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降臨 · 第四章 「所謂正義就是為我們的目的服務」

哈伯曼教授在本市的大學教授刑法。他有一副典型的德國人長相，身軀肥胖，金髮碧眼，臉上有幾道打架留下的傷疤，脖子像牛一樣粗壯，面部仔細地剃過，泛著火腿一樣粉紅的光。希特勒上台的時候他四十歲，只在一些二流的大學擔任過助教。這倒不是因為他的學問不好，而更多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職業生涯一直不是特別上心。哈伯曼博士是個徹頭徹尾的德意志民族黨人，熱愛魏瑪共和國。他寧願躲在一個小地方，閒暇時看看書，和朋友一起喝酒聊天，罵罵政府，也不願意在柏林這樣的大城市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成天和當官的打交道。 就這樣，在1935年初，他被本市的大學聘為全職教授。一個有一半猶太血統的教授被解僱，留下一個空缺，而哈伯曼欣然接受了這個位置。在學生們看來，這項任命從各方面來看並不像原來設想的那麼糟糕。 這所大學位於迷宮一樣環繞著集市廣場的街道後面。學校的每一間教室都可以看到校園中間的噴泉，即使關上窗戶也能聽到噴泉發出的令人昏昏欲睡的聲音。不過即使沒有這首催眠曲，課堂上沒完沒了地講授納粹所謂的「生活哲學」也足以讓大部分學生進入夢鄉。哈伯曼教授是僅有的幾個例外之一，他在每節課上都能變出一兩樣新鮮內容，讓學生們覺得上他的課還是值得不睡覺和認真聽講的。 比如他會說：「先生們，我現在講一個案例。」然後他會敘述一件謀殺案，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發生了謀殺，都有些什麼事實。什麼人因為什麼原因成了犯罪嫌疑人。沒有人在謀殺現場被捉住。所有的證據都是間接的，但是間接的證據並不能證實一項合理的懷疑。 「檢方請求法庭判處被起訴的嫌疑人死刑，嫌疑人利紹爾是猶太人，住的地方離犯罪現場不遠，而他不能提供不在現場的證明。現在，先生們，遵從你們的誓言，你們會不會確認指控和判處嫌疑人死刑？」 學生們緊張地思索著。這是授課而不是討論，所以學生們不一定非要回答這個問題，而是由哈伯曼自己給出答案。教授提高了聲音，連那些被噴泉聲催眠了的學生都猛地驚醒了。 「先生們！」他說，淺色的眼睛中閃動著兩團憤怒的火光，這使他看上去像一個卡爾梅克人（居住在俄羅斯境內的蒙古人種），而完全不像一個中規中矩的受過擊劍訓練（德國學校里的基本軍事訓練）的日耳曼畢業生。「先生們，就這個案例而言——我希望你們記下筆記，這類案例在我們的法律界非常典型——在這個案例里，如果誰想要在間接證據之外尋找其他證據，誰就是一個大傻瓜！這樣做不僅是徒勞的，也是非法的。問題在於，在這樣的案例中我們到底應該關心什麼？」 教授此時眼睛盯著一個坐在前排低著頭在本子上畫小人兒的學生。「我們只關心我們所說的『健康的人民的直覺』。就是根據這個，而沒有任何其他依據，我們的檢察官提出了他的判決請求。這個案子應該如何判難道不是一眼就能看出來嗎？發生了謀殺案，必須找到兇手，法律必須作出判決。一個猶太人碰巧涉入其中，無法自證清白。古老的羅馬法規定的只要存在對被告指控的合理的懷疑則被告無罪的原則已經不再適用。新的德國法律當涉及捍衛國家價值觀的時候是鐵面無情的。先生們，你們將為一個完美的法律系統服務，這個系統和正確的生活哲學、國家社會主義關於正義的定義及其重要性，以及由此產生的情感力量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個案例對於你們來說很容易，而且必須很容易，這就是堅持有罪判決。你們的陳述，先生們，必須讓每一個陪審團的成員覺得判定被告無罪是他們的恥辱。每一個陪審團成員必須明白，他們駁回對被告的指控是危險的，不僅對他本人，而且對他的家庭！」 那個坐在前排的學生「啪」的一聲把鉛筆放回桌子上。哈伯曼看見他盡力控制自己不要大聲笑出來，但他還是轉過頭對著其他人發出一聲短促的笑聲，班上的其他人開始跺腳，這是學生們慣常表達叫好的方式。