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 · 第10章　黑死病與歷史走向的突變

精彩 看點 對英格蘭1377年人口數的估計——對英格蘭瘟疫前人口數的估計——社會革命——勞工技工缺乏——佃農大量死亡——物價上漲——國家努力不讓工人要求漲工資——三分之一的土地無人耕種——租賃制經營農場——農奴制衰退——1381年大起義解放了勞工——大地主增多——英語日益流行與法語衰微——瘟疫對建築的影響——對教士死亡數的統計——對教會的影響——舊傳統的衰亡——公共禮拜儀式的衰微——溫徹斯特、伊利、赫里福德聖職候選人人數急劇下降——大學的衰微——有人錯誤地認為修士的數量占優勢——黑死病過後修士數量相對變多——非修會聖職人員數量是修會聖職人員數量的幾倍——修道院修士數量減少——修士數量減少的例證——盧克·沃丁對托缽修士數量減少的解釋——黑死病影響深遠 只要讀了前面幾章關於1349年瘟疫歷史的總結，讀者就會發現，整個英格蘭的疫情非常嚴重。那些親自查看過當時記錄的人最有權對此表達看法。實際上，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認為，瘟疫導致英格蘭和威爾斯損失了整整一半人口。 籠統地說，有很大比例的人可能死於瘟疫。但要給出一個具體的數字，即便是一個大概的數字，也面臨著重重困難，幾乎很難令人滿意。目前，我們沒有足夠的數據進行名副其實的估算。通過1377年——也就是瘟疫過去大約二十七年後——的補助金卷檔，我們可以估算出，愛德華三世末年，英格蘭和威爾斯大約有兩百三十五萬人。這二十七年中還發生過幾次大小不等的瘟疫，其中包括1361年的瘟疫。如果不是1349年的那場瘟疫，1361年的瘟疫將是人們記憶中最大的一場瘟疫。同時，與法蘭西的戰爭也消耗著人力，英格蘭的人口因此喪失了十分之一。我們可以確信，1349年瘟疫後三十年內損失的人口足以抵消增長的人口。我們認為，瘟疫結束後，英格蘭尚余兩百五十萬人。如果這個數字確鑿的話，那麼瘟疫之前英格蘭的人口數量很可能在四百萬到五百萬之間，其中大約一半人口在大瘟疫那一年死了[1]。 儘管我們可以清楚地推定英格蘭有一半人口死於瘟疫，但仍有非常著名的權威人士，比如已故的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認為英格蘭1349年的人口數量不可能超過兩百五十萬，「很有可能不超過兩百萬」[2]。近來，著名學者威廉·坎寧安博士說：「對當時人口數研究的結果如下，儘管該結果與前人的結果有很大不同：一、從1377年到都鐸王朝，人口數量幾乎恆定在兩百萬以上。二、鑒於1350到1377年間的社會境況，人口不會快速增長。三、愛德華三世統治早期，國家不能維持亨利六世統治時期那麼多的人口。」[3]因此，上面對黑死病之前人口數量的第一個估計與威廉·坎寧安博士的估計是大體相同的。但索羅爾德·羅傑斯先生沒有研究人口數字的問題，僅從土地的角度來處理此事，他認為當時所耕種的土地只能養活他所提到的那麼多人口，不會養活更多的人口。 就整個國家而言，對英格蘭最明顯、最直接的影響是，瘟疫導致的結果不亞於一場社會革命。無論何地，雖然富貴人家難免傳染瘟疫，但窮人才是主要受害者。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寫道：「眾所周知，至少在英格蘭，黑死病放過了富人，奪走了窮人的生命。這並不令人奇怪。窮人住在密不透風、骯髒污穢的棚屋裡，空間狹小，沒有窗戶，採光靠點燈；喝湯為生，穿麻布衣服，不注意吃蔬菜，一年裡有半年靠醃肉過活。因為生活艱苦，不注意清潔衛生，壞血病、麻風病及其他疾病在窮人中間非常流行。」[4] 瘟疫給勞工階層帶來的最明顯、最不容置疑的影響是，那些在瘟疫中倖存的勞工要做的活計更多了。英格蘭到處缺少勞工，需要他們來收割莊稼、耕種土地、放牧牛群。多少年裡，渴求勞工的呼聲迴蕩著，直到領主們從經驗中發現，過去的耕種方式、土地所有權方式已經因為橫掃全國的瘟疫無法再繼續下去了。 對領主們來說，這段時期是非常艱難的。他們只能各自面對自己的困境。各種租金已經降到原來的一半。數千英畝耕地無人租種，一文不值。農舍、磨坊、房子沒有佃農租用。果園、菜園、田地廢棄、荒蕪。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商品價格上升。正如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所指出的，領主們不得不買的東西的價格上漲了「百分之五十、一百、甚至二百」。鐵器、鹽、布料價格翻了一番。魚，尤其是那一代人喜食的鯡魚，已經貴得大部分人買不起了。羅切斯特的修士威廉·迪恩說：「魚類極其缺乏。周三時人們只能吃肉[5]。當時下了一道命令，四條鯡魚只可以賣一便士。但大齋節時，魚仍然缺乏。許多過去生活不錯的人現在只能以麵包和濃湯度日。」[6] 這場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災難的瘟疫，卻讓一些人因禍得福。領主們的需求正是勞工們要儘快抓住的機會。許多地方的工資都比原來翻了一倍多。雖然國王及樞密院想通過立法來禁止勞工索取、禁止領主支付較以往更多的工資，但卻無濟於事。愛德華三世的第一道諭令便形同虛設。接下來發往全國的諭令及對諭令得不到遵守的抱怨，都可以作為證據證明通過立法禁止工資增長是徒勞的。愛德華三世因考慮到「受瘟疫及其他原因的影響，許多鄉村已經陷入赤貧，其他鄉村則完全荒蕪」而特別規定，如果勞工的報酬是近三個月支付的，那麼因多索工錢讓僱工與其他人所交的罰款，以及因多付工錢讓僱主所交的罰款，都可以充作應繳的什一稅或十五取一稅[7]。