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 · 第7章　格洛斯特、伍斯特、沃威克和牛津的疫情

精彩 看點 加爾弗里德·勒貝克記錄的瘟疫——威爾斯發生瘟疫的證據——約翰·克萊因記錄的愛爾蘭疫情——伍斯特的空缺聖職任命情況——城中有了新墓地——瘟疫後國家的情形——沃威克的空缺聖職授予情況——牛津的疫情——瘟疫對牛津大學的影響 第五和第六章講述了1349年英格蘭南部的疫情。本章有必要講述格洛斯特、牛津和英格蘭中部瘟疫的情況。首先，本章應該留一些空間出來，說一下土生土長的加爾弗里德·勒貝克所著的編年史對該疫情的記錄。 當然，所有關於疫情的記錄，重複之處甚多。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作者雖然互相之間沒有聯繫，但對瘟疫的記錄完全一致，甚至使用了相同的詞彙。正是這種一致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些記錄的真實性。單個讀這些記錄時，我們會不可避免地覺得它們簡單粗糙，並且誇張得令人難以置信。加爾弗里德·勒貝克寫道，瘟疫在布里斯托爾肆虐，所以格洛斯特人拒絕布里斯托爾人進入他們的鎮子，因為格洛斯特人覺得垂死的布里斯托爾人的呼吸會讓他們染病。但最終，格洛斯特、牛津、倫敦乃至英格蘭都疫情無比嚴重，倖存者十無其一。墓地已不堪重負，只得辟新墓以埋葬死者。倫敦主教在倫敦買了一小塊地，命名為「無人之地」。瓦爾特·德曼尼爵士買了一塊地，命名為「新教堂墓地」（瓦爾特·德曼尼爵士在該地建了一所修道院）。「無人之地」和「新教堂墓地」都用來埋葬死者。王座法庭和民事高等法院的審理工作因瘟疫而停止。幾名貴族染病而死，其中就有約翰·蒙哥馬利爵士、加來上尉和加來的克里斯特爾勳爵[1]，他們都埋葬在倫敦的加爾默羅會聖瑪麗修道院。數不清的平民百姓和大量教會人士在瘟疫中身亡。年輕力壯者最易染病，年老體弱者卻能逃脫。幾乎沒人敢與生病的人接觸。健康的人都跑了。死人的東西無人敢碰，好像一碰就會染病。病人身體各部分突然出現腫塊，痛苦無比。腫塊又硬又干，切開後幾乎沒有液體流出來。身上起腫塊的病人切掉腫塊後會恢復健康，儘管中間要痛苦一陣子。有的病人起黑色的小膿包，小膿包遍布全身，這樣的病人劫後重生的非常少，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 民事高等法院審理案件 「1348年聖母蒙召升天節[2]那天，可怕的瘟疫出現在布里斯托爾。聖米迦勒節那天，瘟疫出現在倫敦。瘟疫肆虐英格蘭一年有餘，危害非常嚴重。許多村落為之一空，不見人煙。1349年，瘟疫使威爾斯變得荒涼破敗，整個英格蘭一片荒蕪。接著，瘟疫傳到愛爾蘭，住在愛爾蘭的大量英格蘭人染病而死，但純正的愛爾蘭人因住在高山高原之上，直到1357年，突如其來的瘟疫打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他們無處躲藏。」[3] 加爾弗里德·勒貝克提到了威爾斯和愛爾蘭，並簡單敘述了這兩個國家[4]瘟疫猖獗的情況。關於威爾斯的疫情，幾乎沒有確切的信息，儘管我們所掌握的些許資料能讓我們容忍加爾弗里德·勒貝克的說法，從而不把其瘟疫「摧毀」了威爾斯的表述視為誇張。1350年4月，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向愛德華三世請求從他應付給國王的三百四十英鎊裡面減去一百四十英鎊。