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難尋 · 流離失所的人2
「好啦，」麥克英特爾太太對老黑人說，「沒有他們我們也能行。我們看著他們來了又走——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她站在牛棚里，老黑人正在打掃，而她手裡握著個耙子，不時從角落裡耙出一根玉米棒子，或者指出一塊老黑人沒有清掃到的濕濕的地面。發現肖特利一家離開時她很高興，這樣她就不用攆他們走。她雇的人總是離她而去——因為他們就是這種人。她雇過的所有家庭中，除了難民一家，肖特利家是最好的。他們不算是渣滓；肖特利太太是個好女人，她會想念她的，但是法官說過，世事兩難全，而且她對難民很滿意。「我們看著他們來了又走。」她又滿意地說了一遍。
「我和您，」老頭彎腰把鋤頭拖到了飼料架底下，「還在這兒。」
她準確捕捉到了他語氣中的意味。一道道陽光透過開裂的天花板照到他的背上，把他分割成三部分。她看著他修長的雙手握著鋤頭，佝僂衰老的身影湊在手上。她對自己說，或許你到這兒的時間比我早，但看來等你走了我還在這兒。「我半輩子都在應付沒用的人，」她嚴肅地說，「現在終於熬到頭了。」
「黑人和白人，」他說，「是一樣的。」
「我熬到頭了。」她又說了一遍，飛快地拉了拉那件深色罩衫的領子，她把罩衫當作斗篷披在肩上。她戴著一頂黑色寬檐兒草帽，是她二十年前花了二十塊買的，現在被用作遮陽帽。「錢是罪惡的根源，」她說，「法官每天都這麼說。他說他痛恨金錢。他說你們黑人這麼傲慢是因為流通的錢太多。」
老黑人認識法官。「法官說他渴望有一天窮得雇不起黑人幹活。」他說，「他說到了那一天，世界就再次站起來了。」
她身體前傾，手叉在胯上，伸著脖子說：「哼，那天已經快要到來了，我告訴你們每個人：你們最好放聰明點。我不用再忍受愚蠢了。我現在有幹活的人。」
老頭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搭話，什麼時候不應該。他最後說：「我們看著他們來了又走。」
「但是肖特利家還不是最差勁的。」她說，「我清清楚楚記得加利特家。」
「他們後面是考林斯家。」他說。
「不對，是瑞菲爾德家。」
「主啊，瑞菲爾德家！」他咕噥著。
「他們沒一個人想幹活。」她說。
「我們看著他們來了又走，」他像是在唱頌，「但是過去從沒有過一個人，」他直起身子來和她面對面，「和現在這個人一樣。」他膚色發黃，老眼昏花，眼珠像是掛在蛛網背後。
她深深看了他一眼，直到他又俯身握起鋤頭，把刨花堆到獨輪車旁邊。她冷冷地說：「就在肖特利先生打定主意要去清掃穀倉的那點時間裡，他都已經清掃完了。」
「他是從波蘭來的。」老頭嘀咕著。
「是從波蘭來的。」
「波蘭和這兒不一樣。」他說，「他們做事的方式不同。」他嘰里咕嚕不知道在嘟囔些什麼。
「你在說什麼？」她說，「你對他有什麼看法的話，就大聲說出來。」
他一言不發，顫顫巍巍地蜷起膝蓋，用耙子慢慢清理飼料架底下。
「如果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向我匯報。」她說。
「不是說他應該不應該做，」他嘀咕著，「而是別人都不那麼做。」
「你對他沒意見吧。」她簡慢地說，「他要在這兒待下去。」
「我們只不過是沒見過他這樣的人。」他低聲說著，露出禮貌的笑容。
