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 · 第5章　英格蘭爆發瘟疫

精彩 看點 澤西島和根西島發生疫情——英格蘭要發生疫情的最早傳言——多塞特郡的梅爾科姆里吉斯發生疫情——關於英格蘭瘟疫發生時間的討論——統計中世紀的數字困難重重——主教登記簿記載了享聖俸聖職的任命情況價值巨大——公函捲軸中的證據——多塞特郡的空缺聖職任命情況——瘟疫中教士難覓——薩默塞特郡的空缺聖職任命情況——瘟疫對修道院造成的影響——布里斯托爾的疫情——德文郡和康沃爾郡人口大量死亡的證據——埃克塞特郡的空缺聖職任命情況——疫情繼續傳播——教區內的修道院 1348年秋，疫情開始在英格蘭出現。前面已經提到，1348年夏，法蘭西北部正飽受瘟疫之苦，8月瘟疫傳到諾曼底並在加來出現。當時，加來是英格蘭的領土。與英格蘭聯繫密切的澤西島和根西島的人口很可能因瘟疫而銳減，十無其一。這些島嶼受瘟疫的影響之大，導致英王愛德華三世連慣常的漁業稅都征不上來。愛德華三世致函總督約翰·馬特拉沃斯說：「這些島嶼和其他地方一樣，人口大量死亡。每年要上交給我們的漁業稅現在徵收不上來了，除非我們向那些倖免一死的漁民多徵稅，而這樣一來，他們將更加貧窮。」[1] 1348年夏初，有傳言說英格蘭要發生瘟疫。1348年8月17日，巴斯和韋爾斯主教、什魯斯伯里的拉爾夫向其教區發布通告，命令「每個教堂都要在周五進行宗教遊行，拜苦路[2]，祈求上帝保護人民，不要讓人民受到這場來自東方、已經襲擊鄰國的瘟疫的危害。」他宣布了四十天的特赦期。在特赦期內，蒙受神恩的人應該施捨救濟、齋戒或祈禱，以消除上帝的憤怒[3]。 主教通告中提到的「鄰國」，毫無疑問是指法蘭西。瘟疫很可能是由來自加來的船隻傳到英格蘭的，船上坐著急於逃離的人。許多記錄都認為多塞特郡沿岸是最早爆發瘟疫的地方。當時一個叫加爾弗里德·勒貝克的人說：「瘟疫先在多塞特郡的一處港口出現，接著進入多塞特郡，幾乎使當地人全部喪命。接著，瘟疫經德文郡、薩默塞特郡進入布里斯托爾郡」[4]。有兩三種編年史與眾不同，它們認為梅爾科姆里吉斯才是應該讓人銘記的英格蘭首次出現瘟疫的地方。馬姆斯伯里修士所作的名為《史頌》的編年史記載：「1348年，聖托馬斯升天節（7月7日）前後，讓子孫萬代聞之變色的冷酷的瘟疫從海上傳到了英格蘭南方海岸，降臨到多塞特郡一個叫梅爾斯科姆的港口。瘟疫席捲英格蘭南部地區，多塞特、德文和薩默塞特死者無數。」[5]尼古拉·特里維特[6]所著編年史的補編記載：「大瘟疫經英格蘭南部深入內陸。從海上來的船到達一個叫梅爾斯科姆的鎮子，瘟疫由此傳播開來。」[7]該補編記載的歷史止於愛德華三世駕崩，作者是布里德靈頓的一名教士，他很可能生活在瘟疫爆發的時期。 梅爾科姆里吉斯或韋茅斯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港口。比如，1347到1348年，愛德華三世圍攻加來。該港口為愛德華三世提供了二十艘船和二百六十四名船員。布里斯托爾僅送過去二十二艘船和六百零八名水手。即使是倫敦，也僅僅提供了二十五艘船和六百六十二個人[8]。這一事實讀來饒有趣味，不僅顯示了梅爾科姆里吉斯作為南部海港的重要地位，而且展現了在這個非常時期該港口與加來的聯繫。毫無疑問，該港口與法蘭西沿海城鎮也有聯繫。很有可能是一些梅爾斯科姆的船從加來返回，將瘟疫帶到了該地。關於梅爾斯科姆港人口死亡的情況，還沒有發現相關證據，但有資料顯示了瘟疫給梅爾斯科姆鄰近地區帶來的影響。瘟疫過去三年後，愛德華三世下詔，禁止波特蘭島任何居民離開他們在波特蘭島的家，並禁止他們將自己的穀物出售給其他地區。詔令中說：「我們知道，在上次瘟疫中，多塞特郡的波特蘭島人口銳減，瘟疫中倖存下來的人已不能抵禦外敵以自保。」[9] 多塞特郡首次出現瘟疫的確切時間仍然存疑。馬姆斯伯里的修士在其《史頌》一書中認為1348年7月7日是瘟疫在梅爾科姆里吉斯開始的第一天，這是最早的日期。最晚的日期是亨利·奈頓[10]給出的，他是萊斯特的教士，活動時間在瘟疫後。他提到，一般來說，瘟疫始於1348年秋。有的編年史認為瘟疫始於1348年7月25日，有的認為是8月1日，有的則只說是8月。