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 第十四章 佛教之北統
東晉之末葉，姚秦僭號關中，沮渠稱王隴西，均奉佛法。長安之譯經者有鳩摩羅什，涼州之譯經者有曇無讖，俱集一時名宿。其影響並及於南北。及至晉末宋初，拓跋氏自代北入主中原。秦、涼佛教，頗受兵殘。自後政治上形成南北之對立，而佛教亦且南北各異其趣。於是南方偏尚玄學義理，上承魏晉以來之系統。北方重在宗教行為，下接隋唐以後之宗派。唐僧神清《北山錄》 （卷四） 有曰：
宋人魏人，南北兩都。宋風尚華，魏風猶淳。淳則寡不據道，華則多游於藝。 （宋僧慧寶注曰：晉宋高僧藝解光時，弘闡教法，故曰華也。元魏高僧以禪觀行業據道，故曰淳。） 夫何以知，觀乎北則枝葉生於德教，南則枝葉生辭行。 （「生」下似奪「於」字。）
由此言之，則唐世已有分佛教為南北二系之論也。<
涼州與黃龍
元魏拓跋氏原居極北，非佛教勢力之所及。後與中國交通，始知佛法。道武帝攻略黃河北岸，所過僧寺，見沙門道士均加敬禮。染中國之風，好黃、老，覽佛經。遣使致書泰山僧朗。天興元年（公元398年）始敕建寺塔於都城。明元帝（公元409年至公元422年）於京內外建圖像，令沙門敷導民俗，以沙門法果為道人統，管攝僧徒。 （詳《魏書·釋老志》） 蓋約當羅什在長安譯經時也。羅什歿後，關中疊經變亂，加以赫連氏之破佛。 （參看《僧傳·曇恕、僧導傳》） 長安佛教當漸衰頹。魏雖進至黃河流域，但其於佛法，亦自未特加提倡。當時北方佛法稍盛之地，想為西北之涼與東北之燕。
按自秦姚興末年以至魏太武帝之世，（公元416年至公元452年）北方佛法情形，諸書失載。吾人只可就關於南方記載推測得之。按《高僧傳》謂曇無竭 （此雲法勇） 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以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招集同志僧猛、曇朗二十五人西行求法。又謂宋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游燕齊，遍學外典。弱冠出家，復精三藏。先於黃龍國 （江南稱燕為黃龍國） 造丈六金像。又謂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眾經。宋末南遊。又謂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又言釋慧豫，黃龍人。來游京師 （建業） ，少而務學，遍訪眾師。考上列諸僧南遊之年，均在宋之初葉。可見當時幽、燕、遼西一帶，佛法頗盛。按《釋老志》載魏文成帝詔有曰：
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
惠始號白腳禪師，事詳見《釋老志》。《高僧傳》稱為曇始，謂為關中人。 （《志》云：姓張氏，清河人。） 於晉孝武帝太元之末，齎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為高句麗聞道之始。義熙初復還關中， （上見《僧傳》。） 後至平城，為太武帝所重。太延中（公元435年至公元439年）卒。 （此據《釋老志》。《高僧傳》謂為太武帝所殺，並著神異，所載與《志》所言均不合，當是訛傳。） 據此則始原亦曾游東北，後乃至平城。依《高僧傳》所載，黃龍僧頗多南遊。則獻文帝之所謂無遠不至者，或亦頗有來自東北者也。 （北燕馮氏頗於魏朝宮禁信佛有關，下詳。）
北涼沮渠氏，本可謂為佛法之國家。其於元魏釋教，尤有密切之關係。《釋老志》曰：
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徒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
太武帝在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滅涼。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 （或作十萬戶，見《通鑑考異》。） 於平城。《續高僧傳·僧朗傳》，謂魏軍東歸，擄掠沙門與之俱還。其文曰：
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旅，隊別兼之。及轒䡴所擬，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斬之。」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殺。」帝弟赤堅王亦同謙請。乃下敕止之。猶虜掠散配徒役。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 （下略）
按魏太武帝曾遣使求曇無讖。可見其徙沙門至平城，固不必全因僧人曾充軍役也。太武獻文之世，沙門特知名者有玄高、曇曜、師賢，與元魏佛法之興衰並有重大關係，則均自涼州至平城者也。
釋玄高
《高僧傳》曰，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為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公元402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後稱玄高。按寇謙之亦為馮翊萬年人，玄高與之同縣。而其母又姓寇氏，高本名靈育，又似道教稱號，則其母或原奉道者也。