「時代變了。」她說，「你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嗎？它在膨脹。人太多了，只有聰明、節儉、有幹勁的人才能生存。」她在手掌上敲出聰明、節儉、有幹勁這幾個詞語。穿過長長的隔欄一路望過去，她看見難民正握著綠色的水管站在敞開的穀倉門邊。他的身影僵硬，她覺得自己得慢慢地走近他，即便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她認定這是因為她無法和他輕鬆攀談。每次和他說話，她發現自己都在嚷嚷和不住地點頭，而且她發覺總有個黑人躲在最近的棚屋裡監視。
「真的！」她坐在飼料架上抱起胳膊。「我想好了，我在這兒遇上的渣滓已足夠耗盡我一輩子了，我以後再也不要和肖特利家、瑞菲爾德家或考林斯家攪在一起，世界上有的是幹活的人。」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多餘的人？」他問。
「人都是自私的。」她說，「他們生了太多孩子，已經喪失理智。」
他抓起獨輪車把手，退出門去，又停下來，半邊身體在陽光里，他站在那兒嚼著口香糖，像是忘了該往哪個方向去。
「你們這些黑人還沒有意識到，」她說，「我是這兒管事的。如果你們不工作，我就賺不到錢來付你們工資。你們都倚靠我，但是你們每個人卻表現得好像事情是倒過來的。」
從他的臉上看不出他是否聽到她的這番話。最後他推著獨輪車走出門去。「法官說他知道的魔鬼好過他不知道的。」他口齒清晰地低聲說，推著小車走了。
她起身跟在他後面，額頭中間的紅色劉海下出現一道深深的豎形凹槽。「法官早就不付這兒的賬單了。」她尖聲說。
他是這兒的黑人里唯一一個認識法官的，他以為這樣就了不起。他看不起她的另外兩位丈夫克魯姆先生和麥克英特爾先生，她每次離婚，他都用含蓄禮貌的方式祝賀她。他覺得有必要的時候，會在她的窗下幹活。他自言自語，展開一場謹慎的、拐彎抹角的討論，自問自答，反覆幾次。有一次她悄悄站起來，重重拉下窗戶，以至於他差點跌倒。他偶爾和孔雀說話。孔雀跟著他溜達，眼睛穩穩地盯著他屁股口袋裡支出來的玉米穗，或者，孔雀會坐在他身邊啄自己。有一次她在敞開的廚房門邊聽到他對孔雀說：「我記得過去這兒有二十隻孔雀，現在只有你和兩隻母雞了。克魯姆在的時候有十二隻，麥克英特爾在的時候有五隻。現在就剩下你和兩隻母雞了。」
她立刻邁出門去站到門廊上說：「克魯姆先生和麥克英特爾先生！我不想再聽到你說這兩個名字了。你搞搞清楚：等這隻孔雀死了，就再也沒有孔雀了。」
她之所以還養著這隻孔雀不過是出於迷信，擔心惹惱了墳墓里的法官。他喜歡看著孔雀們在周圍走來走去，因為這讓他感覺自己很有錢。她的三任丈夫里，法官和她最貼近，儘管她只親手埋葬過他一個人。他就葬在後面玉米地圈出來的一小片祖墳里，和他的母親、父親、祖父、三個姑奶奶以及兩個夭折的堂兄埋在一起。她的第二任丈夫克魯姆先生在四十英里外的州立精神病院，她估計她的上一任丈夫麥克英特爾先生正在佛羅里達某個酒店房間裡爛醉。但是法官和他的家人一起埋在玉米地里，永遠在家。