很明顯，哈伯曼教授站在納粹當局的對立面，而班上的同學站在他的一邊。 教授繼續說道：「先生們，你們必須把自己腦子裡早先形成的對於『客觀正義』和『自然正義』的信條徹底清除掉。最近我們的司法部長弗蘭克博士對此有令人驚嘆的論點：『主宰我國法院並擴展至其他一切領域的必須是國家的自我拯救和自證清白的意志。』你們當中可能有人反對這個說法，你們可能要問：『怎麼才能相信國家確實知道什麼東西可以使它獲得拯救呢？』先生們，這是一個徹頭徹尾愚蠢的問題。我很高興司法部長代替我給出了答案。『只有國家社會黨才能確定什麼最符合德國人民的利益。在法律和公正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面，黨的決定和意見就是德國司法系統一切理論和實踐最權威的來源。我國司法體系的任何設想都必須時刻遵從我們的世界哲學，我們必須反對過分的客觀主義！』」[1] 哈伯曼又看了一眼那個前排的學生：「現在你們明白了，先生們，我警告你們放棄過時的和反德國的『自然正義』是多麼的正確。在『過分的客觀主義』和『我們的世界哲學』之外是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的世界哲學才是至高無上的，『客觀公正』根本算不了什麼。但是我注意到——」教授打斷了自己，熱切地望著他面前幾位學生的臉，好像要努力讀出他們腦子裡在想什麼。「——我注意到你們的眼睛裡又有了新的疑問，你們似乎要問：『如果這個世界哲學是隨時變化的，而且是隨著政治需要和政治形勢而不斷改變的，那我們怎麼能把它當作法律系統的基礎呢？這個拯救國家的意志難道不正是要讓這個世界哲學隨時隨地順應元首的意志嗎？』」 「先生們，祝賀你們提出了這個問題，」教授大聲說道，好像這個問題真的是這個班的學生們提出來的，「一個符合邏輯而又深刻的問題！但是國家又一次料到了你們會提出這個難題，並且早就準備好了答案。在這個國家所有的原則都要服從一個永恆的原則，而這個永恆的原則就是權力。我再引用一次咱們司法部長的說法：『在世界政治的領域期待司法公正，結果只能是令人遺憾的。事實說明，如果沒有實際的手段和力量付諸實施，期待國際社會的公正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說，尋求公正要有強力為後盾。當然，這樣一來，學習法律會變得特別困難，學究們和書蟲們如果只知道從專家論文裡獲取知識而不注意『優秀民族的直覺』，那他們在新的德國就很難吃得開。」 「先生們，我要提醒你們，我的上司司法部長先生正在竭盡全力反對一種論調，這種論調認為『國家應該賦予學者和專家在法律領域對元首和黨的權力劃定某些限制的權利』。再清楚不過的是，元首和黨的權威是永恆的，而構成我們法律的種種概念和思想是可以隨時更改的，因為『正義就是為德國人民所用』，而且今天有用的明天可能沒有用，所以今天的正義可能就成了明天的非正義。更進一步說，因為一項正義的訴求必須有意願和力量來保證它的實施，所以當這個力量停止存在或被另外的人所攫取，這項正義的訴求也就無效了。我說清楚了嗎，先生們？每個人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同學們又開始跺腳了。在前排的年輕人想：上帝啊，他有一兩次差點兒把我說糊塗了。他批評「學究們和書蟲們」時那麼嚴肅，但實際上他是在猛批現在的體制！區別只是他用了一種新的方式。這是肯定的，不會有錯。 哈伯曼先生的臉上又一次閃現了他在「證明」那個猶太人有罪時露出過的扭曲的笑容。然後，他拿起了放在面前的一本厚厚的書。 「雖然司法部長發出了警告，」哈伯曼教授說，「我還是發現又有一個自稱專家學者的人敢於在法律領域給黨和元首的權力設定一個界限，或至少是給出一個定義，提出了一個形態。這本著作是有關法律的，或許並不適合我們今天的課程。但是，由於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提出了如此多的有價值的提示，所以我要在我的課堂上介紹它。」 