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降臨 · 第三章 胡貝爾先生——一個製造商

製造商阿爾弗雷德·胡貝爾先生的金屬冶煉廠在河的對岸。這個工廠被稱為「和平天使」，城裡的人對此都津津樂道。但是最近，這個工廠正處於困難時期。沒錯，政府源源不斷的訂單使胡貝爾先生賺了很多錢，但是他對這些錢並不能隨意支配，而只能投資於政府讓他投資的地方。胡貝爾先生是個聰明人，他非常清楚，就像對自己臉上的鼻子那樣清楚地知道，像現在這樣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和揮霍，如此狂熱和完全指令性的軍備生產是根本不可能持久的。如果不發生戰爭，這些槍炮用來做什麼？即使真的發生了戰爭，但是我們的「敵人」已經漸漸比我們強大，我們怎麼能贏得戰爭呢？胡貝爾先生還知道，「我們的武器」由於其生產條件有限已經開始不斷惡化。材料不行，製造技術不行——菸草商和食品零售商們怎麼能一夜之間變成熟練的工人呢？——而生產的高速度使這一切變得更壞。胡貝爾先生從自己工廠的情況就能看出這些因素的破壞作用。 胡貝爾先生常常和自己年輕的女秘書聊天，他們會談論這些給他帶來巨大壓力的種種問題的細節。 「我們沒辦法再這樣下去了，安妮，」他說，「我們的材料在各個環節上都出現了問題。看看今年兩次汽車大賽[1]的結果吧。當然要客觀地看，而不是只相信我們宣傳的那些。你知道實際的情況嗎？出發的七輛德國汽車只有三輛到達了終點。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七分之四，也就是百分之五十七的德國汽車因為材料問題沒有完成比賽。法國車怎麼樣呢？三輛車參賽，三輛車到達終點，成功率百分之百！」 安妮剛在報紙上看到「我們」又一次橫掃一切對手，所以反駁道：「胡貝爾先生，您總是看到事情壞的一面。至少有兩輛德國車率先衝過終點——我們比法國人快！」 胡貝爾先生笑了。「請別老是叫我胡貝爾先生，安妮，」他說，「我不是一直讓你叫我阿爾弗雷德嗎……」他頓了頓，充滿愛意地看著她，又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於是清了清嗓子，接著說：「這種速度的紀錄毫無意義。你知道法國人怎麼評論我們的『勝利』？『德國工業的一次災難』，『屢賭屢輸的德國製造業』。相信我，親愛的，他們說的是實話，如實描述了我們的製造業自欺欺人的態度！」 安妮這次沒有直接反駁她的老闆，她說：「但是汽車不是戰爭中最重要的，飛機才是，而我們的飛機都是第一流的！」 「好，就說飛機！」胡貝爾先生說，「前不久瑞士航空的一架飛機墜毀了。[2]但這不是瑞士生產的飛機，而是德國生產的容克86型。你知道，這是我們最引以為傲的機型。幾年前我們交付瑞士的另一架飛機因為質量問題被退貨，還有兩年前我們交付的第三架飛機在交付幾周後不得不停飛。因為他們先是發現各種小問題不斷，後來終於出了大毛病。安妮，你知道我們一共賣給瑞士多少架飛機？三架。三架全部不能用，無一例外。瑞士報紙說：『對於這些事故，材料缺陷有著明顯且無法迴避的責任，它沒有達到規範。』真是可悲啊！看看德國的製造水平成了什麼樣子？真讓人痛心！」 胡貝爾先生把手放在了安妮的頭上。她沒有動，只是坐在那兒，將拍紙簿放在膝上，似乎在等著記錄他的指令。他開始撫摸她的金髮，但她不舒服地搖搖頭，他的手就停了下來。 「胡貝爾先生，」她說，他把手收了回來，「所有這些可能都是巧合，我的意思是說可能是偶然的。還有，雖然飛機在戰爭中非常重要，但是武器本身更重要，像大炮、坦克。沒人敢說咱們的坦克不好。」 這位製造商做了一個鬼臉。「不，親愛的！」他叫道，「咱們的坦克也很差！甚至斯柯達坦克也很差。短短的兩個月，我們就把一個世界級的品牌毀掉了，就是這麼快！1938年上半年斯柯達向瑞士陸軍提供了四十輛坦克，瑞士陸軍非常滿意。