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散文選 · 卷三（1939—1941)

第一封信 ……我們在采黃蒿扎防空偽裝，用白布縫棉襪，把破軍服撕成布條，打草鞋。我們將有一次行軍。到哪兒去呢，要走多遠呢，因為是軍事秘密，我還不知道。我能夠告訴你的只是我決心跟著這軍隊走一趟。這個離日本軍隊只有一百多里的晉西北的小縣城，除了曾經被轟炸一次，一個多月來都是很安靜的，缺乏著戰爭的氣息的。現在我願意帶一本厚厚的練習簿，一支自來水筆，去接近戰爭。 你會想起我從前是多麼憎惡戰爭吧。我曾經稱它為「人工製造的死亡」。我曾經痛恨過人類為什麼愚蠢到不斷地舉行大規模的自我屠殺。自從我知道槍和子彈能夠突然一下停止人的生命，我就不願意摸它們。當我讀到那個世界聞名的相對論的發明者愛因斯坦在論文裡攻擊著軍隊，我曾經熱烈地同意過。那些鞭子一樣的句子我已不能背誦出了。大致他是說那些專門從事殺人的人不但不知羞恥，反而象雄雞一樣在街上排隊走著，穿著漂亮的制服，而且奏著軍樂。我那時也認為他們應該感到羞恥，因為農人能夠種出五穀，工人能夠做出各種物品，而他們卻只會製造殘廢和屍體。 我這種對軍隊的憎惡不僅由於書本知識，和我幼年的生活也有關係。在我的家鄉，在二十年以前，買東西少給錢，拉夫，隨便打罵人是一般軍隊的紀律。縣城裡還駐紮過一個由土匪編成的團，他們輪流地，一連兩連地化裝到鄉下去搶劫，綁票，攻打寨子，算作「關餉」。從外省來的「北兵」也好不了多少，除了壞得稍微笨一點兒。他們常常在街上端著一杯污水走，看見衣服穿得漂亮的人便故意一碰，讓杯墜落到地下，然後扭住你，說你碰翻了他的官長叫買的西藥，直到你從身上摸出五塊十塊錢來賠他。最足以說明那時的軍民關係的莫過於曾經在我們縣裡大鬧過一次的「神兵」的口號。那些被土地的貧瘠，層層的剝削和飢餓磨折得近乎發狂的農民，在幾個自稱為「大菩薩」「二菩薩」的人的率領之下，相信著吞了符水便可以刀槍不入，從偏僻的山裡開始了暴動，執著鋤頭，菜刀或者火鉗，一直進攻到縣城附近，喊著一句樸素的口號：「殺灰狗兒。」因為那時的軍隊都是穿的灰色的軍裝。他們繳得了新式的武器總是用石頭砸壞，或者扔進河裡。 然而抗戰使我糾正了我這種樸素的情感和見解。我不能不承認人只要不至於甘心被殺死，被當作奴隸，他即使憎惡殺人也得拿起武器。我不能不感謝那些為民族的生存而戰鬥著的兵士，靠了他們農人才能夠在土地上播種五穀，工人才能夠在工廠里製造物品。我才清楚地看見了兩種不同的戰爭：正義的解放的戰爭和非正義的侵略的戰爭。 而且我感到了做一個人的責任，尤其是做一個中國人的責任。我從四川投奔到華北。 我第一次和幾個八路軍的兵士坐在一輛沒有篷的汽車裡的時候，我不但不討厭他們，畏懼他們，而且感到可以和他們作朋友。他們對我談著山西遊擊戰中許多故事，談著「長征」，談著他們的家鄉和幼年。當我們結束了從西安到延安的三天旅行，當我們下了車，當我們將要分別，我和他們親熱地拉手。我一點兒也沒有想到他們的手曾經殺過人。相反地，我想到了從這些粗糙的農民的手，自由的 新中國 將要被建立，幸福的生活將要被帶來。到了這裡，有一天我去參觀炮兵營，意外地碰見了他們當中的一個。我已經叫不出他的名字了，然而他那樣親切，那樣快活，忙著給我燒開水，引我去看大炮，和我談話，使我不好意思再問他的名字。 現在我將跟著這樣的一些兵士去行軍。我自己也早已象一個兵士了，穿著棉軍服，戴著軍帽 第二封信 ……我們有過了一次小小的「長征」。我們到河北中部來了。 我們並沒有遇到戰爭。搶過同蒲路的晚上，日本軍隊從幾里路外的據點亂放著炮，我們沒有理他。搶過平漢路的晚上，我們的隊伍剛過了一大半，一列日本軍隊的巡路車駛來了，然而與其說它驚動了我們，不如說我們驚動了它，因為它很快地逃走了，沒有停留，也沒有放一聲槍。第二天，我們在遼闊的平原上行軍，日本的飛機來追了我們五次，丟了不少的炸彈，放了不少機關槍，結果我們只犧牲了一名馬伕。 然而並不因為沒有遇到戰爭我們這次行軍便成了一次沉悶的旅行。許多生活里的有趣味的瑣事，將來由我的日記告訴你。我急於要向你說的是這次行動使我清楚地了解了華北抗戰的情形，了解了裝備如此不完善的八路軍為什麼能夠支持如此艱巨的華北抗戰，了解了為什麼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沿途並沒有特別為我們建築兵房;過去那種強迫「扎兵」的辦法我們也不採用;我們每天由一些副官在大隊伍之前趕到要宿營的村子裡去交涉，讓有空房或者可以騰出空房的人家自動地讓我們去借住。這就是說整個隊伍分住著幾個村子，而在每個村子裡又分住著許多人家。這就是說每天晚上我們和老百姓在一起。當我們進屋的時候，走的時候，或者借用東西的時候，我們總是很客氣地說：「打擾你們」，或者「麻煩你們」。從他們得到的回答也總是一些親切的話句：「咱們都是一家人」，「咱們軍民合作」，或者「咱們不是為了打日本嗎？」 每天都見到的事實使我每天都感動。 我們的隊伍白天經過一個村子的時候，村子裡的老頭兒，小孩兒，男的，女的，披著老羊皮的，穿著紅褲子的，總是從家裡跑出來，擁擠地站在街邊，看我們過。有時指著我們俘虜來的高大的日本馬，他們說：「那是匹洋馬。」有時看見馬也披著麻做的偽裝，他們快活地笑了起來。我知道這也可以說由於鄉村生活的寂寞。但在從前，就在抗戰剛發生的時候，老百姓對旁的軍隊卻是用另外一種方式歡迎。隊伍還沒有到村子裡他們便早已逃到山裡去了。他們對比寂寞更能夠傷害人的飢餓、寒冷都能夠忍耐。進入了晉察冀邊區的境內，因為老百姓更經過了組織，我們在沿途更看見了歡迎我們的標語和放在路邊讓我們喝的開水。 在孟縣沙湖灘，我借住的家裡的主人是一個很和氣的老頭兒。他抓一大把黑棗來送給我吃;我問他的價錢，他說：「這用不著買。」他好意地告訴我這味道象葡萄乾，又象幹了的柿餅的小果實，吃多了會肚子痛，吐清口水。談到八路軍，他說：「你們就和姚遂王的軍隊一樣好。」我當時想：姚遂王是誰呢？難道還有和八路軍的紀律一樣好的軍隊嗎？後來我猜著了，我才自己笑了起來。他說的是那存在於渺遠的古代的傳說中的堯舜。 在到平山縣秘家會之前，在我們將要經過的道路的旁邊，一大群老百姓在那裡站著隊，有的還執著紙做的小旗。他們當中的那些小孩在唱著歌，唱著「抗戰已經來到了」。當我們從他們身邊走過，他們突然熱烈地喊起口號來了。