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 · 第6章　倫敦及英格蘭南部的疫情

精彩 看點 瘟疫傳播迅速——瘟疫到達倫敦的時間——新教堂墓地的開闢——倫敦的死亡人數——倫敦街道的狀況——哈斯廷斯法院瘟疫期間遺囑的證據——威斯敏斯特諸修道院的疫情——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疫情——赫特福德郡空缺聖職授予情況——貝德福德郡、白金漢郡和伯克郡受災的證據——《死後調查書》的特殊價值——瘟疫後的莊園情形——伯克郡空缺聖職任命情況——坎特伯雷教區——威廉·迪恩對羅切斯特教區疫情的記錄——瘟疫後神父難覓——溫切斯特教區的疫情——伊登頓主教的訓令——安普頓發生疫情的時間——埋葬死者困難重重——漢普郡空缺聖職授予情況——薩里郡空缺聖職授予情況——薩塞克斯郡疫情資料缺乏 有那麼一段時間裡，格洛斯特人為避瘟疫，想方設法不與瘟疫肆虐的布里斯托爾來往，但仍無濟於事。一個地區傳染了另一個地區，一個鎮子傳染了另一個鎮子，一個村子傳染了另一個村子，很快整個英格蘭都陷入了同一種災難。當時的一個英格蘭人寫道：「不管哪個城市，不管哪個鎮子，不管哪個村莊，甚至不管哪座房子，幾乎都是所有的人或大部分人死於瘟疫。」死的人如此之多，以至於「照料病人、埋葬死者的人手都不夠了。」……鑒於一些地方公墓不足，主教開闢了新的埋葬地點。 「那時，一夸特[1]小麥十二便士，一夸特大麥九便士，一夸特豆子八便士，一夸特燕麥六便士。一頭大牛四十便士，一匹好馬六先令，原來一匹好馬要賣四十先令，一頭好牛賣兩先令，甚至十八便士。即便價格如此，也是難覓買家。瘟疫在英格蘭持續了兩年多。」 「蒙上帝的仁慈，瘟疫消失了。這時，勞動力嚴重缺乏，沒人從事農業生產了。因為缺乏勞動力，所以婦女甚至小孩都來耕地趕車了。」[2] 瘟疫從一地傳到另一地的速度如此之快，已經幾乎不能確定其傳播的路徑了，好像英格蘭南部和西部的許多沿海城鎮都是瘟疫傳播的起點。當時的一個人說，與其他港口經常聯繫的倫敦，早在1348年9月29日便出現了疫情[3]。而根據其他材料確定的時間，倫敦開始瘟疫的最晚時間是萬聖節（11月1日）。倫敦及周邊地區的瘟疫持續到1349年的五旬節。根據時人埃夫斯伯里的羅伯特的說法，從2月2日到復活節這兩個月瘟疫最嚴重。埃夫斯伯里的羅伯特說，在這兩個月里，「幾乎每天有兩百多人被埋進史密斯菲爾德的新公墓里，超過了埋在城內其他公墓的人的數量。」[4] 1349年1月，議會本應在威斯敏斯特開會，但月初就休會了，因為正如愛德華三世所言：「致人死亡的大瘟疫在倫敦及周邊突然爆發，形勢越來越兇險。我擔心與會者有性命之虞。」[5]城內用作墓地的教堂庭院很快就不夠用了，便新開了兩處墓地。關於上文埃夫斯伯里的羅伯特所提到的史密斯菲爾德的墓地，歷史學家約翰·斯托[6]有如下記錄：「1348年，愛德華三世在位期間的第一次大瘟疫開始了。瘟疫勢頭兇猛。教堂庭院的墓地空間有限，不足以埋葬城市及郊區因瘟疫而死的人。一個叫約翰·科里的教士從阿爾德蓋特的聖三一小修道院院長尼古拉那裡獲取了東史密斯菲爾德附近的一托夫特[7]土地以埋葬死者，條件是該墓地必須命名為「聖三一小修道院墓地」。在虔誠市民的多方幫助下，該墓地圍起了一圈石頭牆。威廉·埃爾辛的兒子羅伯特·埃爾辛捐贈五英鎊，倫敦主教拉爾夫·斯特拉特福德亦捐贈五英鎊。此後，該墓地埋葬了無數屍體。為了頌揚上帝的恩德，墓地還蓋了一座教堂。」後來，愛德華三世在那裡建了一座西多會修道院供奉聖母瑪利亞[8]。 倫敦 約翰·斯托還提到了一處新建的墓地。該墓地更加有名。後來，查特豪斯修道院就建在了這裡。約翰·斯托寫道：「教堂墓地埋不下那麼多死者了，人們不得不找其他地方來埋葬死者。於是，倫敦主教拉爾夫·斯特拉特福德買了一塊地，稱之為『無人之地』，並用磚牆圍起，來埋葬死者。很快，這裡建了一個小教堂。該教堂現在（1598年）已經擴建，有了供人居住的房屋。現在，這片墓地編成了美麗的花園，但仍用原來的名字『寬恕教堂墓地』。」 「後來，1349年，傳說中的瓦爾特·曼尼爵士[9]考慮到大瘟疫期間可能發生的危險，就買了『無人之地』附近13.25英畝土地。這塊地位於一個叫斯皮特爾克拉夫特的地方，原屬於聖巴托洛繆修道院醫護所（所以稱為新教堂墓地）。瓦爾特·曼尼爵士請上文提到的倫敦主教為該地祝聖[10]，以充墓地之用。」 人們將死者裝上牛車 查特豪斯修道院 查特豪斯修道院內景 「當年，五萬多人埋在了這裡，這是我從愛德華三世特許狀中讀到的。」 「我還見過一處銘文。銘文刻在該墓地的石頭十字架上，上面刻著『Anno Domini 1349. Regnante……』翻譯過來便是『1349年，瘟疫肆虐，此處被祝聖為墓地。本修道院的墓地內埋有五萬多具屍體，包括從當時到現在埋骨於此的人們。願上帝能憐恤其靈魂。阿門！』」[11] 儘管有可能，甚至非常有可能，五萬這個數字，也就是約翰·斯托所說的埋在這個墓地里的人數，是誇張的估計。但當時倫敦的衛生條件非常適合瘟疫的快速傳播。狹窄骯髒的街道，低矮、沒有通風、沒有下水道的房子，還有當時一般的居住條件，都非常適合14世紀中葉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瘟疫的傳播。