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辭賦 · 第四章 三國辭賦
在文學史上，「三國」的概念似乎與「魏」無甚區別。因為三國時代的文人，基本上集中於魏國，吳、蜀兩國雖有文人，其作品遠不如魏國文人重要。但是我們在這裡仍用「三國」之名而不用「魏代」，是因為根據目前通用的習慣，往往把「建安七子」等作家算作三國文人，而「七子」之死皆在魏文帝曹丕篡漢以前，而當時三國鼎立的形勢卻早已形成，所以還是用「三國」代替「魏」似較準確。
「建安」本是漢獻帝的年號，然而人們將「建安七子」算作三國文人，是鑒於當時漢代皇室已名存實亡，而在文學上，建安時代確實發生了一個劃時代的變化。正如《文心雕龍·時序篇》所說：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曹操）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 （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陳琳）歸命於河北，偉長（徐幹）從宦於青土，公幹（劉楨）徇質于海隅，德璉（應瑒）綜其斐然之思，元瑜（阮瑀）展其翩翩之樂；文蔚（路粹）休伯（繁欽）之儔，子叔（邯鄲淳）德祖（楊修）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此就整個文學情況而言，初不限於辭賦一體。但就辭賦而論，這種變化也很明顯。例如「七子」的代表作家王粲在其《登樓賦》中，就想到過待天下太平，出來建功立業。他們這種希望，在曹操統一北方以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舒展的機會。這些作家中善於辭賦者如王粲、徐幹等人，據曹丕說可以與東漢的張衡、蔡邕相比。其實建安時代的文人，幾乎都能作賦，如陳琳，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說他「不閒於詞賦」，但他有《武軍賦》佚文傳世。其他像劉楨等人，《水經注》及一些類書中也存有他們賦作的片段。儘管這些作家的辭賦現存者已不多，但當時人確實還是很看重辭賦的。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雖稱辭賦為「小道」，那只是他在講到自己想在政治上建立一番功業之後，又稱「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 為君子哉！」在他看來，至少「辭賦」在「翰墨」中還是占主要地位的。曹丕的《典論·論文》評「建安七子」之才，先講王粲、徐幹，也是因為二人長於辭賦。只是到了建安以後，由於詩歌的興盛，「辭賦」一體獨霸文壇的局面已發生了變化。原來在漢代，文人的代表作一般都以賦為主，即使像張衡之作《四愁詩》，其重要性還遠不如賦。到了建安以後，像王粲、曹丕、曹植等人，都是辭賦的名家，但一般都把他們看作詩人，因為他們詩的成就已超過了賦。稍後的嵇康、阮籍的情況也與其類似。所以三國以後的辭賦雖然頗多傳誦的名篇，而那些作者本人卻往往很少被指為辭賦家。這也許是歷來一些人認為辭賦獨盛於漢代的一個原因。
三國以後的文人雖多數不是專門的辭賦家，但他們的賦卻有著自己的特色，且頗有兩漢作者所不及之處。這是因為詩的興起，使賦受了詩的影響，抒情的成分逐漸增多。另外，由於三國以後的統治者，從曹操、曹丕起，都比較重視詩歌，因此作賦不再是顯示才華的惟一手段。再加上戰亂頻仍的年代裡，歌功頌德、誇耀奢侈享樂生活的大賦，一般也很難產生佳作。於是三國以後，此類大賦日益減少，而平易抒情的小賦則日益興盛。現今的讀者所愛讀的常常是三國以後的抒情小賦，而不是漢代的大賦。三國在辭賦史上是一個文風轉變的重要時代。
至於就三國一代的辭賦來說，其內容也有不 同。一般說來，前期如建安、黃初的賦家，抒情意味很濃，思想也多積極的追求；到了正始以後，由於政治的黑暗及老莊思想的盛行，道家思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加劇，作品中的說理成分因此加重，在辭藻方面則不如前期華麗。這是三國辭賦的大致情況。
一、王粲和建安作家的辭賦
