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 · 第9章 英格蘭一片荒涼
精彩
看點
索爾茲伯里主教區的空缺聖職——多塞特和威爾特的空缺聖職——艾維徹奇小修道院——因瘟疫而毀的莊園——薩默塞特郡神父死亡的數字——多塞特郡吉靈厄姆皇家莊園的法庭記錄——威爾特斯托克頓莊園的法庭記錄——布里奇沃特切佐伊莊園的法庭記錄
前幾章敘述了瘟疫從英格蘭南部傳播到英格蘭北部的過程,現在有必要使用一些統計數據評估瘟疫造成的直接影響了。
索爾茲伯里主教區由多塞特郡、威爾特郡和伯克郡組成。1348年3月25日到1349年3月25日,該主教區主教共授予了兩百零二次聖職。但從1349年3月25日到1350年3月25日,該主教區主教卻授予了兩百四十三次聖職[1]。可以肯定地說,在這四百四十五次聖職授予中,三分之二的聖職授予是瘟疫導致的。大體來說,由這三個郡所組成的主教區至少有三百名享聖俸的教士死於瘟疫。
我們可以先看看多塞特郡的情況。在約翰·哈欽斯所寫的多塞特郡歷史中,索爾茲伯里主教登記簿顯示的聖職數是二百一十一。瘟疫期間,這些聖職中有九十個發生過變化。因此,大約一半的聖職有空缺記錄,不少聖職發生過兩次或三次空缺。多塞特郡的空缺聖職授予數量是一百一十。至於那些不享薪俸的聖職,無論是修會聖職人員還是非修會聖職人員,與享受薪俸聖職人員的比例,下章再討論。我們僅從多塞特郡的情況便可看出,一般所認為的比例實在太低了。
至於瘟疫對修道院的影響,我們能獲得一些相關信息實屬偶然。當時所有信息的來源,無論是英格蘭還是其他地方,都不約而同地認為瘟疫的危害非常嚴重。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瘟疫傳播尤快。瘟疫一旦進入某個房子,常導致多人死亡。因此,1348年11月初,阿伯茨伯里大修道院院長死了。1348年聖誕節前後,舍伯恩大修道院院長約翰·德亨頓也死了。兩個修道院的許多教友很可能也因瘟疫而死。
瘟疫爆發前三年和結束後三年,威爾特郡聖職授予的平均數是二十六次。然而,1348年,聖職授予了七十三次,1349年授予了不少於一百零三次[2]。這兩年授予的一百七十六個空缺聖職中,僅有大約五十二個聖職是正常授予,其餘大約一百二十五個享薪俸的聖職人員因瘟疫而死。
《公函捲軸》里湊巧存有關於威爾特郡某修道院的一些信息。奧古斯丁會的埃德羅斯小修道院,亦稱艾維徹奇小修道院,其院長死於1349年2月2日[3]。2月25日,愛德華三世獲悉,除一人外,該小修道院的人都得瘟疫而死。1349年3月16日,愛德華三世在諭令中寫道:「朕了解到,因索爾茲伯里主教羅伯特辭世,你們不能按慣例選舉該主教區埃德羅斯小修道院的院長。你們小修道院的院長死於瘟疫後,十三名修士也死了,現在只有修士詹姆斯·德·格倫德瓦爾還活著。現在朕任命詹姆斯·德·格倫德瓦爾擔任小修道院財產看守。索爾茲伯里主教羅伯特生前曾說詹姆斯·德·格倫德瓦爾可堪大任。」[4]
威爾特郡的《死後調查書》展示了該郡瘟疫過後的情形。比如,亨利·休斯爵士死於1349年6月21日。他在威爾特郡有一點產業。鄰近人員組成的陪審團經宣誓後裁定,亨利·休斯爵士的三百英畝草地「一文不值了,因為所有的佃農都死了」[5]。什羅普郡的約翰·萊斯特蘭奇擁有威爾特郡布勞頓莊園一半的所有權。他死於1349年7月20日,對其財產的調查8月30日進行。調查結果稱,僅從一名佃農手中收取了七先令的租金,「今年再也沒有其他收益了,因為其他佃農、農奴都死了。他們的地都回到了領主手中」[6]。
瘟疫進入農戶的房子,很多老鼠跑了出來
卡萊斯頓莊園的情況也別無二致。莊園主亨利·德·威靈頓死於1349年5月23日。據說,卡萊斯頓莊園的水磨已經毀壞,一文不值了。六個農奴有兩人已經死去,所租土地退了回去。卡萊斯頓莊園有十個茅舍農,每個人上交十二便士的租金。其中,四個茅舍農全家都死了[7]。
威爾特郡其他地方的林地都不值錢了,「因為瘟疫中死人甚多,買家缺乏」[8]。佃農們過去每年能付四英鎊,現在只能掏六先令。自由佃農快死光了,現在只剩下三個[9]。某莊園一百四十英畝土地和十二座村舍,原來都由農奴承租,現在都回到了領主手中,因為「農奴都死了」。離索爾茲伯里七英里的東格林斯特德也是這種情況。史蒂芬·德·通布比的妻子瑪麗1349年8月死後,其莊園僅剩下三名佃農。「沒有其他人了,約翰·瓦德布魯克和瓦爾特·瓦德布魯克、史蒂芬·格德、托馬斯·格德和約翰·格德、理察·勒弗里爾、拉爾夫·博迪和製革工托馬斯等農奴」本來租著房屋和土地,現在他們都死了,於是房屋和土地都回到了領主手中。另外,莊園裡的威廉·勒哈納克、約翰·蓬佩、埃德蒙·薩勒曼、約翰·韋爾米特和約翰·耶德都被瘟疫奪去了生命。
收割莊稼的佃農
這樣的例子能幫助讀者理解瘟疫造成的大量死亡,讀者也能稍稍感知一下全國各地因為人口突然減少而產生的困難和變化。
接下來看看薩默塞特郡。巴斯和韋爾斯主教區主教登記簿的空缺聖職授予情況顯示,早在1348年11月,瘟疫便在該郡出現了。1348年11月前,該郡就任聖職的平均次數不超過三次,11月九次,12月三十二次。1349年,該主教區主教授予的空缺聖職數量是兩百三十二,而平常年份的平均次數是三十五。在該主教區1348和1349兩年所授予的兩百九十七個空缺聖職中,可以非常確定的說,有兩百二十七個空缺聖職是肆虐英格蘭的瘟疫導致的。
我們一定要記住,每個神父的死亡意味著許多教眾的死亡。所以,我們如果沒有其他信息來源的話,可以通過神父死亡的情況來了解俗人死亡的情況。我們只能相信,在瘟疫中俗人和神父死亡都慘重。如果當時(按某作者所言)神父與俗人的比例為一比五十,儘管這個估算可能遠遠高於當時聖職人士與俗人的比例,但讀者還是能非常容易地知道1349年上半年薩默塞特郡的死亡情況有多麼嚴重。
