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 五 論文章之轉折與貫串

古人文章之轉折最應研究，第在魏晉前後其法即不相同。大抵魏晉以後之文，凡兩段相接處皆有轉折之跡可尋，而漢人之文，不論有韻無韻，皆能轉折自然，不著痕跡。試觀蔡邕所作碑銘，序文頭緒雖繁，而不分段落事跡自明；銘詞通體四言，而不改句法，轉折自具。例如，《胡公碑》以「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八字消納胡廣屢次之黜陟（《四部備要》據海原閣校刊本《蔡中郎集》卷四，頁六，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七十六，頁四），《范史雲碑》以「用行思忠，舍藏思固」八字賅括范丹一生之出處（本集卷二百十五，《全後漢文》卷七十七，頁八）。而各篇序文亦並能硬轉直接，毫不著力。此固非伯喈所獨擅，即普通漢碑亦莫不然。使後人為之，不用虛字則不能轉折（如事之較後者必用「既而」「然後」，另起一段者必用「若夫」之類）。不分段落則不能清晰，未有能如漢人之一氣呵成，轉折自如者也。 《史記》、《漢書》之所以高出後代史官者，亦在善於轉折。自《晉書》以下，欲於一傳之內敘述數事，非加浮詞則文義不接，非分段落則層次不明，故其轉折之處頗著痕跡。其在《史記》、《漢書》，則雖敘兩事而文筆可相鉤連，不分段落而界劃不至漫滅：此其所以可貴也。例如，《史記》《封禪》、《河渠》二書，自三代敘至秦漢，歷年甚久，引據之書亦非一類（《封禪書》參用群經及《管子·封禪篇》，《河渠書》用《禹貢》及雜書），而各能一爐並冶，自然融和。又如《五帝本紀》及夏、殷、周本紀多用《尚書》，但或采《書序》古文說，或采當時博士說，或徑襲原文，或以訓詁字易本字，而儼然抄自一書，不嫌駁雜。又如，《趙世家》多用《左傳》，但記程嬰、公孫杵臼立趙後，及趙簡子夢之帝所射熊羆事，即不見於《左傳》、《國語》，而能貫成一氣，如天衣無縫。此並《史記》善於轉折處也。 《漢書》武帝以前之紀傳十九與《史記》同，但其不見於《史記》者，轉折亦自可法。如賈誼之《治安策》原散見於《賈子新書》，而前後次序與此迥異，經孟堅刪並貫串，組織成篇，即能一脈相承，毫不牽強。又如《董仲舒傳》對江都王語原見於《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篇，雖顛倒錯綜，繁簡異致，而能前後融貫，不見斧鑿痕跡。推此可知，《漢書》刪節當時之文必甚多，特以原文散佚已久，而孟堅又精於轉折，故難考見耳。 至於《後漢書》列傳中所載各家奏議論事之文，大都經范蔚宗潤飾改刪。試與袁宏《後漢紀》相較，則范氏或刪改其字句，或顛倒其次序，草創潤色前後不同，轉折之法於焉可見。例如《蔡中郎集》有《與何進薦邊讓書》（本集卷八，《全後漢文》卷七十三），《後漢書》采入《文苑邊讓傳》（《後漢書》卷一百十下），但錘鍊字句，裁約頗多，以其始終貫串，轉折無跡，如不對照原作，即毫不覺其有所改刪，此最堪後學玩味者也。 然自魏晉以後，文章之轉折，雖名手如陸士衡亦輒用虛字以明層次。降及庾信，跡象益顯。其善用轉筆者，范蔚宗外當推傅季友、任彥昇兩家。兩君所作章表詔令之類，無不頭緒清晰，層次謹嚴，但以其潛氣內轉，殊難劃明何處為一段何處轉進一層，蓋不僅用典入化，即章段亦入化矣。至於其他六朝人之文章，如顏延年《曲水詩序》、陸佐公《新刻漏銘》之類，段落皆甚顯明，即不能稱是，凡作排偶文章，於轉折處之兩聯往往以上聯結前，下聯啟後，此雖非轉折之上乘，但勉強差可。若每段必加虛字，或一篇分成數段（如作壽序分為幼年中年晚年之類），不能貫成一氣，則品斯下矣。清代常州駢文甚為發達，而每篇常用數字分段，此即才力不足之徵。即用虛字過多，亦為古人所無。蓋文章固應有段落，而篇篇皆可劃出即不甚佳。如《史記》、《漢書》前後相接之處如藕斷絲連，若絕若續，後人所劃之段落未必盡然。他如蔡中郎、傅季友、任彥昇各家文章之段落亦皆不易截然劃分者也。 文章貫串之法甚難。所謂貫串者，例如，《漢書·地理志》載某縣有某官，《百官公卿表》即略之。蓋此官以地為主，既見於《地理志》，後人即可藉知漢代官制有此一職矣。又如《史記·五帝本紀》中，帝堯後半之事跡多與帝舜前半之事跡相同；《齊世家》後半與《田敬仲世家》前半，及《晉世家》後半與韓、魏、趙三《世家》前半亦多關涉，但均能錯綜遞見，絕不重犯。又同一事跡，或表詳而世家、列傳略，或傳詳而紀略，或紀詳而傳略，亦均參互照應以成章法，此記事文之通例也。大抵文章有一篇自成章法者，有合一書而成章法者，零雜篇章自應各具起訖，既合若干篇以成一書即應全書相為終始。此非特《史》、《漢》為然，即《後漢書》亦然。例如，《後漢書·黨錮列傳》既有專篇，則相關各人之本傳即甚簡略，實則篇章之作法亦不能外是：一篇之應互有詳略，亦猶兩傳之互有詳略不相重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