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風俗譚 · 寶玉的學問
有的人問：「《紅樓夢》中賈寶玉年紀輕輕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學問？」這就很難「要言不繁」，三兩句話說清楚了。
為了介紹方便，不妨再把這一問題化成若干小問題：一、看看寶玉究竟有哪些學問；二、這樣年青，有這些學問可能嗎？三、他受到哪些教育？當時教育手段可以達到這種效果嗎？
談到賈寶玉究竟有哪些學問，在《紅樓夢》中著重表現賈寶玉學問的回目，首先是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其次是第十八回《天倫樂寶玉呈才藻》，再其次是三十七回、三十八回「海棠社」、「菊花詩」等等。還有第七十八回寫《姽嫿詞杜撰芙蓉誄》。另外有一處不大為人注意的，就是第七十三回開頭一大段，小鵲兒跑來告訴寶玉，趙姨娘在賈政面前說他，他怕賈政盤考，心中算計自己讀熟的書，說的非常具體。
在第十七回寫道：
賈政近來聞得代儒稱讚他專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卻有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
這次是賈政有意當著眾門客，考一考寶玉。寶玉在這次「現場口試」中，果然大顯學問和才華。其表現在三點上，一是見解，二是學識，三是才氣。
見解在當時有兩種不足取的，一種是「迂而腐」，一是「淺而粗」，用現代話說，似乎前一種接近教條主義，後一種近似主觀主義。而珍貴的見解是什麼呢？用舊時的話說，就是「達人之見」或「通人之見」，就是「達而通」。什麼地方顯示見解呢？就是「議論」。書中寫道：
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是個輕薄東西。」眾客道：「議論的是，也無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說道：「今日任你狂為亂道，等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才眾人說的，可有使得的沒有。」
作者描繪寶玉形象，細寫其才華，不是像一般說部，寫才子如何七步成詩，出口成章等等，簡單地抄幾首詩上去———過去這種小說很多，著名的《花月痕》就犯這個毛病———即使好詩，讀了也味同嚼蠟，因為這不是書中人物的作品，是硬加上去的。而《紅樓夢》寫寶玉才華，首先重在寫他的見解、議論，特地用賈政與門客的話來把這一點點明。
寶玉在題對額時，每一處都有其獨特的見解，或論詞翰，或談草木，或述禮制，或引詩騷，不唯見其學問淵博，亦更見其說理通達，思路周密。如賈政等人初擬沁芳亭之名為「瀉玉」，而寶玉則云：
況此處既為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
這種封建時代最起碼的見識，賈政等人都腦筋遲鈍，還要寶玉說清楚，自可見其思路之敏銳、周密、通達了。
但這還只是就事論事的見識，還未深入到政治和哲理的態度上去。後面在稻香村談「自然」的那一段話，那就深刻多了。文云：
卻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無脈，臨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那及前數處有自然之理、自然之趣呢？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恐非其地而強為其地，非其山而強為其山，即百般精巧，終不相宜。
如果說前面發表的意見還只是就事論事的通達之言，那麼上面這段話，就是借題發揮的抨擊「假、惡、丑」，闡明「真、善、美」藝術哲理的宣言了。前者以賈政之迂腐遲鈍，尚能理解；後者則無法領會，真如對牛彈琴，賈政只能「氣的喝命」，不可理喻了。
曹雪芹這樣寫，一寫寶玉之性情行為，「偏僻乖張」，不為世人理解，便「那管世人誹謗」了。二是借題發揮，直抒胸臆。寫寶玉胸臆，也就是抒作者胸臆。斥社會上的種種矯揉造作、假模假式，言論之鋒芒，是直指封建社會的。這段話很少人注意到其深刻意義。這與封建社會宮殿建築制度有關。
