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辭賦 · 第二章 西漢辭賦
西漢辭賦歷來被人們視為辭賦的典範之作。這是因為漢代以來的辭賦定型於司馬相如、楊雄之手，而他們兩人都是西漢時期的作家。在過去一些論者看來。漢賦與唐詩、宋詞及元曲一樣，是一代文學中最有價值的作品。近人的看法則與此相反，他們對司馬相如、楊雄那些大賦似乎否定多於肯定，認為這些賦無非是些雕琢堆砌和阿諛統治者之作。這兩種看法，似乎都有一定的片面性。無可否認的事實是，辭賦這種文體在我國文學史上確有其一定的地位和影響，而這種文體的作者，無不以司馬相如、楊雄之作為範本。再從辭賦本身的發展來看，後代作家雖然寫過不少傳誦之作，但這些作家本人的創作主要在詩文而非辭賦。至於西漢許多賦家，情況很不相同，他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辭賦方面。所以說辭賦盛於西漢，不能說沒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今天的讀者大多不愛讀漢賦亦系事實。這種情況有其複雜 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缺點外，時代的變遷、語言的隔閡等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對漢賦恐不宜作簡單的否定。
西漢辭賦的興盛，與統治者的提倡確有密切的關係。辭賦這種文體早在戰國已經產生，到了漢初，雖有陸賈、賈誼等賦家出現，但作家和作品的數量都不多，傳世之作更少。到了武帝以後，賦家不斷湧現，據《漢書·藝文志》統計，到西漢末賦已達千篇以上，這不能不說和漢武帝以及宣帝、成帝等帝王愛好辭賦有關。漢賦之興盛既與統治者提倡有關，當然也會由此對賦本身的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從現存西漢早期的辭賦作品來看，賈誼賦對當時的現實具有一定的批判意義，而且抒情成分較濃。以後枚乘的《七發》較少抒情氣息，但諷諫的用意還很顯著。這是因為當時人作賦還與利祿關係較少，思想也比較活潑。至於司馬相如等人的賦則鋪陳、堆砌之風日盛，內容多為歌功頌德，更適合統治者的口味。這和後來賦家之獻賦求官的用意是分不開的。然而，司馬相如在辭賦中所反映的漢代國力的強盛，物產的豐富，以及統治者那種自以為無所不能的信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剛出現的封建大一統帝國的興盛景象。這種繁榮昌盛的局面經過武帝至宣帝時仍繼續存在。到元帝、成帝時，政治上雖已遠不如過去清明，而表面上的繁榮卻仍然維持著。所以楊雄早年的辭賦仍然以歌頌帝王的豪侈生活為內 容。然而西漢末年的現實卻漸漸使他清醒起來，悔其少作。他在《法言·吾子篇》中對司馬相如和自己早年的作品所作的批評，背景正是基於成帝時朝政的腐敗。他後來所作的《解嘲》、《逐貧賦》從內容來說，對現實已有較多的批判意義，從手法上說也較少雕琢堆砌之弊。而劉歆的《遂初賦》則對現實作了較明顯的批判。這時，辭賦已由廟堂的飾品漸漸成為士人敘志抒情的工具。這對東漢以後辭賦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藝術特點方面，西漢的辭賦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從賈誼的作品來看，其基本上還以《楚辭》為範本，能體現漢賦特點的地方較少。此後枚乘《七發》雖脫胎於《招魂》，但已多鋪陳誇飾的筆法。司馬相如的賦則不但誇飾之辭甚多，而且作為一個文字學家，為了渲染漢朝國力之盛，他往往運用許多排句，堆砌一些古字僻字。這一方面使作品變得艱澀，另一方面卻也顯出筆力的渾雄剛健，氣勢不凡。楊雄的大賦亦有類似之處。這些辭賦正如晉葛洪《抱朴子·鈞世篇》所說，具有一種「汪濊（huì，水多貌）博富」的特色。這對後世文學作品在運用誇張手法及富麗辭藻方面很有影響。楊雄後期作品及劉歆之作則漸趨平實，文字也較流暢，這在辭賦發展史上又是一個變化。
一、賈誼、枚乘和漢初辭賦
漢初辭賦家中年輩最長的當推陸賈，他在漢高帝登上皇帝寶座以前，就跟從高帝。據《史記》本傳載，他後來曾奉命著書，並得到稱讚。他的著作稱為《新語》，此外，《漢書·藝文志》中還有「陸賈賦之屬」一類，說明他的辭賦在漢時頗有影響。這些作品現已散佚，章太炎先生認為他的賦是從縱橫家演變而來，是正確的。《史記》本傳講到漢高帝叫他著書論秦所以失天下及自己得天下的原因。可見漢初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很想總結一下秦代滅亡的原因。據說陸賈提出了「文武並用」、「行仁義」、「法先聖」等口號，這和後來賈誼在《過秦論》中的主張如出一轍。所以我們不妨設想他在思想上對賈誼可能也有所影響。至於他的辭賦，雖已無從知其面貌，不過他是楚人，而漢初盛行「楚歌」，再說賈誼賦頗近騷體，據此推測，他的賦大約也較近《楚辭》。
現今所見的漢代辭賦，要以賈誼之作為最早。賈誼（前201—前169），洛陽人，十八歲時就因能「誦詩屬書」著稱於河南郡中，為郡守所賞識。漢文帝初，賈誼年方二十餘歲，便被召為博士，每次奉詔議事，他都能解答得使人滿意，不過一年便被任為太中大夫之職。當時漢帝國的建立才二十多年，面臨的問題很多。賈誼寫了著名的《論政事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建議。他的這些主張開始時頗得漢 文帝欣賞，但朝廷中的大臣們則表示反對，他們向文帝進了讒言，終於使賈誼受到疏遠，並被調任長沙王太傅。賈誼在長沙很不得志。後來曾一度被調回長安，文帝對他才華雖很欣賞，卻未加重用，只是叫他做了梁王太傅。過了幾年，梁王因騎馬不慎，墮馬而死。賈誼很傷心，認為自己沒有盡到太傅的職責，因而自傷哭泣，過一年多就死了，年僅三十三歲。
賈誼的辭賦傳世者有《吊屈原賦》、《鵩鳥賦》（皆見《史記》本傳）；《惜誓》（見《楚辭》）和《旱雲賦》（見《古文苑》）。其中《吊屈原賦》和《鵩鳥賦》頗為傳誦。據《史記》本傳說，這兩篇賦都是被調任長沙王太傅時所作。《吊屈原賦》作於他路過汨羅江時。由於賈誼的遭遇和屈原有許多共同之處，所以此賦既是吊屈原，亦屬自傷。賦中連用許多比喻，慨嘆屈原的被放逐和楚國政治的腐敗，「鸞鳳伏竄兮，鴟梟（貓頭鷹）翱翔。闒茸（tà róng，低劣的人）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古代賢人）貪兮，謂盜跖（古代奴隸起義者，被統治階級目為大盜）廉。莫邪（古代寶劍名）為頓（鈍）兮，鉛刀為銛（xiān，鋒利）。於嗟嚜嚜（不得志貌）兮，生之無故。斡（wò，旋轉）棄周鼎兮，寶康（空）瓠（瓢）。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商代冠冕）薦屨（jù，鞋），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同「罹」，遭受）此咎兮。」這不光是哀悼屈原，也是指斥那些排擠自己的權臣。 在這篇賦中，賈誼還表示了不肯屈辱於惡勢力的堅貞氣節。他說：「使騏驥可得系而羈兮，豈雲異夫犬羊！」但他又認為以屈原之才，在楚國不能得志，應該遠遊各國，因此提出了「瞝（chī，看）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的批評。後來司馬遷也同意這個看法。其實賈誼對屈原之忠於楚國恐未必缺乏理解，他這句話該是自傷之詞。因為在屈原時代，還有列國存在，至於漢代這種條件已不存在。在賦的末尾，他寫道：「彼尋常之污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zhān，大魚名）鱘（xún）兮，固將制於螻蟻。」這大約是暗喻長沙王國土偏小，不足有為，顧慮自己在朝廷尚為人所制，到長沙則恐更難自容。這和前面所言應該學神龍潛處，「遠濁世而自藏」是一個意思。可能他在被謫長沙之時，曾產生過歸隱的想法。
