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詩論叢 · 七言詩起源新論
引言
本刊（《國文月刊》）的讀者劉煦堂君來信說：本刊第六期《樂府與五言詩》一文引起他探索七言詩起源的興趣，希望我覆信就這個問題詳細談談，並要我將對這個問題敘得較詳確的中國文學史和單篇文章介紹給他作參考。我的見聞很隘陋，曾否有人發表過關於這一個題目的論文，實無所知。至於時賢所著的本國文學史，我讀過的也不多。就我所見到的幾部說，其中頗有我所佩服的。但是恰恰關於劉君所要參考的部分，我找不出可以介紹的來。
七言詩是怎樣起來的？起於什麼時候？有些文學史對此並無敘述，雖然同樣問題關於五言詩的，大多辟有專章。（它們詳於彼而略於此，未必由於著者有什麼輕重成見，不過因為七言詩的來脈不像五言詩那樣清楚，不大容易交代明白罷了。）至於稍稍論到這問題的書，對這問題的解答似乎只有兩種：一是指出一二首真偽尚成問題的七言詩歌（如《玉牒辭》等）作為七言詩之祖，另一種是認為七言詩從楚辭系的詩歌蛻變而成。前者自然不可信從，後者也還不成定說。這問題是很可以討論一番的。我對此有一點粗淺的意見，很願意借答覆劉君的機會，寫出來請大家指教。現在分幾部分來談。
一 七言詩由楚辭系蛻變說之疑問
明胡應麟《詩藪》以《九歌》為七言詩所自始，他是將《垓下》、《大風》一類的騷體詩歌也稱為七言詩的，無怪其然。至於像曹丕《燕歌行》那樣句體完整的七言詩，現代的中國文學史著者也有認為淵源於楚辭的，如梁任公先生《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陳鍾凡先生《漢魏六朝文學》、容肇祖先生《中國文學史大綱》及日人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概說》等書均有說。綜觀各家的論據，有兩個重要之點：
一、楚辭句法和七言相近，由楚辭渡到七言詩其勢甚順。（參看《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二、漢人七言詩有雜「兮」字的，可見出七言詩由楚辭蛻嬗的痕跡。
所謂楚辭句法和七言詩相近者，約有下列數式。隋譯《中國文學概說》云：
七言詩，我想或系由楚歌系變化者。蓋因在「□□□兮□□□」之「兮」上，填一有意味的字，則生七言……
《中國文學史大綱》云：
七言詩大概是從楚聲起的，《九歌》中的《山鬼》《國殤》已有近於七言體的趨勢。楚漢之際項王的《垓下歌》，高帝的《大風歌》，都是漢代七言詩的濫觴。
《山鬼》、《國殤》的句子也就是「□□□兮□□□」式，上兩說都認為此種句式近於七言，為七言詩所從出。按楚辭「兮」字本為托聲字，有時兼有文法作用。本刊第五期聞一多先生《怎樣讀九歌》文中，以虛字代釋《九歌》，謂「若有人兮山之阿」猶「若有人于山之阿」，「操吳戈兮被犀甲」猶「操吳戈而被犀甲」。這也可以幫助說明《山鬼》、《國殤》的句式之近於七言。——這是第一式。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云：
楚辭《招魂》篇「魂兮歸來入修門些」以下若將每句「些」字刪去便是七言詩，《大招》篇每句刪去「只」字亦然。
按此說古人已有之，《日知錄》卷二十云：「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詩。」這是梁先生說之所本。《九章》「後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諸句也屬於這一類。——這是第二式。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注云：
《九辯》的「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懌，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若將「兮」字省去便是七言。
按《招魂》篇的「亂」中有「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二句亦是此類。——這是第三式。
此外還可補充二式：
仿第二式，從《天問》篇也可以找到近似七言的句子，如「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等句去其「之」字，「厥萌在初，何所憶焉」，「璜台十成，誰所極焉」等句去其「焉」字，也成七言。——這是第四式。
