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詩論叢 · 《三曹詩選》前言

一 建安時代(19)在中國文學史上，特別是在文人詩的傳統里，是一個很突出、很輝煌的時代。鍾嶸《詩品》說： 自王、揚、枚、馬(20)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21)，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這時文學的主要體裁已經從辭賦轉變為五言詩，而作家之盛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又說： 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說明了建安文學不同於兩漢作家「王、揚、枚、馬」所代表的以歌頌帝王功德為目的，以諷諭鑑戒為幌子的文學(22)，而是有感情有個性的抒發性的文學。也不同於班固《詠史》那樣「質木無文」，而是情文兼具，文質相稱的文學。這些都是顯著的變化，尤其是從頌揚鑑戒到抒情化是一個重大的變化。上面所引的鍾嶸和沈約的話雖然簡單，但可使我們感覺到建安時代是一個文學史上的新時代。 在這個文學新時代活躍的作家以「三曹」和「七子」為代表。「三曹」是曹操和他的兒子曹丕、曹植，就是上引《詩品序》所說的「曹公父子」。「七子」是曹丕《典論·論文》所評述的七個作家(23)，《詩品序》提到的劉楨、王粲便是其中的冠冕。七子在政治關係上是三曹的僚屬，在文學事業上是三曹的「羽翼」（其中孔融稍不同，請參看注二）。當時三曹在文學上和政治上一樣是處在領袖地位的，他們的文學才能和實際成就也配得上這個地位，其中的曹植尤其是歷來公認的當時最優秀的作家。 建安詩篇流傳下來的不足三百首，其中曹植的詩最多（約八十首），其次是曹丕（約四十首），再其次是王粲和曹操（各二十餘首）。詩人的作品保存下來或多或少，可以有種種原因，但其質量是否禁得起時間淘汰往往是主要原因之一。從現存建安詩的質量看來，曹王四家也正該排在建安詩人的最前列。由於三曹在當時詩壇的領袖地位，由於其作品成就較高，留存的又較多，便自然地成為後人研究建安詩的共同時代特徵的主要資料。因而他們的代表性也就較高於同時的作家。這就是三曹（主要是曹植）詩在建安作品中值得我們首先注意的原因。 二 曹操生於一五五年，卒於二二〇年。他的父親曹嵩是漢桓帝時宦官曹騰的養子，《三國志》說「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可見得他的先世在社會上地位是不高的。曹操二十歲舉孝廉，在靈帝朝曾因「能明古學」被任命為議郎。又曾以騎都尉的軍職參加鎮壓黃巾起義。獻帝初，地方「豪右」起兵討董卓，曹操因陳留人衛茲的資助，招募了五千人，加入討董聯軍。後來因為收編青州黃巾三十餘萬，實力雄厚起來，便成為「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等到他擊破了他的最大競爭對手袁紹之後，就以「相王之尊」挾天子令諸侯，成為北方的實際統治者。 曹操和袁紹屬於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同的社會階層。袁氏四世三公，是所謂士族大家，屬於東漢最有權勢，社會地位最高，一向把持政治的大官僚地主階層。曹氏出於地主階級里的小族，袁紹曾罵他「贅閹遺丑，本無懿德」(24)。這個階層在東漢末葉才開始走上政治舞台，成為新興的勢力。（黃巾起義削弱了上層士族地主階級的統治力量，相對地造成了下層非士族地主的抬頭的機會。） 曹操和袁紹雖然同屬於和農民相敵對的階級，他們對農民的政策卻有顯著的歧異，袁氏要維持其本階層固有的特權，「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曹操《抑兼併令》）。而曹氏則在一定程度上採取壓抑豪強，對農民讓步的政策，限制土地兼併。這種歧異也反映兩個階層的矛盾(25)。