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降臨 · 第九章 醫囑
位於歌德廣場的市醫院直到最近還是屬於一個天主教會，醫院由修女們管理。她們不僅受過全面的醫學訓練，而且堅信自己所做的事是回應上天的感召，所以是無比美好且重要的。她們的溫柔和喜悅並不會受到醫院圍牆之外的世界的紛擾。她們和依賴於她們的病患之間的關係是純潔的，不摻雜任何名利和其他欲求。即使有人覺得這些身穿制服，輕手輕腳，安靜得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修女們還有什麼不足之處，他們也不得不承認不可能找到比她們更好的來替代。
1938年5月，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決定「替換」醫院的人員。元首通過報紙一次又一次地聲稱「偽善的修女們」都是無可救藥的腐敗分子。她們不僅向國外走私黃金，還和醫院的首席醫生有某種不體面的關係。那個醫生六十多歲，是個天主教徒，被懷疑同情君主制。更嚴重的是，她們還一起策劃了至少一次謀殺。（一個納粹黨的高級人物去年冬天在這個醫院接受了一次癌症手術後死去。）總之，當局採取了嚴厲的行動。首席醫生被迫逃亡，修女們被趕走，教會也得不到任何經濟上的補償。有兩三個修女逃到國外，其他的修女則被關進監獄，而審判卻遙遙無期。檢察官手裡的「材料」只有一些孩子和精神病人以及告密者的毫無價值的「作證」，連當局都不敢憑這些東西進入審判程序。這座城市大學的刑法教授哈伯曼博士大聲疾呼反對這次審判，當局聽取他的意見保持了足夠的理智，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剝奪了他的職務並且停止了他的授課權。「何時恢復另行通知。」他們也知道，強迫哈伯曼教授的學生改聽另一個百分之百的納粹教授講課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任務。
首席外科醫生的職位給了舍巴赫教授。這位外科醫生在國際上享有盛名，在巴黎、紐約、東京或者布宜諾斯艾利斯都可以找到很好的職位，但是他選擇留在德國。剛接到邀請時他有些猶豫，但是後來還是接受了。也許是因為他冷峻的外表下隱藏著某些感性的成分。在希特勒執政的第六年，他接受了這座他出生和長大的城市的醫院給他的職位。
舍巴赫教授的外表並無超常之處。他中等身材，正值中年，長著一張普通人的臉。智慧的額頭上是一層金色的短髮。他的眼睛可能是藍色的，但是因為眼鏡片太厚而看不太清楚。他的嘴巴很寬，顯示出對生活的熱情。他的身體很強壯，長了一雙典型的外科醫生的手，強壯有力但又像女人的手那樣靈活和柔軟。工作之外，醫生還有兩個愛好：音樂和雕刻。雖然他的職業讓他接觸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但是他對政治毫無興趣。他的手術無可挑剔，而且是一個說一不二，但又性情快樂的上司。他從未結婚，可能因為他對所謂社會責任不感興趣。在德國的不同城市度過的職業生涯中，他一直和他出生的這座城市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正是在這裡他聽了有生以來第一次音樂會，第一次參觀了一家美術館。
希特勒上台的時候，舍巴赫甚至根本不認為德國會有什麼大變化。
他哼了一聲：「小題大做！不就是保齡球館換了一個經理嗎？」
