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 · 第2章　義大利的疫情

精彩 看點 熱那亞染病船隻到達的確切日期——各種記錄所述疫情驚人的相似——加布里埃萊·德姆西對義大利疫情來源的記錄——尤其是對熱那亞和皮亞琴察的記錄——薄伽丘對佛羅倫薩疫情的記錄——歷史學家佐凡尼·微拉尼記錄的疫情——義大利疫情的擴散：從比薩到帕多瓦、錫耶納——彼得拉克信中關於帕爾馬疫情的記錄——威尼斯及城中的醫生——波西米亞的學生記錄了瘟疫後的荒涼景象 1348年初，可怕的瘟疫傳到了義大利。當時阿維尼翁的一份報告說，1月有三艘感染鼠疫的船駛入熱那亞。但另一份資料顯示，與此同時，有一艘船將傳染從東方帶到了威尼斯。瘟疫從這兩個地方很快擴散到全國。加布里埃萊·德姆西因有其特殊的信息渠道，對這場可怕災禍初期的情況敘述最詳盡。但近來有人認為加布里埃萊·德姆西是上述將瘟疫從克里米亞帶到熱那亞的船上的乘客之一，這種觀點是不對的。當時，義大利半島諸多繁榮的大城市都有編年史來記載重大事項。疫情傳播的情況，可以通過梳理當時非常詳盡的編年史來了解。另外，薄伽丘在其《十日談》的開篇中對佛羅倫薩遭受瘟疫侵襲後的慘狀的記載，亦是廣為人知。 記錄這場災難的作者們性格各有特點，地域不盡相同，但他們描述眼前發生的事情時，遣詞造句卻多有雷同。詳細查閱諸地關於這場災難的記載時，這種現象不可不察。早就有評論認為，歷史學家約翰·坎塔庫津記錄君士坦丁堡的可怕疫情時，引用了修昔底德的文字。但當時所有的記錄中，都不約而同地有同樣的思路、同樣的語言。無論是恩格爾貝格[1]山谷中教士們簡單的年志，還是聖丹尼斯[2]有宮廷氣派的編年史，抑或公證員枯燥的技術性記錄，都文字寡淡，難成談資。無論是長於敘事的文豪薄伽丘，擅長表達的彼特拉克[3]，義大利某城有條不紊的編年史作者，意欲躋身歷史學家行列的記錄者，從醫學角度記錄此事的醫生，甚至連那些拿黑死病這個奇怪話題當做主題寫打油詩的蹩腳文人，關於黑死病的敘述並無二致，甚至看起來是在互相抄襲。對那些有「窮根問底」的科學興趣的人來說，這是個絕妙話題。只有當我們審視關於疫情的所有證據時，我們才會意識到這場災難的本質。黑死病所及之處，人人恐慌，不亞於一場世界性悲劇，即便是文學家的神來妙筆，也只能盡述此事之可怕。 最重要的記錄，也是時間上最早的記錄，非加布里埃萊·德姆西的記述莫屬，這裡僅擇要摘錄。船離開卡法時——有的駛向熱那亞，有的駛向威尼斯，有的駛向基督世界的其他港口——一些船員此時已經感染上這種致命的疾病。一人得病便傳染全家，抬運屍體去墳墓的人也會被屍體感染。「嗟乎，西西里，及汝等海上諸島，此為上帝之審判！嗟乎，熱那亞，且為汝之所為懺悔！於吾等熱那亞及威尼斯人，上帝之罰已降。嗚呼！船入港口之日，船員已十無其一！抵家之日，親戚高鄰，不辭路遠，皆來訪之。悲哉！親鄰皆為吾所染！言語之間，擁吻之際，毒自吾唇出，傷親如飛鏢！親鄰各自歸，疫病染家門，不出三日死，入葬墓為鄰。訪病者之神父，問病情之大夫，皆染病而殞身。噫！死神！何其殘酷！何其痛苦！何其邪惡！親戚離散，父母不再相見，兄妹妻子，從此異途！嗚呼哀哉！痛矣！欲逃無處走，欲留誠惶恐！」 威尼斯 《十日談》的作者薄伽丘 黑死病爆發前的熱那亞港和熱那亞城 當發現就連死者的衣物也能傳染疫病時，人們變得更加恐慌了。人們從熱那亞附近的四個士兵身上發現了這一點。四個士兵在里瓦羅洛海邊的一座房子裡撿了一床羊毛床罩。當時，該地的人因病死光了。士兵帶著床罩回了營地，晚上就蓋著床罩睡了。次日上午，人們發現他們死了。僅有七分之一熱那亞人倖免。據說，威尼斯一百個人中有七十多個死掉了，當地二十四名醫生中有二十人很快就染病去世了。 