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 十六 論研究文學不可為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

《隋書·文學傳序》論南北朝文體不同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南北詞人之大較也。」（《隋書》卷七十六）後代承之，亦有謂中國因南北地理不同，文體亦未可強同者。然就各家文集觀之，即殊不然。《隋書》之說，非定論也。試以晉人而論，潘岳為北人，陸機為南人，何以陸質實，而潘清綺？後世學者亦各從其所好而已。若必謂南北不同，則亦只六朝時代為然。蓋名理初興，發源洛下，王、何、嵇、阮之流，各以辯論清談成風，西晉承之，無由變易。及五胡亂華，中原文士相率南遷，於是魏晉以來之文化遂由北而南。其時南北之所以不同者，北方文句重濃，南方文句輕淡，自東晉以降，北如五胡十六國，南如晉、宋、齊，大抵皆然。揆厥所由，則以晉承清談之風，出語甚雋。宋、齊踵繼，餘韻猶存，及齊、梁之際，宮體盛行，則又加以綺麗。沿流溯源，殆仍洛下玄風，逐漸演變，而非江南獨有此派文學也。北方經五胡之亂，名理弗彰，文遂變為質實。元魏、北齊、北周大都如是。及庾信入周，乃始溝通。周、隋之際，南北又趨混一。準是以言，則南北固非判若鴻溝耳。上溯兩漢，南北之分亦不甚嚴。《教官碑》為江南石刻，而作法與北碑無別。班孟堅、蔡中郎均超邁當時，而學之者不間南朔。更就清代論之，胡天游本為浙人，而追摹燕、許，功候甚深；其他北人而擅長六朝文學者，尤不可勝數。倘能於古人文字精勤鑽研，無論何人均不難趨步，士衡入洛，子山入周，南北易地，各能蔚成文風，然則，文學奚必有關地理哉？ 一代傑出之文人，非特不為地理所限，且亦不為時代所限。蓋文體變遷，以漸而然。於當代因襲舊體之際，倘能不落窠臼，獨創新格，或於舉世革新之後，而能力挽狂瀾，篤守舊范者，必皆超軼流俗之士也。如禰正平之在東漢，遠遜孔融、蔡邕，而其文變含蓄為馳騁，全異東漢作風，故能見重當時；又如曹魏章奏以質實為主，惟陳思王篇制高華，不偭舊規，亦能獨邁儕輩，並其例也。故研究一家之文於本人之外尚須作窮源竟流功夫。如研究阮嗣宗當溯源於陳琳、阮瑀，推而上之，更可考及禰衡。又如張平子文頗得宋玉之高華，在當時雖無影響，而能下啟建安作風，不考平子無以知建安，亦猶不考琳、瑀無以知嗣宗耳。漢代章奏雖未必篇篇皆如劉向、匡衡，而規模大致不遠。至如趙充國《屯田頌》之句句切實者，在兩漢殊不多覯，然至曹魏之際，其體遂昌，此亦當代不能盛行而為後代推崇之例。他如陸士衡《辨亡》、《五等》各長論，實由《六代論》、《運命論》開之；潘安仁清綺自然之文及下筆轉圜之處，實由王仲宣開之；任彥昇下筆輕重及轉折法度，實由傅季友開之。而欲知庾子山轉移北方風氣之故，尤不可不溯源於梁代宮體。蓋徐陵、庾信之文體，實承《南史·簡文帝傳》所載徐摛、庾肩吾之家風。而為宮體導夫先路者，則永明時之王融也。今之談宮體者，但知推本簡文，而能溯及王融者殆鮮，斯何異於論清談者，但知王弼、何晏，而不能溯源於孔融、王粲也哉？此窮源之說也。 晉宋文人學陸士衡者甚多，而顏延年所得獨多；學潘安仁者，亦不一而足，而謝莊所得獨多。延年詩文均摹士衡，《赭白馬賦》尤酷肖。謝莊亦長哀誄，華麗雖遜安仁，而饒有情致。故研究陸、潘二家者，於本集外尚須涉覽顏、謝之文，以究其相因之跡。傅季友、任彥昇之後頗少傳人，惟汪容甫確能得其仿佛。陳其年摹擬庾子山雖不甚高，顧自唐代以來，鮮出其右，擷其佳作亦往往可以亂真。故研究傅、任、子山者，不可不以汪、陳為參鏡。此竟流之說也。 今之研治漢魏六朝文學者，或尋源以竟流，或沿流而溯源，上下貫通，乃克參透一家之真相。真相既得，然後從而摹擬之，庶幾置諸本集中可以不辨真贗矣。（如江文通所擬古詩酷肖古人，斯乃摹擬功候之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