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降臨 · 第十章 黑暗降臨
黨員漢內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同志是我們這兒最重要的一份晨報《導報》的文字編輯。這是一份體面的、報酬豐厚的工作。他得到這個職位正是在納粹掌權不久的1933年初。這項任命部分是對他長期服務於國社黨的獎勵，還有一部分是因為他的文章總是寫得鏗鏘有力，而且飽含「血與土」的德國精神。實際上作為一個作家，他並不屬於文化上的激進分子，即所謂的「城市先鋒」那一類，相反，他寫了很多關於狩獵的文章，即使在共和時期，他也在喜歡這類文章的讀者群中贏得了一個溫和作家的聲譽。在他的書中不乏對迷人的自然景色的描寫，還有不少生動的鉛筆畫，畫面通常是溫柔的母鹿、驕傲的雄鹿、肥胖的野鵝，獵人在草叢中蹲坐著守候獵物：「灰色的晨霧像銀色的紗巾一樣遮掩著山谷，露珠像珍珠項鍊似的裝點在草葉上。」
漢內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是一個謙遜的人，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參加納粹是因為不喜歡猶太人，特別是不喜歡某些他認為過於耍小聰明、見風使舵的同行，而他覺得這樣的人里猶太人居多。他覺得他們喜歡把一切事情都肢解成碎片，然後再用一種純然負面的精神對這些碎片進行分析。他們喜歡褻瀆所有神聖的事物，只是為了起到驚世駭俗的效果。他相信納粹上台會淨化德國文壇，使得他自己非常珍視的價值觀得以回歸，比如祖國和榮譽，坦蕩的胸懷和勇氣，古老的傳統和習俗，男人之間的友誼，終日在壁爐前忙於家務的女人們的自豪感。
他寫的書，加上不定期地給雜誌投稿，已經給他帶來足夠的收入。現在作為晨報的編輯，每個月的收入又能多五百馬克，這讓他心滿意足。他把家安在了城外的森林邊上。他買了汽車，每天開車上下班也成了一種愜意的休息。這段時間裡他可以回顧和整理自己工作上的思路。每天晚上開車離開擁擠的城市和街道回到自己的領地，這感覺真是妙不可言。
「看看這兒。」他對妻子說，一邊透過書房巨大的窗戶指著外面。通過這扇窗戶，他家正面的景色一覽無餘。「看！這一切都是咱們的私人領地。小河、獵場、草地和樹林。咱們的領地，咱們的王國。除了你和我，沒有別的統治者。」他的妻子微微笑著。她是一個溫柔可愛的女人，黑黑的髮辮像皇冠一樣盤在頭上，穿著德國鄉村式樣的衣服，配上精心挑選的木珠項鍊和舊珊瑚胸針，顯示出她的藝術氣質。
他們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兒一個六歲，一個四歲。小兒子漢內斯·阿道夫在他的父親當上《導報》文學編輯的時候才十一個月。
小兒子的名字一半來自父親，另一半來自元首。他過第一個生日那天埃伯哈特舉辦了一個聚會，請來了所有的鄰居。城裡的朋友們也來了，有畫家、演員、作家。一個大號啤酒桶放在屋子中間。父親驕傲地說，六歲的黛安娜是「狩獵女神黛安娜的教女」，而四歲的艾爾菲是根據林中的小精靈命名的。這兩個小女孩每天晚上都要到各個鄰居家的草坪上表演玫瑰花環舞，而今天她們的節目是朗誦她們的父親為了今晚而寫的詩。當朗誦到歌頌元首「像一個永遠隱身在我們中間的萬能的守護者」的詩句的時候，兩個孩子一起高揚右手行納粹禮。這時，這個聚會的小主角，坐在鮮花環繞的嬰兒椅上的漢內斯·阿道夫，被嚇得大哭起來。
八點鐘，孩子們回去睡覺了，大人們繼續留下。晚會的主角還有埃伯哈特太太和年輕的輕歌劇明星格麗塔·麥茨。埃伯哈特太太今晚穿著寬擺收腰的織錦晚禮服，由於興奮面孔微紅，顯得頗為迷人。而麥茨小姐今晚穿一襲玫瑰色的縐緞長裙。據她自己說，這很適合她這種「苗條的類型」。她白金色的頭髮燙得一絲不苟，但是上面卻戴了一頂類似於加冕時用的皇冠。這使得她看上去相當滑稽。這頂皇冠差點毀掉整個晚會，而我們的男主人當然要盡力避免災難的發生。簡單地說，有人奚落格麗塔·麥茨，而有些話弄不好會惹來政治上的麻煩。
這時埃伯哈特太太走過來輕聲對他說：「他們喝得太多了。」同時有些憂慮地看著她的丈夫。她去廚房煮咖啡了，而他振作了一下，準備努力恢復晚會友好輕鬆的氣氛。
事情是這樣的：客人里有一位畫家暗戀著麥茨小姐，而她頭上戴的那頂皇冠讓他很生氣。他非常清楚這是誰送給她的禮物，於是公然嘲笑「區長大人」的藝術品位還停留在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二世時代。
「女人都非常需要有人崇拜，」他說，「但是還得看看她的崇拜者是什麼品位。你啊，小姐，一個藝術家，不應該允許你漂亮的小腦袋被一個毫無品位的人弄得如此滑稽可笑，就算這個人比我們尊敬的區長大人還要位高權重一千倍也不行。」
麥茨小姐一口否認。
「這是我的姐夫最近送給我的禮物。」
但我們這兒是個小城市。像區長這樣的大人物送給一個年輕女歌星貴重禮物這樣的事很難避人耳目。幾乎每個人都知道這頂皇冠來自哪個珠寶店，也知道最近有誰光顧過。大家還知道麥茨小姐曾經對區長大人的追求表示過冷淡，而這使她幾乎失去她在歌劇院的位置。從那以後，她就被視作區長的未婚妻了。畫家對這些自然了如指掌，所以不肯就此打住。
「格麗塔，」他說，「別不承認。咱們的歌劇院正在走下坡路。區長大人沒有品位，藝術總監沒有骨頭，所以在藝術上自然是每況愈下。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你們這些藝術家都在跟風，隨著上面的喜好行事。我們的劇院確實變成了一個公共場所，但它是在最壞的意義上——變成了那些穿軍裝的人的地盤。每一個衝鋒隊員都可以到歌劇院找他們喜歡的東西。如果你們這些『自由的藝術家們』不那麼趨炎附勢，上帝就會出手幫助你們。」
嚇壞了的主人趕快出來制止。
「親愛的古斯塔夫，你的幽默感哪兒去了？軍裝也是劇院的一道風景。喜歡穿軍裝的人就是『趨炎附勢』？咱們的衝鋒隊員和咱們的區長一樣，都是英俊的小伙子。」
「你說他英俊？四十二英尺的大肚皮外加羅圈腿？得了吧，格麗塔，快把那個玩意兒摘下來。你真的就這點品位？」
格麗塔不回答，轉過身用背對著他。這時埃伯哈特的上司，《導報》的總編輯開口了。
「你還是別說了吧。是不是一定要惹出麻煩來？」
畫家的臉紅了。看得出來他費了好大的勁把衝到嘴邊的話咽了下去。
「我是開玩笑的，」他說，「開玩笑還是可以的吧？」
埃伯哈特鬆了一口氣。正好這時他的妻子端著熱氣騰騰的咖啡走進來，於是一切都復歸平靜。
當天晚上，埃伯哈特躺在床上回想剛才發生的事情。
他給太太講了她去煮咖啡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你能想像嗎？我當時都不知道眼睛應該往哪兒看。」