「但作為當地居民，我想把更多的筆墨放在皮亞琴察上，這樣人們就能夠知道1348年那裡發生了什麼。一些熱那亞人逃離了自己疫情肆虐的城市，來到了皮亞琴察。他們在博比奧停留並出售自己帶來的商品。買東西的人和他們的主人，以及他們全家人和許多鄰居，很快便染病去世了。某死者想留遺囑，便叫來了公證人、告解神父和一些證人。然而，第二天，這些人便埋葬在了一起。災情如此之大，很快博比奧幾乎所有居民都遭了災。城鎮裡剩下的只有屍體。」 「1348年春，又一個染病的熱那亞人到了皮亞琴察。他找到了朋友富爾希諾·德·拉克羅斯。富爾希諾·德·拉克羅斯把他帶到自己家裡。這個熱那亞人死後，幾乎同時富爾希諾·德·拉克羅斯及其全家乃至許多鄰居也很快死去。接著，疾病就遍布全城。我都不知道該如何說起了，到處是哭聲，到處是哀悼。疫情如此嚴重，人們都不敢呼吸。死者不計其數，生者放棄了希望，隨時準備赴死。」 「墓地不夠用了，人們挖溝來埋葬屍體。經常是夫妻、父子、母女，哎，都是一家人啊，被埋在同一個墓穴里。」 「鄰近的鎮子和村莊也是如此。一個叫奧韋爾托·迪薩索的人從疫區回來，去小兄弟會的教堂里留遺囑，他叫上了一個公證員、幾個證人和鄰居。這些人加上其他人共六十多個，都在很短時間裡死去。還有多明我會虔誠的修士西弗雷多·迪巴爾迪，一個小心謹慎博學多知的人，一個瞻仰過我主墓地的人，與修道院的另外二十三名修士一同死去。還有那德才兼備的小兄弟會修士——皮亞琴察人貝爾托蘭·考克斯阿多察修士，與另外二十四名修士一同去世。」奧古斯丁修會的隱修院七人死去，加爾默羅修會七人死去，聖母瑪利亞會四人死去，皮亞琴察地區六十多名顯貴及堂區主持人死去。貴族們也有許多人死掉，年輕人更是大量死亡。」 加布里埃萊·德姆西接著舉了許多自己在義大利北部疫區親眼所見的例子。病人獨自在屋內忍受著疾病的折磨，無人靠近。那些與他最親近的人也躲得遠遠的。醫生沒有去診病，神父滿心懼怕，顫抖著主持教堂里的聖事。那些強忍高燒痛苦的男男女女，祈求有杯水喝，他們哀嚎著想得到照顧，但無人敢靠前。父親不敢觸碰兒子的屍體，妻子不敢為丈夫操辦葬禮，更不敢跟著自己的兒子或丈夫去墓地。沒有禱告，沒有葬禮，即便是最高貴的公民，也沒有喪鐘為其敲響。不分日夜，屍體僅是被帶到瘟疫爆發時挖的墓坑裡埋掉，沒有舉行任何儀式。病人的房子隨即廢棄了，空空如也。門關著，沒人在意，當然也沒人敢進去。 這便是瘟疫剛進入義大利時的景象，加布里埃萊·德姆西親眼目睹了瘟疫造成的影響及大量的死亡，看到了疫情的飛速擴散。有人可能覺得加布里埃萊·德姆西關於受災城市恐怖景象的描寫太誇張，這些景象都是他想像出來的，但就細節而言，他的描述是真實的。他對疫情主要特徵的描寫，義大利甚至歐洲其他地區許多獨立目擊者能作為佐證。所以，說他的描述只是文學性的描述，好像並非如此。 佛羅倫薩的疫情因薄伽丘詳實的記述而廣為人知。這個繁榮城市的死亡狀況之烈，竟使歐洲一度將該病稱為「佛羅倫薩的瘟疫」。瘟疫爆發前一年（1347年）春天，當地經歷了嚴重饑荒。雖然九萬四千人得到了官方救濟，但佛羅倫薩及周邊地區仍有四千人因飢餓而死[4]。當地人因1347年的饑荒而變得虛弱無力，碰到瘟疫時必將更加容易感染。1348年春，可怕的瘟疫爆發了。薄伽丘寫道：「無論是醫學知識還是藥物力量，在治療瘟疫方面都毫無作用，這可能是因為瘟疫本身就是致命的，也可能是因為醫生們（醫生的數量，將庸醫及女性冒牌醫生也計算在內，是非常大的）查不清病因，從而開不出治病良方。染病之人幾乎無人生還，病人一般都在症狀初現的三天內死去，沒有發熱或其他情況出現。染病的人會將疾病傳染給健康的人，並且疫情之嚴重與日俱增，如同火上澆油一般。不僅與病人談話會染上疾病，離病人太近，甚至僅僅碰一下病人的衣服或病人摸過的東西也會染病。」 