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方尖碑 · 十
溫煦的黃昏，自稱玻璃制的人站在一個玫瑰花壇前，一動也不動。那個所謂的格列高利七世教皇在七葉樹林蔭大道上散步。一個上了年紀的護士領著一個披著長發的駝背老頭溜達，他一再想法擰她那壯實的臀部，而且每次都發出愉快的笑聲。在我旁邊的一張長椅上，坐著兩個男人，他們倆都在互相解釋對方為什麼發了瘋，而誰也不聽對方說話。三個穿著條紋衣服的婦女在澆花，她們默不作聲地提著錫壺在暮靄中忙碌。
我坐在玫瑰花壇旁的長椅上。在這裡，所有的人都安靜、愉快。一美元在白天上漲了二千馬克，誰也不去關心，因而也沒像城裡一對老夫妻昨天夜裡上吊自殺。這對老夫妻是今天早上在衣櫥里被發現的，各吊在一條晾衣繩上。櫥里就只有他們兩人，什麼東西也沒有，所有東西包括床鋪和衣櫥，都已變賣並將搬走。當買主要來搬運家具時，他才發現死者。兩個死者摟在一起，向著對方吐出舌頭，舌頭腫脹，呈紫色。他們的身體非常輕，因而人家很快就把他們弄下來。死者都洗得乾乾淨淨，頭髮梳刷得光光的，衣服洗補得乾淨整齊。買主是個血氣方剛的家具商人，他一看到死者就嘔吐起來，並且聲言不想再要這個衣櫥了。到了晚上，他才改變主意，叫人把它抬走。這時死者躺在床上，別人不得不把他們從床上抬下來，因為床同樣也得搬走。於是從鄰居那裡借來幾張桌子，那對老人就停放在桌上，他們的頭部用薄紙蒙住。薄紙是這住宅中唯一屬於他們的財產。他們留下一封遺書，說他們原想用煤氣來自殺，但是煤氣公司把煤氣關閉了，因為他們很久沒付過煤氣費。因此他們給家具商人添了麻煩，並向他表示歉意。
伊莎貝爾走過來。她穿著藍色的長度不到膝蓋的短褲和一件黃色的上衣，頸上掛著一串琥珀項鍊。「你到哪裡去了？」她上氣不接下氣地問。
我已經好多天沒見到她了。每次禱告以後，我就從教堂里徑直回到家裡。放棄同博登迪克和韋尼克共進豐盛晚餐和暢飲葡萄酒並不是容易的，但是我情願同格爾達一道啃黃油麵包、吃土豆色拉，以求安寧。
「你到哪裡去啦？」伊莎貝爾又問。
「到外面去了，」我拐彎抹角地說，「到那少不了錢的地方去。」
她坐在長椅的椅背上。她的兩條腿黝黑，仿佛經常躺著曬太陽似的。我身旁那兩個男人不快地抬頭望望，隨後站起身走開。伊莎貝爾滑到椅子上。「為什么兒童們要死去，魯道夫？」她問道。
「這我不知道。」
我沒看她。我不想再給她纏住。她此時露著長腿，穿著網球褲坐在那裡，仿佛已經預感到我從現在起要按格奧爾格處世方式生活，這就已經夠我受了。
「如果他們馬上又得死去，那麼他們為什麼被生下來？」
「這個你只好去問博登迪克神父。他斷定說，上帝對於隨便哪個人頭上落下的每根頭髮都做記錄，一切事物都有其意義和準則。」
伊莎貝爾笑了。「上帝做記錄？對誰呢？對自己嗎？為了什麼目的？他什麼事都知道的。」
「是的，」我說，突然非常惱火，而且不知道是為什麼，「他無所不知，善良可親，公正而又慈愛——儘管如此，兒童們和他們所需要的母親卻要死去，而誰也不知道，為什麼世間有這麼多的苦難。」
伊莎貝爾猛然把身子對著我。她收斂起笑容。「為什麼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樣幸福，魯道夫？」她低聲地問道。
「我不知道。如若不是這樣，或許上帝會感到無聊的。」
「不，」她迅速地說，「不是這樣。」
「那麼究竟為什麼？」
「因為他害怕。」
「害怕？害怕什麼？」
「如果所有的人都幸福，那麼人就不需要上帝了。」
