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詩論叢 · 建安詩人代表曹植（一九二至二三一）
一
曹植的文學創作生活，如果從他十九歲（二一二）做《銅雀台賦》算起，共有二十二年，其初十年正當漢獻帝建安時代的後半，所以他也是「建安詩人」之一。
建安時代是怎樣的時代呢？
這時代正當大規模農民起義衝破了舊社會的秩序之後，帝王的權威垮了，地方官吏與豪右各各招兵買馬，乘機擴張勢力，成了軍人割據，「群雄」逐鹿的局面。「群雄」之中有的屬於強宗世族，如袁紹；有的是寒門小族出身，如曹操。他們屬於統治階級內部的兩個社會階層。在東漢末葉，後一個階層已經走上政治舞台，成為新興勢力，和前一個階層發生矛盾。黃巾起義的時候，這兩個階層暫時團結起來鎮壓農民，後來重又展開鬥爭。在曹操挾天子令諸侯，控制政權以後，新興階層取得一時的大勝利。曹操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設施，都不顧東漢以來的傳統，決心壓抑世族。他的用人標準是「唯才是舉」，取消了家世門第的限制。他的屯田制度是沒收拋荒的土地改為公田，其中包括流亡大地主的土地。這些新政和人民的願望是有符合之處的。曹操深知道如要鞏固他的政權，必須撫輯流亡，恢復生產。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得相當照顧人民的要求，所以他的口號是「愛民」，他的政策是減輕剝削，限制豪強兼併，使喪亂時代飽經憂患的人民舒一口氣。因為曹操能執行這些向人民讓步的政策，終於戰勝袁紹等舊勢力的武裝，建立新興階層的統治。
君主失權和大地主失勢也就是舊統治勢力垮台，因而舊統治階層所提倡的儒學也失掉拘束人心的力量，所以這時代又是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個性得到發展的時代，從當時的抒情詩歌就可以見出。新興階層的知識分子早就放棄了經術，他們除治國用兵之學以外，特別重視文學，他們發展了文學。
作家解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是這時代文學發展的一個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卻是從民間文學吸取了滋養。這時的新興階層的文人熟悉西漢以來逐漸豐富起來的樂府民歌，通過這些樂府民歌領略到民間文學的優美。因而他們自己的作品，無論內容和形式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建安文學的中心在鄴下。曹氏父子是重視文學的，當時鄴下成為新興階層文人薈萃的地方，在曹氏領導之下形成一個集團。這個集團所產生的文學有其共同的特徵，顯出相當的進步性。曹植是這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從他的作品就可以見出那時代的文學特徵和進步性。
二
曹植生在大動盪時代，他自己說是「生於亂，長於軍」。但在他能懂事的年紀，中原已經大略安定（曹操消滅他的最大敵人袁紹，開始取得鄴城做根據地的那年，曹植正十三歲）。他在有文學氣氛的家庭里受教養，十歲時已經能誦讀詩論辭賦數十萬言。十九歲做《銅雀台賦》，開始顯露他的文學才能。次年受封平原侯。同年跟隨曹操西征馬超，路過洛陽，做了一篇《洛陽賦》（僅存四句）。又有兩首五言詩送他的朋友，詩人應瑒，在第一首里描寫了殘破的洛陽，是他為時代的災難所留影像之一。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親，氣結不能言。
可以和這一首對照著看的是《名都篇》，以繁盛時期的洛陽為背景，暴露都市裡貴遊子弟的腐化生活，也是有現實性的作品。至於他人青年時期的生活卻須從《公宴》、《鬥雞》、《侍太子座》等篇去看，這些是所謂「憐風月，狎池苑」的詩，是他在鄴城度過的安逸生活的留影，也是鄴下詩人集團生活的留影。大約在建安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之間，曹植和他的哥哥曹丕以及一班幕僚兼朋友，王粲、徐幹、應瑒、劉楨、陳琳、阮瑀等人常常聚會，「出則連輿，止則接席……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曹丕《與吳質書》）。他們互相贈答，或一題分詠。這種情形是以往作家所少有的。
他們最常用的文學形式是五言詩。這是從樂府歌謠發展出來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到漢末三國才開始普遍起來，尤其是鄴下詩人大量採用，曹植用的更多。比起四言詩來，五言是較進步的形式。表現這時代新的文學內容，正需要新的文學體裁。他們對於文學語言也有新的要求，深奧典雅和過於質樸的語言都不能滿足這時代的作家了。