接著，新政府強迫所有猶太族裔的醫生離職。舍巴赫一個最重要的助手是猶太人，所以他對此提出了抗議。但是他並沒有做得很激烈，而且他足夠聰明，或者說足夠謹慎，沒有把這件事上綱上線。他只是讓當局知道，他，舍巴赫教授，不會自己去解除那個年輕人的職務。而如果沒有施萊辛格醫生做他的助手，他將不得不辭去自己現有的各種職務。最後政府讓步了。他們覺得舍巴赫實在太重要了，簡直就是雅利安優秀人種獨一無二的典範。如果因為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原因而失去這位優秀的醫生，實在是得不償失。五年之後，當全世界都已經對第三帝國的行為方式逐漸習慣的時候，舍巴赫醫生得到了本城市醫院的任命，而他的助手也終於在此時被趕走了。接替施萊辛格醫生的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骨幹分子，基林格醫生。
也許這位優秀的德國醫生舍巴赫最近幾年的經歷值得在這裡說上幾句。表面上看，他的生活確實沒有被周遭世界發生的變化所影響。每周兩次在柏林大學醫學部的授課也一直照常進行。當然，新的教科書里增加了一些關於種族和血統的無聊內容，但是他覺得對這些玩意完全不必在意。他甚至覺得可以偶爾對這些東西開個玩笑。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說：
「先生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這個傷口已經不流血，病人就已經很危險了。不管是雅利安還是非雅利安的血都一樣。拜託你們記住！」
但是一個學生打斷了他的玩笑。他從座位上跳起來，傲慢地大聲說道：「教授，以國家社會主義學生團體的名義，我拒絕所有對我國最神聖的原則所開的下流玩笑。」
教授像小學生一樣漲紅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課間休息的時候，他也一反常態地一言不發。幾個月以後，這個學生參加考試，舍巴赫教授給了他一個比他應得的高很多的分數，而他自己也不太能解釋他為何要這樣做。
但是有時候，而且越來越多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有些骯髒。好像自己的手黏糊糊的，沒有好好消過毒。他已經滑到納粹的骯髒遊戲裡面去了，而自己卻不知道是如何滑進去的。是他自己低估了這個變化，還是沒能足夠嚴肅地對待它？或者就是覺得它不可能觸及他，一個獨一無二的醫學教授的私人生活？也許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實際上情況多少像是這樣：舍巴赫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而且天生才智過人的人。他不僅是自己的專業領域裡的大師——可能在整個德國都沒有競爭對手——而且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他在某些領域的知識非常豐富，而這些領域一般的外科醫生通常一竅不通。他對音樂有深厚的知識，對雕塑藝術的了解甚至超過很多藝術家。但是，他認為必須在他的這些興趣之間畫出一條清晰且甚至是不可逾越的界限，而這恰恰是他生活中的一個準則。
他想知道，藝術和外科手術有什麼關係？新政府提出的所謂新的生活哲學和我又有什麼關係？不管怎麼樣，我會堅持自己的生活哲學。我不會去麻煩政府，這樣政府也幾乎可以肯定不會來麻煩我！過了很久，教授才在心裡承認，隨著「極權國家」的概念被神聖化，德國生活中的各個方面都已經被敗壞了。