曹操對於當時的社會形勢有清醒的認識，深知黃巾軍雖被鎮壓下去，農民的反抗力量仍然是不可輕視的，唯有採取對農民讓步的政策才能緩和階級鬥爭，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得被他收編的農民武裝真正為他出力。因此他的政治措施在當時軍閥中是比較開明的，所以能戰敗強敵，統一華北，使多年極度混亂的社會安定下來。他的法治主義和屯田制度是有力的武器，這些都可視為對士族地主勢力的摧抑，抑止兼併不過是最露骨的罷了。 正因為曹操對農民既有新的鎮撫，對曾被農民運動所削弱的舊豪強勢力又予以新的打擊，於是他的新的統治勢力便壯大和鞏固了，他對於舊統治階層的傳統也就不予尊重。他在政治設施和文學傾向上都表現為一個反對兩漢傳統（也就是反正統）的人物。他的《求賢》、《舉士》、《求逸才》諸令強調用人唯才(26)，便打破「經明行修」這一個傳統的仕進標準，其目的就在打破家世門第的限制，從各階層提拔人才。這樣就摧抑了士族地主的特權，而擴大了非士族地主階層的勢力。 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魏志·荀彧傳》引《魏氏春秋》），他所提拔的人才首先是「有治國用兵之術」的，其次就是文學之士。照曹植《與楊德祖書》所說的情形看來，曹操對當時四方知名的文士竭力收攬，幾乎網羅無遺。文學人才的大量集中就是造成當時「彬彬之盛」的條件之一。由於一般文學之士本身原是非士族地主，曹操的政權正代表他們的利益，同時對於願意和曹氏合作的少數士族地主出身的文士，曹操也竭力籠絡，因而曹操對待文學之士就自然不像過去的統治者那樣將他們當作倡優來畜養，而是使他們成為國家的官吏，如王粲所稱頌的「置之列位」(27)。 《宋書·臧燾傳論》道：「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分析儒家經籍的章節句讀就是漢朝的經術，經術本是名門世家士族地主的傳統，也是維持舊統治勢力的一種工具。到東漢末年，它隨著舊統治勢力的衰微而衰微，到新興勢力曹氏政權鞏固之後便普遍地無人過問，而完全被文學所代替了。 曹操自己的文學路線和寫作態度對於其他作家起著更具體的領導和倡導作用。《文心雕龍·時序》篇說：「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三國志》注引《魏書》說他「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曹操的文學事業就是樂府歌辭的製作。他本是多才多藝的人物，他愛好音樂，自己也是這方面的行家。《魏書》說他「倡優在側，常日以達夕」，他所愛好的音樂是本來產生於民間的相和歌(28)。他自己就在這些樂府民歌的影響之下寫作了許多歌辭。他現存的二十幾首詩全部是樂府歌辭，大部分運用出於樂府民歌的五言體和雜言體。 曹操的樂府詩是用舊調舊題寫新內容。《薤露行》和《蒿里行》以輓歌寫時事，前者敘何進誤國與董卓殃民，後者寫群雄私爭使兵災延續。這兩首批評政治、敘寫現實的詩被後人稱為「漢末實錄」，稱為「詩史」(29)。作者敘董卓焚燒洛陽，居民被驅入關的情形道： 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薤露行》） 敘當時兵禍的慘狀道： 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蒿里行》） 這些詩真實地反映了那個喪亂時代人民的苦難。 曹操在《對酒》篇里描寫了理想的太平時代。他想像那時候執政的人都能像父兄對子弟一樣地愛護百姓，但是賞罰嚴明。社會上都講禮讓，沒有爭訟。農民安心地從事農業，不必奔走四方，人人過著和平豐足的生活，終其天年。作者在這裡所表現的政治理想似乎是儒家和法家的混合（但曹操在具體的設施和作風上則顯出濃厚的法家色彩）。在《度關山》篇強調正刑和節儉，反對「勞民為君」，和《對酒》篇的意思大致相同。《短歌行》（「周西伯」篇）歌頌周文王、齊桓公和晉文公。作者以這三人來自比，說明自己尊奉漢室，謹守臣節，如文王之事殷，桓、文之尊周。這是表明政治態度的詩。作者本是一個政治家，為了了解他的思想，這一類作品是可注意的。 抒情成分比較多的詩以《苦寒行》、《卻東西門行》、《龜雖壽》（即《步出夏門行》第五章）、《短歌行》（「對酒當歌」篇）這幾首最被人傳誦。