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詩論叢 · 《漢魏六朝詩選》前言

從漢興到隋亡約八百年。在這一段時間裡，詩歌園地中生長了不少花果。我們想通過這個選集向讀者介紹其中重要的部分。 這裡選錄的詩約三百首，其中有幾組或幾家的詩選得比較多，從數量上可以看出這些是重點部分。在漢代詩歌里重點部分是樂府歌辭中的民歌和無名氏的五言詩（包括《古詩》和曾經被誤認為李陵、蘇武所作的那些「別詩」）。魏代的重點是曹植和阮籍的詩。西晉的重點是左思的詩。東晉的重點是陶淵明的詩。劉宋一代以鮑照的詩為重點。南齊以謝朓的詩為重點。南北朝的樂府民歌各為重點之一。庾信的詩也是一個重點。從這些重點部分可以看出樂府民歌和無名氏的作品在漢魏六朝詩里占了不小的份量。 這個選集分為四卷：漢詩一卷，魏、晉詩一卷，宋、齊詩一卷，梁、陳、北朝、隋詩合為一卷。 從漢魏六朝詩的發展過程看來，兩漢是由於民歌被大量集中、整理、加工，在《詩經》、《楚辭》之後開創詩壇新局面，又在這些民歌的豐富營養和《詩經》、《楚辭》的一定影響之下，產生五言詩體的時代。魏晉詩歌（以五言為主）在曹植、阮籍、左思、陶淵明這些優秀作家的手裡，沿著一條現實主義道路，繼續發展，形成《古詩》之後的新的典範。在東晉、宋、齊，長江流域和漢水流域產生大量民歌，宋、齊是詩歌在民歌的新影響和其他新條件新要求之下變化翻新的時代。梁至隋是「宮體詩」的逆流泛濫，形式主義的影響較大，傑出作品比較稀少的時代。北朝詩歌除民歌呈現異彩之外，文人詩的作風和梁、陳大體相似。 關於各階段詩歌的具體特徵，在下文還要說明。 一 在漢初的六七十年間詩壇還十分寂寞，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和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曾經被封建時代的文人認為「大文字」，其實這些文字不過是模仿《詩經》，因襲《楚辭》，並無意義，還不如《垓下》、《大風》之類的抒情短歌，表現新鮮的風格。這兩首都是楚歌體，楚歌原是楚地的民間形式。我們以《垓下歌》和《大風歌》填充這一段空白，可以表示漢初詩歌和楚文學的銜接。 從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合樂以後，許多閭巷歌謠被記錄、集中，因而流傳。儘管這些民歌不免在記錄和配樂的時候被統治階級所改動，它們的「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勞動人民的粗獷氣息終不能掩。 這些詩真實地直接描寫了下層人民的悲苦生活。例如《婦病行》寫一個窮人，妻死兒幼，向人乞討；《十五從軍征》寫一個老兵，從十五歲服兵役直到八十歲，臨了卻無家可歸。只有生活在這些受難者之間的人，才會以那樣同情的精神歌唱這些故事。 這些詩也反映了人民對於這種生活的不滿和反抗，例如《東門行》，寫一個貧民因為無衣無食鋌而走險，《戰城南》和《東光》寫軍士對於戰爭的詛咒，都有鮮明的鬥爭性。 這些詩也描寫了上層社會的生活，用人民的眼光來作批評。例如《陌上桑》暴露了使君的醜惡和愚蠢，讚美了羅敷的堅貞。《隴西行》稱揚了一個獨力支持門戶的「健婦」。其中的愛憎褒貶，顯然和統治階級文人所持的標準有別。 上面所舉的例子都是敘事詩。徐禎卿《談藝錄》云：「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以敘事為主確實是漢樂府民歌最顯著的特色。《詩經·國風》里沒有敘事詩，南朝樂府民歌里也沒有敘事詩，北朝樂府民歌里只有一首《木蘭詩》，而漢代敘事樂府在十五篇以上。本書所選還有《孤兒行》、《艷歌行》、《孔雀東南飛》、《上山采蘼蕪》等篇，這些詩或寫生活中小小的片段，或敘有頭有尾的故事，反映社會上大大小小的矛盾。漢樂府因為多敘事，篇幅一般也比較長，象《孔雀東南飛》那樣一千七百多字的長篇，代表漢樂府敘事詩發展的頂峰，在文學史上是非常突出的。 漢樂府里的民歌正與《詩經·國風》和南北朝樂府里的民歌相似，不乏表現男女愛情的作品，但是在漢樂府里卻有幾篇因為特別慷慨、強烈，給人不同的印象。例如《上邪》篇，一氣連舉五件事來發誓，說明除非天地合併、世界毀滅，愛情不會終止。這和《詩經·鄘風·柏舟》的「之死矢靡它」和《吳聲歌曲·歡聞變歌》的「沒命成灰土，終不罷相憐」本是同樣的感情，但這裡卻寫得如此的奔放。又如《有所思》寫相思變態，那樣激動，《公無渡河》寫悲歌長號，那樣地如聞其聲，都是淋漓盡致，給人很強烈的感動。 不僅寫男女之情是這樣，象《古歌》寫旅客的哀愁，《蒿里》寫死生的傷感，前者氣象慘急，後者簡直高亢，都是噴涌而出，不假文飾的。在漢代的樂府民歌里此類例子也見特色。 比興的運用在漢樂府民歌里有所推廣。《豫章行》和《南山石嵬嵬》通篇用樹木喻人，《枯魚過河泣》、《烏生》和《艷歌何嘗行》通篇將魚鳥擬人，都顯出活潑的想像力，使讀者感到「奇趣」。在《詩經·國風》里只有《鴟梟》一篇可比。 今天還存在的漢樂府民歌並不多，但內容卻異常豐富，它們真實地揭露封建社會種種矛盾，藝術特色又極鮮明，不但本身是文學寶庫里燦爛的珠玉，而且給作家無窮的啟發，引起熱烈的模仿，影響了詩歌發展的道路。 漢樂府民歌原來句式沒有一定，漢初的《薤露》、《蒿里》兩歌和武帝、宣帝時代的《鐃歌》都是雜言，後來卻趨向整齊的五言詩體。文人仿作樂府，興趣偏於五言，到了漢末便形成五言詩特別繁榮的氣象。 漢末的許多五言詩，因為作者的姓名不可考，從晉代以來就被稱為《古詩》。其中有十九首被蕭統收入《文選》，代表當時五言詩最高的成就。這些《古詩》大多數是文人模仿樂府民歌而作，其中有許多是入樂的歌辭(1)。 