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方尖碑 · 八
維斯特林根村彩旗招展，光艷奪目。我們——格奧爾格、海因里希·克羅爾、庫爾特·巴赫和我——聚集在那裡。我們提供的陣亡士兵紀念碑即將舉行揭幕儀式。
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上午已經在教堂里為各自的死者舉行了祭典。天主教神父在這方面占了優勢，他的教堂大，教堂裝飾得色彩斑斕，有彩色的窗戶、敬神香、雲錦彌撒服裝和穿著紅白服裝的教堂僕役。新教牧師只有個小禮拜堂，禮拜堂牆壁平平淡淡，窗戶簡樸無華，現在他站在天主教神父旁，像是他的窮親戚。天主教神父飾有細網狀大斗篷，周圍是唱詩班的男童；牧師穿著一件黑袍，而這就是他全部的裝束。作為廣告部的專家，我必須承認，天主教在這方面是遠遠超過新教的。它偏向幻想，而不是理智。它的教士們穿得像土著人部落中施行魔術的醫生一樣。在外觀方面，天主教禮拜連同其色彩、情緒、敬神香和裝飾習俗，是無法超越的。新教牧師感覺到這點，他瘦骨嶙峋，戴著一副眼鏡。天主教神父則紅光滿面，腰圓體胖，一頭華發十分好看。
兩個人都各自盡力為他的死者們效勞。可惜在陣亡士兵中有兩個猶太人，是牲口販子列維的兒子。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存在什麼精神上的安慰的。在反對猶太人遷移的態度上，兩個對立的教士以及老兵組織的主任、退役少校沃爾肯施泰因，都是一致的。沃爾肯施泰因是個反猶主義者，他堅信不疑，這場戰爭是由於猶太人才打輸的。如果有人問他為什麼，他立刻就把這人當成民族的叛徒。他甚至反對把兩個列維的名字鐫刻在紀念碑上。他堅持說他們必定是死在離前線很遠的後方。可是最後他被否決了。鎮長起了決定性作用。他的兒子於1918年在韋爾登布呂克後備軍野戰醫院裡患流行性感冒死去，從來沒有上過戰場。他想讓他作為一位英雄在紀念碑上留個名字，因此他解釋說，死畢竟是死，士兵畢竟是士兵。就這樣，列維兄弟的名字就占據了紀念碑反面最下面的兩個位置，狗撒起尿來大概還夠得到呢。
沃爾肯施泰因全身穿著帝制時期的制服。這雖然是被禁止的，但是有誰會反對呢？在停戰以後不久開始的罕見的變化，總是繼續取得進展。1918年幾乎所有士兵一致憎恨的戰爭，而後來對於那些安然無恙度過戰爭的人來說，那已經慢慢成為他們生活中重大的冒險經歷了。他們又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去，當他們還躺在戰壕里咒罵戰爭時，這種生活對他們來說是個天堂。現在平平常常的生活又得以恢復，還帶著擔憂和煩惱，因而戰爭逐漸從地平線上升起，離去，成為過去，並且不按他們的意志也幾乎沒有他們的參與而變異、美化和改頭換面。大規模屠殺已成了人們所逃脫的冒險經歷。絕望已被遺忘，貧困已經不復存在，尚未降臨到某人頭上的死亡，就成了一生中幾乎總要發生的事情：某種抽象的事物，但已經不再是現實了。只有當它在近處突然襲擊或伸手去攫取某人時，它才是現實。老兵組織成員曾受命於沃爾肯施泰因，在紀念碑前列隊行進而過，他們1918年還是和平主義者，可是現在已成了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了。沃爾肯施泰因已經把對戰爭和幾乎每人均有的友誼情感的回憶巧妙地轉變成對戰爭的自豪感。