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降臨 · 第八章 最後的旅程
11月初的時候馬科斯·莫克斯從漢堡寄過一張明信片。這個年輕的水手是寄給他的媽媽莫克斯太太的。莫克斯太太住在老城中間一個有兩間臥室的房子裡，和她一起住的還有她的小兒子弗里德爾。她的「大男孩」很少寫信。莫克斯太太拿著那張五顏六色的明信片看了好一會兒，然後才把它遞給小兒子。
「盡說傻話！『下個星期我們這隻大鐵桶就要遠航去紐約了，我也會去。我無法告訴你我有多開心。我出門已經好幾個月了，一直在這個大兔籠子裡關著。但是我有一個可笑的感覺，這次是我最後一次出行！』」
弗里德爾聳聳肩。
「他說得對，」他說，「如果你想知道，我也聽說過類似的說法。每一次國際航程之後他們都要把海員換掉，因為他們不想讓海員們和國外有太多的聯繫，因為在國外他們會聽到很多他們不應該聽到的事。他們只會讓一個水手去一次美國，下次再去美國就要換人。新換的人對外界一無所知，所以也就不會做出什麼有害的事情。你能明白嗎？」
他說著，輕蔑地笑笑。「如果一個船員老是到另一邊去，我是說，如果不換人，誰知道他們會在那邊和他們的同志們一起幹些什麼！」
母親嘆了一口氣。「唉，是啊。就是這個意思。這年頭要想看懂一張簡單的明信片都得像只狐狸一樣狡猾才行。」
弗里德爾從衣帽鉤上取下他的大衣。「我得走了，得去參加『垃圾戰線』的戰鬥了。」
雖然他說這話的時候帶著慣常的冷笑，但這並非一句玩笑話。德國人正在無休止地參加各式各樣的為了完成戈林元帥提出的「四年計劃」而奮鬥的戰線，而「垃圾戰線」正是其中一項的官方名稱。弗里德爾參加的是「廢紙收集和處理」，而且這絕不是一個輕鬆的活兒。除此之外他還能幹什麼呢？他原來在商店裡幫忙，給顧客送貨，但是他工作過的賣茶葉、咖啡、可可和其他舶來品的小店都被迫關門了，因為它們對「國家經濟」沒有貢獻。就算這些小店不關門，弗里德爾還是要去收廢紙。因為國家認為所有的顧客都應該自己把買來的東西帶回家，而不能容忍一個完整的勞動力用來從事送貨上門這種毫無男子氣的萎靡不振的工作。某一天早上，弗里德爾在當地報紙《導報》上看到一首詩，語氣詼諧但明顯傳達了官方的精神。最後一段是這樣的：
在所有商店前掛一塊牌子
在牌子上寫上大大的字：
「我們的國家需要人手，
從此以後不再有STC。」
STC就是「顧客服務」的縮寫。就是這首語句輕快的小詩立刻讓弗里德爾丟了飯碗。
就這樣他來到了「垃圾戰線」。每天工作十個小時，挨門挨戶地收集廢紙。他的這個職位和這份工作都不受歡迎。雖然他現在好歹算是一個服務於四年計劃的官方人員，但是如果他不能收集到足夠的廢紙，或者他有理由懷疑有人浪費了廢紙，比如隨便丟棄、撕壞，甚至燒掉廢紙，他就要威脅舉報他們。如果他們不買賬，他就得不斷地發出警告。如果他不這樣做，他自己就會受到懲罰。因為沒有收集到足夠的廢紙和不舉報對此負有責任的人都是要被懲罰的。
弗里德爾的一個上司說過：「我們需要的是積極的行動。」弗里德爾點頭稱是。他現在已經習慣於接受上級像發布軍事命令那樣給他的各種指示，而並不在乎這些指示是否空洞和沒有任何意義。他對自己說：積極的行動？好啊，為什麼不呢？
莫克斯太太。對，就是我們已經認識的那位身形粗大，在夜間的防空演習中吃了不少苦頭的那位莫克斯太太。她曾經為此發過牢騷，也差點因此給自己惹上麻煩。在兩個兒子中她更喜歡大兒子。大兒子長得帥氣，有朝一日會成為一名船長。他高大威猛，金髮碧眼，閃亮的額頭線條分明。母親一邊這樣想著，一邊又拿出了那張快看了一百次的印有漢堡阿爾斯特水榭的明信片端詳著。
她坐下來給他的大兒子寫幾句話。