關於《古詩》的作者，在齊、梁時代曾有一些傳聞臆測之詞，《文心雕龍·明詩》：「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詩品》上：「《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其實《古詩》不可能產生於枚乘時代，鍾嶸就有「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之說（見《詩品·總論》），西漢除少數五言歌謠之外並無五言詩，所有傳為西漢之作的五言詩實際都是東漢作品，這些經近人考訂，已有定說，不需要詳細說明了。《古詩》也不可能產生於傅毅時代。傅毅與班固同時，班固有《詠史》五言詩一首，鍾嶸評為「質木無文」（《詩品·總論》），其時文人才開始試作五言詩，還不可能有《冉冉孤生竹》這樣的成熟之作。如果傅毅曾作五言詩，鍾氏《詩品》竟不提一字，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說《古詩》產生於曹植、王粲的時代，也有很多疑問。因為《古詩·青青陵上柏》所描寫的洛陽情況還是第宅羅列，冠蓋往來。另一首與洛陽有關的《古詩·驅車上東門》也並未反映洛陽的殘破。到曹、王時代，洛陽早經過董卓的焚燒，已變成「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了（見曹植《送應氏詩》）。此其一。《世說新語·文學》篇記載王恭稱「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2)為《古詩》佳句。王恭是晉代人，晉代人對於魏代的詩不應該不知道作者而稱為「古詩」。如果屬於曹、王等名家，更不應該不知道。此其二。曹植詩曾受到《古詩》的一些影響，例如《怨詩行》、《浮萍篇》、《遊仙》和《門有萬里客行》等篇都有用《古詩》或仿《古詩》詞句的地方。顯然《古詩》應在前。此其三。由於上述理由，我們相信近代一般文學史研究者的看法，《古詩》應是東漢桓帝、靈帝時代的產品。不過這也是大概的說法，《古詩》各篇的風格雖然大致相近，終究不是一人一時之作，很難說其中沒有少數詩篇略早或略晚於桓、靈之世。尤其是建安時代，緊相銜接，現存的建安詩和《古詩》相似的也不少，《古詩》中雜有少數建安時代的作品也並非絕對不可能。《古詩》中既有許多曾經入樂的歌辭，它們在傳唱中也許屢經潤飾。鄭振鐸先生懷疑《十九首》到建安曹、王之時才潤飾到如此完好（《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這也是可能的。 《古詩》的作者既然姓名不彰，何以見得其中大多數是出於文人之手，而不是出於民間呢？這是從《古詩》內容可以看出來的，象「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等等，所反映的生活都不是下層人民的生活。又如「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人倘欲我知，因君為羽翼」等等，所反映的思想都不是下層人民的思想。其次，從詩的語言也可以判定。象「晨風懷苦心，蟋蟀傷侷促」，用《詩經》中的篇名，「道路阻且長」用《詩經》中的成語，「棄我如遺蹟」用《國語》中的詞彙，這類的例子很多，表明《古詩》中有許多知識分子語言。此外，《涉江采芙蓉》篇用《楚辭》的意境，也見出是文人之作。 《古詩》中雜有少數民歌。這也是從內容和語言可以辨別的。象《十五從軍征》和《上山采蘼蕪》所反映的生活都屬下層，語言風格具有民歌的特徵，和樂府中的「街陌謠謳」沒有分別，斷非文人所能模仿。這類詩，本書雖從一般選本慣例，列在古詩，注中已說明它們和一般古詩的區別。上文已經將它們作為樂府民歌的例子來舉述了。 《古詩》的大多數雖是文人之作，但因為它們是模仿樂府民歌的，題材並沒有超出樂府民歌中最普遍的相思、離別、客愁和一般的人生慨嘆等等。《古詩》也常常套用樂府民歌的句子，如「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棄捐勿復道」，「客從遠方來」等等。有些《古詩》可能是根據民歌加工改寫的，痕跡顯明者如《生年不滿百》篇，將原系雜言的樂府民歌《西門行》改為五言。正如《玉台新詠》所載的《飛鵠行》把雜言的《艷歌何嘗行》改為五言。模仿與加工改寫就是民歌過渡到文人製作的一般過程。 《古詩》作者專仿樂府民歌中的抒情之作，而表現方法卻傾向於委曲含蓄，婉而多風。其中遊子他鄉和失志彷徨之詞表現作者處於衰亂之世的苦悶，哀怨雖深卻只是「平平說出，曲曲說出」(3)，至於模擬思婦之詞更是如此。後代評論者往往稱讚它們「直而不野」(4)，或「清和平遠」(5)。《古詩》的語言雖然帶文人詩的色彩卻不失為生動自然，和樂府民歌相去不甚遠，所以給讀者的印象是「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6)。 過去稱為蘇、李贈答的那些五言詩同樣具有上述的風格特徵。所以王士禛《漁洋詩話》說：「《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鍾嶸《詩品》提到《古詩》的篇數有五十九首(7)，現存的《古詩》卻不足此數，很可能因為被人附會，加上作者名字而劃到《古詩》以外去了。所謂枚乘《雜詩》，蘇、李贈答，都是這樣來的。枚乘的《雜詩》本是《古詩》，比較容易辨明，因為有《文選》作證。蘇、李贈答既與《十九首》相類，我們也不妨這樣揣測。本書將過去題為蘇武、李陵作的五言詩改題為《別詩》（因其內容都寫離別），列在《古詩》之後，表示它們屬於相同的時代，同是建安詩的前驅。 二 魏、晉兩代共約二百年，這時期是五言詩發展的重要階段，是文人五言詩優良傳統構成的關鍵時期。 