然而,通過一兩個例子我們也能稍微了解一下薩默塞特郡當時的實際情況。該郡每個莊園都會定期開莊園法庭。每次開庭,莊園的佃農們會聚在一起。宣過誓的陪審團會處理與莊園佃農有關的事宜。從屬於莊園領主的土地持有者會出庭,然後以故去佃農合法繼承人的身份索求他們的房屋和土地。每個新持有土地的人都要交納租地繼承稅。其間,治安事件、違反當地習俗的行為、佃農之間的爭訟等,都會由莊園的官員進行處理。這些法庭的記錄稱為「法庭卷檔」。法庭卷檔能提供一些有關莊園佃農死亡情況的信息。法庭卷檔和空缺聖職授予的文檔有一點是相同的。空缺聖職授予的檔案僅登記了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情況,沒有登記數量眾多的無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情況。同樣,法庭卷檔僅登記了某土地實際持有者的信息,沒有登記該持有者家庭成員的信息,也沒有登記其他人員,比如勞工、僕人等非莊園佃農的信息。
不幸的是,這個時期的法庭卷檔大多散失,要麼丟了,要麼因為瘟疫後國家一片混亂,莊園法庭不能正常進行,因而沒有相關檔案。儘管如此,這些記錄足以顯示出整個國家都發生了什麼。奧古斯塔斯·傑索普博士使用諾福克郡的法庭卷檔,向讀者生動地描繪了瘟疫給東盎格利亞造成的破壞。這裡列舉一些英格蘭西部莊園的法庭卷檔,讀者可以了解一下瘟疫帶來的災難。
多塞特郡吉靈厄姆皇家莊園的記錄顯示,「1348年聖路濟亞紀念日之後的星期三(12月13日)」,一次莊園法庭舉行了。此次法庭收取了因二十八名佃農死亡而產生的租地繼承稅。莊園法庭平時也就收幾先令的租地繼承稅,但這次竟然收了二十八英鎊十五先令八便士。另外,此次開庭時,莊園管家提到,他手中有大約三十名佃農的土地,這些佃農沒有留下繼承人來接手他們租種的土地。儘管許多沒有繼承人接受的土地都沒有租地繼承稅上交,但此次開庭及後來諸次開庭,所收租地繼承稅數量較往日多得離奇。1349年初的另一次開庭的記錄顯示,該莊園有二十二名佃農死去。1349年5月6日,莊園法庭的兩大張羊皮紙上登記著死去佃農的名單。僅多塞特郡某十戶聯保區就登記著四十五個人的死亡,鄰近的博爾頓某十戶聯保區登記著十七個人的死亡[10]。
另一個例子出自威爾特郡某莊園的記錄,該記錄很可能見於該郡的疫情記錄。1349年6月11日,斯托克頓開了莊園法庭。該地距沃明斯特約七英里遠,因而離薩默塞特郡很近。通過記錄可以明顯看出,該莊園非常小。羊皮紙記錄中寫道,自去年的聖瑪爾定節(1348年11月11日)開始,該莊園就沒有舉行過莊園法庭。根據卷檔的記錄,該莊園為數不多的佃農中有十四名已經死亡。當然,佃農家中有多少人因瘟疫而死並沒有顯示,但好像多數佃農死後都沒有留下繼承人[11]。
第三個例子出自切佐伊莊園的法庭卷檔。如前文所述,瘟疫在1348年11月21日之前就出現在布里奇沃特。因此,這個離布里奇沃特僅三英里的莊園的法庭卷檔,能向我們展示當時佃農的死亡情況。事實上,看一眼1348年11月25日聖凱瑟琳節的羊皮紙記錄,我們就能知道瘟疫出現於1348年9月29日到1348年11月25日之間。11月25日的記錄顯示,莊園有幾名佃農死了,有三四塊面積非常大的地回到了領主手裡,這些佃農沒有留下繼承人。有一個叫威廉·哈蒙德的人在一個叫勒斯拉博的地方租了一座水磨,並在水磨里工作。他因瘟疫而死。記錄顯示,自他死後到法庭開庭,水磨一直都無人使用,因為威廉·哈蒙德沒有留下人來接替自己的職位。
但這僅僅是個開頭。1349年1月8日,也就是主顯節後的星期四,莊園法庭再次開庭。我們可以想像到,薩默塞特郡布里奇沃特周圍低地地區的村民們經歷了一個多麼糟糕的聖誕節啊!這裡遭遇了洪水,並且連續幾個月雨不停歇。法庭卷檔至少又標記了二十名佃農死亡,並且給出了他們確切的死亡日期。非常明顯,1348年12月底前後瘟疫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
1348年底到1349年3月23日,切佐伊莊園疫情最嚴重。1349年「聖本尼迪克節之後的星期一」,該莊園召開了莊園法庭,法庭記錄用兩張長長的羊皮寫就,正反兩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字。五六十個新租土地及房屋的佃農支付了租金,原來租這些土地及房屋的人或死或走了。誰能說清楚一個房子裡多少人死亡呢?只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薩默塞特的這個小村莊許多房子空蕩蕩的,沒有人居住。許多房子都由新佃農接手了,新老房主之間什麼關係也沒有。許多人成了兒童的監護人。這些兒童因為被瘟疫奪去了近親而孤身一人。比如,在這次莊園法庭上,一個叫約翰·克朗的,接手了他父親租的土地及房子。他父親因瘟疫死去了。約翰·克朗答應了法庭的另外一個要求。法庭要求他負責照顧尼古拉·阿特·斯洛博的兒子威廉,因為尼古拉·阿特·斯洛博死於瘟疫,而威廉的其他近親也都在瘟疫中死去了。
瘟疫正在奪走男人的生命
1349年3月23日舉行的莊園法庭還處理了其他案件。這些案件都因涉案雙方或一方死亡而解決。比如1349年1月,三個佃農——威廉、約翰和羅傑·里奇曼——狀告一個叫約翰·拉格的人,要他歸還幾頭牛,法庭受理了此案。3月,莊園法庭開庭繼續審理此案,但原告一個也沒有出現,法庭調查後才知道三名原告都感染瘟疫死了。
保存這些庭審細節的原始文件也有自己的故事。上述兩張羊皮紙上長長的記錄並非由一人寫就。該法庭處理的繁重案子還沒有記錄完,書記員就換人了。原來一直為該莊園法庭做記錄的書記員不再記錄了。他發生了什麼事?他也死去了嗎?當然,一切都無法確定了,但為什麼這時切佐伊莊園的莊園法庭記錄由其他人來做了?其原因不難推測[12]。
薩默塞特郡的兩個加爾都西會小修道院——欣頓小修道院和威特姆小修道院——的例子,也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下英格蘭因瘟疫而產生的荒涼狀態。愛德華三世使用權力,想方設法讓瘟疫中倖存的佃農留在原來的莊園,而不是放棄自己原來租用的土地去其他地方過活,從而提升生活水平。他不僅對那些想藉助市場優勢提升工資的佃農及勞工處以罰款,還對敢於僱傭這些佃農及勞工的莊園主施以類似的處罰。但非常明顯,對那些佃農及勞工部分死去或死光的莊園主來說,這樣的法規難行得通。正因為莊園主的困境,瘟疫結束後的1354年,威特姆小修道院的加爾都西會修士向國王請願,要求該法規要從寬。愛德華三世在諭令中寫道:「我至愛的基督徒,薩默塞特郡威特姆加爾都西會小修道院院長及諸教友,一方面因為小修道院及所屬土地都處於塞爾伍德林中,遠離郡中諸鎮,林外無一釐一毫地產,另一方面因該修道院的僕從及佃農大都死於瘟疫,所以院長及諸教友的生活無以為繼。近日,朕及議會新頒法令,禁止受僱佃農擅離各自村莊及堂區。於是,該小修道院勞工、佃農匱乏,大批土地荒蕪,無人耕種。莊園的穀物雖然豐收了,但因缺乏收割者而腐爛在地里。小修道院生計無著,困頓不堪。因此,院長及教友籲請上述法令暫緩施行。」鑒於威特姆小修道院的情形,愛德華三世批准其未來可以以高於法定數額的合理價格僱傭勞工、佃農,條件是所僱傭人員不得在原來的工作期滿前受僱[13]。