他真是這個意思嗎？坐在前排的年輕人想著，打了一個寒戰。 「我手上這本書，」哈伯曼教授接著說道，他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著這本書，好像捏著一個什麼發出惡臭的東西，「書名是《大德意志帝國憲法》[2]，最近由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作者是恩斯特·魯道夫·胡貝爾，萊比錫大學法學教授。先生們，我無論對此書作出多麼高的評價都不會過分。這本書達到了一個驚人的高度，如果你們考慮到作者是在多麼困難的條件下完成了這本書，就會更加對此書的作者讚美有加。在這些困難當中有一點，但遠遠不是最困難的一點，尤其是對一個法官而言，即最高的法律，比所謂事實還要高的法律，是元首的決定。而元首的決定又取決於前面所提到的拯救祖國的強烈意願。為了讓你們先睹為快，先生們，我將要對胡貝爾教授的這一傑作做一個簡要的闡述。」 班裡開始出現意見分歧。很多學生認為哈伯曼教授一定很欣賞他如此熱烈頌揚的這本書，所以他們一定要好好讀，因為它的內容在考試的時候一定會用到。另一些學生，包括坐在前排的那個，覺得教授是在說反話。他們看出來他的狡猾，表面上稱其為傑作，實際上對它進行毀滅性的譴責。那位前排的學生深吸了一口氣：接下去教授怎麼收場啊？ 教授快速地翻著書頁，說道：「這位博學的教授的主要觀點可以總結為如下幾條：（1）德國在十九世紀參與建立的司法傳統已經徹底被拋棄。一位偉大的德國人，約翰內斯·阿爾圖修斯曾經聲稱的『不可剝奪的人民的最高權威』也一併被拋棄了。正如你們所知，國家才是最高權威，並且它的權威必須涉及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對於作者而言，『一切過分地追求客觀』都明顯是反動的。並且，他堅持認為，（2）國家是，並且僅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他寫道：『人民所特有的本質和意願是帝國政治和司法構成的基礎……政治生活哲學具有獨一無二的有效性，它的統一保證了人民的統一。』你們可以在第158頁找到這一段話。所以不管是『宗教信仰自由』還是『個人自由的權力，都不能用來對抗國家的權力』——第361頁和495頁。他告訴我們，自由的權力『是不能和人民帝國的原則相調和的』。」 「現在，先生們，」哈伯曼教授提高了聲音，「可否允許我要求那些正在打瞌睡的人合作一下？我必須警告你們，如果你們沒有背誦《大德意志帝國憲法》中的下面這段話，我在考試的時候可不會手下留情：『沒有任何個人權利可以優先於國家，或者置身於國家之外。對於這類個人權利，國家不會給予保護。』先生們，你們將要成為德國法律的執行者，德國人將被交到你們手裡，或者那些你們要以其名義詮釋法律的人手裡，所以請你們記住這段話。胡貝爾教授將這樣的情況解讀為『整體的原則』，這個原則要求將『統一的政治態度』擴展至一切人類的行為和事業，『如宇宙般地擁抱和滲透一切』。」 哈伯曼教授停頓了一下。一雙藍眼睛眯成兩道縫，掃視著寂靜的課堂。 「我基本上不需要告訴你們這本書將自然而然地且不可避免地得出什麼結論，因為你們已經知道了這些結論。我也知道你們所有人，不管你們的專業如何，是數學還是政治經濟學，都不能逃脫這些結論。正如作者所說：『在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人群中，政治權力只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代表者，那就是元首，只有他才能代表所有的政治權力和權威。』」 「是的，是的，先生們，」哈伯曼教授和同學們一起笑了，「你們選擇了一個困難的職業，國家將動用一切力量從頭至尾監控你們做出的選擇。帝國司法部國務秘書羅蘭·弗賴斯勒博士對這一點表達了鮮明的觀點，他說：『最重要的是，法官必須是一個真正的男人。』先生們，我百分之百同意他的說法，他完美地表達了我的願望：『一個真正的男人！』