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方尖碑 · 三
星期天早晨。所有鐘樓響起了鐘聲，夜晚的鬼火被驅散了。一美元牌價依然停留在三萬六千馬克。時光屏住呼吸，暖氣尚未把天空的晶體融化，一切都是明淨的，無限純潔的。這就是清晨的一個鐘頭，人們以為就連殺人犯也得到寬恕，善與惡已是無關緊要的字眼。
我慢騰騰地穿上衣服。涼爽的、受陽光照射的氣流吹進敞開著的窗戶。燕子閃電般地穿過拱門，發出一道道銀光。我的房間如同樓下的辦公室有兩個窗戶，一個朝院子，一個朝街道。我在朝院子的窗戶旁倚了片刻，望著花園。突然，一聲窒息的喊叫劃破寧靜，接著就是一聲漱喉般的咕嚕聲和呻吟。那是住在房屋另一翼的海因里希·克羅爾又在做著他的噩夢。他在1918年曾經被掩埋過，如今已過了五年，他還不時夢到這種情景。
我在自己的酒精燈上煮咖啡，咖啡里我放進一點櫻桃酒。這是我在法國時學來的，儘管通貨膨脹，我總是有酒。我的薪水固然從來不夠添置一套新的西裝——我委實無法積聚添置衣服的錢，錢很快就貶值了，但是買點小東西是夠的，當然，比如偶爾買瓶酒，聊以自慰。
我吃著塗了人造黃油和李子醬的麵包。李子醬頂呱呱，它是克羅爾母親的存貨。人造黃油有脂肪臭味，但是那沒關係，戰爭期間我們所有人吃得更差。隨後我查看一下我的服裝。我有兩套便服，都是軍裝改的。一套染成藍色，另一套染成黑色——灰綠色要染成別的顏色不好辦。此外我還有一套在當兵前做的西裝。這套雖然已不合身，但卻是地道的便服，不是改過的或翻過的，因而我今天穿在身上。這套西裝配上我昨天下午買來的領帶很適合，而我今天之所以系領帶，目的是讓伊莎貝爾看。
我寧靜地漫步走過城市的街道。韋爾登布呂克是個有六萬人口的古老城市，其間有木頭房屋和巴洛克式建築物以及令人討厭的新市區。我穿過市區，朝另一側走去，沿著一條七葉樹林蔭大道走，然後爬上一個小山丘，山丘上一個大公園裡有個精神病醫院。它靜悄悄地、真像度周末一樣地躺在那裡，鳥兒在樹叢中啾啾叫，我向那兒走去，我在精神病醫院的小教堂里為星期日彌撒彈奏管風琴。這是在我準備當教師期間學的，一年前我才謀得這份差使，作為我的副業。這樣的副業我還有幾個。我每周給卡爾·布里爾鞋匠的孩子們教一次鋼琴課，報酬是我的鞋子免費釘掌並拿到點錢。我每周給書商鮑爾的懶兒子上兩次輔導課，同樣得到點錢，並取得閱讀所有新書的權利，如果我想購買書籍，價格尚可優待。價格上的優惠很自然地為整個詩人俱樂部所利用，甚至愛德華·克諾布洛赫也沾光，他後來一下子就成了我的朋友。
彌撒九點鐘開始。我坐在管風琴旁，看著最後一批病人走了進來。他們輕輕走來，各自坐到長凳上。幾名看管人員和護士坐在他們中間和兩側。一切都有條不紊地進行，比起我在鄉下當教員時曾為之演奏的農民教堂，聲音小得多了。這兒只聽得到鞋子在石板上滑動的聲響，病人們是在滑動，不是在踩踏。這是人們腳步的聲響，這些人的思想已經遠遠離去。
祭壇前燃著蠟燭。外面的光線透過彩色窗玻璃射了進來，光線大為減弱，並且同燭光混合成一種柔和的、上面飄著紅和藍的金光。金光下站著一位身穿雲錦彌撒長袍的教士。在祭壇的台階上，跪著身穿帶有白色斗篷的紅色法衣的彌撒侍役。