《離騷》、《九章》、《九辯》中時有「□□□□□□□兮」式的句子，若刪去「兮」字，也成七言。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吾將盪志而愉樂兮」，「萬變其情豈可蓋兮」，「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白日晼晚其將入兮」等——這是第五式。
除此之外在楚辭里還可以找到許多現成的七言句，如「夫惟捷徑以窘步」，「夕餐秋菊之落英」，「惟此黨人其獨異」，「吾將遠逝以自疏」等見於《離騷》；「吾方高馳而不顧」，「固將愁苦而終窮」，「固將重昏而終身」，「至今九年而不復」等見於《九章》；「冬又申之以嚴霜」，「恨其失時而無當」，「后土何時而得漧」，「鳳愈飄翔而高舉」，「何雲賢士之不處」，「陰陽不可與儷偕」，「明月銷鑠而減毀」等見於《九辯》。
由此看來，所謂楚辭句法和七言相近，自可相當地承認，不過若因此便認為七言詩和楚辭有怎樣密切的關係，就大有疑問了。
從上面所舉的例子，可以見到楚辭中全篇句式皆和七言相近的只有《山鬼》和《國殤》。而《山鬼》、《國殤》的句子，雖近於七言句，實在說來，這種七言句和七言詩里的七言句並非一類。七言詩的句子除極少數的變格外，都是上四下三。而《山鬼》、《國殤》的句子是上下各以三字為一截，中間用「兮」字連接起來。如把這種句子（或將「兮」字代以虛字）吟諷一番，便可覺察它和七言詩句的差別了。——七言詩句念起來前四字須兩字一頓，用圖表示應該是「□□——□□——□□□」，而《山鬼》、《國殤》的句子便無法念成這樣子。
所以《山鬼》、《國殤》演化為三言詩是很自然的，（漢《郊祀歌》中《練時日》、《天馬》等篇即由此出）而變成七言詩，就不見得有同樣的可能性了。
除此以外，上文所舉的那些七言和近於七言的句子，不過是散見於楚辭各篇，若是將這些散見的七言和近於七言的句子指為七言詩之源，那就不如上溯到《詩經》了。
《詩三百篇》里不乏近於七言的句子，如從「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漢廣》），「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王風·采葛》），「胡瞻爾庭有懸貆兮」（《魏風·伐檀》）等式的句子去掉托聲字，或是「嗟行之人，胡不比焉」（《唐風·杕杜》）和「閔夷既悅，如相酬矣」（《小雅·節南山》）一類句子去掉末尾的虛字都是七言，和上文從楚辭所舉的例子，並沒有什麼區別。至於現成的七言句，見於《周頌》的如「學有績熙於光明」（《敬之》），見於《大雅》的，如「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今也日蹙國百里」（《召旻》），見於《小雅》的，如「如彼築室於道謀」（《小旻》）、「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和「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見於《國風》的如「式微式微胡不歸」（《邶風·式微》）、「彼其之子美如英」（《魏風·汾沮洳》）、「人之為言胡得焉」（《唐風·采芩》）和「交交黃鳥止於桑」（《秦風·黃鳥》）等，較諸楚辭里的七言句也不算怎麼少了。
《詩經》里既然也有不少七言和近於七言的句子，或比楚辭更有資格做七言詩之祖罷。不過上面這一段話意思僅在說明和七言相近的句子並非楚辭所獨有，楚辭和七言詩接近的程度並不特別高而已，並非要為《詩經》爭什麼地位。無論楚辭或《詩經》，其中既無完整的七言詩，至多也只能算作七言詩的遠祖。如為七言詩認了這樣的遠祖，不能就算明白了它的世系，對於了解七言詩體如何成立，還是沒有幫助。我們須認識和它較近的先代才有用處。這是下面的文章，此處暫且不談。現在再看一般認為七言詩由楚辭系蛻化的步驟是怎樣的？
陳鍾凡先生《漢魏六朝文學》云：
七言詩是從楚調詩變來的。最初漢人做的七言詩，如高祖《大風歌》，武帝《瓠子歌》、《秋風辭》、《天馬歌》，昭帝《黃鵠歌》、《淋池歌》及李陵《別歌》等，皆每句中間夾用「兮」字，這是第一期的七言，中間惟有司馬相如《琴歌》夾用無「兮」字句。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其翱翔」。中間三句不用「兮」字，夾置於一首之中。至東漢安帝時張衡作《四愁詩》除第一句外，其餘皆為七言。如一思曰：「我所患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消遙，何為懷憂心煩勞？」以下三首皆一例用「兮」句起，用七言句接，這是由楚詞派變成七言詩的遺蹟，可算得第二期的七言詩。至曹子桓作《燕歌行》，七言詩乃完全成立。
《中國文學概說》云：