奉命徵稅的官員向愛德華三世陳情道，他們「收不上來這種罰款」[8]。實情好像是，僱主們常說要支付超出往常的工資，這是他們因沒錢向國王繳稅而找理由。愛德華三世發布諭令限制工資增長是為了徵稅，而不是為了照顧這些富貴人家的收益。但事實很快就讓愛德華三世意識到，「工人、僕人和勞工公然漠視諭令」對工資的規定，為自己的勞動索求同瘟疫時期及瘟疫過後一樣高甚至更高的報酬。愛德華三世命令法官將那些不遵守限制工資諭令的人投入監獄，可是非但無濟於事，反倒加劇了事態。那些執行諭令的地方很快陷入貧困，因為能勞動的人以及那些敢於以市場價向勞工支付報酬的人都被關進了監獄[9]。 當時英格蘭人喜食的鯡魚 亨利·奈頓是這樣描述當時情況的：「國王諭令諸郡，收割工人及其他工人不能索要高於以往的工資，否則依律論處。但工人們春風得意，鬥志旺盛，對國王的諭令不聞不問。如果有人想雇勞工，則不得不按照勞工的要求付報酬。僱主要麼不管自己的收成，讓莊稼丟在地里，要麼向勞工屈服，滿足他們自傲而貪婪的要求。國王獲悉後，就對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院長、領主與莊園主罰以重金，因為他們違反國王的諭令，向工人們發了高工資。根據每人繳納罰款的能力，有的被罰一百先令，有的被罰四十先令，還有的被罰二十先令。除了徵收十五取一稅外，每卡勒凱特土地國王還徵收二十先令。」 「許多工人被逮捕入獄。有些工人逃脫了，在森林裡躲了一段時間。那些被捕的人被罰了重金。不少人被迫宣誓，稱不會拿比高於慣例的日薪，然後被放了出來。國王還以同樣的方式懲罰了城鎮裡的工匠。」[10] 瘟疫纏上了幾個正在娛樂的勞工 上文記錄了瘟疫後勞工缺乏的情況。現在我們看看羅切斯特郡威廉·迪恩的記錄。當時，「各行各業的勞工都非常缺乏，全英格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無人耕種。勞工及熟練工人非常難以控制，即便是國王、法律、法官、執法者也無法懲罰他們。」[11]當時的公文中可以發現許多實例。勞工們聯合起來拒絕接受瘟疫前的工資慣例，要求更高的工資。瘟疫使倖存下來的勞工愈加稀缺。用當時法令中的話說，勞工們聯合起來要求提工資是「惡謀」。同樣，瘟疫中劫後餘生的佃農們拒絕按照原來的標準支付地租，並威脅領主說如果地租沒有實質性下降，他們將離開。因此，如上面已經提到的例子那樣，領主減免了佃農三分之一的地租，「因為如果不減少地租的話，佃農就走了，土地等便無人管理了」[12]。 隨著佃農及勞工紛紛要求增加工資，同時立法機關無法妥善處理倖存勞工的「罷工」威脅，領主們很快便對領主提供農具、管家進行管理的傳統農業制度絕望了。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指出，「瘟疫過後，這種靠管家管理的農業制度很快便維持不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租賃制度」。起初，佃農們想在土地上幹活，但資金上有困難，於是便產生了土地所有者為佃農提供牲口及種子的制度。這種制度一直持續到14世紀末，然後一般意義上的土地租賃方式產生了。當時的土地所有權是固定的，這與我們今天的土地租賃形式有所不同。一些領主嘗試著維持舊制度，並多多少少有點兒成功，但這只是例外。到15世紀初，英格蘭土地所有權制度徹底改變了，一方面是因為1349年大瘟疫，另一方面是因為倖存勞工中間出現的「工會」發揮了作用。反對工會的法令將「工會」描述為「同盟、同謀、集會者、會眾、締約者和盟誓者」。 勞工與佃農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力量的強大，並在與領主的較量中占了上風。儘管在之後的三十年中，領主竭力維持著中世紀的農奴制度，不讓其覆滅，但自大瘟疫那一年開始，農奴制覆滅的命運便不可避免了。1381年的農民起義[13]後，勞工與佃農最終獲得了實際意義上的解放。但即便到了最後關頭，擁有土地的階層看起來仍對這些火燒眉毛的事情茫然無知。他們堅持按照舊標準向在莊園裡勞作的佃農索要地租，同時堅持過去的收租方式。他們希望延續原來佃農依附領主土地的農奴制度。即便是議會，在威脅舊制度的危險因素麵前也是不知所措。但只要讀一讀當時的布道詞，我們就會看到聖職人員完全站在決心保證當代及後代的自由的普通大眾一邊。理查二世[14]在位第一年時通過了一項法案，其前言中寫道：「維蘭們在某些勢力的支持與教唆下，不再向領主交租稅、服勞役。那些包攬詞訟的人、教唆犯[15]得了維蘭及佃農的好處，堅持《末日審判書》[16]中的先例，告訴維蘭與佃農，說他們不用再承擔賦稅勞役，不用再忍受貧困。之後，維蘭們聚集在一起，提出只要他們團結起來，使用武力，就能抗衡領主。」這篇前言中提到的內容很可能便是聖職人員對勞工們的鼓勵及建議。 1381年農民起義 我們應該注意土地所有權變化造成的一個結果。大瘟疫爆發前，土地都是劃成小塊出租的。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舉了某堂區的一個例子。每人或多或少都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這是英格蘭數千莊園的一個縮影。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說，這就是「當時土地劃分的普遍狀況」。