我打開笛子和人聲音域的音栓，開始演奏。前面數排精神病患者突然掉過頭來，所有人的頭都是一下子轉過來，仿佛它們是結在一根繩子上被拉過來似的。他們慘白的臉上暗黑的深陷的眼睛，毫無表情地凝望著上面的管風琴。他們的臉像扁平而光亮的圓盤在昏暗的金色光線中浮動。有時，在冬天，在黑暗中，這些臉酷似巨大的聖餅，這些聖餅正等待著聖靈光臨。病人們不習慣管風琴，他們沒有過去，沒有回憶，每逢星期日，為這些被疏遠的人舉行演出，笛子、小提琴和古大提琴突如其來又一次觸動他們的腦子。演奏後，祭壇上的教士開始做彌撒，他們的臉都轉向他。
並不是所有精神病人都跟著做彌撒的。後面幾排有許多人坐著不動。他們坐在那兒，仿佛裹著可怕的喪服，仿佛在他們周圍空蕩蕩一無所有，可是或許有人覺得情形就是這樣。他們或許已經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那裡聽不到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的話音。他們麻木不仁地、不知其意地傾聽由管風琴慘澹地、粗野地傳送到那兒的一種音樂。或許他們什麼都不想，像大海、生和死那樣冷淡。只有我們才使大自然生氣勃勃。自然會是如何，如若自然是她本身——這點或許下面那些人會知道的，但是他們不會泄露秘密。他們看到什麼，都默不作聲。有時，他們仿佛是巴別塔建造人的末代子孫，他們語無倫次，無法將他們從最高露台上所看到的事物告訴他人。
我掃視一下頭一排。在右側，在粉色和藍色的閃光中，我看見伊莎貝爾陰暗的頭。她筆直地跪在長凳上，身材纖細。她那瘦削的頭如同哥德式塑像側向一旁。我停止演奏大提琴和人聲的音域，奏起悠揚的音域。那是管風琴最柔和、最動人的音域。我們面臨神靈的變化。麵包和葡萄酒轉變成基督的身軀和血。這真是個奇蹟，這同人是由塵土和黏土造成的那個奇蹟完全一樣。里森費爾德聲稱，第三個奇蹟是，人除了以規模越來越大的方式充分利用和殺死他的同類，並儘可能自私自利地來填滿在生與死之間的短暫時期，對這奇蹟的處置方式並沒知道多少，儘管有件事開始時每個人都是心中有數的：他必定要死。這是奧登瓦爾德花崗岩廠的里森費爾德說的，他是死神店鋪里最嚴厲的核算員和冒險家之一。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做過彌撒以後，我從精神病醫院的護士們那兒得到一頓有雞蛋、香腸片、肉汁、麵包和蜂蜜的早餐。這在合同里已經規定好。這樣，我中午這一餐可以省去，因為星期天愛德華不收餐券。此外，我還拿到一千馬克。如果我要乘車，這點錢正好夠我乘電車往返的車費。我從來沒有要求增加報酬。究竟什麼原因，我不知道。我給鞋匠卡爾·布里爾和書商鮑爾的兒子上輔導課，卻像一頭野山羊為著提高報酬而鬥爭。
早飯以後，我到精神病醫院的園子裡去。那是個有樹有花有長椅的美麗而寬闊的地帶，一堵高牆把四周圍起來，如若沒有看到加了柵欄的窗戶，還會以為自己是到了療養院。
我愛這園子，因為它寧靜，又因為我在這兒無須和什麼人談論戰爭、政治和通貨膨脹。我可以平心靜氣坐著，做著不合時尚的事情，例如竊聽風聲，細聽鳥兒啼鳴，觀察著光線是如何滲透過淡綠色的樹頂。
被准許外出的病人漫步走過。絕大多數人默不作聲，另一些人則自言自語，有幾個同來訪者和看管的人熱烈交談，許多人靜靜地獨自一人蹲著，一動也不動，他們低著頭，如同太陽光中的石像，直至他們又被帶回他們的病房。