這件事情的背景是，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在彭布羅克伯爵勞倫斯·德黑斯廷斯的繼承人年紀尚幼期間租種了伯爵的田地。這些田地主要位於彭布羅克郡，但「因近期該地瘟疫流行，所租田地的價值不能維持」，因此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向國王請求減少租金。國王派人調查後發現情況確實如此，便免去了托馬斯·德克洛普頓六十英鎊的欠租，並將每年的租金減少四十英鎊[5]。威爾斯四個主教區任命空缺聖職的記錄已無從尋覓，但據猜測，威爾斯公國[6]享聖俸的聖職人員應該有一半死於瘟疫。威爾斯享聖俸的聖職數量是七百八十八人左右，所以該地享聖俸的聖職人員應有近四百人死於瘟疫。 一位身上起了黑色小膿包的瘟疫患者 化身為騎士的瘟疫 至於瘟疫對威爾斯諸修道院的影響，我們知之甚少。阿伯加文尼修道院當時是隸屬外國修道會的修道院。愛德華三世赦免了該修道院應該向財政署繳納的租金，因為修道院院長發現從修道院的土地上獲得收益已經不可能了[7]。人們懷疑，當地幾所非常大的修道院和當時英格蘭許多修道院一樣，就算瘟疫結束二十七年後，也沒有恢復到瘟疫前的景象。比如卡馬森的西多會惠特蘭修道院，1377年時，聖職人員只有一名院長和六名修士。卡馬森的奧古斯丁會修道院除院長外僅有五人。塔利的普雷蒙特雷修會修道院只有一名院長和五名教士。基德韋利小修道院是多塞特郡舍伯恩大修道院的附屬修道院，該院院長連個同伴也沒有[8]。 愛爾蘭的疫情可以從小兄弟會修士約翰·克萊因[9]的敘述中略知一二。約翰·克萊因是基爾肯尼的小兄弟會修士，他本人也在瘟疫中死去。約翰·克萊因寫道：「今年（1349年）[10]，尤其是9月和10月，來自愛爾蘭各地的大批主教、高級教士、神父、修士修女、貴族，男男女女，成群結隊，去薩莫里恩吉斯朝聖。人山人海，連續多日。有的出於虔誠，其他的——說實話，大部分人是這樣——出於對當時流行的瘟疫的恐懼。瘟疫最早在都柏林附近的霍斯[11]和德羅赫達出現。都柏林和德羅赫達幾乎毀滅，居民死亡殆盡。從1349年8月初到聖誕節，僅都柏林一城就有一萬四千人死亡。」 基德韋利小修道院遺址 接著，約翰·克萊因提到了瘟疫的產生及其在阿維尼翁肆虐的情況，然後說：「死亡人數之多，從古至今，聞所未聞。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無論是因為瘟疫、饑荒，還是因為其他什麼病，都沒有死這麼多人。如同一路襲來吞噬鄉村、城市和城堡的地震一樣，這場瘟疫也以摧枯拉朽之勢席捲了鄉村、城市和城堡，將這些地方的人幾乎全部帶走，活下來的人寥寥無幾。瘟疫的傳染性極強，只要觸碰屍體或病人一下，立刻就會染病而死，懺悔的人和聽取懺悔的人會一起被帶進墳墓。因為恐懼，幾乎沒人敢虔誠地做善事了，也就是說，沒人敢去探視病人，沒人敢去埋葬死者。許多人死於生在大腿或腋窩的膿包或腫塊。有些人死於頭部疾病，這些人犯起病來就像瘋了一樣。有些人死於吐血。」 「今年真是怪事連連。儘管瘟疫流行，死人無數，但土地肥沃，五穀豐登。德羅赫達的小兄弟會修道院有二十五名修士在1348年聖誕節前去世。都柏林的小兄弟會修道院有二十三名修士在1348年聖誕節前去世。」 「大齋節期間，瘟疫在基爾肯尼肆虐。從1348年聖誕節到1349年3月6日，有八名小兄弟會修士死去。一家之中，幾乎沒有隻死一個人的，一般都是夫妻兩個帶著孩子，走上了同一條道路，也就是死亡之路。」 「我，基爾肯尼修道院的小兄弟會修士約翰·克萊因，記下了這些值得注意的事情。這些事實不是發生在我身邊，就是可信的人告訴我的。