誰不是國家主義者，他就玷污了對陣亡英雄的紀念，這些可憐的、被當成炮灰的陣亡英雄們，他們所有的人都是多麼想活呀。如果他們還能做到的話，他們多麼想把正站在講壇上講演的沃爾肯施泰因攆下台去！但是他們已經手無寸鐵，他們成了成千上萬個沃爾肯施泰因的財產，這些人出於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利用他們，把他們隱藏在諸如「熱愛祖國」和「民族感」的口號下。什麼熱愛祖國！沃爾肯施泰因所理解的就是重新穿起制服，當個上校，繼續讓人去送死。
他在講壇上大聲吼叫，談到內部的無恥之徒，說什麼有人用刺刀捅自己人後背，談到不可戰勝的德國軍隊，並向我們死難的英雄宣誓，要懷念他們，為他們報仇，重建德國軍隊。
海因里希·克羅爾聚精會神聽著，每句話他都相信。那頭在腰窩裡戳著一根長矛的獅子的雕塑人庫爾特·巴赫，也被邀請來了，他夢幻般地凝望被蒙起來的紀念碑。格奧爾格一味抽著他的雪茄菸。我穿著借來的上流社會的短西裝，心裡想寧可待在家裡，同格爾達在她那葡萄藤蔓纏繞的房間裡睡覺，聽著舊城酒家拙劣的管弦樂隊奏起暹羅衛隊檢閱進行曲。
沃爾肯施泰因用三聲「烏拉」結束講話。樂隊奏起歌頌好友的歌曲。合唱隊分兩部唱著這支歌。我們大家跟著唱起來。那是一首持中間立場的歌，沒有政治和復仇的內容，純粹是哀悼一位死去的朋友。
教士們走到前面。紀念碑揭幕了。庫爾特·巴赫那頭咆哮的獅子在頂部蹲著。四隻青銅飛鷹停在台階上。紀念碑的面板是用黑花崗岩做成的，其他的碑石呈四方形。這是一座非常昂貴的紀念碑，我們期待著今天下午付款。這件事人家已經答應我們了，因而我們現在來到這裡。如若我們拿不到錢，我們將瀕於破產。美元在上周幾乎上升了一倍。
教士們為紀念碑祝福，兩人向各自的上帝祈禱。在戰場上，每當命令我們做禮拜，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們在為德國軍隊的勝利禱告時，我常常思考著，英國的、法國的、俄國的、美國的、義大利的和日本的教士們也會同樣為他們國家的勝利而禱告。於是，特別是有同一種信仰的兩個敵對國家在祈禱的時候，我就把上帝想像成為草率又窘迫的俱樂部主任那樣的角色。到底叫上帝支持哪個國家呢？支持人口最多的那個嗎？或者支持教會最多的那個嗎？當他讓一個國家打贏，而讓另一國家打輸，雖然在後一個國家裡，人們也祈禱得很勤，這時他的正義又在哪裡？有時我也覺得他像個在許多國家裡奔走得精疲力竭的老皇帝，他經常得參加社交活動，總得更換制服，按其舉行的禮拜情況，現在穿上天主教的制服，然後是新教的、福音派的、英國國家教會的、主教派教會的和改革宗的制服，這情形與皇帝在檢閱驃騎兵、特種步兵、炮兵和海軍時完全一樣。
人們獻上了花圈。我們也有一個，是以公司的名義獻的。沃爾肯施泰因用走調的嗓音開始唱起「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這支歌。看來這並非事先安排的節目，樂隊沒有奏樂，只有幾個人跟著唱。沃爾肯施泰因臉漲得通紅，惱羞成怒地轉過身子。樂隊里先是小號然後是英國管開始奏響。這兩種樂器發出的聲音蓋過了此時正使勁揮手的沃爾肯施泰因。其他樂器跟著奏了起來，大約有半數參加者逐漸跟著哼了起來，可是沃爾肯施泰因起的調子太高，嘰嘰嘎嘎尖叫一陣。幸好女士們插了進來。她們雖然站在後面，卻挽救了這個局面，勝利地把這支歌唱到底。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想起勒妮·德拉圖爾，這件事她一個人就能勝任。