過了好一陣子，我才習慣這種景象，甚至到了現在，我有時仍免不了像開始時那樣懷著由好奇、恐懼和不可名狀的第三種原因交織在一起的心情凝視著精神病患者，這第三種原因使我回憶起我見到第一個死人的那一瞬間。當時我十二歲，死者叫格奧爾格·黑爾曼，他死前一周我還同他一道玩過，而那時他躺在那兒，在鮮花和花圈之間，像黃蠟製成的某種不可言傳的陌生東西放在那兒，可怕極了，已經同我們不再有任何關係，已經永遠離開，然而那默默的非常冷淡的威脅卻仍然留在那兒。後來我在戰爭中見過許許多多死人，我的感覺幾乎沒有什麼增加，我覺得自己是站在一間殺豬的房屋裡，但是我從未忘卻我見到的那頭一個死人，如同大家對所有的第一個都忘不了一樣。他就是死神，而且是用精神病患者熄滅的眼睛來看著我的那一個死神，是個活著的死神，幾乎比別的靜靜的死神更加不可思議，更加神秘。
只有伊莎貝爾的情況是另一個樣。
我看見她從女病區的路上走過來。一條黃色連衣裙像一個用山東綢制的鐘形罩圍著她的兩條腿飄動。她手裡拿著一頂平而寬的草帽。
我站起來朝她走去。她的臉龐瘦削，人們只能從她臉上看出一對眼睛和一張嘴。眼睛灰綠，清澈透明，嘴巴像肺病病人的那樣紅，或者說，仿佛是她塗得這麼紅的。可是眼睛也突然變得細小、平坦，呈藍灰色，嘴變得狹小和無情，像從沒結過婚的老處女的嘴一樣。倘若她是這副樣子，她就是燕妮，一個好猜疑的、不討喜歡的、不滿足的人；倘若她是另一副樣子，她就是伊莎貝爾。兩種情況均是幻想，因為她的真名叫作熱納維耶芙·特霍芬，患一種可惡的疾病，它有著魔鬼一樣的名稱——精神分裂症，即意識上的分裂，個性的分裂，這也就是她把自己當成伊莎貝爾或燕妮的原因，事實上她不是這樣的人。她是精神病醫院年紀最輕的病員之一。據說她的母親住在阿爾薩斯，相當有錢，但是很少關心她。我認識熱納維耶芙已有六個星期，我還不曾見到她母親。
她今天是伊莎貝爾，我一眼就看了出來。她現在生活在一個與現實毫無關係的夢幻世界，輕飄飄的，一點重量也沒有，如若到處翩翩起舞的黃蝴蝶停在她的肩上，我是不會感到驚訝的。
「你又來了！」她容光煥發地說，「前些時候你到哪裡去了？」
倘若她是伊莎貝爾，她就用「你」來稱呼我。這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含義，隨後她就用「你」來稱呼所有的人。
「你到哪兒去了？」她又問一次。
我朝著大門做了個手勢。「在某個地方，在那外面。」
她審問似的盯住我片刻。「外面？為什麼？你在那兒尋找什麼東西嗎？」
「我想是的，但願我知道是什麼！」
她笑了。「算了吧，羅爾夫。你永遠找不到什麼的。」
聽到她喊羅爾夫，我不禁吃了一驚。遺憾的是她常常這麼稱呼我，因為正如她看錯自己一樣，她也把我看成是別的什麼人，並且也不都是看成同一個人。她一會兒叫我羅爾夫，一會兒叫我魯道夫，甚至有一次叫我拉烏爾。羅爾夫是一個我無法容忍的無聊傢伙的名字。拉烏爾像是個誘騙女人那類人的名字。倘若她叫我魯道夫，她如痴似夢，一片鍾情，我是最喜歡她這麼叫我的。她無視我的真名路德維希·博德默爾。我已多次告訴她我的名字，但是她沒把它放在心上。
在頭幾個星期里，一切都使我相當迷惑，但是現在我已經習慣了。當時我對精神病也還抱著流行的觀點，我所想像的精神病，無非是慢性癲狂病，有謀殺企圖和口齒不清的白痴，熱納維耶芙和這些情況不同，使我非常吃驚。起初我幾乎不敢相信她患病，我覺得把名字和身份混淆起來，無非是在做遊戲，至今我有時還是這麼看的。後來我才明白，儘管如此，在這脆弱的幻想之後，卻默默地隱藏著混亂。這種混亂還沒有到來，可是它已經快來了，這一點連同她才二十歲以及由於生病使她具有一種幾乎是悲劇性的美，賦予伊莎貝爾一種特殊的吸引力。