看著這麼多病人，看著整個世界好像墜入了邪惡的深淵，為了不讓高尚的行為隨著時光消逝，為了不讓高尚的行為在子孫後代的記憶中消失，我儘管在這個好像屍橫遍野的地方等待著死神的降臨，還是如實記下了我所聽到並能證實的事情。文字不會因抄寫員的死去而消失，作品亦不會因作者的死去而凋謝。我又取了一張羊皮紙，繼續我的寫作。如果有人能碰巧活到未來，如果有哪個亞當的子孫能躲過瘟疫，希望有人能接續我未完成的寫作。」[12] 愛爾蘭疫區 瘟疫化身為骷髏，危害各個階層 《公函捲軸》的一兩份文件可以證實這位小兄弟會修士約翰·克萊因記錄的真實性。比如，1350年7月，科克[13]郡守及同僚們請求國王減免稅收時說，「一方面因為瘟疫襲擊，另一方面因為愛爾蘭的敵人蹂躪了土地、破壞了房屋、搶奪了財產」，所以無法支付八十馬克的稅金[14]。都柏林的市民除了祈求一千夸特的穀物救濟之外，郡守的請願書中還說：「城中的商人及其他居民因近來流行的瘟疫以及其他許多不幸事件而元氣大傷。」[15]最後，愛爾蘭皇家莊園的佃農們請求國王給予他們特殊保護。他們呼籲道：「因為愛爾蘭近來瘟疫肆虐，官員對食品及其他東西索價過高，他們已經陷入赤貧。」[16] 說完關於威爾斯和愛爾蘭的疫情，我們該回到英格蘭了。1349年夏季幾個月，伍斯特疫情嚴重。該郡的空缺聖職授予記錄顯示，在一百三十八個堂區中，六十七個堂區享聖俸的聖職發生了變化，不少堂區的聖職有多次變化的記錄。這就意味著，在瘟疫發生時，該郡大約一半享聖俸的聖職一度空缺。該郡空缺聖職授予數量最高的月份是7月。5月到11月每個月空缺聖職授予的數量顯示，這幾個月因為一些特殊緣故產生了聖職空缺。該年的前4個月及該年的12月，僅有六次空缺聖職授予的記錄[17]。有的地方同一聖職多次發生空缺，比如7月10日和8月21日，大莫爾文多人被推薦擔任神父。5月15日和7月10日，伍斯特附近的波伊克都有聖職空缺記錄。 早在1349年4月中旬，伍爾斯坦·德布勞恩斯福特主教就預見到，伍斯特要面臨如何處理屍體的困難，並提前做了準備。伍爾斯坦·德布勞恩斯福特主教年老體弱，死於1349年8月6日。1349年4月18日，伍爾斯坦·德布勞恩斯福特主教正在哈特爾伯里，他寫信給伍斯特大教堂的同事們道：「近期，伍斯特大教堂的教堂墓地數量大增（我們有生之年從沒有見過如此多的死者），這著實令人心痛。我們異常焦慮，冥思苦想。我們知道，這種現象超乎尋常，非常危險。屍體的腐爛很可能帶給人們種種危險。所以，為在該教堂主持葬禮、全心奉獻於上帝及聖母瑪麗亞的眾位教友計，為伍斯特的公民及其他居住者計，為其他來到伍斯特的人們計，我們希望，在上帝所能允許的範圍內，能有最好的解決方案。深思熟慮之後，我們祝聖了伍斯特的聖奧斯瓦爾德醫護所墓地。伍斯特大教堂墓地因瘟疫造成的墓地不足，可由此墓地補充。」伍爾斯坦·德布勞恩斯福特主教最後命令，應該讓教堂管理者知道，「在人口大量死亡之際，聖奧斯瓦爾德墓地的」一切埋葬事宜都由其斟酌處理[18]。 約翰·利蘭[19]在其遊記中提到過這個墓地——「墓地北邊的空地非常寬闊，沒有大門」。他說，聖奧斯瓦爾德的附屬教堂就在那裡，後來變成了養老院；「又過了很久，養老院變成了獨立的教堂，就叫聖奧斯瓦爾德教堂。大瘟疫期間，這裡用來埋葬屍體，就像在伍斯特的公墓里埋葬一樣。」[20] 英格蘭詩人約翰·利蘭 伍斯特郡農村地區的狀況，可以通過土地收還官的賬目來統計。土地收還官叫利奧·德佩爾頓，其任務之一是在主教去世的8月和新主教上任的11月底之間接收伍斯特主教的產業。利奧·德佩爾頓的匯報中描述的鄉村景象實在令人心痛。