好吧，即便如此，只要教授的個人生活未受影響，他也沒有興趣去和「作為一個整體而生活」的所謂的新的哲學去戰鬥。他們迫害猶太人和天主教徒，迫害政治反對派，毒害青少年，實施國家犯罪的對外政策，這一切都無法破壞我們這位努力工作的優秀外科醫生內心的平靜。他成功而富有，可以對其他人的痛苦遭遇視而不見。但當他個人的興趣，他個人的、私人的觀念成了攻擊的目標，成了國家干預的一個特殊領域的時候，他開始感到不舒服了，開始後悔他沒能早一些採取行動。我們本來可以在事情的一開始就做點什麼。只要我們這些科學家聯合起來提出抗議，總會有一些效果。本來我可以帶頭提出抗議，就算在德國失敗了，也可以對外面的世界發出警告。至少我們的科學研究可以不被這個極權國家的魔爪所染指。
生活迫使他採用另一種思路。他第一次遇到一個集體概念——「我們」。在此之前，他除了「我」這個代詞難道還需要用其他代詞嗎？太晚了。我的診斷太晚了。好吧，無論如何，我是外科醫生。內科診斷不是我的領域。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做出診斷應該是另一些人的責任。這是別人應該做的事，想到這裡，教授的心緒平靜了一些。教授就此結束了沉思。為什麼要擔心呢？我是誰？我是「偉大的舍巴赫」，所有人中只有我還能多少不被打擾地過自己的生活。
很不幸，過了沒多久，即使貴為「偉大的舍巴赫」的他，也不被允許在第三帝國不受打擾地按自己的方式過日子了。而在理論上，或當局所謂的哲學上，對私生活的尊重和政府無處不在的干預也無法劃清界限。對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粗暴干涉已經發生了。教授此前從未想過，這些「與他無關」的政治事件會使一個醫生、一個外科大夫如此不堪忍受。
在市醫院對舍巴赫教授發出邀請，希望他擔任首席外科醫生職務的時候，他並不清楚這項任命背後的真正原因。他只是被告知他的前任年紀太大了，所以醫院希望他，本城的驕傲，能回來任職。不久他就驚訝地發現，他尊為「最上等的人才」的天主教修女被取而代之，不是別人，而是國社黨的護士組織「褐色姐妹」。而這個組織一向把納粹僵死的正統教條置於專業技能之上。這些「褐色姐妹」多數是一些莽撞嘈雜的年輕女人，她們甚至不懂關門的時候動作要輕，更別提能把繃帶纏得符合醫生的要求。當病人感到痛苦、緊張或者煩躁的時候，「褐色姐妹」就會告訴他們我們的元首最討厭哭哭啼啼的人。修女們引用主耶穌的話鼓勵和安慰病人，而褐色姐妹們卻用惡毒的腔調搬出元首來讓他們閉嘴。最讓教授憤怒的是，即使是這樣的人在數量上也不能保證。以前一個修女平均照看四個病人，而現在每個「褐色姐妹」要分到六到八個病人。
「這種狀況是可恥的。」教授這樣對市長說。後者悲哀地點點頭，答應做出改善，但顯然他根本無力兌現承諾。
資歷較低的醫生和實習醫生的水準同樣是「可恥的」。政治干預德國生活各個領域的毀滅性後果在醫學學生的培訓中顯而易見。在德國的某些地方，比如在符騰堡，出台了一個新的規定，即只有那些持有衝鋒隊體育合格證書的高中生有資格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但是要通過這個體育測試，學生所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幾乎會讓他無暇他顧。在這方面，最近的說法是「體力訓練」在考試中要占有主導地位。如果舍巴赫稍微多注意一下每天的新聞報道，他就會知道一個學生如果在「體力訓練」上成績突出，他本來只夠「及格」的成績就會被升為「良好」。報紙上一個又一個專欄在討論，那些四肢發達而在專業學習上懶惰而又漫不經心的學生如果可以拿到德國最好大學的文憑並且被送到國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新錄取的醫學院學生多數屬於漫不經心、糊裡糊塗之輩。他們無法適應長時間的持續思考。如果大學被授予調換申請人的權力，危害的範圍可能還可以控制。但是大學沒有這個權力。