《吊屈原賦》在藝術形式和技巧方面基本上均未越出《楚辭》的藩籬。這篇賦是「騷體」，所不同的是屈原作品中作為全篇總結的「亂曰」是在篇末，而且往往很簡短。《吊屈原賦》的「訊曰」則幾乎是在篇的中間，前半篇著重寫屈原的不幸；「訊曰」之後則主要是賈誼對屈原的看法，偏於議論。如果從藝術價值的角度來評價此賦，它顯然遜色於屈原作品。因為屈原作品中好用比喻，其妙處在於言有盡而意無窮，且手法常多變化。此賦雖亦用比喻，卻不免失之淺露。如「鸞鳳」、「鴟梟」之喻，實即指「賢聖 逆曳」、「闒茸尊顯」；「伯夷」和「盜跖」、「莫邪」和「鉛刀」、「周鼎」和「康瓠」、「罷牛」、「蹇驢」和「騏驥」，其實都不過比喻同一種現象。後面的「鳳」與「神龍」，用意亦無多大出入。這也許和賈誼兼長散文，作賦時不免有散文化傾向有關。賈誼的散文好用排句，羅列許多類似的現象。這些排句確實能使文章顯得氣勢磅礴，有聲有色。像《過秦論》這篇名作就是如此。然而這一手法用於《吊屈原賦》這樣抒情作品中，卻反而顯得不精煉。這種羅列事實的做法在後來的辭賦中也很常見，因為那些作品大多偏於體物，所以羅列一些史實與典故，還不一定顯得繁冗。賈誼賦的這一傾向顯示出辭賦由《楚辭》向漢代大賦發展的一些跡象。
《鵩鳥賦》的寫作時間稍後於《吊屈原賦》。《史記》本傳稱：「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xiāo，貓頭鷹）入賈生舍，上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鵩鳥」據裴駰《史記集解》引晉灼所述《異物志》的說法是：「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根據此說，可知所謂鵩鳥大約是一種毛色較別致的貓頭鷹之類的鳥。像這樣的野鳥偶然飛入人家，本來不算什麼怪事，賈誼不過是藉此抒發一些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而已。在此賦中有一些卓越的見解，作者把宇宙間的事物看作處於不斷的變化發展過程 之中。他說：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shàn，更替）；沕（wù）穆（深微貌）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這段話已經看到了「吉凶」、「禍福」這些矛盾現象總是互相聯繫，互相轉化的。這一思想當然是接受了先秦道家哲學的影響，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兩句，即引自《老子》。但在那個時代，具有這種樸素辯證法思想，還是值得肯定的。賦中還用形象的比喻來描寫世界的變化：
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tuán，控摶，玩弄愛生之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他把世界看作一個物質變化的過程，把生死看作自然的法則。從這種世界觀出發，他談到了各種人物的處世態度：
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好權勢的人）死權兮，品庶（普通人）馮（同「每」，貪的意 思）生。怵迫（為貧困所迫而趨利）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他這種思想最後歸結為「縱軀委命」、「知命不憂」的消極態度，陷於宿命論。所以司馬遷讀後有「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之感。但從賈誼的一生看來，他始終沒有消極退隱，而是堅持著改革政治的理想。可能他所信奉的正是「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即不管世態如何變化，只要自己的主張是正義的，他就始終不動搖。這種精神是很可貴的。
賈誼的《旱雲賦》始見於《古文苑》；《史記》、《漢書》、《文選》及唐代類書中均不載，所以不大為人們重視。因為《古文苑》乃晚出之書，其中有些顯系偽作。但這篇《旱雲賦》似乎尚難斷定是偽作。此賦大約作於漢文帝九年（前171）。賦中寫到當時災情的嚴重：
陽風吸習（不斷地浮動）而熇熇（hù，熾熱），群生悶懣而愁憒。壟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耰耝而下涕。悲疆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早夭兮，罹天災而不遂。
根據《漢書·文帝紀》記載，那年的旱災確實很重。 作者在這篇賦里不但對受災農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而且把受災的原因歸之執政者，他說：「懷怨心而不能已矣，竊託咎於在位。」這在漢賦中較為少見。
此外，見於《楚辭》的《惜誓》，一說亦為賈誼所作，但東漢王逸注《楚辭》就認為「疑不能明也」。現在國內外學者也都對它表示懷疑。就這篇作品本身而論，則純系模仿《楚辭》，連口吻也多承襲之跡，不像前三篇賦那樣能反映出賈誼的某些思想，所以在這裡不作論述。根據《漢書·藝文志》，賈誼賦共七篇，現存只有這四篇，其餘均已散佚。賈誼這些賦在形式上還接近《楚辭》，但已初步顯出了漢賦的某些特點。在漢賦形成的過程中，他顯然有一定的地位。
稍後於賈誼的枚乘（？—前140）在漢賦的成熟過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枚乘，字叔，淮陰（今屬江蘇）人，漢文帝時曾為吳王劉濞（pì）的郎中。劉濞有叛亂的打算，他曾上書切諫，劉濞不聽。於是枚乘就離吳至梁，做了梁孝王劉武的賓客。景帝時，劉濞發動「七國之亂」，枚乘又一次寫信諫勸，叛亂平定後，朝廷因枚乘曾一再諫勸劉濞，因此委任他為弘農都尉。但他長期做諸侯王的賓客，不願做地方官，又回到了梁國。當時梁國的賓客都善於作辭賦，枚乘的辭賦尤為出色。漢武帝即位後，久聞枚乘之名，派安車蒲輪接他去長安，不料枚乘年事已高，不幸 於中途死去。
枚乘賦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九篇，現存主要是一篇《七發》；此外，相傳為他所作的《柳賦》、《梁王菟園賦》等，不少學者疑為偽作，它們的藝術價值也遠不如《七發》。