埃伯哈特太太的黑頭髮散在白色的枕頭上，兩臂交叉放在胸前，若有所思地看著天花板。「情況是不太好。我是說在劇院，在咱們這兒，甚至整個德國，都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可能都是暫時的吧。不管怎麼樣，對你沒辦法改變的事生氣也沒用。」
丈夫點點頭：「我希望總編沒有太當真。反正上帝知道，這不是我的錯。」
潮濕清冷的空氣透過臥室開著的窗戶進到屋裡來，幾乎已是滿月的月亮高懸夜空，月光灑在屋裡兩張窄窄的床上。通向孩子們房間的門開著，母親覺得自己可以分辨出是哪個孩子發出的呼吸聲。其實今夜非常安靜，沒有任何聲音。
當「偉大的時代」降臨德國的時候當個記者非常不容易。原來的狩獵主題作家漢內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不得不經常把稿件帶回家。他對動物和大自然的描寫仍然得到高層的，實際上是最高層的認可。但是一旦他不能再按自己的喜好，而要聽命於官方的安排而寫作。寫作本身的樂趣就大大降低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很多事情，而他又有基本的誠實，那些不能說的事情比他不得不寫的文章對他的折磨更甚。
城裡的文化生活——劇院的節目，學校和大學的課程，教會的處境，這一切都被他看在眼裡。但對現狀的任何批評，哪怕是最謹慎小心的批評都是被禁止的。不僅如此，這些問題本身就是禁忌，只要提到它們就是危險的。
這就是1936年的德國。一切都是漸進的，埃伯哈特自己也說不清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產生了焦慮和憤怒。他清楚地記得去年曾經寫過一篇經過精心偽裝的短文，非常小心地影射和批評了元首。故事是杜撰的，說的是一輛擠滿乘客的巴士被司機開進了溝里。他引申這個故事，最後說明「僱傭一個不負責任的司機會對公共安全造成多麼嚴重的傷害」。
「乘客完全沒有想到過危險，他們不假思索地相信這個開車的人一定會將他們安全送到目的地。而司機呢，不知是因為得意忘形還是因為根本不怎麼會開車，卻將車開得飛快。他根本不管彎道和其他危險，直到車子失去控制。這時乘客們才注意到這個司機是個冒牌貨。他們想跳出去挽救自己，但是已經太晚了。巴士滿載著男人、女人和孩子側翻到壕溝里。上帝保佑那些信任這樣一個司機並且沒有及時發現危險的人吧——當司機犯下第一個錯誤的時候，就應該堅決地撤換他。」
這篇小評論用小號字登在《導報》的第四版上，但還是引起了小城中各個不同圈子讀者的注意。文章傳來傳去，親密的朋友圈中都在熱烈地議論。所有人都知道「司機」指的是誰。令埃伯哈特吃驚的是，地方當局居然沒有追究，主編居然也沒有訓斥他。過了不久，這件事就過去了。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漢內斯·阿道夫五歲了，長成了一個迷人的，金髮黑眼睛褐色皮膚的小傢伙。根據有關規定，應該每天讓他在幼兒園過兩個小時。埃伯哈特太太想把他留在家裡自己照看，但是一個納粹黨任命的負責有關事項的年輕女人親自跟埃伯哈特說，在孩子小的時候就要讓他習慣集體生活是如何重要，而埃伯哈特不敢違背她的要求。黛安娜和艾爾菲現在也很少在家。除上學以外，她們還要參加「德國少女聯盟」（B.D.M.）的各種課程、活動和野營。實際上，埃伯哈特太太也很難有時間和孩子們在一起。她一周好幾個白天和晚上要參加「國家社會主義婦女聯盟」的活動，而後來她又被「委派」到金屬加工廠當一個粗工。
這些年埃伯哈特很難再提到他的「私人領地」了。實際上他已經沒有什麼私人領地了，一切都要讓位給元首和他的隨從們的命令。就在他的住宅附近建起了集中營的木製監房，透過他家的落地窗看出去的風景已經不那麼賞心悅目了。雖然他們說對付國家的敵人一定要用最嚴厲的手段，但是那些醜陋的大房子還是讓人覺得是這個時代令人哀傷的象徵。
「不要讓小漢內斯自己一個人在房子前面玩吧，」埃伯哈特對妻子說，「自從他們建了集中營，各類不三不四的人越來越多了。」
埃伯哈特太太點點頭。她完全不明白丈夫說的「不三不四的人」是指誰。囚犯們都被關在裡面，而身穿制服的守衛們似乎不能被稱作「不三不四的人」。
「我會看好他的。」她說，「但是以後別再叫他小漢內斯了。他的名字是漢內斯·阿道夫。我們老是叫他小漢內斯，好像又給他起了個小名，別的小孩也嘲笑他是媽媽的小寶貝兒，要不就是養在籠子裡的小金絲雀，而不是一個將來要成為帝國戰士的男子漢的名字。」
1938年的夏天帶來了他在職業生涯中第一件不愉快的事。德國藝術日一直以來都是個大日子，慶典的高潮是由元首本人發表關於藝術的演講。他的演講刊登在德國所有報紙的頭條位置上，《導報》當然也不例外。文學編輯的職責是要寫一篇對演說的介紹和評論，說明元首的演說如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不用說，元首的演說必須全文照登，不能有任何刪減和編輯。元首說的話就是最神聖的。儘管作為編輯和短篇小說作家的埃伯哈特並非一流的文體風格大師和德國語言大師，但仍然不免在元首演說中隨處可見的重大語法錯誤面前眉頭緊蹙。每當元首的講話稿出現在案頭，他手中的紅鉛筆就似乎要自己動起來。就在他正坐在那兒琢磨著如何下筆，應該用什麼形容詞來讚美的時候，他的鉛筆幾乎不知不覺中在所有錯誤的句子、所有用錯了地方的比喻和暗喻之處畫了下橫線。之後他數了一下，整篇演說有三十三處重大的語法和文體錯誤。
埃伯哈特，手裡拿著紅鉛筆，忍不住笑出聲來。「三十三條錯誤——不及格！」他在最後一句話的後面寫下了分數。光是這最後一句話就有兩處錯誤。
主編沒有敲門就進來了。埃伯哈特著實嚇了一跳。
「寫好了嗎？」主編問。
埃伯哈特跳起來，快速地用幾張報紙蓋住了紅筆批過的稿子。
「讓我看看。」主編察覺到他的下屬有些異樣，走過來從報紙底下抽出那張稿子。埃伯哈特站在那兒沒有動。
「上帝啊！……」主編開始結巴了，「我看你——我的意思是——這就是一個白痴開的玩笑——我只是……」
主編的臉色鐵青。
「一個徹頭徹尾的、完全出格的白痴玩笑。」主編說。同時，他恨不得用眼神把自己正在發抖的下屬碾碎。埃伯哈特真想讓地板裂開一條縫把自己吞下去。但是地板沒有裂開。
「我有的時候會問自己你這個人腦子是不是正常，」主編的聲音稍微平靜了一點，「實際上我經常會問自己這個問題，比如說上次你寫了那篇見鬼的什麼巴士司機的時候。這樣的例子還有，我想你應該不會忘了吧。老兄，你到底圖的是什麼？」
埃伯哈特仍然站在那兒一言不發。他的上司接著往下說：「你還不滿足嗎？你不覺得現在是你最好的時候嗎？你不是已經得到了一份頭等的職位嗎？你不覺得現在德國發生的一切，至少是幾乎一切，都是很了不起的嗎？」