唐山夫人的《房中祠樂》中「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一首，上二句偶成七言，下半依然是楚歌形。又如《漢書·烏孫傳》所載烏孫公主之作「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云云六句，雖然也是楚歌形，但若除去「兮」字，則七言詩就成立了罷。如《文選》所載後漢張衡的《四愁詩》四首，每篇自七言七句構成，而僅其第一句如「我所思兮在太山」取楚歌形，其餘都是純粹的七言詩。把這些過渡的作品看一看，則其發達之跡，大概可以探索得到吧。
如將這些話和梁任公先生「秦漢間詩歌皆從楚辭蛻嬗而來」（《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之說參合起來看，似乎從楚辭漸變到曹丕的《燕歌行》，有一個清清楚楚的程序。不過事實上這個程序恐只是一個錯覺而已。（構成這個錯覺的重要的因子便是張衡的《四愁詩》）。
假如騷體詩漸變為七言的步驟果如上文所引之說，那麼早則在張衡《四愁詩》之前，遲則在曹丕《燕歌行》之前，便不會有七言詩了，而事實上怎樣呢？
在這裡且不必去談那些真偽成問題，時代難確定的《飯牛歌》、《雞鳴歌》、《柏梁台詩》等等，也不必舉那些算不得詩的字書如司馬相如《凡將》、史游《急就》和緯書中的韻語。七言的歌謠現在也暫不提。我們只消將史書中所著錄的有主名的《七言》列舉一下，對於這個問題，也就可以找著答案了。
《漢書·東方朔傳》說東方朔著有「《八言》《七言》上下」，據晉灼的解釋就是「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這是西漢已有七言詩的明證。（東方朔的《七言》現存一句，見於《文選》李善注。）而同時的董仲舒也曾作《七言琴歌》二首。（《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
稍後，劉向也有《七言》，現存四句，也見於《文選》注，現在將它們抄在下面：
山鳥群鳴我心懷。（見嵇叔夜《贈秀才入軍》第三首注）
博學多識與凡殊。（見張平子《西京賦》注）
朅來歸耕永自疏。（見顏延年《秋胡詩》及張景陽《雜詩》注）
安座從容觀詩書。（見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箋》注）
東漢東平憲王蒼曾作《七言》，見《後漢書》本傳。
崔駰亦有《七言》，「皦皦練絲退濁污」一句見《文選》郭泰機《答傅咸詩》注引，「鸞鳥高翔時來儀，應治歸得合望規，啄食揀實飲華池」三句見《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其餘杜篤、崔琦、崔瑗、崔實等人，都曾作過七言，並見《後漢書》本傳。劉蒼、杜篤、崔駰都在張衡之前，崔琦、崔瑗、崔實也都在曹丕之前。
根據上面所舉的事實，是否可斷言七言詩在張衡、曹丕之前已經發生呢？上文所述如有些人所想像的那個從楚辭漸變為七言詩的程序，是否靠得住呢？
我們在這裡暫且提出這一二個簡單的疑問，以明七言詩由楚辭系蛻化之說的不可信。在下面的討論中將會發現其他的理由，加深我們對此說的懷疑。
二 「七言」與七言詩
也許有人要問：「你所說的這些『七言』既然沒有一首完整的留存在世間，你能斷言它們和所謂七言詩者確是一樣的東西麼？」這疑問是該有的，因為兩漢的那些「七言」在當時似乎不稱為詩歌。我們試看《後漢書》卷七十二《東平憲王蒼傳》：
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
又卷八十九《張衡傳》：
所著詩，賦，銘，七言……凡三十二篇。
皆於詩歌之外，別著七言，可見七言不在詩歌之列。（《國學叢編》第一期第三冊吳承仕先生《齋讀書記》有「七言不名詩」之說，可參看）不獨七言如此，後漢書卷七十下《班固傳》云：
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又卷一百《孔融傳》云：
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凡二十五篇。
可知「六言」也不叫做「詩」。原來那時只承認四言，騷體和五言是詩歌正體。六言和七言雖有作者還不普遍，一般人並不當它是詩。不過就其實質而論，卻沒有理由否認它是詩。上文所引劉向的《七言》雖然只是寥寥幾個斷句，七言的體制卻不難由此窺見。其中以「殊」「書」「疏」為韻者顯然同出一篇，形式上它與後世的七言詩應無分別，可以斷言；至於內容，從「山鳥群鳴我心懷」「朅來歸耕永自疏」等語看來，它們既非諺語，又非歌訣，分明是抒情的。如何能說不是詩呢？（從崔駰的《七言》也可以得同樣的印象。）我們還可以拿「六言」來作一番比較。「六言」和「七言」在當時地位是相同的。孔融的「六言」現存三首，其第三首云：