她嫁給法官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老頭了，她看上他的錢，但還有一個她自己都無法承認的原因是，她喜歡他。他是個抽鼻煙的髒老頭，在法院工作，有錢到全郡聞名，他穿短靴，系領結，穿黑色條紋的灰西裝，不分冬夏地戴一頂發黃的巴拿馬帽子。他的牙齒和頭髮都被菸草熏黃了，面孔是黏土般的粉色，坑坑窪窪的，上面布滿一道道神秘的史前記號，像是和化石一起出土的。他身上總有股汗濕鈔票的特殊氣味，但是他從來不帶錢，連一個子都不帶。她為他做了幾個月秘書，老頭犀利的眼睛立刻發現這個女人愛慕他。他們結婚後的三年是麥克英特爾太太人生中最快樂幸福的日子，但是他死了以後，她才知道他破產了。他留給她一幢抵押出去的房子和五十英畝地，他在死前設法把樹都砍了。這仿佛是他成功人生的最後一次勝利，他把所有的東西都帶走了。
但是她活了下來。儘管遇見一連串連老頭自己都很難對付的佃農和擠奶工，她還是活了下來，一直對付著一幫喜怒無常的黑人，甚至還時不時地與敲詐犯、牛販子、伐木工人較勁，還有湊在一起開卡車來的買賣人，在院子裡大聲按喇叭。
她身體稍稍往後仰，在罩衫底下抱著胳膊，滿意地看著難民關上水管，消失在穀倉里。她同情他，這個可憐人被逐出波蘭，穿越歐洲，不得不棲身於陌生國家的一間棚屋裡，但是她無需為此負責。她自己也有過艱難的處境。她知道什麼是奮鬥。人人都得奮鬥。穿越歐洲來到這裡的路上，古扎克先生的一切都是別人給的，他可能奮鬥得還不夠。她給了他工作。不知道他是否對此心懷感恩。除了他幹活努力外，她對他一無所知。事實上他對她來說還不夠真實。他就仿佛是她見證和談論的奇蹟，她卻仍然無法相信。
她看見他從穀倉里出來，和正從場院後面走來的薩爾克打了招呼。他比畫著從口袋裡掏出什麼東西，然後他們兩個人便站在那裡盯著看。她沿著小路朝他們走去。黑人的身影又高又懶，像平常那樣傻乎乎地探著圓腦袋。他比白痴好不了多少，要真是白痴的話，多半是好工人。法官說過，不管什麼時候都要雇白痴黑人，因為他們不停地幹活。波蘭人飛快地比畫。他把什麼東西交給黑人男孩以後便走開了，她還沒走到轉彎處，就聽到拖拉機的聲響。他下田裡去了。黑人原地站著，目瞪口呆地看著手裡的東西。
她走進場院，穿過穀倉，讚許地看著乾淨潮濕的水泥地。現在才九點半，肖特利先生從沒在十一點之前洗乾淨過任何東西。她從穀倉另一頭走出去時，看見那個黑人正在她跟前慢吞吞地斜穿過去，眼睛還盯著古扎克先生給他的東西，沒有看到她。黑人停下腳步，蜷起膝蓋，看著手裡的東西，舌頭在嘴巴里打著圓圈。他拿的是一張照片。他舉起一根手指，輕輕地拂過照片的表面。接著他抬頭看到她，一下子怔住了，舉著手指，似笑非笑。
「你幹嗎不去田裡？」她問。
他抬起一隻腳，咧開嘴，拿著照片的手往屁股口袋裡伸。
「那是什麼？」她說。
「沒什麼。」他咕噥著，自覺地把照片交給了她。
照片上是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女孩，穿著白裙子，金色的頭髮上戴著花冠，淺色的眼睛向前望去，眼神安靜溫和。「這個孩子是誰？」麥克英特爾太太問。
「他的表妹。」男孩高聲說。
「那你拿著照片幹嗎？」她問。
「她要嫁給我。」他的聲音更響了。
「嫁給你！」她尖叫起來。
「我掏一半錢讓她過來。」他說，「我每個星期付給那人三塊錢。她現在長大了。她是他的表妹。她一心想要離開那兒，不在乎嫁給誰。」他大著嗓門連珠炮似的說，接著看著她的臉色，聲音漸漸平緩起來。他注視著她的時候，她的眼睛像藍色花崗岩，但是她沒有看他。她沿路望去，遠遠傳來拖拉機的聲響。
「我想她是來不了了。」男孩咕噥著。
「我會幫你把錢都要回來的。」她不動聲色地說，把照片對半折起，轉身走了。從她矮小冷硬的身影完全看不出她非常震驚。