第二個例子記錄於次年,1355年該記錄也源於因僱傭勞工的法令而產生的困難。國王諭令道:「薩默塞特郡加爾都西會欣頓小修道院院長及教友奏曰,其生計唯依賴耕種土地之收入,該院因近年之瘟疫,勞工僕役匱乏,莊園大多荒廢,無人耕種,該院教友無勞工佃農願意為之紡織羊毛以做衣衫,亦無勞工佃農為之操持雜務。國有法令曰勞工佃農之報酬不得高於往日,懼於此法令,無人敢為該院教友服務,皆離家他往,致使該院教友無布製衣」,故籲請該法令稍為放寬。國王御准了他們的請求,准許加爾都西會欣頓小修道院按照慣例支付佣金[14]。
由德文和康沃爾兩個郡組成的埃克塞特主教區爆發瘟疫的時間與薩默塞特郡幾乎相同。1349年1月,埃克塞特主教區主教授予的空缺聖職數量是三十,這意味著當時教士們因瘟疫而死的情況較多。1348年之前的八年中,德文和康沃爾兩郡授予空缺聖職的年平均數量是三十六。1349年,三百八十二個聖職空缺,並且從3月到7月五個月中,每個月的空缺聖職授予數量要遠遠大於原來每年的空缺聖職授予的平均數量。因此,這意味著1349年大約三百四十六個聖職空缺是瘟疫導致的,這個估計是合理的。
審視一下空缺聖職授予的名單,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出,瘟疫的影響持續了數年。直到1353年,空缺聖職的授予數量才回到瘟疫前的平均水平。1350年空缺聖職授予的數量是八十,即便是1351年,數字仍高達五十七。比較奇怪的是,在這幾年裡,許多空缺聖職都留在了主教手裡,沒有及時進行授予。這些聖職至少空缺了六個月才由格蘭迪森主教授予,一種可能是有聖職推薦權的人死了,無人繼承其位置,還有一種非常大的可能是有聖職授予權的人找不到人來填補空缺的聖職。另外,這個時期辭去聖職的人數顯示,好像聖職的薪俸實在微薄,無法滿足相關人員的生活需要。
瘟疫結束後,埃克塞特主教區和英格蘭其他主教區一樣荒涼而貧苦,這可以從《死後調查書》中看出來。比如,土地收還官匯報說,利德福德[15]達特穆爾高地的一個莊園裡,因為「原來磨糧食的大部分佃農死於瘟疫」,一個磨坊現在的收益只有十五先令,只是原來的一半。其他地方亦是如此。比如,一個地方原來由三十個佃農租種的土地都回到了領主的手中[16]。
蘭開斯特公爵領地的一捆賬目卷檔清楚顯示了瘟疫給康沃爾郡帶來的影響。這些賬目包括特里格監理轄區幾處莊園從1350年聖米迦勒節到年底的賬目。這幾處莊園,如赫爾斯頓莊園、廷塔傑爾莊園等,都位於卡默爾河附近。一個莊園的賬目寫道:「今年沒有人來買東西。」另一個莊園只有兩個年輕人交了人頭稅,另外兩個人沒有交,因為莊園有一些土地交由他們管理了,「其他人都在瘟疫中死去了」。這個莊園的牧場原來年租金是三先令四便士。現在「受瘟疫的影響」,年租金只有二十便士。五個佃農租種的土地回到了領主手中,另外九處房屋及兩百一十四英畝土地也回到了領主手中。另一處土地的租金降了七英鎊十四先令,因為十四個佃農的一百零二英畝土地連同兩個磨坊都回到了領主手中。另外還有八先令十一便士的賒欠,這是莊園裡死去農奴所留財物的價值。該卷檔還有十二或十四個莊園的賬目,處處記載著荒涼敗落的故事。數不盡的佃農領有地退到了領主手中,數以百計英畝的土地也退到了領主手中。另外,許多村落人口銳減。其中,一個莊園的租金就減少了三十英鎊六先令一點七五便士。
年代久遠的廷塔傑爾莊園墓地,埋葬著很多瘟疫遇難者
特里格監理轄區赫爾斯頓莊園的賬目後面還附著一張羊皮,上面列舉著黑太子「占有的」佃農的財物及去向。共有五十七個條目,列出的物品,從女裝、女裝上的金紐扣到犁、銅餐具,包羅萬象。隨著佃農的死亡,這些總價值十六英鎊十八先令八便士的物品都落到了黑太子手中。
廷塔傑爾莊園「原來每年要給主持小教堂的神父發十五先令的薪資,但今年因無人為了這點薪資在該教堂當神父而沒有發出去」[17]。
1350年5月29日,黑太子鑒於康沃爾郡面臨的巨大困難,授權當地官員減免仍留在莊園裡的佃農四分之一的租金,「以免他們因貧困而離開自己所租的土地」[18]。然而,黑太子在康沃爾郡的收租人約翰·特里梅因說,即便是1352年和1353年莊園有所起色了,情況仍然堪憂。「這兩年來,大部分土地都無人承租,也不能產生收益。近來,肆虐於該郡的瘟疫奪去了不少佃農的生命,致使佃農匱乏,土地都撂荒了」[19]。
倫敦瘟疫時期的主教登記簿丟失了,所以不可能確切地估計各級聖職人員的死亡情況。此時,除三五成群、數量眾多的修道院外,倫敦城內大約有一百四十個堂區教堂。倫敦聖職人員的死亡情況要甚於其他地方,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倫敦城的人們擠在窄窄的街上。修道院數量超多。許多修道院因所處位置的緣故,空間狹窄。前文講過,瘟疫一旦進入一戶人家,幾乎無人能倖免。所以,毫無疑問,倫敦修道院中修士修女的死亡比例要高於他處,另外,其他因素也會造成非修會聖職人員的死亡[20]。
倫敦主教區由米德爾塞克斯郡、埃塞克斯郡和赫特福德郡的一部分組成。埃塞克斯郡享聖俸的聖職數量是兩百六十五,但該郡瘟疫時期空缺聖職的任命數量和米德爾賽克斯郡一樣,都不為人知。到1349年7月,瘟疫造成的後果在《死後調查書》上清晰地顯示了出來。某莊園十英畝的草地原來能租二十先令,今年「因為瘟疫」僅租了十先令。同樣,耕地的租金也降低了。水磨空置了,因為沒有磨坊主了。另一處一百四十英畝的耕地撂荒。《死後調查書》中說,「地根本租不出去,即便能租出去,也只能租十一先令六便士」,而不是原來的二十三先令。牧場的租金降了一半。砍下來的木頭賣不出去。埃塞克斯郡莫爾登附近的一個莊園各種租金降了一半。該莊園十一個農奴死了八個,他們的土地都回到了領主手中。各地莫不如此——因為瘟疫,租金降了一半。埃塞克斯郡的耕地、草場、牧場今年都能以原租金的一半租到。莊園的其他收益也減少了一半。某地法庭收入現在是三先令,而不是原來的六先令。莊園的鴿房收益原來是兩先令,現在僅有一先令。水磨租金的降幅就更甚了。朗福德一處水磨原來租六十先令,現在只能租二十先令。然而,即便租金如此便宜,該水磨是否能租出去仍然令人懷疑。