「來，羅爾夫。」她說著，拉住我的臂膀。
我再一次試圖逃脫這可惡的名字。「我不是羅爾夫，」我解釋說，「我是魯道夫。」
「你不是魯道夫。」
「是的，我是魯道夫。魯道夫，獨角獸。」
她這樣叫過我一次。但是我現在沒這運氣。她微笑著，完全像對一個傻孩子微笑一樣。「你不是魯道夫，你不是羅爾夫。可是你也不是你所想的人。現在你來，羅爾夫。」
我瞅著她。頃刻間我又感覺到，她並沒生病，完全是裝出來的。
「別那麼無聊，」她說，「為什麼你總想做那個人呢？」
「對，為什麼？」我驚奇地回答，「你說得對！為什麼要做那個人？究竟有什麼需要如此迫切地保存在他那裡？為什麼要自認為了不起？」
她點點頭。「你和大夫！風最終會吹遍所有事物的。為什麼你們不願承認？」
「包括大夫嗎？」我問。
「是的，就是自稱為如此的人。他對我什麼都要啊！而他什麼也不知道。夜間，如若不朝那裡看，就不知道草是個什麼模樣。」
「那看上去是什麼樣子？或許是灰的或黑的。有月光照射，就是銀白色的。」
伊莎貝爾笑了。「這我想過了！你也不知道。跟大夫一個樣。」
「究竟看上去是什麼樣子？」
她停住腳步。一陣風吹過，隨之而去的是蜜蜂和花香。黃色連衣裙像船帆飄動。「根本不存在。」她說。
我們繼續走。一個身穿精神病醫院服裝的老太在林蔭大道上從我們身旁走過。她的臉色潮紅，淚水閃閃發光。兩個束手無策的家屬傍著她走來。「如果草不存在，究竟有什麼東西？」我問道。
「什麼也沒有。只有朝那裡望去，它才在那裡。有時我們迅速轉過身子，還可以看到。」
「什麼？看到它不在那裡？」
「不在那裡，但是可以看到它——草和在你身後的一切——迅速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像去參加舞會的差役。你轉身時必須特別迅速，那麼你還可以看到它們，否則它們已待在那裡，裝成無辜的樣子，仿佛它們從未離開過。」
「誰？伊莎貝爾？」我謹慎地問道。
「事物。在你後面的一切。可是它們只是在等待你轉過身子，以便它們可以溜走。」
我思索一會兒。我想，這情形跟我們身後經常有道萬丈深淵相似。「假如你轉過身子，我也不存在嗎？」我問道。
「你也不存在。什麼也沒有。」
「哦，是這樣。」我說，有點不是滋味，「可對我來說，我總是存在的。即使我轉身如此神速。」
「你轉向錯誤的一面了。」
「還有不同面嗎？」
「對你來說是有的，羅爾夫。」
我聽到這可恨的名字，又重新抽搐起來。「對你呢？你怎麼啦？」
她瞅著我，心不在焉地微笑，仿佛她不認識我。「我？我可是不存在呀！」
「是這樣？我覺得你的的確確存在的。」
她的表情在變化。她又認識我了。
「真的嗎？為什麼你不經常告訴我？」
「可我總是再三告訴你的。」
「說得不夠。」她把身子靠著我，我感覺她在呼吸，感到她薄綢下的胸脯，「從來沒說夠，」她嘆口氣說，「為什麼沒有人知道這？啊，你們這些塑像！」
