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 十四 文章變化與文體遷訛

凡文章各體皆有變化，但與變易舊體不同。就篇法而論：如紀傳體之先後，本應以事實為序，然因事之重輕間或用倒敘法。《史記》各傳，通例皆用順敘，而《衛青霍去病列傳》即兩人插敘，年月次序絲毫不紊。《漢書》各傳，皆傳前論後，而《王吉貢禹列傳》則先敘商山四皓，發為議論。又《揚雄傳》內只引其自序，實在事跡反敘於論內。變化雖繁，要並與傳體無悖。蔡中郎之《楊炳碑》，盡用《尚書》成句，雖與普通各篇不同，而虛實並存，亦不乖碑體，此皆在本體內之變化，而非以他體作本體之文。絕無以傳為碑或以碑為傳者。降及六朝唐世，仍循此例，未嘗乖忤。此篇法變化無關文體者也。就句法而論：古人之變化亦甚多。試即對偶一端而言，有上句用兩人名，下句用一人名者；有上句用地名，下句用人名者；亦有上下兩句同用一意者。此種詞例甚多，無非求句法新穎，不與前人雷同而已。兩漢之文如蔡中郎諸人之聲調，乍視似不懸殊。若寫為聲律譜以較，則其句法詞例無慮百餘種。建安文學所以超軼當時者，亦以其詩文之聲調句法為兩漢所未有。如吳質《與陳思王書》，即其例也。故學一家之文，不必字摹句擬，而當有所變化。文章中之最難者，厥為風韻、神理、氣味，善能趨步前人者，必於此三者得其神似，乃盡摹擬之能事，若徒拘句法，品斯下矣。凡一代之名家，無不具此三者，而各家之間又復不同。如陸士衡與潘安仁各有氣味，自成風韻，異曲同工，不能強合。至於文章之神理，尤為難能可貴，即謝康樂所謂「道以神理超」也。如潘安仁、任彥昇之文皆有神理，但或從情文相生而出，或從極淡之處而出，或從隱秀之處而出。凡學古人之文，必須尋繹其神理與風韻，若面貌畢肖，而神理風韻毫無，不足與言擬古矣。陸士衡於碑銘一體，心摹神追蔡中郎，其篇幅雖長，偶句雖多，而文章之轉折，句法之簡煉，以及篇章之結構，皆能具體而微。謝康樂之文頗似潘安仁，而其論體則摹擬嵇叔夜。雖體裁無嵇之大，而作法得嵇之工夫甚深，間有數篇，置之嵇文中亦不辨真贗。又六朝人之學潘安仁而能得其風韻者，則惟謝莊、謝玄暉二人。顏延年之文，亦可以為士衡之體貳，不獨鍊句似陸，即風韻亦酷肖之。陸之風韻在「提」與「警」，延年得其一隅，故能儼然近真，惟其詩尚不及陸之顯耳。江文通之文，得力於《楚辭·九歌》者甚深，其體裁句法未必篇篇皆肖，而神理風韻殆能心慕神追。可知摹擬一家之文，必得其神理風韻，乃能得其骨髓。句法無妨變化，而氣味實質不宜相遠。研覽六朝人學兩漢三國西晉之文，即可為後世摹擬一家之模範矣。 至於文章之體裁，本有公式，不能變化。如敘記本以敘述事實為主，若加空論即為失體。《水經注》及《洛陽伽藍記》華彩雖多，而與詞賦之體不同。議論之文與敘記相差尤遠，蓋論說以發明己意為主，或駁時人，或辨古說，與敘記就事直書之體迥殊。所謂變化者，非謂改敘記為論說或儕敘記為詞賦也。世有最可奇異之文體，而世人習焉不察者，則杜牧《阿房宮賦》，及蘇軾之前、後《赤壁賦》是也。此二篇非騷非賦，非論非記，全乖文體，難資楷模。准此而推，則唐以後文章之訛變失體者，殆可知矣。又六朝人所作傳狀，皆以四六為之。清代文人亦有此弊。不知《史》、《漢》之傳，體裁已備，作傳狀者，即宜以此為正宗。如將傳狀易為四六，即為失體。陳思王《魏文帝誄》於篇末略陳哀思，於體未為大違，而劉彥和《文心雕龍》猶譏其乖甚。唐以後之作誄者，盡棄事實，專敘自己，甚至作墓志銘，亦但敘自己之友誼而不及死者之生平，其違體之甚，彥和將謂之何耶？又作碑銘之序不從敘事入手，但發議論，寄感慨，亦為不合。蓋論說當以自己為主，祭文弔文亦可發揮自己之交誼，至於碑誌序文全以死者為主，不能以自己為主。苟違其例，則非文章之變化，乃改文體，違公式，而逾各體之界限也。文章既立各體之名，即各有其界說，各有其範圍。句法可以變化，而文體不能遷訛，倘逾其界畔，以采他體，猶之於一字本義及引伸以外曲為之解，其免於穿鑿附會者幾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