現在，這種將土地分成小塊耕種的方式在法國仍然常見，其實五百年以前就已經風行英格蘭了。儘管土地歸不同的佃農耕種，但大部分土地都是敞著的，沒有圍垣。當時，因為耕地沒有劃分開來，只能靠大批的佃農進行耕種，所以人們紛紛抱怨。佃農們大都死於瘟疫。瘟疫過後，為了能讓耕地產生利潤，在新形成的出租方式條件下，大片土地被籬笆分割開來。現在，這成了英國耕地與他國顯著不同的標誌。 《末日審判書》 在瘟疫的影響下，人與土地分開了。農奴制瓦解之前，人們便不再受土地的禁錮。農奴制瓦解後，其他國家出現了由大量自耕農組成的階層，但英格蘭卻出現了較小的大地主階層。 當然，「地主」這個概念並不能按照現代定義來理解，認為「地主」便是土地的「主人」。根據當時的習俗及土地所有權制度，這種擁有土地的形式是無法理解的。當時土地所有權的變化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現在通行的土地所有方式。 因為瘟疫實在太嚴重了，所以不可避免地影響英格蘭的教育、藝術以及建築等領域。首先，除了暫時影響了大學的教學外，《什魯斯伯里史》的作者們寫道：「在我們的語言發展史上，這場瘟疫也占有一席之地。自諾曼征服[17]到瘟疫爆發前，英格蘭的貴族及紳士都習慣說法語，甚至小孩子都學法語。至少，雷納夫·希格登[18]在《歷代記》中是這樣記載的。但從『第一次瘟疫』開始，正如《歷代記》的譯者約翰·特里維薩[19]所言，這種情況便『有了些許改變』。一個叫康沃爾的校長是第一個用英語來教學生的。很快，人們紛紛學習康沃爾的做法。到了1385年，約翰·特里維薩記載，這種做法已經非常普遍。當時，在所有基督教國家中，青少年主要由教會人士施教。因為我們所討論的這場天災奪去了許多教會人士的生命，所以康沃爾校長才有機會變革教學方式。要不是鬧瘟疫，他永遠不會有這種機會，他的變革引起了英國文學史上的巨大革命。」 瘟疫給建築留下的痕跡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有的建築僅僅完成了一部分便停工了，之後再也沒有開工。有的建築竣工了，但風格上有了變化，是按照瘟疫席捲全國後的盛行式樣建造的。約翰·查爾斯·考克斯[20]博士在《德比郡教堂札記》一書中提到過這一點，「瘟疫使英格蘭和歐洲人驚慌失措，有那麼一段時間，藝術及其他行業都陷入了癱瘓。當時，處在巔峰時期的教堂建築藝術跌入了低谷，許多年後才從瘟疫的影響中恢復過來。一些在建的建築停工了，再也沒有繼續。比如雅茅斯的聖尼古拉大教堂，當時教堂西樓正在建造兩座宏偉的塔，但卻因瘟疫停了下來，再沒有繼續。眼尖的人經常會發現14世紀建造的教堂會有停工再建的痕跡，這正是瘟疫所致，同時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建築的工期持續了很長時間。我們相信，泰茲韋爾的著名教堂的工期長達數年的秘密就在於這場瘟疫。我國許多建築有的中間暫停了，有的停工後又突然復工了，這些現象都與瘟疫有關」[21]。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明這種情況。瘟疫時期的彩色玻璃與以往有所不同，原來，瘟疫既導致彩色玻璃製造的連續性上出現了間斷，也造成了彩色玻璃風格上的變化。 上文在估計教會人士的死亡情況時已經指出，與估算普通人的死亡情況相比，我們有更確實的數據來估算教會人士的死亡情況。前幾章已經提及瘟疫時期每個郡空缺聖職授予的數字，儘管有些地方不能從文獻記錄中找到空缺聖職授予的確切數字，但根據有文獻記錄的結果推測，有一半享聖俸的聖職在瘟疫這一年發生了空缺。據此推測，大約有五千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在瘟疫中殉職。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這個數字僅僅是部分聖職人員在瘟疫中死亡的情況，如果要推測具體有多少聖職人員死亡，還要考慮專任神父、附屬小教堂的神父、修道院修士和其他聖職人員的死亡情況。 當然，可我們以根據享聖俸的聖職人員和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比例來進行推測，進而得出結論。比如，根據溫切斯特的主教登記簿，我們發現在1349年之前的三年里，平均每年有一百一十一人領受神父聖秩[22]。而在同一時期，空缺聖職授予的年平均數量僅為二十一人。通過這兩個數字我們可以看出，享聖俸聖職人員與不享聖俸聖職人員的比例大約是一比四。根據這個推斷，並假設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死亡數量在五千人左右，那麼我們可以推測出各類宗教機構的死亡總數是大約兩萬五千人。 這個數字儘管很大，但並不能說誇張，因為我們要記住，這些人的職業性質使其更容易被感染。修道院的修士們都住在一起，非常有利於致命的瘟疫蔓延。但奇怪的是，主教們在瘟疫中大多倖存下來，儘管我們可以確定，他們沒有逃避責任，並且有證據表明，他們堅守著崗位。18世紀時，馬賽鬧瘟疫，主教幸免於難，有詩人就此寫了兩句詩。這兩句詩也可以用在此處： 大自然已經生病，每次大風都是死亡， 為什麼馬賽主教所吸的空氣卻純淨無恙？[23] 基於有兩萬五千名聖職人士死於瘟疫這一估計，假設每一百名英格蘭人便有一名聖職人士，並假設聖職人士與非聖職人士的死亡比例是相同的，那麼在瘟疫中英格蘭死亡總數應該在兩百五十萬人左右。奇怪的是，這個數字與上文估計的數字相同。上文的估計是基於愛德華三世統治末期人口恢復後的數字做出的。