讀一下愛德華三世下給市長及郡守的諭旨，就可以一瞥當時的街道狀況了。該諭旨寫於1361年第二場瘟疫襲來之時，這場瘟疫的致命程度可能一點也不亞於1349年的瘟疫。國王的諭旨說：「宰殺牲畜後，腐臭之獸血充盈大街，死獸之腸拋進泰晤士河。致使倫敦空氣腐臭污濁，易生疫病。如此骯髒污穢之行為，無休無止，則倫敦易疫病叢生、災禍不斷。若整治不及，朕恐逢大災而無以應對。經本屆議會批准，朕特頒敕令，自今日始，牛、豬及其他動物，須在斯特拉特福德或奈茨布里奇屠宰，以防不虞。」[12] 確有種種跡象顯示，倫敦城內死亡人數非常多[13]。「哈斯廷斯法院」的遺囑數量異乎尋常的增長顯示出這一點。瘟疫爆發前三年，該法院的遺囑的平均數量是二十二，1349年遺囑數量達到二百二十二。遺囑本身也提供了進一步的信息，顯示出同一家庭的成員很快便一個接一個地進了墳墓。比如，某人被指定為其父親的遺囑執行人，但遺囑認證還沒有拿到手，他自己的遺囑便同父親的遺囑一起提交到了法院[14]。 每月認證的遺囑數量可以顯示出什麼時間死人最多。1349年5月共有一百二十一個遺囑認證，7月有五十一個，這兩個月的數量最大。但令人奇怪的是，5月的數字之所以這麼大，是因為4月一份遺囑也沒有認證。這種現象的產生，可能是因為受4月瘟疫的影響，一切工作陷入癱瘓。王座法院復活節沒有開庭這一事實可為上述觀點之佐證。 威斯敏斯特疫情非常嚴重。1349年3月10日，愛德華三世再次敕令議會休會，諭旨稱威斯敏斯特和倫敦的疫情較以往更加嚴重[15]。1349年5月初，伯徹斯頓修道院院長去世。與此同時，該修道院的二十七名修士一起被埋葬在修道院南面的墓地里。為了緩解修道院及周邊的急切的需求，該修道院出賣了一些珠寶及飾品，價值三百一十五英鎊十三先令八便士，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數字[16]。 人們把瘟疫想像成一個騎著怪獸的魔鬼。魔鬼所過之處，人們紛紛倒斃 愛德華三世 同樣是在威斯敏斯特，聖雅各修道院醫院慘不忍睹。「當時，除了一人外，院長、所有的教友及修女」都死了。1349年5月，倖存下來的威廉·德韋斯頓被任命為院長。1351年，他因工作不力被免。但直到1353年，該醫院仍空無一人[17]。 托馬斯·沃爾辛厄姆在《歷任院長志》中記錄下了聖奧爾本斯修道院所發生的事情。談到邁克爾·門特莫爾院長時，他寫道：「那場帶走了一半人口的瘟疫蔓延到了聖奧爾本斯修道院。院長英年早逝，他是該院修士中第一個因瘟疫而死的人。在濯足節[18]，他就感到身體有恙，但出於對節日的虔誠和對上帝的謙恭，他莊嚴地主持了大彌撒。接著，用餐前他謙卑、恭敬地為窮人沐足。餐後他為教友們沐足並吻足。當天所有的儀式他都獨自完成，沒有找人幫忙。」 「次日，邁克爾·門特莫爾院長的病情加重。他自己上了床，就像一名真正的天主教徒一樣，他以一顆悔罪的心，做了真誠的懺悔，然後接受了終傅禮。在悲傷與哀痛中，他堅持到了復活節中午。」 「因為當時瘟疫肆虐，空氣污濁不堪，修士們一天天死去」，所以修士們很快便把邁克爾·門特莫爾院長埋葬了。「在當時眾多的死亡者中，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附屬小修道院有四十七名修士去世。」[19] 同一個作者還寫道：「蒙上帝恩准，世間發生了這次帶走了許多人的瘟疫。眾多死去的修道院院長中，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院長邁克爾·門特莫爾值得我們回憶。當時，修道院附屬的尼古拉小修道院院長和副院長也去世了。按照那些熟稔戒律的人的意見，修道院選舉聖典教授托馬斯·德里斯伯為該小修道院院長。」[20] 聖奧爾本斯修道院 被瘟疫纏身的修女 從聖奧爾本斯修道院院長的死亡日期1349年4月12日來看，當時正是赫特福德郡瘟疫最兇猛的時期。但從該郡在倫敦主教區職位空缺的比例來看，瘟疫還應該在北部逗留，直到夏末。 索羅爾德·羅傑斯寫道：「瘟疫給赫特福德莊園帶來了巨大破壞。足足用了三十年時間才挽回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租地擱置等損失。」[21] 鄰近的貝德福德郡、白金漢郡和伯克郡同樣受災嚴重。儘管這些地方的編年史沒有專門提到瘟疫造成的破壞，但通過其他信息渠道可以了解這些情況。1349年上半年，這三個郡人口死亡情況和英格蘭其他地區一樣嚴重。一種叫《死後調查書》的文件顯示了英格蘭瘟疫後的狀況。至少在理論上，整個英格蘭都屬於王室，土地的真正所有者都相當於國王的佃農，就像小農戶從大農戶那裡租用土地一樣。土地所有者死後，國王要行使某些權力並獲得一定的權益。國王會暫時扣押土地，國王的官員們會暫時持有這些土地，直到確認王室對土地繼承者應具有的權利為止。為保證每個郡都做到這一點，國王任命了一名官員，即管理產業充公或轉歸的官員——土地收還官。其職責是在土地所有者死後，依照國王令狀召集受誓約約束的陪審團來調查並確認死者持有土地的面積及價值。這些經宣誓裁決後的記錄就是《死後調查書》。 