下午開始了娛樂活動。我們不得不待在這裡，因為我們還沒要到錢。沃爾肯施泰因的長篇愛國主義講演使我們錯過了中午美元的行市，或許這是個重大的損失。天氣很熱，我借來的那套短小的禮服，緊緊地繃著我的胸部。天空掛著厚厚的白雲，桌上放著盛有施泰因黑格酒的厚玻璃酒杯，旁邊還有裝著啤酒的玻璃瓶。大家的腦門上紅彤彤的，臉部汗水晶瑩發亮。為死者舉辦的喪宴油水很足，非常豐盛。晚間據說要在下薩克森飯店舉行盛大的愛國主義舞會。到處都張掛著紙制的花飾、旗子——當然是黑白紅顏色的——以及樅樹枝編制的花環。只有村上最後一幢房子的天窗上掛著一面黑紅金三色旗子。這是德意志共和國的旗子。黑白紅顏色的旗子是舊帝國的國旗，它們是被禁止的。但是，沃爾肯施泰因解釋說，死者是在光榮的舊旗子下陣亡的，每個升起黑紅金旗子的人都是賣國賊。因此住在那房子裡的木匠貝斯特是個賣國賊。雖然他在戰爭中肺部挨了顆子彈，但還是個賣國賊。在我們親愛的祖國里，人們很容易被宣判為賣國賊，只有沃爾肯施泰因一家人永遠不會是。他們就是法律。誰是賣國賊，是由他們決定的。
場上的氣氛高漲。老一些的人離去了。老兵組織的一部分人也紛紛離開。田裡的活計召喚他們回去。沃爾肯施泰因稱之為鐵衛兵的那部分人留了下來。教士們早就走了。鐵衛兵由比較年輕的人組成。鄙視共和國的沃爾肯施泰因，卻接受共和國給他的養老金，並利用它來反對政府。他又做一個講演，講演以「戰友們」這個詞作為開頭。我覺得這太過分了。當沃爾肯施泰因這樣的人還在服役時，他們從未叫過我們「戰友們」。當時我們是劣等兵、豬玀、白痴，說得好聽些，就是部下。有一回，在一次進攻前的傍晚，我們的中尉黑勒這個壞蛋——他過去當過林務官——把我們叫作「戰友們」。他害怕第二天早晨有人會在他背後打黑槍。
我們到鎮長那兒去。他待在自己家裡喝咖啡、吃糕點、抽雪茄，拒絕付款。這個我們已料到幾分。幸好海因里希·克羅爾沒和我們一道去，他出乎意料地待在沃爾肯施泰因那裡。庫爾特·巴赫同一個健美的鄉婦到田間去享受大自然景色。格奧爾格和我站在鎮長德貝林的對面，他有自己的駝背文書韋斯特豪斯給他撐腰。「你們下星期再來，」德貝林愉快地說，請我們抽雪茄菸，「那時我們把所有的都算在一起，全部付清，一個子兒也不少。現在亂鬨鬨的，做不到這點。」
我們接過雪茄菸。「也許是這樣，」格奧爾格回答，「但是我們今天需要錢用。德貝林先生。」
文書笑了。「錢人人需要。」
德貝林對他眨眨眼。他斟上酒。「讓我們來干一杯！」
他沒有邀請我們參加揭幕儀式。邀請我們的是沃爾肯施泰因，他沒想到那可鄙的錢。德貝林必然希望我們之中誰也不來，或者最多只有海因里希·克羅爾來。海因里希比較好對付。
「已經商定在揭幕時付款。」格奧爾格說。
德貝林漫不經心地聳了聳肩。「我的回答只有一個——下個星期。但願你們到處都能立即拿到錢——」
「我們要拿到錢，否則我們不供應貨物。」
「喏，這次你們已經供貨了。乾杯！」
我們沒有拒絕酒。德貝林對著欽佩他的文書眨眨眼。「好酒。」我說。
「再來一杯嗎？」文書問道。
「為什麼不呢？」
文書斟上酒。我們喝著。「那麼——好吧，」德貝林說，「那就下星期！」
「那麼，」格奧爾格說，「今天！錢在哪兒？」
德貝林感到受了侮辱。我們接受了酒和雪茄菸，而現在我們還繼續索錢。這是不合情理的。「下星期，」他說，再來一杯酒作為告別？」