此時我瞅著她。她的眼睛非常透明。她的臉龐也曬黑了，比以前更加狹窄。「他的存在只不過是為了不幸，」她說，「那樣人家就需要他，人家就禱告。因此他害怕。」
「可是也有人向上帝禱告，因為他們幸福。」
「有這種事？」伊莎貝爾疑惑地微笑著，「那麼他們禱告，是因為他們害怕他們將保不住幸福。一切都是害怕的緣故，魯道夫。你不知道嗎？」
那個興高采烈的老頭由強壯的護士領著走了過去。主樓的一個窗戶里，一架吸塵器發出高亢的嗡嗡聲。我環顧四周。那扇窗戶敞開著，但是裝上格柵——一個漆黑的洞口，吸塵器就像一個該死的精靈在這洞口喊叫著。
「一切都是害怕的緣故，」伊莎貝爾重複地說，「你從來不害怕嗎？」
「我不知道，」我回答，對她總是存有戒心，「我想是有的。我在戰爭中常常感到害怕。」
「我指的不是這方面的。這是有理智的害怕。我指的是無名的害怕。」
「哪一種害怕？是害怕生存嗎？」
她搖搖頭。「不。更早一些。」
「怕死亡嗎？」
她又搖著頭。我沒繼續問。我不願深入下去。我們默默無語地在黃昏中坐了許久。我又一次感覺到，伊莎貝爾並沒有生病，但是我抑制著這種感覺。如果有這種感覺，那麼又要產生混亂，而我是不喜歡這種混亂的。伊莎貝爾終於激動了。「為什麼你一聲不吭？」她問道。
「說什麼呀？」
「許許多多，」她悄聲地說，「什麼都說。你害怕嗎？」
我思索著。「或許我們所有的人都對大話有些害怕。有人撒下彌天大謊。或許我們也害怕我們的感情。對於這些感情，我們已經不再相信了。」
伊莎貝爾把兩腿縮到長椅上。「但是，人是需要感情的，最親愛的，」她喃喃地說，「否則，人怎樣才能生存啊？」
吸塵器不再響了。周圍驟然寂靜無聲。潮濕的泥土氣味從花壇那裡涼爽地飄來。七葉樹中有隻鳥在叫，叫聲單調。夜晚突然成了一台天平，兩邊都托住世界，其分量完全一樣。我感覺到這個世界，仿佛它毫無重量地在我的胸部保持住平衡。我想，只要我繼續如此安詳地呼吸，我不會發生什麼事的。
「你怕我嗎？」伊莎貝爾低聲地問。
不，我想，並且搖搖頭，你是我唯一不怕的人，即使說話也不怕。在你面前，這些話從來不是不可理解的，從來不會是可笑的。你對它們總是理解的，因為你還生活在話語和感情一致以及謊言和幻覺同一的世界之中。
「為什麼你什麼也不說？」她問道。
我聳聳肩膀。「有時候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伊莎貝爾。要擺脫常常是困難的。」
「擺脫什麼？」
「我自己。我身上有許多抵抗的力量。」
「刀是不可能切自己的，魯道夫。你為什麼害怕？」
「我不知道，伊莎貝爾。」
「你別等待過久，親愛的。否則那就晚了。人需要說話。」她喃喃地說。
我沒回答。「來對付害怕，魯道夫，」她說道，「話就像電燈一樣。它們是有用的。你看到一切都在變灰嗎？現在血已經不是紅色的了。為什麼你不幫助我？」
我終於放棄了我的抵抗。「你是我甜美、陌生和可愛的心肝，」我說，「要是我能幫助你就好了！」
她向前弓著身子，兩隻手臂摟著我的肩膀。「你跟我來！幫助我！他們在喊！」
「誰在喊？」
「你沒聽見嗎？是人的聲音。他們喊個不停！」
「沒有人在喊，伊莎貝爾。只有你的心在喊。但是它喊什麼？」
我覺得她的呼吸吹到我臉上。「請你愛我，那樣它就不再喊了。」她說。
「我愛你。」
她坐到我的身旁。她的眼睛此刻閉著。天色更暗了，我看到那個自稱玻璃制的人又緩慢地直挺挺地走過。一個護士把幾個老人集中起來，他們彎著腰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長椅上，像黑乎乎的一捆捆黑紗。
「時間到了。」她朝著我們這個方向說道。