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巴斯和韋爾斯主教在8月中旬時正在主教區，他們顯然不知道瘟疫到達英格蘭的消息。比較可能的情況是，瘟疫蔓延到英格蘭西部的時間應當在8月中旬，晚則不過8月底。 瘟疫早期的發生可由一份文件證實。該文件是坎特伯雷主教座堂教士團及監理的檔案。斯特拉福德大主教逝於聖巴托洛繆日的前一天，即1348年8月23日。9月末之前，坎特伯雷修道院院長在大主教空缺時暫代其職。他委任倫敦主教為主教團團長，能向坎特伯雷諸代理主教[11]發布指令，讓他們在各自主教區內主持公共遊行，祈求上帝的幫助，以抵禦已達到驚人程度的「瘟疫」[12]。 奧古斯丁會修士尼古拉·特里維特 圍攻加來 1348年夏秋兩季，英格蘭降雨反常。編年史記載，從聖約翰節（6月24日）到聖誕節，幾乎天天下雨，要麼白天下，要麼夜裡下。在原本就利於瘟疫傳播的季節里，致命的瘟疫更具備了快速傳播的條件。 瘟疫從梅爾科姆里吉斯很快就傳到了多塞特郡、德文郡和薩默塞特郡以及索爾茲伯里郡、埃克塞特郡和韋爾斯教區的其他郡。當時坎特伯雷法院記錄員埃夫斯伯里的羅伯特寫道：「瘟疫由一地飛快地傳播到另一地。上午還健健康康的一個人，中午便因瘟疫而死。瘟疫不管人的貧富，一律傳染（只有幾個富人能逃避），因染瘟疫而必死的人活不過三天，最多能活四天。每天有二十、四十、六十甚至更多具屍體被投入同一個墳墓。」[13]事實上，英格蘭西部1348年秋末至次年初幾個月的狀況，正可用古代戲劇中的兩句話來形容： 死訊接踵而至， 令人應接不暇。 要想知道當時瘟疫致死的人數，首要目標是儘量多分析當時編年史和其他材料中略顯寬泛、模糊不清的記錄，並進行確定性的統計分析。但因為這樣的材料多付闕如，研究中世紀的歷史便困難重重。中世紀的歷史錯綜複雜、非常棘手，研究材料不足，話題單調枯燥，所以現代作者對當時歐洲國家具體有多少人口這一課題的研究沒有多少進展。儘管如此，該研究還是可以好好進行的。一般來說，基督教會的文獻為進行統計提供了翔實的基礎，其中的主教登記簿能為我們提供確切的數字。主教登記簿對本書的研究異常重要，所以本書會經常引用相關材料。只有這些主教登記簿能提供足夠的信息，從而讓我們了解因瘟疫而死的人所占的比例。有可能聖職人員的死亡比例要高於世俗人士的死亡比例，但只有了解了因瘟疫而死的教士的數量，我們才能對世俗人士的死亡數量作出估計。所以，本書對教士的死亡數量進行了系統的探討。 一名感染黑死病即將死去的婦女 我們要通過這些材料了解當時因瘟疫致死的人口數量。這裡先要介紹一點背景，以幫助讀者了解這些材料的性質和價值。每個主教區都有一本主教登記簿，主教在上面開列著因聖職空缺而授予某人聖職的記錄。按照慣例，主教登記簿上面不僅記錄著發生調動的地方及去職和就職的神父，而且記錄著調動發生的時間及聖職空缺的原因，不管是因為任職人員的死亡、調動還是辭職。關鍵時段或者說1348年秋到1349年的記錄，為我們開闢了判斷教士死亡情況的途徑。但我們一定要知道，這些材料僅僅記錄了重要崗位上的教士，沒有記錄數量眾多的助理神父、專任神父，更不用說主教區里那些修士、主教座堂教士團成員、托缽修士了。近來，有研究者說，不享聖俸的教士數量要稍多於享聖俸的教士的數量，所以在估計瘟疫期間某主教區教士的死亡數量時，我們可以將該主教區因死亡而發生變動的數字翻一番[14]。這些授予聖職的冊子還記錄了各種聖職任命的時間，這就能讓我們確定，至少是大體確定某一地區瘟疫流行的時間，甚至某個具體地方瘟疫流行的時間。當然，我們要考慮到填補聖職產生的時間延遲。 除每個主教區的主教登記簿外，一系列名為「公函捲軸」的官方材料，也包含著許多瘟疫破壞情況的證據。在各式各樣的政府公文中，公函捲軸記錄了當時國王頒布的王室特許權、許可令狀和聖職推薦令狀等文件，這些文件將當時的空缺聖職置於國王監護之下。一般包括： 一、國王應充當贊助人的享聖俸聖職。 二、國王對承租人未成年繼承人有監護權的地區所推薦的聖職。 三、由國王推薦的空缺的主教區主教職位及修道院院長職位。 1348到1349年，聖職推薦令狀的數量大幅度增長，因為當時設在英格蘭但所有權隸屬外國的修道院也由英王任免院長了。按照政府公文的說法，「因為與法蘭西的戰爭，國王將這些修道院的財產控制在自己手裡了。」 