這就表明，瘟疫爆發之前，英格蘭的人口總數在五百萬左右[24]。 毫無疑問，這場瘟疫深刻影響了教會。現在我們可以簡略地談一下該問題。很明顯，這麼高的比例的聖職人員突然死去，一定會造成教會習俗和教導等優秀傳統的中斷。另外，對聖職人員的現實需要迫使主教們將空缺聖職授予那些年輕沒有經驗的聖職人員，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對後面幾代人產生影響。約克大主教向教皇請求隨時授予聖職以及忽視以往對不同品秩間任職時間間隔的權力。教皇克雷芒六世批准了他的請求。他還同意諾威奇的貝特曼主教任命六十人為堂區主持，儘管他們才二十一歲，「僅僅是修士」[25]，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其堂區教堂及其他地方教堂的日課將無人主持。 亨利·奈頓是萊斯特郡的修士，在瘟疫中倖免。他寫道：「到處缺乏神父。許多教堂都沒有日課、彌撒、晨禱、晚禱以及各種聖禮聖餐。如果薪俸少於十英鎊或十馬克，幾乎找不到神父來執掌一座教堂，但瘟疫前神父非常多的時候，只要出四到五馬克或出兩馬克外加包膳宿[26]，就能找到一名神父了。如果要找堂區的代理主持人，沒有二十英鎊或二十馬克的薪俸，幾乎沒有人願意干。瘟疫過後不久，許多在瘟疫中死了妻子的人來接受聖職。他們大都是文盲，而且是非聖職人員，只是知道怎麼讀怎麼念而已，但並不理解所讀的內容。」[27] 瘟疫化身為音樂家，向人們演奏邪惡的曲子 這裡可以舉一個為了不讓聖職長時間空缺而快速提拔聖職人員的例子。溫切斯特主教區主教登記簿登記了許多沒有等級的聖職人員被授予享聖俸的聖職的例子。比如，1349年，溫切斯特市至少有十九名已經被任命到各教堂擔任聖職的人來領受聖秩聖事[28]，1350年有八名這樣的聖職人員。這二十七人接連被授予副執事、執事和神父聖秩，各級聖秩中沒有服侍上帝時間的間隔[29]，這顯然違背了慣例。 巴斯和韋爾斯主教區的主教登記簿記載了兩個例子。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主教們因神父缺乏而陷入了困境。一個例子是，某人被允許領受最低級的聖秩，其妻子僅承諾會終身守貞，而不是像往常那樣被迫去修道院度過餘生，「因為她上了年紀，毫無瓜前李下之虞」[30]。第二個例子是，欣頓布魯特堂區的代理主持人亞當獲准禮拜日和諸宗教節日時在威廉·德·薩頓小教堂做彌撒，儘管他在自己的教堂已經主持過這些儀式[31]。 再舉一個奇怪的例子。這個事件可能也是因為神父缺乏而引起的。1352年12月，伊利舉行了一次聖秩聖事。被按立[32]為神父的四個人中，有兩個是修士。他們和另外兩個都宣誓服從主教及其繼任者，並保證「若被宣召，可主持堂區內任何教堂的工作」[33]。 這種因無人履行神聖的使命而急匆匆授予平信徒空缺聖職的例子還很多。這裡僅舉溫切斯特的兩個例子。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既可以看出當時神父有多麼缺乏，也可以看出中世紀主教們謹防邪惡的熱忱有多麼強烈。1385年6月24日，著名的溫切斯特主教懷克姆的威廉讓溫切斯特朱瑞大街上聖米迦勒教堂的代理主持羅傑·迪恩爵士對聖福音宣誓——他能在十二個月內學會以下內容：關於信仰的教義、須主教處理之事、十誡、七善行、七宗罪、教堂諸聖事、主持聖事、施洗禮等。這些都是佩卡姆大主教的命令所涵蓋的內容[34]。1385年7月2日，主教強迫約翰·科比特在聖米迦勒節前將前文所述內容學會。1385年6月2日，約翰·科比特被任命為漢普郡布拉德利的堂區主持人。上文所說的羅傑·迪恩曾是諾福克郡賴斯頓的堂區主持人，1358年6月21日便被諾威奇主教授予溫切斯特的享聖俸的聖職，三天後，懷克姆的威廉主教便要求他完成上文所述的任務[35]。 前文已經說過，瘟疫對教會造成明顯的影響之一，便是聖職候選人的數量的明顯下降。比如，溫切斯特主教區在1349年之前的三年里，領受神父聖秩的平均數量是每年一百一十一人，而在1349年後的十五年里，直到伊登頓主教去世的1365年，每年領受神父聖秩的平均數量只有二十人。從1367年到1400年，即便是主教區由懷克姆的威廉這樣極富宗教熱忱的高級教士掌管，每年平均只有二十七人領受神父聖秩。到了15世紀，這個數字進一步下降[36]。 瘟疫對其他地方的教會也產生了同樣嚴重的影響。比如，伊利主教登記簿顯示，1349年之前的七年里，領受神父聖秩人員的年平均數量是一百零一點五人，但1349年之後的七年中，只有四十點五人。很明顯，1349年根本沒有進行按立神父聖秩聖事。1374到1394年，每年平均只有十四人領受神父聖秩。事實上，二十年間總共只有兩百八十二人領受神父聖秩，並且這些人大部分都來自其他主教區，另外有一半以上，也就是一百六十一人，來自各個修道會。因此，伊利主教區領受神父聖秩的人有限。 我們還可以舉一個赫里福德主教區的例子。1349年前，該主教區領受神父聖秩的人非常多。1346年3月11日，四百三十八人領受不同的聖秩，其中八十九人領受神父聖秩。這八十九人中有四十九人被授予赫里福德主教區的職位。1346年6月10日，特里萊克主教發布命令，萊德伯里堂區教堂的四百五十一名候選人中，有一百四十八人領受神父聖秩，五十六人被授予主教區的職位。1346年，主教共為大約三百一十九人按立神父聖秩，其中一半屬於自己主教區的聖職人員[37]。1349年，領受聖秩的人數與1346年大體相同。1350年，三百七十一人領受聖秩。事實上，直到1353年，領受聖秩的人數一直都比較多，但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其他主教區的。