新的德國當局把醫學課程縮減為兩年，醫學院的老師們本來就不知道如何在正常的學期課程下，給這些沒經過學術訓練的腦子裡灌上必要的知識，而現在課程還要大幅縮減，老師們也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舍巴赫教授說：「如果我的學生是一群無能、危險、類似殺人兇手一樣的毫無希望的壞種，那不是我的責任。我毫無辦法。」可能比學制的大幅縮減更嚴重的問題是江湖醫生和自然療法師的法律地位問題，根據新的法律，他們和職業醫生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那些內心獲得自然療法的特殊感召的人可以免除高等教育和所有的考試。」新法律如是說。
舍巴赫教授當然不會允許自己的下屬中有任何江湖醫生。但是卻有越來越多被這些江湖醫生誤診誤治的病人被送到我們的醫院來：有些人中了毒，有些人的肢體被接壞。但是在德國沒人可以對這些危險的誤診誤治提出有效的抗議。持照醫師中有四分之一是自然療法者，這些人毫不掩飾自己從未接受過任何醫學培訓，而剩下的四分之三中也有很多人接受的訓練嚴重不足。
雪上加霜的是，一個新的法令禁止病人在一年內更換一次以上自己的家庭醫生。即使這個家庭醫生，或者是自然療法師已經被證明完全不合格，像是把癌症診斷為流感或者把流感診斷成傷寒熱，病人也無權要求換人。
政府的公眾健康政策產生的惡果和改弦更張的希望渺茫敗壞了舍巴赫教授天生的樂觀主義精神。
有一天晚上，他一邊喝著一杯葡萄酒，一邊在看著一天的工作報告。「這毫無意義，」他突然大聲說，「這樣下去沒有一絲一毫的意義。」他的眼睛瞥到了勞工陣線主席萊博士發出的一個號召，大意是「每一個人都有神聖的義務使自己健康」。舍巴赫忍不住大笑起來：「但是人民拒絕這個神聖的義務，他們堅決拒絕健康！」
看上去正是那些遵循了萊博士教導的「人民」未完成自己的「神聖責任」。根據對勞工階級保險數據的統計，1933年到1936年之間，工人患病的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點三。而從1936年起這個數目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點九。統計部門不得不承認：「由於患病人數增加和治療不利，有七十萬工人永久地離開了工作崗位。」教授從前毫不關心有關社會問題的各種統計數字，但在一夜之間熟悉了所有這些。不管他自己是否願意，這些數字已經和他的工作甚至生活密切相關。醫院裡已經人滿為患。光是全國發生的事故造成的傷害一項就在1935年到1937年期間增加了四十五萬起，從而對醫院造成無法承受的負擔。強迫加快工程進度，缺乏熟練工人，工人營養不良和缺乏勞動保護都是事故增加的原因。
由於醫院沒有床位，一個雙手被燙傷的工人只能住在家裡而每天去醫院治療。教授說：「這也一樣是醫院的恥辱！」
助理醫生基林格說：「我看沒什麼大不了。我甚至懷疑這個人是故意燒傷自己來逃避勞動的。」
舍巴赫勃然大怒。
「誰告訴你這沒什麼？你有腦子嗎？這當然會造成傷害，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讓他死掉！病人發著高燒，根本應該臥床。就連換繃帶也應該在床上。可是現在呢？他得每天擠電車到醫院來，如果傷口不感染就是萬幸！你還說『這沒什麼』，你的腦子進水了嗎？你！」
很顯然他實在想不出更合適的詞來斥責這個嬉皮笑臉的基林格醫生了。後者靜悄悄地等著他的上司發完脾氣，心裡想著，等著瞧吧，我很快就會讓你知道你是在和誰說話。這位年輕人對自己將獲得最後的勝利充滿信心。