自然我們可以討論什麼才是『真正的男人』，但是請原諒時間不允許我深入地分析弗賴斯勒博士這個表述的內涵。」 學生們不約而同地看了看他們的表。這是一堂兩小時的課，而現在還不到一個小時。教授用時間不夠為理由解釋他不能深入探討弗賴斯勒的「真男人」概念實在是太勉強了。 「儘管如此，」哈伯曼教授接著說，「也許我可以講講帝國司法部國務秘書先生的另一番話，『在提拔一個人的時候，首先要看他是否參加過世界大戰，是否為納粹運動戰鬥過，是否服過兵役，或者他作為一個父親是否稱職，最後一點是評判他優劣的終極標準』。弗賴斯勒博士又說：『根據國家的政治考量，如果有兩個人在能力和貢獻上旗鼓相當，那麼應該優先考慮有較多孩子的那一個。』[3]先生們，你們應該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當兩個人旗鼓相當』，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法官比另一個差一些，但是孩子比較多，那麼就是這個差一些的法官『根據國家的政治考量』會優先得到提升！」 「但是現如今咱們的領導人對誰更好一些誰更差一些做出判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而弗賴斯勒博士對解決這個難題做出了貢獻。他提出，對一個法官的評價標準是：第一，看他是否參加過世界大戰；第二，是否為納粹運動戰鬥過；第三，是否服過兵役；而第四，也是最後一條，是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你們一定發現了，這個法官在法庭上是否公正這一點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哈伯曼晃動著一本叫《德意志司法》的小冊子，就像揮著一面旗幟。書頁打開著，教授讓它們在眼前停留了一會兒，繼續說道： 「弗賴斯勒博士先是讓學生們明白早一些結婚生子是法律專業人士的基本條件，接著他又說：『為了建立新的個人政治觀點，必須拋棄許多舊的、傳統的思維，必須戰勝很多根深蒂固的習慣，只有這樣新的事物才能永存。』」 哈伯曼提高了聲音：「最後一句話的著重號是我加的，但話是弗賴斯勒博士的。我覺得自己有責任警告你們不要理解錯了。我們當然明白，秘書先生的意思和他說的完全相反，但是由於德語是一種相當困難的語言，並非每一個『真男人』都具備玩弄它的能力。」說到這裡，哈伯曼露出孩子般的壞笑。 有幾個學生大聲地笑了。坐在前排的年輕人眉頭緊鎖，搖了搖頭。他不明白教授在幹什麼。小心啊，別做過了！已經有點過了！ 可是哈伯曼似乎毫不在意。他放下小冊子，從衣袋裡掏出一張報紙，然後打開它。 他又重複了一遍：「是的，德語是一種困難的語言，而我們很多法律系的學生似乎正在向它公開宣戰，而國家法律委員會正在全力以赴地應戰，所以我們應該對此稍加留意。委員會主席帕蘭特博士曾經匯報過這場戰爭，他說：『司法考試的應試者對一些重要問題的表述是如此的令人費解，即使絞盡腦汁也看不出其中的含義，這種情況現在並不少見。很明顯，應試者們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如何寫出平實易懂的文件。這些司法考試的參加者甚至在使用「主張」「證明」「援引」「反對」這些動詞的時候無法區分它們之間的不同含義，這就證明了他們學術水平之低。他們本來應該在頭三年的課程中就學會並掌握這個能力。在大多數案例中，學生們完全沒有能力運用他們自己的證人所提供的證據。當需要這些學生們解釋和澄清一項司法判決時，他們根本做不到。他們連決定一個案子是否立案的能力都沒有，這實在令人費解。』」 哈伯曼聚精會神地引用了這段話，使得手中的報紙掉落在地上。 「多麼符合事實！」他大聲叫道，「多麼準確！但是我要再一次預想一個可能出現的誤解。」他把手放在講台上，身體朝前倚靠，熱切地盯著坐在前排的那個年輕人。 