這些記錄至今仍存放在衡平法院[22]，儘管許多記錄已經丟失或不知所蹤。1349年，這些記錄的數量大幅度增長。1346年和1347年，這些調查記錄的平均數量少於一百二十份，1348年有一百三十份。但1349年現存的就有三百一十一份，實際數字更高。1349年，愛德華三世發給各地土地收還官的令狀都記錄在《原始令狀捲軸》中，根據這些材料統計得知，愛德華三世發布的有關調查死者地產的令狀有六百一十九份。有時，好幾份令狀會一次性發給土地收還官，令其調查同一地方的多個死者[23]。 這些記錄提供的證據能證明有多少土地所有者因瘟疫而死。但這些記錄的獨特價值在於其證明了瘟疫過後受調查地產價值[24]變化的情況。影響地產價值的主要因素是有多少佃農租用土地、繳納租金。尤其是同一地塊，一般都是這樣——如果農莊及村社空蕩蕩的，就意味著地產的年均價值要相應減少。 因此，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這些例子可以作為疫情的證據。白金漢郡有個斯萊登莊園，離伯克姆斯特德不遠。1349年8月初，一個陪審團經宣誓後說，斯萊登莊園裡的磨坊一文不值了，因為「受瘟疫的影響」，磨坊主已經死去，再也沒有佃農來磨玉米了。以前，從自由佃農[25]、農奴[26]和茅舍農[27]收的租金是每年十二英鎊，但現在陪審團宣布沒有佃農了，無人開墾莊園，莊園沒有價值了。莊園裡有個叫約翰·羅賓斯的人以每年七先令的租金住著一個小農舍，耕種著一塊長條狀的土地。顯然，這是該地塊唯一的價值了。莊園裡另外一處地方，所有的佃農除了一個活下來外，其他的都死了。第三處地方則沒有佃農活下來[28]。 赫特福德郡、貝德福德郡、白金漢郡和伯克郡都是瘟疫的重災區 衡平法院內正在審案 1349年5月末，同樣的事情在貝德福德郡發生了。斯圖靈頓莊園的一個織布機因閒置而不值一文，原因是「瘟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該織布機就白白閒置了，沒人用也沒人租」。據描述，該莊園的田地無人耕種，樹木賣不出去，因為沒有人買[29]。 中世紀貴族莊園裡耕作的場景 1349年7月，伯克郡一處屬於休斯家族的莊園裡，佃農和莊園裡服勞役的人「死了」。該莊園原來每年能有三十二先令的收益，現在死後調查書宣布該地已經毫無價值，因為「沒有人願意購買或租種那些死亡佃農的地」。並且因為該地不能耕種，所以就沒有用了[30]。克羅克漢姆莊園屬索爾茲伯里伯爵威廉·蒙塔古[31]的妻子凱瑟琳·格蘭迪森所有，早在1349年4月23日，那些自由佃農和其他承租人都死了，原來這些人每年共付十三英鎊的租金，現在沒有人願意接手他們租的土地[32]。在其他地方，法庭沒有收入，土地沒有承租人，磨坊沒人用，因為人都死光了。房子什麼的都租不出去。各地的租金要麼減少，要麼為零，因為租地租農舍的人全部或部分死掉了[33]。 白金漢郡的空缺聖職數顯示，1349年享聖俸的聖職數量總計一百八十個[34]。發生空缺的職位有八十三個，占該郡享聖俸的聖職數的近二分之一。通過職位任命的日期可以看出，該郡疫情最嚴重的時段很可能是1349年6月到9月[35]。 倫敦的一側是肯特郡，坎特伯雷教區和羅切斯特教區分管該郡。坎特伯雷大主教管轄肯特郡東南部，該部分有長長的海岸線從梅德韋延伸到薩塞克斯的邊界；羅切斯特教區管轄肯特郡西部——泰晤士河南岸從倫敦到希爾內斯的部分。坎特伯雷教區因為自身的幾個因素，很容易染上瘟疫。該教區兩個非常重要的港口——多佛和桑威奇。這兩個港口都與法蘭西來往頻繁。另外，連接倫敦與海岸的主幹道穿過坎特伯雷市區。 在短短几個月內，坎特伯雷主教區三次因死亡而失去大主教。其中至少一次，很可能是兩次，因瘟疫而死亡。坎特伯雷教區的克賴斯特徹奇小修道院長和女修道院院長登記簿顯示，該教區有聖俸的聖職空缺一個接一個發生，連續不斷。這裡有聖職的大部分人一定都死了[36]。史蒂芬·伯青頓[37]在其歷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傳記中寫道：「1348年聖誕節剛結束，人口大量死亡。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349年5月末。經過這次瘟疫，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活了下來。當時，因為教士缺乏，堂區教堂幾乎無人掌管。有聖職的人因懼怕死亡，掛職而去，不知所蹤。」[38] 坎特伯雷本地也有瘟疫流行的證據。聖奧古斯丁修道院院長在阿維尼翁染病去世了，但聖奧古斯丁修道院發生了什麼，卻沒有資料留下來。我們只知道，托馬斯院長向教皇克雷芒六世請求為六名修士授予聖職，克雷芒六世予以特許。瘟疫很可能奪去了該地許多聖職人員的生命。因此，許多空缺聖職需要填補。這次「有出生缺陷」的人也被任命了。 克賴斯特徹奇小修道院在瘟疫期間去世的聖職人員只有四名。這裡相對來說對瘟疫免疫性更強，有人認為這要歸因於當地良好的水源，一百年來，該修道院都是從山上取水[39]。不久，夏天到了，聖奧爾本斯修道院新上任的院長在去阿維尼翁覲見教皇的途中，在坎特伯雷停下來休整。