詩人彼特拉克與平民 黑死病來襲，活著的人集體出動埋葬死去的人 「如果不是我親眼所見，如果不是許多人親眼目睹的話，我所講的好像有些不可思議。如果瘟疫的情況不是誠實可靠的人講給我聽的，我都不敢將之訴諸文字。我要講的是該瘟疫致人死命的特徵。不僅人與人之間能互相傳染，人或動物如果觸碰上病人的東西，也會染病並在很短時間內死去，這就更令人不可思議了，但經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專門舉一個這樣的例子。一個貧苦人剛剛死去，人們把他的衣服扔到大街上，正好兩頭豬經過，它們就用鼻子拱衣服，叼著衣服晃。不到一個小時，這兩頭豬就倒地而亡了。」 「倖存者自保的方法很奇特。儘管自保的方法各式各樣，但有一點相同：自私自利，毫無仁慈之心。人們避免接觸病人，避免接觸病人周圍的一切。每個人心中只有自己。」 「有人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自我克制，什麼事情都不要過頭。這些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將自己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有節制地飲美酒、享美食，在家中以音樂或其他娛樂自娛，從不去聽外面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其他人則認為縱情享樂才是防病良策，他們要滿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他們一個酒館接一個酒館地歡飲，或者去那些因主人遺棄而任人出入的住宅里痛飲。儘管他們的生活毫無規律，但他們非常小心，不會靠近病人。在這樣一個人人自危的時期，人間的律法亦或上帝的律法已經無人執掌了，因為執掌之人或死或病或孤立無援。於是，人人都任性而為。」 「另外一類人則取其中。他們既不像第一類人那樣節制飲食，也不像第二類人那樣肆意放縱，而是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喝什麼就喝什麼，他們出去時會手持香花芳草，不時聞一聞，因為他們覺得空氣都被屍體散發出來的惡臭玷污了。」 「還有一類人，冷漠無情。他們說逃離才是最保險的治病良方。基於這種想法，大批心裡只裝著自己的男男女女離開了城市，放棄了財物，拋棄了房舍和親人，逃到了農村，好像上帝的憤怒只會將懲罰降臨在那些城牆之內的人，所以不能留在那塊必死之所。」 「但瘟疫的進程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所有階層，都毫無例外有人感染。每個階層並不是所有人都死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活命。那些首先拋棄其他人離開城市的人，現在深受折磨卻無人照料。我更要講講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人們如此恐懼，以至於兄弟分道，夫妻相離，父子互棄。病人只能從那些仍在行善的人那裡得到幫助，或高價僱傭僕人來照料自己，但這些僕人只能做些遞東西或留意一下病人在什麼時間離世之類的活計。即使花錢，也不一定能雇得上僕人，那些因貪財而受僱的人經常付出生命的代價。富人孤獨無助地離開了世界。無論何人死亡，幾乎都沒有朋友來揮淚送別。屍體只能僱人抬到墓地。這些人將停屍架扛在肩上，匆匆趕到最近的教堂，然後把屍體送到墓地，沒有任何儀式。」 