塑像，我想。究竟我還有什麼辦法？我瞧著她，她美麗而情緒激昂，我感覺到她，每次我同她在一起時，仿佛千百個聲音在通過我的血管打電話，可是隨後就中斷了，仿佛所有的人都打錯了，我不知如何是好，除了產生迷惑以外什麼都沒有。人家不會追求一個精神病的姑娘。或許別人會，可我不會。仿佛別人想追求一個自動的木偶，或者是被催眠入睡的某人。但這絲毫不能改變：人們感覺不到她就在身旁。
我們走出林蔭大道的綠色樹蔭，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陽光照耀下的鬱金香和水仙的花圃。「你必須把帽子戴上，伊莎貝爾，」我說，「大夫要你戴上。」
她把帽子扔在花叢中。「大夫！他什麼都要！他要和我結婚，但是他的心已經餓荒了。他是只出汗的貓頭鷹。」
我不相信貓頭鷹會出汗。但是儘管如此，那情景是有說服力的。伊莎貝爾像個舞蹈家站到鬱金香的中間，蹲下身子。「你在這兒能聽見嗎？」
「當然，」我感到輕鬆地說，「每個人都能聽見。那是鍾。敲著升F大調。」
「什麼是升F大調？」
「一種音調。所有音調中最甜美的。」
她把自己寬大的連衣裙往花叢上拋去。「現在它們還在我心裡響嗎？」
我點點頭，看著她狹窄的後頸。一切都在你心中響，我想。她摘下一朵鬱金香，端詳開放著的花朵和湧出液汁的肥碩莖稈。
「這裡的這個不甜美。」
「好——那是C大調的鐘聲。」
「一定是大調嗎？」
「也可以是小調。」
「不可以兩者都是嗎？」
「在音樂上不可以，」我說道，被逼得走投無路，「那是有一定原則的。它只可以是這個或是那個。或是一個接著另一個。」
「一個接著另一個！」伊莎貝爾略帶點蔑視瞅著我，「你總是有藉口的，羅爾夫。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是另一種樣子。」
她突然站了起來，扔掉她折斷的鬱金香。她一跳就越過花圃，使勁抖乾淨她的連衣裙。然後她把連衣裙向上提，看著自己的兩條腿。她的臉由於厭惡而變醜了。
「發生了什麼事？」我吃驚地問。
她指著花圃。「蛇——」
我望著花。「那裡沒有蛇，伊莎貝爾。」
「有！就在那裡！」她指著鬱金香，「你沒看到它們想要什麼？我已經察覺出來了。」
「它們什麼也不想要。它們是花。」我下意識地說。
「它們碰到我了！」她由於厭惡而顫抖起來，目光一直凝視著鬱金香。
我抓住她的兩隻手臂，把她的身子轉過去，使她看不到花圃。「現在你已經轉過身子了，」我說，「現在它們已經不存在了。」
她拚命呼吸。「不要留情！把它們踩爛，魯道夫。」
「它們已經不存在了。你已經轉過身子了，它們現在都走了，如同夜間的草和事物。」
她的身子靠著我。突然間我在她看來，不再是羅爾夫了。她把臉靠在我肩膀上。她無須再對我解釋什麼。我是魯道夫，必定是知道的。「你有把握？」她問道。我覺得她的心臟在我手旁搏動。
「完全有把握。它們走了，像星期日的差役。」
「不要留情，魯道夫。」
「我不留情。」我說。我不知道她說的是什麼，但是也沒有必要知道。她已經安靜下來了。
我們緩緩地往回走。她幾乎沒有休息，走得累了。一位穿著平底鞋的護士奔了過來。「您得來吃飯，小姐。」
「吃飯，」伊莎貝爾說，「為什麼人總是要吃飯，魯道夫？」
「為的是不會餓死。」
「你又在撒謊。」她像對一個沒有希望的兒童那樣疲倦地說。
「這次沒撒謊。這次說的是實話。」
「是這樣？石頭也吃東西嗎？」
「石頭有生命嗎？」
「當然囉。是一切東西中最健壯的。那麼健壯，所以是永恆的。你不知道晶體是什麼？」
「只從物理課上知道的。這肯定是錯的。」