公函捲軸登記的一條條信息可以作為推斷瘟疫期間享有聖俸教士的死亡情況的證據。現將該情況簡要歸納如下：1348年1月到5月，國王推薦聖職四十二次，在接下來的四個月里推薦了三十六次。因此，瘟疫到來前的八個月里，國王平均每月推薦聖職的次數低於十次。瘟疫到來之前，國王每年推薦聖職的平均次數幾乎不過百。通過公函捲軸記錄的從1348年9月到年底國王推薦聖職的情況，可以確定，1348年的最後四個月里，由國王推薦的聖職數量上升，國王多推薦了八十一次聖職。 1349年的公函捲軸同樣分為三個部分或三卷。第一部分包括國王自1月25日到5月底推薦聖職的情況。這長長的記錄略顯奇怪，因為所載政府公文中一大部分是愛德華三世向空缺聖職推薦聖職的文件，這樣的記錄有二百四十九條，而上年同時期的記錄是四十二條。第二部分是愛德華三世1349年6月到9月中旬推薦聖職的記錄，數量達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四百四十條，而1348年同時期的記錄數是三十六條。第三部分是1349年9月中旬到1350年1月24日的記錄，數字有所減少，但總數仍達兩百零五次。 總的來說，從1349年1月25日起整整一年內，愛德華三世共為空缺聖職推薦聖職八百九十四次。與正常年份1348年的數字相比，大概可以說，愛德華三世這兩年推薦的一千零五十三次聖職中，至少有八百次是因為瘟疫造成教士死亡而形成了聖職空缺。雖然愛德華三世推薦了這麼多聖職，但在空缺聖職任命數量中這也只占很小一部分。考慮到這一點，我們不難斷定，瘟疫造成的死亡更嚴重了。 托缽修士正在娛樂 聖職人員被瘟疫傳染 統計所顯示問題的詳情以及通過統計數據看到的瘟疫造成的影響，後面幾章會詳細討論，此處暫且不表，以免打斷我們對瘟疫的講述。1349年秋，愛德華三世多次推薦聖職，其中提到塞勒姆主教區的次數很多，多塞特郡就位於塞勒姆主教區。1348年10月8日到1349年1月10日三個月內，愛德華三世為塞勒姆主教區推薦聖職不少於三十次，其中大部分聖職都推薦給了多塞特郡。顯然阿伯茨伯里修道院是英格蘭最早爆發瘟疫的修道院。1348年10月8日，愛德華三世為賓庫姆堂區推薦聖職。這兩個地方都位於首先爆發瘟疫的梅爾科姆里吉斯附近。 僅僅根據愛德華三世推薦聖職的情況，我們就驚奇地發現，英格蘭瘟疫的傳播路徑與河流和水道的走向十分緊密。比如，1348年11月和12月，布蘭德福德周邊地區的疫情一定非常嚴重，兩個溫特本和斯佩茨伯里連同布蘭德福德這四個毗鄰斯陶爾河的地方，都因瘟疫失去了堂區神父。在很短的時間裡，愛德華三次向斯佩茨伯里推薦聖職。格里姆斯比的約翰·勒斯賓塞12月7日被推薦聖職，他可能在治病過程中就被正式任命了。事實上，他很可能在被推薦聖職之前就死了。因為僅僅三天後的12月10日，另一份公文發布了，約翰·勒斯賓塞死後，亞當·德卡爾頓被推薦了。亞當·德卡爾頓任職時間也很短，1349年1月4日，羅伯特·德霍夫頓奉命擔任聖職。在公函捲軸為數不多的記錄中，像1348年12月多塞特這種短時間內連續為同一職位推薦聖職的現象並非孤例。 死者被運到修道院墓地 塞勒姆主教區的街道 看一下該時期每個月的聖職任命數字。儘管考慮到一些聖職在獲授前的確會產生一段時間的空缺，但非常明顯，多塞特郡從1348年10月到1349年2月瘟疫普遍流行，死亡人數最高的時段是1348年12月到1349年1月[15]。從1348年10月起，瘟疫在多塞特郡的存在便通過聖職任命的數量顯示出來了。1348年前幾個月一共才任命了十二個聖職。靠近梅爾科姆里吉斯的西奇克列利10月14日新任命了一名堂區神父。賓庫姆的堂區神父也空缺，愛德華三世10月8日的聖職推薦令可證明此點，直到11月4日，新堂區神父才就任。稍微東邊一點的沃姆韋爾和庫姆卡伊納斯的堂區神父分別於10月9日和19日上任。此時，多塞特郡首府多塞特瘟疫也很嚴重。 據主教登記簿所示，多塞特郡的瘟疫在1348年11月初便很明顯了，因為可以看出此時沿海鄉鎮出現了大量聖職空缺。此時，瘟疫已經抵達布里德波特、東拉爾沃斯、泰恩漢姆、蘭頓和韋勒姆。11月底之前，瘟疫已經穿過多塞特郡出現在沙夫茨伯里。12月3日，沙夫茨伯里南部兩個相鄰的代理主持人主持的堂區——阿伯茨伯里和波特舍姆都任命了新堂區代理主持人。 