上等的材料，百分之百可靠的發動機。正因為如此，瑞士決定今年夏天再訂一批貨。我們先送去了一輛坦克樣品，兩名德國軍官把這輛坦克開到圖恩進行測試。表面上看，這輛坦克和上次供應的那四十輛一模一樣。測試方法是讓坦克開上一座小山，同時用輕型火炮從三面對它進行射擊。兩名軍官各就各位，示意可以開始。但瑞士人由於已經開始懷疑我們的材料質量，於是提出啟動無人駕駛模式。經過反覆交涉，兩名軍官離開了坦克，然後開始測試。你猜怎麼著？當第一發炮彈擊中目標，坦克立即成了碎片。那兩位軍官被他們的瑞士同行救了一命。這個故事是那兩名軍官之一親口告訴我的。真是一個美妙的故事，對吧，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故事。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安妮問道：「你要開始下指令嗎？」 胡貝爾有些不高興了。不光是因為他國家的現狀，還因為這個姑娘對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無動於衷。 「不不，我不要下指令。今天上午的工作太累了。咱們出去買東西好嗎，安妮？給你買件新衣服吧？」 安妮悲傷地低下頭瞥了一眼自己破舊的衣服，一時沒有說出話來。最近這段時間，衣服的材料糟透了，除非你肯出大價錢。 「不，不要。我不應該接受你的禮物。而且，」她說著，微微笑了笑，「現在黨正在反對『對衣料不合理的消費』，他們說這樣的消費是和我國國民經濟的計劃發展背道而馳的。你有讀過萊博士那篇長篇發言[3]嗎？他說衣服一定要穿到不能再穿為止，絕不能因為樣式過時就扔掉。他說如果一位女士的春裝可以讓她在這一年顯得迷人，那麼這件衣服也可以讓她在第二年、第三年和以後若干年裡同樣迷人。」她說著，眼睛裡閃著頑皮的光。 胡貝爾先生從來就沒有什麼幽默感，不管萊博士說了什麼，反正他要為安妮買一件新衣服。他很嚴肅地說：「他說得很好，很有道理，但你不至於因為他說了這些就不敢穿一件新衣服吧？不管怎麼說買一件新衣服不關政治的事，沒什麼大不了的。」 「但這就是政治。」安妮又變得嚴肅起來了，「我不太懂政治，但我知道他說的話有政治意義。而且，這不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事。萊博士是個非常狂熱的人。他接下來談到民主國家，他說這些國家的人對婦女的審美與同志情誼和母性毫無關係，他們的審美是——是對妓女的審美。這難道不是相當政治化的說法嗎？接下來他又說目前在德國的這種品位是受到『猶太人的毒害』而建立起來的，而我們的祖國至今仍然深受其害。胡貝爾先生，如果這還不是政治，我倒想知道到底什麼是政治了。」 胡貝爾先生靠近她說：「蠢話，都是宣傳。這個不應該是針對個人的，而是對一個特定的群體而言。『猶太人的毒害』更是徹頭徹尾的蠢話。猶太人在一英里以外我都會受不了。」 安妮的臉紅了。她的下唇開始顫抖。 胡貝爾先生叫道：「天啊！這到底是怎麼了？」 安妮沒有回答。她努力控制住自己。 「聽著，」胡貝爾先生降低了聲音，「我們的戰時經濟和自給自足的方針確實會帶來某些限制，但是不能說女人穿漂亮的衣服就是受到『猶太人的毒害』。無論如何我也看不出來為什麼同志和母親就不能穿得漂亮一些，否則，就要被比作妓女……」他靠近她，現在她都能感到他的呼吸。「安妮，我要讓你穿漂亮的衣服！我也要讓你成為一個同志和母親——我的同志，我孩子的母親。安妮！你知道，我是說你難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嗎？」他在努力搜索合適的詞語，臉發紅，輕柔地說：「安妮，你願意嫁給我嗎？」 姑娘徹底大叫起來。「不！不！」她急促地說，「我知道——不，不可能，親愛的，不可能。」她猛地推開他，跑出屋子，大聲地哭泣著。 胡貝爾先生呆住了，又生氣又無助。「好吧，那……」他頹然地坐下來，眼睛呆視著桌面。 