埃伯哈特點點頭。大口地喘著粗氣。
「三十三處錯誤！」主編揮動著那份底稿，說，「你真了不起啊！發現了三十三處錯誤。但是這跟你有什麼關係？元首就是用他自創的德文寫作又怎麼樣呢？和別人有關係嗎？你以後少管閒事，做好你自己的事！」他突然大聲叫起來，腦門上暴出了一條難看的青筋。「我現在告訴你，你分內的事並沒有做得足夠好，別想還這麼混下去！」
埃伯哈特自己都覺得吃驚，他居然在此時反守為攻，令他的主編一下子泄了氣。
「我說同志，」他開口說道，甚至還帶著討人喜歡的微笑，「我這個愚蠢和不是時候的玩笑至少讓我對你的某些觀點有了更深的了解，對此我很高興。必須坦白地告訴你，我對你的懷疑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不久前，咱們倆一起去參加一個會議——你應該記得的，那天正好是你太太的生日——你說你不用聽就知道那個發言的人要說什麼，就這麼一遍一遍地聽同樣的話完全是浪費時間。還有一次，我們要登出一篇讚美那個殺害陶爾斐斯[1]的兇手的文章，你說……」
主編的眉毛皺了起來。
「哦，行了行了，忙了一天，你就別提這些了。你知道得很清楚，我的觀點永遠是和組織上保持一致的嘛。」
「我也是，」埃伯哈特說，「我的觀點也一樣，我的同志。而且我確信，你並不會因為那幾處用紅鉛筆做的記號就當真要與組織作對。」
他不動聲色地從主編手裡拿回那份稿子，撕得粉碎後丟進了廢紙簍。
「請你給我再拿一份稿子，」他說，「五分鐘以後我就把評論送到排版車間。」
主編出去給他又拿來一份。
「很好。五分鐘以後。」
主編出去了。
只有此時，當房間裡又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他才覺得渾身發抖，額頭上滿是汗珠。真懸啊，太他媽的危險了。他知道雖然這一關勉強過去了，但從今往後他肯定被死死地盯住了。這次多虧了自己的冷靜，但是就因為這個冷靜，主編會特別恨我。他就算不再追究這次發生的事，也不會輕易化解因為我的冷靜而引起的仇恨。他埃伯哈特居然敢去提醒他的頭兒自己手裡有他致命的把柄，而且還威脅要告發他。頭兒是絕不會原諒他的。不管他這次表現得多麼冷靜和機智，這件事最終會毀了他。
一年以後，這位《導報》的文學編輯還是被解職了。自從「三十三個錯誤」發生以來，他一直保持最大程度的謹小慎微。他避免做出任何會引發哪怕是一點點爭議的事情，不讓他的對手以此作為解除他職務的藉口。就算最令人無法容忍的文字擺在眼前，他也不會失去理智，而是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半步，更不會自己冒險寫出類似巴士司機那樣露骨地批評元首的文章。他的解職信寫道：「教育和宣傳部認為應該立即解除黨員漢內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的職務。」而主編則表示他本人對此「深表遺憾」。
埃伯哈特感到了一種奇特的輕鬆。這是他「在職」的最後一天。他再也不用為元首的演說寫介紹，也不用寫文章宣揚德國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間」了。他搜腸刮肚地回憶自己是否犯過什麼嚴重的過錯，最終確認完全沒有。於是，他去找了主編，後者見到他時臉上帶著勝利者的微笑。
「我真的太遺憾了，同志。」主編說，「但是那篇關於南蒂羅爾州（義大利北部說德語的自治省，曾發起脫離義大利和奧地利合併的運動）的文章實在是說不過去。一定是有人把你那篇迷人的文章送到部里去了。不是我誇口，部里一直很關注咱們《導報》。」
「南蒂羅爾？」埃伯哈特問道，「但那篇文章我是完全按照官方口徑寫的啊。」
主編聳了聳肩。
「就是這麼倒霉，」他說，「你寫文章的時候確實完全按照官方口徑，但是在文章發表的時候卻是完全違背了官方口徑。因為在這段時間，官方對南蒂羅爾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你應該有印象啊，同志。我們就在你的文章發表前不久得到了新的指示。你不記得了嗎？」
埃伯哈特當然不記得。但是他突然明白了，主編故意沒有給他看新的指示。他耐心地，頑強地等待了十一個月，終於等到了這個機會。他看了埃伯哈特寫的關於南蒂羅爾的文章，文章稱南蒂羅爾是「德國文化最古老的地區」，而南蒂羅爾的德意志人是「他們古老祖國永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治的邊界有什麼重要？兩個地區使用不同的貨幣，有不同的政府有什麼重要？他們有著同樣的血統和語言，有來自不朽的德意志的傳統和思維方式，其他的區別就永遠沒那麼重要。讓我們偉大的友好的南方鄰居伸出雙手保護南蒂羅爾。他們耕耘的土地屬於他們自己，他們的根深深地植入於此，他們的生命會得到護佑。」
寫這種句子連他自己都覺得噁心，於是他又在文章里加上他最擅長的對自然風光的描寫。他把整篇文章看成是一篇國家社會主義的範文，只是正巧在意識形態上無懈可擊。然而刊出的時間拖後了。整篇文章有六欄，所以必須等版面。正是在這段時間，上面的口徑變了，而埃伯哈特沒有注意到，於是文章在錯誤的時機刊出了。不用問是誰讓教育部注意到這篇文章，看一眼主編那張臉就知道誰是這個「某些人」。
雖然埃伯哈特感到的是巨大的解脫，但還是忍不住說：「一定是我疏忽了。但這是怎麼回事呢？他們不再重視我們在南蒂羅爾的兄弟了？要放棄這一塊生存空間了嗎？你不覺得奇怪嗎？」
主編不耐煩地用鉛筆敲著桌子。「這跟我們無關，同志。『除非另有通知，必須嚴格避免有關南蒂羅爾話題。』這就是上面的指示，沒有任何其他內容，而你違反了命令。」
他又敲了一下桌子，表示談話結束了，然後埋頭看他的文件。就這樣，埃伯哈特被解職了。
狩獵散文詩人漢內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在《導報》當了六年文學編輯。六年來，他所做的就是唯命是從，並為此獲得一份相當豐厚的報酬。他住在城外的小別墅里，不事聲張地生活著，用了三年的時間就攢了一萬五千馬克。他自己也說不清為什麼他沒有把錢存在銀行里，而是投資於名畫和舊的掛毯。後來在1937年，他經過政府批准，把這些東西運到了英國。官方的評估師給他的這筆小收藏評出一個離奇的高價，所以他不得不支付一大筆出口稅。隨後這些東西在專門機構的監督下被打包然後運往國外。很多納粹官員都在國外有資產，有些甚至有未經批准的銀行賬號。不管怎麼說，埃伯哈特也算是納粹黨中級別比較高的一員。