大觀園為什麼要修個田舍風格的稻香村呢？難道單純是為了點綴風景嗎？不是的，大觀園籌建之初名「省親別院」，就是皇家的離宮別院，是按皇家的體制修建的。按皇家體制：離宮別院的苑囿，必須有重視農桑的風景點綴，以便皇帝親耕、觀稼，后妃親理蠶桑繅織，這是一種儀式，歷代皇家苑囿，包括清代的圓明園、頤和園，都充分體現了這種風格。這自然是十分矯揉穿鑿的虛偽表現。寶玉對之提出異議，便充分表現其不同流俗，甚或敢於直刺皇家虛偽面目的見解了。
在寫他的見解的同時，也從他的見解中，寫了他的學問。在蘅蕪院引《離騷》、《文選》、《吳都賦》、《蜀都賦》等文獻辨認芳草，是使眾人吃驚，賈政無知之徒感到難以為堪的，所以又「喝道：誰問你來？」
寶玉這方面的淵博的學問，在當時稱之為「詞章」、稱之為「《選》學」。在這回書中，寶玉的見解、寶玉的作品、寶玉在談論中徵引文獻，都充分說明寶玉的學問在「詞章」方面，造詣是很深的。這在當時，對那些只懂得念《四書備旨》、高頭講章的人說來，既是無法理解，也是認為不值得一提，甚或不務正業、離經叛道的。因為考試要考八股文、試帖詩，只講「《選》學」、「詞章」，不能考中舉人、進士，不能做官。所以《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直率地斥之為「雜學」、斥之為「不中用的舉業」。所以賈政認為寶玉「雖不喜讀書，卻有些歪才」。這話今天一般讀者就很難理解了，感到「寶玉不喜讀書，怎麼有那麼大的學問呢？難道只靠『歪才』嗎」？豈不知在當時這個「讀書」的涵義，是有種種不同解釋的。世俗的「讀書」，是指讀為考秀才、舉人、進士作準備用的「書」，這就是「四書」、「五經」，以及各種「墨卷」，即選的有名的八股文和試帖詩，這是賈政等人認為的「書」，是不包括《離騷》、《文選》等的，當然更不包括《西廂》一類的名著了。因為看那種書是「精神污染」。而寶玉專門看那種「書」，而不看這種「書」。所以寶玉一方面有學問（詞章、《選》學之類是不中用的學問，等於沒有），一方面又不喜讀書；一方面有高超的文藝見解和作品，一方面卻又是「歪才」。當然，那時社會上也並不是完全否定這種學問和「歪才」，而是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專講「四書」、「五經」高頭講章八股文的迂腐之徒，他們根本不懂這種學問，也不承認這種學問，而予以徹底否定，這是道學派，或者連道學都不如的「學究派」、腐儒派。另一種是先讀「四書」、「五經」、高頭講章、八股文，揣摩「舉業」，考中舉人、進士之後，再丟開八股文（俗語叫作「敲門磚」），然後再講經史、詞章、文字、金石、考據、訓詁、掌故，甚至更專門的《公羊》、《穀梁》，什麼西北地理、音韻版本等等學問，這叫作學問派。《紅樓夢》時代不少大學問家都是經這個途徑達到的。這一派人縱使不講究詞章、「《選》學」，但他不否定這門學問，而是承認它，甚至羨慕它。這似乎是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聖門」主張。賈政雖非兩榜出身，也不學無術，有時卻也以此標榜。
以上所說，就是對於寶玉有學問，卻又是有名的不「讀書」，又被認為有些「歪才」的說明。不了解當時歷史情況，不理解這種風氣，就無法理解賈政的話和寶玉的「不讀書」而又有學問。
當然，講八股文也好，詩詞歌賦、詞章之學也好，「《選》學」也好，以及《老子》、《莊子》、禪理等學問，都有一個共同的先決條件，那就是一定的文化知識基礎。不然，那就一樣也不行。既談不到什麼當時所謂的「聖賢之學」、八股文舉業，也談不到什麼詞章等等雜學。那麼寶玉以什麼樣的文化知識基礎去讀《離騷》、《文選》、《南華經》（即《莊子》）、《西廂記》，治詞章之學呢？
這可以從書中看看寶玉獲得文化知識、打下這樣基礎的過程。
其一是第十八回所寫：
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元妃口傳教授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
其二是第七回寶玉對秦鍾說道：
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著。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著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讀書。
其三是第九回賈政和李貴的對話：