「親愛的馬科斯，」她寫道，「你最後一次航程結束後帶些咖啡回來吧。弗里德爾剛才告訴我為什麼是最後一次航程——除此以外我一無所知。所以，帶一些回來吧，這裡一點咖啡都沒有了。你知道我就是喜歡喝一杯咖啡——你總得有那麼一杯什麼放鬆一下。但是有件事我得特別告訴你：千萬不要像上次那樣買沒有磨好的。我知道沒有磨好的比較便宜，但是你不知道上次因為咖啡發生了什麼。我們當然得自己在家裡磨，因為這麼寶貴的東西，你無法信任地交給外面的商店代磨。你知道磨咖啡的時候，它的香氣會飄到三條大街以外。我不用說你也知道，鄰居們聞到咖啡的香味都聚攏過來。雖然我像個小氣鬼一樣拚命護著，最後還是沒留下多少。光是街道主任就拿走了一半，也沒辦法不讓他拿。所以這次，親愛的，一定要買磨好的。哪怕相同的錢只能買到上次的一半。希望你高高興興的，讓我們知道你的消息。美國太遠了。我寧願你現在就在我身邊，也參加個什麼『戰線』，那也比你在那麼遠的海上顛簸要好。在外邊誰知道會出什麼事。愛你，吻你，你的媽媽。」
一口氣寫了這麼多，莫克斯太太放下筆的時候已經累壞了。她一邊封上信封，一邊在心裡算了一下：兒子下個星期出發，就是說是在11月中旬出發，那麼他應該12月初或12月中旬回來。也許，哦，不，簡直不能相信，也許他能回來過聖誕節，我的大兒子。如果他工作得好，也許可以在聖誕節請到假呢。她又把信從信封里抽出來，在「又及」後面加上了她這個熱切的願望。她自言自語道，我有一年沒見到他啦，現在他該回家了。
天黑了，屋外寒風呼嘯。弗里德爾精疲力盡地從「前線」回到家。母子倆在一起，媽媽忙著毛線活，兒子在擺弄那台收音機。
「別聽外國台啊，孩子。」母親懇求道。
弗里德爾正在用一小截電線和一個指甲銼捅鼓那個小機器裡面的什麼地方。「外國台？誰要聽外國台？我只是想找找斯特拉斯堡和倫敦的電台，他們現在都在德國國內廣播。」
媽媽無助地搖搖頭。「別去聽那些東西，孩子。」
「啊！找到了！盧森堡電台。太棒了！」
母親覺得這孩子臉色蒼白，而且很疲倦。她不怎麼喜歡他額頭的線條，還有那張孩子氣的嘴。他十八歲。等他三十歲的時候會長成什麼樣？那時候他應該已經服完兵役了，可能都打完仗了？母親嘆了一口氣。
「外面風很大，」她說，「海上是不是也一樣？」
弗里德爾沒有回答。他的耳朵還貼在收音機上。他那張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的面孔半對著他的母親，而母親此刻正忙著拆她的毛衣。
「這件舊毛衣已經沒法穿了，」她說，「如果我把拆下來的毛線都用上，應該足夠織三雙毛線襪子，你一雙，你哥哥兩雙。」
弗里德爾做了個鬼臉。「知道，兩雙給老大，給那個了不起的海員，一雙給我。我還能不知道？」
莫克斯太太站起來，走過去摸摸他的頭髮。
「行了行了，小醋罈子，」她說，「要是運氣好，過聖誕節的時候咱們就有咖啡喝啦。我已經寫信了。」
又過了幾星期。冗長的、灰色的、單調的幾個星期。天氣還是很冷。煤很難搞到，而莫克斯太太一家住的地方是一棟老房子的三樓，根本沒有暖氣。
「你敢不敢在爐子裡燒一點紙？」「官員」弗里德爾帶著威脅的口氣說道。但是他說這話的時候並沒有露出笑意。他現在穿上了新襪子，又舒服又暖和。莫克斯太太說得對，在德國的任何地方都買不到這麼好的襪子。
「看到了吧，我織這件毛衣用的是和平時期出的毛線。」她說，也沒有露出笑容。雖然現在還沒有打仗，但是在德國已經買不到「和平時期」的東西了。對於這點她並沒有覺得有什麼奇怪。抽屜里藏著兩雙給大兒子留著的襪子，小心地用舊的軟紙包著。她知道小兒子要是發現了會把紙拿走上繳，所以小心地藏在自己的內衣中間。
12月到了。莫克斯太太開始一天早中晚三次各跑一趟底樓，想碰到郵差。
「什麼都沒有？沒有從漢堡或別的地方寄來的信，或者明信片？」但是大多數時候郵差都沒有什麼是給莫克斯太太的，除了報紙。要是真的有信，那也是從稅務局或者從政府其他部門寄來的。打開這類信的時候莫克斯太太總是充滿恐懼而沒有絲毫喜悅。