與溫切斯特和伊利主教區一樣，赫里福德主教區領受聖秩的人數也下降了。1345到1349年，主教平均每年為自己主教區七十二人按立聖秩，但其後五年的年平均數量只有三十四。特里萊克主教後面的任期中，領受聖秩的數量沒有一年超過二十三人。 上述三個例子足以說明，瘟疫嚴重影響了教會人員的補充。其中的原因很容易找到。瘟疫期間，人口大量死亡，於是倖存者需要承擔更多的事務，而事務繁忙導致工資升高，儘管國王諭令禁止增加工資。事實上，勞工所拿的高工資不利於聖職人士的職業發展。大瘟疫已經造成人口非常不幸的損失，英格蘭與法蘭西的戰爭則使英格蘭對人口的渴求更加迫切。其後的社會動盪以及玫瑰戰爭進一步加劇了人口短缺，這種短缺一直持續到都鐸王朝時代。 1349年瘟疫過後，在某種程度上，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出現了學生的短缺，此事上文業已提及。毫無疑問，牛津大學的學生與當地居民之間的嚴重衝突，導致形勢進一步惡化。教會教育的中心——牛津大學的境況每況愈下。瘟疫過後五年多，愛德華三世不得不諭令主教們關注牛津大學的情況。由此可見牛津大學的境況已經有多麼糟糕。國王要求主教們協助牛津大學重生。國王諭令道：「朕知道，天主教的信仰要靠博學的教士來支撐，而政府治理也離不開謹慎的教士。朕由衷希望教會的人數增長，教士的德行進步，學識精進，英格蘭尤其應該如此。牛津大學雖貴為教士教育之源泉」，現在卻被學生拋棄，盛名不再，變成了「不結果的無花果樹」[38]。上文已經提到，近半個世紀後，牛津大學也沒有從瘟疫的重擊中恢復過來[39]。 人們好像確實對此時非修會聖職人員和修會聖職人員教士之間的關係，或二者之間人數的比例關係，存在著廣泛的誤解。有人認為，14世紀中葉以後加入修會的聖職人員減少，該現象可以作為這個時期修會聖職人員人數減少的證據。他們強調，14世紀中葉之前，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影響力上，修會聖職人員都是英格蘭教會系統中的主體。但14世紀中葉之後，修會聖職人員的重要性、公共評價及人數驟降。他們不僅舉出了修會聖職人員人數減少的證據，還指出14世紀中葉之後，新建的宗教機構都以學院的形式出現，而不是以修道院的形式出現。上述觀點是錯誤的。中世紀時，其他國家的聖職人員是教會的中堅力量，至少從人數上、為教眾提供的屬靈服務上看都是這樣。但英格蘭與他們不同。中世紀時，英格蘭的聖職人員不是教會的中堅。持有這些錯誤觀點的人或是因為修道院建築的宏偉而影響了其判斷力，或是因為一些修士們在教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影響了其判斷力。他們忘記了，相對而言，這些大修道院的數量其實很少，修會聖職人員的數量相對於整個龐大的教會而言，所占比例也不大。 對那些專門關注中世紀時期的人來說，或者對那些對中世紀有所關注但分不清理論與事實、擺脫不了自己頭腦中先入為主的想法的人來說，列舉一些數字更有助於將事情解釋清楚。比如，1344到1345年，約克主教區兩百七十一人領受神父聖秩，其中只有四十四人是修會聖職人員，此時托缽修會廣泛成立並紛紛開展活動。同樣，斯塔佩爾頓主教登記簿記載了埃克塞特教區1301到1321年領受神父聖秩的情況。其間，有七百零三名非修會聖職人員領受神父聖秩，而修會聖職人員只有一百一十四名領受神父聖秩。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非修會聖職人員領受神父聖秩的數量是修會聖職人員數量的六倍多。 這個事實對評估上述宗教機構的方向變化非常重要。整個13世紀，理性思考暗流涌動。教會中負責任的管理者已經注意到，對在職的聖職人員進行教育，至少是對大部分聖職人員進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當時，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遍布英格蘭。1349年大瘟疫過後，教士缺乏。儘管對聖職人員的需求迫切，但修道院傷痕累累，難以填補缺口。加之，瘟疫中神父數量是突然減少的，解決此事就更棘手了。從1350到1500年，一個半世紀中，許多學院式機構成立了。這些機構有的屬於大學類型，有的是為培養非修會神父而建的鄉村學院，比如斯托克克——萊爾鄉村學院與阿倫德爾鄉村學院。這些林林總總的學院的成立，正是瘟疫造成的結果。因此，我們沒有必要據此推測修道院已經式微，懷疑修道院的工作已經終結，從而解釋為什麼修道院的數量減少，為什麼沒有新的修道院成立。如果我們用14世紀中葉之前和之後非修會聖職人員和修會聖職人員領受聖秩的數量來檢測一下這種懷疑是否正確，那麼現有的統計數字可以證明，這種懷疑是站不住腳的。比如，據巴斯和韋爾斯教區主教登記簿記載，1443年到1523年八十年間，有九百零一人領受神父聖秩，其中，六百七十九人是非修會聖職人員，兩百二十二人是修會聖職人員，非修會聖職人員和修會聖職人員領受神父聖秩的比例為八點五比二點七，或者說是大於三比一[40]。 與那些擔任世俗職務的人一樣，劫後餘生的教士們也要求教會支付比往日更高的俸金。考慮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因為教眾大量死亡，教士們所得收益已然無多，我們不能苛責這些教士。要知道，教士們要求提高俸金，毫無疑問是教士數量銳減的結果。但當時，就像國王試圖阻止勞工們要求提高工資那樣，國王、議會、大主教和主教都試圖制止教士們提出俸金方面的要求。