前兩首寫行軍征戍的痛苦和懷鄉戀土的感情，是和樂府民歌情調相近的五言詩。《龜雖壽》的正文有十二句：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寫有志進取的人雖然知道年壽有限而雄心壯志不為之減少，且不信成敗夭壽全由天定，認為人力也可以有所作為。這種積極樂觀的精神是很可貴的。晉朝王敦常在酒後吟詠「老驥伏櫪」四句，用如意敲唾壺來打拍子，壺口都敲缺了。（《世說新語·豪爽》篇）可見得它是如何的膾炙人口。 《短歌行》也是四言的名篇。開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四句表現這個喪亂時代中有些人容易感到的「人生無常」的苦悶。但作者的思想並不是消極頹廢的，只消玩味結尾「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四句便覺察到作者的積極感情。作者在《秋胡行》（「願登」篇）有兩句詩道：「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可以說明這種感情。 鍾嶸《詩品》曾指出曹操「頗有悲涼之句」。上文所舉各詩有不少的句子是頗為「悲涼」的，可見作者感慨很多，但是這種感慨卻是和對民生疾苦的同情或對豐功偉業的追求緊密結合著的。曹植有詩道：「烈士多悲心。」曹操的感慨就是所謂烈士的悲心吧？本來一個上升階層作家的慷慨悲歌和沒落階層的感傷是大異其趣的，我們玩味這個區別，對於了解建安詩歌的精神將會大有幫助。 曹操又被人稱為復興四言詩的作家，因為《詩經》以後四言詩很少動人的作品，到曹操才有幾篇佳作。除了上面所舉的，還有一首《觀滄海》（即《步出夏門行》第二章），這首詩氣魄雄偉，想像豐富，是描寫自然景物的名篇。完全寫景的詩在這以前還不曾有人作過。曹操的四言詩之所以成功，因其具有新內容、新情調，句法、詞彙也不模仿「三百篇」，不象過去傅毅、蔡邕等人所做的只是《詩經》的仿製品。但真正代表曹操創作的新傾向，產生影響，成為當時主要文學形式的卻是那些樂府民歌化的色彩更顯著，語言更通俗的五言詩。我們說曹操的文學傾向是反正統的，主要的一點是在詩的創作上擺脫了古典的束縛而從民間文學吸取營養，換句話說就是詩的民歌化。這一特徵在他的五言詩里才是表現得最清楚的。 三 曹丕生於一八七年，卒於二二六年。他是曹操的次子，他的哥哥曹昂早死，所以曹操的爵位歸他繼承。由於曹操造成的局勢，他在二二〇年水到渠成地受漢朝「禪讓」，做了大魏皇帝，在位五年又七個月。曹丕的政治理想不同於曹操，他追慕漢文帝的無為政治。這時中原已經統一，士族地主和曹氏政權合作已成事實，曹丕便改變了曹操依靠非士族地主及壓抑豪強的政策而開始和士族地主妥協。曹丕也缺乏曹操那樣的雄才大略，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但在執政期間也還有一些算是開明的設施，如令宦人為官不得過諸署，輕刑罰，薄賦稅，禁淫祀，罷墓祭，詔營壽陵力求儉樸等，表示他在努力做一個「明君」(30)。據他的《典論·自敘》，他生長在戎旅之間，自幼嫻習弓馬，騎射和劍術都異常精妙。他的文化修養是「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自敘》），他自己的著述「所勒成垂百篇」（《三國志·文帝本紀》）。他的文學製作現存辭賦或全或殘共約三十篇，詩歌完整的約四十首，據鍾嶸《詩品》原有百餘首。他的《典論》一書現存三篇，其中《論文》一篇是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他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重視文學也許是當時一般的看法，但以曹丕的地位來發這樣的議論，又如此強調，顯然有提倡文學，鼓勵著述的用意。文學史家論建安文學的繁榮和進步往往歸功於曹氏父子的提倡與領導，他們在這方面的作用雖不宜估計過高，卻是不可湮沒的。 當許多文士被曹操收羅，集中在鄴下之後，公宴倡和，形成一個文學集團。