所謂建安作家，實指「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以外的六位文人以及其他依附曹操，並先後在鄴城（今河北臨漳）聚集，互相唱和的一些人物。這些文人據曹丕《典論·論文》中提到的有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等；曹植《與楊德祖書》中還提到了楊修。如果以辭賦而論，據曹丕所言，這些人中「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這說明他最推崇的是王、徐二人。然而徐幹的辭賦流傳較少，且不如王粲之作負有盛譽。所以今天論述這些作家的賦，當以王粲為首。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曾祖和祖父都是東漢時大官，父謙為何進長史。董卓脅迫獻帝西遷長安，王粲也隨著到了關中，受到蔡邕的賞識。後來王允誅董卓，李傕、郭汜作亂，王粲逃奔荊州，依靠劉表。劉表死後，曹操進攻荊州，王粲勸劉表之子劉琮投降。因此被曹操闢為丞相掾。曹操封魏公，他任侍中之職。建安二十一年 從曹操征吳，次年春在途中病死。
王粲的辭賦以《登樓賦》最為傳誦。此賦是他在荊州時登麥城城樓而作 [1] 。此賦一開頭寫麥城一帶富庶景色，卻說：「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突出地表現了他思鄉心切。接下去，他寫到遭亂離鄉，「漫逾紀以迄今」，以至遙瞻故土而為山河阻隔，悲憤之情溢於言表。尤其感人的是：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qù，寂靜）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dāo，憂愁）怛而憯（同「慘」）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既有抒情，又有寫景，用原野蕭條的景色烘托內心的悲愁。賦的前半部分寫景：「華實蔽野，黍稷盈疇」，本是很樂觀的，但因作者懷有濃厚的思鄉之情，故這一切在他的眼中都是他鄉景色，只能引起愁 思。所以此段文字寫得蕭瑟疏曠，迴蕩著一種悲涼之氣。這不光是因為白天和薄暮的時間變化，而且更是作者心境的直接呈露。作者思鄉之情益深，他所感受到的景色也就更加悽惻。從賦的內容來看，除了傷離悲別的思鄉之情外，同時還有有志不獲伸的失意之嘆。據《三國志·魏書》本傳載，王粲依附劉表時，「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所以他對劉表不抱什麼希望。他是有志做一番事業的，因此以匏瓜徒懸、井渫莫食為喻，委婉地抒寫了懷才不遇的悲哀。宋代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乙編卷六中引項平甫之說以為，王粲此賦主要不是思鄉，而是憂慮漢朝政權。項氏謂其「雖遁身南夏，而系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嵕吳華之亟（急）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戛然以為不可久留」。羅大經也同意此說，認為王粲忠於漢朝。但如果聯繫其生平來看，說王粲忠於漢帝，恐非事實。因為王粲晚年曹操專擅朝政，逼廢伏後，篡漢之勢已成，而王粲對曹操還是竭力歌頌。不過，說王粲希望中原早日統一，以便做一番事業，這倒是事實。這種思想，在《登樓賦》原文中也寫得很明白。
王粲除《登樓賦》外，據清嚴可均《全後漢文》所輯，尚有賦二十多篇，其中有些只存零星佚文，有些雖亦殘缺，但還可以看出一些藝術特點。他的那些辭賦大多為抒情詠物之作，而且即使詠物，亦多 寓比興。如曹丕提到的《槐賦》（一作《槐樹賦》），寫槐樹「既立本於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鳥願棲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實喻人之有權勢而趨附者眾。《鸚鵡賦》寫鸚鵡「登衡干以上下，噭哀鳴而舒憂。聲嚶嚶以高厲，又憀憀（liú liú，怨恨）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也寄託了羈旅寂寞、不遇知己的苦悶。此外像《初征賦》中「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等句，寫久離家鄉之後得北返時的歡樂之情；《思友賦》中「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羅生」諸句，寫睹物思人的懷舊之情極為生動。前人論王粲的詩，往往稱其為「七子之冠冕」；其實就辭賦而言，又何嘗不可作如是觀。
和王粲同被曹丕所推崇的徐幹（170—212），字偉長，北海劇（今山東昌樂）人。他傳世之作以子書《中論》和《室思》詩最著，辭賦存者甚少，且均非全篇。曹丕所提到的《玄猿》、《漏卮》、《圓扇》、《橘賦》四賦，僅《圓扇賦》尚有四句佚文，其他均亡佚。從現存的幾篇賦的佚文來看，《齊都賦》、《序征賦》和《愁思賦》較多佳句。如《齊都賦》中寫黃河的奔流，《序征賦》中「從青冥以極望，上連薄乎天維；刊梗林以廣塗，慎沮洳（jù rù，泥沼）以高蹊」寫旅途艱苦，當可窺見一些特色。但總的來說，他現存的作品很難與王粲相頡頏。