緊接著《古詩》時代的是建安時代。建安文學以曹氏父子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屬。「七子」中除孔融和阮瑀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為魏王以後。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詩人，其餘作者自當放在魏代敘述。 建安詩人寫作了許多樂府歌辭，從民歌吸取營養，五言的抒情詩是他們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詩》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長》、《西北有浮雲》，曹植的《明月照高樓》、《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不過總的說來，這兩個時代的詩歌風格是不同的。 關於建安詩歌，《文心雕龍》總括地說明道：「文帝、陳思、……王、徐、應、劉，……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明詩》篇）又道：「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時序》篇）作為建安詩風格特徵的正是這「慷慨任氣」，而《古詩》的風格，如果同樣用《文心雕龍·明詩》篇的話來說明，就是「怊悵切情」。 建安詩的慷慨有兩種主要的內容：一是對於亂離中人民疾苦的悲憫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業的熱情壯志。前者在那些具體敘寫喪亂的詩中表現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後者表現於那些憂時與自述的詩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憂時不治。」《步出夏門行》道：「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植《篇》道：「高念翼皇家，遠懷柔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泛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這些慷慨之音，不但反映了社會的喪亂，也反映了這個時代文人的積極精神。用曹植的話說，正是所謂「烈士悲心」（《雜詩》），和《古詩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顯然是不同了。建安時代社會大動亂尚未平定，和還處在暴風雨前夕的桓、靈之世不同。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馬或備歷憂患，能深深體會時代苦難的知識分子，和僅僅因為處在衰世而彷徨苦悶或因漂泊失意而憂傷慨嘆的《古詩》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們作品裡的情調，有上述的差異，是不難理解的。 曹植由於政治上受壓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現才能，要求從「圈牢」中解放和要求傳名後世的心特別迫切。因此產生一些求自試的詩，歌頌遊俠的詩，或借遊仙、詠史、贈別及寓言表示苦悶、發抒抑鬱的詩。這些詩也往往帶著強烈的感情，表現鮮明的個性。 建安詩比較《古詩》題材更豐富，境界較闊大，這些是顯而易見的。在曹植的詩中有了詩人自己的「我」，有了更華茂的詞采，這都是作家詩的特色。不過在曹植的筆下依然保存著閭里歌謠剛健清新、明白誠懇的本色，不致因為運用「雅詞」而致柔弱，或喪失自然。曹植也有些五言詩和《古詩》相近，上文已經舉例了。他的贈別詩和所謂蘇、李詩也有很相似的，《贈應氏》第二首尤為顯然。語言風格的自然是這些詩的共同特色，它們所屬的時代本來相去不遠啊。 鍾嶸《詩品》認為《古詩》和曹植的詩都「出於《國風》」，如果這話的意思是說它們導源於民歌，卻是不錯的，它們都和漢樂府民歌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它們也都受到《楚辭》的影響。除開詞語的沿用不論，《古詩》里那些「失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辭》，其獨語、嘆喟的情調近於《九辯》。曹植詩中的《盤石篇》和《遊仙》諸作，命意都像《遠遊》。其餘憂讒畏譏、牢騷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辭》。五言詩從《古詩》到曹植，再進一步到阮籍筆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辭》的影響也更加濃重了。 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詩）離開了樂府民歌和《古詩》里的遊子、思婦等普遍的內容，集中地寫他的嗟生、憂時、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他的詩第一顯著特點就是隱晦難懂。顏延之說他「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世而下難以情測」（《詠懷詩》注）。