枚乘是淮陰人，其地在戰國時屬楚，所以他受《楚辭》的影響很深，這完全可以理解。此外，戰國縱橫家的文風對他似亦頗有影響。這種遊說的習氣，在他上書劉濞時表現得很清楚，在《七發》中亦有顯露。《七發》寫「楚太子」有病，有位「吳客」去看望他。吳客認為太子的病是長期養尊處優造成的，這種病決非藥石所能治癒，卻可以用「要言妙道」來袪除。於是吳客就列舉音樂、飲食、車馬、遊樂、畋獵、觀濤等種種享樂之事，使太子聽得逐漸入神，稍見起色。最後吳客講到了請許多「方術之士」，其中包括先秦的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莊子等思想家來論辯萬物之理。太子聽後出了一身大汗，病竟痊癒了。這裡所說的「楚太子」和「吳客」顯系虛構的人物，至於通過一場談話就使對方的沉疴頓去，也未必真有其事。但《七發》中寫吳客如何察顏觀色，一步步地打動楚太子的心理，使之信服自己的言論，則十分真實地寫出了遊說之士用他們三寸不爛之舌博取統治者信任的情狀。從這個意義上說，自清代章學誠以來，許多研究者認為漢代辭賦的興起與戰國縱橫家有密切關係之說，在《七發》中可以 得到強有力的例證。後來的賦家往往設賓主對答之辭，這與《七發》的影響也有很大關係。
《七發》在形式和技巧方面與賈誼作品有很大差別。賈誼那幾篇賦基本上取法於《楚辭》中的《離騷》、《九章》，雖有時稍變其體，略有散文化的跡象，但仍不失為騷體。這恐怕和那些賦主要是抒情之作有關。枚乘的《七發》當然也受《楚辭》的影響，但它主要是從《招魂》等作品演化而來，這一點段熙仲先生早已談到。不過《七發》在文體上比《招魂》更進一步散文化了。在《招魂》中，大部分句子都用「些」字結尾，而《七發》中已經沒有這現象。《招魂》還有「亂曰」，《七發》則敘述到太子病癒，就告結束。《七發》受《招魂》影響最明顯的是排比鋪張的手法。從列舉各種生活享受的情節看，《七發》基本上模仿《招魂》，所不同的是《招魂》有較強的抒情意味，它在竭力描寫飲食起居的豪華時，用意在以故鄉的可愛可戀，來勸導所招之魂回歸故宇。這是因為《招魂》這種文體，可能借鑑於楚地巫祝為人招魂的禱詞。《七發》則偏於說理，那個「吳客」實際上是一位縱橫家，目的在用享樂打動「楚太子」之心，使其接受他的勸告。因此兩者雖都有較細緻真切的描繪和較明顯的誇張，而《七發》多少顯得冷靜、客觀，不像《招魂》那樣筆鋒常帶感情。《七發》的排比鋪張儘管已開漢代大賦的風氣，然而它與後來那些大賦還不太一樣。它雖然也好誇張與羅列， 但總的來說還顯得真實而不失之繁冗，也沒有使用過多的僻字而使作品陷於艱澀。
《七發》中最精彩的片段，歷來公認是關於觀濤的部分，其中如：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形容波浪湧起，水花濺落），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yì，白色），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
這段文字在一些講到枚乘《七發》的論著中，差不多都加以引用。確實，它描寫潮水由剛來一直發展到極盛的各個階段，都用了十分形象而貼切的比喻。如「白鷺下翔」形容浪花飛舞，「素車白馬」形容潮水進一步上升，用軍隊的昂揚奮進形容波濤洶湧。這不但形象地呈現出波濤的形態、顏色和聲勢，同時也展示了潮水的由遠而近、由弱至強的不斷變化。這段描寫確是有聲有色，在漢賦寫景的文字中，無疑是罕有其匹的。其實《七發》中生動的描寫還遠不止這一段。作者不光善於實寫，而且也善於使用虛寫的手法。如在同一部分中寫到「水力之所到」時，用的手法就與此完全不同：
觀其所駕軼者（超越，指後浪高過前浪）， 所濯拔者（指高聳的激浪），所揚汩（gǔ）者（激盪），所溫汾者（指波濤凝聚），所滌汔（qì）者（沖刷），雖有心略辭給（指即使心中素有印象而口才又很好的人），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
這裡不像上引那段文字那樣使用比喻，也沒有把人們視覺和聽覺中所感受到的形象細加刻畫，只是形容了那些浪濤的動態，就給人以深刻印象，使人如見其形，如聞其聲。這段描寫連用五個「者」字，顯然取法《莊子·齊物論》中寫風的部分。這說明枚乘善於將諸子散文的某些筆法用於辭賦創作，以增加作品鋪述的氣勢。後來韓愈《南山詩》等作的排比鋪張在一定程度上即受其影響。賦中「秉意乎南山（指江水發源於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hǒng dǒng，水天相連）乎蒼天，極慮乎涯涘（sì，水邊，此句寫人慾竭盡目力，看到水的盡頭）。流攬無窮，歸神日母（太陽）」諸句，寫波濤之浩瀚，江海之寥廓，對後來司馬相如等人的大賦多以壯闊宏麗著稱有直接的啟示。此外如寫畋獵等部分，也都有精彩的片段。在漢賦中，《七發》的藝術成就是很突出的。
枚乘《七發》不但在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它的思想內容也頗可稱道。在這篇賦的開始部分，作者即開宗明義地指出：「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jué，因受寒而得的腿病）痿（wěi，癱瘓）之機；洞房清宮，命曰 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同「醲」，酒味淳厚），命曰腐腸之藥。」這段話雖本於《呂氏春秋·本生篇》，但既符合事實，又能深刻地揭露出統治者窮奢極侈的生活狀況。枚乘在賦的最後部分，要請那些古代思想家以「要言妙道」來開導太子，就包含著訓誡之意。因此與後來那些大賦在竭力鋪陳統治者的享樂生活之後，來幾句空洞的說教，而且總是假稱帝王自己覺悟，要崇尚節儉的情節大不一樣。後者往往流於「勸百諷一」，而《七發》畢竟要激切得多。這大約是因為枚乘那時代還沒有「罷黜百家」，思想仍比較自由；同時這篇作品當時也許並非直接寫給諸侯王或皇帝看，所以諷諫的鋒芒無須多加掩飾和隱藏的緣故。
和枚乘同時或稍後的淮南小山，其生平已無可考。他《招隱士》究竟作於文、景時代還是武帝時代亦不可知。這篇賦收在《楚辭》中，基本上沿襲屈、宋的抒情特色。此賦用意大約是號召那些山林隱逸之士到淮南國去做劉安的賓客。與賈誼、枚乘之作漸趨散文化不同，《招隱士》保存了抒情詩的特點。但其中也有近於荀賦的句法，如「坱（yǎng，山谷幽深）兮軋（無涯際之意），山曲 （fú，山深貌），心淹留兮洞荒忽」，句法即頗類《荀子·成相篇》。對後來漢樂府中某些雜言詩也可能有所啟發。至賦中「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等句，更為人們所傳誦。後來一些詩詞作品也經常化用這些名句的意 境。
淮南王劉安的養士，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可以說是諸侯王養士的餘波。總的來說，到武帝時，辭賦的寫作已由諸侯王國移到了中央政府所在地長安。
二、司馬相如