我點點頭，依然坐著。「他們在喊，」伊莎貝爾低聲地說，「他們是永遠找不到的。誰有這麼多的眼淚？」
「沒有人有，」我說道，「世上沒有人有，親愛的心肝。」
她沒有回答。她像個累壞了的孩子在我身旁喘氣。後來我把她扶起來，背著她穿過林蔭大道回到她住的病區。
當我把她放下來時，她絆倒了，並且緊緊地抓住我。她喃喃念叨著什麼，我沒有聽懂，她叫我把她送進去。入口處由一盞乳白色無影燈照得通明。我把她放在大廳里一張藤椅上。她閉著雙眼在藤椅上躺著，仿佛她是從一個無形的十字架上取下來的。兩個身穿黑色衣服的護士走了過去。她們正朝著禮拜堂走去。有一會兒工夫，看上去仿佛她們是想把伊莎貝爾抬去埋葬似的。後來有個穿白衣服的女看管人員走來把她帶走。
女總管又給了我們一瓶摩澤爾葡萄酒。儘管如此，令我驚奇的是，博登迪克在飯後立即悄悄地走了。韋尼克仍舊坐著。天氣穩定不變，病人們十分安靜。
「為什麼不把那些治不好的病人弄死？」我問道。
「您想弄死他們嗎？」韋尼克反問我一句。
「我不知道。這情況完全和一個病入膏肓的人一樣，人們只知道他還要遭受痛苦。您能否給他注射一針，讓他少痛苦幾天？」
韋尼克默默無語。
「幸好博登迪克不在這兒，」我說，「我們可以進行道德方面和宗教方面的討論。我以前有個戰友，他的肚皮被炸得跟肉鋪子一樣。他懇求我們用槍把他打死。我們把他送到野戰醫院。他在那裡喊叫了三天才死去。一個人痛苦地號叫，三天是很長的。我目睹許多人像牲畜一樣死去。不是像人死去，而是像牲畜那樣死。對於所有這些人，本來完全可以注射一針讓他們解脫的。我的母親也是如此。」
韋尼克默不作聲。
「好吧，」我說道，「我知道：結束一個生物的生命，總是像謀殺一樣。自從我參加戰爭以後，我甚至不願打死一隻蒼蠅。儘管如此，我覺得今晚這塊牛犢肉的味道很美，牛犢是別人殺死給我們食用的。這種說法早就成為謬論，是不全面的論斷。生命是個奇蹟，一頭牛犢和一隻蒼蠅也不例外。特別是一隻蒼蠅——這個有成千上萬個複眼的雜技演員。生命總是個奇蹟。但它總是要結束的。為什麼我們在和平時期要打死有病的狗，而不殺死一個號哭著的人呢？但是在無益的戰爭中，我們殺死的竟有千百萬？」
韋尼克還是一直不回答。一隻大甲蟲在電燈四周嗡嗡作響。它撞上燈泡，跌落下來，迅速爬動著，又再向上飛，重新繞著燈光轉。它不會吸取教訓的。
「教會的神職人員博登迪克當然對一切都有個答覆，」我說道，「動物沒有靈魂，人是有的。但是如果腦子的一道皺褶受到損傷，靈魂這東西留在哪裡呢？假如某人變成白痴，靈魂又在哪裡？它是不是已經到了天上？或是在某個地方等待那具依然能流涎水、吃食和排泄的彎曲的殘存軀殼嗎？我看到您的幾個病員被關在屋子裡——相反，動物卻是神。那些白痴的靈魂究竟待在哪裡？它可以分開嗎？或是它像個看不見的氣球懸掛在可憐的、嘟嘟噥噥的頭顱之上嗎？」
韋尼克做了個動作，仿佛他在把一隻昆蟲趕走。
「好吧，」我說道，「這個問題就留給博登迪克，他將不費吹灰之力加以解答。博登迪克依靠偉大的陌生人上帝，依靠天堂和地獄、對受苦人的報酬和對惡人的懲罰，可以解答一切問題。誰也沒有作過證明——按照博登迪克的說法，只有信仰才使人幸福。可是我們獲得智力、判斷力和對證明的欲望有什麼用呢？是不是為了不使用它們？這是對偉大的陌生人異常的戲弄！而什麼是對生的敬畏，對死的害怕呢？害怕，總是害怕！為什麼？如果沒有答案，為什麼我們可以提問呢？」
「完了？」韋尼克問道。
「沒有，但是我不想問下去。」
「好的。我也不能回答您。至少這些您自己是知道的，不是嗎？」
「當然囉。為什麼只有您才會，而世界上所有藏書只有抽象推論的答案呢？」