該院長有兩名隨行，其中一名在坎特伯雷染病去世。同樣，坎特伯雷的「殉道者」聖托馬斯伊斯特布里奇醫院先後任命了兩任院長，中間間隔非常短。聖墓女修道院院長和聖格雷戈里修道院院長都死了。但我們只能猜想一下，在這個令人焦慮不安的時期，教會中都發生了什麼，廣大教眾都發生了什麼。1349年6月，瘟疫仍在桑威奇肆虐。桑威奇原來的墓地屍滿為患。代理主教奉命來到桑威奇。他將亨廷頓伯爵捐贈的一塊土地祝聖為墓地[40]。 莊園裡的佃農在耕田，給他趕牲口的卻是化身為骷髏的瘟疫 坎特伯雷的「殉道者」聖托馬斯伊斯特布里奇醫院 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此時瘟疫傳播的速度有多快，一家人一個接一個地被埋到墳墓。在羅切斯特主教區北部，有個離法弗舍姆三英里的地方叫奧斯普林奇。1349年5月18日，奧斯普林奇的托馬斯·迪恩爵士去世。他留下了四個女兒，五歲的貝妮迪克塔、四歲的瑪格麗特以及更小的瑪莎和瓊。1349年7月8日，托馬斯·迪恩爵士的妻子瑪莎也去世了。1349年8月3日星期一的《死後調查書》顯示，兩個最小的女兒也死了。就這樣，一個六口之家，父親、母親和兩個孩子都因瘟疫去世[41]。 肯特郡的另一部分，也就是羅切斯特主教區這邊，疫情和該郡屬坎特伯雷主教區的部分一樣嚴重。威廉·迪恩記錄了羅切斯特主教區的疫情。瘟疫時期，威廉·迪恩是羅切斯特主教區的教士。「聞所未聞的瘟疫今年在英格蘭肆虐。羅切斯特主教小小的教堂里就死了四名神父、五名侍從、十名僕人、七名年輕教士和六名聽差。因此，教堂里無論哪個部門，都沒有人來為主教服務了。」主教為本篤會的莫靈女修道院祝福了兩任院長，但很快她們都死了。最後，該女修道院只剩下了四名發願修女[42]和四名見習修女[43]。主教從這八個人中選了一名，令她負責女修道院的收入。因為找不到適合的院長人選，所以主教又選了一名，令她負責精神方面的事務。 威廉·迪恩寫道：「瘟疫期間，羅切斯特主教要麼駐霍靈[44]，要麼駐特羅特斯克里夫[45]。每隔一段時間他就分別在兩地授予聖職。唉！多麼令人心痛啊！無數的男女教徒因瘟疫而死，都找不到人將屍體抬到墓地去了。人們把自己的孩子扛在肩上，帶到教堂，然後投進公用的墓穴里。公墓中屍臭盈天，人們都不敢從邊上過。」 威廉·迪恩用最直接的表述使讀者注意到一個事實。史蒂芬·伯青頓與巴斯和韋爾斯主教上文也提到過該事實，即教士們因為害怕染上瘟疫，不敢認真履行職責。這可能是英格蘭唯一的例子。這樣的例子讓我們想到，義大利鬧瘟疫時，教士們因為不可控制的恐懼而放棄了一切原則。 瘟疫無情地帶走孩子 幾名發願修女 莫靈女修道院 威廉·迪恩重申：「瘟疫中，許多專任神父和領聖俸的教士拒絕行聖事，除非有人出大價錢。1349年6月27日，羅切斯特主教授權執事長命令這些人履行聖職，否則停職。」[46]羅切斯特主教寫道：「一些神父及教士拒絕擔任從法律層面及實際層面都空缺的聖職，因為這些聖職聖俸菲薄。另外，有些神父一直拿微薄聖俸，現在不想繼續拿了，因為隨著他們堂區居民的死亡，他們的聖俸明顯減少。於是，他們生活無著，難以擔負重任。因此，諸堂區長久以來無人負責，神父已經放棄了自己的職責。對教眾來說，這非常危險。我們期待這種情況能儘快解決，特作此函，向主教區所有已授予聖職的或以後要被授予聖職的堂區代理主持及堂區主持允許及授予特殊許可。如果他們的微薄聖俸不足每年十馬克[47]，能在任職時每年得到一次或幾次彌撒金[48]，以使其聖俸達到每年十馬克。」[49] 威廉·迪恩提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布拉德沃丁在倫敦羅切斯特主教的宅邸去世。威廉·迪恩說：「有那麼一段時間，各行各業人手都缺得厲害。英格蘭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撂荒了。勞工十分叛逆，即使國王、法律或法院也約束不了他們，大部分人變得越來越墮落、邪惡。他們從不考慮死亡，從不考慮剛過去的瘟疫，從不考慮自己的靈魂如何才能得救……神父很少考慮教眾懺悔的靈魂是多麼有價值，而是去了能拿比目前聖俸更高的地方。因此，許多職位都無人執掌，教規也限制不了那些不履行聖職的人。日復一日，無論是教士還是教眾，他們靈魂所面臨的危險成倍增加了。」 「整個冬天，整個春天，年老體衰的羅切斯特主教一直留在特羅特斯克里夫。面對時代的突變，他傷心不已。主教轄區的每處莊園都是房倒牆塌，幾乎沒有一個莊園能繳納一百英鎊的供奉。羅切斯特修道院的物資供應非常匱乏，於是修士們都因沒有食物而煩惱，不得不自己磨麵做麵包。」但修道院院長一直養尊處優。威廉·迪恩還談到許多內容，分析瘟疫所造成的結果時，這些內容會有所涉及。本章只引用威廉·迪恩的這段話：「主教巡視了莫靈女修道院和列斯涅斯修道院，」發現它們一貧如洗，「從現在到末日審判那一天它們也恢復不過來。」威廉·迪恩提到，西蒙·伊斯利普擔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那一天，沒有像往常那樣大肆操辦，而是為了節約支出，與修士們在克賴斯特徹奇的餐廳簡單地吃了一頓[50]。 