成為關係密切的門下客。 湯顯祖《牡丹亭》第五出《延師》、第七出《鬧塾》寫的陳最良就在杜麗娘家教家塾,這和《紅樓夢》中賈雨村在林如海鹽政衙門教黛玉一樣。所不同的,一個是知府衙門,一個是鹽政衙門。一個是十二歲進學,觀場一十五次不曾發跡,又老又窮的秀才。一個卻是兩榜出身,做過知縣,拿過印把子,丟了官,隨時想鑽營復職的廢謫人員。但出身、經歷儘管不同,其被請來做家塾教師,教女學生則一樣。 教家塾的先生,不但要教學生,而且往往要陪老爺談文論詩,甚至做些文墨事情,類似私人秘書一樣,但又十分客氣,以很好的禮節待遇,尊為「西席老夫子」,比衙門中其他的「老夫子」(即師爺,如現代秘書。管問案判案叫刑名師爺,管寫信的叫書啟師爺,也叫刑名夫子、書啟夫子)更客氣些。地位有如「清客」。所以前引記載蔡京、秦會之家塾,都稱作「客」。《牡丹亭》中杜麗娘父親杜寶戲詞云: 我杜寶出守此間,只有夫人一女,尋個老儒教訓他。昨日府學開送一名廩生陳最良。年可六旬,從來飽學。一來可以教授小女,二來可以陪伴老夫。今日放了衙參,分付安排禮酒,叫門子伺候。 賈雨村在林如海鹽政衙門中教黛玉,他也有「陪伴」林如海的義務,林如海對他也很客氣。不但稱之為「吾兄」、「尊兄」,而且主動早已替他寫出圖謀復官的書信,並且費用都替他承擔下來。完全以是自己人待他,以誠相待。 我國從古極重師道,不管官多大,爵多顯,甚至是很著名的奸險將相,皆對請來的教書先生則很有禮、很客氣。這種故事是很多的。舊時有諺語道:「不敬先生,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提的這樣嚴重。如果不了解歷史上這種社會風尚,那看《紅樓夢》時,就很難把賈雨村和林如海、賈政等人的關係理解透徹了。 私塾不同於家塾之點,是教書先生自己開的「塾」,俗名「書房」。學生來塾讀書,根據不同的條件要求,向老師交一些錢。也就是古代所說「束脩」。「脩」本是干肉的意思。《禮記》疏註解釋「束脩」云:「十脡脯也。」也就是十條幹肉。《論語·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就是孔子說:凡是交了「束脩」的,我沒有不教育他的。因而後世給老師的錢,最客氣的叫法,稱作「脩敬」,也就是聘金或學費。請來的自是聘金,送子弟到老師處,自然送學費。但舊時沒有學費的叫法。所以《紅樓夢》第八回寫秦鍾父親秦邦業「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帶了秦鍾到代儒家來拜見」,意思也是學費束脩,而客氣恭敬地稱作「贄見禮」。 自己在家中,或找個公用的場所,如寺廟、會館等,安排個書房,讓學生來學,這就是「私塾」,也就是私人個人設立的學校。文言稱作「設帳」,這是用後漢馬融「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的典故來尊稱教書先生。但實際像馬融這樣的,是歷史上最闊氣豪華的教書先生,別人是無法比他的,大多是面有菜色的苜蓿生涯,哪裡配得上稱「設帳」呢? 私塾由都城到一般大中城市,以及鄉村中,大多都有。在《紅樓夢》時代,北京很多,甚至貼廣告招徠學生。康熙時柴桑《燕京雜記》中記云: 京師蒙館外,有招榜,大書一「學」字。旁書「秋爽來學」四小字。來學者必以秋爽,不知何義? 乾隆己丑(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前因居士《日下新謳》有詩並注云: 學帖標門教滿洲,旗童秋爽競來投。 跏趺滿炕喧功課,「阿厄嗚窩」念字頭。 注云:「村學究訓蒙,標帖於門,曰『秋爽來學』。若滿洲師傅,則帖一清書『學』字。凡習滿洲書業者,必先從十二字頭念起。阿、厄、依、、嗚、窩,即字頭第一章起首之音也。」 這些書房,正是曹雪芹寫《紅樓夢》時,在北京常見到的。 魯迅先生少年時代讀書的三味書屋,就是這種私塾。《魯迅的故家》中寫道:「因為三味書屋是私塾,先生在家裡開館授徒,每節收束脩若干……有錢人家則設家塾,雇先生來教書,住在東家的家裡。」