「純粹恍恍惚惚，」伊莎貝爾用耳語的聲音說，「不像那裡的那個——」
她朝後對著花圃做了個動作。女看管人員抓住她的手臂。「您的帽子在哪裡，小姐？」她走了幾步後問道，並環顧四周，「您等一下，我把它找來。」
她走了去，以便從花叢中把帽子找出來。伊莎貝爾急急忙忙跟在她後面，六神無主地回頭看向我。
「別離開我，魯道夫！」她低聲地說。
「我不離開你。」
「不要走開！我現在必須走。他們來接我了！但是你別走開！」
「我不走開，伊莎貝爾。」
女看管人找到了帽子，現在她像命運那樣邁著闊步前進。伊莎貝爾站著，她望著我。這情景恰似永別的樣子。每次她總是這樣，仿佛這就是永別。誰知道，她再來時會是怎樣，會不會把我認出來？
「請您把帽子戴上，小姐。」女看管說。
伊莎貝爾拿著帽子，軟弱無力地讓它從手上垂掛下來。她掉轉身子，走回病區去。她沒有回過頭來往後看。
三月初熱納維耶芙突然在公園裡朝我走來並開始同我攀談的事就這麼開始了，仿佛我們是老知交似的。這並不是件非同尋常的事——在精神病醫院裡，人們相互之間是用不著介紹的，這兒的人不搞這些形式主義的做法，只要願意，人們可以相互交談，不需要冗長的客套。想到什麼，就可以立即談論什麼，另一方不理解，也並不礙事——這是次要的。一個人不想說服另一個人，不想解釋：人在那兒，說著話，而且兩個人的話題常常彼此不同，兩個人能相互了解真了不起，因為他們根本不去聽對方說些什麼。例如，有個自稱格列高利七世教皇的、兩腿像軍刀一樣的矮小男子，從來不跟人討論。他無須叫人相信他是教皇。他就是教皇，無須再說。他對獅王亨利非常憂慮。卡諾薩並不遠，有時他也說到這件事。他的談話夥伴可能是個相信自己完全是玻璃做的人，並請求任何人不要去碰撞他，因為他已經有一道裂縫，這並不妨礙格列高利。兩個人彼此交談，格列高利談論穿著襯衣悔過的國王，那個玻璃人說他對太陽忍受不了，因為太陽能在他身上反光，後來格列高利賜予他教皇的祝福，玻璃人把用來擋住自己透明的頭免受太陽照射的頭巾取下來一會兒，兩人行了數世紀以前的禮節分手。因此，當熱納維耶芙朝我走來與我搭訕時，我並不驚訝，我只對她這麼美麗感到詫異，因為她恰恰是伊莎貝爾。
她同我談了好久。她穿一件輕便的、淡顏色的裘皮大衣，它的價值至少相當於十至二十塊由最好的瑞典花崗岩鑿成的十字架墓碑，另外還穿一件晚禮服和金黃色的拖鞋。當時是上午十一點，在圍牆那邊的那個世界裡，這是不能想像的。但在這兒只會令人激動不安，仿佛有個帶降落傘的人從別的星球被吹落下來。
那是一個有太陽、陣雨、刮過風以及突然平靜的日子。它們輪流出現，雜亂無章，一個鐘頭三月天氣，一個鐘頭四月天氣，後來有段時間，五月和六月的天氣突然來臨。另外，伊莎貝爾從某地來，真的是來自某地——從那沒有邊界的地方，從那理性之光還面目全非地像飄動的北極光掛在天際的地方，那兒不分晝夜，只有自己的光線回音和回音的回音，以及彼岸和永恆的廣袤中慘澹的光亮。
她一開始就把我搞糊塗了，一切有利因素都在她一邊。我雖然在戰爭中失去許多資產階級的概念，但是這不過使我變得玩世不恭，使我有些絕望，並沒使我變得優越和自由。我坐在那兒，凝視著她，仿佛她沒有重量，在飄浮著，而我卻吃力地朝著她踉踉蹌蹌走去。此外，她的一言一語常常閃爍著超人的智慧，只是要推遲一些時間，然後就令人吃驚地現出一幅深遠的景象，它可以使人的心臟搏動起來。然而每次我想把握它時，輕紗和迷霧又飄來把它遮上，於是她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