那隻甲蟲第二次飛行又跌落下來。它的腿又在迅速爬動，開始第三次飛行。它的翅膀像光亮的藍鋼一樣。它是一架漂亮實用的飛機，但是面對著燈光，它卻像一個酒徒面對著酒一樣。
韋尼克把剩下來的摩澤爾葡萄酒倒入玻璃杯里。「您打了多長時間仗？」
「三年。」
「奇怪！」
我沒回答。我大約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可我沒興趣再仔細玩味一番。「您相信智力是靈魂的一部分嗎？」韋尼克丟下前面的話題問道。
「我不知道。但是您相信，那些在關閉的病室中滿地亂爬、相互侮辱的可憐蟲也有靈魂嗎？」
韋尼克伸手去拿酒杯。「對我來說，這一切都很簡單，」他說，「我是個科學家。我什麼也不相信。我只是觀察。博登迪克則相反，他相信a priori ！您就在這之間搖擺不定。您看到那隻甲蟲沒有？」
那隻甲蟲正在第五次衝鋒。它將這樣繼續下去，到死為止。韋尼克把燈關了。「這麼做，它就得救了。」
夜幕穿過敞開的窗戶席捲而來。它是同泥土氣味、花香和星星的閃亮一道飄進來的。我立即覺得我剛才所說的一切，是非常幼稚可笑的。那甲蟲還嗡嗡飛了一圈，然後穩穩地飛出窗外。「亂七八糟，」韋尼克說，「真的亂七八糟嗎？或者那對我們來說都是一樣。您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們多了一種感官，世界將會是怎樣？」
「沒有想過。」
「少一種感官呢？」
我思索著。「那可能耳聾或眼瞎，或者什麼味道也辨不出來。這有很大區別。」
「而多一種呢？為什麼我們偏偏應該只有五種感官呢？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有六種呢？或是八種？或是十二種？那麼，世界不能是完全另一個模樣嗎？或許有了第六種，時間概念就會消失，或者空間的概念、死的概念、痛苦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也會消失。今日關於生的概念肯定會消失。現在我們帶著相當受到局限的器官徒步通過我們的存在。狗的聽覺比任何人都好。瞎眼的蝙蝠憑感覺行路，能通過所有的障礙。蝴蝶身上有個無線電接收機，依靠它可以從許多公里以外直接飛到它的雌蝶那裡。候鳥在識別方向方面比我們高明得多。蛇的聽覺是靠皮膚。自然科學中這樣的例子有好幾百個。我們怎樣才能肯定知道其中的某些事物？一種器官的擴大或一種新器官的形成——世界就發生變化，上帝的概念就要改變。乾杯！」
我舉起酒杯喝了起來。摩澤爾葡萄酒發澀，帶有泥土味。「那就是說，我們最好一直等到有第六種器官，是嗎？」我說道。
「不需要。您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但是必須知道，多一種器官可能會推翻一切結論。呆板的嚴肅因而會消失。葡萄酒怎樣？」
「很好。特霍芬小姐怎樣了？好一些嗎？」
「更糟。她母親來過這裡，她沒把她認出來。」
「或許她不願意認。」
「這幾乎是一回事。她沒把她認出來。她喊叫著要她滾開。典型的病例。」
「為什麼？」
「關於精神分裂症、對父母的變態心理、逃避自我和休克療法作用，說起來話很長，您想聽嗎？」
「好的，」我說道，「今天就聽一聽。」
「長篇報告您不會聽的。只聽最必要的東西。個性分裂通常表現為逃避自我。」
「人的自我是什麼？」
韋尼克瞅著我。「今天我們別談這個。逃到另外一個個性中去，或者逃到幾個個性中去。多數情況下，病人在這之間總是一再短時間或長時間回到自己的個性中來。熱納維耶芙不是這樣。很久以來不再是這樣了。正如您所認識的她，一點也不像她實際上的那樣。」