莫爾登
最後再舉一個埃塞克斯郡的例子。科爾切斯特修道院院長1349年8月24日死後,對其財產進行了調查。調查報告顯示,他在東丹尼和西丹尼的莊園的三百二十英畝耕地,價值從原來的每英畝四便士降到了每英畝兩便士,十四英畝的草地從十八便士降到了八便士。林地「因為沒有買家」而一文不值,六個農奴死了兩個。另一地六個農奴死了四個,還有一地七個農奴死了五個。法定租金僅為四英鎊,「只有這麼多了,因為大部分土地都回到了領主手中」[21]。
科爾切斯特修道院受瘟疫破壞的情況沒有留下記錄,但該修道院院長此時死亡無疑說明該修道院與其他留下記錄的修道院一樣受災嚴重。一個作者寫道:「瘟疫最明顯的一個結果是,科爾切斯特修道院留下了一百一十一份遺囑,這是個超乎尋常的數字。科爾切斯特修道院當時有權檢驗並登記遺囑。」[22]
位於埃塞克斯郡但隸屬外國的托克雷小修道院陷入赤貧狀態。托克雷小修道院是皮卡第聖瓦萊里大修道院的附屬修道院。因為英法戰爭[23]的緣故,它落到了英王手中。愛德華三世允許托克雷小修道院占有土地,條件是托克雷小修道院每年向國庫交一百二十六英鎊。瘟疫在埃塞克斯郡發生後兩年,托克雷小修道院開始拖欠這筆錢。「因為近期的瘟疫,佃農染病死了,所以托克雷小修道院的土地無人租種了。小修道院貧窮至極,無以為生。同時因該小修道院欠著許多租金,所以無人願意租種小修道院的土地。」最終,愛德華三世不得不免除了托克雷小修道院所欠租金[24]。
赫特福德郡有三十四個享聖俸的聖職屬倫敦主教區,另外還有二十二個享聖俸的聖職不屬倫敦主教區,而是專屬於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瘟疫那一年,具體有多少空缺聖職獲得授予,現在已經不得而知。從赫特福德郡在倫敦主教區有二十七個空缺聖職任命的比例來看,赫特福德郡至少五十名聖職人員很可能死於瘟疫。
和其他地方一樣,赫特福德郡的土地和物品的價格都下降了。比如,一份《死後調查書》顯示,托馬斯·菲茲尤斯塔斯莊園的土地原來能租六十七先令,但據1349年8月3日的估計,現在僅租十三先令,並且「前提是牧場能租出去」[25]。同樣,在瘟疫爆發後不久,本篤會的切森特女修道院「陷入貧困,修女無以為生」[26]。
因瘟疫而陷入赤貧的例子不止於此。比如,赫特福德郡有一片地,是托馬斯·謝德沃思爵士贈給劍橋郡的安格爾西小修道院的。瘟疫進入英格蘭之前,雙方同意,安格爾西小修道院接受捐贈後要為兩個非修會的神父提供薪俸。但到了1351年,隨著租金的減少,安格爾西小修道院再也拿不出錢來了。於是,主教不得不修改了這一義務,相關文件中寫道:「近期人口大量死亡,毀滅性災難因此而生,土地荒蕪,無人耕種,房倒屋塌,租金無以徵收,勞役無人擔負,從前的收益大大減少。」因此,安格爾西小修道院僅需為每個神父每年提供五馬克的薪俸,而不是原來確定的六馬克。據估計,該小修道院所屬莊園的價值已不足原來的一半[27]。
瘟疫期間,白金漢郡享聖俸的聖職數量在一百八十至兩百之間,貝德福德郡的享聖俸的聖職數量大約是一百二十,伯克郡享聖俸的聖職數量是一百六十二。據此,我們可以估算一下1349年因瘟疫而死的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數量。
1353年,貝德福德郡及白金漢郡的行政長官約翰·卡斯蒂昂向愛德華三世請願。我們通過此事可以了解一下兩個郡的受災情況。約翰·卡斯蒂昂說,現在兩個郡已經無力像瘟疫爆發前那樣向財政署支付諸百戶邑[28]的租稅。1353年2月,他覲見了愛德華三世,不僅提出了以上請求,還請求退還六十六英鎊,因為這六十六英鎊是他實收租稅數額之外的錢。1351到1352年,他支付了一百三十二英鎊租稅,這是自1342年以來慣常的數額。他說:「瘟疫爆發以來,百戶邑的鄉長們不願意再按舊例交稅。」在貝德福德郡、白金漢郡進行調查後,陪審團匯報道:「自1351年以來,眾百戶邑鄉長除強取豪奪之外,幾無所得。人口減少,居民生計無著。1351年,鄉長沒有收上一點地租。」同樣,約翰·卡斯蒂昂也是一無所獲。最終,愛德華三世批准了其要求退還六十六英鎊的請求[29]。
瘟疫緊緊抓住兩個人
肯特郡屬於坎特伯雷主教區的部分大約有兩百八十個享聖俸的聖職。我們可以在這個數字的基礎上估算一下死亡情況,通過若干個例子來了解一下瘟疫造成的危害。1352年,愛德華三世批准坎特伯雷城外聖雅各小修道院的院長和修女們免繳十五取一的稅金,因為聖雅各小修道院已經敗落到難以維持的境地[30]。即便是坎特伯雷大教堂附屬的克賴斯特徹奇小修道院,也是一貧如洗。1350年左右,修士們向羅切斯特主教請願,要求將韋斯特勒姆教堂交給他們管理,「以幫助他們能像往常一樣招待來客」。他們說「因造成人畜大量死亡的瘟疫之影響,」他們已經無力招待來客。並且,為了說服主教允許他們管理該教堂,他們說他們在瘟疫中失去了兩百五十七頭公牛、五百一十一頭母牛及四千五百八十五頭綿羊,總價值是七百九十二英鎊十二先令六便士。另外,他們還說,「原來能帶來收益的一千二百一十二英畝耕地」很明顯因為缺乏維護防波堤的勞工,「現在被海水淹沒了」[31]。
在瘟疫爆發初期,鄰近肯特郡的薩塞克斯郡大約有三百二十個享聖俸的聖職。據《公函捲軸》顯示,1349年愛德華三世授予該郡的享聖俸的聖職達二十六個,其中授予黑斯廷斯、萬聖、聖克萊芒、聖倫納德不少於五個聖職,授予自由禮拜堂兩個聖職[32]。
克賴斯特徹奇小修道院遺址(近處)與遷址新建的克賴斯特徹奇小修道院(遠處)
漢普郡,連同懷特島在內,瘟疫爆發前三年享聖俸聖職的年平均授予數量是二十一次。1349年,登記在冊的享聖俸的聖職授予數量不少於兩百二十八次。因此,我們可以比較合理地推斷,超過兩百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被瘟疫奪去了生命。