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國無私。滅去廚膳甘肥，群僚率從祈祈，雖得俸祿常飢。念我苦寒心悲。
將孔融這首《六言》和他的五言詩相比較，除每句多一字外，不過用語較為淺俗而已，更無其他區別。按後世的標準說，它自然是詩，由六言也可以推論七言。
因此我們可以推想當日七言不名詩，僅僅乎因為七言不是向來所謂詩的形式，並非在內容上，七言只限於寫另外一種東西。上文提到董仲舒曾作《七言琴歌》，《後漢書》卷九十上《馬融傳》載馬融的著作也有《七言琴歌》。《琴歌》是詩，毫無問題。兩漢《琴歌》的正體用騷體，觀司馬相如和蔡邕所作可知。這裡加上「七言」二字，不過表示它有異於正體而已。由此也可以明了「七言」和正體詩的區別全在形式而不在內容。董仲舒、馬融的《琴歌》和司馬相如、蔡邕的《琴歌》同一題材，在形式上雖可別為二體，在內容上能說是兩類麼？
再看晉傅玄《擬張衡四愁詩》的序文：
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
可知一般人認為七言詩之始的《四愁詩》，它的體裁正是「七言」之類。如我們承認張平子的《四愁》是詩，便不必懷疑「七言」是不是詩了。
所以「七言」在兩漢雖不「名」詩，「七言」確實「是」詩。
七言是早在西漢已經產生的新詩體，不過當時只有少數好奇趨新的人，將它拿來運用，一般人對這種新詩體卻頗為歧視，不肯認為詩的一類。歧視的原因是覺得它不登大雅，從傅玄《擬四愁詩序》，「體小而俗」的話可以看出來。傅玄是肯做七言詩的人，對於七言尚且有菲薄的話，一般人的意見，可想而知，晉人如此，漢人的意見，更可知了。
看不起七言詩體，不只是兩漢魏晉的人如此，南北朝人也還是如此，宋湯惠休是做七言詩的，顏延之便說他的製作是「委巷中歌謠耳」。鮑照也是做七言詩的，顏延之也就將他和惠休等量齊觀。後來《文心雕龍》和《詩品》的著者，都不曾將七言詩看在眼中。鍾嶸評鮑照的詩說「頗傷清雅之調」，諒亦兼指他的七言詩，和傅玄說張平子《四愁詩》「體小而俗」是一樣的意思，都是覺得七言之體難登大雅。
七言詩獲得地位是陳隋以後的事。姚思廉《陳書·江總傳》：「少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始以七言與五言並舉。這可以代表唐初人的觀念。不過其他崇古的人還覺得七言的地位比五言低得多，如李白即曾說：「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詩》引）
七言詩體為什麼在漢魏六朝時那樣被歧視呢？討論到這一層，便重又接觸到它的起源問題了。
原來七言和五言一樣在起初都是「委巷中歌謠」之體，五言詩體初被文人應用是在東漢時，並不比七言早些，但因為樂府中所收的歌謠多五言，五言普遍得很快，到魏晉已經升格為詩歌的正體了。七言雖早已有人用之於詩，但並未能流行起來。未能流行起來的原因，我想一是兩漢的那些「七言」中佳制太少，除張衡的《四愁詩》外很少流傳人口，因而不曾引起多數人仿作；二是七言歌謠在漢時不曾有一首被采入樂府，沒有音樂的力量來幫助它傳播，自然難於普遍。後者應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中國文學史上，凡是普遍的詩體，莫非出於樂府，即初時皆借音樂的力量而流傳。七言的樂府辭應以曹丕的《燕歌行》為第一首，這是文人偶然仿歌謠而製作的樂府辭，當時也沒有別人做，並不普遍。晉宋時《白紵》等舞歌是七言，但也並不甚多。所以到湯惠休鮑照的時代，七言仍只流行於委巷歌謠中，七言的身份仍然是民間體，在士大夫眼中仍然是「俗」的。所以湯、鮑偶然仿作仍然不免於被顏延之那樣的貴族詩人所輕蔑譏評。
至於楚辭體，早已用於廟堂文學，是早已受人尊敬的了。假如七言詩是從楚辭系蛻化出來的，那麼七言在唐以前被歧視的緣故，便不可解釋了。這也是七言由楚辭系蛻變說的一個疑難。此說以張衡的《四愁》為傅會的根基，而不知《四愁》在意境上是近於歌謠而遠於楚騷的，體制上亦然（下文有說），否則便不會得到「體小而俗」的考語了。
三 謠諺與七言詩
上文說七言詩體本出於委巷歌謠，這還不過是一個假定，這個假定能否成立，還須看考查事實的結果。首先我們得看看七言在謠諺中發展的情形。
先秦歌謠以四言為主，間或有以七言為主的，如《禮記·檀弓》所載的《成人歌》：「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
戰國末有以七言為主的勞動歌曲，從荀卿的《成相辭》可以知之。《成相》之「相」就是《禮記·曲禮》篇「鄰有喪，舂不相」的「相」，據鄭玄注「相」是「送杵聲」。人在勞動時常有謳歌，建築工人杵地時必有「杭唷」之聲，其曲即謂之「相」。《成相辭》諸章屢以「請成相」三字起頭，這三字，據盧文弨說就是「請奏此曲」的意思，所以知道《成相辭》是採用民歌的體式和腔調的。從它復沓的形式也可以看出來。其第一章云：