正因為五言詩是從民間來的通俗體，當時詩人寫五言詩所用的語言比四言詩通俗得多。曹操、曹丕、王粲都是這樣，曹植也是這樣。不過有些作家，尤其是曹植的詩在語言上的加工是相當多的。他把通俗的語言再加提煉。原來這時的詩多少受到辭賦的影響。曹丕《典論·論文》說「詩賦欲麗」，正是當時的標準，曹植最能符合這個標準。不過辭賦對於這時五言詩的影響，比之於樂府的影響，那是微小得多的，前者只影響聲律、對仗、詞藻，影響的程度也並不很深，而後者卻影響詩的精神。因此曹植的詩確如黃侃《詩品義疏》所說「文采繽紛而不離閭里歌謠之質」。我們可以舉他的《美女篇》來說明：
美女妖且閒，採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眾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
這一篇被人認為建安「修詞之章」的代表，如拿來和漢樂府《陌上桑》、《羽林郎》比較，詞句更加精煉，但風調氣息還是很相近的。所不同者，《陌上桑》、《羽林郎》是敘事詩，《美女篇》卻該算作抒情詩。作者顯然不是以描寫美女為目的而是在自抒胸臆。樂府本以敘事為主，建安文人的樂府詩也敘事，但更多的是個人抒情，這在曹植尤為顯著，更清楚的例子是後來的《吁嗟行》、《薤露行》等篇。樂府詩用於個人抒情，實質上和一般的徒詩已經沒有分別了。這是樂府詩的一大變化。
建安時代的抒情詩有一個特徵，就是《文心雕龍》所說的「慷慨以任氣」。「慷慨」是這時新興階層文人普遍的感情。曹植說他自己「雅好慷慨」，在他的詩里也常見「慷慨」這兩個字。慷慨一方面是社會不平所引起的悲憤，另一方面是立事立功的壯懷。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無一，念之斷人腸」是慷慨；《碣石篇》「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是慷慨。曹植有一篇《泰山樑甫行》：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像禽獸，行止依險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
這詩和上引送應氏詩同為「憂生之磋」，也是慷慨之音，表現同情疾苦的人道主義，正是建安詩的最可注意的特徵。這首詩和王粲著名的「灞岸之篇」以及曹操、陳琳、阮瑀的一些敘事樂府有共同的精神，都是注目社會，反映現實。這種精神是從漢樂府一脈相承的。
曹植說：「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閒。」（《雜詩》）又說：「泛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篇》）認為烈士和壯士有一種慷慨之情為流俗所不能理會。烈士壯士的憂悲不全是關係個人的，上述從人道主義出發的是一種，從愛國主義出發的是又一種。曹植的《雜詩》說：「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又說：「國讎毫不塞，甘心思喪元。」《白馬篇》說：「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掛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都是愛國的慷慨之言。他的《薤露行》說：
天地無終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於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這種恐懼生命短促，恐懼沒世無聞，追求不朽，亟亟於乘時立業的思想，建安詩人大都有之。這正是新興階層文人積極向上的精神，正是他們不同於過去寄生階級倡優式文人的地方。不過其結合愛國憂民的感情或多或少，不盡相同。如陳琳詩：「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遊覽》二首之一）還是個人的榮名之想。至於曹操的「不感年往，憂時不治」（《秋胡行》）就和孔融一樣，是「負其高氣，志在靖亂」了。（語見《後漢書·孔融傳》）曹植所謂「戮力上國，流惠下民」（《與楊修書》）也正是同樣的懷抱。正因為如此，我們讀他的「慷慨獨不群」云云只感到「高氣」，而不會將它和狂生的大言等視。
曹植的「慷慨」是積極的，煥發的精神，構成其詩文的「骨氣」。後人所推重的「建安風骨」也就是指這種精神。鍾嶸《詩品》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文」就是詞采，「質」就是骨氣。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謂「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是建安詩的特徵，這種特徵表現在曹植的詩里尤其明顯。
三