一些很簡單的口號：「歡迎八路軍」，「堅持抗戰」，或者「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然而聽著那種從心裏面喊出來的聲音，看著那些穿藍布長棉袍的農民把右臂高高地舉起，我真感到願意去做一個為他們去戰死的兵士。 剛才我到村公所去和幾個老百姓談了一會兒。他們告訴我去年國民黨的軍隊從河北撤退的時候，政府機關的官史們都逃到河南一帶去了，而且接著這裡那裡都起來了一些司令。一個司令往往只統率幾十個人，他們向鄰近的村子要白面，肥豬。為著抵制這種軍隊，有些村子自動地聯合起來，自己也產生一個司令。「這屋子去年就是司令部呢，」一個年輕小伙子笑著插進來說。一直到呂正操將軍來後，這一帶才恢復了秩序。而曾經在這小屋子裡住過的那個司令，一個擁有八九十個弟兄和幾十條槍的農民，現在卻被收編為呂正操部的一個騎兵連長了。他們告訴我一些故事，又對我發出了一些問題：「聽說政府下命令，無論哪部分的軍隊見著老百姓都要敬禮，是嗎？」一個中年人問我。對於這個可笑的，然而卻被他很鄭重地提出來的問題，我只有回答：「我們還沒有得到這個命令。」同時我心裡笑著：「抗戰後軍民關係的變化是多麼大呵，從前他們看見戴軍帽的人就逃跑，現在卻想著所有的兵士都給他們敬禮了。」當我和他們告別的時候，我真的就給他們行了一個舉手禮…… 第三封信 ……你曾經聽見過機關槍在十里路以外響著的聲音嗎？這一向我常常聽見。我覺得這種聲音比雷一樣響的大炮聲還要不好聽得多。我想到一個比喻：象害瘧疾的人在敲打著牙齒。 我們還一點也沒有恢復長途行軍的疲勞便碰上了敵人的圍攻。我們僅有的一個主力團到東邊也打，到西邊也打。而且這是平原游擊戰。簡直就是連著一天一晚地打硬仗呀。因為我從馬上摔下來一次，把一隻手臂摔壞了，我沒到那個團里去慰問。而且我在想，我用什麼去慰問呢？用一些空話嗎？我感到我身上帶著的不是槍，不是手榴彈，而是一支自來水筆，已經很可羞恥了。 倒是老百姓們的慰勞對戰士們更有用一些。作戰的時候，附近的村子裡的居民都趕著送饃饃，送烙餅，送小米粥，而且有的竟固執著要一直親自送到戰壕里去。有了受傷的戰士，他們就抬擔架。戰爭結束後，他們就用大車載著豬、羊、毛巾去慰勞整個的團。 「我們一定要爭取休息，至少要爭取一星期的休息。」司令部的高級指揮員說。 現在我們就真的休息下來了。大概日本軍隊也落得在這次圍攻的失敗後休息一下吧。現在老百姓們慰勞的範圍更擴大了，慰勞到我們這些司令部的、政治部的非戰鬥人員身上來了，用毛巾、襪子和鞋。關於我們這些已經穿上了腳的鞋還有著一些小故事呢。當群眾團體裡面的人在附近的村子收集慰勞品，一個乞丐也捐了一雙鞋，而且一個過路的人馬上把他腳上的鞋脫了下來，自己穿著棉襪子回家去，叫他回去後再送來他都不願意…… 第四封信 ……你想知道我們的日常生活吧。在大後方的人恐怕很難想像游擊戰，尤其是平原游擊戰。在廣大的平原上，四方八面都是路，都是敵人的坦克、汽車和騎兵可以衝過來的路。我們靠什麼來遮蔽呢？我們靠人的山，村落的樹林。這一帶的村落真密得象樹林，而老百姓呢，不但替我們引路，報告消息，而且把許多公路、大車路都挖成了土溝。在河間附近的那次戰鬥里，敵人出城之前先派一個老百姓來偵察情況，他一氣跑了二十里，跑到我們的那個團里來，報告了敵人的企圖和數目。而在敵人勢力所及的區域，農民們白天被強迫著修復公路，但在夜裡，他們又自動地破壞了它。我們只是沒有辦法破壞空中的道路。我們行軍都靠黑夜來遮蔽。我們看熟了北斗星，看熟了黑夜是怎樣變成黎明。 我和政治部的編輯委員會的幾個人生活在一起。而且最近，一個小伙子參加到我們的生活里來了。一個新來的小鬼。他是一個八路軍里的勤務員的例子，也是一個老百姓參加軍隊的例子。他父親打燒餅，他哥哥當堂倌，而他自己在家裡的工作就是拾柴火。去年他參加了地方游擊隊。他打過一次仗。「那一次我拾了一條命，」他結束他的敘述時這樣說，象是在歡喜他的幸運，又象是在表示對於危險和死亡都滿不在乎。他已經十九歲了，但瘦小得象只有十五六歲。剛來的時候他說他不識字，但現在我們發現了他認識不少的字，而且會唱不少的歌，而且會象一個小小的諷刺家那樣說話。他常常一伸手到他的棉製服里去抓出來一個虱子。「你身上的虱子很多吧？」一個同志問。「不多不多，」他笑著回答。我們近乎強迫地勸他把裡面穿的線汗衫脫下來用開水燙一次，他才聽從了。當我們看見那件衣服上有著很多白色的虱蛋，再質問他，他卻象一個樂天的人或者玩世的人那樣笑了起來，仿佛說那些小小的蟲子並不能對他有什麼損害。 昨天晚上，我們的房主人來玩，這個小鬼和他打了一陣鄉談，而且把他參加軍隊的故事又講了一遍。我們的主人也是一個樂天派。他二十幾歲，是這村子裡的自衛軍班長，有一座土房子和十幾畝地。聽完了小鬼的故事，他發表他的政治見解了：「中國人多，日本人沒有辦法。」他說日本徵兵徵到十三四歲到四十五歲的人了，假若中國十六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的人都參加了軍隊，日本人會不打自退。我笑著糾正了他：「還是要打才行。」他說兩個月以前，他們就聽說老八路要來了，但盼望了很久都不見來;有一夜，他出去放哨，發現許多隊伍，牲口，馱子成線地走;他趕快回村子裡報告，並且說每個兵士的背上都背著一個草圈;大家說，「一定是老八路」;大家都非常興奮。「你們老八路真是神出鬼沒，」他結束似地說。「有一個晚上，我到前面村子裡去，半路聽見有人喝我一聲，把我嚇了一跳;我四面看都沒有人;原來你們放哨的爬在樹上。」 我問他抗戰以前的軍隊怎樣。「也還好，」他很簡單地回答。但我們的小鬼提出異議了：「可不也還好!就是愛打人罵人。」「你挨過他們的打罵？」一個同志問。「我倒沒有挨過，但我看見過。」他看見過一個兵因為賣東西的不肯讓價就打他兩耳光。他看見過一個兵用不能使用了的鈔票買東西，而且還要如數找補他一些現錢。他看見過一個兵叫老百姓拔牆上的釘子，並且不耐煩讓他去拿鉗子，要他用手拔，結果他兩個手指都出血了還是沒有拔出。他快活地敘述著這些過去的故事，而且學著那個兵罵那個用手拔不出釘子的倒霉人的話：「揍你這個爬灰頭!」「你這個龜孫!」 後來我們還談到了這個村子裡的一位過去的名人。一位武探花。關於他，我們的房主人講了許多奇異的荒唐的傳說，正如許多地方對於並不太遼遠的過去就有了一些傳說一樣。當他告別回去睡覺的時候，他約我們今天下午和他一起去看那個探花生前使用過的五十斤重的大刀…… 第五封信 ……我已經在歸途中了。我又過了一次平漢路。這一次我們是白天過的，因為日本軍隊知道了我們的部隊經常往來的那個地方，在那鐵路旁邊的村子裡占了一間房子，每晚上由兩個日本兵和一挺機關槍在那裡放哨。 