他說，花多少錢也找不來佃農，磨坊無人使用，鐵匠鋪沒有活計，鴿子棚破敗不堪，鴿子都飛了。不管在哪裡，劫後餘生的人們都扔掉了自己租種的土地。豐收的莊稼無人收割，即便是有人收割，也不可能有人來買糧食了。 我們再具體看看主教的不動產收益。主教聲稱其產業在平常年份能有一百四十英鎊的收益，但今年八十四英鎊永遠無法到手了。因為1349年秋天，各種農活根本就沒有進行。「因為掏租金的佃農缺乏，他們的活計一般由習慣佃農來做。但在結清租金前，習慣佃農在該主教區肆虐的瘟疫中都死去了。因此，該主教區大大小小的莊園沒有拿到、也不可能拿到應得的收益。」 在調查過程中，土地收還官拿出了愛德華三世的諭旨[21]。諭旨中說，國王徵收的數額竟高於官員所得的數額，這實非國王之本意。因此，國王派了兩個委員會與一個陪審團來處理此事。土地收還官提交了一份佃農名單。他僅能從這些佃農手中收取一點東西。最終，陪審團認為，土地收還官的陳述都是實情。這些細節顯示了當時調查中的一些重要情況。比如，哈特爾伯里莊園曾經有三十八名佃農，因為每個佃農租種著一威爾格[22]土地，所以佃農就被稱為「威爾格」。另外還有四名被稱為「茅舍農」的佃農及三十四名其他佃農。這些人要服一定的勞役，每年的勞役收入折價一百零六先令十一點五便士，其中包括一種叫莊園金的租稅。「因為在這次計算租稅日之前，所有的佃農都在致命的瘟疫中死了」，所以這些勞役收入都沒有了。陪審團的匯報中說，該莊園只有四名佃農，支付了兩先令十便士的租稅[23]。 這種困難並不是暫時的，因為到了1354年，上述土地收還官要求減免五十七英鎊十五先令五點二五便士的租稅。這件事還是發生在上文提到的莊園裡。因為主教調到另一個主教區上任，需要計算租稅，但土地收還官收不上來這麼多租稅，所以要求減免。談到收習慣佃農租稅的工作時，土地收還官說：「我沒能收上習慣佃農的租稅，因為活下來的習慣佃農都去干其他活計去了。瘟疫過後，這些習慣佃農不像原來那樣局限於原來的活計了。」[24] 瘟疫襲擊了一個莊園 鄰近的沃威克郡的結果也是如此。沃威克郡、格洛斯特郡和伍斯特郡組成了原來的伍斯特主教區。根據威廉·達格代爾[25]《沃威克郡志》[26]一書的記錄，沃威克郡1349年4月前及10月後僅授予了七次空缺聖職。1349年夏，該郡瘟疫最嚴重，1349年6月和7月空缺聖職授予次數最多[27]。 一些聖職授予頻繁。比如，1349年7月19日迪奇福特男修道院來了一名神父，8月22日就來了繼任者。1349年5月到8月，凱尼爾沃思出現三次聖職空缺。1349年5月10日，開鑿了喬丹井[28]的考文垂市長喬丹·舍佩去世[29]。1349年7月，考文垂的執事長和聖三一教堂的神父去世。8月，考文垂大教堂附屬小修道院院長約翰·德鄧斯塔布爾被選出來填補該修道院的聖職空缺。不久，聖三一教堂產生了一個新聖職空缺。波爾斯沃思女修道院院長利蒂西婭·德赫克斯特爾去世，1349年10月13日新院長到任。 威廉·達格代爾 在瘟疫肆虐時，牛津郡是林肯主教區的一部分，該地聖職數量在二百二十左右，該數字不包括牛津各學院的聖職數量。據估計，牛津郡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死亡數字應該是二百二十的一半。瘟疫在牛津郡流行的時間應該與其鄰近地區差不多，也就是說，1349年的春天和夏天疫情格外嚴重。比如，哥斯托女修道院院長死於1349年5月20日之前的某天。1349年5月20日，愛德華三世恩准該院選舉一人繼任院長。牛津聖弗麗德絲維德小修道院院長的死亡日期幾乎也在這幾天。因為1359年6月1日，尼古拉·德亨格福德在被選為院長後接管了聖弗麗德絲維德小修道院的不動產。 