又回說：「哥兒已經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悠悠鹿鳴，荷葉浮萍（原文是食野之苹。作者故意如此寫，刻畫李貴沒有讀過書的形象），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坐哄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撐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
從以上所引三則中，可以了解到寶玉獲得文化基礎知識的程序，一是啟蒙識字教育，元春口授幾本書，識了幾千字。幾本書是什麼書呢？沒有說明，但可以想見，是便於誦讀的啟蒙讀物，容易上口、容易讀、容易記、容易默誦。一般是《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千家詩》、《幼學瓊林》等等。當時口授啟蒙教育，以讀小書、有韻律的短句，來完成識字教育。《三字經》每句三字、《千字文》每句四字，句子整齊，且有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善、遠二字押韻。「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雲騰致雨，露結為霜……」藏、霜二字押韻。剩下幾種，不是五個字對句，就是七個字對句，都很整齊易讀。聰明小孩，像唱兒歌一樣，很快就讀熟了。一兩個月就讀熟一本，反覆誦讀、默讀、背誦，這樣再練習寫，就能認識許多字。三歲、四歲兩年中，天分很高的兒童，自然能認識兩三千字了，文中說「幾千」，那雖是不定數，但總是三千以上了。
有了這樣的啟蒙基礎，再入塾中讀書。寶玉向秦鍾說：「上年業師回家去了」，「業師」就是授業的老師，是專門請來教寶玉讀書的家庭教師。當時叫作「教家館」。尊稱「西席」，或「西席老夫子」（古禮以西為尊，《大戴禮》「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這種塾叫「家塾」，俗稱「書房」。寶玉過去既有「業師」，可見他幼年一直是在家塾中，在先生的教讀下讀書的。幾歲入學的呢？三四歲元春口授啟蒙，那麼入塾之年，便是五六歲了，寶玉會見秦鍾時幾歲呢？算是十三歲左右，那「業師上年回家」，這樣寶玉也連續讀了六七年書。這六七年中又讀什麼書呢？當時的教材都是一律的。其步驟是啟蒙教育，讀前面說的《三字經》等小書，文化教育讀「四書」、「五經」、《唐詩合解》等。為考試作準備，也叫為「舉業」作準備，要讀「時文」（即「八股文」）。其中第二、三兩項又是有連帶關係的。在識字、讀書的同時，一要學寫字，二要對對子，為作試帖詩作準備，三要學作八股文。在啟蒙教育完成，第二階段讀書之前期，如因經濟關係，或天分實在太差，不能繼續讀，則可輟學，改做其他，如務農，或去學徒學手藝，或去學做買賣等。
寶玉與秦鍾同入義塾時，讀第三本《詩經》，賈政說「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等等。
從賈政的話中可以看出：寶玉在從業師讀書的幾年中，最少已讀完了「四書」、《詩經》前兩本，及部分古文。「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上下、《孟子》上下，「古文」是指唐宋文，當時是有特定涵義，是與「時文」八股相對而言的。
當時讀「四書」極為重要，不只是學文化，更重要的是為科舉考試作準備。讀「五經」（包括《詩經》、《書經》［即《尚書》］、《易經》、《禮記》、《春秋》）也是既學文化，又為科舉考試作準備。讀古文，是在學文化之外，學一點唐宋文（韓愈之後的文章）的氣勢，運用到八股文中去，使八股文能寫得更開闊，更有波瀾。而這三者之中，「四書」則是第一重要的。因為明清以來科舉考試，由府考考秀才、省考考舉人、京試考進士。每種考試先要考「四書」文，即八股文。八股文為什麼叫「『四書』文」呢？因規定題目都出「四書」中的句子。參加這種考試，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把「四書」要反反覆覆背誦的滾瓜爛熟，不但能提那句背那句，而且要能拆開來背誦、跳躍著隔句背誦……總之，要熟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才能應付這種考試。府、省、京三級考試，第一級只考「四書」文，考舉人、進士，在「四書」文之外，才著重考「五經」。所以賈政特地講了這番話，要先把「四書」講明背熟。