大瘟疫被描繪為一具可怕的骷髏，所到之處，人們紛紛躲避。躲避不及，必死無疑 上面是瘟疫時期羅切斯特主教區的情況。這裡很有必要加上一點，該主教區的聖職數量是二百三十個左右。通過這個數字，我們可以估算因瘟疫而死的教士的數量。 溫切斯特主教區下轄薩里郡、漢普郡和懷特島郡。1348年10月24日，威廉·伊登頓[51]主教致函所有教士，令其祈禱[52]。因為人們都知道其他郡正在發生什麼，個個憂心忡忡。這封信展現了人們的恐懼。他寫道：「蒙上帝旨意，我祝溫切斯特主教區的修道院院長和全體聖職人員身體健康、受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們聽到了拉瑪的聲音[53]，全世界各個國家充斥著悲泣和哭聲。因為這場前所未有的瘟疫，各國兒死女亡，如墜深淵，卻難以得到寬慰。從前，無論是城市、鄉鎮，還是城堡、村落，建築美輪美奐，男士睿智多才、孔武有力，女士優雅端莊。人們都幸福快樂，無憂無慮。但隨著瘟疫的襲擊，人口銳減。瘟疫之災，甚於利劍。瘟疫所到之處，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如同躲避虎穴狼窩一般。世間已無快樂可言，樂音戛然而止，歡聲難以再聞。曾經豐饒的鄉村沒有農人耕種土地，處處荒蕪。我悲傷地向諸位通告，據我所聞，瘟疫已經像野蠻人一樣蹂躪了英格蘭沿海地區。我們戰戰兢兢，害怕瘟疫蔓延到本城、本主教區。真希望上帝能阻止這一切啊！儘管上帝或為試探我們的忍耐，或為懲罰我們的罪惡，常常讓我們痛苦折磨，但上帝之心非常人所能揣測。讓人揪心的是，很可能是人的肉慾，那由亞當的原罪所引燃的、引導人們走向邪惡的肉慾，正讓我們在邪惡的路上越走越遠，從而引起了上帝的憤怒，上帝便通過這場天譴來懲罰我們。」 肆虐的瘟疫 「但上帝是有愛心的，是仁慈的，是有耐心的。儘管我們遇到了天災，但我仍虔誠地要求大家衷心地信奉上帝，謙卑地服從上帝。這樣一來，上帝便可能不讓我們再承受我們應該承受的災難。以上帝之名，以服從的美德之名，我規勸並要求大家來到上帝面前，懷著懺悔之心，衷心悔罪。大家要深深懺悔，自我懲罰，以求得上帝原諒。我命令你們，每個星期日和星期三，你們都要聚集在各自修道院的唱詩班中，真誠而謙卑地跪下，唱誦七篇懺悔詩[54]和十五篇上行之詩[55]。每個星期五，你們要和教士及市民遊行，穿越威斯敏斯特市的市場，一路唱誦這些詩篇，吟詠連禱文，祈求聖父停止降在我們身上的瘟疫。我期待，所有人都能接受召喚來參加一系列神聖的遊行，並敦促大家採取其他虔誠的行動。遊行時，大家要垂頭、赤足、齋戒，懷著虔誠的心反覆祈禱，杜絕一切無益的話語，要時常念誦主禱文，要常念萬福瑪麗亞。遊行結束後，我希望你們能去自己的教堂里做彌撒，你們要以最誠摯的方式祈禱，直至彌撒結束。」最後，主教對那些參加懺悔聖禮的人予以特赦[56]。 就在同一天，1348年10月24日，威廉·伊登頓主教向全體教士尤其是薩里郡主教座堂的執事長發布訓令。主教訓導諸教士，鑒於可怕的瘟疫將至，敦促所有教士經常進行懺悔聖事，參加在市鎮廣場中或鄉村教堂墓地周圍進行的赤足祈禱和遊行。 1348年11月17日，瘟疫逼近之際，主教授予了無條件特許，提醒教民「我們都認可聖父的教導，疾病及夭折都是因罪而生。通過治療靈魂，這類疾苦便可斷絕」。為了防止隱修的修女因其神父的死亡而無從懺悔，主教向主教區的女修道院院長等承諾任命兩到三名合適的神父。這些神父已獲特許，可以聽修女的懺悔[57]。 在聖誕節前，瘟疫就已經出現在溫切斯特主教區，儘管只是剛剛露頭。1349年1月19日，威廉·伊登頓主教致函其下屬，說他有好消息——得知此消息時，他非常高興——要宣布。「我們的聖父，我們至高無上的教皇，已經回復了他本人及教眾們的祈求。鑒於瘟疫即將到來，特向主教區的所有人，無論是修會聖職人員還是非修會人員，無論是教會人士還是世俗人士，均予以大赦。只要他們懷著真誠的懊悔之心向任何神父懺悔；在彌留之際，只要他們能懷著真正的信仰與神聖的羅馬教堂在一起，服從並奉獻於我們的主人羅馬教皇及其繼承者羅馬主教，均可得到赦免。」主教隨後命令，這一特赦要讓所有人都知道，而且越快越好[58]。 一位優雅端莊的女士被瘟疫追隨 一對被瘟疫糾纏上的夫婦 此時，溫切斯特市和主教區其他地方一樣，埋葬因瘟疫而死的人很快就變得困難重重了。到了1349年1月，城裡許多聖職空缺。毋庸置疑，每天的死亡名單都令人憂心忡忡。教士們出於多種因素考慮，希望死人僅埋葬在祝聖過的墓地里，但一些教民已經明確表態，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原來的清規戒律應該並且必須先放到一邊。他們攻擊並打傷了聖斯威森小修道院一名在平時的墓地里主持葬禮的修士拉爾夫·德斯湯頓。很明顯，這是為了更好地落實他們的看法。該修士被打令威廉·伊登頓主教勃然大怒。1349年1月21日，他令溫切斯特修道院院長和海德修道院院長布道，講關於肉體復活的天主教教義，並公開宣布將毆打修士的人逐出教會。威廉·伊登頓主教說：「全世界的天主教會都相信死者肉體的復活。肉體因接受聖事而聖潔，所以不能葬在不聖潔的地方，而是要專門葬在祝聖過的墓地里或教堂里。