有人敲門，胡貝爾先生一開始還沒聽到。外面的人又敲了起來，這次胡貝爾先生抬起頭。他正要大發脾氣說他現在不想見任何人，但是已經晚了。門開了，一個男人走了進來。 「我是施魏格爾，」那人自我介紹說，「漢內斯·施魏格爾。我和您約好了見面，是您讓我現在來的。」 胡貝爾先生疲倦地聳聳肩。 「我沒有任何預約，一定是我的秘書。安妮！」他大聲叫道，完全不顧施魏格爾先生就在旁邊，「安妮！回來！」 漢內斯·施魏格爾艱難地咽下一口口水。「我必須和您談一下，」他聲音顫抖地說，「您是我們最老的客戶之一。」 安妮不知道哪兒去了。胡貝爾先生決定自己解決這件事，迅速地，一勞永逸地把它解決掉。 他說：「我知道，他們關了你的店，但是我能做什麼呢？我對政府部門沒有任何影響力。再說，我對你的生意也一竅不通。」 「胡貝爾先生，我是一個經濟學家，一個訓練有素的會計師，」漢內斯·施魏格爾央求著，「我有妻子和三個孩子……我不知道將來怎麼辦……」 胡貝爾先生長時間地看著這張稜角分明、曬得黑黑的臉，上面交織著恐懼和希望。 「我的朋友，」他說，「我全都知道。但是說句掏心窩的話，我什麼也幫不了你。你想讓我給你一份工作，是吧？比如會計師，比如經濟顧問，或者類似的工作。」 施魏格爾點點頭。 「你不知道，」胡貝爾先生繼續說，「我已經有不止一個會計師無事可做，而我根本不敢解僱他們任何人。我唯一的經濟顧問就是國家本身。如果我聽從你這樣的人的建議，就等於把自己浸在開水裡，你難道看不出來你在學校里學的東西現在已經完全沒用了嗎？這個世界已經顛倒過來了。」 漢內斯·施魏格爾看起來好像一下子縮小了些。他小聲嘟囔著：「對不起，我只是試試看。您知道，我不想離開這兒，還想干我的老本行。」 胡貝爾先生輕聲說道：「其他行業也不見得不好，其他地方也可以生活。」 施魏格爾站在那裡，似乎邁不開步了。「我只是試試看。」他重複道，然後吃力地邁開步子離開了。 胡貝爾先生衝到外間，那裡有幾個姑娘正在打字。他又衝到前台，安妮正靠在一個角落站著，還在哭。 「安妮，」他大聲叫道，聲音顫抖而嘶啞，「這是——到底怎麼了？」 在辦公室其他姑娘的眾目睽睽之下，他幾乎是把安妮拖回了自己的辦公室。 「坐下，看著我，安妮，我——我愛你。」他說。 安妮只是不停地啜泣。 「安妮，」胡貝爾先生溫柔地說，「我想不通。我完全不明白。告訴我，到底怎麼了？你知道我愛你，我想要你……安妮，我最後一次問你，絕對是最後一次：你願意嫁給我嗎？願意還是不願意？」 他的聲音變得生硬起來，他提的問題更像是一種威脅。安妮終於把手從沾滿眼淚的臉上拿開了。 「我沒辦法，」她儘量使自己的聲音聽上去堅定，「請你讓我自己待會兒吧，求求你，我真的沒辦法。」 「為什麼？是因為我嗎？」 她搖搖頭。 「那為什麼？」他提高了音量，「安妮，告訴我，我必須知道，我有權利知道。」 胡貝爾先生此刻心煩意亂。他愛這個姑娘，而她至少也表現出來是喜歡他的。是因為她另有所愛嗎？不會，他很確定，這是不可能的。他認識她這麼多年，從來沒見過她和其他男人來往。難道她腦子出毛病了？他愛她，他能給她很多。 胡貝爾先生爆發之後，有一段短暫的寂靜。然後安妮像是自己宣判自己的死刑一樣，說： 「我是半個猶太人。」 胡貝爾先生很不情願地退後了一步：「我的天啊！」 原來是這樣，安妮的父親是純粹的雅利安人，在《紐倫堡法案》（納粹德國於1935年頒布的反猶太法律）發布之前，且在他與猶太人恥辱的婚姻暴露之前，他一直作為退休的公務員靠養老金生活。安妮一直保守著這個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不止一次，每當這個漂亮又能幹的姑娘看到自己有更好的發展機會時，都會擔心別人發現自己的這個秘密。 胡貝爾先生驚訝得一時無語，但他想起了自己曾經想提升安妮做他辦公室的主管，而安妮拒絕了。 那一次他說：「繼續當打字員太委屈你了，我要提升你，你很有前途。」 那一次安妮也哭了。她當時也是說：「不，不，不行。」