12月22日了。莫克斯太太和小兒子獲悉馬科斯的船在漢堡靠岸了。但是仍然沒有他的消息。莫克斯太太想，他第二天就會回來。他要給我們一個驚喜。但是她不敢說出口，怕給自己帶來厄運。第二天，23號了。弗里德爾帶回一棵像掃廚房的掃帚一樣破爛的聖誕樹。
「德國的森林需要保護，所以根本買不到像樣的聖誕樹。」其實他也知道，德國的森林早就被砍光了，就像在戰爭中對付敵人的軍隊那樣。戈林的四年計劃也在森林裡瘋狂地進行。用人造橡膠造一隻輪胎就需要砍倒四十棵成年的大樹。莫克斯太太弄到了一些過節吃的巧克力，但是這算什麼巧克力啊。彩色的紙盒看上去還不錯，讓人想到「和平時期」的禮品。但是盒子裡面就什麼包裝都沒有了，別說蠟紙，什麼紙也沒有。薄如電影膠片的巧克力片就那麼散著放在裡面。更奇怪的是它們既不是黑色的也不是褐色的，而是一種老鼠灰。如果你送一片到嘴裡，會覺得像在吃烤乾了的灰塵，很明顯裡面既沒有可可也沒有牛奶。莫克斯太太還為兩個兒子在聖誕樹上掛了一些紙菸。這是用厚厚的灰色的紙卷著不知名的什麼本地的草做成的紙菸，因為菸草生產國要求德國用黃金或者外幣支付。
整個下午莫克斯太太都和兒子一起在家裡等待，但是門鈴響了的時候她恰好出去了，到下面去取一些蠟燭。弗里德爾則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直到鈴聲響了第二遍才起來開門。
「急什麼啊，了不起的大船長？」他小聲嘟囔著。其實他打心眼兒里高興哥哥回來了，雖然絕不會流露出來。
門外站著的人不是馬科斯，而是一位穿著帶斑點的深藍色制服的陌生年輕人。他右手提著一個小箱子，左手緊張地揉搓著自己的帽子。
「您有什麼事？」弗里德爾問道。同時，一股莫名的恐懼攫住了他的喉嚨。他想戰勝這恐懼，於是用堅定的，幾乎是嚴厲的語氣說：「不，謝謝。我們今天不買任何東西。我是說，如果你是來賣東西的。再說了，你有許可證嗎？」
陌生人搖搖頭。「可以讓我進來嗎？他的媽媽，我是說莫克斯太太在家嗎？」
弗里德爾說莫克斯太太一會兒就會回來。又說你當然可以進來，如果你不是來賣東西的。
外面天已經黑了。兩個年輕人坐在同時充當莫克斯太太臥室的起居室的圓桌旁，圓桌上方吊著一盞燈。過了一會兒陌生人開口了：「我是馬科斯的朋友。我是說，我曾經是他的朋友。」
弗里德爾的喉嚨又被恐懼攫住了。他只能說：「馬科斯在哪兒？」
門開了。莫克斯太太走了進來。她頭上戴著頭巾，滿是皺紋的臉凍得通紅。她剛才出去找了一大圈也沒找到蠟燭。此刻她呆立在房子正中間，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莫克斯太太，」陌生人說，「我有些事要——有些事……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
母親的臉很平靜，沒有一絲抖動。她輕聲地，不帶任何懷疑地說：「馬科斯死了。」
陌生人走向她，輕輕用雙手扶住她的肩頭，小心地把她扶到沙發跟前。弗里德爾一下跳了起來。
「什麼？」他大叫，「你們在說什麼？你們瘋了嗎？」
陌生人的手還在扶著木然不動的母親。「有時你覺得自己瘋了。但其實我們沒瘋。是他們瘋了，那些殺人犯。」
媽媽終於開口說話了。她的嘴唇動了，說出了一些字，能夠聽到。但她的臉上其餘的部分仍然是僵硬的，好像一尊木雕。
「馬科斯死了。但是為什麼？怎麼會這樣？」她一遍遍地重複著。
陌生人沒有馬上回答，他說：「我叫保羅·貝倫斯。他們殺害他的時候我在場……我看著他死了。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什麼也做不了，我完全無能為力。」
莫克斯太太粗壯的身體像被電擊一樣顫抖了一下，接著又恢復了木雕一樣的靜止。她挺直身體坐著，身旁是這個名叫保羅·貝倫斯的年輕人。就是他看到了她的大兒子死去，看到他們殺了他，因為他們，兇手們，瘋了。弗里德爾此刻站在桌子的另一邊，穿著襯衣和拖鞋，腳上是暖和的新襪子，面對著媽媽和那個陌生人。