1348年11月29日，沙夫茨伯里為聖勞倫斯教堂授予聖職，12月10日，為聖馬丁教堂授予聖職，1349年1月6日為聖約翰教堂授予聖職，5月12日再次為聖勞倫斯教堂授予聖職。韋勒姆隸屬他國的韋勒姆小修道院11月4日前便出現了聖職空缺，因為這一天愛德華三世為新近去世的邁克爾·德莫里斯任命了繼任者[16]。1349年12月8日，愛德華三世為韋勒姆的聖馬丁堂區授予聖職，12月22日為聖彼得堂區授予聖職，1350年5月29日為聖約翰堂區授予聖職，6月17日為聖米迦勒堂區授予聖職。2月27日至5月3日，溫特本的聖尼古拉教堂任命了三次聖職。從這些授予聖職的時間判斷，1350年4月底瘟疫好像又爆發了一次，危害巨大。 布里德波特市政當局的記錄顯示，1349年有四名市政官副手在職，而平常只有兩名，但因為受瘟疫影響，現在有四名[17]。與內陸大多數地方相同，普爾這個應召為圍攻加來提供四艘船和九十四人的重要城市，因瘟疫而受損嚴重，盛景不再。約翰·哈欽斯[18]寫道：「普爾有塊凸出去的地，該處有個叫拜特的地方。現在人們還知道，拜特是埋葬瘟疫死者之所。」[19]約翰·哈欽斯還說，普爾在瘟疫結束後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一直沒有完全恢復，因為在亨利八世[20]統治時期，「普爾和多塞特郡的其他城鎮」都在一份名單上，該名單列出了數不盡的地方，有命令要求這些地方修復廢棄的建築。 1348年底，瘟疫已經深入到英格蘭西部諸郡。而1348年秋末，與薩默塞特郡相連的巴斯和韋爾斯教區，以及由德文郡和康沃爾郡所構成的埃克塞特教區，都出現了疫情。整個英格蘭西部，如同一份舊編年史所記載的，「死者無數，嗚呼哀哉！」 英王亨利八世 瘟疫給薩默塞特郡的聖職人員帶來了嚴重影響。早在1349年1月17日，巴斯和韋爾斯主教感到他不得不給他的教徒們寫封信發倡議了。這封信讀來饒有趣味，因為它不僅表明主教區當時就因人口大量死亡而陷入窘境，而且通過該信發出的倡議——這些倡議將在後文大量引用——看出，人們因為疾病而恐懼，進而人們的宗教生活嚴重墮落了。一切關係都鬆散了，教會的一切清規戒律都被棄置一旁，沒有一條能執行下去，當然，也沒有人遵守了。主教寫道：「當前的瘟疫極易傳染，因而到處傳播。隨著許多神父及助理神父[21]去世，許多堂區的教眾沒有神父來牧養。找不到神父或出於宗教熱情或出於獻身精神或為了聖俸來為上述教區行牧養之職。沒有神父來探訪病人或為病人在教堂行聖事（可能是害怕被感染）。正如我們所知，許多教友臨終都沒有進行懺悔聖事。在如此必要的時刻，有人已經不管應該怎麼做了，而是認為如果不向拿著天堂鑰匙的神父悔罪，悔罪是沒有用的，是不值得稱讚的，即便是在非常需要的時候。因此，渴望靈魂得救的我們，想把迷途於罪的道路上的羔羊帶回的我們，基於你們向我們宣誓過的服從，急切地責令你們，命令你們，堂區主持人們，堂區代理主持人們，堂區神父們，待在你們的教堂里；監理們，在你們缺少神父的監理轄區里，你們要馬上宣布，公開宣布，可以自己宣布，也可以讓其他人宣布，告訴大家，所有染上目前瘟疫的人，或有可能得病的人，或行將就木的人，如果找不到神父，可以（根據使徒[22]所教的方式）向平信徒悔罪；如果周圍沒有男人，可以向女人悔罪。通過這封信，蒙耶穌基督的憐憫，我們勸告你們這樣做，並公開在上述地區宣布，根據教會的教導，根據《聖經》的教導，在沒有神父的情況下，向平信徒懺悔，對赦免他們的罪是非常有益的。有人可能擔心聽懺悔的平信徒將懺悔內容泄露，不敢在必要時進行懺悔。我們要讓所有人知道，尤其是讓那些已經聽過懺悔的平信徒，或者那些可能以後會聽懺悔的平信徒知道，根據教會的規誡，他們一定要保守秘密。根據《聖經》的教導，他們不能泄露懺悔的內容，無論是通過話語、手勢還是其他任何方式，除非懺悔的人允許他們說出懺悔內容。如果懺悔內容被泄露，泄密者要知道，這是犯了大罪，定會招致全能的上帝及整個教會的憤慨。」為了進一步激勵教士及俗人這樣做，主教還向遵從其意見的人授予了特赦。 基督教信徒進行懺悔聖事 主教說：「如果懺悔遲了（比如當病情危急或因害怕懲罰而惴惴不安時），人們經常會失望。我授予所有教眾四十天的特赦期。