「至於下層人士，當然還有許多中層人士，境遇更加悽慘。這些人中染病的數以千計，但無人照管，大部分都死去了。有些在大街上咽了氣。有些人家門緊閉，當屍臭散發出來，死訊才為人所知。鄰居要和自己能找來的幫手清理這些人的房子。每天上午把屍體抬出門去。兩三具屍體放在一個停屍架上運到墓地。沒有人跟在後面送葬，沒人掉淚，因為事情已經發展到這種境地，死個人和死個動物沒什麼差別。即便是朋友也照樣歡笑作樂，女性不得不先學會保命再論其他。」 面對突如其來的瘟疫，一部分人靠酒精來麻痹自己的神經。這幅圖描繪了一個滿是驚恐的婦女拉醉酒丈夫回家的場景 一名瘟疫患者在瘟疫的牽引下來看醫生 「墓地不再夠用。於是人們挖了溝，將數以百計的屍體像船上的貨物那樣排成行，每層屍體中間稍微撒上些許泥土，直到溝被填滿。周邊農村的景象和城市裡相同。貧苦的農人及其家人，缺醫少藥，孤立無助，在路邊、在田野中、在自己家裡忍受著疾病的折磨，像頭牛而不是像個人那般死去。農村人和城市人一樣，慢慢變得放蕩不羈，得過且過。他們覺得末日隨時會到來，根本不考慮也不關心如何增加自己的財產，甚至會將之吃光用盡。牛羊被趕出家門，在無人收割的田地里遊蕩。夜幕降臨時，它們會自己回家。」 據估計，1348年3月到7月，僅城市裡的死者就超過了十萬。 薄伽丘接著寫道：「無論多麼華麗的房屋，多麼莊嚴的宮殿，都已經沒有人煙。多少高貴的家庭全家罹難！多少財富遺留下來卻無人繼承！多少男男女女，正青春年少，上午被伽林、希波克拉底、埃斯庫拉庇烏斯[5]一樣的名醫斷為健康無比，中午還在和朋友歡宴，晚上卻和朋友在另一個世界用晚宴了。」 有人可能會懷疑，薄伽丘筆下所述的佛羅倫薩的慘烈疫情要麼是出自想像，要麼是為了講述其《十日談》中的故事而寫的文學性引言，其記述沒有過硬的事實基礎。不幸的是，其他權威作者會用大量細節來證明薄伽丘這個佛羅倫薩詩人的生動描寫是真實的。佛羅倫薩被瘟疫奪去生命的人之一是著名歷史學家佐凡尼·微拉尼[6]。他的弟弟馬泰奧·微拉尼繼承了其歷史事業，他的編年史開篇就是對瘟疫的記錄。馬泰奧·微拉尼見到的人員死亡情況如此嚴重，以至於他告訴他的讀者，自諾亞方舟時期的大洪水以來，沒有比這更大的災禍了。根據其記錄，瘟疫席捲了整個義大利半島，只有米蘭和倫巴第北部的阿爾卑斯地區倖免。瘟疫在各地都持續五個月之久，處處可見父母拋棄了自己的子女和親人，「好像只有異教徒和野蠻人」[7]才像他們那樣冷漠無情。至於佛羅倫薩，幾乎沒人願意照顧病人。許多人從這個遭瘟疫襲擊的城市逃離。佛羅倫薩的疫情從1348年4月持續到9月，馬泰奧·微拉尼認為，佛羅倫薩及周邊五分之三的人都死於瘟疫。至於瘟疫對倖存者的影響，馬泰奧·微拉尼記錄道，按常理，經歷如此嚴重的天罰之後，人們本應該變得更好才對，但事實卻完全相反。人們不再勞作，「沉溺於享受繼承而來的俗世財富。」瘟疫結束之後，條件好的義大利人變得懶散放蕩，暴飲暴食，舉行宴會，在酒館吃吃喝喝，花錢大手大腳，衣服花樣隨心所欲，說變就變。窮人則變得懶散，無意勞作。要知道，瘟疫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那些幸免於難的人本應該有足夠的事情去做[8]。 當時所有義大利城市的記錄都有這樣的故事。在比薩，可怕的瘟疫持續到1348年9月，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兩到三個成員死亡。許多人家全家死光。城裡每周至少有一百具屍體被抬到墓地，那些敢去病床邊探視親友的人懇請過路人幫忙埋葬屍體，但沒人敢上前。「幫我們把屍體送到墓穴吧，」他們哭喊道，「這樣等我們死了也會有人抬啊。」《比薩編年史》中這種因瘟疫導致的可怕的突然死亡，在同時代記錄者筆下並不鮮見。