當知道這批收藏已經安全運到英國後，埃伯哈特去了本市的美國領事館。他備齊了所有資料，向領事館申請移民，並且在一年後拿到了移民簽證。整個過程他都對外保密，包括他的太太。他對自己說：有備無患。一本帶簽證的護照就像一個護身符。雖然如此，真的移民到國外這件事他從未認真考慮過。雖然可怕的事情有可能發生，但他還是德國人，一個詩人，一個德國城市的市民。對他而言，外面的世界即使不是敵意的也是非常陌生的。他怎麼可能離開自己的國家去當難民呢？
即使被報社開除，而且下一步可能被開除出黨，他仍然沒有想到那本護身符。和過去一樣，他繼續坐在家裡寫關於動物的散文。埃伯哈特太太還是去金屬車間做工，而他知道自己早晚也會被招到某個地方做類似的工作。他覺得這並不算最壞的，起碼好過每天坐在編輯部里向魔鬼出賣自己的靈魂。「為了祖國而幹活」現在看來比每天寫那些違心的東西更好忍受。
這些年裡他對猶太人的態度也漸漸改變了。他不再相信他們作為一個群族是「破壞性的」和「腐朽的」。現在他覺得對他們的指控是不公正的和不體面的。指控他們的人採用的是雙重標準。他最無法忍受的是看到那些就在自己房子前面的草地上幹活的集中營里的囚犯。他們中間有猶太人、天主教徒、共產黨人、民主黨人，還有其他各種人。埃伯哈特心裡覺得他們都是無辜的，都和自己被報社突然開除一樣的無辜。
這些瘦弱的人彎腰曲背地在他面前幹活，手裡拿著鎬頭和鏟子。他們永遠被全副武裝的警衛監視著。那些警衛三三兩兩悠閒地坐著，一邊喝酒一邊說笑。有時某個囚犯幹活不夠快，或者鐵鍬裝得不夠滿，或者哪怕是停下來喘一口氣，就會被在後面突然踢一腳或在臉上挨幾拳。埃伯哈特坐在那兒根本無心寫作。他要寫的是關於動物的優美詞句，而他面前的這些人所受的對待還不如動物。他生氣地把稿紙揉成一個團，突然意識到他給自己文章中的主人公，一個獵人，賦予了一種可笑的，完全不合時宜的對自己獵物的憐憫。「這樣不行。」他大聲說，站起來走了出去。
他招呼一個衝鋒隊員過來，那個人很聽話地過來了。
「我不想看到你的人毆打那些囚犯。你們這樣做影響了我的工作。如果你們一定要如此，最好在房子裡面或者什麼隱蔽一些的地方。你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幹這個，不光我能看到，別的什麼人也可能看到，而那些人可能把這些事傳到國外去。上面肯定不願意讓國外對我們的負面宣傳得到更多素材。」
那個衝鋒隊員安靜地聽著。
「我會向上級反映的，雖然我覺得沒什麼用。對於我個人而言，我是儘量不去虐待囚犯的。如果我的同志們不願意這麼做，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上面從來沒有反對過虐待囚犯。實際上，他們說過對待囚犯要『毫不留情』。無論如何，我會向上級報告你的投訴，別的事我就做不了了。」
他的「投訴」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對囚犯的折磨愈發殘忍。他向一個老朋友抱怨說，在他眼皮底下發生的事讓他無法集中精力工作，也無法好好休息。這個老朋友就是上次在小漢內斯生日聚會上險些因說話捅出婁子的那個畫家。
幾天以後他被捕了。
他在本市的監獄度過了六個星期，這是他這輩子最長的六個星期。他的太太每周獲准來看他一次，每次可以帶一個小孩。這樣黛安娜、艾爾菲和小漢內斯輪流著來。每次會面的時間是四十五分鐘。因為有看守在旁邊，每次見面他們也說不了什麼，每一個人，除了小漢內斯，在見面的時候都非常沮喪和尷尬。小漢內斯太小了，不懂事情的嚴重性。埃伯哈特最想看到的就是自己這個七歲的小兒子。
「小漢內斯！」他一遍一遍地叫著他，輕輕撫弄他的金色頭髮，「小漢內斯！你又長大了，你是個小巨人！」
小漢內斯在監獄裡東張西望，一點也沒有不自在。
「這地方真噁心！」他大聲發出小男孩的高音，「你肯定不願意待在這兒，對不對？」
埃伯哈特說這地方沒那麼壞。他最想知道的是他為什麼被關在這兒，但是這個話題是不能討論的。埃伯哈特太太對丈夫無聲的提問搖搖頭。不，她不知道他為什麼被關到這兒。
最讓他難受的就是想到揭發他的人一定是他的那位畫家朋友。關於集中營里發生的事，他從來沒有和任何其他人講過。南蒂羅爾的事已經過去太久了，除了對集中營的事說的那些話，再沒有什麼事會讓他進監獄。埃伯哈特暗自希望他們快些審判他，這樣他就可以知道他被捕的原因，而最難受的莫過於現在這樣每天胡思亂想。
他終於出庭受審了。他很走運，而他的運氣全都來自那個接受他投訴的衝鋒隊員。非常偶然的，這名衝鋒隊員知道向他投訴的那位作家被捕了，他立即去找了集中營的指揮官，然後又去了國家警察局。他證明埃伯哈特先生沒有任何惡意，投訴集中營對待囚犯的方式是為了避免國外反德國的宣傳找到口實。這位衝鋒隊員由此得出結論說，埃伯哈特對畫家說的話也不會是為了反對國家。他認為也許只需要給埃伯哈特先生一個普通的審判就可以了。
國家警察局同意了，埃伯哈特可以準備為自己辯護。
他發現當著他的畫家朋友的面很難說話。畫家是作為控方證人出庭的，他的聲音嘶啞而粗糲，始終不敢直視他所指控的被告。一個問題一直在啃噬著埃伯哈特：他到底為什麼這樣做？他並不恨他，只是覺得很悲哀。這個年代可以讓一個人墮落得如此之深。
衝鋒隊員做了完美而獨特的辯護髮言，發言的簡潔和質樸徹底征服了法官。
「法官大人，我相信被告毫無惡意。他是一個作家，一個愛國者，我也相信他是一個好人……」他結束髮言時聲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語，但恰恰是這一點起到了作用。埃伯哈特被判無罪，並於當天釋放。
「不玩兒了。」用護照里的那張護身符，離開這裡去過另外一種日子。這個決定是什麼時候做出的？埃伯哈特自己也說不清楚。但這個決定應該不會是在監獄裡做出的，因為他在裡面的時候從未想過有朝一日還能恢復自由。納粹的恐怖之輪能把一切碾為齏粉。一旦陷入其中，很難再有什麼希望。
但是當他和妻子孩子坐在車裡駛過我們這座城市的街道時，他心裡很清楚這一切都過去了。他要走了，可能再也回不來了。前面是老集市廣場和那座熟悉的騎士塑像，然後是狹窄的貝爾街，接下來是寬闊漂亮的林蔭道，先通過火車站，然後通往郊外。他看著這些，好像在和老朋友告別。夏天帶有山里氣息的空氣像是在夢中一樣不真實。他自己的房子，落地窗前的寫字檯，臥室里兩張並排放著的窄床都好像不再是他的。只有孩子們是屬於他的，還有他那已經越來越消瘦和疲倦的太太。每次偷偷看她一眼，他的心都會抽緊。
他以為出國已經沒有什麼障礙了，但事實證明他又錯了。問卷、表格、規定、禁令，埃伯哈特陷入了一場無休止的與魔鬼共舞。
第一道障礙是兵役義務。埃伯哈特是處在徵兵年齡的雅利安德國人，這樣的人不准許移民。埃伯哈特於是報告說，他妻子的一個叔叔是住在美國的一個美德協會的成員，一直不懈地為第三帝國做宣傳。正是這個叔叔希望埃伯哈特一家移民美國，因為他急需一個剛從德國來的能幹的助手來打破在美國流傳的不利於新時代德國的謠言。一位秘密警察的高層官員認為這個理由非常充分，特別是當埃伯哈特簽署了一份文件以後。這份文件說「由於償還債務的需要」他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車轉讓給了這個官員。