這一次和我們一起的兵士很少。護送我們的只有一連人。另外還有幾十個人的肩上也掛著槍，但它們都是被帶到鐵路西邊去進修械廠的。 我們在鐵路附近二十幾里的地方停頓了好幾天。我們的安全與其說依靠自己的武裝，不如說依靠老百姓。他們不斷地供給著消息。鐵路旁邊的村子照例被日本人指定為「愛護村」，但老百姓們並不愛護侵略者，仍然愛護自己國家裡的軍隊。在我們所要經過的鐵路東邊的那個「愛護村」里，第一個村長因為常常讓八路軍過，不去報告，被日本人槍斃了。第二個村長以同樣的罪名得到同樣的結果。現在第三個村長，他仍然不知道愛護他的生命，最近因為讓我們的一些傷兵化裝為 趕集 的老百姓，公然在白天坐著火車通過了這條封鎖線，被日本人打了兩耳光，而且他所管理的村子被取消了「愛護村」的名字，以表示懲罰。 我的一個同夥曾經提議過我們也化裝走。他說老百姓說這是很安全的辦法。但我拒絕了他。也許由於一種可笑的驕傲或者當一個中國人的自尊心吧，我不願意在這種情形之下就脫下我身上的軍服，雖說因為經過一個冬天它已經是又髒又破的軍服。我很簡單地說出了我的理由：「現在沒有那種必要。」 他的焦急很快就得到解決了。昨天清早，我們很輕易地通過了那條在人們的想像中混合著神秘和危險緊張的鐵路。那靜寂地躺著的鋼鐵的軌道仍然是我們的，它並沒有背叛，它也不能給我們以什麼損害。在經過旁邊的那個村子的時候，許多居民都站在街邊，站在我們的門口看我們過。他們象從熱炕上爬起來，還沒有洗臉，因為我看見一個小孩子在用手指揉他的眼睛。一個頭髮灰白的老頭子對著我們這一隊走得很快的人說，帶著撫慰的口氣：「同志，沉住氣。」我問他放哨的日本兵走了多久了。「雞一叫他們就走了，現在早已睡得象豬一樣了。」在我們的隊伍旁邊，一個普通農民裝束的人一邊跑著，一邊和送我們的一連人里的一個幹部匆促地談著什麼，就象好久不見面了的熟朋友突然遇到了而又只有片刻的時間談談那樣。 跨過了鐵路，我們開始跑了起來。望著遠遠的在晨光中顯出青色的山，我們感到快活和興奮，而我們的後面，塵土在飛揚著…… 一九三九年九月，延安 一個平常的故事 ——答中國青年社的問題：「你怎樣來到延安的?」我來到了延安。難道這真需要一點解釋嗎? 在開出了許多新窯洞的山上，在道路上，在大會中，我可以碰到太多太多的我這樣的知識青年。我已經消失在他們裡面。雖說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都有他的故事，當我和他們一樣忙著工作和學習的時候，我為什麼要急於來談說我的? 因為我曾經寫了《畫夢錄》? 這不是一個好理由。那本小書，那本可憐的小書，不過是一個寂寞的孩子為他自己製造的一些玩具。它和延安中間是有著很大的距離的，但並不是沒有一條相通的道路。 或者因為我來得比較困難，比較晚?是的，我時常感到比我更年輕一些的人要比我幸福一些。我回顧我的過去：那真是一條太長、太寂寞的道路。我幼年時候的同伴們，那些小地主的兒子，現在多半躺在家裡抽著鴉片，吃著遺產，和老鼠一樣生著孩子。我中學時候的同學們現在多半在精疲力竭地窺伺著、爭奪著或者保持著一個小位置。我在 大學 里所碰到的那些有志之士，多半喜歡做著過舒服的生活的夢，現在大概還是在往那個方向努力。從這樣一些人的中間我走著，走著，我總是在心裡喊，「我一定要做個榜樣！」我感到異常孤獨，異常淒涼。來到延安，我時常聽見這樣一個習慣語：「起模範作用」。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它和我自己的那句話的意思差不多。不過大家說著它的時候，不是帶著悲涼的心境而是帶著快活的，積極的意味。 當我把這一類的感觸告訴一個參加「一二九」運動的同志： 「我們不同，」他說，「我們的道路是很容易的，就像自然而然地走到了這裡一樣。」 是的，他們是成群結隊地、手臂挽著手臂地走到這裡來的，而我卻是孤獨地走了來，而且帶著一些陰暗的記憶。 我想我大概並不是一個強於思索和反抗的人，總是由於重複又重複曲經歷，感受，我才得到一個思想；由於過分沉重的壓抑，我才開始反叛。 我時常用寂寞這個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種意味、那種境界和服些東西了，從我有記憶的時候到現在。我懷疑我幼時是一個啞子，我似乎就從來沒有和誰談過一次話，連童話里的小孩子們的那種對動物、對草木的談話都沒有。一直到十二歲我才開始和書本、和一些舊小說說起話來。我時常徘徊在鄰居的親戚家的窗子下，不敢叫一聲，不敢說出我的希望，為著借一本書。當我苦於無法借得新的讀物，我夜裡便在夢中獲得了它。但當我正歡欣地翻閱了那豐富的回目，開始讀它，我就醒來了，它就從我的手指間消失。對於正面的生活，對於人，我都完全沒有懷疑過它們，我以為世界就是這樣，我不能想像它還可能更好一點。我承認了它。 十三歲的時候，當我又在私塾里讀著家裡僅有的另一些舊文學書籍，一個叔父告訴我一個他輾轉聽來的道理：地像一個圓球。我不相信。我的理由是那樣可笑。我心裡想：「我所讀過的書上都沒有這樣說過。」讀著《 禮記 》上的「曲禮」和「文王世子」，我想作一個兒子真麻煩。但我的思想並沒有滑到那些禮節好不好、應不應該有上面去，只是接著想，好在現在大家都不照著書上所說的那樣做。當我像一個小孩子那樣哭泣著，要求著家裡讓我去上中學，我已經十四歲了。我並不曾明顯地想到新式學校比私塾好，僅僅由於一種朦朧的欲求，一種幾乎是自然而然的對新環境的渴慕而已。 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時代到來了。由於地域的偏僻，中國的第一次大革命並沒有給與我多少影響，它留給我的一些較深的印象不過是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旗代替，當地駐軍的布告上把「討賊聯軍」改成了「國民 革命軍 」，和重慶大屠殺後被難學生的家屬們寄到我們學校來的紅色的傳單。我自己另外經歷了一點寂寞的事情。這使我像一個小刺蝟，被什麼東西碰觸了一下便蜷縮起來。我用 來保 護我自己的刺毛是孤獨和書籍。漢斯·安徒生的《小女人魚》是第一個深深地感動了我的故事。我非常喜歡那用來描寫那個最年輕的人魚公主的兩個外國字：beautiful和thoughful。而且她的悲慘的結果使我第一次懂得了自我犧牲。不知這三個思想(美，思索，為了愛的犧牲)是剛好適宜於我嗎還是開啟了我，我這個異常貧窮的人從此才似乎有了一些可珍貴的東西。