「接著說！」他威脅地喊著，「立刻全都告訴我們！」他揮舞著右手，好像要給那陌生人一拳。
陌生人把雙手從母親的身上移開，走到窗戶邊上，背靠窗台，兩首交叉在胸前，開始說話。他說話的聲音很大，好像意在克服由於自己的聲音嘶啞而帶來的口齒不清。他在說話的時候眼睛既不看母親，也不看弟弟。
「馬科斯和我是第二次去大洋彼岸。這之前我們在紐約已經有認識的朋友。那邊有一個很大的海員俱樂部，也可能不止一個。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組織，是專門為我們設立的。我的意思是——」他壓低了聲音，「反對納粹的海員。你們懂的。我們第一次去紐約的時候去過那裡，那次沒人注意我們。但是這次不同，他們在我們自己船上的海員里派了特務。靠岸的時候我發覺了，所以警告了馬科斯。我說，這次不能去那個組織了，有人跟蹤我們。馬科斯答應了。而且據我所知，他確實沒去那邊。但是他參加了一次大型的工人聚會。在那邊他們有很多這類的聚會，可以批評他們的政府，說什麼都可以，而且沒人會因此被捕。不知道他們知不知道有這樣的政府是多麼幸運！當然這不是重點。馬科斯去參加了一次這樣的聚會，而我根本不相信他會知道美國的工人是激烈反對納粹的。他們攻擊元首比攻擊他們自己的政府還要激烈。等他知道的時候已經太晚了。主要的發言者稱希特勒是匪徒、殺人犯和一頭瘋狂的野獸。如果當時馬科斯站起來離開會場以示抗議可能會救了他。但他當時太激動了，因為他從來不知道可以在數以千計的人面前大聲地說出事實。這些都是我們平時在甲板上值班的時候，在確認沒有人偷聽的時候才敢小聲說出的話。」
年輕人頓了一下，第一次用眼睛看著他的兩個聽眾。
「他真的很激動。事後他告訴我，當時他坐在那兒好像著了魔，雖然他想趕快離開，可就是做不到。其實我知道，他根本不想離開，他想儘量多聽一些，想看看這些對自己的政府提出那麼多批評的美國工人，是多麼愛自己的國家和自己享有的自由。」
他又停頓了一下。「他想看到這一切。派去盯梢的人也看到了這些。我不知道他當時是怎麼想的，但是他肯定把這些都記下來了，然後立即向船長和船上的一個廚師報告。這個廚師在納粹黨內的級別比船長高，所以船長對他的決定只有服從。這個廚子沒有對馬科斯說過任何關於這次的事情，但是我們剛一離開港口船長就把馬科斯叫去，告訴他自己非常遺憾，目前有不利於他的報告，要他小心。馬科斯和我，我們非常非常地小心。但是如果他們在背後害你，小心又有什麼用呢？也許對於馬科斯來說，最好是某一天跳到海里游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但是，雖然我們知道這些納粹惡棍什麼都做得出來，但還是沒想到他們會這麼幹。」
弗里德爾年輕的臉因為恐怖和憤怒而顯得憔悴。他失聲大叫道：「是什麼？他們幹了什麼？」
保羅·貝倫斯坐在了他剛才靠著的窗台上。「當我們進港時，一個小艇載著四個衝鋒隊員靠了上來。四個人，我至今還能在眼前看到他們。他們找到了正在值班的馬科斯，對他開了槍。那個廚子一定事先通知了他們，讓他們登上了船。肯定不是船長乾的。我看到他們登船，是在早上四點。我當時一陣噁心，跑去找馬科斯，但是已經太遲了。我看到馬科斯正爬過欄杆，似乎要跳進水裡。這時我聽到那些人衝著他喊『紅色叛徒』，『布爾什維克臭豬』，然後就開槍了。馬科斯是仰面倒下去的，因為他當時正對著他們。他仰面倒下，跌進海里，一切都太晚了，他一定是立刻就死了。」
自打第一眼看到這個陌生人，莫克斯太太的身上就一直籠罩著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不自然的安靜和凝固。大家都覺得她會暈過去。但是沒有，她坐得筆直，眼睛大大地睜著。弗里德爾在房子裡走來走去，不時撞在家具上，好像眼睛瞎了。年輕的貝倫斯雙手遮住眼睛，他不忍看到好朋友的媽媽和弟弟怎樣面對這個噩耗。可能他自己也正在被那幅揮之不去的景象折磨著——四個衝鋒隊員，馬科斯，開槍前一剎那他正半對著他們的臉。