前面還有多少個章要蓋，多少份申請要寫，多少個關口要過！最可怕的是稅務，如果國家沒有百分之百的滿意，埃伯哈特就拿不到這最後一個章。其實整件事在他看來非常簡單，他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財產變賣。他賣得不多，一共一萬兩千馬克，當然不用說這筆錢一分不剩地交了出去。但是讓他萬萬沒想到的是，某天早上海關的首席督察員巴特爾沒有事先通知就來到了他的家。
這位高官看上去情緒很好。
「這麼說你打算離開我們了，同志？」他開門見山地說，「都準備好了？行李託運許可證拿到了？」
埃伯哈特正在看一本畫冊。小漢內斯趴在他腿上玩。
「據我所知已經都準備好了。」他小心翼翼地回答，「但是這周我已經去了五次警察局，不知為什麼就是拿不回我的護照。一開始他們說找不到了，昨天又說我的護照在柏林！」
「你的護照就在我這兒！」首席海關檢查員說，一面用手拍拍他右邊的上衣口袋，「但這邊，在我左邊的上衣口袋裡，裝著另一份文件。你要是不介意，把這個小傢伙先送到外面去，咱們可以好好談談。」
「去外面玩一會兒，小漢內斯。」小傢伙跑出去了。
「你在英國有一些收藏是嗎？一些畫和掛毯？」
埃伯哈特愣了一下。「是的，當然。你不記得你對那些東西做了評估，而我已經全數交過稅了？」
檢查員友好地笑了。「我當然記得。你把那些東西賣了嗎？」
「沒有。我為什麼要賣呢？東西都在倫敦的一個保險箱裡。」
檢查員看看他的筆記本：「我們當初的評估是兩萬兩千馬克。如果你現在在英國賣掉它們，應該至少可以拿到一千五百英鎊，我的意思是就算你不那麼在意的話。」
「你想讓我寄給你們多少錢？」埃伯哈特問道。他心裡已經準備把這筆錢都寄回來，只要能拿到自己的護照。
「寄回來？同志，誰在和你談什麼寄回來？你必須現在就把這筆錢交出來，否則就別想走。明白嗎！」
埃伯哈特的臉一下子變白了。
「但是這根本做不到！」他大聲說，「你讓我怎麼能做到？我在英國誰都不認識。而且那些畫和掛毯也不值那麼多錢。為什麼你們——我是說我們——要這樣高估它們的價格？我根本不可能憑這筆收藏拿到一千五百英鎊。」
巴特爾先生捋著他的短鬍鬚，他陰沉的聲音充滿了這間屋子。
「一千五百英鎊。一分錢都不能少。」
埃伯哈特知道這不可能，於是儘量裝出輕鬆的樣子說：「先生，我有個提議，我想您一定能接受。我把那些東西從英國運回來。我馬上給我的銀行打電話，一兩天之內東西就可以運回來，我就可以走了。」
檢查員臉上透出輕蔑和帶有一絲憐憫的微笑。
「埃伯哈特先生，我們不要你的畫。我們只要一千五百英鎊現鈔。明白嗎？」
「如果我拿不到這筆錢呢？」埃伯哈特覺得自己的血往上涌。
檢查員聳了聳肩。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他說得很慢，加重每一個音節，「我這兒不只有你的護照，還有另一份文件。非常坦率地告訴你，是一份逮捕你的命令。如果你非要讓我行使我的權力，那可就太遺憾了。」
房子和檢查員先生的身影在埃伯哈特眼前翻轉起來。
「一千五百英鎊，一千五百英鎊。」他小聲地嘟囔著，「你給我多少時間？」
檢查員站起身來，臉上露出剛簽訂完一份公平合同似的滿意微笑。
「一個星期。整整一個星期。祝你好運，再見。」
一個星期以後，埃伯哈特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他本來賴以開始一個新的生活的收藏品，那些畫和掛毯，在倫敦賣掉了，一共賣了九百英鎊，全數存進了在倫敦一家德國銀行里開設的德國海關倫敦辦事處的賬號。還剩的六百英鎊是從他在倫敦唯一的熟人那裡拿到的。這個人在共和時期曾在本城有一個辦事處，埃伯哈特給他打電話時心裡並沒有抱什麼希望。
「這關乎我的生死，」他和這位熟人說，「我的生死和我的孩子們的生死。」
這位英國商人猶豫了一下，然後給出了肯定的答覆。他把剩下的六百英鎊存入了納粹在倫敦的賬戶，同時通知了德國海關。
埃伯哈特得救了。巴特爾檢查員從心底里祝他好運。
「你看，我說過的。」他顯得很大度地說，「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他把護照拿出來交給了瑟瑟發抖的作家，好像在授予他一枚軍功勳章。
但事情並沒有結束。他還要去蓋那些要命的章。
「現在，現在，」檢查員的善意溢於言表，「剩下的就是走形式了。你需要的只是去找對那些部門，讓他們看你的文件，你的章就會一個一個蓋上去。」
埃伯哈特開始跑「部」前進。一共有九個窗口，對應所需要的九個章。其中八個都沒有問題，但是第九個窗口的官員有疑問。
「你最後一次交水費的單子怎麼沒有呢？你還欠兩馬克二十芬尼水費。你的文件里沒有這張收據。」
埃伯哈特又感到血往頭上涌，似乎要漲破皮膚。他嘶啞著聲音小聲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反正幾個星期前我就把收據送來了。不管了吧，現在給你兩馬克二十芬尼，馬上把護照還給我。」
「我親愛的先生，沒有那麼簡單。我們必須查清楚這件事。很可能你已經付過錢了，那樣我們就不能再收你的錢，但是必須得找到那張收據。但是如果你沒付這筆錢，那就顯然是你的疏忽，而我們就要採取相應的行動。這需要一點時間，一個星期以後再來吧。」
「夠了！」埃伯哈特突然咆哮道，他最後的自我控制力消失了。他的眼前跳動著紅的和綠的火星，一隻手抓著窗台讓自己不要跌在地上。「太過分了！他們拿走了我的一切！我的房子，我的汽車，我的所有的錢，我的生活，我的尊嚴，我的家鄉，我的一切！一切！我現在已經欠了一個在外國的陌生人的錢。這都是因為你們，你們這些掌管著德國的瘋子，你們還掌管著每一個人，也包括你，你這個坐在窗口後面的人。你現在為了我已經交過的兩馬克二十芬尼難為我，因為你找不到收據——我告訴你，我受夠了！」他尖叫著，手在空中揮動著。「還給我護照，馬上還給我！你聽見了嗎？」
與此同時他腦子裡想的是：「完了，一切都完了！死定了！我被詛咒了，必死無疑。」但同時他好像覺得輕鬆了一些，好像卸掉了靈魂里的重擔。
他周圍的人，那些在其他窗口排隊的人，都被嚇呆了。有幾個人看著他，但多數人裝著什麼也沒發生。那些辦事的官員也都靜靜地繼續他們的工作。但他對面的這個找不到收據的官員從窗口裡把埃伯哈特的護照遞出來給了他。後者的腦子還在暈眩中，接過褐色封面的護照，眼前的東西都有雙影，但還是看到了那個意味著一切的章，意味著結束和開始。然後他發現自己已經站在了大街上，但完全不記得是怎麼走出來的。