我幾乎要說就靠這三個思想我才能夠走完我的太長、太寂寞的道路，而在這道路的盡頭就是延安。但它們也限制了我，它們使我不喜歡我覺得是囂張的情感和事物。這就是我長久地對政治和鬥爭冷淡，而且脫離了人群的原因。我乖僻到不喜歡流行的、大家承認的、甚至於偉大的東西。在上海住了一年，我討厭體育活動，我沒有看過一次電影，而且正因為當時社會科學書很流行，幾乎每個同學的案頭上都有一兩本，我才完全不翻閱它們。在一個夜裡，我寫了一首短詩，我說我愛渺小的東西而且我甘願作一個渺小的人。我有點兒惋惜那些少年時期的作品後來被我燒毀了，因為我現在很想看一看我那時是怎樣幼稚地說著那種幼稚的思想。那時我十八歲。 這個幼稚的時期繼續得相當長久，一直到我二十二歲，也就是一直到我大學二年級。我給我自己製造了一個美麗的、安靜的、充滿著寂寞的歡欣的小天地，用一些柔和的詩和散文，用帶著頹廢的色彩的北平城的背景，用幻想，用青春，而且，讓我嘲笑一下那時的我吧，用家裡差不多按期寄來的並不怎樣美麗的匯票。生活在這樣的小天地里，我並不感到滿足，如我曾經在別處寫過的，「每一個夜裡我寂寞得與死臨近」，而且，「我遺棄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遺棄的悲哀」。我寫著一些短短的詩和散文，我希望和我同樣寂寞的孩子也能從它們得到一點快樂和撫慰，如同在酸辛的苦澀的生活里得到一點糖果。我覺得這是我僅能作到的對於人類和世界的一點貢獻。我沒有更大的志願，更大的野心，因為我像一個無知的孩子，對於許多事情還沒有責任感。 但在這種生活里，新的思想也在開始生長，雖然仍然是不健康的，近乎虛無主義的，在我的思想里它到底是新的。一個陰晦的下午，我獨自在一條僻靜的街上走著，一個十二三歲的賣報的孩子從我的對面走過來，掛著一個盛報紙的布袋，用可憐的聲音叫著一些報紙的名字。我看著他，我忽然想起了我家裡的一個小兄弟。一種複雜的思想掠過我的腦子，我想到他和我的那個兄弟一樣年幼，為什麼他卻要在街頭求乞似地叫喊著；我想到人類為什麼這樣自私自利；我想到難道因為他不是我的兄弟，我就毫不注意，毫不難過地讓他從我身邊走過去。我忽然決心買一份他的報，仿佛這可以給他一點安慰似的。他從布袋裡取一份報給我，因為沒有零錢，我給他一塊錢讓他找。當他到街旁的小鋪里去兌換，我又忽然想，難道我真還要他把那點錢找還我嗎?於是我跑進胡同里，一直跑回了我住的地方。一種沉重的難過壓在我心裡，我哭泣了一會兒。當我恢復了平靜，我卻責備自己是一個傻子，因為我想那個誠實的孩子一定在那條街上尋找著我，焦急地而又疑懼地。我不安了許久。我後來想寫一個故事來說明一個新生長起來的思想。一個乖僻的年輕人在一些陌生的地方流浪了許多年，最後在一個城市裡得了沉重的肺病。他家裡的人得到了消息，遠遠地跑去看護他，而且偷偷地為他哭泣。但他並不感謝他們，反而被觸怒了似地說：「正因為每個母親只愛她的兒子，每個哥哥只幫助他的弟弟，人間才如此寒冷，使我到處遇到殘忍和淡漠，使我重病著而且快要死去。」 我的生活 限制著我的思想更進一步。我不知道人間之所以缺乏著人間愛，基本上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我不知道唯有完成了社會的改革之後，整個人類的改革才可能進行，而在進行著社會的改革的當中，一部分人類已經改變了他們自己。而且我是那樣謙遜，或者說那樣怯懦，我沒有想到我應該把我所感到的大聲叫出來：「這個世界不對！」更沒有想到我的聲音也可以成為力量。 但我終於從幼稚走向成熟。我喪失了我的充滿著寂寞的歡欣的小天地。我的翅膀斷折。我從空中墜落到地上。我晚上的夢也變了顏色：從前，一片發著柔和的光輝的白色的花，一道從青草間流著的溪水，或者一個穿著燕子的羽毛一樣顏色的衣衫的少女；而現在，一座空洞的房子，一個愁人的雨天，或者一條長長的灰色的路，我走得非常疲乏而又仍得走著的路。 我曾經把我的這個改變比作印度王子的出遊。在這兩個時期的中間，我的確有過一次旅行。然而現在想來，並不是從那次旅行我才看見了人間的不幸，因為它並沒有使我遭遇到什麼特殊的事件，還是從小以來的生活經驗的堆積使我在這時達到了一個突變。我到底不是一個思想家，我十幾年的經歷，感受，似乎還比不上人家一天的出遊。現實的荊棘從來就不斷地刺傷著我，不過因為是比較輕微的刺傷，我這個年幼的堂·吉訶德才能夠昂著頭走了一些日子。而且在北平的那幾年，我接觸的現實是那樣狹小，一個小職員的家庭，一個被棄的少婦，一些迷失了的知識分子。而更深入地走到我生活里來的不過是帶著不幸的陰影，帶著眼淚的愛情。我不誇大，也不減輕這第一次愛情給我思想上的影響。愛情，這響著溫柔的、幸福的聲音的，在現實里並不完全美好。對於一個小小的幻想家，它更幾乎是一陣猛烈的搖撼，一陣打擊。我像一隻受了傷的獸，哭泣著而且帶著憤怒，因為我想不出它有著什麼意義(直到後來我把人間的不幸的根源找了出來，我才知道在不合理的社會裡難於有圓滿的愛情)。然而在另一個意義上它的確教育了我。唯有自己遭遇過不幸的人才能夠真正地同情別人的不幸，而一個知識分子，我想誠意地說了出來反而並不是可羞恥的，更要不幸降臨到他身上他才知道它的沉重。在以前，雖說我感到我隨時可以為別人犧牲，我至多至多只是消極地做到不損害人，不自私自利，對於人我仍然是漠不關心的。在這以後，我才如我在別處寫過的，「對於人間的快樂和幸福我很能夠以背相向，對於人間的苦痛和不幸我的驕傲只有低下頭來化作眼淚。」我的偏愛的讀物也從象徵主義的詩歌、柔和的法蘭西風的小說換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受難的靈魂們的呻吟。雖說我自己寫的東西仍然遠離現實，像霍普特曼的《寂寞的人們》中的那個失掉了丈夫的愛情的妻子，一邊痛苦到用針尖刺著她自己的手指都不能感到疼痛，一邊還對她的婆婆談說她的幼年的夢想，又像那個為著同情當妻子的人的痛苦而決定放棄愛情的女客人，在黃昏里，對她將要別離的愛人，在鋼琴上彈著悲哀的小曲。 我到天津的一個中學去教書。在那教員宿舍里，生活比在大學寄宿舍里還要陰暗。那裡充滿了憤懣而又軟弱無力的牢騷，大家都不滿於那種工廠式的管理和剝削，然而又只能止於不滿。我開始感到生活的可怕：它有時候會把人壓得發狂。一個獨身者在吃飯的時候對我嘆息說：「我們太聖潔了，將來進不了天國的。」他本來可以到旁的地方去做事情，但他又不願離開這個都市和它所有的電影院，溜冰場，網球場和抽水馬桶。