那時他以為安妮想繼續留任速記員是想留在他身邊，而如果得到提升就不能和他整天在一個辦公室了。他把這個當成她愛他的證明，所以一直都記得。現在他才明白原來是這樣！這完全不可能，這是不可挽回的災難。 「不要告訴別人，阿爾弗萊德。」她說，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反正一切都過去了，結婚已經不可能了。「我還想繼續留在這兒工作，能工作一天算一天。反正也用不了多久，總會有人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到時候我該怎麼辦。但有一件事可以確定，我不能被迫去過一個猶太人的日子。」 胡貝爾先生肯定地點點頭。即便是現在他還是想摟住她，告訴她她母親的種族並不會影響他對她的愛。但胡貝爾先生是一個工廠主，他深知自己的責任不允許他為了一個姑娘而不顧一切，更何況這個姑娘騙了他這麼多年。他攏攏自己的頭髮，清了清嗓子，說：「好吧，我什麼也不會說。但是你應該早些告訴我。」 胡貝爾先生六神無主地走進貝爾街那家他常去吃午飯的小餐館。他知道食物永遠很差，但是這家店的店主總能拿出些特別的東西，所以還是值得一去：他總是能做出一些人造奶油。真奶油在這個城裡是誰也吃不到的。在德國真奶油是違禁品，所以哪裡都買不到。這個店主總能做出一些人造奶油，胡貝爾先生每天都要吃一些。至於他是怎麼做出來的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即使今天發生了這麼多事，他也不能抵擋人造奶油的誘惑。他想，我不指望他們有小牛肉，但至少人造奶油還是有的。突然他又想到了安妮，想到他和這個姑娘的關係可能帶來多大的麻煩和危險。但是他決定不讓這件事影響他的胃口。再說，現在他正空著肚子，想來想去，不得不承認自己犯了一個危險的錯誤。到底是什麼讓他一直沉湎於這個姑娘呢？再說，他早就應該注意到作為一個純種的雅利安人她的頭髮有些太蜷曲了。 他剛一走進飯館，女服務生就沖他跑過來，滿臉淚痕。 「他不見了！」她哭著說道，「他們把我們的申德胡貝爾先生抓走了。有人舉報了他，是其他那些飯館的人舉報的，他們嫉恨他做的奶油。現在他得上法庭，在這之前他得一直關著，雖然他完全是無辜的。」 胡貝爾先生搖搖頭：「太糟糕了。他真的是無辜的嗎？我必須得說他的奶油味道棒極了。」 「他當然是無辜的，」女服務生說，「他用的是人造黃油、雞蛋白、鯨魚油、糖和幾滴——」 「呃！」胡貝爾先生打了個激靈，「別再說了，我以前在這兒吃了不少。別讓我想起來就噁心。」 他坐下來，鬱悶地看著菜單。 「怎麼，又沒有牛肉？」 女服務生給了標準答案：「人們近來吃太多牛肉了。由於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人們掙了很多錢，每個人都吃了大量的牛肉，於是牛肉自然就不夠吃了。」 「好吧，」胡貝爾先生說，「給我一份標準餐，還有《法蘭克福報》。」 他一邊費勁地咽下一份黑乎乎的，撒了幾粒瘦羊肉末的麵條布丁，一邊讀著他最常看的報紙：「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今天企業的自主權在很多方面都被嚴格地限制了，比如在下訂單、購買原料、工廠的建設和擴展、制定價格、僱傭工人等各個方面。如此加強管制最終有導致指令經濟的風險，國家為了私人企業利益而建立的緊急救援機構將會淪為擺樣子的官僚機構。」[4] 「緊急救援機構是好東西，」胡貝爾先生一邊吃著他的麵條，一邊咕噥著，「確實是好東西！」 他回想著幾個月來他一直都在等著完成政府訂單所需要的原料，而這幾個月工廠幾乎處於停工狀態。現在材料已經來了，他本來應該加緊開工，但是工廠里三分之一的工人都被政府強行徵用，尤其是他熟練的金屬技工。據說他們被徵用去完成「更為戰爭所急需的工作」。 胡貝爾先生很清楚什麼是比他的工廠「更為戰爭所急需的工作」。