上午還好好的一個人，傍晚就被抬到墓地了[9]。 教堂牧師為瘟疫死難者祈禱並安慰死難者的親人 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 一對夫妻死於瘟疫 當時的帕多瓦編年史記錄道，一般來說，一人染病，整個屋子的人都會被傳染。所以一旦疾病入門，所有的人都會得病，「連動物也會得病」。一個陌生人將瘟疫帶到了帕多瓦，很快，全城人都感染了。瘟疫過後，該城剩下的人不足原來的三分之一[10]。據當時的編年史作者阿格尼歐祿·迪·圖拉的描述，錫耶納的疫情始於1348年4月，持續到當年10月，能逃的都逃了。5月、7月和8月，死者甚眾，即便是花錢也雇不到搬運工將屍體搬到公共墓坑去。阿格尼歐祿·迪·圖拉說：「我，阿格尼歐祿·迪·圖拉，親手將自己五個年幼的孩子運到墓坑，許多人也是這樣。」每個人都可能會死掉。人們紛紛說世界末日已經到來，人們也相信是這樣。據阿格尼歐祿·迪·圖拉說，錫耶納及周邊地區七個月里死了大約八萬人[11]。 奧爾維耶托的瘟疫始於5月，很短時間內就有約五百人死亡，好些都是暴斃。商店關門，百業停頓。瘟疫在這裡也持續了五個月，到9月結束，許多家庭全家死光[12]。人們注意到，里米尼的窮人最先染病，窮人死得最多。1348年5月15日，疾病首現，直到當年12月才徹底結束。據當地編年史作者估算，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去[13]。 義大利當時某佚名作者這樣描述該病：「快速發熱，吐血，身上長癰或瘺。」他說，一旦染病，生還希望渺茫。病人通過身上的潰爛將疾病傳染給健康的人，即便是談個話也會傳染。就因為與病人談話，不知道有多少男女死掉被埋葬了。他說：「我舉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一個人給我放血[14]，但血濺到他的臉上，當天他便病了，第二天就死了。靠著上帝的仁慈，我倖免了。我提到這一點是要說明，只和病人說一會兒話，健康人就會被傳染。所以父親會躲避自己病中的兒子，哥哥會躲避得病的弟弟，妻子會遠離染病的丈夫，健康的人會非常小心地避開病人。神父和醫生甚至因為害怕而不敢靠近病人。所有人見了屍體就跑得遠遠的。在許多地方，家中一人患病，家裡的其他人很快就一個接一個死去了。死人太多了，原有的墓地遠遠難以承受。各處都開闢了新墓地。威尼斯有近十萬人死去，到處都是屍體，幾乎沒人參加葬禮或為死者唱輓歌。瘟疫從2月持續到萬聖節（1348年11月1日）。葬禮上，僅有男童給死者唱聖歌。這些沒有好好學過聖歌、只靠死記硬背的男童，唱著聖歌穿過街道。」作者還注意到，瘟疫過後，人們普遍墮落。瘟疫讓人們不再那麼誠實正直，道德標準降低了[15]。 除了加布里埃萊·德姆西關於瘟疫肆虐的熱那亞和皮亞琴察的可怕記錄，以及薄伽丘關於佛羅倫薩瘟疫的描述之外，我們或許還可以讀一下詩人彼得拉克行文流暢的信件。彼得拉克在信中為自己在帕爾馬經歷的勢不可擋的災難而悲嘆。帕爾馬人和其他城市的人一樣，也想禁止人們與佛羅倫薩、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等受災城市交往，以便將瘟疫擋在城門之外，但同樣徒勞無功。帕爾馬自我孤立的措施至少在開始起過一點作用，因為帕爾馬直到1348年6月初才出現疫情[16]。但持續時間達六個月的疫情還是將帕爾馬及周邊變成了不毛之地。帕爾馬及雷焦[17]有大約四萬人被瘟疫奪去生命[18]。此時，彼得拉克是帕爾馬大教堂的教士。他在阿維尼翁認識了勞拉·德·諾韋斯，並很快為之傾倒，因為勞拉·德·諾韋斯是一位典型的基督教徒母親。