曹植的實際政治才能，未經考驗，不曉得究竟怎樣。但曹操認為曹植在他的諸兒之中「最可定大事」，所以曾考慮立為太子。後來因為他失掉父親的寵愛和信任，受任大事的機會也就沒有了。二三零年曹丕受漢禪讓，做了大魏皇帝，對一向被他猜忌的曹植就開始迫害。首先是剪除曹植的羽翼，殺掉一向擁護曹植的丁儀和丁廙。當時曹植自己也是俎上之肉，當然無法救他的朋友，但希望有別人來援手。這種心情表現在《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這樣「風波」喻險惡，「利劍」喻權力。「雀」喻被難的朋友，「少年」喻假想的有力來援救的人。當時作者自己也正似羅網裡的黃雀，雖然保全性命，自由卻絲毫沒有。被遣就國之後，監國使者天天在旁找他的錯兒，隨時可以得罪。他的《離繳雁賦》所謂「掛微軀之輕翼，忽頹落而離群」，《鸚鵡賦》「常戢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都是比況自己的處境和心情。黃初二年（曹丕即位第二年），監國使者果然控告他「飲酒悖慢，脅劫使者」。曹丕給他貶爵的處分。他的《樂府歌》：「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皎素絲，隨染色移。君不我棄，讒人所為。」表示對於監國使者的怨憤。《當牆欲高行》說得更痛切：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眾口可以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憒憒俗間，不辨偽真。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黃初四年，曹植和任城王曹彰、白馬王曹彪一同入朝，曹彰到洛陽後不明不白地死了。曹彪回國，曹植希望和他同路東歸（這時他的封地是雍丘），但監國使者不給他這個自由。他十分憤慨，寫了有名的《贈白馬王彪詩》七章。第三章「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等句痛罵監國，最為憤激。第五章「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景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等句，從曹彰的暴死想到自己朝不保夕，又悲又怕，最為深痛，而第六章更能感人：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猝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這一章前面的話全是寬慰曹彪，囑他不要悲傷，末後忽然又說要想不悲傷是辦不到的。好像勸人停止啼哭，話還沒說完自己倒哇的一聲哭出來了，全是真情實感的自然表現。另有一首失題詩，寫別離的傷感和畏禍的心情，大約也是這時所作：
雙鶴俱遠遊，相失東海旁，雄飛竄北朔，雌驚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但恐天網張。
曹丕死後曹叡繼位，曹植的生活並未改善。他這時所感的痛苦，一是再三改封，居處不定；二是兄弟隔絕，不許交通；三是土地貧瘠，衣食不繼；四是閒居坐廢，功業無望。《遷都賦序》說：「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適於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因為幾次改邑徙都，所以有漂泊之感，表現在《吁磋篇》：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迴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沉淵。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搖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
這詩用轉蓬自喻。其中「宕宕何依」、「飄搖」、「流轉」的感覺還不是最痛苦的，更深的悲感是「長去本根」。原來明帝不許諸王入朝，曹植苦於「婚媾不通，兄弟永絕……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吳越」（《求通親親表》），骨肉之間生離等於死別，所以本篇末四句說得那麼沉痛。
文帝和明帝對待諸侯都極其苛薄，對曹植更甚。曹植自述貧困的情形又見於《轉封東阿王謝表》：「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裁口，形有裸露。」他的部曲既少，又多老弱，許多是「臥在床蓆，非糜不食，眼不能睹，氣息裁屬」的（《諫取諸國士息表》），當然不能有什麼生產。不過比貧窮更難忍受的是生活的孤寂。《閒居賦》說：「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消憂。」可見其「塊然獨處」的煩悶。《白鶴賦》「傷本規之違忤，悵離群而獨處，恆竄伏以窮棲，獨哀鳴而戢羽」也正是自喻。他尤其不能甘心的是長此廢棄，使建功立業的希望永遠斷絕。但他還想竭力爭取，太和二年上書給明帝，要求讓他「乘危蹈險，乘舟奮驪，突刃觸矢，身先士卒」，寧願「身分蜀境，首懸吳闕」，而不願「禽息鳥視，終於白首」，作「圈牢之養物」。但明帝也是疑忌他的，終不肯把他放出圈牢。