當他走進家門的時候他的太太嚇了一跳。他的臉色空洞而恍惚，兩眼露出凶光，好像一個上午掉了十幾磅重。他進屋收拾最後的一點雜物，身體似乎很難站穩。接著他給輪船公司和航空公司打電話，電話那頭的人無一例外地開始非常複雜的說明和解釋。這時埃伯哈特用手半遮著話筒，低聲和太太說：「我們應該一開始就像瘋子一樣地大喊大叫。現在也不晚。」
「您說什麼？你再說一遍？」電話那頭的人在問，「沒事，沒問題了。就頭等艙吧。」
最難的時候熬過去了，看起來埃伯哈特開始順風順水了。1939年8月24日那天，他像瘋子一樣從窗口要回他的護照，而8月28日他們全家將乘飛機到倫敦。幾天後就會有一艘輪船起航，他在船上定了兩個船艙。太太和兩個女兒用一間，他和兒子用一間，但這間還要住進來輪船公司分配的其他乘客。
1938年8月的最後幾天，一種深深的不安攫住了我們的城市。埃伯哈特覺得似乎所有的居民都在以一種友好和同情的方式為自己的流亡做著精神上的準備。
人們在街上相互詢問：「怎麼，我們要走了嗎？」
埃伯哈特太太出門了，想為小漢內斯買一件大衣。她對自己說：我們當然是要走了。就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我們就要去一個好一些的地方。她很清楚，城裡人普遍的焦慮並不是針對她和她的家人的。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未知的和死亡的氣息，如果留下來的人將面對一場不是征服就是死亡的戰爭，那麼將要離去的埃伯哈特一家就真的能倖免嗎？
這幾天埃伯哈特太太沒怎麼關心時事。她幾乎沒時間看一眼《導報》，也沒有心情打開收音機收聽反覆播放的夾雜著音樂的新聞。德國和蘇俄已經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埃伯哈特認為元首走到這一步就意味著徹底撕破臉，完全不管自己以前所有發出過的信誓旦旦的諾言。英國和法國當然「嚇破了膽」，而當第三帝國的軍隊如所有人預料的那樣開進波蘭的時候只能聽之任之。
「我根本不相信會打仗。」埃伯哈特如是說。這說明他一心想儘早離開這個國家的主要動力遠遠不是因為害怕即將爆發並將摧毀一切的戰爭，而是自從首席海關檢查員出現在他家的那天早上以來就一直纏繞著他的一個模糊的噩夢。
但城裡大多數居民並不認同埃伯哈特對時局的看法。他們都在戰爭前夜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因為看起來沒有任何事是能夠確定的。再加上他們弄不明白誰是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於是這恐慌就愈發令人無法忍受。是英國和法國嗎？沒錯，這兩個國家包圍了德國，他們要把我們餓死，就像在上一次偉大的戰爭中那樣。他們貪婪成性，睚眥必報，唯利是圖，他們是我們永遠的敵人。但是這些敵人進攻我們了嗎？不是一切都取決於我們能不能和波蘭達成一個友好協議嗎？我們一定要得到但澤[2]嗎？但澤對我們那麼重要嗎？那條走廊[3]有什麼意義？什麼意義也沒有！人們希望自己的元首不會因為對這片遙遠的領土過於熱心而不惜發動一場戰爭。
一場只針對波蘭的戰爭確實能夠取得快速和低成本的勝利。另一方面，我們的市民們長期被告知蘇聯像人類的瘟疫一樣恐怖，而現在他們不得不佩服自己的政府靈活的政治藝術，因為這個政府可以在一瞬間把昔日的紅色敵人變成今日馴服與友好的朋友。但是和埃伯哈特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為英國和法國會愚蠢且老派地堅守它們對波蘭的承諾，它們是那種死抱著已經過時信念的民主國家。我們當然比英國和法國強大，因為我們有義大利和蘇聯作為盟友，而且我們有專制體制。但是這並不能改變什麼，他們還是要餓死我們。說到底，如果我們的兒子和父親在戰場上被殺，小孩子們會被餓死，我們的勝利又有什麼用處呢？
元首確實一次又一次地鄭重承諾不會發動戰爭。他有自己獨到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創造，就是在不發動戰爭的前提下獲得新的領土。我們目睹了足夠多的這類「不流血的勝利」，本來可以對他的創造深信不疑。但報紙上每天都在發出各種威脅，宣洩瘋狂的憤怒：成百上千「德國血統的弟兄們」在波蘭被折磨和屠殺。不管有沒有這回事，這樣的消息印在報紙上四處傳播本身就是一個壞兆頭。至於捷克人，他們肯定在蘇台德地區對我們的兄弟們做了同樣的事。之所以迄今為止沒有釀成戰爭是因為英國人拋棄了他們，沒有給他們任何承諾，因此到最後他們只好認慫。
戰爭動員還在繼續。很多人上了朝東開的火車。那些穿制服的在大街上齊步走過。製造商胡貝爾先生是一位預備役軍官。他身穿制服，胸前戴一枚一級鐵十字勳章，正在對他的裝配線工人們發表演說，動員他們響應國家號召做出偉大的犧牲。他聲嘶力竭的演說換來的是冰冷的沉寂。當他結束演說時，響起了德國納粹黨黨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但這位製造商發現底下有相當多的人並不跟著唱。一位工長緊閉雙唇，似乎在竭力保守一個秘密。他是最近從農村來的，並且和很多人一樣，曾經在監獄裡待過一陣子，儘管他看上去完完全全是一個勤快和誠實的小伙子。所有圍在他身邊的工人都不唱。他們低著頭，好像迎著風雪。胡貝爾先生暗忖：這些傢伙是危險分子，應該有人盯著他們。可是他又反應過來：這不干我的事，而且如果政府遇到什麼麻煩也不干我的事。我看他們會有麻煩，而且麻煩才剛剛開始。說到底，他覺得自己像被敵人囚禁在一個船上的囚犯，很樂意看到這艘船沉掉，只要自己不跟著一起沉就行。他正想著，歌聲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沒有了，下面的人也散了。
市醫院像一口熱鍋，舍巴赫醫生忙得團團轉。徵兵體檢沒完沒了，病房人滿為患。列車出軌和相撞的事故次數直線上升，而城裡由於停電造成的事故數量也大大增加。全國範圍的動員和備戰造成了這一切。法學教授哈伯曼在一次停電中從樓梯上頭朝下跌了下來，大腿骨折，現在正躺在莫克斯太太死去時所在的118號病房。
莫克斯太太的兒子弗雷德爾現在在醫院工作。舍巴赫醫生一開始安排他擔任救護車上的擔架員，後來又安排他做自己的助手。弗雷德爾跟著醫生查房，負責傳遞剪刀、鉗子、繃帶這些東西。他很靈巧，安靜，有條不紊，讓病人覺得可靠。舍巴赫覺得自己可以依靠他，就像他是親生兒子一樣。
「我不會讓他們送你去前線，」他說，「我要自己徵用你。這裡絕對不能沒有你。」
事實上醫生已經不能想像沒有這個男孩在自己身邊會是什麼樣子。如果沒有他我又會覺得自己髒兮兮的，身上發黏，好像沒有洗乾淨。想到這裡，醫生的眼睛停留在男孩的臉上。他的臉頰仍然是下陷的，表情也很緊張，但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愁苦、絕望和憤世嫉俗。