牛津市學生眾多，死亡嚴重。安東尼·伍德[30]寫道：「瘟疫如此嚴重，牛津郡聞所未聞。農村裡有房子的人逃走了，儘管他們已經在農村染上瘟疫。那些留下來的人幾乎全死了。院校大門緊閉，學院、學堂被廢棄。幾乎沒人留下照管財物，埋葬死者的人手都不夠。據說，每天有不少於十六具屍體被抬到教堂墓地，可見疫情有多麼嚴重。」[31]著名的阿馬大主教理察·菲茨拉爾夫[32]在瘟疫爆發前曾任牛津大學校長。理察·菲茨拉爾夫說，他做校長時牛津有三萬學生[33]。托馬斯·加斯科因[34]證實了理察·菲茨拉爾夫的說法。其《神學詞典》一書描寫亨利六世[35]的統治時寫道：「大瘟疫爆發前，英格蘭人之間的爭訟很少，案子也少，所以英格蘭沒有幾個律師。牛津的律師也很少。當時牛津有三萬學生，這個數字是我在牛津當校長時從歷任校長的登記表那裡看來的。」[36]許多學生死於瘟疫，因為1357年時托馬斯·加斯科因說學校人數不足原來的三分之一。 牛津大學 英格蘭國王亨利六世 瘟疫爆發的1347年，牛津市至少經歷了三任市長。理察·德塞爾伍德死於1347年4月21日，隨後議員們選出理察·德卡里擔任市長。他去倫敦向國王宣誓效忠前便病了。愛德華三世命奧斯尼大修道院院長為專員，去牛津為理察·德卡里主持就職宣誓。1347年5月19日，奧斯尼大修道院院長證實自己已經完成該任務。但1347年6月16日，倫敦收到了牛津的來信，信上的日期是兩天前，信中帶來了市長的死訊，並說已經選舉約翰·德雷福特繼任市長[37]。 毫無疑問，牛津和其他地方一樣也有葬坑。已故的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寫到這場瘟疫時說：「牛津埋葬死於瘟疫者的地方是新學院[38]花園的某處，我對此絲毫沒有懷疑。因為懷克姆的威廉[39]買下該地時，該地看起來好像曾一度人煙稠密，但三十年前鬧瘟疫後就變荒涼了，很明顯，劫後餘生的人們將該地當成了埋葬死者的地方。」 懷克姆的威廉 * * * [1]加爾弗里德·勒貝克所著的編年史的第九十二頁描述了英格蘭人占領加來後瘟疫在法蘭西肆虐的情況。加爾弗里德·勒貝克認為英格蘭和法蘭西因瘟疫而停戰。——原注 [2]每年8月15日。——譯者注 [3]《加爾弗里德·勒貝克編年史》：愛德華·蒙德·湯普森爵士編，第98到99頁。——原注 [4]瘟疫爆發時，威爾斯和愛爾蘭還未與英格蘭合併，所以作者稱它們為「國家」。——譯者注 [5]檔案局：《原始令狀捲軸》，愛德華三世24年，文檔8。——原注 [6]威爾斯公國成立於1216年。1536年，《聯合法案》在英格蘭和威爾斯通過，兩國合併。——譯者注 [7]檔案局：《密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5年，文檔9。——原注 [8]檔案局：《聖職人員補助檔案》，愛德華三世51年。——原注 [9]約翰·克萊因（1286—1349），愛爾蘭小兄弟會修士、編年史家。——譯者注 [10]看來作者好像暗示1348年瘟疫抵達了愛爾蘭。但更可能的情況是，1349年瘟疫才抵達愛爾蘭。因為1349年7月14日，都柏林大主教亞歷山大·德比克納逝世，米斯主教區主教也逝世於該月。參見皮烏斯·博尼費修斯·加姆斯：《天主教會主教名錄》，第219頁。——原注 [11]霍斯距多基不遠。——原注 [12]約翰·克萊因：《愛爾蘭編年史》，愛爾蘭考古學會編，1849年版。——原注 [13]科克郡位於愛爾蘭南部。——譯者注 [14]《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5年，第2部分，文檔19。