當時曹操的地位不免高高在上，曹植比較年輕，這個集團的真正中心和主要領導人物乃是曹丕。曹丕和那些文士們「出則連輿，止則接席，……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曹丕《與吳質書》），結成很親密的文友。他在《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里論到已故的文友，盛道各人的長處，也指出他們的短處，見解公允，自己立足在較高的地位而措詞婉和謙遜，不失為一個領袖的風度。其悼念諸子的話惻惻動人，見出愛才的真情。《文心雕龍·時序》篇說三曹「並能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就是說他們都能對才士加以禮貌，所以當時作者眾多。曹操的「體貌英逸」是提拔文士們做官，曹丕、曹植是和他們結為朋友，而曹丕最能重視他們的創作事業，提倡鼓勵的作用更大。 曹丕自己作詩更明顯地傾向民歌化。在歌謠各體的仿作和通俗語言的運用上他比曹操更努力。他的最出名的《燕歌行》是現存的最古的七言詩，七言體在漢代謠諺中是普遍的，但在文人筆下出現，當時還是鳳毛麟角。《令詩》和《黎陽作》是六言詩，也是新體，這時代才開始有人嘗試。《陌上桑》以三三七句式為主，這個形式也是出於歌謠，在當時同樣是少見的。曹丕的五言詩更多，占全集的一半。在他的許多雜言詩中，《大牆上蒿行》長到三百六十四字，氣魄很大。句子短的三字，長的到十三字，參差變化，形式新異。王夫之評這首詩道：「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為樂府獅象。」這些例子都能說明他在各種新形式上的大膽嘗試。形式的多樣性是曹丕詩的一個特色，也給與當時和後代作家以一定的影響。 在語言和風格上最逼近樂府民歌的是《釣竿行》、《臨高台》、《陌上桑》、《艷歌何嘗行》、《上留田》等篇。《雜詩》、《清河作》等則與《古詩十九首》相近。大都明白自然，確是通俗化的語言。鍾嶸《詩品》說他的詩「百餘篇率皆鄙質如偶語」，就是說不加雕飾，如同白話，其實也就是語言民歌化。例如「富人食稻與粱，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長兄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小弟雖無官爵，鞍馬，往來王侯長者游」（《艷歌何嘗行》），確是近乎口語，和漢樂府民歌的語言幾乎沒有分別。他的詩里也採用現成的樂府民歌詞句，如《臨高台》「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出於古辭《雙白鵠》。《艷歌何嘗行》「但當飲醇酒，炙肥牛」，出於古辭《西門行》。「上慚倉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出於古辭《東門行》。這些語言上的特色也是其作品民歌化的一個方面。 《詩品》還說應璩的詩「祖襲魏文，善為古語」，又說陶淵明「其源出於應璩，……世嘆其質直」。我們知道應璩的詩是多用白話，被後人稱為「樸拙」的，陶淵明的詩是「豪華落盡」，「質而自然」的，從這些敘述和評論也可以見出曹丕詩的語言特色。 再從內容考察，曹丕往往取材於「閭里小事」，或歌詠勞人思婦的感情。同於民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31)。如《燕歌行》是「憫征戍」的詩，《陌上桑》和《善哉行》（「上山」篇）是「悲行役」的詩，《上留田》是反映社會貧富不均的詩，《艷歌何嘗行》是諷刺貴家遊蕩子弟的詩，這些作品都有現實性和社會意義，是受了樂府民歌的啟發或直接模仿樂府民歌的作品。 和同時作家比較起來，曹丕寫男女相戀和離別的詩特別多，本來這類題材在民歌里是最普通的，離別尤其是這時代最普遍的主題，愛好民歌的作家免不了在這方面有所模仿。除《秋胡行》、《燕歌行》等可以代表他這一方面的樂府外，他的徒詩里還有這麼一類的題目：《於清河見挽船士與妻別》、《代劉勛妻王氏雜詩》、《寡婦》（有序云：「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為作此詩」），這都是代別人言情，好象作者凡遇言情的題目都不肯放過似的。