他處在曹氏和司馬氏爭奪政權的夾縫中，對曹魏的腐敗和司馬懿父子的暴橫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傾吐。於是「隱避」便成為不得不用的手法。他「本有濟世志」（《晉書》本傳），但在那樣政治窒息的時代，他卻不得不力求韜晦，甚至避世。這一種矛盾產生苦悶，卻只能用詩來發泄。他的苦悶太深沉了，發為文章不免「反覆零亂」，這也會產生隱晦難懂的結果。沈德潛說「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說詩晬語》卷上），讀阮詩應該注意到作者的憂患背景。 畏禍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極部分，文字隱晦也不能不說是藝術上的缺點，雖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讀者卻不能肯定這些方面。阮詩動人之處當然也不在這些方面。 阮籍本是老莊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為武器來反對統治階級所利用的名教禮法，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他在《大人先生傳》里所寫的理想人格，在詩里也不斷地歌頌，他所憎惡的如「虱處褌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詩里也加以鞭撻。他也歌頌壯士，歌頌氣節，讚美「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承認「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他雖然提出「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的懷疑，但也表示了「生命幾何時，慷慨各努力」的態度。 從《詠懷詩》中的歌頌與刺譏看出作者強烈的愛與憎，也見到一定的鬥爭性。嚴羽《滄浪詩話》說阮詩「有建安風骨」。阮詩也是「慷慨任氣」的，所以和建安詩有共同之點。 阮詩往往述神話，有奇麗的想像，多用比興，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和《楚辭》又有類似的色彩。大致阮籍有所繼承的古人主要是莊周和屈原。鍾嶸說「其源出於《小雅》」（《詩品》上），或許因為阮詩「志在刺譏」，和《小雅》中某些內容近似。漢劉安曾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鍾嶸的話也使人將阮詩和《離騷》作聯想。 詩發展到晉代漸漸產生模擬古人，與現實生活不發生關係和宣揚老莊思想，「平典似道德論」的詩。這都是脫離現實生活的逆流。在這樣的逆流中特別顯出左思、劉琨、陶淵明這些作家的可貴。 《詠史》八首是左思的代表作，這八首詩借歌詠古人古事抒寫作者自己的懷抱，同時批評了當時的社會。當時門閥制度已漸形成，仕進的道路被世家大族所壟斷，出身寒微的人不得不屈居下位。《詠史》詩正反映了這種高門與寒門之間的矛盾。《詠史》雖只八首，卻清楚地說明了作者由希企用世到決心歸隱的思想變化過程。他抱著「鉛刀一割」的雄心和攀龍附鳳的幻想移家洛陽。現實的教育漸漸使他對環境有了清醒的認識，破滅了他的幻想。當他明白了「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是牢不可破的陳規之後，他的不平和反抗情緒激發起來了。於是決心退出「攀龍客」之群。「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就是作者向統治勢力宣告決裂的宣言。詩中並沒有一般失意者嘆老嗟卑的言語，卻把高度的蔑視投向那些權貴，唱出：「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豪邁高亢的情調和勁挺矯健的筆調是左思《詠史》詩的特色，這也就是鍾嶸所說的「左思風力」(8)。這個「左思風力」和「建安風骨」正是一脈相承的。 劉琨原是貴公子出身，青年時代曾經和石崇等人在金谷園追游酣宴，過的是浮華生活。當時雖有吟詠，並未流傳。到中年以後，漢族和當時居於西北地區的民族的矛盾嚴重起來，他投身前線，作極艱苦的鬥爭，思想有了劇烈的變化。他在《答盧諶書》中道：「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從這裡可以看到時代現實和生活實踐對於一個作家的教育。 現存的劉琨詩僅有三首，都是中年以後的作品，都充滿愛國的熱情。本書所選的兩首尤其悲壯。鍾嶸稱劉詩「自有清拔之氣」（《詩品》中），劉勰說「劉琨雅壯而多風」（《文心雕龍·才略》），都是中肯的評語。元好問《論詩絕句》將他和曹操並舉(9)，正因其悲歌慷慨，彼此有類似之處。 陶淵明的生活主要是隱居躬耕，他的詩以很多的篇什歌詠隱逸，描寫田園，因此稱他為「隱逸詩人」或「田園詩人」都是恰當的。不過「隱逸」還不能說明陶淵明的全部思想，「田園」也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詩篇。魯迅就曾舉出《讀山海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句說明陶詩有「金剛怒目」的一面，又舉《述酒》一篇說明陶淵明也關心政治，對於世事並未遺忘(10)，反映了人民的願望。他也寫過《桃花源詩》談他的政治理想，嚮往於沒有剝削的社會，這確是陶詩的重要一面，絕不能忽略。