「為什麼不呢？」
德貝林和文書活躍起來。他們以為自己勝利了。我的目光望著窗外。窗外午後的景色宛如嵌在框裡的一幅圖畫——院子大門，一棵橡樹，在它們後面伸展著一片淡鉻黃和翠綠的田野，無邊無際而又寧靜。我想，我們幹嗎在這兒吵嘴？那裡在季節的呼與吸中呈現的金色、綠色和寂靜，難道不是生活嗎？我們是怎樣看待它們的呢？
「我覺得很抱歉，」我聽到格奧爾格說道，「但是我們不得不堅持。到下星期，錢就大大貶值了。我們已經在這筆訂貨上虧損了。這筆貨比我們所預料的多拖了三個星期。」
鎮長狡猾地瞅著他。「現在再多一個星期也沒啥關係。」
身材矮小的文書突然發起了牢騷。「如果你們拿不到錢，你們究竟想怎麼辦？你們不會把紀念碑再帶走吧！」
「為什麼不？」我回答，「我們這裡有四個人，其中有一個是雕刻家。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老鷹拿走，如果必要，甚至可以把獅子帶走。我們的工人兩個鐘頭後可以到達這裡。」
文書微微一笑。「您以為，把舉行過揭幕儀式的紀念碑再拆卸下來辦得到嗎？維斯特林根有數千居民。」
「還有沃爾肯施泰因少校和老兵組織。」鎮長補充說，「都是熱情的愛國主義者。」
「此外，如果你們想試試，那麼今後你們很難在這兒再賣掉一塊墓碑。」文書現在公然露出獰笑。
「再來一杯酒嗎？」德貝林問道，他同樣獰笑起來。他們把我們推入陷阱。我們無能為力。
這時有人迅速越過院子跑來。「鎮長先生！」他通過窗戶喊叫著，「您得馬上來。出事了！」
「什麼事？」
「貝斯特！他們把木匠貝斯特——他們要把他的旗子扯下來，因此就出事了！」
「什麼？貝斯特開槍了？這該死的社會主義者！」
「不！貝斯特是——他流血了——」
「除此沒有別人嗎？」
「是的，光是貝斯特。」
德貝林的臉明朗起來。「原來是這樣！那麼您也用不著這麼吵吵嚷嚷！」
「他站不起來。嘴裡流血。」
「他那張爛嘴挨揍了。」身材矮小的文書說，「為什麼他要對別人挑釁呢？我們這就來。一切保持鎮靜。」
「你們通融通融吧，」德貝林莊重地對我們說，「現在出了公事。這事我得調查。你們的事我們只好拖延一下。」
他以為現在徹底地把我們解決了，穿上了他的外衣。我們同他一起出門。他走得並不很急。我們知道這裡的奧妙。當他到達時，沒人再記得起是誰打了貝斯特。這是慣用的手法。
貝斯特躺在他屋子的狹窄的走廊里。共和國國旗被撕破了撂在他身旁。屋前有一大堆人站立著。鐵衛兵一個也不在。「發生了什麼事？」德貝林問那個拿著筆記本站在門旁的憲兵。
那憲兵想要報告。「當時您在場嗎？」德貝林問道。
「不，我是後來被喊來的。」
「好的。那麼您對這事一點也不知道。誰當時在場？」
沒有人回答。「您不可以叫人請個醫生來嗎？」格奧爾格問道。
德貝林不友好地瞅著他。「有必要嗎？拿點水——」
「有必要。這個人正在危急關頭。」
德貝林急忙轉過身子，俯下去看著貝斯特。「快死了？」
「他快死了，他嚴重咯血。或許他也骨折了。看來仿佛有人把他從樓上扔下來的。」
德貝林用一種遲緩的目光瞅著格奧爾格·克羅爾。「這或許只不過是您的猜想，克羅爾先生，不會是別的。我們還是讓縣裡的醫生來確診吧。」
「此地就沒有醫生嗎？」
「請您別干預我的事。現在，我是鎮長，不是您。你們把布雷迪烏斯大夫請來。」德貝林對兩個帶自行車的小伙子說，「就說發生了不幸的事。」