曹丕這一類的詩也顯著地受到了民歌的影響。 民歌化是建安詩的一大特徵，這個特徵在曹丕的詩里特別顯著，我們讀曹丕的詩會首先發現這一點。 四 曹植生於一九二年，卒於二三二年。他也是「生於亂、長於軍」，在漢末極紛亂的社會裡也有過一些閱歷。二〇四年，曹操打倒袁紹，取得鄴城做根據地，那時曹植正是十三歲。此後直到二十九歲，生活比較安定。在鄴中文人集團詩酒流連的生活里，他是很活躍的。他自幼在古典文學的修養方面就打了基礎，十歲時就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他也愛好民間文學，對「俳優小說」也能大量熟記(32)。他的文學創作生活開始得很早，他自己曾說「少小好為文章」（《與楊德祖書》），又說：「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文章序》）他自己曾刪定少年時代作品編成《前錄》七十八篇。 他在兄弟中表現得最有才能，曹操愛重他不僅因為他長於文學，並且認為他「最可定大事」（《三國志》注引《魏武故事》），所以曾考慮立他做太子。曹氏的僚屬中也有人擁護他。但因為他「任性而行，飲酒不節」（《三國志·陳思王植傳》），動搖了曹操對他的信任，此議終於不曾實現，卻因此引起曹丕對他的猜忌。二二〇年曹丕即位之後便不斷打擊曹植，起初是殺掉一向擁護曹植的丁儀和丁翼，對曹植嚴密監視，不久又藉故貶了他的爵位。從此曹植便時刻感到「身輕於鴻毛，謗重於泰山」（《黃初六年令》），不能不提心弔膽。六年後曹丕死了，明帝曹叡即位，曹植仍然是被猜忌的，生活上所受到的限制甚至越來越多。他「汲汲無歡」地又活了六年，到了四十一歲就死了。 曹植在他的哥哥和侄兒兩代皇帝壓迫之下痛苦地活了十二年，十二年中他的最大痛苦是自由被剝奪。朝廷不讓他在一個地方久住，常常改換他的封地，也不許他和親戚來往，更不給他參預政事的機會。用他自己的話來形容，就是成為「圈牢之養物」（《求自試表》）。他的物質生活也是困苦的。他自謂「連遇瘠土，衣食不繼」（《遷都賦序》），「塊然守空，饑寒備嘗」（《社頌序》）。這許多艱辛在他的詩里都有反映。 如以二二〇年十月（曹丕在這時即帝位）為界，把曹植一生分為前後兩期，由於他的生活前後不同，詩的內容也見出差異(33)。前期的一部分作品確如謝靈運所說「但美遨遊，不及世事」（《擬鄴中集序》），如《公宴》、《鬥雞》、《侍太子座》等詩和一些「敘酣宴」的樂府，是他在鄴城度過的安逸生活的留影，也是鄴下文人集團生活的留影。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關涉社會的詩，如《送應氏詩》第一首描寫了洛陽的殘破，為時代的災難留下了影像。樂府詩《名都篇》則以繁盛時期的洛陽為背景，暴露都市貴遊子弟的驕逸生活。又有題做《情詩》的「微陰翳陽景」篇也反映人民在軍役不息的時代所受的痛苦。這類作品和後期的《泰山樑甫行》等最能說明曹植詩的（也是建安作者共同的）現實主義精神。 曹植是有熱情壯志的人，《白馬篇》歌頌遊俠，歌頌揚聲邊塞，為國捐軀，說明他對於壯烈的事業和英雄生活的憧憬。但是他始終沒有機會在政治軍事上負擔重要責任。所以他的前期的生活雖然平順，在政治上仍然有不得志之感。《美女篇》以女子「盛年處房室」比喻自己雖有才具而無可施展，牢騷不平意在言外。《贈徐幹詩》道：「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一面說徐幹懷才不遇，有待於知己（作者自指）的推薦，一面又說知己的境遇也沒有什麼不同。這是更明顯的牢騷。 建安時代的作家大都能擺脫儒家思想的束縛。「魏武好法術，魏文慕通達」（傅玄《舉清遠疏》），都跳出儒家的圈子。曹植的思想自然也會帶著時代的烙印。他在《贈丁翼》詩中道：「滔盪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吳淇《選詩定論》云：「其曰『滔盪固大節』，晉室放誕之風已肇於此矣。」 從以上所引的詩句大致可以見出作者前期的生活、思想、感情。 