1349年,薩里郡享聖俸的聖職授予數量高達九十二個,而瘟疫爆發前,該郡享聖俸的聖職年均授予數量僅僅是九個多一點。瘟疫這一年,和漢普郡一樣,薩里郡享聖俸的聖職空缺數量是平時的十倍。可以比較公允地說,在這九十二個空缺的聖職中,至少八十個是瘟疫導致的。上文已經列舉許多例子來說明瘟疫對修道院的影響。如果一個修道院的院長因瘟疫而死,那麼可以非常確定的是,修道院的許多修士也染病而亡了。只要認真審視一下相關事實,就沒有人懷疑瘟疫並非影響一時,而是長久而持續。這一點可以從溫切斯特主教區一些修道院的情形看出來。
溫切斯特城內的聖斯威辛小修道院院長和本篤會聖瑪麗女修道院院長都因瘟疫而死。有大量證據顯示,這兩個修道院及海德修道院大部分人也都死於瘟疫。先說一下溫切斯特大教堂附屬的聖斯威辛小修道院的情況。1325年,也就是瘟疫爆發前二十四年,聖斯威辛小修道院有六十四名修士[33]。修士名單上有十二名初級修士尚未獲得副執事聖秩。1310年12月19日,排名第三十四位的修士晉升為執事。這位修士以下共有三十人,他們都低於其職位。我們可以推測,1349年以前,聖斯威辛小修道院大約有六十人[34],此後減少到三十五到四十人之間。1387年,懷克姆的威廉力勸聖斯威辛小修道院修士全力以赴,儘量恢復到原來六十人的規模[35]。儘管修士們百般努力,直到1404年懷克姆的威廉去世,聖斯威辛小修道院的規模才達到四十二人。1447年,選舉韋恩弗利特主教時,聖斯威辛小修道才有三十九名修士,1450年僅有三十五名,1487年降到了三十人,這個規模一直維持到亨利八世解散該修道院[36]。
聖斯威辛小修道院附近的海德修道院,其地位非常重要。該修道院原有三十到四十名修士。瘟疫結束一個世紀後,修士僅餘二十名。1488年,修士數量增加到二十四名,其中八名是前三年內加入的。1509年,修士數量又減少到二十名。但在修道院倒閉的前夕,有跡象顯示修士人數略有回升,有二十六名修士,其中四人是見習修士。史實表明,海德修道院因瘟疫元氣大傷。1352年時,用修士們自己的話說就是為了「避免修道院倒閉」,並且「鑒於目前貧困潦倒的現狀,為了尋求基本的生計」,他們將產業交給了伊登頓主教[37]。
本篤會的聖瑪麗女修道院也因財政困難而陷入窘境,瀕臨破產。該修道院的人數較以往減少了一半。因為伊登頓主教慷慨相助,所以修士們才沒有破產。事實上,此時,該主教區有許多修道院,它們在伊登頓主教及其親屬保護下得以維持。主教願意保護這些修道院,使之擺脫倒閉的威脅。一份文件顯示,聖瑪麗女修道院的修女們感謝伊登頓主教,稱其有「再造之功」。「當時,惡行滋生,道德淪喪,修道院因貧窮難以為繼,不得不秘密地向主教求助。主教宅心仁厚,樂善好施,於本修道院助益甚多。主教知道我們修道院自建院之始便缺財乏地,加之聞所未聞的大瘟疫致佃農死亡,進而因佃農缺乏而致田地荒蕪、林地毀壞,修道院應得地租減少,於是他大發惻隱之心,及時伸出援手,使我們修道院避免了覆滅的災難。」[38]
羅姆塞女修道院的修女們以幾乎同樣的措辭表達了對主教的感激之情[39]。瘟疫對羅姆塞女修道院人數變化的影響,要比上面的例子更明顯。1333年,羅姆塞女修道院進行院長選舉時,有九十名修女參加。僅僅十六年後,1349年5月初,該女修道院院長去世。愛德華三世批准選舉院長。1349年5月7日瓊·熱內斯當選為新院長[40]。1478年,羅姆塞女修道院僅餘十八名修女。直到最後被撤消,羅姆塞女修道院也沒有超過二十五人。因此,瘟疫對羅姆塞女修道院人數的影響,可見一斑。
各類托缽修士團與修道院一樣,也受到瘟疫的嚴重影響。然而,我們很難獲得關於托缽修士團的確切信息。但有跡象顯示,這些團體一定和英格蘭此時期的其他宗教團體一樣,因瘟疫而造成人員短缺,無論是有聖職的人員還是平信徒。這些都可以從主教登記簿中發現蹤跡。比如,奧古斯丁會在溫切斯特主教區僅有一個修道院,位於溫切斯特。1346年9月到1348年6月,該修道院有四人領受神父聖秩。自此一直到1366年10月伊登頓主教去世,該修道院才有兩人在1358年12月領受神父聖秩。小兄弟會在溫切斯特主教區有兩個修道院,一個在溫切斯特,一個在南安普頓,這兩個修道院1347和1348年有三人領受神父聖秩,從此直到1359年12月21日,這兩個修道院都沒有人領受神父聖秩。此後有兩人領受神父聖秩,但直到伊登頓主教去世,這兩個修道院都沒有領受神父聖秩的記錄。加爾默羅會同樣也是人手極度缺乏。自1346年到1348年,該會有十一人領受神父聖秩。該會下一次有人領受神父聖秩的時間是1357年12月。從大瘟疫到1366年幾年間,加爾默羅會僅有三人領受神父聖秩。多明我會也是從1349年3月到1359年12月僅有一人領受神父聖秩。
因為瘟疫造成佃農大量死亡及其他因瘟疫造成的影響,聖斯威辛小修道院負債纍纍。1352年12月31日,伊登頓主教決定對這所大教堂的附屬修道院進行一次仔細調查,並寫信給修道院院長表達了這個意思。主教信中說,他已經聽說修道院收益銳減,「近日,因為教堂佃農的死亡,租金減少,勞役無人,並因為其他種種原因,修道院債務累累。」因主教有為國王服務之責,他建議派遣若干官吏對此進行調查,祈請諸修士能多方協助。主教接著說道,有人向他報告說「該教堂進行聖禮及日常儀式的熱忱已經大不如前」,修道院及附屬建築正慢慢成為廢墟,「來客所受招待不如往日熱情。對此我們倍感懷疑,但更感不安,因為到目前為止你們尚未告知我」諸如此類的事情。主教安排1353年1月21日開始進行調查。第二份文件里,主教提名三名神父主持此事,其中一名神父來自塞勒姆主教區,而另一名神父是漢普郡弗洛里的堂區主持人[41]。
不久之後的1353年1月14日,伊登頓主教命令對克賴斯特徹奇小修道院進行調查,該小修道院也是負債纍纍[42]。該小修道院很可能也是修士人數大幅度減少,因為自瘟疫之日起直到1366年初,該小修道院都沒有人領受神父聖秩。
如前所述,薩里郡桑當的醫院瘟疫中無一人倖存。1349年6月1日,主教將該醫院交給一名為威廉·德科利頓的神父打理,「因為我們主教區桑當聖瑪麗·瑪格達萊尼醫院所有教友都在肆虐於英格蘭的致命瘟疫中死去,因此無人選舉該醫院空缺的院長職位,教友無人倖存,所以該醫院既缺院長,也缺修士」[43]。