伊斯利普大主教在致主教們的信中提到，這種「不加約束的貪婪」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除非「世間已無仁愛」。大主教寫道，「人們向我抱怨，並且經驗——世間最好的老師——告訴我，劫後餘生的神父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因為上帝的旨意才得以躲過大瘟疫倖存下來，並不覺得履行自己肩負的職責是為了上帝的子民，是為了公共福祉」，這些神父和勞工們一樣，因為貪婪，完全不顧助理神父所肩負的重擔，占據了更多有利可圖的職位，並索要更多的俸金。此事若不馬上制止，那麼「主教區乃至整個教省的許多甚至大部分教堂、堂區教堂、小禮拜堂等將沒有神父來執掌」。於是，大主教要求不能任用那些要求提升俸金的神父，並且教士們必須以原來的俸金來主持日常教務。此時，教俗兩界都試圖以法律來壓制人們的自由，但最後卻導致教士們更加接近人民，與人民同舟共濟，爭取自由。 教士的缺乏從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兼任聖職現象的泛濫。如果不考慮物色合適幹練的人來擔任教會重要職務、履行教會重要職責是如何困難重重，那麼人們就很難理解此時為什麼會有大量聖職是兼任的。比如，大瘟疫後的1361年懷特姆的威廉進入教會，身兼數職。該現象可以解釋當時兼任聖職的現象如此普遍的原因。在當時的情況下，訓練有素、勝任繁重教務的人因受瘟疫的影響而缺乏，於是聖職不得不由高級教士來兼任。 瘟疫過後，儘管英格蘭教會困難重重，但有足夠證據表明，教會的管理者們孜孜不倦，儘量使教務回到正軌。當時，教會將聖職授予許多虔誠的宗教社團，將更多的自由慷慨地賦予諸教堂。 瘟疫對修道院的影響，本書已經多次提到。瘟疫結束後，各級教士都很難招募到新人。修道院無法從瘟疫所造成的災難中恢復過來。除此之外，主要因修道院佃農死亡而引起的土地所有權的突然變化，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削弱了修道院的經濟地位。於是，修道院本身尚且左支右絀，根本無力他顧了。 上文列舉的種種事實，充分說明了在瘟疫期間修道院的人口大量減少，這裡可再加一例。1235年，聖奧爾本斯修道院有大約一百名修士。1349年瘟疫中，修道院院長及大約四十七名修士同時死亡，隨後又有一名修士死於坎特伯雷，當時該修士正在陪新當選的院長赴羅馬教廷拜謁的路上。假定瘟疫爆發前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修士數量和1235年相同，那麼此時該修道院最多有五十一名修士。1396年，六十名修士參加了一次選舉，因為這次參加選舉的修士中包括九名小修道院院長，由此可以看出，該修道院實際上僅餘五十一名修士。1452年，該修道院僅有四十八名修士。近一個世紀後，該修道院解散，修士的數量減少到了三十九人。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的情況與聖奧爾本斯修道院一般無二，因為瘟疫襲擊而修士驟減。加之，瘟疫對全國人口的影響，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修士數量多年都不能回升到原來的水平。無論從哪方面講，地處英格蘭西部的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一直以來都被視為英格蘭最重要的本篤會修道院。假設該修道院全盛時期有大約一百名修士，這種假設沒有誇張。但根據補助金卷檔記載，1377年該修道院僅有四十五名修士。1456年，修士的數量增加到四十八人，該修道院被解散時，修士的數量大約也是四十八人。瘟疫對巴斯修道院修士數量造成的影響，上文已經提到，這裡不再贅述。 毫無疑問，這場災難讓人們喪失了對教規的信心。人們不再相信傳統，對信仰產生了懷疑。眾所周知的是，人們並沒有因為瘟疫這場天譴變得更好，這和往常是大不相同的。人們注意到，和歷次瘟疫所造成的結果一樣，或者正如凱撒里亞的普羅科皮烏斯[41]談及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42]統治時所說的那樣，「無論是出於偶然，還是來自天意，在災難中活下來的都是那些最邪惡的人」[43]。這次災難亦然。從義大利到英格蘭，在瘟疫中活下來的人都是心中的邪惡被喚醒的人，都是呆板遲鈍的人，這是非常普遍的。《方濟各會年鑑》作者盧克·沃丁[44]說，1348到1349年的瘟疫導致宗教熱情明顯下降。他寫道：「邪惡的瘟疫給神聖的修會造成巨大破壞，帶走了修會中持規守戒的人，帶走了修會中經驗老到的人。從此以後，諸修會，尤其是托缽修會，失去了修行的熱情，不像往日那樣虔誠了。在研修方面，修士們雖已經開始登堂入室，但卻粗心大意起來。我們最傑出的修士因瘟疫而死，活下來的修士持規守戒的熱情減弱。新入會的修士因缺少必要的訓練，很難像從前那樣嚴守教規。靠他們重振教會的雄風是不可能的，他們只是使修道院不至於空無一人罷了。」[45] 我們可以用一位可靠的研究者的話來為瘟疫造成的危害作結。威廉·坎寧安博士寫道：「要注意下面這一點，它非常重要。12、13世紀穩步發展的社會，到14世紀突然停滯不前了。加上百年戰爭的重負，英格蘭幾乎被壓垮了。然而，即使黑死病奪走了一半的人口，並重構了整個社會，英格蘭也必須咬牙堅持。」[46] 研究黑死病時，我們發現，很難徹底搞清楚它波及的範圍及其所帶來的斷裂給當時的制度造成多麼深刻的影響。