在特赦期內，不願意耽擱到有必要的那一天的教眾，可以在病前去向拿著天堂鑰匙、有束縛和釋放權力的神父懺悔。憑著全能上帝的仁慈，憑著對聖母的善行和禱告的信仰，憑著對聖彼得、聖保羅、我們的主保聖人聖安德魯及所有聖人的信仰，我們向每位引導教眾這樣做的神父及聽健康教眾懺悔的神父同樣授予特赦。」 「你們也要告訴那些必要時向俗人懺悔的教眾，他們如果恢復了健康，就可以再向他們的堂區神父懺悔一次。如果神父沒有在場，聖餐禮可以由執事來主持。如果沒有神父來主持臨終塗油禮，那麼同其他情況一樣，只要心存信仰，就符合聖禮的要求了。」[23] 這樣大幅度降低對教會儀式的要求，儘管符合基督的慈善，也符合教會的教導，但這只是緊急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巴斯和韋爾斯主教的通告顯示了整個主教區的嚴重形勢。這種形勢早在1349年1月就萌芽了。從主教的信中可以看出，教士已經不足，薩默塞特郡的教眾在垂死之際得不到精神上的慰藉。堂區神父因病而死後，找不到其他神父來填補其位置。什魯斯伯里的拉爾夫主教的登記簿中所列的聖職空缺情況顯示，該郡自1348年11月起教士死亡現象就比較嚴重了。 雖然通過主教區聖職空缺的情況可以判斷瘟疫什麼時候最嚴重，但考慮到教士死亡的時間要稍早於聖職出現空缺的時間，並且考慮到，據主教的信中所述，填補聖職不可避免地要出現拖延。綜合以上情況，薩默塞特郡瘟疫最嚴重的時候是1348年12月及1349年1月和2月，儘管聖職空缺數量一直到1349年6月還很高。死亡數量最高的時段是1348年聖誕節節期[24]——從聖誕節前夜（1348年12月24日）到顯現節（1349年1月6日）。 巴斯和韋爾斯主教一直留在威弗利斯科姆莊園裡，直到1349年5月瘟疫過去。神父們一個接一個地來莊園領他們的任命狀，去填補空缺的聖職。六個月里，日復一日，該工作一直在持續，中間幾乎沒有間斷。有時一個，有時兩個或三個，經常是四五個，有一次至少十個教士被任命新的聖職，以填補因疾病造成神父死亡而形成的聖職空缺。 瘟疫如何進入薩默塞特郡以及在該郡的發展過程如何，我們不可能考證出來了，儘管這些信息非常有益。該郡多地看起來像是在1348年12月便出現了疫情。埃弗克里奇12月19日前後爆發了瘟疫。大約兩周後，埃弗克里奇周邊的卡斯爾卡瑞和阿爾姆斯福特爆發了瘟疫。布里奇沃特、克里夫登、波蒂斯黑德和布里斯托爾是該郡最早出現疫情的地方。由此可以推斷，一艘穿過布里斯托爾灣的船將瘟疫傳給了這些城鎮。這一推測多少能被證實，因為從下文可以看出，北德文諸城鎮爆發瘟疫的時間幾乎與南部沿岸城鎮同步，與北薩默塞特爆發瘟疫的時間也幾乎同步。 神父為臨終之人塗聖油 感染黑死病的死難者躺滿了街道 1349年1月初，瘟疫傳到了巴斯。1月9日和10日登記了許多聖職空缺，既有市內的聖職空缺，也有周邊聖職的空缺。1月，瘟疫傳到凱恩舍姆修道院，該修道院位於連接巴斯與布里斯托爾的道路上。瘟疫在巴斯和韋爾斯之間的道路上傳播的痕跡也可以找到，因為弗雷什福德、圖爾頓、哈丁頓、霍爾科姆、克洛福德、基墨爾斯頓、巴賓頓、康普頓和杜爾汀等村莊及韋爾斯的一些地方，都出現了聖職空缺。 可以非常確定地說，巴斯和韋爾斯主教區有足足一半享聖俸的教士感染瘟疫去世了。瘟疫期間許多聖職空缺了兩到三次。在短短几個月中，有些聖職空缺了四次。比如，巴斯安普頓任命了四次堂區負責神父。從1349年1月到3月中旬，離弗羅姆不遠的哈丁頓任命了三次甚至可能四次聖職。從1348年12月15日到1349年2月4日，約維爾先後任命三名神父擔任聖職。 瘟疫在英格蘭一座城鎮流行 關於瘟疫時期該郡修道院的情況，資料少得可憐。阿瑟爾尼修道院和馬徹爾尼修道院都失去了院長，許多修士可能也死去了。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原來有大約八十名修士，而1377年只有四十四名[25]。該事實可以說明，瘟疫時期人口損失一定慘重。 1344年，瘟疫爆發前五年，巴斯小修道院自約翰·德福特院長之下有三十名專職修士[26]。愛德華三世統治末期，在1377年一份教士津貼徵收表中，薩默塞特郡的教士名單顯示，該小修道院人數已經降至十六人[27]。這個數字一直持續到16世紀小修道院解散[28]。 