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 七 論文章有生死之別

文章有生死之別，不可不知。有活躍之氣者為生，無活躍之氣為死。文章之最有生氣者，莫過於前三史。《史記》記事最為生動，後人觀之猶身歷其境。如《項羽本紀》中敘巨鹿之戰及鴻門之會、垓下之敗（《史記》卷七），皆句句活躍。《周昌列傳》敘諫廢太子，其活躍情形，溢於紙上（《史記》卷九十六）。又《刺客列傳》敘荊軻刺秦王一段，亦鬚眉畢現（《史記》卷八十六）。更就《漢書》而論，如記霍光廢昌邑王一事，前敘太后所著之衣服，繼敘宣讀詔書，而將太后之言插於其中，當時之情態，即栩栩欲生（《漢書》卷八十六）。至於《後漢書》中《郅惲》（卷五十九）、《范滂》（卷九十七）、《第五倫》（卷七十一）、《宋均》（卷七十一）、《王霸》（卷五十）諸傳，敘述生動，亦與《史》、《漢》相同。大抵記事文之生死皆繫於用筆：善用筆者，工於摹寫神情，故筆姿活躍；不善用筆者，文章板滯，毫無生動之氣，與抄書無異。夫文章之所以能生動，或由於筆姿天然超脫，或由於記事善於傳神。如畫蝴蝶然，工於畫者既肖其形，復能傳其栩栩欲活之神；不工於畫者徒能得其形似而已。今欲研究前三史，宜看其文章之生動處皆在於描寫之能傳神也。《元史》固亦有紀傳表志，而但就當時之公牘官書抄寫而成，記事疏漏，文章直同賬簿，以視《史》、《漢》，若天淵懸殊，此由於記事文有生死之別也。 至於其他各體亦莫不然。試就蔡伯喈、陸士衡、任彥昇諸家研究之，皆可見其文章生動之致。凡文章有勁氣，能貫串，有警策而文采傑出（即《文心雕龍·隱秀篇》之所謂「秀」）者乃能生動。否則為死。蓋文有勁氣，猶花有條幹（即陸士衡《文賦》所謂「理扶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條幹既立，則枝葉扶疏；勁氣貫中，則風骨自顯。如無勁氣貫串全篇，則文章散漫，猶如落樹之花，縱有佳句，亦不足為此篇出色也。蔡中郎文無論有韻無韻皆有勁氣，陸士衡文則每篇皆有數句警策，將精神提起，使一篇之板者皆活。如圍棋然，方其布子，全局若滯，而一著得氣，通盤皆活。又文章之輕重濃淡互為表里，用筆重者易於濃，用筆輕者易於淡，此為一定之理。陸士衡用筆最重，故文章極濃；蔡中郎用筆在輕重之間，故其文濃淡適中；任彥昇用筆最輕，故文章亦淡。惟所謂濃淡與用典無關。任非不用典之淡，陸亦非全用典之濃。其文境之濃淡蓋就用筆之輕重而分。任文能於極淡處傳神，故有生氣。猶之遠眺山景，可望而不可及，實即劉彥和之所謂秀也。（每篇有特出之處謂之秀，有含蘊不發者謂之隱。）學任之淡秀可有生氣，學蔡、陸之風格勁氣亦可有生氣，此殆文章剛柔之異耳。陸、蔡近剛，彥昇近柔。剛者以風格勁氣為上，柔以隱秀為勝。凡偏於剛而無勁氣風格，偏於柔而不能隱秀者皆死也。庾子山所以能成家者，亦由其文有勁氣而已。上文言記事之文以善傳神者為生，而有韻及偶儷之文則以句句安定者為生。凡不安定之句，多由雜湊而成。篇中多雜湊之句，則亦不能成篇矣。故古人作文最重文思。文思不熟，雖深於文者亦難應手。文至不應手時，即不免於雜湊，此為文之大忌也。為文若能先求句句安定，則通篇必能恰到好處，絕無混含之語。又對於前人之書有可刪節顛倒者，有不能增減移易者。如《史》、《漢》之中凡後人視為可合併者，其文固已合併。但如《史記·天官書》及《漢書·五行志》，文皆本於閱覽之象，必須依據前人記載，不能增減一字，故其文甚繁，不以生動為尚。至於《史記·樂書》，本於《禮記·樂記》，而其次序詞句經史公顛倒合併以傳神之處甚多。唐人謂褚少孫多顛倒《史記》之次序，亦但就紀傳及樂書之類而言，若《天官書》則絕不能移易也。總之，記事之文有數句傳神之語，文章前後即活；有韻及四六之文，中間有勁氣，文章前後即活。反之，一篇自首至尾奄奄無生氣，文雖四平八穩，而辭采晦，音節沉，毫無活躍之氣，即所謂死也。設陸士衡《吊魏武帝文》（《文選》卷六十）及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文選》卷四十七），去其中間警策之數段，則全篇無生氣。故文有警策，則可提起全篇之神，而辭義自顯，音節自高。是知文章之生氣與勁氣警策互相維繫。生氣又謂之精彩，言有生氣有辭彩也，有生氣有風格謂之警策，有風格有生氣兼有辭彩始能謂之高華。為文而不能具是三者，不得語於上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