因為一個同事病了，一個比較起來還算很強壯的人竟歇斯底里地哭了起來。當他早晨看見闊人們的子弟坐著汽車來上學，他總是對我說：「他們一定覺得我們還不如他們家裡的汽車夫！」或者，「我們有一天會被他們的汽車壓死的!」他是我在那種環境裡的唯一的朋友，唯一互相影響又互相鼓勵的人。在黃昏中，看著遠遠的煙囪，看著放工回來的小女工沿著那從都市的中心流出來的污穢的河水的旁邊走了過來，我們開始談說著資本主義的罪惡。在我的班上，一個買辦的兒子白天聽我講授著白話文，而晚上回到家裡，又從他的家庭教師讀古老的經書。我對我的工作和生活漸漸地感到了羞恥。我仿佛看見了我將被毀壞。而在這時候，學生運動起來了。它更使我們處於一個非常難堪的尷尬的地位，在學生和學校的中間，我們是可憐的沒有立場的第三者。當「五·二八」那天，遊行的隊伍一陣暴風雨似地衝到了我們的宿舍外邊的操場上，歡迎著我們學校的學生們參加，熱烈地開著會，呼著口號，那像一堆突然燃燒了起來的紅色的火，照亮了我生活的陰暗，然而我卻只能遠遠地從寒冷的角落望著它，因為雖然我和他們同樣年輕，同樣熱情，我已經不是一個學生而是一個被僱傭者。 我總是帶著感謝記起山東半島上的一個小縣，在那裡我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一樣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個誠實的個人主義者除了自殺便只有放棄他的孤獨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鬥爭。我才肯定地想到人間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製造出來的，因此可能而且應該用人的手去毀掉。在那個有著「模範縣」的稱號的地方，農民是那樣窮苦，幾乎要繳納土地的收入的一半於捐稅。那些在農村里生長起來的青年，那些在他們的前面只有 小學 教師的位置、每月十二塊錢的薪水和無望的生活等待著的師範學生，經常吃著小米，四等黑面，番薯，卻對於知識那樣熱心，像一些新的兵士研究著各種武器的性格和使用方法。而且他們那樣關心著政治，有幾個因為到鄰縣去作救亡的宣傳而被逮捕。和他們在一起，我感到我並不是孤獨的。我和他們一樣充滿了信心和希望。我的情感粗了起來，也就是強壯了起來。當我看見了一些喪失了土地的農民帶著一束農具從鄰縣趕來做收穫的零工，清早站在人的市場一樣的田野里等待著僱主，晚上為著省一點宿店的錢而睡在我們學校門前的石橋上，又到青島去看見一排一排的別墅在冬天裡空著，鎖著，我非常明顯地感到了這個對比所代表著的意義。我把我這點感觸寫了一首短詩，我寫著：「從此我要嘰嘰喳喳發議論」，就是說從此我要以我所能運用的文字為武器去鬥爭，如萊蒙托夫的詩句所說的，讓我的歌唱變成鞭箠。 抗戰來了。對於我它來得正是時候，因為我不復是一個臉色蒼白的夢想者，也不復是一個怯懦的人，我已經像一個成人一樣有了責任感，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回到四川。我發現我的家鄉仍然那樣落後，這十分需要著啟蒙的工作。在我教著書的一個縣裡的學校里，教員們幾乎成天打著麻將。當上海失陷、南京失陷的消息出現在報紙上，他們也顯得不安而且嘆息，但仍然關心他們的職業和薪金更甚於關心抗戰。那個五十多歲的半聾的校長，一個從前在日本學工程的，在教員休息室公開地說中國打不贏日本。但是，他接著補救幾句，中國還是不會亡。他說從歷史上看來，中國沒有滅亡過，當大家問他元代和清代算不算異民族統治，他才裝著沒有聽見，停止了他的 政論 。而且我不喜歡我班上的許多學生那樣安靜，那樣老成。他們對於學校是有著許多意見的，然而他們卻很少正面地提出來。我甚至於有一次對快要畢業的那一班說：「我看你們比我還世故。」我希望他們多管一些事情，首先從學校里管起。我並不是單責備他們，我沒有忘記文化的落後，軍閥官僚的統治，革命的低潮，職業和生活對於知識分子的威脅都幫助了某一部分人所施行的訓練，那種使年輕人喪失了理想、熱情和勇敢的訓練。我只是希望能夠見到一種蓬勃的氣象，一種活躍。後來一件小事情使我感到我需要離開那個環境，我到底不是一個堅苦卓絕的戰鬥者。我自己還需要夥伴，需要鼓舞和撫慰。一個比較熱情的學生寫了一篇文章，慨嘆著縣裡的人對於抗戰漠不關心，學校里的一位主任勸他不要發表，並且說：「你責備別人，應該先從自己做起。」他真的就請假回鄉下去作宣傳工作，而且不久以後，帶著一筆募捐來的錢回到了學校，這時候那個主任對我說到他，就只輕輕的一句：「我看他有點神經病。」 我到了成都，我想在大一點的地方或者我可能多做一點事情。我教著書，寫著雜文，而且做一個小刊物的發行人。我和一個朋友每期上印刷所去校對；我幾十份幾十份地把它寄發到外縣去，送到許多書店裡去；我月底自己帶著摺子到處去算賬。我的文章抨擊到濃厚的讀經空氣，歧視婦女和虐待兒童的封建思想的殘餘，暗暗地進行著的麻醉年輕人的腦子的工作，知識分子的向上爬的人生觀……但當我的筆碰觸到那個在北平參加「更生文化座談會」的 周作人 ，卻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一個到希臘去考過古的人，他老早就勸我不要寫雜文，還是寫「正經的創作」，而且因為我不接受，他後來便嘲笑我將成為一個青年運動家，社會運動家，在這時竟根據我那篇文章斷言我一定要短命。我所接近的那些人，連朋友在內，幾乎就沒有一個贊同我的，不是說我刻薄，就是火氣過重。這使我感到異常寂寞，我寫了《成都，讓我把你搖醒》。像鼓勵自己似的，我說： 我像盲人的眼睛終於睜開， 從黑暗的深處看見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來， 向我的國家走來…… 這時，一個在旁的地方的朋友，一個從前喜歡周作人的作品的人，卻在一篇文章里取消了他對他的好感和敬意，說他願意把刊物上的那和漢奸、日本人坐在一起的周作人的像擦掉，而且當他提到我的時候，他說我不應該再稱呼自己為一個個人主義者(一直到這時候我還間或又喜歡稱呼自己為一個個人主義者，羅曼·羅蘭所辯護過的那種個人主義者)，因為我是有著我的夥伴的，不過在另外一個地方。 