漢賦的代表作家司馬相如（？—前118），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早年曾到梁國遊歷，和枚乘等人相處有數年之久。在梁國時，他曾寫過一篇《子虛賦》。後來這篇賦傳入宮廷，深受漢武帝的賞識。這時蜀人楊得意正在為漢武帝養獵犬，就向武帝舉薦司馬相如。相如於是受到了漢武帝的召見。他對武帝說：「這只是寫諸侯的事，我能再寫一篇關於天子遊獵的賦。」於是就寫了現在的《子虛上林賦》。漢武帝因此任他為郎。在此期間，相如曾多次隨武帝出獵，先後寫了《諫獵疏》和《哀二世賦》，他又曾奉命出使蜀地，並去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當時，漢武帝頗迷信神仙長生之術，重用方士。司馬相如就作了一篇《大人賦》，使武帝讀後，飄飄然有「凌雲之感」。此後不久，他就因病免官。漢武帝料到他不久會死去，就派人到他家去訪求他寫的書。這時他已死，他妻子獻上了一卷書，這就是著名的《封禪文》。
從司馬相如的一生看來，他是一個放蕩不羈的才子。歷來一些論者說他的一些辭賦意在諷諫，這 未必合乎事實。近來還有人說他寫那些賦是用經學和讖緯學說為漢武帝的享樂生活製造理論根據，也十分牽強。因為司馬相如作賦，始於景帝時代，他在梁國所寫的那篇《子虛賦》，寫的亦是遊獵之事，討得了武帝的喜歡。在他作賦時，董仲舒還沒有舉賢良，提出那套「天人三策」。董仲舒作為一個儒家，雖然提倡讖緯學說，卻很不贊成窮奢極欲。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對皇帝和貴族的享樂生活都寫得有聲有色，從賦中也看不出他對那種生活有什麼不滿。在賦的最後一段，他借皇帝的嘴，講一通提倡節儉的大道理，只不過是枯燥無味的說教。這種說教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差不多都有類似的意思，尤其在漢代距秦亡不到一百年，許多人都認為秦亡於不愛惜民力，因此他這些話也未必是闡述董仲舒那套學說。他的《大人賦》據說也有諷諫之意，結果使漢武帝看了反而飄飄欲仙。這種現象似乎不能單純說成是作者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的矛盾。其實司馬相如作為一個「文學侍從之臣」，不管他如何「傲世」，總得適應帝王的要求。像漢武帝其人，正如汲黯所言，「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史記·汲黯列傳》）。司馬相如的賦正迎合了他的這種心理。作品既寫到了天子的威風和豪奢，又讓天子自己出來講節儉，這樣就使武帝「多欲」的心理得到了滿足，又能用「仁義」來加以裝飾。然而，司馬相如既是寫豪奢生活的能手，而現實中也確有這種生活，所以他能 寫得淋漓盡致。至於寫「節儉」、「仁政」，則並非他思想中固有的東西，而現實中也無其事，故這部分就顯得蒼白無力。
司馬相如的創作雖有適應漢武帝心理的用意，但我們對他的作品仍須作具體的分析。司馬相如的辭賦對漢帝國的統一和興盛，中央集權制的完成採取了熱烈歌頌的態度，這是無可非議的，是他作品中積極成分的主要方面。但是，作者對於漢武帝的窮奢極欲，則不免津津樂道，有時還流露出讚賞態度。儘管他在賦的末尾講一通節儉，卻又很空洞。顯然作者創作的主要意圖並不在此，因此讀者感興趣的也往往是他誇耀帝王享樂生活的那部分。他在歌頌漢帝國的統一和繁榮，把天子的地位凌駕於諸侯王以至一些神靈之上的同時，並沒有把國家的興盛和統治者的奢侈、荒淫加以區別，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對這種缺點，既毋庸諱言，也不必苛責。
司馬相如賦在藝術上的成就，古人往往備加推崇，而今天的讀者似乎對它們評價不高。這種現象恐不限於他一人，所有漢代大賦都有類似的情況。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比較複雜，除了社會生活、語言文字的演變外，人們的美學思想和對文學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也是重要原因。
儘管司馬相如及一些漢賦作家的大賦，在古代曾被一些人不適當地抬高了。但是它們本身所具有 的價值卻又是不容簡單地否定的。這主要表現在這些作品通過藝術的誇張，比較形象地反映了漢代封建大帝國全盛時的繁榮、昌盛景象。漢初統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秦代的教訓，實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從漢高祖起，經過惠、文、景三代，逐步地削平了異姓和同姓諸侯王的割據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注意農業的發展，使生產力有所提高。據《史記·平準書》說，到了漢武帝初年，「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這段話當然有所誇大。但司馬遷接下去又說到有人「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說明這個「全盛」時代，真正得利的也僅僅是地主豪紳。不過，當時人民的生活比過去確有一定程度的改善，階級矛盾比較緩和，而社會的財富也有很大的增長。桓寬《鹽鐵論·散不足篇》所講到的一些富人生活奢侈的情況，也多少反映了當時地主階級財力的雄厚和社會物質生產的豐足。這種社會現實反映在當時的統治階級頭腦中就是極度樂觀而充滿自信心。這種心理狀態也表現在各種意識形態之中。歷來的 評論者講到漢代人的文章往往說它們渾厚、氣勢壯闊，也正是這種自信心的曲折反映。這種渾厚、壯闊的文風，在司馬相如作品中表現得頗為明顯。例如他的代表作《子虛上林賦》，先寫到了楚國的雲夢澤，再寫到齊國的大海，最後則寫到天子的上林苑。他把上林苑之大描寫得遠遠凌駕乎雲夢及大海之上。這種構思似乎不很合理，因為上林苑雖是皇帝的苑囿，它的面積畢竟有限，不可能與雲夢這樣著名的大湖相比，更不用說大海了。上林苑是當時實有的苑囿，其中山川、物產也不可能像賦中描寫的那樣眾多和齊備。所以後來左思在《三都賦序》中就批評司馬相如寫得不真實。其實，司馬相如寫這篇賦，遵循的是「天子以四海為家」的原則，他筆下的上林苑並非那個具體的苑囿，而是整個中國乃至整個當時人所理解的世界的縮影。凡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在他看來無不屬於「天子」，因此也理所當然地可以在上林苑中出現。據《西京雜記》卷二載，司馬相如曾對他的友人盛覽說過「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等語。《西京雜記》是東晉葛洪所作，帶有小說性質，未必可信。但此書說到司馬相如作賦「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倒很符合《子虛上林賦》的情況。不管此書所記司馬相如的話是否可信，但至少說明《西京雜記》的作者對司馬相如賦已有這種觀感。司馬相如賦那種「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作品顯得氣勢宏大。試看這個上林 的範圍：「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這已經不是一個苑囿，而是囊括整個中國的西部地區。再看下面的描寫，更可以知道此賦實際上寫的是當時人心目中的整個世界：