「她給人的印象完全是像現在這樣理智。」我說道，話里缺乏說服力。
韋尼克笑了。「什麼是理智？是邏輯思維嗎？」
我正在想未來的兩種新的感官，沒有回答。「她病得厲害嗎？」我問道。
「按照我們的概念，是的。但是也可以令人吃驚地迅速治癒。」
「治癒——治癒什麼？」
「治癒她的病。」韋尼克給自己點燃一支香菸。
「她往往是非常幸福的。為什麼您不讓她自由行動？」
「因為她母親已經為治療付了款，」韋尼克簡單地說，「此外她也不幸福。」
「您相信，她若恢復健康了，會更幸福嗎？」
「可能不會的。她敏感、聰明，看上去充滿幻想，大概受遺傳性因素影響。這些特性並不一定使人幸福。倘若她過去是幸福的，那麼她根本不會逃避的。」
「那麼為什麼不讓她安靜呢？」
「是的，為什麼不呢？」韋尼克說道，「我也常常詢問自己。明知動手術對病人沒有好處，為什麼還給他們動手術呢？我們要列個『為什麼』的清單嗎？這個清單可能很長。有一個『為什麼』可能會是這樣的：為什麼您不喝您的酒並且最終閉起您的嘴？為什麼您用您未開化的腦袋感覺不到黑夜？為什麼您在談論生命，而不去感受生命呢？」
他站立起來，舒展身子。「我必須到那些被關起來的人那裡查夜。您想一道去嗎？」
「好的。」
「請您披件白大褂。我帶您到一個特別的科室去。過一會兒您要麼嘔吐，要麼還能帶著深切的感謝心情享受您的葡萄酒。」
「酒瓶已經空了。」
「我的房間裡還有一瓶。我們可能需要的。您知道什麼事值得注意嗎？您今年二十五歲就見到過許多死亡、苦難和白痴病，但儘管如此，您從中除了學會提些想像出來的愚蠢問題之外，似乎就沒學到別的什麼了。但是這可能是世界的進程——倘若我們終於真的學到什麼東西，那麼我們已經太老了，無法應用——它就是這樣繼續下去的，一浪接一浪，一代接一代。沒有哪個人從別人那裡學到一絲一毫東西。您來！」
格奧爾格、維利和我坐在中央咖啡館裡。我今天不想一個人待在家裡。韋尼克要我觀看我還沒見過的精神病醫院的一個病區——傷兵病區。那裡有頭部受過槍傷、被掩埋過的和全身癱瘓的人。在溫和的夏日夜晚中，這個病區的病房猶如昏暗的戰壕，四周有夜鶯在歌唱。那幾乎已經普遍被人遺忘的戰爭，在這些病房裡卻依然繼續下去。榴彈的爆炸聲依然留在這些可憐人的耳朵里，他們的眼睛依然像五年前那樣流露出束手無策的恐怖，刺刀不停地戳進柔軟的肚皮，坦克每個鐘頭在輾碎號叫著的傷兵，把他們壓得像鰈魚那樣扁平，戰鬥的轟隆聲、手榴彈的爆炸聲、頭骨碎裂聲、地雷炸開的響聲、正在崩塌的掩蔽壕溝里人們窒息的情景都由一種可怕的黑魔術原封不動地保存在這裡，如今還默默地在這個玫瑰和夏季中的病區里繼續猖獗。有人發布命令，有人在豎耳傾聽無法聽見的命令，床鋪就是戰壕和掩體，它們一再被掩埋和掘開，有人死去，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掐死，有人窒息。瓦斯在房間裡瀰漫，病人由於害怕而陷於瀕死狀態：他們號叫、爬行、恐怖地喘息、哭泣，而且往往蹲在一個角落裡沉默無語，儘可能把身子縮成一團，臉緊貼著牆壁……