我們等待著。布雷迪烏斯騎著他們兩人的一輛自行車來了。他跳下車子，走到走廊里。當他重新站起身來，他說：「這個人死了。」
「死了？」
「對，死了。他是貝斯特，不是嗎？他的肺部有過槍傷。」
鎮長不高興地點點頭。「他是貝斯特。我一點也不知道他的肺部有過槍傷。但是或許是恐懼——他過去大概有過心臟衰弱的毛病——」
「這不會嚴重咯血的，」布雷迪烏斯冷冷地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事我們正著手調查。請可以作為證人的人留在這裡。」他瞅著格奧爾格和我。
「我們過一會兒再來。」我說。
圍觀的人幾乎和我們一道離去。證人寥寥無幾。
我們坐在下薩克森飯店裡。格奧爾格憤怒的樣子是我很久以來沒見過的。一個青年工人走來，他坐在我們這裡。「您當時在場嗎？」格奧爾格問道。
「當沃爾肯施泰因煽動別人去扯那面旗子時，我正巧在那裡。他說那是消滅污點。」
「沃爾肯施泰因一道去了嗎？」
「沒有。」
「當然沒有。可其他人呢？」
「一大群人朝貝斯特衝去。他們所有人都喝過酒。」
「後來呢？」
「我想貝斯特進行過抵抗。他們大概不會真的想把他打死。但是後來這事終究發生了。貝斯特想抓牢旗子，後來他們就把他連人帶旗子推下樓梯。或許他們還在他的背脊上狠命地揍了幾記。人喝了酒以後，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力氣有多大。他們肯定不是有意打死他的。」
「他們只想教訓他一頓嗎？」
「是的，正是這樣。」
「沃爾肯施泰因告訴他們這麼做的，是嗎？」
這位工人點點頭，隨後愣住了。「您從哪兒聽來的？」
「我想像得出來。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是不是？」
那工人默默無語。「如果您已經知道，那就算您說對了。」他終於說了出來。
「事情還得詳細調查。打死人的案子檢察院要管。策劃者也算同案。」
這位工人哆哆嗦嗦縮了回去。「這和我一點也不相干。我什麼也不知道。」
「很多事您知道。同樣，還有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經過。」
工人喝光他的啤酒。「我什麼也沒說，」他堅決地聲明，「我一點也不知道。您想，假如我不閉緊嘴，我會出什麼事？不，先生，不要找我！我有老婆，有一個孩子，我必須活下去。如果我多嘴，您相信我還會找到工作嗎？不，先生，您另找個證人吧！不要找我！」
他溜走了。「其他人也會這麼做的。」格奧爾格陰鬱地說。
我們等待著。我們在外面看到沃爾肯施泰因走過。他已經不穿制服了，提著一個褐色的箱子。「他上哪兒去？」我問。
「到火車站去。他已經不住在維斯特林根，搬到韋爾登布呂克去住了，當上縣裡士兵聯合會的主席了。他專程為揭幕典禮而來這兒。箱子裡放著他的制服。」
庫爾特·巴赫和他那姑娘來了。他們帶著花來的。姑娘聽說發生了什麼事，感到非常失望。「那麼舞會肯定不舉行了。」
「我想會的。」我說。
「不，肯定的。如果地上躺著死人，那多不幸！」
格奧爾格站立起來。「來，」他對我說，「這無濟於事。我們必須再去找德貝林。」
村子裡突然寂靜無聲。太陽斜掛在陣亡士兵紀念碑的後面。庫爾特·巴赫雕塑的大理石獅子放出光彩。德貝林依然擺出他的官架子。「你們已經看到死了人，不會再要錢了吧！」他立即聲明說。
「不，」格奧爾格說，「這是我們的職業。我們總是看到死人才要錢的。」