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踴水躍波；其獸則 （róng，牛的一種，頸有肉）旄（máo，即氂牛）貘（mò，同「貊」，獸名）犛（lí，氂牛），沈牛（水牛）麈（zhǔ，一種大鹿）麋，赤首（傳說中獸名）圜題（同「圓蹄」，獸名，一說即麟），窮奇（傳說中的怪獸）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qì，提起衣服過河）河；其獸則麒麟角 （duān，牛類），騊駼（táo tú，一種好馬）橐（tuó）駞（tuó，即駱駝），蛩蛩（qióng）（獸名，狀如馬）驒騱（diān xī，一種野馬），駃騠（jué tí，一種駿馬）驢騾。
這裡包括著太陽升起和下山的地方，又包括了炎熱的南方和寒冷的北方。其中有些區域在當時未必屬於漢帝國的版圖，但都不妨寫進上林苑去。作者在此表現了對天子威權的極度頌揚，對漢帝國的力量充滿了自信與驕傲。正是基於這種思想，他筆下的各種場面一般都非常壯闊，顯得氣勢宏大。如寫皇帝出獵時的情景：
於是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象牙雕琢的車子），六玉虯（同「虬」，指天子所駕六馬），拖蜺旌（旌旗有似虹霓），靡（斜舉）雲旗；前皮軒（蒙上虎皮的車子），後道游（即「導遊」）。孫叔（公孫賀）奉轡，衛公（衛青）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校是木製的闌校，以防禽獸出入。「四校」指闌校的四面）之中。鼓嚴簿（在侍從的鹵簿中擊鼓示警），縱獠者（一作「獵者」）。江河為阹（qū，因山谷為遮羅禽獸的圍陣），泰山為櫓（望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陸續分散），離散別追，淫淫裔裔（形容絡繹不絕），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這段描寫純粹是粗線勾劃，但也能給人以較深的印象。在此皇帝的儀衛之盛，士兵之多，與其說是寫狩獵，還不如說是在炫耀帝王的威風。在司馬相如筆下，「天子」的威嚴還不止此，他幾乎是無所不能的。下面一段文字更充滿了離奇的幻想：
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快速奔馳），鯈（同「倏」）夐（同「迥」）遠去，流離輕禽（指捕捉輕禽），蹴（cù，踐踏）履狡獸，轊（wèi，踐踏）白鹿，捷（迅速捕獲）狡兔；軼（超過）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 弱（弓名），滿白羽，射游梟（一種似人的怪物，又名「梟羊」），櫟（kuī，打擊）蜚虡（jù，蜚虡，鹿頭龍身的神獸）。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應作「槷」，即「臬」，niè，靶子）殪（yì，殺死）仆。然後揚節（高舉旌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飈，乘虛無，與神俱。
這裡出現了許多神話傳說中的怪物，並且把皇帝的獵騎當作一支神奇的力量來描寫，甚至於能遨遊太空，與神靈為伍。這種極度的誇張和炫耀，表現了對帝王權力的極度讚揚，它既不同於屈原作品中的豐隆乘雲、駟駕虬龍；也不同於《莊子》中的「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屈原作品中的想像是在現實世界中遭受打擊之後，想在非現實世界中尋找安慰，而結果仍然離不開現實；《莊子》中一些幻想只是唯心主義者想遺世獨立，以逃避現實的痛苦。司馬相如則不然。在他看來，皇帝的威權是無窮的，他占有了一個大帝國，但遠遠不夠，還要統治整個宇宙。他的這種幻想顯得壯麗、豪邁，但不免失之幼稚。它是封建社會初期統治者的強大與自信在文學作品中的反映。這在當時和後代的其他作品中都是少見的。雖然這種描寫有時顯得過於誇張，而且比較粗獷，但仍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並對後來作品在描寫大場面方面甚有影響。
《子虛上林賦》除了主要是粗線條的描寫之 外，有時也能用一些較細緻的手法來摹狀具體事物。如：
於是玄猿素雌，蜼（yí，大獮猴）玃（jué，老猿）飛蠝（lěi，能飛的鼯鼠），蛭（zhì，傳說中的飛獸）蜩（即「 」，zhǒu，傳說中獸名）蠼（zhuó，猿類）猱，獑（jiān）胡（傳說中動物，似猿，足短，善騰躍）豰（hù，一種能吃猴的狗）蛫（guǐ，猿類），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鳥飛輕快貌）互經，夭蟜（jiǎo，蹲著，掛著遊戲之狀）枝格（同「柯」，樹枝），偃蹇（亦遊戲狀）杪顛。逾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chuō，跳躍）稀間（樹葉稀疏之處），牢落（散漫）陸離（參差不齊），爛曼（紛亂而迅速）遠遷。
在司馬相如辭賦中這段描寫頗為突出。它將山林中猿猴等動物騰躍、嘯鳴、戲嬉等各種情狀描繪得十分生動逼真。在大段大場面的粗線勾勒中，間或嵌入一些細緻的刻畫，使作品顯得富於變化而不板滯，並增加了逸趣雅興。在漢代大賦中，像這樣較細緻、較具體的描寫不很多見，然而偶一出現，即使全文為之生色。應該說，在西漢時代，人們藝術經驗的積累還不很豐富，尤其是描繪事物情狀的作品還並不多，司馬相如在這方面是作出了貢獻的。歷來人們一致推崇他是漢賦的代表作家，確也有其理由。當然，比 之後來一些文學作品中那些細膩的描繪手法來，這種寫法還顯得較簡單，然而與過去的作品相比，它已有了長足的進步。
司馬相如的《大人賦》也是獻給漢武帝看的一篇作品。據《史記》本傳說：「天子（漢武帝）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qú，清瘦），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大人賦》在文體上似更近於騷體，但用意卻與《子虛上林賦》相銜接。《子虛上林賦》雖然已寫到了上天的幻想，然而基本上還是寫人間的享樂生活。相如以為「上林之事」還不夠完美，為了顯示天子的權力，應該讓他不但能統治人世，還能統治神的世界。在這篇賦中，天子這位「宅彌萬里」的「大人」，認為人世太狹小了，便要遨遊太空，馴伏諸神。他不但能役使諸神和仙人，歷訪唐堯、虞舜等古帝王，而且對有些神靈還可加以懲罰，如「誅風伯」、「刑雨師」。在「大人」眼裡，掌握著「不死之藥」的西王母，也可憐得很：
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hè，白色）然自首，戴勝（蓬髮而戴著玉制的方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這種藐視神靈的口吻，正是漢朝極盛時代統治者自以為無所不能的一種幻想。《文心雕龍·風骨篇》曾評此賦說：「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他所謂「風力」，即指這種奇特的想像和豪邁的口氣。