她激發了彼得拉克寫詩歌的靈感。勞拉·德·諾韋斯在瘟疫肆虐時死於阿維尼翁。一位叫路易的朋友給彼得拉克寫了一封信告知勞拉·德·諾韋斯的死訊，該信於1348年5月19日送達身在帕爾馬的彼得拉克[19]。一個月後，彼得拉克給自己在阿維尼翁的兄弟寫了一封悲痛欲絕的信，他兄弟是蒙里埃的修士，其修道院共有三十五名修士，只有他一個人在瘟疫中倖免[20]。「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啊！」彼得拉克寫道，「儘管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21]一千四百年前曾用過這樣的語句，但這裡確實是一封新信的開端。哎！我的兄弟啊，我還能說什麼呢！我該從何談起！我該去哪裡！人人皆恐懼，處處放悲聲！兄弟啊！我寧願從未來過這個世界，或者在瘟疫爆發之前便已死去。我們的後代如何會相信，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沒有天雷地火，沒有戰爭屠殺，但整個世界卻一人不剩！」 「此種瘟疫誰曾聽過？誰曾見過？哪本年鑑曾記錄過？房子空空如也，城市橫遭拋棄，農村無人問津，土地都盛不下那麼多屍體。整個世界一片恐慌，人人倍感孤獨。尋途於史家，史家無言；問計於醫者，醫者沉默；求教於哲人，哲人聳肩皺眉，手指觸唇，讓你不要再說。」 「儘管這是我們的親身經歷，但如何才能讓子孫後代相信這一切？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的話，我們一直以為這是在做夢。走出門去，只見全城舉哀；回到家中，家中空無一人。這時才知道，我們真的在悲傷，而不是在夢中。」 黑死病的傳染及死亡過程 參加葬禮的聖職人員，走在前面的是唱聖歌的男童 彼得拉克陷入沉思，尋找靈感 黑死病肆虐期間人們發明的防護裝備 「哦，未來歡樂的人啊，你們不了解這些苦難，也許會認為我們說的只是假話。我們確實該受到這樣的懲罰，甚至更厲害的懲罰。我們的祖先也應該受到這樣的懲罰，但願我們的子孫能夠倖免。」 接著，彼得拉克說，災難到處都是，足以讓人覺得上帝已經不再關愛自己的子民，但如果這樣想，就是對上帝的褻瀆。彼得拉克繼續道：「無論災難從何而來，無論災難如何神秘，其結果已然顯現。不要再為大眾悲哀，想想自己的苦楚吧。這是我自義大利歸來的第二年，今年已經過去幾個月了。算算這些日子，想想我們原來如何，我們現在怎樣。我們親愛的朋友們現在何方？哪裡才能見到那些美麗的面龐？哪裡才能聽到他們的歡笑？哪裡才能同他們親密談話？過去我們親友如雲，現在卻孤身一人。」 彼得拉克還專門提到了他的朋友、米蘭人帕加尼努斯：「帕加尼努斯夜間突然發病。和朋友用過晚飯後，他還和我說了一會兒話。情誼滿滿，相談甚歡。夜裡，帕加尼努斯勇敢地忍受著巨大的病痛。次日上午，他便匆匆離去了。令人極度震驚的是，三日內，帕加尼努斯的兒子及全家人都跟著他進了墳墓。」[22] 1348年春天和夏天，薄伽丘和彼得拉克所描述的悲劇同樣在義大利其他城鎮出現。因其地理位置，威尼斯最早發生疫情。疫情非常嚴重，死亡人數達十萬[23]。 巴爾托洛梅奧·切凱蒂[24]對威尼斯爆發瘟疫時醫療工作者的歷史進行了研究[25]，其研究向我們提供了許多關於疾病蔓延情況的有趣細節。儘管當時法律不允許理髮師行醫，但因為瘟疫導致了大量死亡，人人自危，亟需醫生，一個叫安德烈亞·迪·帕多瓦的理髮師獲准行醫，因為他及時相助，一百多人獲救[26]。整個14世紀，威尼斯經歷了大約十五次瘟疫。然而，在當時的編年史作者筆下，1348年的那場瘟疫是「大瘟疫」「可怕的死亡」。