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 六 論文章之音節

古人文章中之音節，甚應研究，《文心雕龍·聲律篇》即專論此事。或謂四聲之說肇自齊梁，故唐以後之四六文及律詩乃有聲律可言，至古詩與漢魏之文則無須講聲律。不知所謂音節既異四聲，亦非八病。凡古之名家，自蔡伯喈以至建安七子、陸士衡、任彥昇、傅季友、庾子山諸人之文，誦之於口無不清濁通流，唇吻調利。即不尚偶韻之記事文亦莫不如是，例如《史記》敘事每得言外之神，嘗有詞在於此而意見於彼之處，以其文中抑揚頓挫甚多，故可涵詠而得其意味。此《平準》、《封禪》兩書，《貨殖》、《遊俠》、《伯夷》諸傳所以可誦也。至於譜錄簿籍之文，如《史記》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地理志》、《藝文志》之類，皆無音節可誦。除此之外，《史記》固十之八九可誦。即《漢書》之《食貨志》、《郊祀志》亦並音節通流，毫不蹇礙。其紀傳後贊與《兩都賦》後之明堂詩、靈台詩尤為雅暢和諧，為孟堅文中音節之最佳者。蔡中郎有韻之文所以高出當時即以其音節和雅耳。東漢一代之文皆能鎔鑄經誥，惟餘子僅採用經書之字句組成，而伯喈則能涵詠詩書之音節，而摹擬其聲調，不講平仄而自然和雅，此其所以異於普通漢碑也。至於建安七子之文愈講音節。劉彥和云：「洎夫建安，雅好慷慨。」以其文多悲壯也。（例如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壯有骨鯁，克舉其詞。）大凡文氣盛者，音節自然悲壯；文氣淵懿靜穆者，音節自然和雅，此蓋相輔而行，不期然而然者。阮嗣宗之文氣最盛，故其聲調最高，亦自然而致也。自魏晉以迄唐世，文章漸趨四六，其不能成誦者蓋寡。文章所以不能成誦，厥有二因：一由用字不妥貼。為文選字甚難，盡有文義甚通，而與音節相乖，以致聲調不諧者。一由用字過於艱深。用字冷僻，則音節易滯。倘有意求深，即使辭句古奧，而音節難免艱澀。清代常州董祐誠、繼誠兄弟之文，以古書及冷字僻典堆砌成篇，而誦之不成音節，此與壁壘堅固，空氣不通奚異？文之音節本由文氣而生，與調平仄講對仗無關。有作漢魏之文而音節甚佳，亦有作以下之四六文而不能成誦者，要皆以文氣疏朗與否為判。莊子云「閱谷生風」，此之謂也。普通漢碑以用經書堆砌成篇，不如蔡中郎文有疏朗之氣，故音節遂遠遜之。范蔚宗文甚疏朗，且解音律。其自序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沈約諸人多祖述其說。故其文之音節尤可研究。例如《後漢書·六夷傳序》、《黨錮傳序》、《逸民傳序》、《宦者傳序》諸篇，幾無一句音節不諧，而其諸贊，誦之於口適與四言詩無異。大抵碑頌誄讚各體，皆宜參以魏晉四言詩之音節，倘能涵泳陶靖節《榮木》、《停雲》諸篇而施諸碑銘頌讚，則其音節必無蹇礙之病矣。 文之音節既由疏朗而生，不可砌實，而陸士衡文甚為平實，而氣仍是疏朗，絕不至一隙不通，故其文之抑揚頓挫甚為調利。且非特辭賦能情文相生、音節和諧，即《辨亡》、《五等》諸論亦無不可誦。非必徐、庾以降之四六文始有音節也。漢之樂府《孔雀東南飛》、《古詩十九首》，及歌謠等皆可誦之於口。惟專以字句堆砌者亦不能成誦，例如史游《急就篇》之七字韻語，及柏梁台詩之「枇杷菊栗桃李梅」等皆此類也。 大凡文之音節皆生於空。清代汪容甫之文篇篇可誦，繹其所法，亦不過任昉、陳壽數家而已。又陳維崧之文取法雖低，而有音節。至乾隆以後之常州駢文，如董祐誠兄弟所用亦為三代以上之書，而堆砌成篇毫無潛氣內轉之妙，非特不成音節，文亦甚晦，絕無輝煌之象。孔軒雖喜用典，而音節流利，即由其文章有空處耳。唐代李義山用典甚輕，音節和諧，故為一代名家。然非謂用典過多音節即不調諧也。如庾子山等哀艷之文用典最多，而音節甚諧，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雖篇幅長而絕無堆砌之跡。又如任彥昇之文何嘗不用典？而文氣疏朗，絕無跡象，由其能化也。故知堆砌與運用不同，用典以我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則為其所囿，而滯澀不靈。猶之錦衣綴以敝補，堅實蕪穢，毫無警策潔淨之氣，凡文章無潔淨之氣必至沉而且晦：沉則無聲，晦則無光，光晦而聲沉，無論何文亦至艱澀矣。 文章最忌一篇只用一調而不變化。六朝以上大致文調前後錯綜，不相重犯。即同為四言而上兩句絕不與下一句相重，此由音節既異，文氣亦殊也。試觀蔡伯喈、陸士衡之文，雖篇篇極長而每段絕無相犯之調。蓋漢人之調雖少而每篇輒數易之。自魏晉以下，則每篇皆有新調。如吳質之書札及陸士衡之《五等論》，即其例也。降及六朝，文調益為新穎，夫變調之法不在前後字數不同，而在句中用字之地位，調若相犯，顛倒字序即可避免。故四言之文不應句句皆對，奇偶相成，則犯調自鮮。如句句對仗即不免陷於堆砌矣，然自庾子山後知此法者蓋寡。子山能情文相生且自知變化，尚不為病。後世無其特長，而學其對仗，長篇犯調，精彩全無。使人觀之，不謂為修飾不潔，即謂為音節不佳，結體全無，皆不知變調之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