是的，我應該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我應該到前線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們站在一起射擊敵人，我也應該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這樣可以減少一點我自己的慚愧，同時也可以使後方過著舒服的生活的先生們思索一下，看他們會不會笑那些隨時準備犧牲生命的兵士們也是頭腦暈眩或者火氣過重。 我來到了延安。 我是想經過它到華北戰場去。我還不知道我自己需要從它受教育。我那時是那樣狂妄，當我坐著川陝公路上的汽車向這個年輕人的聖城進發，我竟想到了倍納德·蕭離開蘇維埃聯邦時的一句話：「請你們容許我仍然保留批評的自由。」但到了這裡，我卻充滿了感動，充滿了印象。我想到應該接受批評的是我自己而不是這個進行著艱苦的偉大的改革的地方。我舉起我的手致敬。我寫了《我歌唱延安》。 現在，從華北戰場回來後，我已經在這裡住了十個月。在這裡，因為生活里充滿著光明和快樂，時間像一支柔和的歌曲一樣過逝得容易而又迅速，而且我現在以我的工作來歌唱它，以我生活在這裡來作為對於它的辯護，而不僅僅以文字。在這裡，當我帶著熱情和夢想談說著人類和未來，再也不會有人暗暗地嘲笑。在這裡，我這個思想遲鈍而且感情脆弱的人從環境，從人，從工作學習了許多許多，有了從來不曾有過的迅速的進步，完全告別了我過去的那種不健康不快樂的思想，而且像一個小齒輪在一個巨大的機械里和其它無數的齒輪一樣快活地規律地旋轉著，旋轉著。我已經消失在它們裡面。 一九四○年五月八日 論快樂 一 「我們生活在延安的人是快樂的。」 當我這樣說時，一個同志提出了修正：「我們生活在延安應該是快樂的。」 我們是不是還有著不快樂的同志呢?還是有的。一個寫小說的同志，一個快要到了中年的同志，有一天下午和我從抗大那個區域經過。看見許多人在活動著，像一群金色的蜜蜂那樣生活得辛勤而且和諧，他嘆息著對我說：「看見他們那樣的快活我真難過，我想，為什麼我不能像他們一樣快活呢?」 但這顯然也帶著延安的特點：他在為他的不快活而不快活。 他常常向我訴說過去的生活對於他的壓榨。當他訴說時，他仿佛在這樣逼問我：「你看見過那善良的，灰色的，瘦瘦的驢子嗎?你看見過那有時因為馱載得過重，走的道路過長而突然跪了下來的驢子嗎?」然而，也許由於我自己的船總是航行在平靜的河流裡面吧，我並不完全同情他。我在想，我們到底並不是驢子而是人。而且世界上有著因為生活的壓榨而變得脆弱、狹隘、絕望的人，也有著因之反而更強壯、更闊大、更勇敢的人。只是有一次，我卻完全為他所感動了，當他站在我的窯洞的門外，站在暮色里，像一個舊俄羅斯的小說里的人物那樣談說著他的家庭的零落，談說著他的抽鴉片的哥哥成天躺在床上，他的侄兒們在完全沒有教育中長大了，快要被毀壞，他感到對他們有責任而又無力幫助。「我要想法把他們帶到這裡來，就是來當小鬼也好！」他的聲音並不高，但我聽著就像他在尖銳地叫喊一樣。 每一個人恐怕都有他個人的問題，個人的苦痛。從前在外面，當我和一個朋友談著這點兒見解，他用他家鄉的一句諺語來結束：「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在這裡，我有一次輕率地猜想一個很年輕的同志大概是快樂的，他寫信來辯白，說了一句很動人的話，就像是那些常常被人引用的有名的話，「每個人都有他的故事，而且多半是憂傷的。」 然而，我們生活在延安。我們的生活有了一個很重要的支柱。我們知道我們活著是為了什麼。正因為我們認識了個人的幸福的位置，我們才更理解它的意義，也更容易獲得它。在明澈的理智之下，我們個人的問題和苦痛在開始消失，如同晨光中的露水，而過去的生活留給我們的陰影也在開始被忘記，如同昨夜的夢。 二 涅克拉索夫有一篇長詩叫《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雖說我還沒有讀到這篇詩，我曾經很喜歡這個題目，而且猜想它是一篇好詩。我猜想在一種充滿著哀愁的柔和的陰影裡面，有著各種不幸的可愛的人物從那詩里走過，而且在暗暗地一致地說著沙皇制度是最黑暗的制度。 舊俄羅斯的作者們總是很吸引我們。不管有的是鞭打，有的是控訴，有的是伸出撫愛的手，有的軟弱到帶著嘆息和眼淚，他們都是真實地寫出了當時的人，也就是真實地寫出了當時的社會。因為人總是一定的社會制度之下的人。詩人涅克拉索夫還並不是那種有力的作者。最殘酷地寫出了當時的社會陰暗和當時的人的靈魂的陰暗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曾經很喜歡過他。那時我住在一個岩穴一樣的都市裡的小屋子裡，窗子掛著蘆葦帘子，不讓夏季的陽光進來。我的心裡也幾乎看不見一點光明。我在這樣一種雙重的陰影之下讀著他的作品。我能夠從他那種沉重的壓得人不能夠呼吸的不快樂中感到一種奇異的快樂，一種被虐待或者虐待人的快樂，一種被虐待後又馬上得到熱烈的擁抱和愛撫或者虐待人後又馬上投到他腳邊去哭泣的快樂。然而那不過是一種強烈的酒所能給與的興奮。當我從書本里回到現實的生活，我總是更加憂鬱，更加陰沉。 在延安，有一個晚上我讀了他的《賭徒》。我發現我已經不喜歡他了。我異常明確地感到人間並不像他所寫的那樣可怕，而人的靈魂也並不那樣黑暗。由於讀了它，我更愛白天和陽光，更愛我所生活著的地方和我的工作。我更快活起來了。我再也不想去重讀他那些厚厚的小說。 《從蘇聯回來》的作者紀德卻不理解這點道理。在他那本出名的壞書裡面，他很驚訝在今日的蘇聯，在他所旅行著的蘇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沒有了多少讀者。他甚至於懷疑這並不是由於人民自己的選擇，而是政府在加以某種禁止和限制。他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國，在還正經歷著分娩的痛苦的中國，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和我們隔得相當遙遠了。 三 在一次談「文藝工作者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座談會上，當大家談論到人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一個同志發言了： 「你們說的只是人的一方面，社會的人，還有人的另一方面，生活的人呢?」 大家都笑了。 