成千上萬的人被派到西線修築防禦工事，乾的就是挖坑鏟土的苦力活。這件事引發了大規模的怨憤。一開始這些人從大的火車站出發，但很快事情就變得令人無法忍受。女人們哭泣著尖叫著送別她們的丈夫，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能回家。而那些要被送走的人大聲詛咒和叫罵著，就像要被流放。有一次，一列火車還沒有離開城郊就不得不四次緊急剎車。列車緊急停了四次，車廂衝撞在一起，隨後謠言四起，說是發生了什麼事故。後來有關部門想出一個辦法，他們啟用了一些長年廢棄的小車站供這些工人登車，並且禁止這些工人的妻子兒女和其他親屬送行。現在所有的遣送都是在深夜秘密進行。 但是在前線幹活的地方也不斷傳來各種抱怨。那邊的工錢是一小時四十二到七十芬尼（一百芬尼等於一馬克）。高級技工們在城裡的工廠幹活時能拿到十馬克一天（八小時），而現在他們被迫用鎬頭和鏟子一天干十四小時，收入還要低得多。政府答應差額會由勞工部付給工人的家屬，但是根本不兌現，女人們跑遍了各個部門討要這筆錢，抱怨越來越多，心情越來越壞。 國家政策不僅讓製造業勞力短缺，現在也介入到市場層面。物價委員會有全權「根據正義的人民經濟」規定價格的職權。根據供需關係確定價格的自由主義經濟原則被完全廢止，而物價委員會成為價格的獨裁者。這個委員會剛剛發布了一個法令，指出：「未來價格的計算必須根據確定的工資水平而制定。如果某處的工資水平不能確定，則價格必須根據符合規定的國民經濟的要求而制定……工會代表可以制定工資水平，價格不得超過這個水平。只有合法的工人福利開支可以支付，但如果某些行業和企業有自願向社會作出貢獻的傳統，則這部分貢獻不能計算在內……新的法令規定的降價將立即在有關企業實施。」[5] 面對這份政府干預的最新法令和它將帶來的後果，胡貝爾先生只能長長地嘆一口氣。他對自己說：如果我要僱傭足夠的工人，就只能提高工資，而這就違反了他們制定的工資水平。而且，我為工人福利的「自願支出」遠遠超過法律的規定和習慣的水平。我的情況並不是個別的，比如說在西門子—舒克特工廠，去年的工人福利支出是一千一百六十萬馬克，但為了社會福利，他們另外支出了一千四百二十萬馬克——而這很難說是「自願的」。工人們心情惡劣，精疲力竭，因為工資低，稅收高，食物短缺。他們還必須為養老和疾病做準備，有些疾病由於廠醫不認可而得不到醫療補貼，而即使是很多嚴重的疾病也經常得不到廠醫的認可。面對這些營養不良、過度疲勞、充滿怨恨以至於試圖破壞工廠的工人，我們怎麼能讓他們保持高速的生產能力？如果我們不能把他們的福利計算到價格里，我們怎麼能給他們提供這些福利讓他們滿意？如果我們按照這個法令規定的那個令人羞恥的工資水平，很快就根本招不到工人了。好吧，他們可以用國家的名義強迫工人們來我的工廠，但是他們怎麼強迫他們好好工作？ 整件事就是一個騙局！政府不希望我們減少投資，因為只有繼續投資才能重整軍備，而投資一旦停止，一切就會垮台。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想通過控制價格來降低開支，抑制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每個月都有明顯上升。今年的貨幣流通量幾乎是1936年的兩倍，而且市場上的商品越來越少，質量越來越差。這難道不就是通貨膨脹嗎？這還不包括像貨幣一樣流通的等同於上億馬克的稅收代用券。 到底誰能從戰爭經濟中獲得好處？胡貝爾先生回想當初，國家社會主義興起的時候曾經以德國工業的拯救者示人。我們已經不是受益者了！不是我們這些製造商！當然人民也不是，不是工人，不是農民，不是中產階級——他們要毀掉的正是中產階級。沒有人獲益，大家都在受害。可能的例外只有那些依仗權力，為了權力而活的人。他們的樂趣就是不受限制地玩弄權力。這在最壞的情況下會導致布爾什維克主義。真是可恥又可悲，但是我們又能怎樣？ 