夏爾伯恩小修道院也面臨著同樣的財政匱乏窘境。1350年6月8日,伊登頓主教向瑟里西的聖維戈修道院成員及院長寫信,信中說隸屬於該修道院的夏爾伯恩小修道院已經陷入極度貧困。「祭祀不再用祭品。因為飢餓,神父們不再熱心於祈禱。建築開始淪為廢墟,該小修道院豐饒的田地因勞工的死去而荒蕪」。主教覺得,該小修道院能在「這些修士的有生之年」恢復元氣的希望渺茫。所以,經贊助人同意,主教要求修道院院長將四名修士召回修道院。當時該小修道院有一名院長及七名修士。同一天,夏爾伯恩小修道院收到一封信,信中要求馬上執行主教的命令[44]。
桑當聖瑪麗·瑪格達萊尼醫院
瘟疫過後,主教區陷入了困境,一個實例便足以做為佐證。1350年4月9日,主教發出訓誡,要求聖職人員都要常駐任所。主教說,有人報告一些神父「忽視了」自己牧靈的責任,「這給許多靈魂帶來了危險」;神父「非常慚愧地離開了自己的教堂」,導致「祭祀停止」,而這些教堂本來就是為祭祀而建造的。主教說,教堂神聖的建築「成了鳥獸的樂園」,神父們不再修葺教堂,對將成廢墟的教堂不聞不問,「因此,眾教堂有淪為廢墟之虞」。最後,主教命令所有神父在一個月之內回到自己的堂區,否則要為自己找到合適的副手或替代者[45]。
1350年6月,貝辛斯托克附近某教堂的堂區主持人威廉·埃利奧特收到一份特別誡諭。誡諭命令威廉·埃利奧特即刻回到自己的聖職上去,因為其教堂現在已經無人照看。1350年7月10日,主教發布了大主教及諸主教聯合署名的信件,信件命令神父們要以原來的薪俸來主持教堂。主教還說各堂區教堂僅需一名專任神父,「直到現在或以後無人照管的堂區及享聖俸神父的教堂能夠有專任神父為止」[46]。
種種跡象顯示,這些地方的人們因瘟疫而遭受了種種苦難。比如,很少大發善心的國王免除了懷特島上的佃農應上交的十五取一稅。國王這樣做是「考慮到佃農們的種種困難」,「莊園的佃農大都因瘟疫而死,他們承租的土地及房屋都回到了領主手中」[47]。看一下懷特島空缺聖職的授予情況,我們就可以知道,瘟疫肆虐之時,該島幾乎所有的享聖俸的聖職都一度空缺,有些聖職還不止一次空缺。
朴茨茅斯鎮也不得不以貧困為由要求減免十二英鎊十二先令兩便士的稅收,因為「法蘭西人的攻擊、火災以及其他種種不幸,當地居民生計無著」[48]。「其他種種不幸」是指瘟疫造成的荒蕪。
瘟疫結束後海靈島的境況更加糟糕。1352年,愛德華三世提到,「海靈島上斯托克、東斯托克、諾斯伍德、紹斯伍德、門漢姆、韋斯頓等地的居民承擔著保衛該島、抵禦法蘭西人進攻的責任,花費甚巨。加之,海水侵蝕以及有人因難擔重負而棄島離去,於是該島的土地荒廢了,很快陷於赤貧。因此,仍留在島上的居民稅負是從前的兩倍。瘟疫肆虐之時,該島大部分人口染病而亡。現在佃農勞工缺乏,居民負擔甚重,衣食無著,日日愁苦[49]。鑒於此,國王諭令南安普頓郡的徵稅官不要按慣例徵稅,僅征六英鎊十五先令七點二五便士即可。」三年後,國王減免了海靈小修道院五十七英鎊的租稅,因為其「近來十分貧困」[50]。海靈小修道院是外國修道院,每年要向財政署交納大量租稅,從而換取國王不將其交給國外的母修道院管理。
即便是溫切斯特市,此時許多人也因交稅困難而離開。一份與之相關的文件顯示,久居溫切斯特市的人們「因不堪稅收之苦及其他重負,帶著自己的財產離開了,這樣就不用交稅了。人們遷走後,溫切斯特市變得非常荒涼,這對國王非常不利」[51]。
一份1350年漢普郡某莊園的《死後調查書》顯示,瘟疫過後地價大減,收益驟降。八十英畝的耕地平常能租兩馬克(二十六先令八便士),現在僅租六先令八便士。原來一英畝地能租兩便士,現在只能租一便士。草地的租金同樣降低了。原來租一先令的草地,現在只能租六便士。二十英畝林地只能租二十便士,而過去能租四十便士[52]。
薩里郡亦然。1349年3月12日,對威廉·德·黑斯廷斯所擁有莊園的調查顯示,該莊園的房屋只能租三十六先令,因為佃農大都死了,只剩下十人。「其他房屋因為沒有佃農承租而變得空蕩蕩的,今年產生不了任何收益」。在一個案子中,陪審團判定某處水磨已經喪失價值,因為「用水磨的佃農都死了」。水磨閒置下來,無人租用。有三百英畝的土地租不出去。該莊園的莊園法庭一無所獲,因為人大都死了;從自由佃農那裡也是一無所獲,「因為該莊園的佃農幾乎都死了,土地因沒有人租種撂荒了」[53],而往常每年能從自由佃農那裡收六英鎊。
格洛斯特郡空缺聖職授予情況的確切資料已經付諸闕如,但可以通過該地享聖俸的聖職數量大體估算出來。瘟疫期間,格洛斯特郡有一百六十到一百七十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染病而死。和其他修道院一樣,溫什科姆修道院亦因瘟疫影響而陷入貧困,即便多年之後,仍無法滿足修士們的生活需要,承擔不起相關責任。正如一份文件所述,「因過去管理不善,溫什科姆修道院已經負債纍纍。現在,該修道院已經陷入貧困,所以十分有必要將監護收益的責任交給國王任命的委員會。」[54]
當時,這些對土地所有者困境的描述沒有絲毫誇張。一切苦難的根源都要從大瘟疫那裡去尋找。約翰·史密斯[55]所著《伯克利名人傳》中的一段描寫能幫助我們理解此意,「1349年,格洛斯特郡的哈姆莊園遭受了嚴重的瘟疫,於是不得不雇用工人來收割穀物。所僱工人的勞動日多達一千一百四十四個。因為勞工染病死亡,土地都回到了莊園主手裡,否則就會被拋棄」[56]。
格洛斯特郡附近的朗特尼小修道院也陷入了困境,修士們不得不請求赫里福德主教將主教區的一個享聖俸的聖職賜予朗特尼小修道院。修士們說,朗特尼小修道院位於大路旁邊,有義務隨時款待路過的窮人或富人。朗特尼小修道院的財產大部分在愛爾蘭,但因愛爾蘭形勢不好,財產價值銳減。1351年10月15日,朗特尼小修道院又遭受了火災,所以支撐不下去了。如果沒有外援,款待來往客人的善舉就不能繼續了。因為「在往年,小修道院莊園裡的佃農或農奴每年甚至每天繳納租金,提供勞役。這些租金和勞役可以讓小修道院支付服侍上帝的支出。但現在因為瘟疫造成的不同尋常的死亡,大部分租金與勞役已經沒有了,而且也難以再有」[57]。