年十二， （約公元413年） 入中常山， （疑中南山之誤，中南即終南，在萬年縣之南。） 堅求出家，改名玄高。出家時，謂有神人迎送。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專精禪律。聞關右有浮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稱之。按佛陀跋多羅在弘始十三年已離長安南下，其時玄高只十歲。而佛陀跋多羅亦未聞住石羊寺，則此所謂浮馱跋陀者，不悉指何人。若系覺賢，則《高僧傳》謂高於弘始四年生，必有誤也。 （參看伊藤義賢《支那佛教正史》四八七頁）
後高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在天水東南八十里。庾子山作《麥積崖佛龕銘·序》，有「方之鷲島跡遁三禪」之句，蓋隴右之名山也。從高學者百餘人。長安釋曇弘亦隱於此，均以禪法為業。時西秦乞伏熾槃據隴西，（義熙八年（公元412年）至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凡十六年。）稱河南王。 （事在義熙十年） 有外國禪師曇無毗，深於禪法，來入其國。玄高率其徒眾從之。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為沙門，而權侔偽相，恣情乖律，頗忌眾僧。曇無毗既西返舍夷 （當即迦夷） ，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 （當即熾槃子慕末） 讒構玄高。擯高往河北林陽堂山。 （不詳） 山古老相傳雲，是群仙所宅。高徒眾三百往居山舍，遊刃六門 （禪法六妙門） 者百有餘人。有十一人備著靈異。中有玄紹，秦州隴西人。即《僧傳》長安太后寺慧通之師涼州禪師慧紹。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堂術山即小積石山，《水經注》謂相傳有神仙往返，蓋亦仙山也。 （參看《雲笈七籤》二八） 時曇弘法師已往岷蜀行化。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至，即言於王，請高還國，崇為國師。後高游涼土，沮渠蒙遜亦相敬禮。時海西有樊僧印，亦從高學。 （《高僧傳》作樊會僧印，據《珠林》八十四，「會」字衍。） 印後行化江陵。 （《名僧傳抄》有傳，僧印原姓樊。） 蓋玄高在西北已為禪學之宗師矣。
魏太武帝滅涼，（公元439年）其舅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平城，大流法化。太子晃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 （《南齊書·魏虜傳》，謂為大臣崔氏、寇氏所譖。） 為父所疑，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太武帝夢其祖及父責問何故信讒。太武帝乃下詔令太子共參國政。 （事在元嘉二十年。《宋書·索虜傳》有此詔書，但未言其信讒及感夢事，與《南齊書》及《僧傳》所載不同。） 後崔浩 （傳原作皓） 寇天師又譖 （傳原作贊） 曰：「前夢玄高所為，宜誅之以除害。」太武帝從之。時有涼州沙門慧崇，乃尚書韓萬德門師，亦並被幽縶。均以太平真君五年九月十五日被害。 （《廣弘明集》所載《釋老志》謂「是時太子幽死」，但晃之死在此後七年，其言妄。按道宣於《釋老志》原文常加增刪，不可為據。《宋書》、《南齊書》雖有太子被殺之說，但均未言與佛教有關係。） 玄高年四十三。 （生於弘始四年） 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公元444年）死時備著靈異雲。
按《高僧傳》所載玄高為太子作齋事，亦見《南齊書·魏虜傳》，但《魏書》、《宋書》均不見錄，《通鑑考異》謂應從《魏書》。疑《僧傳》所載不全為實錄。查太武帝在元嘉十五年已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 （玄高死時年四十三） 十七年改元太平真君。十九年受寇天師法籙。是在玄高死前數年，太武帝已抑佛尊道，至太平真君五年，其殘害益甚。玄高之死無論原因如何，但必為毀法步度之一。《高僧傳》言玄高被殺後，又復活，預言大法將滅，實則在當時有識者必已可見及此也。
太武帝毀法