「起立！」在我們身後突然有幾個青年人吼叫起來。一些顧客勁頭十足地從桌子旁站起身子。咖啡館的樂隊奏起「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這在今晚已經是第四次了。那並不是那個懷有強烈民族主義感的樂隊，也不是老闆，而是一些胡鬧的年輕人想顯示自己的威風。每隔半小時有一個人朝樂隊走去，指定奏國歌。他走過去，仿佛是在出征。樂隊不敢違抗，因此就響起了德國國歌，而不是《詩人與農夫》的序曲。「起立！」後來每次都從四面八方響起這聲音，因為在奏國歌時人們都從他們的座位上站起來，特別是在這支歌引來二百萬人死亡、一場打輸的戰爭和通貨膨脹以後。「起立！」一個大約十七歲的傢伙對著我喊道，他在戰爭結束時可能還不滿十二歲。
「去你的吧，」我回答，「你給我回學校去。」
「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這少年喊叫起來，他肯定還不了解那是什麼，「這裡有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夥伴們！」
這些搗蛋鬼的目的就是吵鬧。他們一再指定演奏國歌，而每次總有一批人不站起來，因為他們認為這太愚蠢。後來這些愛吵鬧的人瞪大眼睛涌了過來尋釁。有幾個退伍軍官在某處坐著指揮，他們自以為是愛國的。
十來個人現在圍在我們桌子周圍站立著。「起立，不然就不客氣了！」
「什麼？」維利問道。
「你們很快就會看到的！膽小鬼！祖國的叛徒！起立！」
「你們滾開，」格奧爾格鎮定地說，「你們以為我們還需要小娃娃們的命令嗎？」
一個年約三十歲的男子從這群人中擠了過來。「你們就不尊敬國歌嗎？」
「如果要尋釁吵架，那麼不必在咖啡館裡，」格奧爾格回答，「別幹些蠢事來打擾我們！」
「蠢事？你把一個德國人最神聖的感情稱作蠢事？你要付出代價的！你這膽小鬼，你戰時在哪裡？」
「在戰壕里，」格奧爾格回答，「可惜。」
「每個人都可以這樣說！拿出證明來！」
維利站起身子。他是個巨人。音樂正好沉寂下來。「證明？」維利說，「在這兒！」他提起褲子，露出一條腿，輕輕地把屁股轉向問話的人，發出像一枚不大不小的炮彈爆炸的響聲。「都在——」維利接著說完了他的話，「這兒，我是從普魯士人那裡學來的。以前我的態度文明多了。」
這一伙人的頭頭下意識地跳了回去。「您剛才不是說膽小鬼嗎？」維利問道並獰笑著，「看來您自己才膽小呢！」
老闆帶著三個魁梧的服務員走了過來。「靜一靜，我的先生們！我不得不來懇求！別在咖啡館裡爭吵！」
樂隊現在奏起《黑林姑娘》。國歌的捍衛者在這暗示的威脅下退了回去。他們很可能要在外面襲擊我們。我們估計一下他們的人數，他們蹲在門口，大約有二十人。打起來我們必定要輸的。
但是，救兵仿佛從天而降。一個瘦削的矮小男子走到我們桌子前面。他叫博多·萊德霍澤，是個做獸皮和舊鐵生意的商人。我們在法國打仗時和他在一起。「孩子們，」他說道，「我剛才看到發生了什麼事。我同我的俱樂部的人來到這裡。就在那邊柱子的後面。我們的人正好一打。如果這些狗東西想鬧事，我們來幫助你們。說定了？」
「說定了，博多。你是上帝派來的。」
「這倒不是。可是這兒不是有頭腦的人待的場所。我們來這裡不過是為了喝杯啤酒。真遺憾，這老闆的啤酒是全城最好的。除此以外，他就是個沒骨氣的東西。」
我發現，博多有點不顧實際情況，在這樣的年頭還要求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要有骨氣，但是正因為如此，這才是感人的。在腐敗的年代，人們應該提出不現實的要求。
「我們一會兒就走，」博多還說，「你們也走嗎？」
「馬上走。」
我們付了款，站起身子。我們還沒走到門口，那些國歌的捍衛者已經到了外面。他們好像是變魔術一樣，手裡突然拿著棍棒和石子，手指戴上打人的銅套環。他們組成半圓形站在入口處。