司馬相如除了《子虛上林賦》和《大人賦》外，也寫過抒情之作，這就是《哀秦二世賦》和《長門賦》。《哀秦二世賦》是相如從武帝校獵長楊，途經宜春宮秦二世墓時作。此賦比較簡短，指責秦二世「持身不謹」、「信讒不寤」，總結秦亡的歷史教訓，但見解遠不如同時代一些人的看法深刻，而且辭旨比較浮泛，在他的作品中似不算上乘。《長門賦》曾有人懷疑是偽作，因為它前面提到了漢武帝的諡號，還言及陳皇后因賦復寵，這顯然不合史實。因為司馬相如明明死在漢武帝之前，不可能知道他的諡號，陳皇后也並未重新得寵。但光憑序言似尚難判斷本文為偽作，因為這序言可能為後人所加。但此賦確有可疑之處，那是由於它的風格與司馬相如其他作品大不相同。這當然也可以用賦的內容與其他作品不同來解釋。因此在沒有佐證的情況下，對此賦真偽可以暫取存疑態度。
《長門賦》的序雖不可信，但此賦所寫陳皇后被廢一事，大約是不錯的。而且此賦的意義似已超出了陳皇后一人一事的範圍，它概括地反映了失寵的后妃、宮女的苦悶心情，開了後代「宮怨」一類題材的 先河。如果說司馬相如其他的賦以氣勢取勝，那麼此賦則以細膩傳神見長。如：
舒息悒（yì，憂愁不安）而增欷（xī，哭泣後不自主的急促呼吸）兮，蹝（sǐ，穿鞋）履起而彷徨。揄（yú，提起）長袂（mèi，袖子）以自翳（yì，遮蔽）兮，數昔日之諐（qiān，同「愆」）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床。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chǎi，香草名）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wàng，恐懼）若有亡。眾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眾星之行列兮，畢昴（mǎo，「畢」、「昴」皆星名）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同「漫漫」）其若歲兮，懷鬱郁其不可再更。澹（dàn，安靜）偃蹇而待曙兮，荒（大地）亭亭（遲遲地）而復明。
失寵后妃的痛苦在此被寫得十分細緻。她盼望君王的寵幸，回想往日的歡樂，見諸夢寐，覺來更增添了愁思，只能中庭獨步，終宵不眠。與司馬相如其他賦作多用粗線條勾劃相比顯然大不相同，倒有點像魏晉以後人的手筆。但此賦的藝術價值似較他作高出一籌。後來一些詩人、詞人在寫宮怨時不但喜用此典，且喜化用其中一些名句。因此在文學史上，這是一篇有影響的、不容忽視的佳作。此外，司馬相如還 有一篇《美人賦》（見《古文苑》），內容和形式都與宋玉《神女賦》相仿。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以為此賦「頗靡麗，殆即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者」 [1] ，似為相如少作。
三、西漢中後期賦家
西漢自武帝以後，辭賦極盛，除司馬相如外，同時作家如東方朔、枚皋以及宣帝時的王褒、元成時代的劉向等，都是著名的賦家。班固在《兩都賦序》中曾說：「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根據《漢書·藝文志》和《兩都賦序》所載西漢一代賦家甚多，但其中大部分人的作品已散佚，所以無法論列。其中有些人如枚皋，據說作賦很快，曾有賦一百二十篇，但「好嫚戲」，因此不被重視，今已無一篇存世。所以自武帝至成帝，較重要的賦家當推東方朔、王褒和劉向。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山東惠民）人，生卒年不詳，從《漢書》本傳所載事跡看，似略後於司馬相如。他傳世的辭賦有《七諫》和《答客難》。《七諫》見於《楚辭》，系哀悼屈原之作。它在文體上完全摹仿屈原的《九章》和宋玉的《九辯》，甚至有不 少句子亦直接取自屈、宋原作；其「亂曰」部分似乎還有模仿賈誼《吊屈原賦》的痕跡。《七諫》由於刻意模仿，因此歷來不大為人重視。《答客難》在《文選》中沒有歸入賦類，然其文體基本上還是辭賦，較《七諫》要散文化得多。此文旨在說明自己身處大一統時代，士人的進退、升降只能全憑皇帝的好惡，而不能像戰國時的遊說之士，在一國不得志，可以到別國去。因此自己雖「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而「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此文對漢代士人難於得志的原因寫得很生動。後來文人迭相仿效，如楊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郭璞的《客傲》，以至韓愈的《進學解》等都頗有名。
武帝以後的賦家中，以王褒較為著名。王褒，字子淵，《漢書》本傳說他是「蜀人」，但《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贊上》則說他「資中人也」。考其所作《僮約》（見《古文苑》），前稱「蜀郡王褒」，後又自稱「資中男子」。據《漢書·地理志》資中屬犍為郡（在今四川資中、資陽一帶），可能其地在武帝開設犍為郡前曾屬蜀郡，所以有上述說法的不同。王褒經常侍從宣帝遊獵，奉命寫作歌賦。後來又曾侍從太子劉奭（元帝），太子對他的作品也很欣賞。史載宣帝曾聽方士說，益州（今雲南省境）有金馬、碧雞二神，「可祭祀致也」，就派他前去祭祀，不幸病死途中。他所作賦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十六篇，但今天所能 見到的，只有《文選》所載《洞簫》一賦最為著名。
《洞簫賦》又名《洞簫頌》，太子曾「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此賦前半寫簫的原料——竹子的生長，並描述了竹林景色；後半則寫簫聲的感人力量。在描寫音樂與樂器的辭賦中，這是較早的一篇。賦中有不少精彩的片段，為歷來讀者所讚賞。如寫竹子生長之地曰：
翔風蕭蕭而徑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磕磕（kǎi，水石相撞聲）而澍（shù，雨珠般降落）淵。朝露清泠（líng，清涼）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顛。秋蜩不食抱朴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
這裡的種種自然景物，都寫得很生動傳神，使整個畫面呈現出一片深山密林的幽隱景色。風聲、水聲、禽獸啼鳴之聲，這些本是自然界的音樂；竹子生長在此，被製成洞簫，似乎有著先天條件，所以能演奏出更美妙的樂聲。這種描寫雖屬寫景，同時也是強調竹子的秉性適宜製作樂器，以與下文寫簫聲部分呼應。作品在描寫洞簫時亦多佳句。《文心雕龍·比興篇》曾舉此賦「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 也」，作為「以聲比心」的例子 [2] ，其實其中寫簫聲的部分，還有不少精彩之處。如：