他拿出一個褐色的紙包，遞給莫克斯太太，但她並沒有伸手去接。「馬科斯在紐約的最後一天買了這個。這個——」他頓了一下，「這個是磨好的，他說你們想要磨好的。」
母親突然站起來，粗壯的身體撲向放著褐色紙包的桌子，慟哭起來。她的雙臂前伸，雙手抓著桌子的邊緣，一下接一下地用頭撞向桌面，似乎要把桌子撞碎。弗里德爾和貝倫斯怎麼勸她也沒有用。
「我是不是應該離開？」陌生人悄聲問道。弗里德爾似乎很怕留下他一個人和母親在一起，趕緊用顫抖的聲音說：「請別走，留下過夜吧。你可以睡我的床。反正我也不會睡的。」
母親還在用頭撞著桌子。在她說過「馬科斯死了。怎麼會這樣？」以後就再沒說過一句話。弗里德爾全力照顧母親，他給她拿來一些水，還撒了一點在她的頭髮上，但她似乎沒有察覺。他從抽屜里拿出馬科斯寄來的最後一張明信片，但她不看。他想把她從桌子邊帶走，但是挪不動她沉重的身體。最後他們倆只好坐在了她的對面，不敢出聲，因為她似乎已經神志不清了。
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弗里德爾對著貝倫斯耳語著什麼，頭像灌了鉛一樣。母親倒在沙發上，大睜著眼睛，眼睛深處透出瘋狂的目光。
弗里德爾還是只穿著一件襯衣，屋子裡已經變得很冷了，但他的腦門上都是汗。他插在褲兜里的手緊緊地握著，小聲對貝倫斯說著什麼。後者只是靜靜地聽，偶爾表示贊成或鼓勵地點點頭。然後貝倫斯把雙手放在激動的、一直小聲說話的弗里德爾肩上。
「別急，小伙子，別急。我們當然要替他報仇。但是我們得有耐心，也得有智謀。等那天到了，然後——然後……」他站起來，拿起桌上的褐色小紙包，走到窗前，打開窗戶，讓深夜寒冷和霧氣瀰漫的空氣灌進屋裡。
「有咖啡壺嗎？」貝倫斯問道，一面拿起小紙包。
弗里德爾點點頭。「好主意，也許這能讓媽媽打起點精神，她最愛咖啡了。」他說著的時候甚至露出了一絲模糊的笑容。
他們煮著咖啡。弗里德爾拿出了最好的杯子，是那種鑲金邊，有藍色勿忘我圖案的。咖啡發出強烈的香氣。莫克斯太太呻吟了一聲，終於把頭抬了一下。
「把馬科斯的襪子給他，」她說道，一邊衝著年輕的貝倫斯點點頭，「在我的內衣里夾著。」
弗里德爾找到了襪子，順手將包裝紙扔到了爐子裡。爐子裡的餘燼點燃了紙。
「這是給馬科斯準備的，但你是他的好朋友。」
貝倫斯像個小學生一樣不知所措地站在屋子中間，怯生生地鞠了一躬。
「謝謝，」他說，「現在我們讓媽媽回到床上去吧。她凍僵了。」
莫克斯太太一直在抽動和發抖，但顯然自己並不覺得。她沒有碰那杯香氣撲鼻的咖啡。對兩個孩子在做什麼也沒有什麼知覺。弗里德爾先把媽媽扶到一張椅子上，然後從沙發底下的柜子里拿出被褥，而貝倫斯快速並熟練地鋪好了床。
「我在船上學的。」他說。
「謝謝你，馬科斯，」媽媽說，眼睛裡又露出瘋狂的目光，「謝謝你，我的大兒子。」
她躺下了，一動不動。抽搐和顫抖也停止了。
但是她並沒有真的平靜下來。既沒有睡著，也沒有昏迷。兩個年輕人拿著咖啡悄悄地挪到弗里德爾的房間，他們覺得這個無聲無息的狀態是個凶兆。母親有時會突然說話，聲音古怪，令人不安。還有一兩次她大聲地笑出來。
「明天早晨得去找醫生。她病了。」弗里德爾說。貝倫斯沒搭腔。
弗里德爾蹲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年輕的臉因為憤怒而變了形。
「明天是聖誕夜。」
本市那所著名的醫院仍然是外國人眼中德國科學水平的象徵。現代化的手術室整潔而明亮，所有的設備似乎都由玻璃和金屬製成，它們設計完美，具備各自特有的功能，而且彼此和諧共處，閃閃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