奇怪的是，基林格醫生的願望遲遲沒有出現。醫生奇缺使得當局對舍巴赫這樣的人不敢輕易下手。全國的發病率穩步上升，同時合格的醫生越來越少。黨衛軍官方報紙《黑色軍團報》就國民的健康水平下降頻頻發聲。一篇大字標題的社論的標題是：「看病要提前預約。」「一個可怕的事實是，根據統計，百分之七十五的德國男子曾經或者正在患有性方面的疾病，其結果是帝國每年減少兩百萬的新生兒。」「這對國家提高出生率的計劃是一個嚴重威脅。」「黑色軍團」要求從現在起，每個人都必須隨身攜帶由警察局簽署的健康證書以備隨時查驗，就像登記在冊的妓女所攜帶的證書那樣。證書上要載明持證人曾經或者正在患有哪種性病，而且還要附有定期的檢查報告。一對男女只有證明自己沒有感染梅毒才可以合法地交媾。
不僅是性病，職業病和工傷也在這幾年直線上升。
有一天基林格醫生說：「我不明白咱們這個城市是怎麼了。這兒的人是不是特別差？好像全德國再沒有一個地方像我們這兒有這麼多人生病吧？」
舍巴赫教授聳聳肩。
他拿起自己桌子上一份印刷品，「拿去看看吧，醫生。看了你就知道了」。
基林格醫生遲疑地看了那些數字一眼。「白喉：1933年，七萬七千三百四十起；1938年（不包括奧地利），十四萬九千四百二十四起。猩紅熱：1933年，七萬九千八百三十起；1938年（不包括奧地利），十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起。小兒麻痹症：1933年，一千三百一十八起；1938年（不包括奧地利），五千七百五十七起。」
年輕的醫生放下這張紙。「上帝啊！這麼嚴重！」
舍巴赫目光嚴厲地看著他，點了幾下頭：「是啊，就是這麼嚴重。你現在明白了？」但是粗蠻的基林格根本沒明白什麼。說到底，德國人的健康狀況對他而言並不重要。舍巴赫接著說：「年輕人，你真的是腦子短路了。但是記住，這一切都是自然的結果：你的國民營養不良，又要乾重活，他們就會生病；然後，年輕的醫生不學無術，而且即使是這樣的醫生也不夠數，因為現在『學術職務』受人蔑視，再加上護士和護工也不夠，藥物不夠，而且衛生合格的醫療用品也不夠——所有這一切就會導致病人的病不是好轉而是惡化。就這麼簡單。明白嗎？」
基林格厭惡地皺著眉頭，但是並不反駁舍巴赫。「好了，我要下樓去看看我那些可憐的沒人管的病人了。」說完就離開了房間。
舍巴赫在桌子旁邊坐下來，拿起一張《導報》。「音樂可以滅菌」映入眼帘，白紙黑字。教授趕緊擦了擦他的眼睛，懷疑自己看錯了。「很多科學家在研究音樂的療愈價值。在我們愉快的勞動生活中，有著越來越多的對精神療愈的需求。這就很容易理解，應該不斷地發現有助於維護健康的鎮靜和保健手段。音樂可以殺死讓人懶惰的細菌……」
「真的要讓人發瘋了。」舍巴赫發現自己在大聲自言自語，「真的要把腦子洗一遍了。這些人可以寫出這樣的東西而不用進監獄。『音樂可以滅菌。』簡直是謀殺！」
他猛地把這張報紙揉成一團，又拿起一份國社黨醫學聯合會的期刊。他覺得這份刊物里的東西至少應該比較專業。一位名叫耶恩的馬爾堡大學外科學教授撰文，標題為：「醫院耗材的必要經濟學」。他對通常使用酒精和消毒劑的手部消毒方法提出異議，說為了節約肥皂、酒精和消毒劑，醫生應該「縮短和簡化」消毒程序。至於縫合傷口用的腸線和絲線，他強烈建議每次不要用太長：「十八英寸到二十英寸長已經足夠縫合表面創傷。」為了節約包紮材料，他建議醫生使用創可貼。「為什麼一定要用一整卷紗布呢？再加上藥棉，還要用膠布？我們必須時刻牢記節約，因為現在國家的財產就是每個德國人的財產。」
舍巴赫的右手還攥著剛才揉成一團的報紙。他的拳頭重重地砸在桌子上。但是他繼續往下看耶恩醫生的文章，簡直不敢相信有人會提出如此危險的建議。「要避免過於頻繁地更換繃帶。」然後他又建議用一些「絮狀物」代替藥棉。這位馬爾堡的醫生是唯一一位提出這類建議的人嗎？絕不是！位於薩克森州茨維考的國立醫院內科主任卡呂斯走得更遠。他認為現在應該廢除用熱水洗手，因為用三十幾度的溫水就完全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他還建議從現在開始肥皂都應該掛在一個網兜里，醫生洗手的時候在網兜上擦幾下就可以了。