請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侲。
其結構以七言句為主體是很顯明的。至於完整的七言歌謠，在漢以前似無有。寧戚《飯牛歌》「南山矸」一首出應劭《三齊記》，「滄浪之水」一首出《藝文類聚》，都不一定可靠。
現存的歌謠中漢初似尚無完整的七言。《文選》陸士衡《輓歌詩》注及《草堂詩箋》二四引崔豹《古今注》《薤露歌》云：「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生一去何時歸！」七言三句。但《樂府詩集》載此詩無「朝」字，崔豹又謂《薤露》、《蒿里》本是一曲。故原詩未必全為七言。《樂府詩集》又有《雞鳴歌》，趙翼《陔余叢考》謂為漢初歌謠，梁啓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認為東漢末作品，時代也不能定。武帝太初中謠「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荊棘亂相系，當有九虎爭為帝」出於《拾遺記》，亦不足據。直到漢成帝時方見一首《樓護歌》（見《漢書》卷九十二《遊俠·樓護傳》）只一句云：
五侯治喪樓君卿。
和一首《上郡歌》（見《漢書》卷七十九《馮野王傳》）：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後一首還雜入兩句三言。不過以三三起頭是七言歌謠和後世七言詩的常例，這一首也可以認為完全的七言了。至於完全七言的諺語較為早見，《漢書》卷五十一《路溫舒傳》載路溫舒上書引諺曰：
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此諺亦見《說苑》。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云云，亦用此諺而變其句法。可知此諺產生於武帝時，或武帝前。
就現存的謠諺看來，西漢時七言還很少，在成帝以前只能確信有七言的諺語而七言的歌謠有無尚難斷言。不過從謠諺以外的材料觀察，武帝時七言在歌謠中必已甚普遍，完全七言的歌謠在這時必已流行。
漢樂府中有不少的七言句，《鐃歌》中如《艾如張》：「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上之回》：「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戰城南》：「野死不葬烏可食……腐肉焉能去子逃……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為忠臣焉可得。」《有所思》：「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臨高台》：「下有江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等等皆是。漢《鐃歌》的時代雖不一致，其中有一部分為武帝時的歌辭是無疑的；《鐃歌》的內容雖雜，其中有一部分是民歌，也是無疑的。
又《相和歌》古辭《董逃行》「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言……採取神藥若木端，……奉上陛下一玉柈，……陛下長與天保守」等句亦是七言。《相和歌》現存古辭本是「漢世街陌謠謳」（語見《宋書·樂志》）。《董逃行》據「樂府原題」是作於漢武之時。早於此者尚有《薤露》、《蒿里》二曲（據《古今注》均出田橫門客）前者全首四句，七言占一半（據《樂府詩集》）。後者也是四句，七言占其三。由這些例子看來，到武帝時民間歌謠中，七言一定是常見的。
前面曾提及司馬相如的《凡將篇》，這是一部以七言為句的字書，是口訣文體。後來元帝時黃門令史游規模《凡將》作《急就篇》，書中大部分亦用七言。（《凡將》文句傳者雖少，尚可考見，《急就》現存。）這都是教蒙童的書，所以用口訣。口訣的作用是便人記誦。編口訣的人絕不會自創一種世人不熟習的韻文體，他們所用的必是「街陌歌謠」中流行的形式，誦讀起來才容易順口成腔。秦代的《倉頡篇》四字為句，戰國時的《史籀篇》據王國維先生說體制當同。《凡將》、《急就》不依前人體例作四言，而故意改為七言，若非為了便利流俗，為的是什麼呢？（司馬相如似乎是喜用民間體的作家，他的《琴歌》即於騷體中雜七言。漢《郊祀歌》有一部分是相如做的，《天門》、《天地》等篇有很多的七言句，大約即出於相如之手。）我們由《凡將》、《急就》等口訣的形式，可以推想當時七言歌謠必已流行。