此外還須注意到陶淵明歌詠隱逸的詩也並非全屬「飄飄然」，描寫田園的詩也並非都是「靜穆」的；往往是沖淡中有勃鬱，達觀里有執著，也必須善為辨別。 陶淵明因貧而仕，由仕而隱。他之所以「歸田」、「辭世」，是由於高傲，恥「為五斗米折腰」；是為了自潔，不肯參加污濁的政治；是由於慕自然，以仕途為「塵網」或「樊籠」；也是為了避禍保身，用他自己的話就是「庶無異患干」。這些想法有一些近於左思，也有一些同於阮籍，但結果卻和左、阮不相同。他走向田園之後就接近了農民，參加了勞動。「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他從此找到更充實的生活，由於熱愛這種生活，所以沒有緘默，反而寫出許多田園詩來。他寫的是生活和生活的感受而不是虛無縹緲的遊仙想像。 山水、友朋、耕耘、收穫，是他的隱逸生活的內容。「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平淡地寫來，隨處表現作者怡然自得的心情。他也寫到饑寒、辛苦，但並不為此憂戚。因為經過思想鬥爭，已經安心了。他說「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安貧守賤便成了他的信條。寫得較頻繁的是飲酒，在飲酒的描寫中有時表現友朋之樂，如「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之類；有時是勞動後的一點安慰，如「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之類；也有時是為諷刺而言酒，如《飲酒》（「羲農去我久」）一首，在「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之下忽然寫道：「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好像與上文不相連接，其實是說「六籍」中的道理已經被某些人拋棄乾淨，那我除了飲酒，還有什麼事可做呢？原是很深的諷刺。所以接著又說「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以醉人自解，更顯出諷刺語氣。又如《飲酒》第十三首「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云云，對於熱中仕進者的諷刺更屬顯然。此外，陶淵明的飲酒有時也不免是安於現狀的麻醉，如「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之類，分明是醉鄉的歌頌了。至於「欲言無餘和，揮杯勸孤影」云云，則說明陶淵明在農村有時也不免有精神上寂寞之感，不得不用酒來消解。 陶淵明在《雜詩》中寫道：「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這種感慨一再流露於他的詩中，大約他原來也和阮籍一樣有濟世之志，像他在《感士不遇賦》里所說的「大濟於蒼生」，所以在隱居中才不甘寂寞，借《擬古》、《讀山海經》和一些詠史的題目抒發有關政治的感慨。他在《九日閒居》詩中曾說：「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這種竟然能夠使他有滿足之感的成就又是什麼呢？大約是文學事業吧？他在《詠貧士》第六首曾讚美張仲蔚「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同時表示「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分明是要學張仲蔚的樣子以詩賦為業，這就有點像曹植在政治上失意之後只好以「騁我竟寸翰，留藻垂華芬」來自慰。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陶淵明對於自己的作品並不是看成無足重輕的啊。 陶淵明的詩在當時是「罕所同」的，因而也不為當代所重視。他的詩是當時形式主義風氣的對立面。他不講對仗，不琢字句，「結體散文」，只重白描，一一和當時正統派文人相反。在前代作家中比較和阮籍相近，但沒有阮詩那種奇麗和恍忽。陶詩的特徵正如《詩品》所謂「文體省淨，殆無長語」，他把深郁的感情表達得很平淡，風格是淳樸自然的。這和他所表現的田園生活內容有關，但很可能也有力矯當時文風的主觀努力。 玄言詩的影響，陶淵明是沾著一些的。他的詩實際上也宣揚了老莊思想，而這種思想在當時是苟且偷安，怯於鬥爭的統治階級的精神麻醉劑。陶淵明當然和那些統治階級上層的士大夫不同，和玄言詩作者孫綽等人也不同，但他的思想並不曾超出「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象劉琨那樣大徹大悟，徹底批判，而走上隱逸的道路。隱逸的道路基本上是逃避現實的，因此他的詩中不免有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消極成分，這是我們讀陶詩時應當批判的。 曹植、阮籍、左思、陶淵明是魏、晉的代表作家，（劉琨也很重要，但作品太少，影響不大。）他們的作品主要是五言詩，他們的道路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不假雕琢，剛健、自然，是其共同的色彩。從正始以下的作家沒有不受建安詩影響的，但繼承的方面卻不盡相同，有人只模仿其形式，效法其中的對仗、用事、鍊字、敷采，而大加發展，就趨向於形式主義。陸機的詩源出於曹植，但並不能繼承「建安風骨」，就是由於這個緣故。繼承「建安風骨」必須反映現實生活，而且要有深厚的感情和雄健的筆力，阮籍、左思、陶淵明都具備這些條件，所以和建安作家一脈相承，構成五言詩的優良傳統。 