8月28日清早，埃伯哈特一家坐出租車來到集市廣場。他們自己的車已經屬於前面提到的那位秘密警察的高官。再說他們那輛小車也裝不下五個人加上他們的行李。離開家的時候沒費什麼周折，只有小漢內斯回頭看了一眼他出生的地方。「拜拜，我們要走了。」說完這個，他激動地拍著小手，想知道飛機是不是直接從集市廣場起飛，後來才知道廣場那兒只有去飛機場的巴士，這令他十分失望。
廣場上人頭攢動。這麼多人不可能都是去飛機場的吧？人群中多數是婦女，很多人揮動著雙手激動地在說著什麼。埃伯哈特在忙著清點行李的時候，他的太太弄清楚了原委：正在分發食品券、肥皂券和其他各種券。一切東西都要定量供應了。除了要面對新近升級的匱乏，大家都明白，戰爭就要爆發了。
「我又要把這一切重新經歷一遍！」一個老婦人對埃伯哈特太太說道，眼淚流過她的雙頰。「這麼可怕，這麼可怕的經歷難道一次還不夠嗎？」埃伯哈特太太別過臉去。我們現在應該離開嗎？在我們的祖國面臨危險的時刻？突然間她發現去機場的巴士要開車了，她幫助小漢內斯上了車。孩子們！我們是為了孩子們！為了讓他們在和平和自由的地方長大……
飛機飛得出奇的快。孩子們沒法相信他們腳下已經是英國的土地。飛機剛剛起飛就降落了。
一家人在倫敦待了三天，沒怎麼離開那個棲身的小公寓。埃伯哈特想約那位救了他的英國商人見面，但他不讓埃伯哈特去他的辦公室，甚至不願意在餐館見面，而是堅持自己獨自來到他們寄宿的地方。
他說：「老朋友，不管發生什麼事，咱們的交情不會變。一定要當心，在街上一定不要說德語。能早走一天就早走一天。」
埃伯哈特牢記老朋友的忠告。9月1日，全家人上了去利物浦的港口聯運火車。
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的那一天——戰爭爆發的那一天！
車上擠滿了士兵和水手。各大報紙的頭條都用大號字報道戰爭的消息。很多人已經在肩膀上斜挎著一個看上去像午餐盒的小方盒子，但是裡面裝的卻是防毒面具。很多建築物的正面堆起了沙袋，倫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天空上布滿了防空氣球。
人們都很安靜。
埃伯哈特警告他的家人：不許說一個德國字。孩子們不會說別的語言，埃伯哈特太太只會說很少幾句英語，所以旅途中大家只好不講話，只是在看周圍發生了什麼，聽著周圍的人講話。埃伯哈特看得很清楚——英國人會決一死戰。他們會狠狠地打，毫不猶豫。但是他們的決心並沒有那種瘋狂的愛國主義的成分，他們並沒有讓自己陷入對敵對國的盲目的仇恨。埃伯哈特甚至覺得他可以和家人說德語。一個穿著整潔的皇家海軍制服的年輕人脾氣很好，用友好和安靜的眼神看了他們一眼。他們並不針對所有的德國人，只針對那些把他們拖入戰爭的德國人。他們不得不變得毫不留情。這件事現在必須了結，一勞永逸地了結。用和平的方式已經嘗試了足夠長的時間，但沒有結果。現在機會已經消失了，人人都知道，機會消失了。
利物浦所有的酒店都人滿為患。埃伯哈特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弄到一間有兩張床的房間。兩個女兒和媽媽擠在一張床上。小漢內斯經過長途旅行的勞累和被迫禁言，現在對剛剛經歷過的和無法了解的一切感到特別興奮。他躺在父親身邊說個不停。
「他們會投炸彈嗎？那咱們就得進地下室吧？船上有地下室嗎？誰會投炸彈？是英國還是德國？英國人會對咱們開槍嗎？美國也在打仗嗎？」
他根本不等父親的回答，只是一股腦地講述這幾天看到和經歷過的令人不解的事情，好像其他人沒有和他一起看到似的。
「我看到那麼多水手……」他睜大著眼睛給他們講，「但是他們不唱歌，也不敲鼓，我還以為他們都死了呢……」
埃伯哈特輕輕地伸出手蓋住兒子的眼睛。他的手那麼大，把兒子的小臉都蓋住了。孩子又念叨了一會兒，然後嘆了口氣，翻了一個身，睡著了。
孩子們覺得這艘船真大啊！比他們以前看到過的任何東西都要大。
小漢內斯念叨著：「它比房子還大，比城堡還大，比集中營的牢房還大。」但是分給埃伯哈特一家的兩個房間非常小，而且互相隔得很遠。第一天晚上小漢內斯就走丟了，他嚇得號啕大哭，最後一個服務員把他領回了爸爸的房間。餐廳里有音樂和豐盛的食物。只要認識字，誰都可以在那個巨大的菜單上找到自己愛吃的東西。小漢內斯要了一大堆吃的，有點吃不動了。在他面前放著四種口味的冰激凌，他也已經學會了對侍者用英語說「謝謝」。
在埃伯哈特的房間裡還有一個年輕人，後來知道他是個美國人。小漢內斯立即就告訴這個陌生人他自己是從哪兒來的，結果那個年輕人居然去過這個城市，就住在帝國飯店。他還在一個「貝爾街附近」的酒館喝過一杯烈性酒。小漢內斯很高興這個新發現。美國人對埃伯哈特說：「我還是覺得戰爭有可能避免。德國人並不希望打仗，這是我去年在那兒的時候得出的印象。如果世界上沒有人想要戰爭，那為什麼會有戰爭呢？」
那天晚上並不安寧，連孩子們都沒有睡好。第二天似乎過得很漫長，因為似乎沒有什麼事會發生，而且那艘船好像在廣闊無垠的大海上一直靜止不動。
女孩子們一直在客廳玩圓盤遊戲，現在已經玩膩了。小漢內斯毫無緣由地哭著。孩子們七點鐘就被送上床了。埃伯哈特太太在女兒們的床邊坐了一會兒，而埃伯哈特走上甲板準備去抽支煙。他看到那個年輕的美國人正倚著欄杆站著。他告訴埃伯哈特他剛從自己的小收音機里聽到英國和法國已經對德國宣戰了。
「我猜到了。」埃伯哈特說。
就在這時，發生了巨大的爆炸。似乎整個輪船連同所有的乘客都在震耳欲聾的金屬撞擊聲中化作了無數碎片。幾乎在爆炸的同時傳來了傷者和陷入極度驚恐的人們的哭叫聲。埃伯哈特和美國人被拋到甲板上。美國人被一根倒下的柱子砸中，血從他的嘴裡流出來。甲板的另一側有很多身體在扭動，看上去像一隻只受傷的野獸。其中一些人在艱難地爬行，另一些則靜止不動地趴在他們跌倒的地方，已經了無生氣。
埃伯哈特搖搖晃晃地站起來，還沒完全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就被第二次爆炸拋到吸菸室的窗子前。他的雙手抓著吸菸室地板上的地氈，下半身動彈不得。一根穿過吸菸室窗戶的柱子把他牢牢地壓在底下。埃伯哈特心中默念著：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們，小漢內斯。接下來他用盡全力，居然掙脫了。
第三次爆炸和前兩次不同，似乎在上面什麼地方。埃伯哈特衝下C層，像瘋子一樣穿過滿地碎片、濃煙和尖叫著流著血的人們。
小漢內斯沒有受傷，正在他的床上號啕大哭。
「爸爸！」他看到爸爸了，「我被打雷嚇壞了。咱們被閃電擊中了嗎？」