「你們必須有耐性。我現在沒時間。你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我們知道。在這段時間裡，我們還了解到其他情況。您可以把我們算作證人，德貝林先生。我們待在這兒，不拿到錢不走。明天早晨我們願意聽候刑事警察吩咐。」
「證人？什麼證人？你們當時根本不在現場。」
「是證人。這您只管放心就是。您一定對確證同打死木匠貝斯特有關的一切事情感到興趣。對兇手和策劃者感興趣。」
德貝林久久地凝視著格奧爾格。然後慢條斯理地說：「這是不是訛詐？」
格奧爾格站立起來。「您打算給我詳細解釋一下您所說的意思嗎？」
德貝林一聲不吭。他繼續瞅著格奧爾格。格奧爾格頂住了他的目光。隨後德貝林朝著一個錢櫃走去，打開錢櫃，拿出幾捆鈔票放在桌上。「請您再數一下，開個收據。」
錢放在紅方格紋檯布上的空酒杯和咖啡杯之間。格奧爾格把錢複數了一遍，寫了一張收據。我朝窗外望去。黃綠色田野還一直發出微弱的光，但是它們已經體現不出生存的和諧了，和諧氣氛已經完全破壞了。
德貝林接過格奧爾格的收據。「你們大概心中有數，今後你們別想在我們公墓上安放任何墓碑了。」他說。
格奧爾格搖搖頭。「您錯了。我們馬上就要安放一塊。給木匠貝斯特的。免費。這和政治毫無關係。倘若您決定把貝斯特的名字一道安排在陣亡士兵紀念碑上，我們也同樣準備免費辦這件事。」
「這種情況大概不會發生的。」
「這我早已料到。」
我們朝火車站走去。「這傢伙明明是有錢的。」我說。
「當然囉。我知道他有錢。這筆錢他在八個星期前就有了，並且用這筆錢搞投機，賺了許多錢，還想再多賺幾十萬。我們即使到下星期也還會拿不到。」
海因里希·克羅爾和庫爾特·巴赫在火車站等候我們。「你們拿到錢了？」海因里希問。
「拿到了。」
「我早料到了。這兒的人是非常正派，非常守信用的。」
「是的，守信用的。」
「舞會已經停止了。」大自然之子庫爾特·巴赫說道。
海因里希理理他的領帶。「木匠是自食其果。那是個挑釁行動，聞所未聞。」
「什麼？是說他掛出官方的國旗嗎？」
「那是一種挑釁。他知道別人的想法。他必須預計到，別人會跟他吵的。這才合乎邏輯。」
「是的，海因里希，這合乎邏輯。」格奧爾格說，「現在請你做做好事，閉起你那邏輯的狗嘴。」
海因里希·克羅爾受到侮辱，站立起來。他想說點什麼，但當他看到格奧爾格的臉色時，就沒吱聲。他緩慢地用雙手撫去他那毛料上衣的灰塵。然後他窺視著正在等候火車的沃爾肯施泰因。退役少校遠遠地坐在一條長凳上，恨不得此刻就到達韋爾登布呂克。當海因里希朝他走去時，他並不高興，但是海因里希坐到了少校身旁。
「這件事會有怎樣的結果呢？」我問格奧爾格。
「不會有任何結果。兇手一個也逮不到。」
「沃爾肯施泰因呢？」
「誰也不會動他一根毫毛。如果木匠還活著的話，只有他會受到懲罰，而不是別人。政治謀殺嘛，如果來自右的方面，是光榮的，會得到寬大處理的。我們有個共和國，但是我們原封未動地接受了舊時代的法官、官員和軍官。還有什麼指望呢？」
我們凝望著晚霞。火車呼呼噴出黑煙，像一輛殯葬用的馬車開過來又消失了。我想，真奇怪，我們所有人在戰爭中都見到過許多死人，我們知道，我們之中有兩百多萬人無謂地戰死了，為什麼現在卻為一個人的死而如此激動，並且幾乎把這兩百萬人遺忘了？但事情可能是這樣，因為個別人的死總是死，而兩百萬隻不過是個統計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