又《漢書·東方朔傳》載東方朔射覆語云：「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促促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東方朔口占這四句韻語，亦必不是自創之格，我們相信這是當時「街陌」流行之體，流行之腔調，作者平昔習慣於唇吻之間，所以衝口而出。（東方朔曾作《七言》上文已提及）射覆的事是東方朔滑稽故事之一，正因為是「街陌」流行之體，用於宮庭中方見滑稽趣味，猶之乎今日的紳士偶然仿《蓮花落》調子說話，亦可以逗笑樂也。由此也可以推想當時七言歌謠的流行。
現存的西漢歌謠是極少的一部分，我們要觀察當時歌謠的體制，從現存的寥寥幾首中絕不能見其全，所以不得不根據其他材料來推測。可惜的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那些吳楚燕代各地的歌詩謳謠全都佚去；否則可以添出二百多首西漢歌謠供我們研究，我們的了解當然要清楚得多了。
東漢七言歌謠現存者較多，據丁福保《全漢詩》，光武時有《董宣歌》、《郭喬卿歌》。和帝時有「城上烏」謠。安帝時有《陳臨歌》（二首）及《黎陽令張公頌》。桓帝時有《范史雲歌》、「小麥青青」謠、「游平賣印」謠、《京都童謠》、《任安二謠》、《二郡謠》。獻帝時有《建安初荊州童謠》及《閻君謠》。共十四首。
東漢七言諺語，據丁輯有「戴侍中」、「井大春」、「劉太常」、「楊子行」、「許叔重」、「馮仲文」、「魯國孔氏」、「胡伯始」、「考城諺」、「帳下壯士」、「繆文雅」、「許偉君」、「王君公」等共十三首。
東漢是五言樂府已盛，五言詩已萌芽的時代，但樂府以外的五言歌謠卻不如七言的多。據丁輯東漢五言歌謠僅有《涼州歌》、《崔瑗歌》、《吳資歌》（二首）、《陳紀山歌》、《城中謠》六首。和七言相較不及二之一。五言諺語僅有「紫宮諺」、「縫掖」、「時人語」三首，僅及七言諺語四之一。再據《全漢詩》比較這時雜言歌謠中五七言句的數目，七言共十四句五言八句。雜言諺語中七言句三，五言句無。可知在這時的謠諺中，七言實較五言普遍。
兩漢七言歌謠大都是每首一句至三句。最長的四句，只二首。長一點的七言歌謠到晉代才多起來，如《并州歌》、《豫州歌》、《隴上歌》、《大風謠》等皆四句以上。《隴上歌》不但較長，情事亦較複雜，其詞云：
隴上健兒曰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驄駿馬鐵鍛鞍，七尺大刀配齊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盪九騎留，棄我驄攀岩幽，天非降雨迨者休。阿呵嗚呼奈子何！嗚呼阿呵奈子何！（據《趙書》）
《晉書·載記》曰：「……安善於撫按，吉凶夷險與眾同之。及其死，隴上為之歌。曜（劉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這也許是七言歌謠入樂府的第一首罷？（假定《薤露歌》非七言。）
我們對兩漢魏晉的謠諺作一番考察之後，發現幾個特可注意之點：
一、七言謠諺中很多以一句成章的，為三四五六言所無，騷體歌詩亦無此例。大概七言句音如特別緩長，一句就可以詠唱，（往往句中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兩句也許就是復沓了。（七言詩中有短至兩句的，如後漢李尤的《九曲歌》云：「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因為它短，向來以為是殘缺不完的詩，其實這在歌謠中是極普通的。）這是七言詩的特點。這可以說明七言歌謠和早期的七言詩為什麼每句都押韻，而每一篇的句數不論奇偶都可以，不似三四五言的詩絕不能每句押韻，且每篇句數多為偶數。（南朝小樂府中五言歌辭間有以三句成篇者，為極少數的例外。）尤其是那個很特別的詩體——七言聯句的由來可從此得一解釋。七言聯句是每人做一句詩，和他體聯句不同，原因是七言詩一句即可算得一章，雖然名為聯句，事實上倒是復疊，是唱和。這種體最先有傳為漢武帝君臣所作的《柏梁台詩》，其後有謝安叔侄的《詠雪聯句》。《柏梁台詩》疑者甚多。但是並未能確證為偽作。顧炎武以來認這篇詩是偽作的，不過因為題下所注作詩年代為「元封三年」，詩中所注作者名字中又有「梁孝武王」，而梁孝武王是在孝景帝時已經死了的。其餘作者有「光祿勛」、「大鴻臚」等官，這些官名又都是太初元年所更名，不應在元封中預書。但原來記載這篇詩的《三秦記》早已亡佚，原書是否有這樣的注還是疑問。近人日本鈴木虎雄說宋敏求《長安志》所引《三秦記》無「元封三年」字樣，也沒有梁孝王名字，但稱梁王（胡光煒先生《中國文學史》引其說）。可見原書的附註所傳不一，很難依據它斷定這詩的真偽。從文辭和體制看來，這詩可能產生在西漢時。至於郭舍人和東方朔的諧謔，有人以為有失君臣間的體統，因而疑及這篇詩。其實這並不成為問題，一則這兩人的身分本是弄臣倡優，說諢褻的話並不為奇。二則七言在當時尚為不登大雅之體，如柏梁台聯句果有其事，不過是以「打油」為笑樂而已，和作「頌」作「賦」完全不同。所以在全詩中，不獨郭舍人、東方朔兩人所作有欠莊重，丞相、大將軍和太官令的詩句都有詼諧意味。我以為這些諧謔成分倒可增加這篇詩的可信程度。後來謝家的聯句也是一時供笑樂的事，並非正正經經地作詩，從《世說》的記敘和詩句的本身都可以見出。