又道:「他的書房是有規矩而不嚴厲,一年四節,從讀《大學》起至《爾雅》止,一律每節大洋兩元。」對私塾、家塾以及束脩金額說的較清楚。雖是清末之事,距《紅樓夢》時代已一百多年,但也可作為參考。 舊時私塾、家塾,不像現在學校那樣,有明文規定的寒暑假,但過年也要休息一些天,叫「下學」、「上學」。三伏也休息幾天,叫「歇伏」。故書房門口招貼曰「秋爽來學」。有的書又記云:「秋爽擇日來學。」擇日就選個「好日子」。《紅樓夢》第八回寫寶玉和秦鍾也是「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不過這是「早春」,而非「秋爽」罷了。 教書人把書房俗稱作「館」,私塾在自己家中授徒,或在公共場所,如寺廟之內授徒,曰「坐館」。受聘於人,到人家中教書,因有東家,互相要處理好關係,所以叫「處館」。托人找教書的地方曰「尋館」,薦舉人去教書曰「薦館」。不願再教另有高就,或教的不好,另外換人,均叫「辭館」。所以第二回賈雨村說的話中,一曰「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二曰「倒是個難得之館」;三曰「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等等,這都是當時的口頭語。《牡丹亭》第四出陳最良自道:「且兼兩年失館,衣食單薄。」清初陸隴其《三魚堂日記》云:「五月二十二日,朝內遇譚祖豫,言近日京師尋館者甚多。」這都是把「館」當作教書工作來叫。「失館」就是失去教書的職業,「尋館」就是尋找教書的職業。 「家塾」、「私塾」之外,第三種是「義塾」。什麼叫「義塾」呢?先看《紅樓夢》第九回的介紹: 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系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為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為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師。 這就說明,「義塾」是一種公益事業的私塾。貧家子弟入學,可以不交束脩,不用花錢,甚至可以得到經濟補助,如發點飯錢或紙筆墨硯錢等等。但教師是賺束脩的,並非盡義務。因而義塾要有一筆經費。第九回文中所說:「凡族中為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為學中膏火之費。」所說「膏火費」,就是既包括教師束脩,也包括貧家子侄飯錢、筆墨錢等等。文中說秦鍾父親送二十四兩贄見禮,又說薛蟠「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等等。既然是義學,為什麼他們又送束脩呢?這一因他們是官、是官商,有錢;二因他們是賈家親戚,是外姓人,而非賈家同宗。 義學要有固定的經費來源,才能維持長久。所說「凡族中為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一點,從反面說,如族中沒有為官者,義塾便無經濟來源了。第十三回寫秦可卿夢中向鳳姐說: 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供給……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 這便是考慮給義塾籌劃永久的費用。歷史上這種例子是有的。 義學有的由氏族祠堂辦,可以持續很多年。在通都大邑,也有由行業辦的。如北京,不少省份會館辦義學,由本省在京的大官支持,本省在京會試未得中貧寒之士任教,本省在京的貧寒子弟來就讀,是舊時文化事業中很有意義的事。北京在清代各種義學很多。光緒時魏元曠《都城瑣記》有專門詠義塾的詩云: 訓課童蒙早,春風義塾開。 夕陽催散學,總角抱書回。 從詩中所詠,可稍見義塾風貌。 