瘟疫過去幾年後,一場調查在格洛斯特郡進行。這次對霍斯雷小修道院的調查顯示,霍斯雷小修道院莊園裡大部分佃農都死了。霍斯雷小修道院當時是薩默塞特郡布魯頓修道院的附屬小修道院。陪審團需要調查的問題是,該小修道院的院長或助理是如何使小修道院衰敗的。陪審團首先發現,霍斯雷小修道院的所有收益,除了一部分用於小修道院院長及修士的合理支出外,其餘都應上交到布魯頓修道院。但小修道院院長亨利·德萊爾並沒有這樣做。他砍伐了小修道院的樹林,賣掉了小修道院的牛,將小修道院的物品揮霍了。另外,陪審團還說亨利·德萊爾「賣了八十頭牛,這些牛是瘟疫期間死去的佃農給小修道院的饋贈[58]或貢品」[59]。
面對瘟疫,人們驚恐萬狀
威廉·達格代爾所著《沃威克郡志》中列出該郡大約一百七十五個享聖俸的神父職位。瘟疫期間,七十六個職位發生了變動。另外,同一職位短時間內發生多次變動的有好幾例。因此,《沃威克郡志》一共記錄了大約九十三個空缺聖職的授予情況。
通過一些《死後調查書》,我們可以一瞥沃威克郡因瘟疫淪落到何種境地。瘟疫結束後不久的1350年,沃威克的瓦彭伯里有三所房子、三所農舍及二十英畝土地因受瘟疫的影響而無人打理,不值一文。奧爾斯特有個人死於1349年6月20日,他的租金無人繳納,於是他的房屋回到了領主手中,「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租地的人死了」。另外,威爾馬科特人約翰·德·溫科特的女兒伊麗莎白死於1349年8月10日。對伊麗莎白財產的調查顯示,母親死於6月10日,兩個月後,女兒死去。當時,大部分出租的土地「因佃農在近來的瘟疫中死亡」而回到了領主手中[60]。
一個死於1350年12月的人的莊園裡原有九名維蘭。每名維蘭租種半威爾格的土地,每年上交八先令租金。五名維蘭死后土地撂荒,無人耕種。他的另一個莊園有四名佃農,每人租種六英畝土地,其中兩人死去。惠特徹奇莊園歸瑪格麗特·德拉貝什所有,她死於鬧瘟疫的1349年10月。該莊園沒有法庭收入,因為所有房屋都在領主手中。1351年5月,牛津郡另一個莊園裡,領主死後有十八個人聲稱對該莊園有所有權,但其中八個人死了,沒人過來接手莊園。莊園裡原有六名農奴,每人每年上交十四先令租金,但其中三人死了,留下的土地無人耕種[61]。
我們可以再舉若干例子來說明各修道院瘟疫結束後所經歷的種種困難。1350年,西多會的布魯恩修道院不得不尋求愛德華三世庇護,請求他約束王室膳食採辦,不要讓王室官員強住在修道院裡。愛德華三世批准了布魯恩修道院的請求,因為「布魯恩修道院境況悽慘,如果不准其請,那麼短期內會就會倒閉,修士離散」[62]。但國王的庇護也於事無補,三年後「為避免倒閉」,該修道院交給了一個三人委員會[63]。
牛津的聖弗麗德絲維德小修道院情況大致相同。從牛津鬧瘟疫期間聖弗麗德絲維德小修道院院長死去的日期推測,1349年5月它便鬧瘟疫了,並且許多人很可能染上瘟疫死去。聖弗麗德絲維德小修道院眾多佃農的死亡一定沉重打擊了其財政收入。三年後,聖弗麗德絲維德小修道院發現很有必要將自己的收益交給一個委員會。據說,「由於經營不善以及種種偶發的不幸,聖弗麗德絲維德小修道院負債纍纍」,已經淪落到瀕臨倒閉、遣散修士的地步了[64]。
「受1349年大瘟疫的影響」,牛津郡某修道院的莊園裡的佃農「僅餘兩人。如果不是修道院院長尼古拉·德·利普頓與這兩個人及其他打算前來的佃農達成新協議,他們早就離開莊園了」[65]。
再舉兩個英格蘭其他地方的例子。
瘟疫結束後的1351年,巴靈思修道院因貧困不得不請求減稅。該修道院雖然承認請求減稅的目的是建設新教堂,但同時宣稱其「因種種原因陷入貧困」。一份《死後調查書》描述了同樣的景象。比如,受到瘟疫的影響,佃農普遍貧窮,大量死亡,兩卡勒凱特的土地只租四十先令。「因為類似的緣故」,原來能租兩英鎊的磨坊現在一文不值了。
稅官徵稅時遇到的困難前所未有。土地收還官請求減稅時說,1350年一整年,土地都無人租種。托斯特附近的蓋頓及距布拉克利十英里的威登、韋斯頓和莫頓,「因為瘟疫肆虐」,佃農難覓。他進一步解釋道,他沒有向人們徵收租金及財物稅[66]。
* * *
[1]大英博物館:《哈利手稿》,第6979號,文檔64。——原注
[2]T.菲利普斯:《威爾特郡聖職任命文獻》。——原注
[3]《原始令狀捲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37。——原注
[4]《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3年,第1部分,文檔20。——原注
[5]檔案局:文秘署《死後調查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77。——原注
[6]檔案局:文秘署《死後調查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78。——原注
[7]檔案局:文秘署《死後調查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74。——原注
[8]檔案局:文秘署《死後調查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87。——原注
[9]土地收還官《死後調查書》,系列1,文檔95。——原注
[10]感謝吉靈厄姆莊園管家R.弗里姆先生惠允使用該莊園的記錄。——原注
[11]大英博物館:《補充手稿》,文檔24335。——原注
[12]大英博物館:《補充手稿》,文檔15。死亡名單中的理察·哈蒙德專任神父很可能是法庭的書記員。他有一個磨坊和六英畝土地。——原注
[13]《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8年,第1部分,文檔20(1354年1月16日)。——原注
[14]《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9年,第2部分,文檔4(1355年10月5日)。——原注
[15]德文郡村名,歷史上曾是重要城鎮。——譯者注
[16]檔案局:《土地收還官賬簿》。——原注
[17]檔案局:《蘭開斯特公爵領地司庫賬簿》,文檔817。——原注