她頭一天就吻我，她的動作做得那麼自然，因而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但是這絲毫也不能改變我沒有覺察的事實。我覺察出來了，它使我興奮，但是後來它卻像一個浪頭拍打暗礁的障礙物一樣——我知道，她所想像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別人，是個幻想中的人，一個叫羅爾夫或魯道夫的人，或許她所想像的也不是那個人，而只不過是些從陰間的暗流里湧上來的名字，沒有根源也沒有關聯。
她從那時起幾乎每個星期日都來到花園，如若下雨，她就到禮拜堂來。我從女總管那裡得到許可，只要我願意，可以在彌撒之後練習管風琴。天氣不好時我這麼做。我實際上不是練習，我彈得太差了，我彈管風琴就像彈鋼琴一樣：我演奏是為了自己，為了某些動搖不定的幻想，儘可能做到為了某些情調、夢想和對不確定的事物、對未來、對滿足和對我自己的渴望。要做到這一點，無須演奏得特別好。伊莎貝爾偶爾也來旁聽。她坐在台下昏暗之中，雨拍打著五顏六色的窗玻璃，管風琴聲拂過她陰暗的頭顱，我不知道她想什麼，這情景真奇怪，令人有些感傷，但是在這後面隱藏著會突然提出的為何如此的詢問，喊叫，恐懼和沉默。每當我們待在昏暗和發出管風琴聲的空蕩教堂里時——我們只有兩人，仿佛就沒有別的人了，我們是由半明半暗的光線、管風琴和雨聯繫在一起的。儘管如此，我們卻是永遠分離，沒有任何橋樑來溝通，互不了解，沒有話語，只有我們之間生命界限上小小守護之火在奇怪地燃燒，我們看到並錯誤理解這些界限，她以她的方式，我以我的方式，像不聾、不啞、不盲的聾啞盲人，並因此變得窮困多了，失去許多關係，我感覺到這一切，我也感覺到生物身上一些不可思議的孤獨。驅使她來我這兒的動機是什麼？我不知道，並且永遠也不想知道——它已經被埋在瓦礫和山崩之中了——但是我也不明白，為何這種特殊的關係儘管如此還這麼使我迷惑。然而我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她想像中的人並不是我，儘管如此，它卻使我渴望我不知道的事物，並使我震驚，使我有時無緣無故、毫無意義地幸福或悲傷。
一位身材矮小的護士朝我走來。「女總管想跟您談談。」
我站起來，跟著她走。我心裡感到不大舒服。或許有個護士刺探了秘密，女總管想對我說，只許我同六十歲以上的病人交談，不然她就把我解僱，雖然主管醫師已經說過，伊莎貝爾有社交活動是好的。
女總管在她的會客室接見我。會客室散發出地板蠟和肥皂味，氣氛很是一本正經，絲毫沒有春天的氣息。女總管是一位瘦削果斷的婦女，她親切地接見我，她認為我是個熱愛上帝、相信教會的無可指責的天主教徒。「五月快到了。」她說，直盯著我的眼睛。
「是的。」我回答，並且打量著潔白的窗簾和空蕩蕩、發亮的地板。
「我們想過，是否可以舉辦個五月禱告。」
我如釋重負，沉默不語。「城裡的教會在五月里每晚八點都有個禱告。」女總管說。
