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散文選 · 卷四(1945-1946)

下江人及其他 在上海，南京，北平，有「重慶人」之美名。在重慶，在四川，與這相同者，則有「下江人」。據說下江口音的人叫街上的洋車，拉洋車的四川人總是不大理睬的。這我從一篇文章里讀到的，尚未用自己的經驗去證明。第一，我不大坐洋車。第二，幸呢還是不幸呢，我講的也是「下賤」的四川話。 在重慶的舞台上，四川話是只能被戲中的老爺們、太太們用來和聽差和老媽子會話，以引起觀眾們的鬨笑的。然而在重慶的街道上，高貴的下江話卻又不受歡迎。下江佬在這種時候也就學說起四川話來了，說得有些怪聲怪氣。我想，洋車夫之流的四川人還是分辨得出來的。 前年年底，黔桂吃緊，重慶震動的時候，聽說許多下江人都恐慌起來了。萬一敵人深入，只有逃難到四川農村，那時候，他們怕鄉坦頭的老百姓對他們不客氣。 下江人和四川人的關係就是這樣尖銳，這樣緊張。 一定有不少的下江人會叫冤枉的，正如今天有些「重慶人」在叫晦氣一樣。他們被旁的人拖累了。他們沒有叨多少「下江人」的光，卻背了這個稱呼被歧視。 重慶的街上有不少這樣的下江人。前一向大街小巷，他們都擺著地攤。馬歇爾將軍來了，他們觸了一點小霉頭，熱鬧的大街上都不准擺了，只有縮小範圍到冷僻的地方去。這些地攤有些似乎國難儲蓄也還不少，一堆一堆衣服和化裝品，但大多數都是很寒的，破皮箱一口，舊旗袍兩三件，褪色的領帶幾條，如斯而已。擺地攤的先生或者太太就這樣鵠候街頭，其狀也有些慘。這就是勝利之後的重慶的某一些下江人。他們多半是公務員。他們連到上海、南京或者北平去作「重慶人」的資格也沒有呢!· 那麼，是不是我的同鄉洋車夫諸君或者鄉填頭的泥腳杆諸君的憎惡錯了呢?他們雖說粗疏一些，但是，在他們這個籠統的憎惡里卻反映出來了一個殘酷的真實。這八九年來，他們實在被剝削夠了，實在被糟蹋夠了。而這空前的災難，是某些下江人帶來的。 有很長很長的時期(就是現在也並未完結)，中國人歧視外國人，給他們取個名字叫「洋人」或者「洋鬼子」。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我聽過許多關於洋人的故事。有的說:洋人喜歡吃小孩;有一天，一個中國女僕打開洋人灶上的蒸籠一看，天呀，裡面原來蒸的中國的嬰兒。有的說:洋人的眼睛能夠看透地底下;他們發現哪裡有金銀寶貝，就偷偷地挖走了。大人們說得活靈活現。我長大了一些，我笑他們的故事太荒唐。我再長大了一些，我卻又悲痛他們的故事包括著太殘酷的真理。是有那樣的洋人，他們竊取了掠奪了中國人民的財富。是有那樣的洋人，他們直接地間接地虐殺了中國人民的子孫。 中國的老百姓的確粗疏一些，他們分不清洋人當中有兩種人，也分不清下江人中有兩種人。不過這一點不能責備他們，他們只有一種經驗，還沒有兩種經驗。就是說，他們只是從某一種洋人和某一種下江人吃了大苦頭，都還沒有從另一種洋人和另一種下江人得到直接的好處。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還是很客觀，很科學的。他們叫不出帝國主義者，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官僚，獨裁者這些名稱，他們的眼睛卻清楚地看見了這些人，他們的心卻痛楚地感覺到這些人，他們就給這些傢伙取了個很通俗的名字:「洋鬼子」，「下江人」，或者「重慶人」。 1948年春天 朱總司令的話 抗戰初期到過晉東南八路軍總部的做文藝工作的同志，總是極其親切地談起朱總司令。很遺憾地，和這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我不曾有過個人的接觸。 然而，一九四二年他在延安文藝界座談會上的簡短的講話，卻給了我一個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現在記得的只是當時最感動了我，也就是最教育了我的幾句話了。但是，就是幾句話，也很應該記下來吧。