三 東晉、宋、齊是南方民歌產生最多的時代。南方民歌大多數屬於南朝《清商曲》中的《吳聲歌曲》和《西曲歌》兩部分。《吳聲歌曲》產生於江南，以當時的首都建業（今南京）為中心地帶。《西曲歌》產生於長江中流和漢水兩岸的城市——荊（今湖北省江陵縣）、郢（今湖北省宜昌縣）、樊（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帶）、鄧（今河南省鄧縣）之間。 南朝樂府民歌的數量雖多於漢樂府民歌和北朝樂府民歌，內容卻比較單調，幾乎全部都是關於男女愛情的。在古今的民歌中情歌照例很多，但像南朝樂府民歌這樣地清一色，卻是很特殊的現象。大約因為這些民歌產生於少數繁華的城市或其附近，不是來自廣大的農村，它們所反映的民間生活本來不廣泛；或者也由於當時統治階級只採集民間的情歌而把其餘的拋棄了。後一種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據《南史·徐勉傳》，梁武帝後宮的女樂有吳聲和西曲兩部，並且以這種女樂賞賜寵臣。可知今所傳的《吳歌》、《西曲》是當時的女樂。設想為了統治階級聲色之娛而採集民歌該用什麼標準呢？大概不會什麼都采吧？江南也並非絕無另外一種樣子的歌謠，例如《吳孫皓初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這是吳民反對孫皓遷都的怨聲（類似的歌謠後來還有）。這種歌謠的體制和《子夜》、《歡聞》之類並無不同，但是統治階級絕不會有興趣拿它來施於女樂。 現存的《吳歌》、《西曲》中確實有一些過於「艷」的，也有文字雕飾，不像民歌的。可能出於文人仿作，或經修改。但一般而論，《吳歌》、《西曲》是「剛健清新」，天真活潑的。 《子夜歌》說：「郎歌妙意曲，儂亦吐芳詞。」《吳歌》、《西曲》里都有男女贈答之詞，但多數還是女性的歌唱。這些歌唱往往熱烈真摯。例如： 夜長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聞歡喚聲，虛應空中諾。 ——《子夜歌》 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 ——《讀曲歌》 上舉兩首都是《吳歌》，《西曲》除了反映商婦估客的別情較多，內容和《吳歌》無大區別。在形式上南朝民歌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雙關隱語很多，《吳歌》尤其如此。有的是同字雙關，如「朝霜語白日，知我為歡消」，「消」字雙關消融和消瘦；有的是同音雙關，如「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蓮」字諧憐愛之「憐」。也有比這些更曲折或複雜一些的，如「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碑」字諧「悲」，又以「石闕」作為「碑」的同義語。又如「風吹黃檗藩，惡聞苦籬聲」以「黃檗藩」隱「苦籬」，以「苦籬」諧「苦離」。這些雙關語用得巧妙自然的時候也能增加語言的活潑性，但多少帶有文字遊戲的性質。這種玩意是文人們最感興趣的，所以仿作者紛紛。吳歌中雙關隱語這樣地多，我懷疑其中也羼有文人的仿作。 除這種雙關語之外，南方民歌給文人詩的影響，在內容上就是艷情的描寫，在形式上就是五言四句的小詩的流行。這在下文還要論到，這裡不舉例了。 宋、齊兩代詩風的變化比較大。宋代一般趨向是更重數典隸事，也就是抄書。刻畫山水成為重要的題材，描寫更加工細，用字更加琢煉。齊武帝永明年間（四八三至四九三），「聲律說」大盛以後，詩文力求諧調，對於形式技巧更加側重。鮑照是這時期成就最高的詩人，謝朓僅次於鮑照。他們除繼承過去的傳統之外，又從民歌吸取了新的營養，各有新鮮的創造，影響下一步的發展。 鮑照在自己的文章里自謂「北州衰淪，身地孤賤」(11)，又自稱「負鍤下農」(12)、「田茅下第」(13)，可見他的家世是低微的。他曾幻想憑才智取得名位，獻詩給臨川王劉義慶。後來遇到忌才的孝武帝劉駿，不得不深自掩抑，連文學才能也不敢多表現了。他的遭遇比之左思還要差些，因此他比左思有更多的不平之氣，對於現實也有更清醒的認識。他說：「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擬行路難》）不平和傲氣正像左思。他在《瓜步山揭文》說：「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這個「勢」就是左思《詠史》詩所說的地勢。這是對於社會不合理制度的揭露和批評。他在《擬古》（「束薪幽篁里」）詩中極寫賤隸的卑辱：「歲暮井賦訖，程課相追尋。田租送函谷，獸稿輸上林。……笞擊官有罰，呵辱吏見侵。」在另外一些詩里又寫到窮老還家的兵士，也寫到豪家後房中象籠鳥養著的女子。他寫這些是為了寄託自己的憤慨，但因此也反映了社會上的種種不平。這一類的作品繼承著漢樂府和建安時代社會詩的傳統精神。 從鮑照的五言樂府詩和擬古、詠史諸體見出他對於前人的優點常有所效法，不過他自己的特色還是很鮮明。他的《代東門行》就非常逼肖漢樂府，但是那急管高弦似的調子卻是鮑詩所獨有的。他的《詠史》和左思的《詠史》勁健處很相似，但是誇麗的色彩也是鮑詩所獨有的。鮑照在這類作品中和在他的抒情詩里一樣，常常寄寓著牢騷。《學劉公幹體》五首每首都是「才秀人微」的感慨。擬古而目的不在模仿，所以和陸機不同，因其表達的是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然地也就掩蓋不住自己的藝術特色。 鮑照寫山水的五言詩不少，在他記述行旅的詩中也往往刻畫景物，這本是時代風氣。