還有一點，就是兒童進家塾讀書，開頭是只讀不講，要初步讀完、通本能背熟了，從頭再讀第二遍，然後由教師講解，這就逐漸要學作八股文了。不了解這些順序，也難以理解賈政所說的這些話。
「四書」中據前人考證統計，共四千四百六十六個不同的字。上下《論語》字數是一萬二千七百，上下《孟子》字數是三萬四千六百多，再加《大學》、《中庸》，總字數不過五萬多字。一般智慧，平均每天讀三百字，不到一年，一部「四書」就讀得滾瓜爛熟了。這樣讀熟一部「四書」，就清楚明確地認識了四五千字。而且有的平聲轉讀去聲，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最後一個「知」字讀去聲，作「智」，讀時在字的右上角畫個圓圈，這樣兒童在讀書識字的同時，連四聲也能區別了。把「四書」五萬多字背熟，聰明一點的兒童，即使沒有人給他講，所謂「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熟能生巧，自然他都能理解了。能理解這些深奧的文句，便也具備了閱讀其他書籍的能力，便也具備了表達的能力。寶玉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第五回說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當時像這樣早慧、早熟的兒童。在啟蒙之後，又熟讀一部「四書」，那看書、寫文的能力，便已充分具備了，何況他在「四書」之外，還讀過若干篇古文，不少首唐詩（當時也是附帶必讀的），以及三本不到《詩經》，這樣他的文化基礎就更深厚，再加其秉賦，其性情愛好，這樣他博覽群書，如《楚辭》（包括《離騷》）、《文選》、《莊子》、《西廂》，他的知識自然淵博，議論自然高超，詩賦自然當行，文筆自然非凡，這就是賈政說的寶玉的「歪才」了。
寶釵過十五歲整生日，寶玉或小一歲，或小半歲，往前推算，與秦鍾同到塾中讀書，算是前二年的事，則是十三歲。如六歲進塾讀書，到此時已讀了六七年書，加上元妃口授二年，這時寶玉連續讀書應已八九年之譜。以其對對子、作詩的水平看，是符合當時這種水平的。但以李貴所說只讀到第三本《詩經》來看，似乎又過少了。因為當時讀書，「四書」之後，便讀《詩經》，以中人之資，一年半讀一部，在九歲便可讀完《詩經》，哪裡會十三歲才讀第三本《詩經》「悠悠鹿鳴」呢？這段文章寫的十分生動，但從歷史的真實來說，卻存在著一個十分明顯的疑問。
當時一般讀書，十三歲時，大體都已讀完「四書」、「五經」，學會作八股文，可以進場參加府考，去考秀才了。聰明的小孩，讀的書還要多些。可能還多讀《爾雅》、《公羊》、《穀梁》等傳。據周遐壽《魯迅的故家》記載：魯迅先生在三味書屋讀書，就是在讀完「四書」、「五經」之後，又多讀了一部《周禮》和一部《爾雅》，這就是「七經」了。《林則徐集·日記》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閏四月十五日記云：
下午宴西席劉、王二君，適孝感李生維壎來，即留席。李年甫十三，此次默「十一經」入學，日前招來面試，聰穎異常，因令其移榻來署肄業，今日蓋應召而來也。遂移書館於東院新建亦南樓之下。
這就是一個真實的例子，比寶玉讀書多的多了。「默『十一經』入學」，就是在府試考秀才時，在學台大人（考試官）面前，把十一種「經」書，背誦一遍；或是提哪裡就背誦哪裡，非常熟，這樣不必作文，即取中他作秀才。這在當時府考時，考試官遇到年紀幼小的考生，常常用這種背書的方法來考，一般能通背「五經」，就有被取中的希望。何況他能默「十一經」呢？自然被取中為秀才，也叫「入學」或「進學」。當時林則徐是湖廣總督，駐武昌，特別喜歡這個小孩聰明，請客讓他入席，留他在署讀書，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重點培養」了。這個年齡，正好同寶玉和秦鍾入塾時年齡相仿，所以從歷史的真實來說，寶玉有那樣的學問，並不希奇。而說寶玉當時只念第三本《詩經》，則未免太低了。當然小說家言，不能完全用歷史的真實去套。《紅樓夢》中類似這種存在疑問的小矛盾原是很多的。不妨看第七十三回所寫：