我了解他的意思。他在想著人的問題和苦痛除了由於社會來的而外，還有由於人本身來的。 他不知道把人孤立起來看，離開了社會來看，所謂生物的人可以說並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地方。飢餓，畏懼寒冷，自然的衰老和死亡，性的要求，生育，從科學的觀點說來，它們本身都是合理的。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合理，它們才成為了問題。一個空想家可以去想像一種童話里的人類，不吃東西，不睡覺，在空氣里飛行，或者像植物一樣傳延種族，然而我們不需要這種空想。我們還是就自然界和人類本身的最大的可能性來改造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生活和我們自己吧！ 我並不想在這裡來談論空想。我只要說明對於人的問題和苦痛的來源的認識是一個最基本的認識。真理是很簡單的。不過在沒有找到它以前，我們可能老在它的旁邊繞著圈子，像迷失在一個很複雜的迷津裡面。許多過去的作者都經歷了，看見了人間的不幸，而且寫了出來，然而他們沒有找到那來源和解決方法，沒有找到那把最後的鑰匙，因此多半停滯在一種悲觀的思想上。我們，感謝我們這時代吧，找尋我們的道路並不太困難。已經有著無數的人在為真理而燃燒著，使它的光輝升得很高，照得很遠。投身在它的光輝裡面，我們的心裡也就慢慢地充滿了光明。 四 為什麼我要提出樂觀的重要呢?為什麼我要做一個快樂的說教者呢? 如個別的人一樣，整個人類也負擔著「他」的過去的生活的重壓。那悲傷的，沉鬱的，絕望的舊世紀。那迷失中的叫喊和病痛中的呻吟。那黑夜。為著更勇敢地去迎接曙光，去開始新的一日的工作，我們所唱的歌應該是快活的、響亮的，陽光一樣明朗的調子。 這是很不同於無知的快樂和幼稚的歡欣的。這是由於充滿了信心和希望，而且從殘酷、艱辛和黑暗當中清楚地看見了美好的未來。 高爾基說列寧是那種明察的、有大智慧的、而且大智慧中有大悲苦的人。然而列寧有著那種由衷的笑，大聲的笑，單純的笑，健康的笑。一個沒有大的快樂的人是不會有那種笑的。那種笑聲現在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國土裡面的人們的歌聲：「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或者「我們生來要把童話變成現實」。 而我們，現在還需要艱苦地而又快活地工作。艱苦地，而又快活地，這兩者並不衝突。因為工作將帶給我們以美好的未來，而在工作著的現在，它本身也給與著快樂。有名的頹廢派波德萊爾，一邊抽著鴉片，說著模糊的象徵的語言，也一邊宣言唯有工作才能夠消除時間加於他的一種可怕的空洞之感的壓迫。契訶夫的戲劇里的人物在自殺的槍聲未響以前，也常常無力地說著工作。然而那是無可奈何的、無目的的、孤獨的工作。因此也就是不快活的。我們的工作帶著積極的意義，知道為了什麼，而且有著眾多的人參加著，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了。 飢餓 一 我和一個朋友到少城公園去練習騎自行車。在那種太陽還沒有出來的夏天的早晨，街道靜靜的，兩旁的商店都還上著鋪板，像在睡早覺。當我們進了公園的門，走到那個大的運動場去，已經有人在騎著車兜圈子了，然而我們卻找不到那每天早晨租車子給我們，包我們學會的人。我們去早了一點。 我們到附近的一家 茶館 里去，要了兩碗不放茶葉的白開水。成都是一個奇怪的地方，這樣早就有人坐在茶館裡了。這家茶館還附設一個射箭場，平常往那旁邊過，我總是看見有穿著道地的中式服裝的男子或者打扮得像姨太太的女子站在那裡拉著弓，讓長長的箭飛到那有紅色靶子的木板上去。我總是直覺地討厭這類地方，這類人。現在還好，那場子上是寂靜的。我們坐在一個小而矮的茶几的兩旁，揭開了那平常擋茶葉的碗蓋，喝著水。 一個賣糖糕的小販從我們的茶座前走過。我叫他停了下來。我記起我們應該吃一點早點了。這種用大米麵蒸的糖糕，白色的，圓圓的，而且蒸得頂上裂開了的，在我縣城裡的小販們的口中被喊作「白糖碗糕」。當他們用一種清脆的甜的叫賣聲喊著從街上跑過，那曾經是怎樣誘惑過那時的小孩子的我呵。而現在我卻淡然地看著他用筷子把它們從洋鐵桶里夾出，一個一個地送到我們桌上的仰翻著的碗蓋里。 在這中間，一個糖糕掉了一小塊到地上去了。使我很驚訝的是剛好有一個小女孩子走過，她突然彎下腰去，從地上把它拾起來放進嘴裡，又很快地走過去了。 她瘦瘦的，不過十歲左右那樣，穿著一件洗得很舊，然而相當清潔的淺藍色的布衣服，左手提著一個舊得顏色發黑的空空的竹籃子，她走得那樣快，而且沒有回頭望我們，仿佛羞澀於做了這樣一件事情。那一小塊白色的糖糕是很小很小的，比一顆米飯都大不了多少。 我仿佛第一次看見了飢餓，它以這樣一個可愛的小女孩子的形象出現，反而更使我感到顫慄。但是我又像看見了一個莊嚴的景象。我沉默著，什麼也沒有想，什麼也沒有對我那個朋友說，雖然在平常我們是很喜歡為一些無論大或小的問題爭吵的。 和平的城，有著和平的居民的城呵，在這早晨的靜寂的白色的光輝中你睡得很好，你不知道我已經窺見了你的一個可怕的秘密。 二 又是少城公園附近，我和一個朋友坐在一家飯館的樓下的散座間吃午飯。在成都的那些小飯館裡吃飯，夏天總是有那種流浪在街頭的小孩子，穿著襤褸的衣服，拿著一把破蒲扇，突然跑進來站在你背後，用力給你打起扇來。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情我是感到非常難堪的，我拒絕了他們，然而那一頓飯還是吃得非常苦，總是感到他們的飢餓的眼睛盯在我的背上，而我吃著東西就像是做著什麼不可饒恕的壞事情一樣。過久了一點，我也就習慣於用一兩句話拒絕或者給一點錢，要他們走開，而且那種難堪的感覺也跟著就過去，能夠欣賞菜的味道，吃得飽飽的了。人有時候就是這樣的。 這一次我們開頭又是這樣地遣開了那些野孩子。但在吃完了飯以後，我們從桌子的旁邊站起來，準備付錢，有三個那種小孩子突然跑來，猛烈地撲到我們的桌子前。我以為他們是為了爭搶。但當他們沒有遭遇阻攔地得到了他們所要的東西，他們都馬上安靜了下來，由一個歲數大一點的把小洋鐵桶里的剩飯倒在那些有殘菜的盤子裡，用筷子拌了一會兒，然後分成平均的三份，大家開始吃起來。 「你們是弟兄嗎?」我問他們。 「不是，」那個我估計是哥哥的孩子回答。 