在這些詩中用字造句非常精煉，這也是時代風氣。在一些寫景的「險句」中也往往見出特色。 但是，更能表現特色的是七言和雜言的樂府詩。這些詩可分兩類。《白紵曲》一類的七言本是舊體，《行路難》一類才是創格。在後一類中往往音節錯綜，感情奔放，筆力雄肆，給人嶄新的印象。《行路難》是漢代的歌謠，見《樂府詩集》引《陳武別傳》。晉人袁山松曾改變其音調，並造新辭。《晉書·袁瓌傳》云：「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可見《行路難》本是聲調慷慨的歌曲。鮑照依舊曲填新詞，有無受前人影響之處已經無法知道，古辭和袁辭都不存在了。齊、梁續作者顯然都是模仿鮑照的。除《行路難》之外鮑照還有《雉朝飛》、《梅花落》、《淮南王》等首，題是樂府舊題，詩體卻是前所未見的七言或以七言為主的雜言。這種詩體是整齊的五言詩和舊體七言詩的解放，鮑照的慷慨奔放的感情得到這種最適合的表達形式之後就更顯出風起雲飛的異彩。對於後代詩人（如李白）影響最大的也就是這一類。 鮑照除向古代樂府民歌吸取營養之外，也受到當時民歌的影響，他的五言四句的短詩二十餘首，形式就是從江南民歌來的。鮑詩也寫男女的愛情，多屬仿民歌之作。麗詞和艷情在鮑詩中並不遠於民歌的健康情調，到梁、陳宮體中就成為淫靡腐朽的惡詩了。 鮑詩中間或出現專事清綺的一種，如《玩月城西門廨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等句，就和謝朓的詩相類，這種詩在鮑照並非常格，不過也值得舉出來，以見其和齊、梁新體的一點聯繫。 鮑詩今存約二百首，據虞炎《鮑照集序》，鮑照身後著作散佚，收集起來的不過半數而已，但已經見出其包羅宏富，向多方面發展，對後來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他的最重要的成就當然還是樂府詩，可以和曹植並駕齊驅。 謝朓是鮑照以後的南朝最優秀作家，不過和有大家氣派的鮑照相比，作品的內容不如鮑詩豐富。謝朓是「永明體」的代表詩人，「永明體」講求音韻鏗鏘，平仄調協。謝朓有些作品和諧合律，已經和唐代的「近體」詩相似，所以宋人有詩云：「玄暉詩變有唐風。」王闓運《八代詩選》將齊以後這一種和唐人近體詩比較接近的稱為「新體詩」。謝朓的新體詩如《入朝曲》、《離夜》等首確是很象唐人的律詩。「新體詩」中包括五言四句的短詩，謝朓有一些樂府詩用這種體，仿自《吳聲歌曲》。如《有所思》、《玉階怨》、《王孫游》等首出語天然，情深味長，對於唐人五言絕句極有影響。 「新體詩」在謝朓集中只是少數，不過他的古體詩中也常常有些片段合於新體詩的標準(14)。總之，無論新體古體，音律的調諧確是謝朓詩的特點之一。齊、梁人極推重他的詩，和這個特點大有關係。沈約《傷謝朓》詩云：「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上句正是讚美這一特點。 在內容上，自然景物的描寫是謝朓詩的主要部分。傳誦的名句都屬模山范水之作。《詩品》說「其源出於謝混」。但也不免受謝靈運的影響，他常常將靈運的詩句變化運用。（例如靈運詩云「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謝朓詩云「首夏實清和，余春滿郊甸」。靈運又有句雲「既露干祿情，始果遠遊諾」，謝朓詩云「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前一例是變其意，後一例是用其調。）不過謝朓所仿效或吸取於前人的並不限於一二家，如《大江流日夜》一首最為渾壯，是學建安人詩，《入朝曲》風調高華，很像曹植。《宣城郡內登望》一首氣格蒼莽，又和鮑照相近。《始出尚書省》、《游山》等詩，研煉精實，又似受顏延之的影響。總之，謝朓詩漸啟唐風而去古未遠，他的時代正是新舊變化之際，所以如此。 謝朓詩風格秀逸，雖不廢雕刻和藻繪，還能夠歸於自然和清綺，所以有動人之處，使唐代大詩人李白、杜甫也擊節稱賞(15)。但題材不豐富，所寫限於個人生活的圈子，而生活圈子又不廣大，雖然不乏情致，究竟變化太少，甚至令人覺得「篇篇一旨」(16)。所以成就不能和鮑照相比。 四 梁代的詩沿著「轉拘聲韻，彌尚麗靡」(17)的道路發展。梁初的作者，江淹雖過於熱心仿古，畢竟意境比較深，也比較有骨力。可是他的詩無甚影響。當時有影響的詩人是沈約。沈約是發明四聲，制定「八病」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影響就在聲律宮商的技巧和數典用事的功夫。那時的詩壇完全讓形式主義做了統帥，確實是到了詩的衰弱時期。當時一般作家的集子裡都填塞著應酬詩、詠物詩、擬古詩。甚至出現「縣名詩」、「藥名詩」、「獸名詩」、「鳥名詩」、「車名詩」、「船名詩」等詩題。這是編押韻的類書，作無聊的消遣。可見得作家生活的空虛。 梁簡文帝提倡新體，好作艷詩(18)，庾肩吾、徐摛等人推波助瀾，產生了「宮體」詩。宮體詩是用雕藻浮華的形式寓色情放蕩的內容，反映統治階級極端腐朽的生活和病態的思想感情。標誌著詩的墮落，不僅是衰弱了。這種風氣，陳、隋兩代繼續發展，相沿近百年。 當時能夠自拔於這種風氣之中有所樹立的作家是太少了。何遜、陰鏗也只是在山水詩中稍稍有一些清爽氣息。在那樣時代里的作家，如果生活沒有巨大的改變，縱使天才過人，也不可能有傑出的成就。庾信的作品之所以能比較深刻地反映現實，有較高的藝術成就，主要由於生活改變引起思想感情的變化，如果沒有這種變化，他的成就也不會超出徐陵等人的水平。 庾信生活的變化開始於四十三歲。在此以前他是梁朝宮廷的文學侍從之臣。做過簡文帝的抄撰學士。集中有一些宮體的詩賦和一些「奉和」簡文帝和元帝流連光景的詩，都是早年「浮艷」之作。