故吻吮（吹奏）值夫宮商兮，龢（同「和」）紛離其匹溢（和聲四散貌）。形旖旎（yǐ nǐ，嬌柔）以順吹兮，瞋（chēn，張目大怒） （hán） （hū， 形容聲音，如人發怒）以紆鬱。氣旁迕（wǔ，逆出）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逫（jué）律（「逫律」，氣出遲緩貌）。趣從容其勿述兮，騖合遝（tà，眾多紛雜）以詭譎。或渾沌而潺湲兮（形容聲音渾沌輕緩不分），獵若枚折（如樹枝折斷之聲）。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形容聲音繁多，連續不斷）。惏慄（恐懼貌）密率（安靜），掩（靜止狀）以絕滅。 （xī）霵（jí）瞱睫（jié。「 霵瞱睫」言聲音眾多而快速），跳（跳躍）然復出。
這段文字極寫簫聲的紛紜變化，眾音繁會，悅人心耳，對後來一些寫音樂的詩賦有很大的影響。後馬融《長笛賦》、嵇康《琴賦》等，在格式上都模仿此賦。
除了《洞簫賦》以外，王褒的《甘泉宮頌》和《碧 雞頌》尚有片段存世，見於《藝文類聚》，亦屬賦體。《楚辭》中所收的《九懷》則是全文，但正如東方朔《七諫》一樣，屬摹仿屈原之作，自己的創造性較少，歷來不大有人重視。
稍後於王褒的劉向（前77—前6），字子政，是漢代整理古籍的大家。一直活到了哀帝劉欣即位前後。他的貢獻主要在目錄學、校勘學等方面，散文也很有名。他的辭賦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三十三篇。其中《請雨華山賦》已殘缺，見於《古文苑》，清嚴可均在《全漢文》中說：「此賦多脫誤，無從校正。」從這篇殘賦來看，用奇字較多，風格略近於司馬相如的大賦。另有《雅琴賦》、《圍棋賦》等，皆只剩片言隻語，見《文選注》及《初學記》等類書。他僅存的全篇賦作只有《楚辭》中的《九嘆》。但和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一樣，也是模擬屈宋作品為主。由於劉向生活在外戚王氏擅權的成帝時代，自己又是皇室族人，對後來王莽篡漢之事已有預感，曾向成帝上過論外家封事。因此他的《九嘆》似亦有借屈原以自嘆身世之意。如第一篇《逢紛》首稱「伊伯庸之末胄兮，諒皇直之屈原」，這與《七諫》之託於屈原口吻，說屈原「言語訥澀」、「淺智褊能」、「聞見又寡」等作為自謙之辭很不相同。《惜賢》中說到「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芝囿之蠡蠡（行列之狀）」。「長陵」二字舊注釋為「高大之陵」，但漢高祖的陵墓正好叫「長陵」，也許暗寓他對劉氏政權的憂 慮。唐代大詩人杜甫在《秋興》中說「劉向傳經心事違」，《九嘆》之詠屈原，恐多半是吐露他的心事。當然，《九嘆》在藝術上同樣不免有模仿因襲的缺點，故也不受人重視。然而平心而論，在辭賦方面，有屈原在前，而想有所突破，確非易事，而且從劉向本人來說，其主要貢獻似亦不在辭賦。
四、楊雄和劉歆
在漢代賦家中，楊雄的名字經常被後人與司馬相如並提 [3] 。這是因為他的一些大賦確實和司馬相如比較相似，所以唐代韓愈在《進學解》中有「子云相如，同工異曲」之語。
楊雄（前53—後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成帝劉驁時，被人推薦賦似司馬相如，遂應召到長安，曾奉命作《甘泉》、《河東》、《羽獵》、《長楊》等賦。在成帝後期和哀帝時，仕途困躓。王莽篡漢後，曾一度升遷，後又因故告病免官，專心著述，卒年七十一。
楊雄現存的辭賦較多，最著名的就是成帝時代所寫的《甘泉賦》等四篇作品。這四篇賦在文體和命意方面都取法司馬相如。不過司馬相如的《子虛上 林賦》主要是寫人世享樂；《大人賦》則主要寫遨遊神靈世界；楊雄的《甘泉賦》、《河東賦》則似乎把人世和神界的成分結合在一起。這兩篇賦的序言都說有諷諫之意，但從賦本身看，卻很難得出這個印象。楊雄寫作這兩篇賦時，剛被徵召到皇帝身邊，對仕途仍有幻想，對成帝的荒淫也認識不深，所以對皇帝的豪奢並無太多不滿，即使略感過分，且有諷諭用意，在賦中也甚少表現。《羽獵賦》末尾的說教，也和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類似。只有《長楊賦》的諷諫之意似較明顯，且在這四篇大賦中最多散文氣息，文字也較平易，不像另外三篇那樣重辭藻，有艱澀之弊。楊雄寫作這些辭賦時，確實很費苦心。桓譚《新論》中有一段記載，謂：「子云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令作賦，為之卒暴。思精苦，賦成，遂睏倦小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類書及《文選》注引文有異同，今據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十四）這個傳說有點離奇，但他那時用心作賦當是事實。他後來在《法言·吾子篇》中對作賦頗有自悔之意。這大約是他感到作賦不過是供帝王娛樂，起不到諷諫的作用，甚至反而起了「勸」（鼓動）的作用。所以斥之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其實楊雄在辭賦方面是有貢獻的，不過主要不是那些大賦，而是另一些抒寫個人不得志的作品。其中最有價值的是《解嘲》和《逐貧賦》。
《解嘲》作於哀帝時代，在用意及形式上均模仿東方朔的《答客難》，但歷來傳誦之盛，幾乎超過了東方朔原作。《解嘲》所以為人傳誦，主要在於作者對西漢末年的社會狀況頗有清醒的認識。他在此文中雖說當時是個太平之世，實際上卻指出了當時掌權的大臣都是庸庸碌碌之輩，這些人不可能任用人才，其煊赫的聲勢亦難持久。他說：
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hè，粗布衣）而傅，或倚夷門（戰國時大梁城的東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huì，掃帚）而先驅。是以頗得信（同「伸」）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指乘機鑽空子而可通行無阻）。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一作「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表面上是說天下已經太平，用不到奇謀異策，其實是說皇帝和官僚們都無意政事，見到人們提出政見，則加以壓制甚至打擊，以致雖有賢才，也無所舒 展其抱負。這就比東方朔的見解要深刻很多，形容那些官僚的驕橫也很形象。然而楊雄的深刻見解還不止於此，他洞察到這個官僚權勢將很難持久。他說：
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kàn，窺視）其室。攫（jué）挐（nú，攫挐，指執掌權勢）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