「七子」中阮瑀、劉楨和應瑒雖不以賦聞名，卻也有些賦有佚文存世。其中應瑒在「七子」中詩的成就不高，而其《慜驥賦》卻頗有佳句。此賦寫騏驥不遇伯樂，受制於庸人之手，「思奮行而驤首兮，叩韁紲之紛挐，牽繁轡而增制兮，心慉（chù，恨）結而槃紆（縈結）」。至寫騏驥「瞻前軌而促節兮，顧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兮，甘邁遠而忘劬」，則多系自喻。這和作者《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中所表現的情緒頗為一致。他的《愁霖賦》寫苦雨的心情，亦頗真切。劉楨的《魯都賦》雖只存佚文，但辭藻華美，亦頗可觀。阮瑀的《止欲賦》寫的是愛情，如「予情說其美麗，無須臾之有忘；思桃夭之所宜，願無衣而同裳；懷紆結而不暢兮，魂一夕而九翔」等語，對後來曹植《洛神賦》、陶淵明《閒情賦》均有一定影響。
陳琳的詩文都有名作，而其現存《武軍賦》、《神武賦》等篇殘文卻少特色，所以曹植說他「不閒於辭賦」。「七子」中不和曹操合作，而且較早被殺的孔融，則沒有辭賦傳世。曹丕說他「氣體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這一特點在他其他文章中還可以看得出。但曹丕又說：「及其所善，揚（雄）班（固）儔也」（均見《典論·論文》），則似乎他也善於作賦。
建安作家除七子外，像繁欽、楊修、丁儀、丁廙、崔琰等人也都有賦，並有佚文存世。這些賦大抵也 是以抒情詠物的內容為多，而文風亦趨於平易流暢，很少漢代大賦那種堆砌名詞和好用僻字的毛病。在形式上則對仗有所增加。這都說明建安辭賦確已不同於兩漢，抒情短制已取代紀事巨篇而成了辭賦創作的主流。
二、曹丕和曹植
曹丕和曹植兄弟，歷來都被認為是詩人，其實兩人也都善於辭賦。當然，就現存的作品而論，曹丕的賦遠不及曹植。但據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說，曹丕也是「妙善辭賦」的。其實不光是曹丕、曹植，就是他們的父親曹操，也能作賦，只是現今所見者，只有《文選》注、《水經注》等書所引佚句，因此無法推知其藝術成就。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曹操之子，操死後篡漢自立，在位七年，諡文帝。他的賦大抵作於稱帝以前。劉勰雖稱其「妙善辭賦」，但在《才略篇》中卻只說他「樂府清越，《典論》辨要」，而沒有提到他的賦作。現存曹丕賦據清嚴可均《全三國文》所輯共一卷，二十餘篇，大抵采自類書，均已殘缺不全。從這些殘存的作品來看，其中有一部分是大賦，伹多數卻是抒情詠物小賦。在建安文人的賦中，常有同樣題目的作品，大約是當時唱和之作。如他的《寡婦賦序》說：「陳留阮元瑜， 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其實在同時人中，還有曹植、丁廙妻也有同題之作。在這些作品中，曹植賦僅存兩句；丁廙妻賦所存文字較長，但中間缺誤甚多；王粲賦也只是佚文。後來潘岳作《寡婦賦》，在序中特別提到曹丕。看來此賦是曹丕有感而作，他人只是唱和，所以真情實感不多，藝術上有所遜色。曹丕賦的確時有精彩之句，如寫到阮瑀妻寡居時的悲苦說：
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冬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飛以我前。去秋兮既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這種用節候變遷寫內心痛苦的手法，對後來的抒情小賦，特別像江淹的《別賦》等作有較大影響。賦的文字雖然還不如後來六朝作家那樣細膩委折，但對他們確已有所啟發。如江淹的「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別賦》）等句，顯然即由此化出。
曹丕的《柳賦》，也曾得到一些作家的唱和。這篇賦有如下幾句：
在餘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舋舋（xìn， 動）以遄（chuán，往來頻繁）征。昔周逝而處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而傷情。
寫睹物興情之感，頗為深切。這段文字自然使人聯想起《世說新語·言語篇》所載晉桓溫所言「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之語。桓溫據說也能作詩，他的慨嘆可能與曹丕此賦有關。