不難理解，瘟疫對大一點兒的城市造成的危害更大，因為當時人們還沒有最基本的衛生觀念。英格蘭西部的布里斯托爾受災嚴重。活到瘟疫後的亨利·奈頓寫道：「布里斯托爾幾乎所有的人都死了，而且死得非常突然，因為病期超過三天、兩天甚至半天的人寥寥無幾。」關於瘟疫時期布里斯托爾的樣子，不用想像，我們可以參考一下現代作者對該城當時情形的描寫。當時，該城的街道非常狹窄，在比較繁華的地段，蜂巢般排列的地下室用來貯藏葡萄酒、鹽等商品。生活污水順著中間的溝流出去。房子與房子之間的距離很小，致使街上不能跑馬車，一切貨物靠馱馬馱進馱出或搬運工抬進抬出。到了17世紀，這一習俗甚至還存在，這喚起了塞繆爾·皮普斯[29]的無盡遐思[30]。 當地歷史學家塞繆爾·賽耶[31]引用了該鎮一份老記事錄，寫道：「1348年，瘟疫在布里斯托爾肆虐。疫情嚴重到了活人埋死人都埋不完的地步。格洛斯特郡的人不允許逃離布里斯托爾的人靠近。最終，瘟疫傳播到了格洛斯特、牛津和倫敦。無論男女，生還者十無其一。高街和寬街的草長到幾英寸高。瘟疫首先在城中心肆虐。此次疫情是從外地傳來。多塞特郡和德文郡沿海的人首先染上了瘟疫。」[32]據上面的材料記錄，因為這個西部港口的人口大量減少，愛德華三世征自該城的稅從二百四十五英鎊降到一百五十八英鎊。 最後，布里斯托爾的墓地——毫無疑問許多地方也是這樣——因為人口大量死亡都不夠用了。關於這一點，公函捲軸上有一則例子。聖十字教堂的堂區負責神父很快發現了擴建教堂墓地的必要性。為了擴大墓地，他在舊墓地邊上獲得了半英畝地，這次擴建墓地既必要又急切，甚至都來不及按要求先取得王室許可令。後來，愛德華三世才對此事予以認可[33]。 由德文和康沃爾兩個郡組成的埃克塞特主教區幾乎與薩默塞特同時爆發了瘟疫[34]。1348年之前的八年里，該主教區任命空缺聖職的年平均次數是三十六次。但1349年1月這一個月里，主教任命了大約三十次聖職，這表明當時教士的死亡情況比較嚴重。 布里斯托爾港 瘟疫在布里斯托爾肆虐，一處廣場上空無一人，有的只是象徵死亡的骷髏 布里斯托爾的教堂墓地 根據1349年每月聖職任命的數量可以得出，瘟疫在這兩個郡的持續時間要比其他地方長。直到1349年9月，聖職空缺的數量才有所下降。瘟疫很可能開始於1348年12月，1349年3月、4月和5月疫情最嚴重[35]。 受俸牧師辛吉斯頓·倫道夫[36]是這樣描述這個時期埃克塞特教區的主教登記簿的：「在格蘭迪森主教的登記簿里，關於黑死病的直接信息非常少，但有大量非直接信息。主教登記簿對瘟疫前一年和瘟疫後一年的記錄非常完整，完整得令人驚訝，但該記錄幾乎沒有涉及瘟疫那一年的情況。該主教區的日常工作好像都停滯了，除了聖職任命這一卷。關於聖職任命的記錄單獨成冊，該記錄在瘟疫期間沒有停止，但讀來令人傷心。即使從表面看，我們也能讀出這期間的痛苦。每條記錄都記得匆匆忙忙、簡單粗略，這與其他時期記錄的整潔規範形成了鮮明對比；並且不像其他時期一樣按年分組，而是按月分組；每月的聖職變化數超過了沒有瘟疫時期一年的聖職變化數。抄寫員不再像平常那樣寫上『因死空缺』，好像他害怕寫上這個致命的詞似的。神父們一定是成批死去的。顯然，為了自己的教徒，信仰堅定的他們在瘟疫面前沒有退縮。每當一名神父去世，另一名神父已經做好準備，響應主教的召喚，無畏地去空缺的聖職赴任。一些神父的新任期僅僅持續了幾周。當一切都結束時，倖存者相對來說很少，結果許多空缺的聖職都沒有人去填補。瘟疫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上述現象仍有跡可循。」 「主教從沒有離開自己的主教區。對飽受瘟疫困擾的教眾來說，有主教這樣堅強有力、熱心真摯、樂於奉獻的人一直在身邊，這是一種無言的慰藉。」 審視一下主教區內聖職空缺情況及各地瘟疫爆發的時間，可以看出，瘟疫幾乎在該主教區南部和北部同時爆發。北德文、諾瑟姆和阿爾弗迪斯科特同在1348年11月7日出現疫情，同地區的弗雷明頓11月8日出現疫情，巴恩斯特伯爾12月23日出現疫情。11月，埃克斯河畔的村莊裡就爆發了瘟疫。11月底之前，瘟疫很可能就到達了埃克塞特。該主教區南部的多塞特郡由鄰近地區傳入了瘟疫，這就解釋了疫情傳播的路徑。