另外在鄉村中,有時幾家湊起來請一個先生,設一個館。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寫汶上縣薛家集請老童生周進在觀音庵立書房教授蒙童,便是這種私塾。是介乎義塾和家塾之間一種書房。「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似乎是公出的。「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尚家代飯」,似乎是靠學生「贄見禮」,而十分可憐,少的只「十來個錢」,湊起來不夠一個月的飯錢。比起《紅樓夢》中賈代儒,秦邦業雖然東拼西湊,一湊還是「二十四兩贄見禮」,那真是相差懸殊了。 以上所說家塾、私塾、義塾、村塾等四種,這是按其組織上和形式上來分。所謂「古聞來學,未聞往教焉」,就是古代多是私塾形式,學生到老師那裡去學。花錢請先生來學生家教家館,這似乎都是後代的事情了。 另外從組織形式上區分而外,還可以從程度上分。私塾沒有大、中、小學的嚴格區別。如果區分,那只是啟蒙、讀經、舉業三個階段。啟蒙是五、六、八、九歲的兒童,主要是識字教育、讀物是方塊字、《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等等,寫字練習則是教師把筆教描紅,即印好的紅字仿紙,教師扶著手教學生把字描黑,扶一個短時期,學生就會拿筆了,俗稱「把筆」和「描紅模子」。因其所教是兒童,所以蒙學又叫「童蒙」,學館門口貼的是「童蒙任附」。啟蒙教育一般讀到「四書」,甚至只讀到《大學》、《中庸》就為止了。能夠繼續讀的便要讀「五經」,即《詩》、《書》、《易》、《禮》、《春秋》。要求就比較高,這種私塾,就可貼「經文書館」的招貼了。在讀經書的同時,寫字教育也由「描紅」早已過渡到大、小楷分寫,大字寫「仿影」(即一張黑字模式,一般由教師寫好,學生把這模式套張白紙,按著映出的黑影跡來寫),或用九宮格紙(大格中細線劃成九小格)、米字格紙臨碑臨帖。小楷按自己筆意先寫在格中,然後再臨《靈飛經》、《玉版十三行》等小字帖。在此同時,寫作教學也逐步開始。寫作教學分兩方面:一是學寫試帖詩,一是學寫八股文。詩先從對對子開始,一個字、兩個字,逐字加多。先讓兒童讀熟一些最基本的對仗詞彙。如「天對地,風對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滲漉對涳濛」等等。然後再出字,讓學生模仿著對。魯迅先生小說中寫禿先生道: 彼輩納晚涼時,禿先生正教予屬對,題曰「紅花」,予對曰「青桐」,則揮手曰平仄弗調,令退。予不識平仄為何物,而禿先生亦不言,則姑退,久之、久之始曰來!予健進,便書「綠草」二字。曰「紅」平聲,「花」平聲,「綠」入聲,「草」上聲,去矣! 這是魯迅先生唯一的一篇文言小說,這段對對子寫的簡潔而傳神。從教育原理說,用的是直接教育法,即先不講道理,直接讓學生從實踐中領會理解,進而熟練掌握。其效果:一是辨識詞性、詞位、詞的結構組織。老師出「紅花」,他對「青桐」。雖然平仄不對,因為全是平聲。但詞性、詞位、詞的結構順序都對上了。說明對於對對子,已有了初步理解,初步掌握了詞。這畢竟是中國兒童容易理解中國玩藝,比教外國人,出「雲中雁」,對「鳥槍打」,要高明多了,但是平仄還不調。進一步經過思維,對上「綠草」,再經教師指點,就逐漸分清了平仄。這時要背詩韻,把上平「一東、二冬……」,下平「一先、二蕭……」,上聲「一董、二腫……」,去聲「一送、二宋……」,入聲「一屋、二沃……」等字全背熟了,那就具備了作詩的基本功,即會組詞、平仄分清、詩韻記熟等三點。再背誦不少唐詩,就可由對對子逐漸學會做「試帖詩」,即五言六韻,按照指定的題目和限定的韻去做,題目都用「賦得……」,往往是一句成語或詩句,俗稱「賦得體」。 對對子是基本的訓練,兒童也有興趣,很能啟發智慧。便往往放在讀完書的零星時間來進行,如下午快放學時,光線暗了,不能讀書寫字,便來對對子。老師有事外出,留個對子讓學生對,如同作業一樣,以免學生淘氣。