因此，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許多原來法律規定不允許的事情合法化了[27]。威尼斯官方向仍在堅守崗位的醫生頒發獎狀，這表明威尼斯第一次爆發瘟疫後很短時間內死亡情況是嚴重的。威尼斯城人口銳減，可以說已經空無一人。許多醫生逃走了，沒有逃走的則大門緊閉。手工藝人[28]甚至青少年承擔起了醫生的責任，使許多人康復了[29]。 1348年3月30日星期日，威尼斯市政會組成了一個三人委員會來監視公共衛生狀況。該委員會幾天後命令，在某島嶼上挖若干深坑以埋葬死於醫院的富人和窮人的屍體。為了將屍體運到島上，該委員會安排了船隻隨時待命。 富人逃走了，官員杳無蹤跡，市政會的人也少了，最終都湊不齊法定人數來處理公務。公證人大量死亡，監獄四門大開[30]。瘟疫結束後，威尼斯參議會打算找三名醫生為大家服務，但困難重重。威尼斯人馬爾科·萊昂是一名好醫生，本來在佩魯賈行醫。1349年1月12日，馬爾科·萊昂自願回威尼斯服務，因為「由於瘟疫，威尼斯缺少正直而有能力的醫生，甚至可以說一個都沒有。如果我能回鄉服務，上帝會高興。」[31] 義大利的疫情可以從修道會的記錄中窺知一二。1347年，橄欖會修道會修士們讓貝爾納德·托勒密擔任終身院長。次年，也就是1348年，該修道會因瘟疫失去了八十名成員，占其成員總數的一半以上。他們新推舉的修道院院長也在死者之列[32]。 在當時義大利的歷史記錄中，類似的細節還有很多。大瘟疫有多麼可怕，義大利半島因瘟疫而荒涼破敗到什麼程度，讀者可以通過這些細節作出判斷。義大利年鑑中記載，每座城市，每個城堡，每處城鎮，都是死屍遍地，一片破敗。司法已無可能，罪犯為所欲為[33]。瘟疫過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法院裡人頭攢動，為爭奪死者遺產爭訟不已。疫情波及其他島上時，義大利麵臨著饑荒和蕭條。但令人奇怪的是，這時竟有人在大肆揮霍。他們認為，死人給活下來的人留下了足夠的財產。田地無人耕種，莊稼無人收割，生活用品價格高昂。市場停頓，城市鄉鎮不見人影，一片荒涼。據說義大利至少一半人在瘟疫中喪生。從當時許多關於疫情的記錄來看，好像沒有理由懷疑這種說法。當時一群波西米亞的學生從博洛尼亞回鄉。我可以用他們在1348年義大利這場可怕瘟疫中的所見所聞來結束本章： 「當時，」《布拉格編年史》記錄道，「一些學生從博洛尼亞返回波西米亞。他們發現途經的城市或城堡生者了了，一些地方空無一人。許多家裡，僥倖未死的人身體極度虛弱，互相之間連口水也遞不過去，更不用說互相扶持。他們只能在極度痛苦中煎熬度日。為病人行聖事的神父和為病人診病的醫生都因染病而死去。許多人死前沒有進行臨終懺悔，也沒有在教堂進行聖事，因為神父都死了。人們挖了又大又深又寬的溝來埋葬死者。好些地方的死屍因無人掩埋而腐爛。屍臭瀰漫在空氣中。這種空氣比有毒的食物更致命。上文提到的那幾名學生僅有一名活著回到波西米亞，他的同伴都死在路上了。」[34] 基督教聖職人員受到瘟疫的襲擊 * * * [1]瑞士城市，該地中世紀時有本篤會修道院。——譯者注 [2]法國地名，在巴黎以北。——譯者注 [3]彼特拉克（1304—1374），義大利詩人、學者、歐洲人文主義運動的主要代表。——譯者注 [4]讓·查爾斯·萊昂納爾·德·西斯蒙迪：《中世紀義大利共和國史》，第6卷，第11頁。——原注 [5]伽林是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臘名醫，稱「醫藥之父」。埃斯庫拉庇烏斯是古希臘羅馬神話中的醫神。——譯者注 [6]佐凡尼·微拉尼（1271—1348），義大利歷史學家。