我點點頭。我了解五月的禱告。黃昏時香菸繚繞，祭器閃爍發光，禱告以後，青年人還在古樹參天、金龜子嗡嗡作響的廣場上歡騰些時候。我雖然沒去過，但是在我當兵前，我就知道了。我同少女們初次接觸，就是從那時開始的。一切都令人感到興奮、神秘與和諧。可我並沒有想到，這個月每晚八點來這兒彈奏管風琴。「我們至少得每星期日舉行一次禱告，」女總管說，「我指的是一次盛大的、有風琴音樂和謝恩讚美歌的禱告。沒有音樂的禱告反正每晚將為護士們舉辦一次。」
我考慮著。星期天晚上待在城裡無聊，再說禱告只不過短短一個小時。
「我們所能給的報酬很少，」女總管解釋，「像做彌撒所付的那麼多。現在這種時候這點報酬並不算多，是嗎？」
「是的，」我說，「這並不算多。現在外面通貨膨脹。」
「我知道。」她猶豫不決地站立著，「可惜教會的公事程序尚未建立。教會想的是幾世紀以後的事。我們只好將就。我們這麼做，最終也是為了上帝，而不是為了錢。不是嗎？」
「可以兩者兼顧，」我回答，「那就特別幸運了。」
她嘆了口氣。「我們受教會當局規定的約束。每年只規定一次，而不是經常調整。」
「對於傳教士、神父和主教的薪水也是這樣嗎？」我問道。
「這個我不知道，」她說，臉色略微變紅，「但我相信是的。」
我這時已經下定決心。「今天晚上我沒有時間，」我解釋，「我們有個重要業務會議。」
「今天還是四月。但是下星期日——或者，如果您每星期日不行，也可以是別的日子。不時舉行個真正的五月禱告，那就太妙了。聖母必定會賜福給您的。」
「當然了。只不過困難在於一頓晚餐。八點鐘正好在當中。在這之後吃飯太晚，在這之前又匆匆忙忙。」
「噢，原來是這樣！如果您願意，您當然可以在這兒用餐。神父閣下也總是在這裡用膳。或許這是個辦法。」
這跟我所想的辦法完全一樣。這兒的飯菜幾乎同愛德華那裡一樣豐盛，如果我同神父一道用餐，肯定還會再加一瓶葡萄酒。由於愛德華廢止星期日使用預購的餐券，所以這甚至是條再好不過的出路。
「好的，」我說，「我試試看。關於錢的問題，我們無須再談了。」
女總管舒了一口氣。「上帝會給您賜福的。」
我走回去。園中的路徑空無一人。我等了穿山東綢制的黃色連衣裙的伊莎貝爾一些時候。後來城裡中午的鐘聲響了起來，我知道，伊莎貝爾午睡的時候到了，然後醫生要來，四點鐘之前無事可做。我走出大門往山丘下走去。下面是帶有布滿綠銹鐘樓和冒煙煙囪的城市。七葉樹林蔭大道的兩側是廣闊的田地，每天都有沒有危險的精神病患者在那裡勞動。精神病醫院一部分是公家的，一部分是私人的。私人入院病人當然無須勞動。田地之後是一片樹林，林中有小溪、池塘和空地。我少年時曾在那裡捕魚、捉水蜥和蝴蝶。如今才過了十年，但是那時的生活似乎是另一種樣子，似乎是在遙遠的時代。那時，生活平靜地度過，有機地發展，從童年起，一切都有條不紊。戰爭把它改變了，從1914年起，我們過著一段動盪不定的生活，然後是第二段和第三段。這些生活並不連貫，我們也不可能把它們湊合在一起。因此要理解伊莎貝爾以及她的各種不同的生活就不太難了。只不過她在這方面似乎比我們好些，若是她過著一種生活，她就忘記所有其他的。而我們的生活，每個階段都是亂七八糟的。我們的童年由於戰爭而中斷，而後是飢餓的時代和欺騙的時代，是戰壕的時代以及渴望生存的時代，這一切階段中，有些東西給留了下來，並且使人不安。這是無法簡單地拋到腦後的。童年的天堂、殘殺的知識、被奪去的青春、過早認識玩世不恭，總是令人吃驚地一再出現，並毫不妥協地相互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