但疫情首先發生在巴恩斯特伯爾河口的附近的村莊，於是我們得出結論，即瘟疫是由經過布里斯托爾灣的船帶來的，這些船很快傳染了薩默塞特沿海的其他鎮子。 瘟疫在村莊流行 我們注意到沿海鎮子疫情嚴重，傳染很可能是被漁船帶到一個個地方的。瘟疫傳播的路徑可以通過發生聖職空缺的日期順著港口來追蹤。比如，1349年3月，康沃爾郡的福伊河口附近的堂區出現聖職空缺。一周後，上游的聖溫諾堂區代理主持人的聖職出現空缺。3月22日，疫情傳播到了博德明——一個離河不遠的地方。像這樣從福伊河的港口向上游傳播瘟疫，應該是瘟疫傳播的一般途徑。 至於該主教區諸修道院因瘟疫造成的影響，所知細節不多。埃克塞特聖尼古拉修道院的院長死於1349年3月。3月26日，其繼任者約翰·德懷接受任命，但馬上也死了。直到6月7日，下一任院長才任命。此時，聖尼古拉修道院已經一片荒涼[37]。同樣，皮爾頓小修道院兩任院長在幾周內相繼死亡。1349年4月26日，康沃爾郡隸屬於外國的明斯特小修道院院長威廉·德胡默因瘟疫去世。隨著修道院佃農和勞工的死亡，修道院一貧如洗，連修道院的修士及堂區的專任神父都供養不起。明斯特小修道院要找專任神父做堂區工作，是因為修道院院長和他的教友們既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說康沃爾人講的凱爾特語[38]。 西多會的努恩哈姆修道院的主教登記簿上記載著：「在這場大死亡或大瘟疫期間，本修道院共有二十名修士和三名世俗教友去世，他們的名字載於其他冊子。修道院院長沃爾特和兩名修士在瘟疫中活了下來。」[39] 聖職人員受到瘟疫的威脅 聖職人員受到瘟疫襲擊 聖職人員受到瘟疫的威脅 奧古斯丁會的哈特蘭修道院院長羅傑·德羅利死了，選舉其繼任者的公告日期為1349年3月18日。本篤會的塔維斯托克修道院院長也死了，他的繼任者理察·德埃塞在堅信禮儀式後發病，並且「因為病重」不能覲見國王。10月17日，國王授權格蘭迪森主教來接受效忠宣誓[40]。 根據伍斯特的威廉[41]從當地一個小兄弟會教堂的登記簿中記下的筆記，據估計有一千五百人因病死亡[42]。死者中有堂區代理主持人，其繼任者於1349年4月8日接受任命。該鎮的奧古斯丁會小修道院幾乎無人倖存。院長約翰·德基爾克漢普頓和他的教友們除兩人倖存外，其他都死了。3月17日，這兩名倖存的教友給主教寫信說：「他們如同劫後餘生的孤兒。」他們祈求主教能馬上給他們派一名院長來。次日，1349年3月18日，威爾斯親王黑太子[43]愛德華命令進行一次調查，陪審團發現小修道院空了，末任院長死於「建立聖伯多祿宗座慶日[44]後的星期五（2月27日）。」[45] 1349年3月19日，格蘭迪森主教向朗斯頓小修道院院長寫信解釋，並命朗斯頓小修道院的一名成員去任職。三天後，此人就職的委任狀發布，希望「小修道院依靠他的小心謹慎從當前的災難中恢復過來」[46]。 奧古斯丁會的博德明修道院因瘟疫而陷入困境，實為全國眾多修道院的一個縮影。但瘟疫並沒有將自己的腳步局限在英格蘭西部，而是以同樣的破壞勢頭走向四面八方。瘟疫之浪滾滾，席捲了整個英格蘭。 * * * [1]《原始令狀捲軸》，愛德華三世24年，文檔2。——原注 [2]拜苦路是一種宗教儀式，信徒參拜教堂內（或外）描寫耶穌受難的一組畫像或雕像。一些教會還帶領信徒重讀《聖經》中關於耶穌受難的記載。——譯者注 [3]大英博物館：《哈利手稿》，第6965號，文檔132。——原注 [4]愛德華·蒙德·湯普森：《加爾弗里德—勒貝克編年史》，第98頁。——原注 [5]《史料匯編》：《史頌》，第3卷，第213頁。如果說這個記錄是瘟疫仍在英格蘭西部肆虐時寫下的，並非不可能。——原注 [6]尼古拉·特里維特（約1258—約1328），英格蘭編年史家。——譯者注 [7]大英博物館：《哈利手稿》，第688號，文檔361。——原注 [8]約翰·哈欽斯：《多塞特郡志》（第3版），第2卷，第422頁。——原注 [9]《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6年，第3部分，文檔5。——原注 [10]亨利·奈頓（？—1396），奧古斯丁會修士，他寫了一部從諾曼征服到1396年的英格蘭史。——譯者注 [11]代理主教為主教分擔一些宗教方面的職能，執行某些臨時性的宗教使命，但不享有司法管理權，沒有專設的法庭。