他念叨了無數次的「炸彈」真的落下來了，可是他卻不能想像這麼可怕的殺戮是出自人類的手。父親一把從床上抱起孩子，給他裹上毯子和大衣，又從架子上抓了兩件救生衣，然後衝出房間。
通向船艙另一側的通道已經關閉了，而埃伯哈特太太和女兒的房間就在另一側。「也許只在這邊有爆炸，也許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爆炸後她們已經到了安全的地方！」埃伯哈特對小漢內斯說，但可能更多是對自己說。
他沖向艙口的扶梯然後爬上甲板。這裡的景象比幾分鐘之前更恐怖。但是，已經開始有了緊張但並不混亂的行動。救生船正在吊下，高級船員正在用清楚和冷靜的聲音發布著指令，婦女和兒童被集合在一起，被迫和她們的丈夫和父親分開。埃伯哈特抱著還在哭泣著的孩子在甲板上跌跌撞撞地走著，大聲叫著妻子和女兒們的名字。但是他的聲音完全被其他人的叫喊淹沒了。此時他注意到，最後一隻救生船已經要往下吊了。吊車正在緩慢地降下船體，同時試圖保持船體的平衡。船上的人擁擠地站立著。天快黑了，而黑暗更加劇了恐怖。埃伯哈特掃視著那些在最後一隻救生船上的人。船上的女人多男人少，但他看不到自己的妻子。
救生船已經滿員了。這時船上的乘客中突然出現一陣騷亂。一位站在船舷靠近埃伯哈特一側的老年婦女拚命地揮著手，大聲重複著幾句話。但是她所用的語言埃伯哈特聽不懂。是俄語嗎？還是捷克語？但他並沒有覺得她要表達的意思和自己有任何關係。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這位老婦人要從救生船上下來。一個留在甲板上的水手幫助她下來了，雖然這樣做很危險。這位老婦人的腳剛一站到甲板上就朝著埃伯哈特衝過來，用力拉著他的袖子，表示他應該代替她上船。這時她指著小漢內斯，突然說出幾句英語，聽上去像是「小孩子——一定不能死——快——快！」在這一瞬間埃伯哈特猶豫不決，但那個老婦人憤怒地扯著他的袖子不放，像一個大街上強行索要的乞丐。此時救生船一秒鐘都不能再等了，埃伯哈特終於抱著孩子爬了上去。當船吊下去的時候，埃伯哈特回頭看到老婦人靠著欄杆站著，雙手交叉抱在胸前，寬闊的臉上表情平靜，如釋重負。
父親的手臂最終失去了知覺，他只好把小漢內斯放下來。孩子蜷縮在他的腳下。周圍的乘客儘管自己心煩意亂，但都小心地避免踩到他。埃伯哈特感到小漢內斯的胳膊抱著自己的膝蓋。一股溫暖和柔和的熱流從他心底湧上來。
浪濤洶湧，救生船不斷地被拋到浪峰和谷底。一個水手被巨浪掃出船外，幾分鐘以後一個站在埃伯哈特身邊的婦女又被一個浪頭捲走。過了多少個小時了？黑夜似乎漫無盡頭。絕望之下，救生船的乘客開始祈禱結局早點到來——任何結局。比起這無邊無際的恐懼，人們甚至更願意選擇死亡。埃伯哈特不想死，腳下蜷縮著的孩子的溫度制止了他對死亡的嚮往。但是如果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都死了，他還能活下去嗎？不知道……他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黑夜寒冷，他的頭髮著燒，面頰上流淌著鹹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哭泣。
當天開始發亮的時候，大海平靜了一些。埃伯哈特陷入了一種介乎於清醒和夢幻之間的狀態。當他向船外看時，他覺得自己在水裡看到了人臉。那是他的妻子在朝他微笑。長長的褐色髮辮襯托著她可愛的面龐。黛安娜和艾爾菲在她兩邊從浪里站起來。但是她們倆看上去比他昨天看到時小很多，身上穿著很多年前穿過的漂白的小衣服。接下來更換了場景，好像水中倒映出一座城市——他自己的城市，他能認出那些鐘樓和帶坡頂的房子。當然它們都是倒立的，那些鐘樓和房子。它們不斷地搖晃著，顫抖著，好像隨時會坍塌和沉沒。但那是因為波浪的關係，波浪攪亂了水中的倒影。倒影中的城市似乎一片漆黑，就連集市廣場和騎士塑像都被遺棄在黑暗中。
突然間人們騷動起來。埃伯哈特被驚醒，目光從水面上抬起。他周圍的人們在驚呼，有的哭，有的笑。
「看呢！看那光！」他們叫著，「那是一艘船！我們得救了！」這時他看到了一艘巨輪昏暗的輪廓，它正駛向他們。
他腳下的小肉團還在沉睡。
「小漢內斯，醒一醒！」他說著，抱起了兒子。
小漢內斯揉著眼睛。
「我們到了嗎？」他問。
「是，」父親回答，「我們到了。」
兩百二十三名海難乘客和海員在1939年9月4日清晨被美國蒸汽機船「弗林特」號搭救。他們曾被裝到救生船上，緊緊抓著漂浮的孤舟，與寒冷、疲憊和驚濤駭浪進行著無望的搏鬥。在過去的八個小時中死神離他們如此之近，直到奇蹟突然出現，生命重新向他們招手。他們覺得自己是在經歷了地獄之後重回眼前的現實。
埃伯哈特和他的兒子被領進船上的客廳，在那兒他們給小漢內斯準備了一張床。孩子在不斷地發抖，父親不知道他是因為冷還是因為昨夜的驚嚇。很明顯，孩子覺得所有的人都是被閃電擊中後掉進了大海里，而現在他們又回到了原來的船上。
「我們為什麼不回自己的房間呢？」他呆呆地看著自己發抖的小身子，有些責怪地加了一句，「我在發抖。」
父親離開他想去找一點熱茶。
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妻子正坐在孩子的床邊。黛安娜身上裹著一件大人的大衣，艾爾菲身上是一條褐色的毯子，兩個人挨著站在沙發旁。埃伯哈特手裡端著一個托盤，上面有一壺熱茶和一個杯子。他站在門口不敢挪動，生怕眼前的景象突然消失了。小漢內斯看到了爸爸，用他清亮的童音叫了起來。
「我們都在這兒！」他伸出雙手叫著，「我們又在一起啦！」
埃伯哈特覺得手上端的盤子要掉下來了，覺得自己已經站不住了。他想雙膝跪下，感謝他從未相信過的上帝。他安靜地走向一張離小漢內斯的床不遠的桌子，無言地放下托盤，又無言地向他妻子伸出了雙臂。直到現在，當他把他的妻子抱在懷裡，他才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我們又在一起了。」他說道。
* * *
[1]1932年5月任奧地利總理，反對德國吞併奧地利。1934年7月被奧地利納粹分子綁架並殺害。
[2]今天的波蘭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及周邊地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根據《凡爾賽條約》該地區建立了獨立於德國的自由市，受國際聯盟保護。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第二天納粹德國收復了但澤。
[3]指但澤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