明帝的疑忌也不為無因。太和二年明帝幸長安的時候，洛陽竟發生謠言說皇帝死在長安，從駕群臣迎立曹植。（《三國志》注引《魏略》）足見曹植在當時臣民的心目中還大有威望，這對於曹植是不利的。他自己當然也知道這種關係，所以有一篇《怨詩行》，以周公自比，以周成王比明帝，感嘆「為君誠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而希望有一天能像周公表明心跡，如「金縢」故事。但這想法是落空了，他只能鬱郁到死。
曹植在憂讒畏譏的生活中有不少「諷君」之作，《怨詩行》、《七步詩》都是後人所熟悉的。此外如「明月照高樓」、「種葛南山下」、「浮萍寄清水」等篇，作怨女棄婦口吻，也都是有所託喻。這一類，在他的作品裡也是藝術性較高的。他又有遊仙詩多篇，其中有些也表現作者苦悶的感情，如《遊仙》：「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雲凌紫虛。」《遠遊》：「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游目歷遐荒。」都是有激而發，並不是真的歌頌列仙之趣和追求奇幻的境界。曹植在《辨道論》里罵過方士，在《贈白馬王彪詩》里又明白說出「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見他本不是迷信神仙的。
曹植在黃初以後的生活造成其詩歌的「抑揚怨哀」的一面，和他早年那些「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的作品成為鮮明的對照。
四
曹植是好大喜功的人，強烈地追求身後榮名。他的第一志願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樹，立「經國之大業」。其次是在學說上有所貢獻，「成一家之言」，最後才是做一個文學家，「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但究竟還算看得起文學，他相信文學也可以使人不朽，所以他在王佐事業上碰壁以後還是下決心「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雖然做詩人是他的第三志願，他卻是第一個以詩為事業的人。詩終於使他不朽。
他的文學觀念是進步的，他在《與楊德祖書》中曾說：「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他也熟習民間文藝，他曾對邯鄲淳背誦「俳優小說數千言」（《三國志·王粲傳》注引《魏略》），對於樂府民歌的欣賞更不消說。「通俗」是當時新興階層文人的進步傾向，在漢靈帝時已經如此，保守的，屬於舊階層的文人如蔡邕，就反對這種傾向。（詳見《後漢書·蔡邕傳》）這種傾向使曹植重視五言詩，用來做主要的文學形式。
他有很深的古典文學——詩、騷、賦、頌——的修養，這對於他提煉詩的語言有所幫助。但他是在樂府民歌的基礎上來提煉，不是把詩騷賦頌移植到詩里來。所以他發展了樂府民歌，不是僵化了它。他把五言詩從「質木無文」發展到「詞采華茂」，是功績，不是罪愆。至於後來陸機、顏延之等人受他的影響而走得太過，卻不是他所應該負責的。
因為他所屬的階層在當時有一定程度的進步性，比較接近人民，又因為他自己在政治上是受壓迫的，生活是艱辛的，自然產生對貧苦人民的同情，所以在詩里有人道主義的成分。
他在壓迫之下並不頹喪，不放棄英雄事業的理想，始終意氣慷慨，所以他的詩感情強烈，精神煥發，骨氣奇高。
熱情和壯志使他成為愛國者。他渴望統一，不忘平吳伐蜀，也關心邊患，高呼「蹈匈奴」、「凌鮮卑」。以當時較進步的魏國來統一吳蜀是推進歷史的合理辦法，解除西北外族的威脅也是當時的迫切任務，所以他的口號不是黷武的，而是愛國的精神。這精神鮮明地表現在他的詩里。
不過，他所屬的階級究竟是剝削階級，他的階級出身不能不限制他。因而他的同情疾苦，反映社會的詩究竟是少數，多數作品是只關係他個人的。時代也限制他，他選擇文學形式也不能完全放棄四言詩、辭賦等舊體，做了不少的假古董，不能徹底走革新的路。因此我們覺得鍾嶸《詩品》說曹植在文學領域裡的地位「如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稍嫌過分一些。但是話說回來，他畢竟是奠定五言詩基礎的最大功臣，他的成就畢竟超過同時代的作者。當時文學的進步性在他的詩里表現得非常鮮明。他確實是建安詩人最適當的代表。我們既重視建安時代的詩，那能不重視這一個代表人物？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