此外，曹丕還有《濟川賦》、《滄海賦》、《述行賦》和《浮淮賦》等作。從這些賦的佚文來看，寫法頗類漢代大賦，但已無堆砌之弊，也未用冷僻的字，只是鋪陳較多，因此與「七子」的文風尚無明顯的不同。
對辭賦曹丕也發表過一些自己的見解。《北堂書鈔》卷一百引《典論》佚文云：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遊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矣。長卿、子云，意未能及已！
又《藝文類聚》卷一百引《典論》佚文：
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成，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
從這些話看來，他還是主張辭賦應該有所諷諭的。 這和他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的說法也是一致的。他又認為辭賦與一般的文章不同，應該具有自己的特點，這就是「詩賦欲麗」。因此他自己的創作，也致力於華麗。不過由於才藻不如曹植等人，所以他的辭賦作品缺乏傳誦的名篇，所存多為佚文。
曹植（192—132），字子建，他的文學才能受到歷代論者的推崇。《文心雕龍·才略篇》說他「詩麗而表逸」，卻沒有提到他的辭賦。其實曹植賦十分出色，其中最為傳誦的當然是《洛神賦》。據賦序云：「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而據《三國志·魏書》本傳，曹植那年並未去洛陽。參以同書《文帝紀》和曹植《贈白馬王彪詩序》，都可證明其朝京師時在黃初四年而非三年，這一出入恐系傳寫之誤。近人瞿蛻園認為「似乎作者有意不寫真實年代，以表明所寫的是寓言而不是事實」，可備一說，但無確證 [2] 。不過，此賦「是寓言而非事實」則無疑問。至於具體寫作時間究竟是在黃初時或在黃初以後，則頗難考知。因為黃初四年那次諸王聚會，正好任城王曹彰被曹丕毒死。那次曹丕本想害死曹植，被母卞太后阻止才作罷（見《世說新語·尤悔篇》）。白馬王曹彪與曹植一同離開洛陽， 卻又不許其沿途同行同宿。當時作者處境確實很危險，心情也不好，恐怕未必有寫神女之事的興致。然而不論作於當時或以後，賦有所寄託是可以肯定的。但這種寄託隱藏頗深，後人一般難以體會和確指。有人認為「這篇賦表現了作者在受著迫害、壯志不伸的條件下，仍然有所追求的精神」 [3] ；還是比較符合作品實際的。關於此賦之作，前人曾有「感甄」之說（見《文選》注），亦於情理未合。因為甄后在嫁曹丕以前，曾為袁紹子袁熙之妻。她嫁曹丕時在建安九年曹操平鄴之後。當時曹丕年十八，甄后初嫁袁熙，至少十五六歲，年齡不會比曹丕小多少，而當時曹植才十三歲，說他對比自己大五六歲的嫂子產生愛情，未免有悖常情；而賦序所言黃初三、四年正是曹丕處心積慮要置其於死地之時，如果賦為懷念甄后而作，那簡直無疑是自找殺身之禍。
《洛神賦》的主題是寫自己對洛神的愛慕及「人神道隔」，終於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悵之情。這篇賦的藝術特色是既善用比興，又多細緻的刻畫。如寫到洛神的美貌時，一連用了許多生動形象的比喻：
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 若芙蕖出淥波。
這些比喻純屬虛寫，用以顯示洛神的妖嬈秀美，光彩動人。接著轉入實寫：
襛（nóng，茂盛、豐滿）纖得衷（言胖瘦適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束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峨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酒渦）輔承權（同「顴」）。瑰姿艷逸，儀靜體閒。
這段描寫美女的手法，與宋玉《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有些類似，但顯得更加細膩。賦中寫到了曹植對洛神的愛慕之情，而這種感情也得到了洛神的理解，作者通過一系列關於動作的描寫，表現了洛神內心的矛盾。她既有顧慮，又不能對曹植的感情無動於衷。最後，她終於吐露了自己的心情：
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流淚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
