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 十 論各家文章與經子之關係

欲撢各家文學之淵源，仍須推本於經。漢人之文，能融化經書以為己用。如蔡伯喈之碑銘無不化實為空，運實於空，實敘處亦以形容詞出，與後人徒恃「崢嶸」、「崔巍」等連詞者迥異。此蓋得諸《詩》、《書》，如《堯典》首二段虛實合用，表象之辭甚多。漢人有韻之文皆用此法，而伯喈尤為擅長。故研究蔡文者，必知其句中之虛實，乃能得其法門。且六朝以後，形容詞用法甚嚴，狀擬君王之詞絕不能施諸臣民。漢文用實典甚少，故可不分地位。如「克岐克嶷」原稱后稷聰明（見《詩經·大疋·生民》篇），而斷章取義，則無妨用之童稚。又漢人用表象之詞比附事實，故可繁可簡；六朝人用史書之典比附事實，故不得不繁，此其大較也。班固之文亦多出自《詩》、《書》、《春秋》，故其文無一句不濃厚，其氣無一篇不淵懿。《周禮》之文未嘗不古質也，然以視《詩》、《書》之樸厚則有間矣。曹子建之文大致亦近中郎，惟濃厚細密間或過之。又研究陸士衡者必先熟讀《國語》，蓋《國語》之文雖重規疊矩而不覺其繁，句句在虛實之間而各有所指，文氣聚而凝，選詞安而雅，陸文得其法度遂能據以成家。如《辨亡》、《五等》二論（《文選》卷五十三及五十四），每段重疊至十餘句，而句各有義，絕不相犯，斯並善於體味《國語》所致，研究陸文者應於此等處入手。又文章之巧拙，與言語之辯訥無殊。要須嫻於詞令，其術始工。詞令之玲瓏宛轉以《左傳》為最，而善於運用《左傳》之詞令者則以任昉稱首。彥昇之文雖無因襲左氏字句之跡，而能化其詞令以為己有。且疏密輕重各如其人之所欲言，口氣畢肖，時勢悉合，凡所表達無不恰到好處，是真能得左氏之神似者也。 研究各家不獨應推本於經，亦應窮源於子。蓋一時代有一時代流行之學說，而流行之學說影響於文學者至巨。戰國之時，諸子爭鳴，九流歧出，蔚為極盛。周、秦以後，各家互為消長，而文運之升降系焉。約而論之，西漢初年，儒家與道、法、縱橫並立，其時文學，儒家而外，如鄒陽、朱買臣、嚴助等之雄辯，則縱橫家之流也；賈誼《新書》取法韓非，則法家之流也；《史記》之文，兼取三家，其氣厚含蓄之處，固與董仲舒《春秋繁露》為近，而其深入之筆法則得之法家，采《國策》之文，則為縱橫家，故與純粹儒家之文不同。 自武帝以迄建安，儒術獨尊，故儒家之文亦獨盛。如班固《漢書》不獨表志紀序取法經說，即傳贊亦莫不爾。就其文論，氣厚而濃密，淵茂而含蘊，字裡行間饒有餘味，純系儒家風格，與法家迥殊。蓋法家之文，發泄無餘，乏言外之意，說理固其所長，但古質而無淵懿之光；儒家之文說理雖不能盡，而樸厚中自有淵懿之光。若孟堅則能備具儒家之特色者也。蔡伯喈之文亦純為儒家，其碑銘頌讚固多採用經說，即論事之文亦取法《春秋繁露》，而文章之重規疊矩，則又胎息於荀子《禮論》、《樂論》。故雖明白顯露，而文章自然含蘊不盡，文能含蘊則氣自厚矣。研究班、蔡之文者，能含蘊不盡，即為有得。又班、蔡之文並淵懿而有光，與古質不同。李斯刻石雖古質而不淵懿，韓昌黎《平淮西碑》摹擬秦刻石，益古質而無光矣。 建安以後，群雄分立，遊說風行。魏祖提倡名法，趨重深刻，故法家、縱橫又漸被於文學，與儒家復成鼎足之勢。儒家則東漢之遺韻，法家、縱橫則當時之新變也。七子之中，曹子建可代表儒家，其作法與班、蔡相同，氣厚而有光，惟不免雜以慨嘆耳。王仲宣介乎儒、法之間，其文大都淵懿，惟議論之文推析盡致，漸開校練名理之風，已與兩漢之儒家異貫。蓋論理之文，「跡堅求通，鉤深取極」（《文心雕龍·論說》篇語），意尚新奇，文必深刻，如剝芭蕉，層脫層現，如轉螺旋，節節逼深，不可為膚里脈外之言及鋪張門面之語，故非參以名、法家言不可，仲宣即開此派之端者也。至於三國奏章皆屬法家之文，斬截了當，以質實為主。王弼、何晏之文，所以變成道家，即由法家循名責實之觀念進而為探索高深哲理耳。陳琳、阮瑀並以騁詞為主，蓋受縱橫家之影響而下開阮嗣宗一派。故研究建安文學者，學子建應本於儒；學仲宣應溯諸法；學阮、陳應求之縱橫，最近亦當推跡鄒陽；而嵇叔夜之長論，則非參合道、法二家之學說不為功。大抵儒家之文能「衍」，法家之文能「推」。中國文學之最深刻者，莫過法家。如《韓非·解老》、《喻老》及《說難》，層層辯駁逐漸深入，實議論文之上乘。建安以後，名、法盛行，故法家之文亦極發達。如王弼《易略例》、《易注》之作法皆出於《解老》、《喻老》。至嵇叔夜將文體益加恢宏，其面貌雖與韓非全殊，而其神髓仍與法家無異。綜上所述，可知三國之文學最為複雜也。 降及西晉，法家、道家亦頗發達，而陸士衡仍守儒家矩矱，多「衍」而少「推」，一以伯喈、子建為宗。 是故就人而論，太史公書最為複雜；就時代而論，建安最為複雜。若以儒、法二家之文相較，則學儒家之文積氣甚難，此惟可意會，不能言傳，多讀西漢初年之篇章，詳味其衍及含蓄，久之自能有光。學法家之文，應先研究其文章分多面，句各有意，字不虛設，章無盈辭，且能屏棄陳義，孚甲新思，考慮周詳，面面完到。自茲入手，庶能得所楷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