如第九回所寫: 可巧這日代儒有事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 「上書」就是讀新書,代儒這日有事離開學校,不教學生讀新書,只留下七言對聯讓學生對,作業很少,等於放半天假。舊時書塾中,這種情況是常有的。 寫作教學之二是教作八股文。學作八股文第一與「四書」有密切關係,因為八股文的大小考試,都是用「四書」中的句子作為題目的。第二必須會對仗詞組,因為八股文每股都對是對仗的。沒有對對子的硬功夫,不但談不到作詩,也不能學會作八股文。第三在讀「四書」、「五經」,必須讀一二百篇八股文的範文。如《八銘塾鈔》之類的書。 兒童在把一部「四書」讀的滾瓜爛熟,把「朱注」(即朱熹的註解)也讀熟之後,能夠一般理解點句意,教師開始教寫八股文,謂之「開筆」。 那時教寫文章,並不像現在一樣,隨便出個什麼題目,讓學生漫無邊際地去作。學生思路自是不會受到拘束,但也有缺點,就是學生沒有受到過思維訓練,越廣泛,越自由,他越不知如何去想,想些什麼。思維狀態是空的、亂的,找不到思維的軌跡,思維缺乏條理性、邏輯性,對初學者是不合宜的。教八股文的訓練方法,正好與此相反。不但題目限制在「四書」中,而且格式、段落,起、承、轉、合都有嚴格的限制。這樣把思維局限在一個極小的範圍內,缺點是束縛思想,不自由。但另外因為範圍小,卻容易抓住思維的對象。 八股文是「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八段。所謂「比」、就是「股」,用現在話說,就是「對照」。都要對等的組句才符合標準。如: 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遺留不肖之肢體,貽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憂。 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 這是八股文中的「一比」,也就是對應的兩股。題目是《論語》中的句子:「父母惟其疾之憂。」是八股名家章日價的筆墨。 這玩藝兒在今天也同古董一樣,十分稀奇,不妨再舉一個例子: 志學之年,恍如昨日,憶曩者、嬉戲而陳俎豆,備蒙慈母之垂憐,則對此少者,追念夫顧我復我之人,而能無動念? 趨庭之教,具有深心,即今者、暮景而迫桑榆,尚有孤孫之在抱,則對此少者,更觸我恩斯勤斯之痛,而豈能忘情? 題目是「少者懷之」,這是「後比」的兩股,作者曲園老人。見《曲園課孫草》。「後比」寫完再用兩句話結束全文,謂之「大結」。本文的「大結」是「少者懷之,我之志畢於斯矣」。 學寫八股文,能由開頭「破題」寫到「大結」,基本上符合要求,謂之「完篇」,就是學會了能夠基本寫整篇的文章了。好壞那是另一個問題,是否能考得中秀才、舉人、進士,那更是另外的問題了。 教寫八股文,是先教寫「破題」。然後再教寫「承題」、「起講」等等,直到「大結」。分開階段練習,教寫「破題」,教師出題目,學生只作兩句,把題目中心點明。如《少者懷之》一文,它的兩句「破題」是「志更在於少者,宜懷之以恩也」。讓學生先從兩句練習起。破題說在點子上,下面的文章就好作了,容易見好了。學會作「破題」是學寫八股的第一步,是大有講究的。高鶚續書第八十二回寫代儒讓寶玉講「後生可畏」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兩句,就是啟發他思維,為寫八股作準備。 當時私塾中的寫作教學,只教寫試帖詩、八股文,為科舉考試作準備。能教會學生作八股文、試帖詩,而且又能教好,善於在寫文時揣摩其時社會風尚、考試官的心理,比較能讓學生有把握地考中秀才、舉人,這就是好教師。這套教學過程,就是教「舉業」,即「科舉考試的事業」。就既要學問,又要才氣,又要竅門,是很難的。教師也要很花些氣力。所以第二回中,賈雨村向冷子興抱怨在甄家教書之苦道: 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啟蒙,卻比一個舉業還勞神。 