曹植後期的詩是他的痛苦生活培育出來的，因此更多慷慨之音。他的名作《贈白馬王彪》七章是交織著哀傷、憤慨和恐懼之情的長詩。這詩作於黃初四年（二二三）。在這一年的五月，他和任城王曹彰、白馬王曹彪同到洛陽朝會。曹彰到洛陽後就不明不白地死了(34)。曹植和曹彪在七月初回封地，本打算同路東行，但朝廷強迫他們分道。他們在曹丕的猜忌壓迫之下，前途茫茫，分手的時候那情緒確是夠複雜的。這詩第三章「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四句痛罵小人播弄是非，離間骨肉。他對朝廷的憤怒情緒只能這樣發泄。第六章寫生離死別之感，對著將離去的曹彪想到永逝的曹彰，從曹彰的結局想到自己的前途，悲懼交集。第六章勉強對曹彪寬慰卻又掩藏不住自己的悲傷。都是真情實感自然動人的表現。 在《贈白馬王彪》詩里作者的情感迸涌而出，比較地不加掩蔽。在別的許多詩里往往用曲折隱微、比興寄託的方法來表現。如《吁嗟篇》以轉蓬長去本根比喻自己和兄弟隔絕。《七步詩》用萁豆相煎比喻骨肉相殘，這都是讀者最熟悉的。又如「種葛南山下」、「浮萍寄清水」、「攬衣出中閨」等篇，作怨女思婦的口吻，借夫婦寫君臣，是向曹丕表示心曲的詩。《怨歌行》敘周公待罪居東的故事，借古諷今，是對曹叡剖白自己的詩。還有一些遊仙詩，也應該當做詠懷詩來體味，像「九州不足步」（《五游詠》），「中州非我家」（《遠遊篇》），「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遊仙》），「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仙人篇》）等句，分明都是「憂患之辭」，而不是「列仙之趣」。作者在《贈白馬王彪》詩中明說「松子久吾欺」，又曾著《辨道論》罵過方士，可見他並不迷信神仙，遊仙詩無非借升天凌雲的幻想來發泄苦悶而已，作者隱然自比於屈原的「不容於世，困於讒佞，無所告訴」（王逸《楚辭·遠遊序》），遊仙詩有心仿效《楚辭》，上引各句就是《楚辭·遠遊》「悲時俗之迫厄」的意思。至於《五游詠》、《遠遊篇》的詩題就是學《楚辭》，那是更明白不過的了。 此外還有一篇《盤石篇》，所寫「經危歷險阻」，「南極蒼梧野」，也都是想像境界，雖然不是遊仙詩，命意也類似《楚辭·遠遊》。這詩結尾「仰天長嘆息，思想懷故邦」，和《遠遊》「臨睨舊鄉，僕人心悲」的心情正是一樣。 曹植對於勳業、榮名的追求卻是執著的，他雖在憂患之中不曾厭棄人生，也不想逃避現實。他自謂「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薤露行》）。偏偏在有為的壯年不能去建功立業，卻被人軟禁著，其苦悶是可以想像的。當他按捺不住的時候，也曾上書給明帝要求讓他參加對吳蜀的戰爭。但愈是這樣積極愈使得曹叡認為他有野心，猜忌反而加甚，防範也就更嚴了。當他感覺到「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的希望完全斷絕的時候，便想博個身後之名。這一點在他似乎確有把握，他說：「騁我逕寸翰，流藻垂華芬。」（《薤露行》）不過，僅僅做個詩人在他還是不甘心的。 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艱辛增長了他對人民疾苦的關心，他的《泰山樑甫行》反映「邊海民」的貧困。《門有萬里客》道出流浪人的悲哀，《轉蓬離本根》（《雜詩六首》之二）描寫「從戎士」的饑寒，都貫注了悲憫之情。 曹植自己說「雅好慷慨」，上述這些苦悶而複雜的感情構成他的詩里的慷慨情調。鍾嶸《詩品》評曹植的詩道：「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骨氣」和這種慷慨的情調是分不開的，而「詞采華茂」則說明曹植在詩的語言提煉上的成就。他的古典文學修養有助於提煉詩的語言，但他是在樂府民歌的基礎上來提煉的，不是走向漢賦的「深覆典雅」，而是發展樂府民歌的「清新流麗」。其成就正如黃侃《詩品義疏》所說的「文采繽紛，而不離閭里歌謠之質」。 曹植對於民間文學的看法見於《與楊德祖書》，他說：「街談巷議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在詩歌創作的實踐上和他的父兄一樣，道路是樂府民歌化。