1349年的瘟疫摧毀了當時的制度。只有不斷地重申、反覆地思考這一現象，我們才能慢慢理解這場社會和宗教災難的特點。但與此同時，如果想深入了解社會和宗教重構的偉大過程——我們下一代人馬上要不得不面臨一場類似的重構了，那麼我們首先就要全面地認識黑死病。黑死病是一場悲劇，人們不能僅僅報以哀痛。這是因為，如果僅僅憑經驗或感情進行社會重構，那么正如約翰·威克利夫一樣，只能加重罪惡。社會重構實際上是一場重要機遇，離不開各行各業人們的艱苦努力和不懈追求。此處僅僅展現中世紀時期的一個特點，用已故愛德華·奧古斯圖斯·弗里曼[47]教授的話說便是，中世紀時期的偉大之處。我們所處的時代，諸事易成，但中世紀的人們卻苦於應付物質上的種種困難。當今的知識分子沒有充滿生機，變得包容，而是陷入了悲觀。但中世紀時，困難只會讓人愈挫愈勇。人們直面困難，克服困難。那句老生常談的、在某種意義上講並不正確的短語「信仰時代」，正可用在這裡。因為沒有什麼能比悲觀更不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和心靈的基調了，沒有什麼能比希望更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和心靈的基調了。一位知名的現代作家在觀研藝術作品時，發現中世紀的人們無法認清事物的真實面目，在羊皮紙或油畫布上作畫時，常畫不出所畫之物的真實形狀。但實際上他並沒有注意到這些畫的意義所在。確實，這些畫存在上述缺陷，但實際上它們對完全的寫實風格卻是一種必要的矯正或補充。放眼未來，對藝術的發展以及人類不懈的努力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場通常稱之為「黑死病」的大瘟疫，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其勢如潰堤之水，令「同類」難以望其項背。如果沒有這場災難，許多高貴的想法將得以實現；如果沒有這場災難，許多睿智的理念將得以發展。這些想法、理念原本能給人類帶來豐碩的成果，但卻因黑死病而受重創，一蹶不振。儘管這樣，我們也不能把時間浪費在無謂的悲痛上。逝者已矣！時間、努力奮進的力量屬於在黑死病中倖存下來的人。 義大利兩座宏偉的教堂——錫耶納大教堂和米蘭大教堂，體現了黑死病的雙重特徵。錫耶納大教堂坐落於托斯卡納山頂。它儘管雄偉，但與原來的建築方案相比，僅是未完成之作，實際上正處於建造之中，如若完工，其規模不亞於當今的聖彼得大教堂。大教堂的耳堂[48]已經拔地而起。黑死病突然爆發時，大教堂的中殿和高壇[49]宏大的地基已經打好，之後工程暫停了，從此再未開工。 瘟疫結束後又過了不到兩代人的時間，義大利最宏偉的哥德式建築——米蘭大教堂——已經在倫巴第高高聳立，其寓意是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偉大。它的偉大遠勝於已經被埋葬的過去的偉大。米蘭大教堂並不是依靠王公貴族的力量完成的，實際上是米蘭人民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的結晶，是米蘭人民自己的成就[50]。 黑死病過後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歐洲才從幾乎崩潰的邊緣恢復，實現了經濟振興和宗教復興，這個話題可能最有趣味了，但這裡不宜討論這一重要而有趣的話題，僅陳述一下對黑死病結束後的歷史的看法便可以了。黑死病結束後，儘管戰事頻仍，起義不斷，但這個時期明顯是進步的；黑死病結束後的歷史，明濤暗浪洶湧，形勢錯綜複雜，有時甚至讓耐不住性子的研究者茫然無措，這是因為他們只想將世間萬事簡單地分為兩類，要麼是好，要麼是壞。 * * * [1]參見托馬斯·阿米歐：《愛德華三世時期英格蘭的城市人口》（《考古學報》，第20卷，第524到531頁）。——原注 [2]《黑死病前後的英格蘭》：《雙周評論》，第8卷，第191頁。——原注 [3]威廉·坎寧安：《英國工商業的發展》，第304頁。——原注 [4]《雙周評論》，第8卷，第192頁。當時的情況確實是這樣，但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話，則會讓讀者對中世紀時英格蘭農民的狀況產生一種錯誤印象。索羅爾德·羅傑斯所述的大部分情況其實也適用於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威廉·坎寧安博士（《英國工商業的發展》，第275頁）所述則更切近實際：「生命不僅僅在於飲食，儘管普通村民們的居住條件糟糕，但他們的飲食娛樂更勝一籌。」——原注 [5]當時的人逢周三、周五及一些宗教節日要齋戒，不能進食肉類、牛奶等，只可以吃魚和蔬菜。——譯者注 [6]大英博物館：《科頓手稿》，福斯蒂娜部分，B.v分部，文檔99b。——原注 [7]檔案局：《原始令狀捲軸》，愛德華三世26年，文檔27。——原注 [8]檔案局：《原始令狀捲軸》，愛德華三世27年，文檔19。——原注 [9]檔案局：《原始令狀捲軸》，愛德華三世26年，文檔25。——原注 [10]羅傑·特懷斯登：《十家著早期英國史》，第2699欄。——原注 [11]大英博物館：《科頓手稿》福斯蒂娜部分，B.v分部，文檔98b。——原注 [12]檔案局：女王債務徵收官司庫賬簿，第801捆，文檔1。——原注 [13]沃特·泰勒和約翰·保爾領導的農民起義，加速了農奴制的瓦解。