——譯者注 [7]《十日談》引言。——原注 [8]盧多維科·安東尼奧·穆拉托里：《義大利史料集成》，第14卷，第11到15欄。——原注 [9]盧多維科·安東尼奧·穆拉托里：《義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1021欄。——原注 [10]盧多維科·安東尼奧·穆拉托里：《義大利史料集成》，第12卷，第926欄。——原注 [11]盧多維科·安東尼奧·穆拉托里：《義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123欄。此時錫耶納人口超過十萬，人們決定根據蘭多·奧雷菲切的設計繼續建造大教堂。工程因1348年的該城爆發瘟疫而不能進行，便暫停了下來，為建造教堂而募集到的錢捐到了其他必要的公共事務中去了。（吉羅拉莫·吉利所著《錫耶納編年史》，第2卷，第428頁）。——原注 [12]盧多維科·安東尼奧·穆拉托里：《義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653欄。——原注 [13]盧多維科·安東尼奧·穆拉托里：《義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902欄。——原注 [14]放血療法是現代醫學誕生前人們治病的重要手段之一。——譯者注 [15]盧多維科·安東尼奧·穆拉托里：《義大利史料集成》，第16卷，第286欄。——原注 [16]安傑洛·佩扎納：《帕爾馬史》，第1卷，第12頁。——原注 [17]雷焦是義大利南部城市。——譯者注 [18]《帕爾馬史散記》，見於盧多維科·安東尼奧·穆拉托里所著《義大利史料集成》，第7卷，第746欄。——原注 [19]朱爾·米什萊：《法國史》，第4卷，第238頁。——原注 [20]阿德里安·菲利普：《黑死病史》（1853年巴黎版），第103頁。——原注 [21]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古羅馬政治家、辯論家、哲學家。——譯者注 [22]《家書》（1601年版），第8卷，第290到303頁。——原注 [23]盧多維科·安東尼奧·穆拉托里：《義大利史料集成》，第12卷，第926欄。——原注 [24]巴爾托洛梅奧·切凱蒂（1838—1889），義大利歷史學家。——譯者注 [25]巴爾托洛梅奧·切凱蒂：《1300年的威尼斯醫學》，見於《威尼托檔案》，第25卷，第361頁等。——原注 [26]巴爾托洛梅奧·切凱蒂：《1300年的威尼斯醫學》，見於《威尼托檔案》，第25卷，第369頁。——原注 [27]巴爾托洛梅奧·切凱蒂：《1300年的威尼斯醫學》，見於《威尼托檔案》，第25卷，第377頁。——原注 [28]這裡的手工藝人應該指理髮師。——譯者注 [29]巴爾托洛梅奧·切凱蒂：《1300年的威尼斯醫學》，見於《威尼托檔案》，第25卷，第377頁。——原注 [30]巴爾托洛梅奧·切凱蒂：《1300年的威尼斯醫學》，見於《威尼托檔案》，第25卷，第378頁。——原注 [31]巴爾托洛梅奧·切凱蒂：《1300年的威尼斯醫學》，見於《威尼托檔案》，第25卷，第379頁。——原注 [32]塞孔多·蘭切洛蒂：《橄欖會史》，第22頁。——原注 [33]拉法埃洛·龍西歐尼：《比薩史》，見於《義大利歷史文獻》，第4卷，第808頁。——原注 [34]約翰·洛澤斯：《布拉格編年史》，見於《奧地利史料》中的《義大利史料集成》，第1卷，第395欄。——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