言語間含有無限深情，卻又無可奈何，不得不匆匆離去，給作者留下了銘心刻骨的惆悵。此賦妙在既形象生動，又一往情深，讀後使人感慨萬端，情意絡繹。此賦不算長，但內容豐富，寓意深長，在曹植賦中首屈一指。所以後來不少藝術家都偏愛此賦，晉代的大書法家王獻之曾寫過《洛神賦》，現已殘缺，只剩十三行，被視為書法珍品。顧愷之的《洛神賦圖》也是傳世名畫。南朝齊梁時代的文學家陸厥、沈約等也極推崇此賦。陸氏說：「《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沈氏說：「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均見《南齊書·陸厥傳》）
除《洛神賦》以外，曹植辭賦存者不少，但有些已殘缺。大體上說，他的辭賦創作也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曹操未死時所作，當時曹植作為一個貴公子，作品只是以辭藻華美見長，生活內容並不豐富。其中有不少題名與曹丕相同，顯然是鄴中唱和之作。較有名的《登台賦》據《三國志·魏書》本傳說，是奉曹操之命，登銅雀台而作，深得曹操稱讚。此賦存有佚文，見《三國志注》。從現存內容來看，不過是歌功頌德之作 [4] 。但此賦已不全，可能有精彩之筆未能保存下來，不然曹操未必會如此讚賞。
曹植後期的辭賦也和他的詩一樣，由於環境的變遷，對生活的理解較前期更深刻。如《感節賦》寫 生命短促，有志不能伸展的痛苦，流露出對朝廷限制他行動的不滿。如：
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常炤。願寄軀于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而嘆息。青雲郁其西翔，飛鳥翩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予身之無翼。
這種無可奈何的悲嘆，使人聯想起他的《雜詩》、《吁嗟篇》等詩作。
另外《鷂雀賦》在曹植後期作品中很值得注意。這篇賦基本上是四字句，內容寫鷂捕雀，雀自稱「身體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同「啖」），實不足飽」。鷂因為「三日不食」，仍然要吃掉雀。雀見哀求無效，就飛入棘林 [5] ，鷂見棘叢多刺，無法捕雀，就舍之而去。於是雀就向同類自誇其辯口與機智。此賦頗似後來敦煌發現的俗賦，疑當時已有此體。《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注引他《與楊德祖書》稱：「街談巷議，必有可采」；同書卷二十一注引《魏略》載，邯鄲淳初見曹植，植曾「誦俳優小說數千言」，可見他是比較重視民間文藝的。和《鷂雀賦》相類似的還有一篇《蝙蝠賦》，似是為 譏刺一些不行正道者而作，惜原文已佚，存者不過六十字，不足見其全貌，但這也可以說明曹植很喜歡用類似於俗賦的體式來寫寓言題材。
曹植一生所作辭賦甚多，惜多殘缺。他在《與楊德祖書》中表示不願僅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然而時勢卻決定了他只能以文學垂名後世。在他的整個創作中，首要的當然是詩，但辭賦的地位，顯然也十分重要。
三、三國後期辭賦家
三國後期的辭賦家中，以何晏、阮籍和嵇康的成就最為突出。這三個人都受老莊思想影響，但在他們的辭賦中卻不明顯。
何晏是清談的創始人之一，他是東漢末大將軍何進之孫，其母為曹操妾，從小長於魏宮。因與曹爽同黨，後被司馬懿所殺。他的文學才能不高，詩頗浮淺，賦唯存《景福殿賦》，因為《文選》所收，故傳誦較廣。景福殿是魏明帝曹叡（ruì，同「睿」）在許昌所建。這篇賦純屬歌頌曹叡之作，手法上模仿漢賦，以誇飾鋪陳為主，結構取法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但辭采有所遜色。此賦句法少變化，說教成分較多。但其中寫景福殿建築的壯麗，如「既櫛比而欑集，又宏槤（同「連」）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 雲」諸句，尚有氣勢。描繪畫棟雕梁的片段，亦間有華美之句。
稍後於何晏的阮籍和嵇康，辭賦則各有特色。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阮瑀之子。早孤，性狂放不羈，為禮法之士所疾，幾乎置之死地，幸虧執政的司馬昭不願因殺他而留下惡名，才得以善終。
阮籍在文學史上以詩聞名。他的《詠懷詩》八十二首是歷來傳誦的名篇。辭賦卻很少被人提到。其實他的賦亦有較好的作品，如《鳩賦》、《獼猴賦》等，均有所寄寓。如《獼猴賦》中寫道：
嬰徽纏（疑當作「纆」，指繩索）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榱（cuī，椽子）桷（jué，方形的椽子）以容與兮，志豈忘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且須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神。