我相信從它們，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一樣地感到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光輝，也可以和我一樣地得到重要的啟發。 先後開了三天的文藝座談會，我記得朱總司令都是到了的。他和毛主席，和另外幾位中央的同志坐在一個大的長方桌前，用心聽著文藝界的同志們熱烈的發言和辯論。在最後一天的最後，發言結束了，毛主席做結論之前，他站了起來，用很樸素的中國老百姓的語言而又很深入很精闢地講了幾句話。 當時會中有這樣一個爭論，革命的作家是不是要經過一個轉變。當時會中又有這樣一位狂妄的人，他提倡所謂「新英雄主義」，說他不但要做中國第一個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個作家。由於這，朱總司令說： 「哪裡不要轉變呵。豈但轉變，我說就是投降。我原來不是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無產階級。我投降無產階級，並不是想來當總司令。我只是替無產階級打仗，拚命，做事。後來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總司令。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這不過是志願，還是要給老百姓做事，將來由老百姓來推才行的。」 聽著這樣幾句話，我內心的反應和波動卻是頗為複雜的： 雖然我不像有些革命歷史比較長久的文藝工作者在這點上包袱那樣重，覺得自己一開始寫作就是很革命的了，根本無所謂轉變；但也總以為自己一直是在追求真理的，到延安是自然的結果。總之，也沒有很明確地認識這是從另一階級到這一階級，是一種階級變化。而朱總司令這樣的革命領袖卻這樣赤裸裸地說他也是投降，這就一下子打破了我自己那種可羞的、不必要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心理，喜歡粉飾自己的心理，而認識了這樣一個客觀真理：是投降。轉變也好，投降也好，從好的轉到投到壞的自然是恥辱，是墮落，但從壞的轉到投到好的又有什麼需要遮掩的呢，這正是光榮，正是向上。而且，投降，朱總司令用的這個字眼，是何等通俗而又何等確切啊。投降，就是完全繳械。我們到延安，在延安工作，還不過是在政治上從另一階級到這一階級罷了。我們還要在思想上拋棄那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完全繳械。 當時內心的活動自然未必有今天寫的這樣明確，但是朱總司令的話的確給了我以很大的認識和決心去甘願向無產階級繳械。這使我在以後的整風過程中減少了很多矛盾和苦惱。 朱總司令的這幾句話又使我認識了革命的領袖和人民群眾的關係，以及革命的領袖是怎樣產生的。只是一心一意地為工農大眾做事，打仗，並不打算要當總司令或旁的什麼，這正是毛主席所提倡給老百姓當勤務員的精神。偉大的領袖也好，偉大的作家也好，都只有人民群眾才有資格來推舉，不是可以由你自己來封贈，或者由你那一小集團來封贈的。 朱總司令還在繼續講下去。他又說： 「有的同志覺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實比起我們從前過雪山草地時候，這已經是天堂啊。有的同志說，外面大都市裡吃的住的穿的東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東西再不好，是我們自己的啊。」 是的，在那一二年，延安的物質生活是比較苦一點。就是在文藝界，也難免有個別的人有意見。反革命分子王實味所提倡的與其實行的「首先針對著我們自己和我們自己的陣營進行工作」，就是選擇了小資產階級思想和物質生活困難這兩者來作基礎。但朱總司令的這幾句話，還不止解決了這個具體問題，更重要的是在看問題的立場和方法方面啟發了我。我們常常說立場，但是有的時候連延安和大後方的根本區別都忘記了。