教授使勁地眨眨眼睛。上帝啊！什麼時候才能到頭？上帝啊！如果傳染病暴發，我們如何應對？如果在和平時期我們就要施行這些危及生命的做法，一旦戰爭開始了，我們又將如何醫治傷員？他把那份報紙和醫學期刊都丟進廢紙簍，摘掉眼鏡，兩隻手托著下巴，頭疼欲裂。
這一天是12月24日，如果沒有特殊情況，舍巴赫會比平時早一些離開醫院，回到家開一瓶好酒，一個人安靜地度過平安夜。他喜歡一個人，也想像不出來這個時候還能和誰在一起。醫院已經滿員，沒有可能再收治哪怕是一個病人。病房都巡查過了，也沒有安排手術。舍巴赫正要脫下白大褂換上自己的褐色外套，門突然被猛地推開，基林格醫生沖了進來。緊跟在他後面的是一個面帶怒色、衣冠不整的年輕人，頭髮被汗水粘在蒼白憔悴的臉上。舍巴赫穿著襯衣，褐色的外套還拿在手上，不禁勃然大怒。
「你怎麼敢不敲門就進來——你……！」但他突然停住了，注視著那個跟著進來的年輕人。
基林格醫生正要開口，但那個小伙子搶先一步，像一隻貓那樣輕輕地跳到醫生跟前，對著他的耳朵小聲說：「你必須收下我的媽媽，你聽懂了嗎？必須！我媽媽在門口的出租車裡。她已經快癱瘓了，而且我覺得她已經神志不清了。這位醫生說沒有病床，但是必須有病房，你會收下她的，對嗎？」
舍巴赫好像對這一粗魯的闖入毫不在意，而且立即像一個在前台的值班員那樣，用標準的口氣和程序開始提問：「你的名字？你母親的名字？癱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神志不清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基林格正要開口，舍巴赫示意讓他閉嘴。弗里德爾·莫克斯一直用耳語的音量講述事情的經過。他的聲音緊張，顫抖，但是說得很仔細。舍巴赫讓他坐下說，但他似乎沒聽見。
他小聲說著：「今天早上她不認識我了，而且一直把貝倫斯當成馬科斯。她走路東倒西歪的。我們扶她上出租車的時候她發出可怕的笑聲……」他說到這兒頓住了。
舍巴赫轉向基林格：「118病房的病人可以出院了。對嗎？」
基林格開始結巴。「可，可，可是，118的病人是一個衝鋒隊司令官，他還沒有在這兒找到住處——」
「那就讓他去找一家旅館，病房必須立即騰出來給新來的病人，立即！聽懂了嗎？」
弗里德爾這才一下跌坐到一把椅子裡。
「感謝上帝！」這是他用正常的聲音說出來的第一句話。
舍巴赫看了一眼118號的新病人，示意讓弗里德爾出來。
弗里德爾站在走廊里問：「她會死嗎？」
教授沒有回答。
「腦出血，」他對基林格說，「準備注射苯巴比妥，冰袋，放血，聽見了嗎？快去！」
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12月24日的整個下午，整個晚上，舍巴赫醫生都坐在莫克斯太太的床邊。她不再笑了。苯巴比妥和放血療法起到了鎮靜作用，但是她仍然不能說話，呼吸也有困難。迄今為止她沒有發燒，醫生一直親自給她的額頭上敷冰袋。值班的護士退下去了，無奈地搖搖頭。顯然，教授想和新來的病人單獨在一起。病房的門關著，站在外面的護士驚訝地發現教授一個人在說話。洪亮陽剛的聲音充滿了溫柔的撫慰。
「你能聽見我說話嗎？」躺在床上的女人不能點頭，只是衝著醫生眨了眨兩隻分得很開的眼睛。但是醫生相信她聽得見。「所有這一切，」他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可怕的、令人髮指的、不可原諒的罪行。你一定不相信，這一切還會繼續很久。我在這兒就是為了告訴你這些，因為我也幫不了你什麼。」
躺在床上的女人發出了一聲模糊的聲音，好像是從肺部的深處發出來的，伴隨有輕微的嘶嘶聲。教授托起她的頭，輕輕摸了摸她的面頰。