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裡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還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至下《孟子》，就有一大半生的。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說這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作的精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趣……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
這一大段，較為全面地介紹了寶玉讀書的情況、文化程度概況。大體可分三方面，即一是非常熟的，二是半生不熟的，三是不願意讀，非常不熟的。當時熟的標準，就是「憑空提一句」，很熟地把下文全背出來。在未考中「功名」之前，不管多大歲數，都要反覆誦讀「四書」、「五經」、古文、八股文、試帖詩，這是天天的功課，《儒林外史》范進中舉、會進士之前，儘管鬍子白了，也還要反覆讀這些，一點也不能丟生。寶玉自己思量「下《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這就是平時沒有經常溫書。把過去背熟的書再一遍一遍地逐日讀，逐日背，以保證永遠爛熟胸中，這就是「讀書」的概念。寶玉沒有能做到這點，所以賈政說寶玉「不愛讀書」。因為在當時「讀書」和「看書」的概念，分的是很清楚的。「讀」是要念出聲來，要背熟，要在考試時發揮作用；「看」是觀、是閱，只用眼看，不出聲，這不算「讀書」。所以寶玉二十一回看《南華經》，二十三回看《西廂記》，都不算讀書，只是看閒書、看雜書。
這段敘述明確地告訴讀者，寶玉讀過這些書，即是在業師的教導之下讀的，雖然有的「夾生」，有的「一大半生」，有的「雖不甚熟，還可塞責」，有的是「那幾年」讀過，「這幾年未曾讀的」，有的是他「平素深惡」、「命他讀」、「偶爾一讀」等等，但總的說所舉「四書」、「五經」、古文等等，他那幾年都是讀過的，所謂「讀」，就是背誦過的。只是有的記的牢固，有的經常翻閱，也不太生，有的則丟生了等等。這樣來解釋寶玉的功課情況、知識程度、文化水平是較合理的。
寫到此處，可以基本上回答「寶玉為什麼有那麼大學問了」。即他在幼年和少年時代，已經讀過「四書」、「五經」、部分古文，這些大部分都是先秦的東西，是中國舊文化的基礎，掌握了這個基礎，他就具備了閱讀中國一切書籍，研究中國各種學問的基礎。他厭惡世俗的追求利祿的玩藝，如八股文、試帖詩之類的東西，因而思想上也厭惡假道學的一套。他性愛純真的文藝，他以前面所說的那個文化基礎———這個基礎是很堅固、深奧的———再博覽群書，他讀過《楚辭》、《文選》、唐詩、宋詞，還看《南華經》、《西廂記》等等，把中國古籍中的名著差不多都閱讀過了。這樣他自然有了「那麼大的學問」，這就不奇怪了。
在寶玉時代，或者說在《紅樓夢》時代，像寶玉那麼大年紀，有他那樣的文化基礎，有他那麼大的學問的人，並不是奇事，而是數見不鮮的。除前面說到的林則徐《日記》中記的孝感李維壎十三歲默「十一經」入學外，不妨再舉一個知名人物的例子。手頭正有黃雲眉先生編著《邵二雲先生年譜》，不妨摘引幾句：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先生十二歲。先生時有神童之目。會縣試，知縣李化楠呼至案前，命背「五經」，一字不失。複試以詩，有「小鳥解依人」句，語本《說文》。化楠深器之，謂藉安先生曰：「此君家千里駒也。」
邵二雲名晉涵，浙江餘姚人，是乾嘉學人中著名的史學家。基本和曹雪芹同時代，生卒年略後數十年。看他十二歲時，便能背誦「五經」，一字不失，這不是比寶玉那麼「夾生」、「塞責」等要高明多了嗎？何況他的詩「小鳥解依人」，貌似尋常，卻能用《說文》的典故，而寶玉在作詩時，連「綠蠟」都忘記掉了，比起邵二雲小時候來，那就差多了。所以寶釵笑他說：「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也忘了呢！」寶玉比起當時同樣年齡的讀書種子來，是差著不少呢。不把寶玉寫成「神」而寫成「人」，這是《紅樓夢》的可貴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