[18]檔案局:《蘭開斯特公爵領地司庫賬簿》,文檔817。——原注
[19]檔案局:《財政大臣債務徵收官備忘錄檔案》,愛德華三世28年,聖三一節財季。——原注
[20]從《倫敦主教登記簿》授予聖職的名單判斷,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比例是非常大的。從1362到1374年,薩德伯里主教授予四百五十六名修會聖職人員和八百零九名不享受薪俸的聖職人員神父聖秩,而享受薪俸的聖職人員領受神父聖秩的數量僅為二百三十七名。按照這個比例,不享受薪俸聖職人員當是享受薪俸聖職人員的六倍。——原注
[21]檔案局:土地收還官《死後調查書》,系列1,文檔165。——原注
[22]托馬斯·克倫威爾:《科爾切斯特的歷史及古城鎮》,第1卷,第75頁。——原注
[23]即「百年戰爭」。——原注
[24]檔案局:《原始令狀捲軸》,愛德華三世25年,文檔10。——原注
[25]土地收還官《死後調查書》,系列1,文檔165。——原注
[26]《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5年,第3部分,文檔4。——原注
[27]大英博物館:《科爾手稿》,第5824號,文檔86。參見威廉·坎寧安:《英國工商業的發展》,第305頁。——原注
[28]百戶邑是諾曼征服英格蘭前的一組村鎮,構成了郡的一部分。百戶邑有領主及各村代表參加的百戶邑大會,每四周舉行一次。百戶邑還有百戶邑法庭。——譯者注
[29]檔案局:《財政大臣債務徵收官備忘錄檔案》,愛德華三世27年,希拉蕊節財季,文檔7。——原注
[30]《密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6年,文檔7。——原注
[31]歷史手稿委員會:《第五次報告》,第444頁。很明顯這些耕地是阿普爾多爾沼澤地,該修道院後來花費了350英鎊來修復此地。——原注
[32]《薩塞克斯考古文獻匯編》,薩塞克斯考古學會編,第21卷,第44頁等。——原注
[33]《蓬蒂塞拉主教登記簿》:文檔143。——原注
[34]也可以認為自上個世紀以來,該修道院人數就是這個數字,詳情參見《溫頓編年史》。——原注
[35]《懷克姆主教登記簿》,第2卷,文檔226。——原注
[36]
上表是溫切斯特大教堂附屬聖斯威辛小修道院各時期修士的數量。——原注
[37]《哈利手稿》,第1761號,文檔20。——原注
[38]《密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8年,文檔3d(1353年2月6日)。——原注
[39]《密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8年,文檔6(1353年7月8日)。——原注
[40]《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13。——原注
[41]《伊登頓主教登記簿》,第2卷,文檔27b,文檔28。——原注
[42]《伊登頓主教登記簿》,第2卷,文檔28。——原注
[43]《伊登頓主教登記簿》,第1卷,文檔49b。——原注
[44]《伊登頓主教登記簿》,第2卷,文檔23b。——原注
[45]《伊登頓主教登記簿》,第2卷,文檔22b。——原注
[46]《伊登頓主教登記簿》,第2卷,文檔23b。——原注
[47]《密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7年,文檔19。——原注
[48]《密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6年,文檔12。——原注
[49]《原始令狀捲軸》,愛德華三世29年,文檔8。——原注
[50]《密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6年,文檔19。參見《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6年,第1部分,文檔6。——原注
[51]《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6年,文檔28d。——原注
[52]土地收還官《死後調查書》,系列1,文檔90。——原注
[53]土地收還官《死後調查書》,愛德華三世22到23年,系列1,文檔64。——原注
[54]《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7年,文檔17。——原注
[55]約翰·史密斯(1567—1640),英格蘭律師、歷史學家,曾任議員。——譯者注
[56]《布里斯托爾及格洛斯特考古學會學報》,第1卷,第307頁。——原注
[57]《特里萊克主教登記簿》,文檔102。——原注
[58]當時,教民死去後會將自己的一部分遺產贈送給教會。另外,佃戶去世後,也要向領主繳納一些財物。——譯者注
[59]《布魯頓特許狀》,文檔121b。小修道院院長亨利好像把賣東西得來的錢用在了去羅馬和威尼斯的往返旅費上了。該調查於愛德華三世29年6月進行。——原注
[60]土地收還官《死後調查書》,系列1,文檔240。——原注
[61]土地收還官《死後調查書》,系列1,文檔103。——原注
[62]《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5年,文檔16。——原注
[63]《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8年,文檔10。——原注
[64]《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8年,文檔3。——原注
[65]引自《星期六評論》,1886年1月16日,《莊園》。——原注
[66]檔案局:《財政大臣債務徵收官備忘錄檔案》,愛德華三世25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