他的詩一半以上是樂府歌辭，五言詩是主要的形式，在句調上隨處見出樂府民歌的影響，例如： 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白馬篇》） 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五游詠》） 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不若故所歡。（《浮萍篇》） 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野田黃雀行》） 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門有萬里客行》） 借問嘆者誰？自雲客子妻。……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七哀》） 歡會難再遇，蘭芝又重芳。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雜詩》）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民歌像清泉流過花園似的浸潤著曹植的詩篇。我們還可以借《美女篇》來較具體地說明他在樂府民歌基礎上的提高。《美女篇》的前半顯然採取了古辭《陌上桑》第一解的表現方法而加以變化。《陌上桑》第一解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美女篇》前半云： 美女妖且閒，採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兩詩各自寫了一位女性的居處、採桑、服飾和容貌。內容相同，風格情調也相近。但敘述的次第和詳略，描寫的重點和手法有同有不同。我們試比較下列這幾處：一，《陌上桑》在敘述句「採桑城南隅」之下用了兩句描寫採桑的用具。《美女篇》在敘述句「採桑歧路間」之下也用了兩個描寫句，但不是描寫用具而是描寫桑樹。從「柔條冉冉，落葉翩翩」的描寫見出那桑是被「采」著的，和下面「攘袖見素手」一句緊緊聯接。這個對動作的敘述是《陌上桑》所沒有的。二，《陌上桑》「頭上倭墮髻」以下四句寫女子的穿戴，《美女篇》從「皓腕約金環」到「輕裾隨風還」也是寫女子的穿戴，同樣用鋪排的寫法。但是後者不像前者從頭部的裝飾寫起而是從手腕寫到頭上。因為那手正在採桑，高出於頭，從桑而手而頭，才是順序而下。「緗綺」兩句和「羅衣」兩句同是寫衣裙，但後者不去描寫顏色而描寫衣裙的飄動，這樣就和上文對柔條落葉的描寫相應。三，《美女篇》用「顧眄」兩句寫女子的丰神態度，刻畫那「美女」的「美」，這也是《陌上桑》所沒有的。四，《陌上桑》「行者見羅敷」以下八句從旁人的舉動托出羅敷的美，是詩中精彩之處。《美女篇》作者並不肯呆板地模仿，而將那八句的意思壓縮成兩句（後者的簡煉和前者的鋪排各有好處）。這兩句里的「息駕」、「忘餐」又和上面的「遺光彩」、「氣若蘭」緊相聯接，見出動人的是聲音笑貌之美，不只是穿戴華麗。從這幾點的對照可以看出曹植寫《美女篇》確實受到《陌上桑》的影響，但不是模仿，而且有所提高。因為描寫更細緻飽滿，形象也就更具體生動（這裡比較的是局部的描寫，不是全篇）。曹丕的作品受民歌影響處有時還顯露模擬的痕跡，給人以半成品的印象，如《臨高台》就是。這是曹植所沒有的缺點。 五 上文介紹了三曹詩歌的重要作品，那些作品的主要共同特徵（也是建安詩歌的共同時代特徵）就是現實性、抒發性和通俗性。抒發性可以說明這時代文學的現實性的特點，通俗性則是現實性的內容所決定的。這裡就這三點再補充一些說明，為了方便還是先從抒發性談起。 從兩漢辭賦的發展看來，建安以前辭賦的內容以頌揚鑑戒為主，到建安時代便由頌揚鑑戒而抒情化。從樂府詩歌的發展看來，漢樂府民歌本以敘事為主，到建安作家手裡便由敘事而抒情化。兩者都表明抒發性是建安文學的特色。