大後方一切的財富，享受，繁華，還不是都是為少數人所有；延安和解放區的物質條件雖差一些，卻是人民及其先鋒隊作了主人的地方。朱總司令用「人家的」和「我們自己的」這樣通俗的說法說明了這樣一個深刻的區別。 我現在還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這兩個片段了。朱總司令講話的總精神是要作家們為人民服務，改造自己。 所以，毛主席站起來作結論的時候，首先說：「其實總司令已經作了結論了。我的意見是和他差不多的。」這兩句話說明了偉大的毛澤東同志的謙遜，同時，朱總司令的講話和毛澤東同志的後來發表出來差不多快到兩萬字的結論，其基本精神的確是相同的。 韓同志和監獄 延安有不少曾經坐過監獄的老同志。在二十年來的監獄中，是死去的多吧，但也有活著出來的人，並且抗戰後到了自由的區域裡。對這樣的同志，我總是懷抱著敬意的。但是，既然這樣的同志不少，大家又忙於工作，我也不曾有意去找他們談到這種經歷。後來是文學系來了一位同事，他曾在上海坐過外國人的班房，打算寫出他的《獄中記》，作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的一種記錄和控訴，我才從他那聽見了一些監獄裡的情形。犯人的衣服，衣服上的號碼，腳鐐、手銬、橡皮鞭，多少步長多少步寬的屋子，就在水門汀地下睡覺，薄薄的毯子，飢餓，寒冷，寒冷中的失眠，外國人的威風，殘暴，以及對於外面的世界的渴想，敲著牆壁傳話，同難者的團結和進行鬥爭……這些，在我的腦子裡旋轉著，旋轉著，慢慢地構成了一個形體，仿佛我也曾經在夢中走進過這樣一個可憤恨的所在了。 然而更深沉地震動了我的神經，使我窺見了監獄的陰森的卻是另外一個同志。我們稱他作韓同志。他是一個很枯瘦的人，走路的時候總是提著一根延安土製的手杖。他那時作魯藝的幹部處長，常常到教員們的窯洞裡來看看大家，常常參加我們的政治學習討論會。他發言的時候熱情而又仔細。總之，這樣一個幹部處長，我們是對他有好感的。但是，我後來聽住在他附近的人說，他每晚上總是一個人在窯洞裡深夜還點著燈，要下一點以後才睡，而每天早晨，又總是天還沒有亮就爬起來了。而且在那靜寂的深夜，人們都沉沉地睡著的時候，他就低低地哼起歌聲來，一種很異樣的悲苦的歌聲。自從聽見了關於他的生活的這種敘述，我再碰見他，望著他背已經有些彎曲的身體和陷下去的臉頰，我就在敬意之外更對他懷抱著一種有悲苦意味的同情。然而他卻是毫不意識到他的健康不好和生活不正常。他仍然常常熱情地快樂地來看我們，和我們談天。有次，我問他： 「韓同志，聽說你睡得很少，是不是對身體不好?」 「沒有什麼，」他笑著說，「那是在監獄裡養成的習慣。我每晚上只能睡三個鐘頭的覺。但是，睡三個鐘頭也就夠了。」 從這我才知道他坐過五六年監獄。但詳細的情形他沒有講，我也沒有向他探問。只是我想，中國的監獄大概比洋人們特為中國人設的監獄還要殘酷吧。至於地下工作他卻談起過。他說他還是喜歡作地下工作一些，那有味道得多。他很有興致地講起狗子們釘梢的花樣來，跟著你上電車，或者在街的那一邊人行道上跟著你，等等，而他卻又有許多方法擺脫那些暗探。 過了好幾個月吧，韓同志被調到幹部休養所養病了。他走後，我向一個同事偶然談起：「韓同志身體瘦是瘦，不過精神還是蠻好。」他回答我：「你還不知道他為什麼去休養嗎?他的精神狀態後來有些失常了，有一次他找一個同志去談話，他劈頭就嚴厲地批評起來，而這個同志卻一點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最後，才發現他把這個同志錯當作另外一個人，才說，哦，你原來不是某人……」這個敘述才使我認識到長期的失眠已經對於他的神經發生了嚴重的影響。於是，我又仿佛看見了他枯瘦的身體，看見了監獄，看見了他獨自在深夜裡點著亮亮的燈，並且低聲地哼起監獄中唱慣了的歌來。 一直到現在，我還在想，監獄，這中國革命史上殘酷而又英勇的一章，是應該有人去好好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