在那裡，肉體和聖徒的聖骸一樣被尊崇地保存著，直到復活那一天。」接著，他指出，溫切斯特市應成為整個主教區的典範，要比其他地方更能彰顯天主教信仰的光芒。但溫切斯特市的一些人不是該市市民甚至沒有出生在該市——他們不像其他市民那樣因正直的生活和忠誠的信仰而著稱，而是低等的外鄉人、教會中墮落的子民。拉爾夫·德斯湯頓在規定的墓地為死者主持葬禮時，他們能通過拉爾夫·德斯湯頓舉止、習慣以及剃光的頭頂看出他是一名修士，但卻還是攻擊了他，毆打他，不讓他把死者和那些等待覆活的人埋葬在一起。考慮到此事可能危及關於肉體復活的天主教信仰，威廉·伊登頓主教要求在溫切斯特諸教堂布道。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非常明顯，就像在義大利發生的一樣，瘟疫帶來的危機已經使對天主教首要原則的懷疑浮出水面。 溫切斯特 威廉·伊登頓主教補充道，他注意到，「此時」大量虔誠的教民死亡，數量遠超從前，所以應該規定「各堂區的人應該儘快獲得快速安葬的機會」，擴建舊有的墓地，同時開闢新墓地[59]。 然而，困難依然存在。1349年2月13日，愛德華三世致函海德修道院的約翰·德漢普頓、羅伯特·德波帕姆和威廉·德法弗海德[60]，令他們組成調查委員會，審理並裁定溫切斯特主教威廉·德伊登頓提出的訴狀。該訴狀與一塊圍起來的地有關。這塊地原本屬於海德修道院，與溫徹斯特主教教堂附屬的聖斯威森小修道院的墓地相鄰。海德修道院搬走後，亨利一世[61]將該地塊賜予聖斯威森小修道院。訴狀中說：「市長、執達吏[62]和一些市民進入了上述被侵占的地方。這裡每周開兩次集市，每年辦兩次狂歡」，這樣一來，「死者的屍體就被打擾了，這是極不公正的。這是因為最近的大瘟疫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堂區的埋葬地不夠用，於是主教行使職權，祝聖該地為墓地，許多人得以下葬。」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們奉命去查看上述區域、公墓及教堂的院子，「選出陪審團成員，檢查證據並審理此案」[63]。 亨利一世 通過漢普郡[64]授予聖職的日期，我們能確定哪一段時間死亡最頻繁。我們發現，1349年2月、3月和4月是瘟疫爆發的高峰期。5月授予聖職的數量是瘟疫爆發前三年月平均數量的兩倍。 3月、4月和5月很明顯是薩里郡瘟疫最嚴重的月份。5月授予聖職的數量是瘟疫爆發前一年平均任命數量的兩倍[65]。 有些地區的疫情要比其他地方嚴重，比如漢普郡北部的貝辛斯托克監理轄區。有時——主要是在3月，聖職空缺的比例更大。在漢普郡西部，2月就有一些聖職空缺，3月聖職空缺的數量最大。威爾特郡的艾維徹奇小修道院院長死於2月2日。除一人倖免外，修道院的其他人很快都隨院長進了墳墓。該修道院毗鄰漢普郡邊境。2月7日，該修道院獲授聖職。空缺最早的聖職之一是離威爾特郡不遠的福丁布里奇的神父，該聖職於1348年12月21日獲授。僅僅兩天後，南安普頓郡便明顯出現了瘟疫開始的跡象。1349年3月和4月，該郡南部沿海地區朴茨茅斯和海靈島災情嚴重。3月，懷特島及南部丘陵地帶與海洋中間的農村里，空缺聖職獲授的記錄非常多。1349年1月14日，威廉·伊登頓主教向旺茲沃思任命了新的堂區代理主持，「因為我們需要管理教堂，滿足各種需求，尤其是目前瘟疫仍在肆虐的時候」[66]。 伊登頓主教主持的聖職授任儀式，進一步顯示了瘟疫給溫切斯特主教區造成的巨大破壞。1349和1350年，儘管不是四季齋期，但他仍然主持了六次公開的聖職授任儀式和多次私下的聖職授任儀式[67]。1349年3月5日，一名候選人直接領受神父聖秩，還有一名候選人在一天內兩次領受聖秩。聖職授任儀式的次數從1347年3月的五十七次漲到了1349年3月的一百五十八次[68]。 經常生活在城市人口密集地區的托缽修士的死亡數量更高。漢普郡托缽修士的死亡數量驚人。這種情況可以從他們推薦的領受聖秩的對象上看出來。1346年9月到1348年6月，溫切斯特的奧斯丁會修道院推薦四人領受神父聖秩，而下一次推薦是1358年，推薦了兩人。方濟各會在溫切斯特和南安普頓有兩處修道院。1347到1348年，這兩處有三人被推薦，但直到威廉·伊登頓主教去世的1359年，才有兩人被推薦。溫徹斯特的多明我會的情況大致也是這樣，瘟疫過後十年內，才有一名修士被推薦領受神父聖秩。 多年來一直研究溫徹斯特主教區主教登記簿和其他檔案的弗朗西斯·約瑟夫·貝金特論及此次瘟疫的影響時，寫道：「我們無法弄清楚溫徹斯特主教區各修道院的災情……但薩里郡桑當的醫院，無一人在瘟疫中倖免。該主教區的其他修道院[69]，死於瘟疫的各修道院院長不少於二十八人。」 緊鄰漢普郡的薩塞克斯郡，因為主教登記簿已經缺失，從而無法確定瘟疫中各修道院修士的死亡數字。但可以確定的是，與其他能獲得明確信息的地方相比，該地的疫情同樣嚴重。 在鬧瘟疫的1349年，愛德華三世賜予溫奇爾西的堂區負責神父約翰·德斯卡利一處住宅。該住宅原屬瑪蒂爾達·呂科丁所有。她死後沒有繼承人。「出於對聖托馬斯的虔誠」，愛德華三世將該住宅賜予教堂，作為堂區負責神父的永久住所[70]。