「發燒了。」他大聲說。心裡想，是肺部感染，我最擔心的就是肺部感染。
女人朝著醫生熱切地眨著眼睛，好像希望他繼續說下去。
「我知道你的故事，」他說，「我還知道很多別的故事。你不是一個人，莫克斯太太，你的兒子們也不是一個人，你死去的兒子，還有活著的兒子，他會看到這一切的結束，看到新的開始。你聽到我跟你說什麼了嗎？」
女人開始發出模糊的呻吟聲。她似乎用力想從床上起來，但只是身體微微抽搐了幾下。她的面孔開始發紅，發燒的熱度在升高，但她的眼睛裡仍然充滿著熱望。
「對此我們都要負責，」舍巴赫教授一邊說，一邊把身體俯向她，「我在這兒就是要告訴你，我知道我們都要負責。」
接下來，醫生似乎開始對自己說話，聲音低到幾乎聽不到：「此時此刻我覺得自己又一次被淨化了。因為上帝知道這一切還要多久。」
病床上的女人正在忍受煎熬。醫生從她的眼睛就能看得很清楚，她的心裡一切都明白。他接著說道：
「我會照看你的兒子，你的弗里德爾。別擔心，我會送他進學校，送他出國。也可能他會留在國內為『結束』做準備，推倒那些假偶像。但我會讓他沒事，讓他什麼都不缺，讓他成為一個優秀的男人，讓他有所成就——我向你保證，莫克斯太太。」
淚水從母親的眼中流出來，流過她發紅的面頰。但是她的眼睛和她的面孔一樣僵硬，一動不動。
「等一下，」醫生說，「我會讓你輕鬆一點。」
他走到走廊上給了值班護士一個醫囑。護士讓他重複一遍。
她一邊遞給醫生注射器，一邊說：「這個過量了，過了很多。」
舍巴赫醫生讓她退下。她照辦了。
「我現在來幫你，」他一邊說，一邊把女人的袖子卷上去，用一根橡膠帶紮緊她的胳膊，又用一個酒精棉簽在注射部位消了毒，「你一會兒就會覺得好過了。」
他一邊推著注射器一邊想，完全沒有希望了。也許她能熬過今夜，也許能熬過明天，但那將是怎樣難熬的夜晚和白天！當然我可以自己來，不一定非要護士給我準備這劑過量的嗎啡。但今晚我要保持純潔，不要遮掩……小心翼翼地，他把針頭從病人的手臂里抽出來。
通過靜脈注射的嗎啡立即起了作用。女人放鬆了，閉上了眼睛。醫生握著她的右手，感覺到她的脈搏一點一點地變弱，直到完全停止。她僵直身體開始慢慢地退熱，直到完全變冷。她一直張開的嘴也閉上了。她的嘴唇露出一絲笑意，但此時她的臉已經不是原來那個莫克斯太太那張冰冷的大臉。母親的臉變得好看了，前額變得光滑而有光澤，像一個孩子的前額，像她的那個在進港的時候被打死的兒子的前額。
好像是怕吵醒睡著的病人，舍巴赫醫生輕輕地走到走廊里。
他對護士說：「一切都結束了。」
樓下進口處的外面，弗里德爾正坐在冰冷的台階上等消息。
醫生對他說：「都結束了。上樓去吧。」
弗里德爾沒有動，只是垂下了頭。過了一會，他從下往上看著醫生的臉，問道：
「你做了所有一切？」
「所有一切，」醫生回答，然後又近乎耳語地加了一句，「所有一切，還多一點點。」
弗里德爾聽清了醫生說的話。他站起來，伸出手。
「謝謝你，這樣很好。」
舍巴赫把雙手插在大衣的口袋裡走過街道。大多數的房子還在黑暗中，只有間或在幾個窗戶中透出聖誕樹燈飾亮起的光。
「是啊，這樣很好，」他一邊自言自語，一邊仰起頭，透過厚厚的鏡片看著陰雲密布的天空，「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會好的——會比現在好一千倍。」
我們的城市，生活在繼續。熱鬧的市中心令人印象深刻，但郊外的風景更加柔美。那裡一片祥和，寬廣的草坪，起伏的小山，潺潺的流水。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男人就住在那裡，住在那些被灌木環繞和樹蔭遮蔽的簡潔獨立別墅其中的一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