她一回房間就躺到床上，閉上眼睛，把手壓在心頭，像是要把心臟摁住。她張開嘴巴，發出兩三聲乾澀的輕吼。過了一會兒，她坐起來，大聲說：「他們都一樣。向來如此。」接著又直直地躺回去，「二十年來我不斷遭受打擊，他們甚至連他的墳也要扒！」想到這個，她便無聲地哭了起來，不時用罩衫的卷邊擦眼淚。
她想起的是法官墓碑上的小天使。有一天，老頭在城裡一家墓碑店的櫥窗里看到一個裸著身子的花崗岩小天使。他立刻買下來，一方面是因為小天使的臉讓他想起自己的妻子，另外一方面是因為他希望自己的墓碑上有一件真正的藝術品。在回家的火車上，他讓小天使坐在他身邊綠色的長絨坐墊上。麥克英特爾太太從沒注意到她和小天使容貌間的相似。她覺得它非常嚇人，但是當赫瑞家把它從老頭的墳墓上偷走時，她還是震怒了。赫瑞太太覺得小天使很漂亮，常常跑去墓地里看它，赫瑞一家離開的時候帶走了天使，只剩下它的腳趾，因為赫瑞老頭揮舞斧頭的時候砍得稍微高了一點。麥克英特爾太太一直沒錢再去買個新的。
她盡情哭完以後，起身來到後廳，這個密室般的地方又黑又安靜，像個禮拜堂，她挨著法官黑色機械椅的椅邊坐下，手肘撐在書桌上。這是一張巨大的卷蓋書桌，上面都是文件格，裡面塞滿沾灰的文件。舊的銀行存摺和分類賬本裝在半開著的抽屜里，還有一個小小的保險箱，空的，卻上了鎖，像壁龕似的放在中間。自打老頭走後，她從未動過房間的這個角落。這是對他的紀念，有點神聖，因為他曾在這裡打理工作。稍稍往旁邊動一動，椅子就發出骷髏般刺耳的呻吟，聽著像是他在抱怨沒錢。他的第一條行為準則便是說話口氣要像世界上最窮的人，她也學會了，不是因為他這麼做，而是因為這是事實。當她皺緊眉頭坐在空空的保險箱跟前時，她便知道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比她更窮了。
她一動不動地在書桌前坐了十到十五分鐘，接著像是累積了些力氣，起身鑽進車裡，往玉米地開去。
道路穿過一片陰暗的松樹叢，通往山頂，山上一大片綠穗般的樹木像扇子似的連綿起伏。古扎克先生正繞著圈從玉米地的外圍往中間收割，中心的墓地被玉米遮住了。她遠遠地看見他在山坡頂上坐在拖拉機上，身後是青貯切割機和大車。黑人還沒來，他不時得從拖拉機上下來，爬進大車裡把青貯散開。她站在黑色汽車跟前，不耐煩地看著，胳膊抱在罩衫底下，他慢慢沿著田地的邊緣往前開，漸漸向她靠近，看見她朝他揮手，叫他下來。他停下機器，跳下車，一邊跑上前來，一邊用一塊油膩膩的抹布擦著紅紅的下巴。
「我想和你談談。」她招呼他到林子邊的樹蔭里來。他脫下帽子，笑著跟在她身後，但是當她轉身面對他的時候，他的笑容消失了。她的眉毛像蜘蛛腳一樣又細又凶，不祥地糾在一起，深深的豎形凹槽從紅色的劉海底下一直插到鼻樑。她從口袋裡掏出折起來的照片，默默地交到他手上。接著她後退一步說：「古扎克先生，你要把這個可憐的小傢伙弄到這兒來，嫁給一個骯髒的偷東西的白痴黑鬼！你真是一個禽獸！」
他接過照片，笑容又慢慢回到臉上。「這是我的表妹，」他說，「她那會兒十二歲。第一次領聖餐。現在十六歲了。」
禽獸！她對自己說，她看著他，像是第一次見到他。他被帽子護著的額頭和腦袋還是白色的，臉的其他部分都曬紅了，覆蓋著密密匝匝的黃色汗毛。他金邊眼鏡後面的眼睛像是兩顆閃亮的鉚釘，眼鏡靠近鼻樑的位置用捆乾草的鐵絲修補過。他的整張臉仿佛是由好幾張臉拼起來的。「古扎克先生，」她起初說得很慢，接著越說越快，直到氣喘吁吁地停頓在一個詞語中間，「那個黑人不能娶一個歐洲來的白人老婆。你不能和黑人這麼說話。你會刺激他，而且這是不可能的。或許在波蘭可能，但是在這兒不可能，你得住手。這太蠢了。那個黑人沒有腦子，你會刺激……」