「不難想像，就算一個學生有能力區分『主張』『證明』『援引』『反對』這些動詞的不同含義，他還是可能會發現自己完全沒有能力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建立他的決定的有效性。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放開自己的手腳，不要受那些老舊過時的、曾經構成『決定的有效性』要素的概念束縛。先生們，現在我要回到這堂課的主題：『所謂正義就是能夠為我們的目的服務。』」 對於哈伯曼先生的課，唯獨不能用缺少變化和色彩來評價。確實，一個注重表面的聆聽者可能會批評這位博學的法學家總是毫無理由地從一個題目跳躍到另一個題目。但是現在，他突然把課堂拉回到主題。很有可能，根據他在講課方法和思想態度上的這一怪癖，這種分散和不連貫，可以看出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對自己的職業生涯並不重視。而現在既然出現了一個機會，他也無妨用一些心思來實現它。但是或早或晚，他的表現一定會引起官方的注意，而到那個時候，無論是他百分之百的德國血統還是他在學生中間受歡迎的程度，都無法挽救他落入自己一直在玩的危險遊戲所造成的深淵。 課程進入了第二個小時。哈伯曼引入了青少年犯罪的話題。他講話很慢，令人印象深刻，他似乎很享受自己正在講的： 「諸位一定很清楚，德國衰敗時期長期的高失業率和由此產生的年輕人的道德敗壞，是當時令人震驚的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對於我們這些學習法律的學生而言，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只有一小部分犯罪是由於所謂犯罪的衝動，而這種犯罪動機在青少年中則更是最小的一部分。相反，正如你們所知，大部分犯罪是客觀環境所導致，是源於對生活的絕望。但是，在這一切之上的，是壞的榜樣培育了犯罪。這也就解釋了在魏瑪共和國晚期，一直有大量的青少年犯罪被起訴。然而很不幸，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我們現在也正面臨著一個奇怪的、非常令人不安的現象。先生們，在過去的數年中青少年犯罪率不僅沒有下降，反而上升到了一個令人恐懼的水平。我帶來了一組比較數據： 一般刑事犯罪 柏林 1934年：948起 1936年：1485起 漢堡 1934年：566起 1936年：979起 科隆 1934年：328起 1936年：549起 性犯罪 柏林 1934年：22起 1936年：72起 漢堡 1934年：26起 1936年：107起 曼海姆 1934年：10起 1936年：48起 暴力犯罪 柏林 1934年：30起 1936年：75起 漢堡 1934年：21起 1936年：47起 布雷斯勞 1934年：1起 1936年：47起 「請看，先生們，過去的幾年被定罪的青少年犯罪的數量，特別是在大城市中，都有成倍的增長。特別令人不安的是，暴力犯罪、性犯罪、威脅和傷害罪平均增長了三倍。你們也許已經注意到了，先生們，在布雷斯勞這個城市暴力犯罪增長了四十六倍！有關這個有趣的話題，我推薦你們讀一篇刊登在《青年德意志》上的文章。[4]我剛才引用的數字也是來源於此，它確實一直是一本比較靠譜的法律期刊。然而這篇文章卻作出一個判斷，即失業『對於德國青年的道德水平下降已經不再是重要的因素』。」 哈伯曼教授的臉再一次扭成了一張類似蒙古人那樣的怪相。此時，他對著課堂發出了一連串辭藻華麗的詰問： 「難道我們不應該認為我國生活的新秩序，我們的元首給我們帶來的新的道德激勵和他的偉大思想，以及他所促成的令人讚賞而又無所不包的德國理想的實現，會對我們的國家起到淨化的作用嗎？然而事實卻是，舉目四望，我們只看到污穢橫流，看到即使在德國衰敗的年代都無法忍受的令人震驚的犯罪率的回升。先生們，面對眼前的嚴重退化的狀況，面對長在德國人民身上的毒瘤，我們將如何解釋？」 教授沉默了。那個前排的學生很有把握地預料，以教授的膽大包天，他下面一定會對自己提出的問題給出納粹宣傳部門通常的答案：「外國的陰謀！」