溫奇爾西疫情的嚴重程度從以下事實便可看出。1349年，「該地有九十四處住所荒廢，無人居住」[71]。愛德華三世的欽差大臣說，溫奇爾西與拉伊兩鎮本應每年交十一英鎊十七先令五便士的稅，但1354年交的稅還不到八英鎊一先令，「因為許多房子已經壞掉，無人居住」[72]。 順便提一下，博克斯格羅夫修道院院長約翰·德韋林1349年5月20日之前某天去世。5月20日，該修道院的修士們選舉了下一任院長。伊利主教區的主教登記簿上碰巧有一條記錄——1349年7月25日，劍橋郡的瓦登堂區新任命了一名堂區代理主持。同時，劉易斯修道院排名第四的副院長被推薦享有聖俸。該記錄解釋道，之所以推薦該修道院排名第四的副院長享有聖俸，是因為「該修道院的院長、副院長及排名第三的副院長都去世了[73]」。最後說一句，即便是瘟疫過後一兩年，巴特爾修道院仍然困難重重，「破損嚴重」[74]。愛德華三世命人對此進行調查。 溫徹斯特街頭患上瘟疫的人 瘟疫在人群中起舞 * * * [1]夸特是英國容積單位。——譯者注 [2]《史料匯編》：《史頌》，第3卷，第213頁。——原注 [3]《伯蒙德西修道院編年史》，見於《史料匯編》之《諸修道院編年史》，第3卷，第475頁。——原注 [4]《史料匯編》：《愛德華三世英武史》，第406頁。——原注 [5]托馬斯·賴默：《英王對外條約匯編》，第5卷，第655頁。——原注 [6]約翰·斯托（1524或1525—1605），英格蘭歷史學家，因其所著《倫敦概覽》而知名。——譯者注 [7]托夫特是面積單位，一托夫特相當於一公頃。——譯者注 [8]約翰·斯托：《倫敦概覽》，第2卷，第13頁。——原注 [9]瓦爾特·曼尼爵士（1310—1372），查特豪斯的建立者。——譯者注 [10]祝聖是天主教的一種宗教活動。——譯者注 [11]查爾斯·克賴頓：《英國瘟疫史》，第128頁。該頁引用了約翰·里克曼所著《1831年人口回報摘要》。約翰·里克曼估計倫敦共死亡十萬人。查爾斯·克賴頓認為，倫敦共死亡不到五萬人。事實上，查爾斯·克賴頓認為，1349年倫敦「很大可能」只有四萬四千七百七十人。——原注。 [12]布魯克·蘭伯特：《倫敦》，第1卷，第241頁。——原注 [13]查爾斯·克賴頓：《英國瘟疫史》，第129頁。其中提到：「1344年，在庫特斯公司的組建章程中，有八個人被提名為理事。一個注釋說他們五年後都死去了，也就是說，他們都死於黑死病肆虐的1349年，儘管並不能確定他們皆因黑死病而死。另外，在哈特公司的章程中，該章程制定於大瘟疫爆發的前一年（1347年12月13日），六人被提名為理事。根據一條注釋，他們都在1350年7月7日前死了，死因未註明，有可能這些人的死因對當時的人來說都熟悉。我們也知道，戈德史密斯公司有六名理事死於黑死病那一年。」——原注 [14]《倫敦哈斯廷斯法院遺囑索引》：雷金納德·魯賓遜·夏普編，第1卷，第27頁。——原注 [15]托馬斯·賴默：《英王對外條約匯編》，第5卷，第658頁。——原注 [16]大英博物館：《科頓手稿》，維特里烏斯部分，E. xiv分部，文檔129b。——原注 [17]檔案局：《財政大臣債務徵收官備忘錄檔案》，愛德華三世25年，文檔26。——原注 [18]每年復活節前的星期四。——譯者注 [19]《史料匯編》：《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編年史》，第2卷，第369頁。——原注 [20]《史料匯編》：《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編年史》，第2卷，第381頁。——原注 [21]詹姆斯·埃德溫·索羅爾德·羅傑斯：《六百年來的工作及工資》，第1卷，第225頁。——原注 [22]衡平法院亦稱「大法官法院」，是英格蘭14世紀至19世紀與普通法院相平行的法院。負責審理有關銀行、抵押、遺囑等方面的案件。——譯者注 [23]比如，登記表中一起出現了八份令狀，要求調查霍爾德內斯監理轄區霍恩西伯頓不同死者的地產。見於檔案局：《原始令狀捲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17。——原注 [24]本書中所說的土地、磨坊等物的價值，是指將其出租所得的收益，而非將其出售的收益。——譯者注 [25]自由佃農要交納地租以取得對土地的使用權，人身上是完全自由的。——譯者注 [26]農奴亦稱「維蘭」或「習慣佃農」，在法律上不自由，其負擔的義務通常由習慣確定，所以稱「習慣佃農」。習慣佃農通常要負擔勞役、雜役及一些雜費。——譯者注 [27]茅舍農租住一兩間小屋，租種小塊田地，沒有犁和耕牛，主要靠傭工收入維持生活，生活非常艱辛。——譯者注 [28]檔案局：文秘署《死後調查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85。——原注 [29]檔案局：文秘署《死後調查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75。