我站著不走了。我想多知道一點他們的事情。我又問： 「你家裡是做什麼的?」 「我爸爸拉車子。」 「他不管你吃飯嗎?」 「他自己都還不夠吃呢。」 很快地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坐著人力車到哪裡去，那個車夫在經過一家什麼店鋪的時候突然把車子放下來，跑進去過了一會兒，然後出來再拉我走。我問他買什麼，他說他的大菸癮發了，去吞了幾顆煙泡。我想起了這個誠實的中年人，仿佛他就是這些孩子的父親。 我溫和地看著他們吃完這頓可憐的午餐，使他們一直沒有受到堂倌的打擾。當我走出那家飯館的門，我的心裡像被什麼堵塞著，又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假若說那滿滿地堵塞著我的心的是一種還沒有變成眼淚的哭泣，那就不僅僅是悲慟著人間竟像是一座地獄，而更重要的是仿佛從那種卑微的不幸當中我得到了安慰，因為我看見了飢餓是怎樣把人們聯合起來，像親愛的兄弟們一樣。 三 在一個大學的教員宿舍里，大家閒談著。一個到英國去過的人談著倫敦的劇院，談著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在舞台上出現的時候的那種人工的暴風雨。一個剛來到成都的穿著閃閃發光的綢衣的人突然問我們到某條街去過沒有，我說沒有，而且不知道那條街為什麼那樣重要。他似乎很驚訝我在成都住了半年連這一條街都不知道。他告訴我那是一條住著最下等的妓女的街，他已經去看過了，而且勸我們似地說：「應該去看看。」而且再加上一句：「我是天堂的生活也要去看看，地獄的生活也要去看看。」 我突然記起了上面的那兩個小事件。我仿佛在想，要控訴人類的社會的不合理還不容易嗎?還要到處去找證據嗎？而且我不滿意於他只是什麼也要去看看。 我沒有把這些說出來，只是從此我就不喜歡那種穿著光亮的而且發出響聲的絲織品的衣服的人，不喜歡那些心安理得地講克羅采或者教希臘文的教授們，而且不滿意我的有些在文學上講究風格和趣味，而上館子吃東西也老是選擇又選擇，覺得這樣不好吃那樣也不好吃的朋友。我知道他們不應該太受責備，然而我那時是那樣過激，就像一個人發現了自己的弱點往往責備得過於苛刻那樣地，我寫著：「與其做那樣的人我還不如去當洗衣匠，因為洗衣匠能夠把髒的衣服洗得雪白，而這些人卻會把純潔的東西弄污穢。」 四 完全是另外的時候，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人。 在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平漢路之前，我隨著一支軍隊停頓在一個小村子裡。我和一個在文學事業上是朋友、在革命事業上是同志的人住在一起。這個下午我們到附近的一個鎮子上去了回來，他一定要我們繞道經過旁邊那一片白楊樹林而不走那條直的大車路，他說他很想到那林子裡去走一走。 但當我們穿進了那些落盡了葉子，向明淨的冬天的天空直直地伸著它們的赤裸而且光滑的身體的白楊樹中間，在那凍結得硬硬的，沒布野草也沒有路徑的土地上慢慢地走著，他卻又不知道是嘲諷他自己呢還是嘲諷我似地說：「你不欣賞這樣好的風景嗎?但是，我願意用這樣的好風景去換兩個燒餅。」 我對這樣一個同志也間或有一些小小的不滿。當他不願意吃那種陳舊的或者甚至於帶著砂的小米煮出的飯和那種用水煮的又苦又酸的乾菜，而情願餓一頓，我總是照例地一句話也不說地在他面前把它們吃下去。 那時我更喜歡另外一個青年的同志，這個在北平的「一二九」運動中挨過到他們學校去逮捕人的警察的鞭打，也跟著遊行的隊伍去撞過北平的城門的人，有一次嘆息著對我說：「中國人的平均的生活水準實在太低了，我們只應該取這樣的一份。」 我是那種並沒有經歷過最本質地折磨著肉體和精神的飢餓的人，因此有時對於生活的貧窮和艱苦還帶著一種非無產階級的漠視的高傲態度，不像那個同志那樣樸素地暴露出他的弱點。其實他那時的願望，想用燒餅去代替小米飯的願望，不也就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並不奢侈的願望嗎? 在前方，生活是比較苦一些，但是我恐怕仍然不能說我已經深深地嘗味過了飢餓。有時過封鎖線而餓一夜一天，那總是疲乏掩蓋了飢餓，而且總是睡了一覺起來，部隊里的小米飯就送到我們的炕上來了。我記得我們吃過的最壞的菜是那種完全用青色的蔥煮的湯，最難吃的飯是那種紫色的看著顏色不錯而放進嘴裡去像嚼著泥土一樣的高粱蒸的窩窩頭。這算得什麼呢? 五 我是一個多夢的人。羅曼·羅蘭說：「人的精神上有這樣大的對於幸福的渴望，當實際上沒有可享時，那就一定要想法來創造。」當創造也不可能的時候，人有時就用夢來代替。而且我這並不是一種比喻的說法，我是指那種在黑夜的睡覺里出現的真正的夢。 夢其實也是一種生活和思想意識的反映。假若把我所有的夢分類一下，我就會發現有兩類新的夢是從前所沒有做過的。一種是政治性的，還有一種是飢餓性的。當我在前方騎馬把一隻手臂摔得脫了臼，被醫生接好了而還需要放在繃帶里休養的時候，我夢見了牛奶，我夢見在一個高大的、白色的、有嘴有柄的瑞典瓷罐子裡盛著滿滿的牛奶，而且我執著柄把它傾倒到杯子裡去的時候，它是濃濃的，冒著熱氣，上面還浮著一層薄的油皮。然而還沒有開始喝它我就醒了。這一類的夢我是間或又做的。最近我又夢見我經過一間放著許多糕點的屋子，我竟至於不自禁地去拿一些來放進我的衣服的口袋裡，而且接著我又仿佛坐在一個筵席上，吃著許多盤美味的菜。這樣的關於飲食的夢，嘴饞的夢，是不是有人會笑呢?我想假若我的夢從那種比較特殊的，少數人才會有的夢漸漸地變得接近了大多數的中國人的夢，貧窮者的夢，飢餓者的夢，那一點也沒有什麼可羞恥。在我們的隊伍里，也許還有著那種天使一般帶著雪白的翅膀飛來的人吧，而我卻總是對於那些卑微的、帶著不美麗的苦難的烙印、用粗糙的甚至於流著血的雙足從不平坦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人感到更親近，更像同母所生的弟兄，雖然我和這些一邊做著關於未來的黃金的夢，一邊忍受著當前的最平凡的飢餓和貧窮的人共命運的時間並不太久，而在過去，我長期地感覺到的飢餓是那種另外的，比較起來不足道的，只能作為一種比喻的說法的飢餓——對於人間的愛的飢餓。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