「我表妹在集中營里待了三年。」他說。
「你的表妹，」她肯定地說，「不能過來和我的黑人結婚。」
「她十六歲，」他說，「在波蘭。媽媽死了，爸爸死了。她在集中營里等著。等了三年。」他從口袋裡掏出錢包，翻來翻去，又找出另外一張照片，還是這個女孩，年長了幾歲，穿著不像樣的深色衣服。她靠在一面牆上，身邊站著一個看上去沒有牙齒的矮個兒女人。「她的媽媽。」他指著那個女人說，「她兩年前死在集中營里了。」
「古扎克先生，」麥克英特爾太太把照片推回他手裡，「我不想讓我的黑人不高興。這兒不能沒有黑人。我可以沒有你，但是不能沒有黑人，如果你再對薩爾克提起這個女孩，你就不用再替我幹活了。你明白嗎？」
他一頭霧水，仿佛要把頭腦里所有的詞語都拼在一起想個明白。
麥克英特爾太太想起肖特利太太的話：「他什麼都明白，只是假裝不懂，這樣就能肆意妄為。」她的臉上又浮現出起初的震怒。「我不明白一個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她說，「會把一個無辜的可憐女孩帶到這兒來，嫁給那樣一個玩意兒。我不明白啊。不明白！」她搖搖頭，藍眼睛痛苦地望著遠方。
過了一會兒，他聳聳肩，像是累了似的垂下胳膊。「她不在乎是不是黑人，」他說，「她在集中營里待了三年。」
麥克英特爾太太感到膝蓋一軟。「古扎克先生，」她說，「我不想再和你討論這件事情了。如果再這樣，你就得自己滾蛋了。你明白了嗎？」
那張拼湊起來的臉沒有說話。她感到他壓根兒沒有看她。「這是我的地盤，」她說，「我決定去留。」
「沒錯。」他重新戴上帽子。
「世界上的苦痛與我無關。」她想了想說。
「沒錯。」他說。
「你有一份好工作。你能待在這兒應該感恩，」她補充說，「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恩。」
「沒錯。」他稍稍聳聳肩，回到拖拉機里。
她看著他爬上拖拉機，發動機器開回玉米地里。他開過她身邊，轉了個彎，她爬上坡頂，抱著胳膊站著，嚴肅地眺望著田野。「他們都是一路貨色，」她咕噥著，「不管是從波蘭來的，還是從田納西來的。我對付得了赫瑞家、瑞菲爾德家、肖特利家，我也能對付古扎克家。」她眯起眼睛，視線聚焦在拖拉機上那個漸行漸遠的身影，像是正通過瞄準鏡盯著他。她一輩子都在和世界容不下的人鬥爭，現在她要對付一個波蘭人。「你和其他人都是一路貨色，」她說，「——不過是聰明、節儉、有幹勁罷了，但我也一樣。這是我的地盤。」她站在那兒，黑帽黑衫的矮小身影，一張蒼老的天使般的臉龐，她抱著胳膊，像是沒有什麼能難得住她。但是她的心臟怦怦直跳，仿佛已經受了內在的打擊。她睜開眼睛把整片田野盡收眼底，在她寬闊的視野中，拖拉機還不如一隻蚱蜢大。
她在那兒站了一會兒。微風吹來，山坡兩邊的玉米晃動著掀起巨浪。龐大的青貯切割機單調地咆哮著，源源不斷地把切碎的青貯粉末噴進大車。夜幕降臨前，難民應該已經繞了一圈又一圈，最後兩座山丘的兩邊只剩下殘茬，中間的墓地像小島一樣升起，法官正微笑著躺在他被褻瀆的墓碑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