這是寫朝廷中一些懷祿貪勢，不得不與腐朽官僚們相周旋的人物。他們在達官貴人面前強顏歡笑，貪圖苟安，有的對時勢雖也有所認識，但不能完全忘卻山林的自在生活，苦於無法脫身，最後得到的只是須臾苟安。這些人往往「性褊（biǎn，狹小）淺而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眒（shèn，張目）兮，似巧言而偽真」。賦對世態的諷刺比較深刻，比喻 也很形象。他的《鳩賦》據序所云，作於魏廢帝齊王芳嘉平中。此賦寫鳩寄巢於樹木，結果巢覆子死；託身於人家，卻又為狗所害。作品似乎在暗喻出仕與隱逸均有危險，頗有憂生之嗟。他的另一篇《東平賦》大約作於出任東平相之後。據《晉書》本傳載，他為東平相，本出於自己要求，但上任十天左右就走了。他曾表示對東平「樂其風土」，而賦中所寫則全然不同：
其土田則原壤荒蕪，樹藝失時，疇畝不辟，荊棘不治，流潢余溏（táng，池沼），洋溢靡之。
這顯然不是寫東平的風土，而是暗喻當時的朝廷，所以作者嚮往隱逸，希望離開那污濁的世界：
乘松舟以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縶。騁驊騮於狹路兮，顧蹇驢而弗及。資章甫以游越兮，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貿戎兮，識旃裘之必襲。奉淳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
顯然這是吐露作者對當時現實的不滿心情。同類思想在《元父賦》中也有表現，他認為那裡城郭「卑小侷促，危隘不遐」；土地「污除漸淤，泥涅槃洿」；居民「頑囂檮杌（táo wù，兇惡），下愚難化」。這並不是他對人民的蔑視，而是對當時朝廷的指斥。所以在 《首陽山賦》中，他又進一步認為伯夷、叔齊「進而不合」，「甘死而採薇」，「其思長，其旨遠」。
阮籍的辭賦雖不甚傳誦，但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卻頗有辭賦的風格，這說明他在這方面曾下過很深的功夫。如著名的《大人先生傳》的後半部分純系賦體，其中有些具有神話色彩的句子頗似《楚辭》，說明辭賦的一些手法已對散文創作發生了影響。甚至他的哲學論文《達莊論》，也有類似傾向。後來晉代魯褒《錢神論》、王沈《釋時論》等刺世之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阮籍這種文風的啟示。
和阮籍齊名的嵇康（236—262），字叔夜，譙郡銍（今安徽宿縣）人。他出身於較貧寒的家庭，早年喪父，後來因娶曹魏宗室之女為妻，拜中散大夫之官。這是一個散官，並無實權。他也不樂為官，隱居山陽（今河南焦作附近），與阮籍、山濤、王戎、向秀、劉伶和阮咸等為友，時號「竹林七賢」。他對當時現實，特別是司馬氏的擅權頗為不滿。在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曾自稱「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處世方面又「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因此深為司馬昭所忌。後因朋友呂安為兄呂巽所誣，嵇康為呂安辯護，遭到司馬昭和鍾會的讒害。
嵇康在文學方面以散文和四言詩聞名。他的辭賦以《琴賦》和《卜疑》兩篇最為稱揚，其餘均屬零星佚文。《琴賦》被收入《文選》，是辭賦中描寫音樂的名篇之一。這篇賦的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受王褒 《洞簫賦》影響，也是先從梧桐生長於山林寫起，再寫到琴聲。由於他自己擅長彈琴，而且對音樂有自己的見解，所以在描寫琴聲的悠揚和節奏的變化時，深得其中三昧：
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huàn，盛）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è，遇）而競趣，翕韡（wěi，光明）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郁兮峨峨。怫（fú，憤怒） （wèi，「炥 」，心不安）煩冤，紆餘婆娑。陵縱播逸（形容聲音驟起，四散），霍濩（水聲）紛葩（開張之狀）。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
琴聲之妙，變幻無窮。其又狀演奏情況：
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案，盤桓毓養，從容秘玩。