博多突然出現在我們中間。他把我們推到旁邊，他那十二個人在我們前面走出門。他們在門外停住。「你們這些雜種，想幹什麼？」博多問道。
帝國的捍衛者們睜大眼睛盯住我們。「膽小鬼！」想以二十人襲擊我們三人的那個司令最後說，「我們還會碰上你們的。」
「肯定，」維利說道，「我們為了這在戰壕里躺了幾年。可是你們自己瞧瞧，你們的人總是多三四倍。人多，愛國者才有信心。」
我們同博多那個俱樂部的人走下大馬路。星星掛在天邊。商店已經掌燈。有時當一個人同戰時的夥伴們在一起，他總是覺得奇怪、美好、極度緊張和不可思議：他竟可以如此閒遊，自由自在生活。我突然明白，韋尼克所說的感謝是什麼意思。那不是對某個人的感謝，而無非是慶幸自己幸免於難的時間能延長一些，因為事實上當然沒有什麼人可以幸免於難的。
「你們得換個咖啡館，」博多說，「我們那個咖啡館怎樣？那裡沒有這樣的流氓。你們跟著來，我們領你們去！」
他們領著我們去。那裡樓下有咖啡、塞爾茲蘇打水、啤酒和冰塊，樓上有聚會場所。博多的俱樂部是個歌詠俱樂部。這城市有許許多多俱樂部，它們都舉辦俱樂部晚會，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日程安排，非常自負而且辦事認真。博多的俱樂部每星期四在二樓集會。
「我們有個第一流的四重唱男子合唱隊，」他說，「只有第一男高音比較弱。真滑稽，許多第一男高音歌唱家可能是在戰爭中陣亡了，而新手還處在童音到成年聲音的轉變之中。」
「維利是個第一男高音歌唱家。」我說。
「真的嗎？」博多感興趣地瞅著他，「請你模仿這音調唱一下，維利。」
博多像只畫眉唱起來。維利模仿著唱。「好料子，」博多說道，「現在唱這個！」
維利也模仿著第二個音調。「加入我們的俱樂部吧，」博多急著這麼說，「你若覺得不合適，你可以再退出來。」
維利推辭了一陣，但是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他最終接受了。他立即被指定為俱樂部的司庫。為了這，他付錢請眾人再喝第二巡啤酒和荷蘭烈酒，又給大家添了豌豆湯和醃豬蹄。博多的俱樂部成員在政治上是民主派，只有第一男高音里有一個保守的玩具商人和半個共產主義的鞋匠，但是第一男高音是沒有選擇餘地的，這方面的人太少。在喝第三巡酒時，維利說他認識一位女士，她同樣可以唱男高音，甚至男低音。俱樂部的人沒說話，他們啃著醃豬蹄，對這表示懷疑。格奧爾格和我插進來說明勒妮·德拉圖爾的二重唱本領。維利發誓說，她不是真正的男低音，天生是個純粹的男高音。他的話博得了熱烈的掌聲。勒妮在缺席情況下成了俱樂部的一員，並立即被指定為名譽委員。維利為這幾巡酒付了錢。博多夢想神秘地安插一個女高音，這麼一來，在匯演時其他歌詠俱樂部就要發狂，因為他們只好相信，博多的俱樂部有一個冒充男子的女士，尤其是勒妮自然必須穿著男子服裝登場，不然這合唱隊就會被列為混合合唱隊。
「我今晚還要把消息告訴她，」維利說，「孩子們，她會用各種音調笑呢！」
格奧爾格和我終於走了。維利從二層樓上注視著廣場，他作為一個老兵，估計國歌的捍衛者會設下埋伏，但是什麼事也沒發生。廣場一片寂靜，星斗滿天。四周圍的酒吧間窗戶敞開著。博多俱樂部的咖啡館裡響亮地傳出：「美麗的森林，是誰在那裡把你造得高聳入雲？」
「你說，格奧爾格，」當我們拐進哈肯大街時，我問道，「你究竟幸福嗎？」
格奧爾格·克羅爾脫帽向夜裡某種看不見的事物表示致意。「另一個問題！」他說，「人們可以在針尖上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