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序》說王粲「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說應瑒「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嘆」，說陳琳「述喪亂事多」，說曹植「有憂生之嗟」；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說劉楨「情高以會采」；鍾嶸《詩品》說曹操「頗有悲涼之句」，又說王粲「發愀愴之辭」。從這些說明都可以看出建安詩歌的抒發性。 關於建安詩歌，《文心雕龍》又總括地說明道：「文帝、陳思、……王、徐、應、劉……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明詩》篇）又道：「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時序》篇）慷慨之音就是建安詩歌抒發性的具體表現。當時文人飽經流離，生活的感觸多，這種感觸便是慷慨之音的由來。他們一般都有恐懼生命易盡，急於乘時立業，追求不朽之名的思想。如陳琳詩云：「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遊覽》二首之一）和曹操的「壯心不已」、曹植的「慷慨不群」正相類似。這種感情和「愍亂離」的感情都是建安詩慷慨之音的共同內容。這種內容不但反映了社會的喪亂，也反映了這個新時代文人的積據精神。這樣的慷慨悲歌永遠有一種強烈的感人力量，後人所謂「梗概多氣」或「建安風骨」便是指這一種力量。 建安詩歌不但在思想內容上反映了社會現實，而且還具體地描寫了社會生活，前面曾從三曹的作品裡舉過這一類的例子，其餘如王粲的《七哀》，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蔡琰的《悲憤詩》等，各自寫出社會苦難的一面。這些作家或半生戎馬，或歷經憂患，實際生活的接觸面廣，感受得多，體驗得深，所以作品的現實性強。另一方面，樂府詩的現實主義精神也給予建安作者直接影響。樂府民歌本是直接描寫人民生活的，象《孤兒行》、《戰城南》一類的樂府對於建安社會詩有直接影響。 樂府民歌對於建安文人詩是從內容到形式都產生影響的。上面談過三曹詩的民歌化，「民歌化」便包含著語言的通俗性這一特徵。將一般建安詩和兩漢正統文學——賦頌和四言詩——比較起來，通俗化的色彩是很明顯的。儘管比起最初的五言詩（如班固的《詠史》）來建安作品顯得文采化，比起質樸的民歌來又不免「雅詞」化，但基本上還是明白自然的語言，不曾失掉「樂府性」。這一點在當時詞采最華茂的曹植詩里也還是很顯著的。 這裡再略述建安以前文學語言通俗化的趨勢。散文方面，在一世紀下半，思想家王充（二七至一〇〇）已經主張而且實行使用樸實通俗的文字。在辭賦方面，漢靈帝時曾有以樂松、江覽為首的「鴻都門學」派，大量製作以「連偶俗語」為形式特徵的辭賦。這一派作家曾被世家大族階層的正統派文人學者所攻擊，罵他們為「群小」、為「驩兜」，比之為「俳優」(35)。這派作品並未保存下來，但從《後漢書·蔡邕傳》的敘述，知道那是頗為通俗化的。同時有一位名士趙壹做了一篇《疾邪賦》，賦里夾有兩首五言詩，其第一首云：「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這裡面頗有俗語，全詩是很近乎白話的。五言詩本是民歌體，從班固以來間或有文人偶然模仿作一兩首，現在用來夾在辭賦里，也可以見出時代風氣的轉移。這種趨勢說明建安時代民歌化通俗化的詩體一方面為現實性的內容所決定，另一方面也是從一定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我們在這篇文章的開頭曾引用沈約「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兩句話，假如讀者問：這「情」是怎樣的情？「質」是怎樣的質？「文」是怎樣的文？現在便可以從以上三點的說明得到答覆。 一九五六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