二、七言歌謠常常以兩個三言句起頭，從《越謠歌》以下，例不勝舉。在兩個三言句之間有時聯上一個「兮」字，例如《晉書·五行志》所載童謠「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一本無「兮」字。無「兮」字就成為兩個三字句，有「兮」字就是楚辭《山鬼》、《國殤》的句式。張衡《四愁詩》每章第一句作「□□□兮□□□」式，遂使人疑為楚辭形式之殘留，而造成七言詩由楚辭系蛻化的錯覺。那曉得這不過是三三句的變形，是從歌謠來的。三三句常用作七言歌謠的起頭，它的變形「□□□兮□□□」式亦用於起頭，《南風謠》如此，《四愁》亦如此。《文選》魏文帝《芙蓉池作》詩李善注引東方朔《七言》「折羽翼兮摩蒼天」句，一定也是起句。
三、七言句很早就用於歌謠，《詩經》中已不一見，到楚辭體產生的時候，七言在歌謠中已經占主要地位了，此後歷秦漢魏晉，七言一直是歌謠里最普遍的句式。可以見得在歌詠中七言句是很天然的，無待乎文人從楚辭體去改制。
四、七言謠諺和其他七言韻語之流行早於五言。（五言歌謠之始為漢成帝時的《黃爵謠》和《尹賞謠》，其他五言韻語在這時以前也不曾有過。）這可以打破「七言晚於五言」的成見。有些人泥於「文體由簡而繁」這一個公例，確信五言詩未產生以前絕不會有七言詩，對於產生較早的七言詩，便據這一個理由判定為不真，未免為自己的幻覺所欺騙了。
五、七言入樂府的時期很晚。文人製作七言的樂府歌辭始於三國，除魏文帝的《燕歌行》二首外繆襲有《舊邦》一首，為《魏鼓吹曲》辭之一，韋昭有《克皖城》一首，為《吳歌吹曲》辭之一。七言歌謠被采入樂府，直到晉代才有，以《隴上歌》為第一首。（《樂府·雜曲歌辭》里有一篇《東飛伯勞歌》雖相傳是古辭，實為南朝人詩，可不辯。）比之五言歌謠入樂的時期實在遲得多了。這是七言的幸運不如五言之處。五言歌謠入樂府在東漢時（想因當時流行的音樂最宜五言歌辭）。我們看東漢五言歌謠保存在樂府里的有那麼多，可想當時必有許多七言歌謠因為未得入樂而致亡失。現存的歌謠多靠史傳記錄，方得流傳。靠史傳記錄，當然寫定較遲。而且史書記錄歌謠和樂府搜集歌謠的標準是不同的，史書所錄只取其和政事有關，而樂府所收的歌謠多富於文學趣味。這個只須將樂府內外的五言歌謠作一比較就明白了。所以我們相信七言歌謠亡失的部分一定有許多敘寫「贈芍」、「採蓮」、「桑間」、「陌上」、「狹路」、「秦樓」，乃至「孤兒」、「棄婦」等類情事的文學珠玉。
歌謠入樂必須經過精選，也不免經過潤飾，其勝於一般歌謠是可以想見的。更因音樂的力量，流布廣遠，和文人接觸的機會便多起來，容易引起大批的仿作，自屬當然之理。五言「古詩」便是這樣產生的。五言在古代歌謠里的流行不及七言，五言韻語的產生後於七言，而五言詩之盛反早於七言，其原因繫於入樂的早遲是很明顯的。（晉宋七言詩稍盛，多為《燕歌》、《白紵》等樂府歌辭的仿作。）
未入樂府的歌謠被模仿的機會自然要少得多，所以七言歌謠的仿作在晉以前只見到《四愁》和《燕歌行》等少數的例子。兩漢的那些「七言」中諒不免有直接仿自歌謠的，可惜沒有完整的材料供我們研究，不能下什麼斷語了。
五言體從歌謠提升到文人詩里去，經過樂府的媒介，七言便不相同。大約七言體從歌謠升到文人詩里去，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直接的遠如《成相辭》，近如《燕歌行》。七言聯句，似乎也是直接仿效謠諺的遊戲詩。但七言體從謠諺升到文人筆下不一定都成為詩，它可以是歌訣，如《凡將篇》、《急就篇》等字書，上文已述及。道書中如《黃庭經》亦用七言韻語，或者也有歌訣的作用。這裡抄幾句《急就篇》示例，「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殊快意……」
也可以是銘辭。東漢有許多鏡銘皆是七言韻語，如尚方鏡六銘曰：
尚方御竟真毋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詳（祥），朱鳥玄武調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上有何人以為常？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數今（金）石如侯王。
又尚方鏡十一銘曰：