這段話取雷火為喻，說明盛極必衰之理，講的雖是當時公卿，而其思想則包含著一定的辯證因素。但在看出當時權貴的聲勢不能持久的同時，卻提出了「清靜」、「寂寞」等逃避現實的做法。這種思想比較近於老莊，這也許和他很崇敬嚴遵有關。因為據《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贊》等書記載，嚴遵就深信老莊之說。在漢代辭賦中，除漢初賈誼的賦有道家思想外，西漢中葉以後，這種思想已較少見。楊雄在《解嘲》中再次出現這種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在東漢人的著作中，老莊的地位有所提高，對後來魏晉玄學的興盛，有一定影響。
楊雄的辭賦除了《甘泉賦》等四篇大賦及《解 嘲》外，還有三篇作品較為完整，但不見於《漢書》本傳和《文選》。它們是《蜀都賦》、《太玄賦》和《逐貧賦》。這三篇賦全文見《古文苑》。《古文苑》雖成書較晚，但這三篇賦在《水經注》、《文選注》及一些類書中常有引文，《逐貧賦》還見於《藝文類聚》及《初學記》，當非偽作。《蜀都賦》大約是他早年所作，文風類似司馬相如。此賦價值在於較早地描寫古代都邑，在研究漢以前四川情況時，頗有史料價值，但藝術上特色不多。《太玄賦》純屬「騷體」，有些內容與《解嘲》相同，但道家思想更為濃厚。如「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似是調和儒道兩家的思想；至於「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網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歿而名滅。豈若師由（許由）聃（老子）兮，執玄靜於中谷」諸句，則幾乎把老子的地位提到儒家之上。後來魏晉以後有不少人推崇楊雄，可能與此有關，因為魏晉玄學家也是崇尚《易經》和《老子》的。《逐貧賦》假託自己對「貧」責難，而「貧」則與之爭辯，最後他被「貧」說服，認為貧困是好事，決心「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逐不去，與我游息」。賦中有這樣的話：
昔我乃祖，宗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凋匪飾。爰乃季世，縱其昏惑。饕餮（tāo tiè，貪財之人）之群，貪富苟得。鄙我 先人，乃傲乃驕。瑤台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
這段文字對統治者的窮奢極欲作了有力的批判，在漢賦中這樣痛快淋漓地對統治者進行揭露的確很少見。全文平易流暢，沒有過多的雕飾。此賦在文學史上曾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後來嵇康的《太師箴》在批判統治者專制暴虐方面，有些手法與此類似。晉代左思的《白髮賦》、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所用的假託手法，也與此賦有淵源關係。唐代韓愈的《送窮文》，更是通篇模仿此賦。然而從批判現實的意義說，可能還不如此賦這樣明顯。因此《逐貧賦》在楊雄的辭賦創作中應該占較重要的地位。
和楊雄差不多同時的劉歆（？—24）雖然以經學著名，但在辭賦方面也有一定的貢獻。劉歆，字子駿，劉向之子。他在哀帝時奉命繼承父業，整理國家藏書，發現了許多用古文字寫的儒家經典，足以證明當時一些「經師」傳授的「經書」是殘缺不全的，並且那些「經師」對「經書」的解釋也有錯誤。於是他就寫了《移讓太常博士書》，建議將古文經也立於學官。他的建議遭到了許多大臣和經師的反對。他因此懼禍，要求外調。於是便出任河內太守，不久又調任五原太守。王莽篡漢後，他官至國師公，後來因為看到王莽政權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行將覆滅，便和一些人合謀政變，劫莽降漢兵，事敗自殺。
劉歆的辭賦以《遂初賦》為最著名。此賦全文亦見於《古文苑》，此外《藝文類聚》和《水經注》等書中，也保存了一些片段或字句。此賦大約是他從河內太守調任五原太守時所作。因為他在調任途中所經之地都是春秋時晉國的故地，所以他在賦中借敘晉國史事來暗喻當時的現實。如：
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別。叔群既在皂隸兮，六卿興而為桀。荀寅肆而顓（同「專」）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
這些話顯然是針對丁氏、傅氏等外戚和寵臣董賢而發。由於他在朝廷受到排擠，所以將那些當權者比於晉之「六卿」。他當時對王莽可能也有一些幻想，所以後來曾長期與其合作，受到後人非議。但王莽早年確有拯救時弊的意圖，只是他食古不化，才使得一些措施終於失敗。劉歆本來只是個書生，對王莽有幻想，似不足深責。
《遂初賦》中寫旅途苦辛的部分，頗有佳句。如：
野蕭條以寥廓兮，陵谷錯以盤紆。飄寂寥以荒 （wù，晦暗）兮，沙埃起之杳冥。迴風育其飄忽兮，回颭颭（niān，風吹物動之狀）之泠泠。 薄涸凍之凝滯兮，茀（fǔ，此處作掃解）溪谷之清涼。漂積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降霜。揚雹霰之復（覆）陸兮，慨原泉之凌陰。激流澌之漻淚（聲音悽慘）兮，窺九淵之潛淋（深水）。 （同「颯」，衰颯）悽愴以慘怛（dá，悲苦）兮，慽（同「慼」，哀傷）風漻以冽寒。獸望浪以穴竄兮，鳥脅翼之浚浚（cūn cūn，向前又向後之狀）。山蕭瑟以鵾鳴兮，樹木壞而哇吟。
純用秋冬景色來抒寫心中不得志的悲苦，頗能收到情景交融的效果。其中「獸望浪以穴竄兮」兩句，為後來王粲《登樓賦》中的各句「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以舉翼」所本。這篇賦已經不限於羅列現象，而頗能見出作者的真情實感，在後來雖不很傳誦，但其藝術價值卻不容忽視。
劉歆還有《甘泉宮賦》和《燈賦》，見於《藝文類聚》和《初學記》，但均非全文，且不像《遂初賦》那樣重要。
賦發展到楊雄和劉歆時，已經出現了不是專門為統治者取樂，而是抒寫個人情懷的作品，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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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雄語見《漢書·司馬相如傳》「贊」引。鄭衛之音，古以為輕麗淫蕩。雅：雅正。
[2] 查《文選》所載《洞簫賦》作：「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泛濫，並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至於「優柔溫潤，又似君子」，則在下文。疑劉勰記憶有誤。
[3] 楊雄的「楊」，一作「揚」。關於他的姓，學者們頗有爭議。茲從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卷七的考證，當作「楊」。本書即採用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