音律和緩，節奏較慢；忽而急調繁弦，高亢激昂：
闥而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盛沛貌）披離，斐韡（明亮貌）奐爛， 英聲發越，采采粲粲。
這種形象的描繪，在整篇作品中還很多，由此可見作者於琴道造詣精深，非常人可比。在寫到音樂對人的感染時，作品亦妙句迭出，精彩紛呈：
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淒，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xū，笑意）愉歡釋，抃舞踴溢，留連瀾漫，嗢（wò）噱（jué，極為快樂）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yuè，快樂），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
這和作者的《聲無哀樂論》是同一意思。嵇康認為同一音樂，在不同的人聽來，可以產生完全相反的效果。這一論斷涉及人的審美感受的種種心理過程，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即使現代的美學理論，也不可能對此作出真正完善的解釋。嵇康在這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說是深入地思考了一個複雜的問題，這在當時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
嵇康的另一篇辭賦《卜疑》，系模仿《楚辭·卜居》而作。此賦假託一位「弘達先生」因為「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看到了「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就起了歸隱之念，去找「太史貞父」，請他占卜出仕與歸隱的凶 吉。其實「弘達先生」所陳之辭，已將歸隱說得高於出仕，而且講到了「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仲）不讓位於柳季（下惠），公孫（弘）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太史貞父」在聽了他的訴說之後，只是說「至人不相，達人不卜」，似乎像「弘達先生」那樣是無適而不可的。賦中所謂「弘達先生」顯然是嵇康自己。他本不想仕進，但不明言仕進不吉，可能是為了不使自己不願與統治者合作的思想流露得太明顯。
除了阮籍、嵇康外，「竹林七賢」中的向秀、劉伶等人亦有賦傳世。其中以向秀的《思舊賦》和劉伶的《酒德頌》頗見傳誦。向秀《思舊賦》是一篇很值得注意的文字。其內容是寫好友嵇康、呂安被殺之後，向秀路經二人故居時的哀悼。篇幅甚短，寓意良深。向秀、劉伶二人都由魏入晉，一般算晉代作家。但就思想而論，則與嵇、阮近似。
「竹林七賢」之外，三國後期還有一些賦家如魏國的孫該、吳國的韋昭、楊泉等，但都只有殘篇存世。由於三國時文人大抵都喜作賦，因此到了晉初，辭賦作品又大量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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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粲所登之樓，有江陵、當陽、麥城三說。據《水經注》中《沮水》、《漳水》的記載，當為麥城。清人吳景旭《歷代詩話》和沈玉成同志《王粲評傳》（《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卷一第227頁）均取此說。我覺得比較合理。
[2] 見《漢魏六朝辭賦選》第6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此說尚可研究，因為古人有時把「四」字寫成「亖」，因此誤作「三」，亦有可能。
[3] 徐公持《曹植評傳》，《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一卷第274頁，山東教育出版社版。
[4] 《三國志演義》中記諸葛亮對周瑜所誦《銅雀台賦》中的句子，不見《登台賦》，那是羅貫中的虛構。
[5] 原文為「依一棗樹，藂（同「叢」）蕽（nóng。疑當作「穠」，茂密）多刺。」《說文》：「棗，羊棗也。」「棘，小棗叢生者。」可見「棗樹」當指今之酸棗樹，多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