——原注 [15]《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6年，第1部分，文檔2。——原注 [16]檔案局：《財政大臣債務徵收官備忘錄檔案》，愛德華三世27年，希拉蕊節財季，文檔7。——原注 [17] 上表顯示了1349年幾個月空缺聖職授予的數量。——原注 [18]特雷德韋·羅素·納什：《伍斯特郡郡史資料匯編》，第1卷，第226頁。——原注 [19]約翰·利蘭（1503—1552），英格蘭詩人，古文物研究者。——譯者注 [20]格林所著《伍斯特郡》一書第144頁談到了主教保證公共安全、使伍斯特城從「驚人的罪惡」中解脫出來的措施。因為聖奧爾本、聖海倫、聖斯威森、聖馬丁、聖尼古拉和萬聖這幾個堂區的教堂墓地空間有限，不足以埋葬堂區的死者，所以這幾個堂區獲准使用聖奧斯瓦爾德的墓地。於是，聖奧斯瓦爾德的墓地墳冢累累。此時，即便草草一看，也會思慮萬千。——原注 [21]諭旨日期是1352年10月26日。——原注 [22]威爾格是土地丈量單位，為四分之一海得大小。一海得為贍養自由農民一家所必需的土地，各地大小不等，在60到120英畝之間。一威爾格在15到30英畝之間。——譯者注 [23]檔案局：《財政大臣債務徵收官備忘錄檔案》，愛德華三世26年。——原注 [24]檔案局：《財政大臣債務徵收官備忘錄檔案》，愛德華三世28年，米伽勒節財季，文檔19。——原注 [25]威廉·達格代爾（1605—1686），英格蘭學者，因其中世紀研究知名。——譯者注 [26]威廉·達格代爾關於沃威克歷史方面的著作僅有《沃威克古蹟》一書，估計此處的《沃威克郡志》即是《沃威克古蹟》一書。——譯者注 [27] 上表為1349年空缺聖職的授予數量。——原注 [28]現在是考文垂一條大街的名字，鄰近考文垂大學，叫「喬丹韋爾大街」。——譯者注 [29]威廉·達格代爾：《沃威克古蹟》，威廉·托馬斯編，第147頁。——原注 [30]安東尼·伍德（1632—1695），英格蘭歷史學家。——譯者注 [31]安東尼·伍德：《牛津大學史及古蹟研究》，約翰·古奇編，第449頁。——原注 [32]理察·菲茨拉爾夫（1300—1360），曾任阿馬大主教。——譯者注 [33]大英博物館：《哈利手稿》，第1900號，文檔11b。理察·菲茨拉爾夫的《向教皇陳情》由特里維薩的約翰翻譯。譯文是：「我擔任牛津校長時，牛津一度有三萬學生，現在不足六千。」——原注 [34]托馬斯·加斯科因（1404—1458），英格蘭中世紀神學家，曾兩度出任牛津大學校長。——譯者注 [35]亨利六世（1421—1471），英格蘭國王，1422到1460年第一次在位、1470到1471年第二次在位。——譯者注 [36]托馬斯·加斯科因：《加斯科因神學詞典選》，詹姆斯·埃德溫·索羅爾德·羅傑斯編，第202頁。該書編者寫道：「他們（學生們）來自歐洲各地。這個數字看起來大得不可思議，但從其納稅情況上來看，牛津郡僅次於當時處於各行業最繁榮時期的諾福克。牛津郡很大程度上是英格蘭最富有的郡。一大群學生都被瘟疫帶走了。我找不到理由去懷疑牛津14世紀上半葉時人口特別多這種說法。」——原注 [37]檔案局：《財政大臣債務徵收官備忘錄檔案》，愛德華三世23年，米伽勒節財季。——原注 [38]新學院是牛津大學的一所學院。——譯者注 [39]懷克姆的威廉（1320—1404），曾任溫徹斯特主教，創辦了牛津大學新學院、溫徹斯特學院。——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