——原注 [30]檔案局：文秘署《死後調查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77。——原注 [31]威廉·蒙塔古（1301—1344），亦稱威廉·蒙塔丘特，第一任索爾茲伯里伯爵，愛德華三世密友。——譯者注 [32]檔案局：文秘署《死後調查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58。——原注 [33]可參考該郡的四份土地收還官《死後調查書》。見於土地收還官《死後調查書》，文檔103。——原注 [34]喬治·利普斯科姆：《白金漢郡的歷史及古蹟》。——原注 [35] 上表是1349年各月職位任命的數量。——原注 [36]歷史手稿委員會：《第八次報告》，第336頁。——原注 [37]史蒂芬·伯青頓（？—1407），英格蘭著名的修士、作家，著有《坎特伯雷歷任主教傳》一書。——譯者注 [38]亨利·沃頓：《英格蘭大主教及主教傳》，第1卷，第42頁。——原注 [39]詹姆斯·埃德溫·索羅爾德·羅傑斯：《六百年來的工作及工資》，第1卷，第221頁。——原注 [40]歷史手稿委員會：《第八次報告》，第336頁。該報告尼古拉·巴特雷的版本見於大英博物館，補充手稿，第22665號，文檔183。——原注 [41]土地收還官《死後調查書》，愛德華三世23年，肯特郡。——原注 [42]見習修女見習期滿後，第一次發願，便成為發願修女。——譯者注 [43]想成為修女，首先要經過考核，然後進入見習期，成為見習修女。——譯者注 [44]霍靈距羅切斯特約六英里。——原注 [45]特羅特斯克里夫距梅德斯通九英里。——原注 [46]亨利·沃頓：《英格蘭大主教及主教傳》，第1卷，第375到376頁。——原注 [47]一馬克相當於一百六十便士或十三先令四便士。——譯者注 [48]彌撒金是教徒請神父做彌撒時交的錢。——譯者注 [49]大英博物館：《科頓手稿》，福斯蒂娜部分，B.v分部，文檔98。——原注 [50]大英博物館：《科頓手稿》，福斯蒂娜部分，B.v分部，文檔99。——原注 [51]威廉·伊登頓（？—1366），溫切斯特主教。——譯者注 [52]感謝弗朗西斯·約瑟夫·貝金特先生。他允許我使用其轉寫的主教登記簿，協助我調查了關於溫徹斯特主教區的一切事宜。——原注 [53]出自《新約·馬太福音》第二章。希律王因沒有找到剛降生的耶穌，便差人將伯利恆城內及周圍兩歲以下的嬰兒全部殺掉，導致哀鴻遍野。這裡以這場大屠殺中無辜人士的死亡比喻瘟疫導致人口大量死亡。——譯者注 [54]指《聖經·詩篇》中的第6、32、38、51、102、130和143篇。——譯者注 [55]指《聖經·詩篇》中的第120到134篇。——譯者注 [56]《伊登頓主教登記簿》，第2卷，文檔17。——原注 [57]《伊登頓主教登記簿》，第2卷，文檔17、18。——原注 [58]《伊登頓主教登記簿》，第2卷，文檔19。此次特赦一直持續到復活節，但後來延長到聖米迦勒節。此次延長系教皇口諭賜予，一封日期為1349年4月28日的信函將此次延長通知到該主教區。5月25日，伊登頓主教布告主教區，宣布了此次延長，並命令此消息須即刻令整個主教區知悉。——原注 [59]《伊登頓主教登記簿》，第1卷，文檔19b。——原注 [60]有人懷疑該函中所指的瘟疫並非1348到1349這一次，但信中所提的兩個人的死亡日期可以消此疑慮。約翰·德漢普頓死於1356年8月4日，威廉·德法夫海德死於1361年5月18日。——原注 [61]亨利一世（1068—1135），英格蘭國王，1100到1135年在位。——譯者注 [62]執達吏是負責送達法院傳票及實施法院命令，尤其是執行沒收債務人貨物命令的官員。——譯者注 [63]《溫徹斯特大教堂檔案》，第2部，文檔80。其中，第1部，文檔120是「溫徹斯特主教訴市長等人之記錄文本。該訴涉及教堂墓地之範圍及邊界。此墓地曾為海德修道院舊地，稱聖彼得墓地。」愛德華三世23年（1349年）。——原注 [64] 上表是漢普郡獲授的聖職數。——原注 [65] 上表是薩里郡獲授的聖職數。——原注 [66]《伊登頓主教登記簿》，第1卷，文檔38。——原注 [67]當時人們習慣在四季齋期在教會內進行祈禱、補贖、祝聖聖職等活動。——譯者注 [68] 上表的推薦數量是約翰·查爾斯·考克斯在其為《維多利亞地方史·漢普郡郡志》所寫的教會史中（第1卷，第34頁）列出的。——原注 [69]溫徹斯特主教區僅由兩個郡組成。——原注 [70]檔案局：《原始令狀捲軸》，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37。——原注 [71]《財政署收支卷檔》，愛德華三世23年，文檔23。——原注 [72]檔案局：《財政大臣債務徵收官備忘錄檔案》，愛德華三世28年。——原注 [73]大英博物館：《科爾手稿》，第5824號，第78頁。——原注 [74]《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7年，第1部分，文檔4。——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