——譯者注 [14]理查二世（1367—1400），英格蘭國王，1377到1399年在位。——譯者注 [15]即聖職人員。————譯者注 [16]1086年，征服者威廉下令調查全國土地狀況，以便收取租稅，加強財政管理。這些調查的匯編被稱為《末日審判書》。——譯者注 [17]1066年，諾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蘭，成為英格蘭國王威廉一世，史稱「諾曼征服」。之後，英格蘭官方用語是法語。——譯者注 [18]雷納夫·希格登（1280—1364），英格蘭編年史家，本篤會修士。——譯者注 [19]約翰·特里維薩（1342—1402），亦稱「特里維薩的約翰」，他將《歷代記》由拉丁文翻譯為英文，並加上了評論及序言。——譯者注 [20]約翰·查爾斯·考克斯（1843—1919），英國教士、歷史學家。——譯者注 [21]《德比郡教堂札記》引言，第9頁。——原注 [22]當然，這些領受神父聖秩的人有好些是其他主教區的。但同樣，溫徹斯特的神父也可以依照教令在其他地方領受神父聖秩。所以，從整個英格蘭來看，我們可以認為這實際上是均衡的。如上文所言，倫敦主教區1362至1374年12年中，非修會聖職人員與修會聖職人員領受神父聖秩的人數比例大約在6比1。——原注 [23]亞歷山大·浦柏：《論人》，第107到108行。——原注 [24]索羅爾德·羅傑斯估計1348年英格蘭的人口數僅為250萬左右，該估計是基於男人女人的人口數大致相同做出的，這可以推導出每25人便有1名神父，很明顯這是自相矛盾的。——原注 [25]根據天主教的傳統，修士在修道院苦修幾年後才能成為執事，再過幾年才能成為神父。——譯者注 [26]托馬斯·阿米歐提到，連士兵的工資都要比聖職人員高。一名步兵一天拿三便士或一年拿七馬克，一名騎兵一天拿十或十二便士。喬叟提到的堂區負責神父，僅「富於聖潔的思想和工作」，收入可能並不樂觀。——原注 [27]羅傑·特懷斯登：《十家著早期英國史》，第2699欄。——原注 [28]亦稱聖職聖事、神品聖事或按立聖職聖禮。——譯者注 [29]貝金特先生手稿，主教登記簿摘要。需要注意的是，平常時期，被授予聖職後才成為神父的例子很少。因此，還以溫切斯特市的諸教堂為例，除了這次瘟疫的時期及1361年那場聖職人員死亡較多的瘟疫時期外，1349到1361年期間，只有八或九人成為神父。如下表： [30]《哈利手稿》：第6965號，文檔145（1349年7月7日）。——原注 [31]《哈利手稿》：第6965號，文檔146b。——原注 [32]宗教名詞，意為「授予神父」聖職。——譯者注 [33]大英博物館：《科爾手稿》，第5824號，文檔23b。——原注 [34]關於學習主禱文等材料的真正意義，可以參考我的文章《14、15世紀英格蘭的宗教教育》，見於1893年10月的《都柏林評論》第900頁。——原注 [35]見於貝金特先生手稿。——原注 [36]1400到1418年，每年平均只有十七人領受神父聖秩；1447到1467年，每年平均只有十八人領受神父聖秩。——原注 [37]特里萊克主教登記簿，文檔180等。——原注 [38]特里萊克主教登記簿，文檔163。——原注 [39]西蒙·伊斯利普大主教在牛津創建了坎特伯雷學院，用來提升教士層次，增加學習場所（大衛·威爾金斯：《大不列顛和愛帕尼亞宗教會議》，第3卷，第52頁）。懷克姆的威廉也出於同樣目的建立了自己的學校和學院。——原注 [40]從1362到1374年，倫敦主教區薩德伯里主教共為1046名非修會聖職人員及456名修會聖職人員按立神父聖秩，兩者的比例大約為2.3比1。從1381到1401年，布雷布魯克主教僅為584名非修會聖職人員按立神父聖秩，同時期修會聖職人員被按立神父聖秩的數量是425人。換句話說，從1362到1374年，倫敦主教區非修會聖職人員被按立神父聖秩的年平均數量超過了87人，而從1381到1401年，年平均數量僅為29.2人。相應地，修會聖職人員被按立神父聖秩的數量分別為35人和21.2人。約克教省諸主教區的登記簿也出現了類似的結果。——原注 [41]凱撒里亞的普羅科皮烏斯（500—554），歷史學家。——譯者注 [42]查士丁尼一世（約483—565），拜占庭帝國皇帝，527到565年在位。——譯者注 [43]1350年，伊斯利普大主教說道：「每當回憶起這場前所未有、突如其來的瘟疫，我們就會發現，好人都死了，不該活的卻活了下來。」——原注 [44]盧克·沃丁（1588—1657），愛爾蘭方濟各會修士、歷史學家。——譯者注 [45]《小兄弟會編年史》，第8卷，第22頁。——原注 [46]《英國工商業的發展》，第275頁。——原注 [47]愛德華·奧古斯圖斯·弗里曼（1823—1892），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偉大的建築藝術家。——譯者注 [48]亦稱橫廳，是十字形教堂的橫向部分。——譯者注 [49]教堂內唱詩班或教士席所在的部位。——譯者注 [50]大教堂管理層出版的《建造年鑑》事無巨細地記載了如何籌集必要的款項。因此，我們知道這一高尚的公共事業是如何完成的。現在，我們已經了解，樂意提供志願服務的市民們每周挨家挨戶去籌錢。教堂籌來的財物、教堂每月義賣的財物各式各樣，有珠寶、衣服、亞麻布、瓶瓶罐罐……無論貧富，人人都想以某種方式參與，正如組織者所言，「出於神的啟示，為了耶穌基督及聖母瑪麗亞的榮譽」。可參考埃德蒙主教1893年7月發表在《唐賽德評論》上的文章。——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