或者「恥辱的《凡爾賽條約》！」於是，就會不可避免地引發嘲諷的共鳴。年輕人覺得自己身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要壞事了，他想。要麼就是什麼人出來譴責我們這位聰明的教授，要不就是班裡的同學一起鼓掌起鬨表示支持，最終校長出面調查而我們必須接受調查。全能的上帝啊，到底會如何收場？ 哈伯曼那一雙眯成縫的眼睛仍然看著學生們，但保持著沉默。教室里死一般沉寂。 年輕的學生們都在緊張和期待中等著他們的老師對當局和當局的捍衛者爆發出激烈和憤怒的譴責。同時，每一個人也都在緊張地盤算：我應該怎麼辦呢？幾乎所有人都希望他能說出來，我們都知道他會說出來。但是只有等他真的說了，大聲地，清楚地在我們這所古老的大學講堂里說出他要說的話，我們所希望的慰藉才會真的到來。我們一直以來不斷地向各種謊言卑躬屈膝，而他要說的話能讓我們找回一點失去的尊嚴。 一陣短暫而大聲的敲門聲打斷了緊張的沉寂。兩名穿衝鋒隊制服的年輕人闖進了教室。「希特勒萬歲！」他們叫道，班裡的學生勉強地回應。儀式過後，衝鋒隊員走向哈伯曼和他的講台。 教授的頭低垂在肩膀中間，像一頭公牛看到了紅布。他們在門外偷聽我講課？還是有個學生半截溜出教室去告密？如果真有其事，這個傢伙就等著倒霉吧！別的學生會給他一個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教訓。其中一個衝鋒隊員走上講台，面朝學生，用自己的背擋住了哈伯曼教授。前排的那個學生猛地挪動了一下腳，讓他英俊而憤怒的臉一半面對其他同學，一半帶著威脅的眼色衝著衝鋒隊員。衝鋒隊員清了清喉嚨開始說話。 「同志們，朋友們，在此關乎祖國命運的時刻——」 什麼？又是關乎命運的時刻？我們還有沒有不關乎命運的時刻了？這次這個納粹想要什麼？ 「在此關乎命運的時刻，我向你們，我的黨內同志們，也向你們，還沒有成為黨內同志的元首的戰士們呼籲——」 坐在前排的那個學生開始挪動他的椅子，弄出很大的動靜。 衝鋒隊員繼續說道，「我站在你們面前」，他的聲音開始升高，「作為帝國食品部的代表和地區負責人，並且作為——」 坐在前排的那個學生開始拍手，固執地、連續地、充滿憤怒地拍手。完全不是學生們在表示贊同時的鼓掌。 衝鋒隊員吃驚地停頓了一下。然後繼續說話，希望蓋過下面的掌聲。 「先生們，」他的聲音變成了尖叫，「收穫的季節到了，我們的責任要求我們——」但是課堂里響起了更多的掌聲，大概有一半的學生加入了進來。哈伯曼教授被衝鋒隊員擋在身後，而且由於身材比較矮，學生們幾乎看不到他，但他此時也像一個瘋子一樣鼓起掌來。他高舉雙手，在自己的頭頂上拚命地拍。實際上此時的他像一個樂隊指揮，在帶領全班同學進行一場特殊的音樂會。掌聲越來越急，此時已經沒有一個學生沒有加入了。學生們的面孔——這是最令人驚訝的——都露出瘋狂的熱切。更準確地說，是一種憤怒和公然蔑視的表情。他們堅決不允許這個穿制服的闖入者，這個帝國食品部的官員在這裡說話。不！決不讓他在這兒說下去，即使明天早上全班同學都被判處關進集中營。 衝鋒隊員對眼前全體一致的反抗無可奈何，只能用盡全力喊道：「我謝謝你們，先生們，謝謝你們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你們的贊同。我相信你們所有的人都會在接下來的假期中自願參加收穫季節的勞動。」 透過雷鳴般的拍手聲，他勉強又喊出了一個詞：「東普魯士！」他聲嘶力竭地喊著，好像這個單詞的發音有神奇的作用，可以用來壓住其他聲音。「東普魯士！你們會被派往東普魯士，黨員同志們——在此關乎祖國命運的時刻……」 此時的他臉紅得像一隻熟透的龍蝦，額上的青筋似乎威脅著要馬上炸開。哈伯曼教授仍然高舉雙手在頭頂上拍手，但此時開始減慢速度和力量，班裡的同學也附和著他。最終，「樂隊指揮」用了一個手勢，掌聲終於停止了。衝鋒隊員沒有料到會這樣，聲音也跟著降下來：「我們和德國農業精神之間有著天然而密切的關係……」他的聲音迴響在課堂里，聽上去像一隻動物在被捕食時發出的哀號。