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流天下敖四海，非回名山采之（芝）草。壽如金石為國保。
這些銘辭語極淺俗，是當時模仿謠諺的新銘體。
也可以是評語。兩漢（尤其是後漢）盛行一種七字評，完全仿自民間的謠諺。西漢七字評如「欲不為論念張文」（《漢書》曰：成帝為太子，及即位，以張禹為師。禹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諸儒為之語云雲），「關西孔子楊伯起」（《東觀漢紀》曰：楊震少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堂桓郁，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云雲），東漢七字評如「難經伉伉劉太常」（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云雲）及「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范曄《後漢書》曰：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云雲）。這些評語或出「諸儒」或出太學生。而他們的範本就是《樓護歌》、《郭喬卿歌》、《二郡謠》等等。這些可以稱之為文人諺。
也可以是讖緯。讖緯本是童謠的變形，童謠多七言，所以讖緯亦多七言。光武初即皇帝位其祝文引《讖記》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緯書中有不少七言句，但很零散。讖辭之出於文人筆下者如《晉書》載王嘉所作《歌讖三章》，錄之以見其體：「帝諱昌明運當極，特申一期延其息。諸馬渡江百年中，當值卯金折其鋒。」「欲知其姓草肅肅，谷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金刀利刃齊刈之。」
也可以是雜著。如王逸所作《楚辭注》往往用整齊有韻的句子而贅以一個「也」字，如將「也」字刪去便成韻文。其七言者如《哀郢》注云：「哀憤結慮煩冤。哀悲太息損肺肝。心中詰屈如連環。……」《懷沙》注云：「言己憂思念懷王。佇立悲哀涕交橫。良友隔絕道壞崩。秘密之語難傳誦。忠謀盤紆氣盈胸。含辭鬱結不得申。誠欲日日陳己心。思念沉積不得通。思托要謀於神靈。雲師徑游不我聽。思附鴻雁達中情……」《思美人》注云：「草創憲度定眾難。楚以熾盛無盜奸。委政忠良而游息。地災地變始存念。臣有過差赦貰寬。素性敦厚慎語言。遭遇靳尚及上官。上懷忿恚欲刑殘。內弗省察其侵冤。專擅君恩握主權。欲罔戲弄若轉丸。不審窮核其端原。放逐徙我不肯還。……」王逸有七言詩《琴思》一篇，梁任公先生雲「疑亦某篇之注」。
又可以是賦的一部分。古的如宋玉《神女賦》中「羅紈綺績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二句。較近者如張衡《思玄賦》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只懷憂。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逾騰躍絕世俗，飄搖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回志朅來從玄，獲我所求夫何思。」（實質上這就是詩，不過名稱還不是詩罷了。所以選漢詩的往往收入此篇，題曰《思玄詩》。）
這些韻文的體裁均來自七言歌謠。詩人自然也不免因它們的影響而作七言。
此外還可以是假造的古詩歌或神仙詩歌，如應劭《三齊記》所載的寧戚《飯牛歌》，王嘉《拾遺記》所載的《皇娥歌》及《白帝子答歌》，干寶《搜神記》的《丁令威歌》，都可以認為記錄者或其同時人所假造。（作為假造者那個時代的詩歌還是有用的材料）不過這類詩歌不過是傳說或故事裡的一點點綴，造者也並不是要做假古董騙人，所以他們用的詩體也就是當時民間謠諺中流行之體。——這也可以作為七言體從歌謠直接升到文人筆下之一例。
四 結論
我們承認楚辭句法有近於七言詩之處，楚辭體未嘗無蛻變為七言詩體的可能，但雖有此可能，並未產生此事實。事實上七言詩體的來源是民間歌謠（和四五言同例）。七言是從歌謠直接或間接升到文人筆下而成為詩體的，所以七言詩體制上的一切特點都可在七言歌謠里找到根源。
所以，血統上和七言詩比較相近的上古詩歌，是《成相辭》而非楚辭。
至於七言詩產生的時期，應是西漢，不似一般所想像的晚到張衡時。東方朔劉向都是七言詩作者，各存有少數斷句。《柏梁台聯句》也可能是一首西漢詩。
一九四二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