形容「勞神」程度,以「舉業」作比,可見是當時作教師的教會作「八股文」是多麼費力了。 塾師照現在話說,也是個知識分子。但那時沒有專門培養教師的機構,如現在的師範學校之類的地方,私塾教師是來自各種出身的人。如賈雨村,是兩榜進士,做過知縣丟了官,再到林如海衙中教黛玉,是塾師中資格最高的,自然比較少些。但也不是絕無僅有,歷史真實中也還可以找出不少實例。《牡丹亭》中陳最良自表「十二歲進學,超增補廩,觀場一十五次」。則只是個童生補為廩生,取得考秀才的資格,但考了十五次,也未考中,所以美其名曰「觀場」,即在考場中觀摩而已。《儒林外史》中的周進、《紅樓夢》中的賈代儒,似乎都同他一樣。是不曾發跡的落魄讀書人。他們同賈雨村的資格,就相差懸殊。而這種資格的塾師更多,其中固然不少遭遇不好的飽學之士,但更多的卻是讀不好書混飯吃的人。當時考不中秀才、舉人的讀書人。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最方便的謀生之道,就是教書和作師爺、即學幕。但作師爺要點真本事,收入也高;作塾師,在鄉村中,或是給只有錢而沒有文化的人家教家館,就多少可以混混了。因此在明清兩代不少輕薄文人就以塾師為嘲笑對象,編了不少笑話、詩文、小說等。如有名的嘲笑塾師讀白字的笑話: 《曲禮篇》中無「母狗」,《穀梁傳》外有公羊。 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鬱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 現在如果不加解說,一般讀者也都莫明其「土地堂」了。 鄭板橋在發跡之前,當過不少年塾師,深知其中甘苦。其《教館詩》云: 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度春秋。 半飢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 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讎。 而今幸得青雲步,遮卻當年一半羞。 以教書為羞,可以想見教書之地位。另在其所寫《道情十首》中道:「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這就另是一番感慨了。 民間文學作品中刻畫塾師又是一種形象。「百本張」子弟書《先生嘆》云: 只落得半途而廢將京上,廟宇中設帳教書度晚年。連一個「經文書館」都貼不起,也不過是「童蒙任附」學報子高懸。就有那方近兒童將書念,束脩少每月無非三五百錢。念的是《三字經》兒《百家姓》,若要是教到《論語》我就難。每到那朔風凜栗三冬景,吩咐那徒弟都攢煤炭錢。夏日炎炎當永日,搭天棚也是公中大眾攢。更有那丁祭之期多快樂,除剩錢外帶還吃肚內圓。終日裡教書寫仿把兒童訓,操心費力外帶難纏。遙念中秋節又至,學生們家中都要送節錢,得些個新鮮果品燒黃酒,到了那十五良宵我吃個圓,沉醉書窗須盡興,那管那日日教書那些急與難。這如今俗名叫做「教書匠」,反惹他人作笑談。 這是清代落魄書生流落北京教書的慘狀,形容是淋漓盡致的。教書先生不但出身不同,遭遇不同,程度不同,而且人品也不一樣,固然不少潔身自好之士,但也有不少鑽營奔競之徒。賈雨村似乎就是一個。這種人鑽營到達官貴人家去教家館,大者可以託身權貴,仗勢飛黃騰達;小者也可以替人走門路說情,得些眼前好處。湯顯祖借用他筆下《牡丹亭》中的陳最良表白揭發這種社會現象道: 鄉邦好說話,一也;通關節,二也;撞太歲,三也;穿他門子管家,改竄文卷,四也;別處吹噓進身,五也;下頭官兒怕他,六也;家裡騙人,七也。(「撞太歲」就是仗官勢敲竹槓。) 這不過是知府家的家館塾師,如果那個東家官再大,自然其人地位更高,好處更多了。至於皇上的塾師,那就要讓李鴻藻、翁同龢、陳寶琛之流的去做。賈代儒、賈雨村之輩,自然是望塵莫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