公元五五四年，庾信由江陵出使西魏，被強留在長安，接著在強迫下做了北周的官。這是喪失民族氣節的行為，對於庾信既是恥辱又是痛苦。他被強留在北方二十八年，在這期間的作品主要表現了悲痛亡國、怨羈留、思故土的情感和對於自己貪生失節的譴責。這些情感的集中表現就是《哀江南賦》和《詠懷》詩，但在其他許多作品裡也隨時流露。 「娼家遭強聘，質子值仍留」（《詠懷》），「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贈司寇淮南公》），是自述被迫仕周。「唯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木皮三寸厚，涇泥五斗濁」（以上《和張侍中述懷》），是自責腆顏事敵。「抱松傷別鶴，對影絕孤鸞」，是不忘故君之詞。「不言登隴首，唯得望長安」（以上見《詠懷》），是羈留之恨。「還思建業水，終憶武昌魚」（《言志》），「仿佛新亭岸，猶言洛水濱」（《率爾成詠》），是故土之思。「胡風幾時應盡，漢月何時更圓」（《怨歌行》），是望歸之心。「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是絕望之痛。「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詠懷》），「見月長垂淚，花開定斂眉」（《傷往》），是深愁永恨的總述。這些詩不止是寫出了身世之痛，也流露著故國之思。這些情感往往難於自由傾吐，不無隱避壓抑之處，典故和比興也增加其隱曲，但蒼涼沉鬱，情真語摯，感人的力量還是強烈的。 梁、陳的詩一般都是柔弱的，庾信的詩體也就是梁、陳人的詩體，但筆力的雄健遠遠超過同時的作家。七言如《燕歌行》可以上追鮑照，五言如《詠懷》令人聯想杜甫。所謂筆力也是由於感情充沛形成的，並非由於鍛煉之功。歸根結柢還是決定於作者的生活。 杜甫在《詠懷古蹟》詩中道：「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在《戲為六絕句》里又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說明了庾詩的成就在晚年，也說明了他的生活遭遇決定了他的藝術成就。 北朝作家詩師法南朝，並無顯著的特色。除庾信外也沒有突出的成就。但是北方的民歌卻表現伉健、直率、粗獷的獨特面貌。梁《鼓角橫吹曲》中保存了六十多首北歌，就這些歌辭看來，除二三曲可能是沿用漢魏舊歌外，都是北朝民間所產。這些歌辭是現存的北朝民歌的主要部分。其餘大都被收入《樂府詩集》的《雜歌謠辭》和《雜曲歌辭》。 北方民歌題材廣泛，反映了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這一點和漢樂府民歌相似。與戰爭有關的詩以《木蘭詩》為最重要，這首詩中的女英雄既勇敢又機智，反映人民的種種優良品質，而且功成不受賞，簡直就是左思所歌頌的高尚人格。這個故事的創造和對於這個女英雄的歌頌，反映了勞動人民反對侵略戰爭的立場和追求和平勞動生活的理想。另一首民歌《隴上歌》歌頌壯士陳安的勇猛善戰。此外如《企喻歌》是描寫從軍生活的，《隔谷歌》是反映俘虜生活的，單是戰爭一類已經顯得相當豐富。其餘如歌唱寶刀、駿馬的《琅邪王歌》，歌唱騎、射的《折楊柳歌》和《李波小妹歌》都見出北人豪勇的風俗。這種內容形成北歌的最大特色。 《雀勞利歌辭》云：「雨雪霏霏雀勞利，長嘴飽滿短嘴飢。」《幽州馬客吟歌辭》云：「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雖然是極短小的歌辭，卻反映出貧富不均的矛盾。北方遭外來的蹂躪，除增加人民的饑寒之外也逼得人民流離遷轉。這在民歌里也有反映。《紫騮馬歌》云：「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所寫似屬大亂中的流亡，不象平常的遊子詩。《琅邪王歌》中有一首道：「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強。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這一首反映「五胡亂華」時期一種特殊背景，也不是泛泛的羈旅之詞。當時人口遷移，往往數千百家組織起來。平民不得不依附大族同行，因為大族帶著部曲，旅途比較安全，到了異鄉也可依靠。不能或不肯遷移的往往保聚以自衛，保聚的方法是糾結上千的人，依山阻水，建築一個「塢」，也稱作「壁」或「堡」、「壘」，聚積兵器食糧，推舉出「塢主」作領袖。強有力的塢堡就成了獨霸一隅的地方武裝集團（以強宗豪族為核心），流人來依附的往往很多。本篇所謂「主人」可能指逃難時擁有部曲的大族，也可能指保聚自衛的塢堡主。（無論是哪一種「主人」，都必須是「強」的，不強就不能保障安全，避免劫掠。）從第三句的比語看來，更象是指塢堡主。保聚是為了抵抗「胡人」的，參加保聚不僅是消極的避難，而且意味著抗「胡」，無怪其有自比「猛虎」的氣概了。 反映戀愛和婚姻的詩在北歌中也不少，往往直率痛快，和南方民歌宛轉纏綿的風格不同。如「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嫗」（《捉搦歌》），「月明光光星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地驅樂歌》），真是「沒遮攔」的表情法。北歌語言質樸往往如此，和南歌的艷麗顯然不同。 以上把漢魏六朝詩的重點部分，簡括地作了一些說明，作為本書的前言。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