他突然停下來，兩眼發獃，像是突然喪失了意識。哈伯曼從衝鋒隊的褐色襯衣隊服後面露出他最狡猾的表情，蒼白的眼睛分明在笑著。 衝鋒隊員沉默了。但是現在輪到那位前排的同學上場了。他從座位上跳起來，仍然是一半面對衝鋒隊員，一半面對課堂，鞠了一個標準的幾近優雅的躬，眼睛看著地面。 「請允許我代表全體同學謝謝帝國食品部的這位代表，謝謝他做出了清醒的判斷。這位代表完全不需要我的保證，他從我們的掌聲中就可以判斷我們是多麼無條件地站在他和我們的元首一邊。萬一，由於我們的表達過於熱烈——班裡爆發出笑聲——某些重要的指示我們沒能聽到，那麼代表先生完全可以確定我們是如此專注於他的命令，以至於我們都成了瞎子、聾子和啞巴，而且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在這個，或那個，或其他關乎命運的時刻，還要讓我們做什麼。」 他又鞠了一躬，然後返回到座位上。衝鋒隊員完全無法了解這段嘲諷得天衣無縫的發言的含義，只能向上舉起手臂： 「嗨爾，希特勒！」 「嗨爾，希特勒！」回應他的是他的同伴。從頭到尾他只做了這一件事。班裡的同學沒有回應。哈伯曼教授帶著這兩個穿制服的人走向門口，以一個謙和的鞠躬送走了他們。然後，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他回到講台上繼續上他的課。 「我們剛才講到，」他的眼睛平靜地掃視著課堂，但透露出一縷由恐懼生出的戰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剛才正在討論，我們新的威權主義國家在面對有組織的集體而不是個人所進行的顛覆活動時可能產生的困難。」 班裡又一次死一般沉寂。坐在前排的年輕人直視著老師的面孔。這位年輕人褐色的眼睛閃著讚賞和敬愛的光。而他的朋友們，這間逐級上升的階梯教室里坐在他的邊上和後面的年輕人們，也都帶著幾乎是宗教般的神情聆聽著他們老師的講課。他們都非常清楚，教授根本不是「沒有記錯」，而是「完全記錯了」。他剛才所講的課和有組織的抵抗在任何意義上都沒有任何關係。但是他們剛剛目睹了，且作為親歷者參加了這樣一場行動。而且非比尋常的是，這個人，這位在行動中未置一詞的他們的領頭人，現在敢於直截了當地，用清楚的語言在教室里給這次行動命名。 哈伯曼說道：「我們第三帝國的刑法專業的學生們，應該知道，沒有什麼比大眾的消極抵抗，甚或是意志堅定的小團體的消極抵抗，對國家造成的威脅更大。」 他停下來看了看手錶，然後用很隨便的語調做了結尾：「根據有關指示，我請準備自願參加在東普魯士收穫季節服務的先生們舉手。」 教室里沒有聲音，大家都坐著不動。坐在前排的年輕人好像突然很緊張，掃視著班裡其他同學。但是沒有人舉手。 哈伯曼教授有意讓這沉寂延續了幾秒鐘，然後做了一個簡單的手勢。 「謝謝你們，先生們。」他說。在這句最平常不過的句子中，無疑包含著他的自豪、勝利和感激，以及所有這一切對他而言無可估量的價值。教授高昂著頭，邁著沉穩的步子離開了教室，而此時，除了校園中催人入睡的噴泉聲，一切都歸於寂靜。 即使我們的城市遭到轟炸，生活仍舊在繼續。年輕的衝鋒隊員們身著漂亮的制服，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在街道上巡邏。沒有人會懷疑，城裡的任何地方都秩序井然——雖然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淡淡的燃燒過後的氣味。 * * * [1]法律必須經由國家社會黨（即納粹黨——譯者注）解釋。見1939年5月23日《德意志匯報》。 [2]恩斯特·魯道夫·胡貝爾：《大德意志帝國憲法》，1937年出版，1939年修訂及增補。 [3]帝國司法部秘書弗賴斯勒博士關於遴選法官要優先考慮有較多孩子的候選人的講話。見1939年8月的《德意志司法》。 [4]關於青少年犯罪的增加的相關文章，見1937年第10期《青年德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