他已經有好一會兒沒有再想安妮了。在這二十分鐘之內，安妮一點一點地從他的腦子裡褪去。這會兒他又突然想到她。他又看到她那可愛的灰綠色眼睛，金灰色的頭髮，還有不久前還在哆嗦的稜角分明的嘴唇。怎麼，難道僅在不久之前嗎？ 他自言自語道：「如果讓她繼續這份工作會不會給我帶來危險呢？肯定會的。既然我已經知道她是半個猶太人，就只能讓她離開。我不會去報告，但她必須走。對不起，可憐的孩子，但這年頭男人必須先考慮自己。」 他繼續問自己，安妮被解僱以後會不會要像其他猶太人一樣生活。她不可以去劇院或者電影院，不可以坐公園裡的長凳。一半猶太血統的人也不能坐嗎？誰知道呢。猶太人是不可以的，而安妮的媽媽是猶太人。 他覺得有一條鰻魚在皮膚上爬，好像一個孩子聽說他的一個嬸嬸是一個真的女巫。胡貝爾先生突然想到了漢內斯·施魏格爾。他的店被關了，而他現在將被送到某個地方干他從來沒有干過的活兒。他不是猶太人，就像被抓走的飯館老闆申德胡貝爾先生，或者就像我自己也不是猶太人一樣。我還算好，沒什麼可抱怨的，完全沒有。再就是，我得一直保持現狀。遵命，先生！我要他媽的特別小心！從現在起如履薄冰！記住，胡貝爾，別干蠢事，凡事都悠著點，三思而行。 下周，幾乎可以肯定，他要去荷蘭拿訂單。又會是一段難過的日子。人家肯定會對我的推遲交貨有一大堆抱怨，而等到終於交貨了，噩夢也就真的開始了——低劣的材料導致的低劣的產品質量。 但是不管怎樣，我將會吃到發泡奶油，很多很多的發泡奶油。這位製造商一邊給自己打著氣，一遍用舌頭舔舔嘴唇。我還得讓我的荷蘭朋友對我們的困境不要知道得太多，不然他們就不會再給我任何訂單了。再說了，我也不是傻瓜。我對進監獄沒有興趣，更別提集中營了。而如果我在國外泄露了機密，那裡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這就是製造商胡貝爾的腦海中正在呈現的圖像，一幅悲哀的、迷茫的圖像。一個體面人正常的想法讓位於「常識」和「謹慎的」反應，恐懼和痛苦讓位於「忠誠」和「愛國」，而所謂愛國就是只遵從一個命令：「玩兒下去！玩兒到底！」 製造商阿爾弗雷德·胡貝爾先生是我們城市中一位典型的公民。其他人和他也很相似：苦惱而又迷茫，「大環境的犧牲品」。他們覺得這就是他們的命運，德國的命運。只有在短暫的、令人恐怖的清醒時刻，他們才會試著提出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一切其他問題答案的核心。此刻他們問自己：為什麼我們閉著眼睛服從命運的安排，而這個命運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為什麼服從？ 但是沒有答案，所以他們——至少在眼前——只能繼續服從。 我們的大學總是有很多生機勃勃的年輕人。他們胳膊下面夾著書本，熱切地爭論著——顯然是在尋求永恆的真理。 * * * [1]1939年7月9日法國汽車大獎賽與1939年7月23日德國汽車大獎賽紐倫堡賽程。（法國汽車大獎賽是一種國際汽車錦標賽，1906年首次舉辦，至今已經舉辦了八十七次。——譯者注） [2]1939年7月20日，瑞士航空一架飛機墜毀。「年復一年，瑞士航空公司使用的美國道格拉斯飛機一直保持著百分之百的安全正點紀錄，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故……（在瑞士空軍發生的）唯一一次事故是一架新式的德國梅塞施密特戰鬥機。」見1939年7月24日《蘇黎世新聞》。 [3]「勞工陣線」領導人萊博士關於「對衣料不合理的消費」的講話。見1939年7月20日《黑色軍團報》。 [4]關於對企業家自主決定權的限制，見1938年11月30日《法蘭克福報》。 [5]1939年8月12日物價委員會法令，聲稱其有權凍結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