——譯者注 [12]歷史手稿委員會：《第八次報告》，附錄，第338頁。——原注 [13]《史料匯編》：《愛德華三世英武史》，第406頁。——原注 [14]隨後我們可以看出，奧古斯塔斯·傑索普所估計的數字實在偏低。所以，不享聖俸的教士，包括修士修女的數量當是享有聖俸教士數量的四倍，這樣可能更符合實際。——原注 [15] 上表顯示了多塞特郡幾個月中實際授予聖職數量。——原注 [16]《原始令狀捲軸》，愛德華三世22年，文檔4。——原注 [17]歷史手稿委員會：《第六次報告》，第475頁。——原注 [18]約翰·哈欽斯（1698—1773），英國教士、地誌學者。——譯者注 [19]約翰·哈欽斯：《多塞特郡志》（第3版），第1卷，第5頁。——原注 [20]亨利八世（1491—1547），英格蘭都鐸王朝第二位君主，1509到1547年在位。——譯者注 [21]本書此處及他處的助理神父是指堂區主持人和堂區代理主持人。實際上，他們履行著牧靈的責任。——原注 [22]這裡的使徒是指主教，主教被看作耶穌的使徒。——譯者注 [23]大衛·威爾金斯：《大不列顛和愛帕尼亞宗教會議》，第2卷，第735到736頁。——原注 [24] 上表是薩默塞特郡幾個月來職位空缺的情況。——原注 [25]瘟疫前該修道院有修士八十人左右，但1377年，也就是瘟疫結束後二十多年，該修道院僅有四十四人，少的三十六人都是在瘟疫中死去的。——譯者注 [26]《巴斯特許狀》（林肯律師學院手稿），第119頁。此材料已經由薩默塞特歷史協會編輯。教士津貼徵收表見於威廉·亨特所編《巴斯聖彼得小修道院的兩份特許狀》，第73頁。——原注 [27]檔案局：《聖職人員補助檔案》。——原注 [28]《副管理員報告》，第7卷，第280頁表格。——原注 [29]塞繆爾·皮普斯（1633—1703），英格蘭議員。他以年輕時的日記而聞名。——譯者注 [30]威廉·亨特：《歷史城鎮系列之布里斯托爾》，第77頁。——原注 [31]塞繆爾·賽耶（1757—1831），英國小學校長、教士，以其所著布里斯托爾的歷史聞名。——譯者注 [32]塞繆爾·賽耶：《布里斯托爾及周邊紀事》（布里斯托爾1823年版），第2卷，第143頁。——原注 [33]《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3年，第3部分，文檔4。——原注 [34]作者向受俸牧師辛吉斯頓·倫道夫表示感謝。在他的幫助下，作者獲得了關於埃克塞特教區聖職任命的信息及其他有關德文郡和康沃爾郡的信息。——原注。 [35] 上表列出了德文郡和康沃爾郡的聖職空缺情況。——原注 [36]辛吉斯頓·倫道夫（1833—1910），全名弗郎西斯·查爾斯·辛吉斯頓·倫道夫，英國教士、作家，他編輯了其教區的主教登記簿。——譯者注 [37]埃克塞特聖雅各修道院院長也死了，「在近來的瘟疫中突然死去。」（《格蘭迪森主教登記簿》：第1卷，文檔27b。）——原注 [38]《公函捲軸》，愛德華三世29年，第2部分，文檔19。——原注 [39]大英博物館：《阿倫德爾手稿》，第17號，文檔55b。喬治·奧利弗（《埃克塞特主教區史料》，第359頁）補充道：「修道院內不少於八十八人。」約翰·諾克斯所著《伍斯特修道院及大教堂史》第94頁寫道，1349年那場瘟疫的危害可以通過以下事實看出，「英格蘭西部的努恩哈姆修道院瘟疫前有一百一十一人，瘟疫後只有修道院院長和兩名修士倖存。」喬治·奧利弗和約翰·諾克斯都沒有說明材料的出處。——原注 [40]《格蘭迪森主教登記簿》：第1號，文檔26b。——原注 [41]伍斯特的威廉（1415—1482），英格蘭編年史家。——譯者注 [42]詹姆斯·內史密斯：《伍斯特的威廉遊記》，第112頁。——原注 [43]黑太子（1330—1376），英王愛德華三世的長子。——譯者注 [44]每年2月22日。——譯者注 [45]約翰·麥克萊恩：《小特里格監理轄區史》，第1卷，第128頁。——原注 [46]《格蘭迪森主教登記簿》，第1號，文檔26b。——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