天師寇謙之集道教方術之大成，假託神人，依傍佛典，製作偽經，除去三張之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對於道教徒，加以整齊嚴肅之戒規與組織，實為道教復興之功臣。而漢代以來，圖讖歷數之學頗流行於北方。謙之備悉其術，自稱新經應運出世，神人作誥，謂以經付謙之，轉佐北方太平真君。其所言與于吉所謂「太平氣至，德君將出」之說相似。崔浩明歷數，嘗論古今治亂之跡，自夜達旦。故深有契于謙之之學。在明元帝之世，謙之已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暗昧。卿為吾撰列王者治典，並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跡。 （上見《魏書·浩傳》） 按謙之之意，竊三統五德說之餘緒，上承漢代之經學，故謂之兼修儒教。夫既以長生仙化之術眩人主，又用繼古聖王道統之說，上干拓拔氏之君。其為英武有大志之太武所嘉納，固不足怪。故崔浩上疏太武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魚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辭音深妙，自古無比。 （中略） 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世祖欣然，乃始崇奉天師。 （《釋老志》） 後遂改元太平真君。（公元440年）
太武帝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為先務。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三月癸未，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通鑑》胡注云：「以其強壯，罷使為民，以從征役。」按是年魏大舉伐柔然。次年遠征涼州。胡氏之說，必有所據。又明年而改元為太平真君。又二年而帝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是時涼州沙門已來平城。太子晃奉玄高，尚書韓萬德師慧崇。然太武帝則已信寇謙之，於崔浩尤言聽計從。浩既奉道，以謙之為師，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為世費害，帝頗信之。 （《釋老志》） 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詔王公以下至庶人以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並斥佛教為「西戎虛誕，妄生妖孽」。 （《釋老志》載此詔於七年入長安之後。按帝於七年二月乃入長安，而同年正月無戊申，今從《魏書》本紀、《北史》卷二與《通鑑》。） 其年九月而玄高、慧崇被殺。二僧必因是當時佛徒上首而遭難。朝廷排斥佛法，已甚積極。又先是沙門慧始本葬平城城內。至真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乃葬於南郊之外。其時送者六千餘人。中書監高允為之傳頌其德跡。 （《釋老志》） 按《高僧傳》載玄暢本玄高之弟子，值虐虜翦滅佛法，害諸沙門。玄暢乃於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自平城遁。查真君六年有閏五月，則是年已有害諸沙門之事。 （其翦滅佛法則在明年，《僧傳》稍誤。） 又同年冬，蓋吳謀亂關中。魏主西征。明年（公元446年）二月，帝至長安，在佛寺見大有兵器。帝怒，疑與蓋吳通謀。命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匿婦女。崔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 （《北山錄》五亦言謙之諫浩勿誅沙門） 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並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於是年（公元446年）三月下詔，其文自謂「承天之緒，欲除偽定真， （按浩上《五元寅歷表》有曰，「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云云。又世傳太安二年中嶽嵩高靈廟碑，廟系寇天師所奏立。碑文中並有「除偽寧真」及「《河圖》授羲，《洛書》授農」諸句。） 復羲、農之治」。此蓋自以為繼王者之統，用寇、崔之說也。又謂胡本無佛，「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 （元真乃晉竺法深之師，呂伯強未詳。根據近人考訂，疑即《僧傳·康法朗傳》之呂韶。） 乞胡之誕言，用《莊》、《老》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此則謂佛非胡神，非所應奉也。詔書末曰：「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時太子晃監國，雖屢諫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上見《釋老志》及《通鑑》）
太武毀法，固亦可謂為佛道鬥爭之結果。但其主動人為崔浩。浩之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其從弟模，雖在糞土之中，禮拜形像。 （《魏書·浩傳》） 其同事高允信佛，時設齋，好生惡殺。早年曾出家為沙門。 （見《允傳》） 寇謙之亦不欲毀滅佛教。（據《釋老志》謙之本認佛得道，在四十二天。《集古今佛道論衡》載道士郭行真文，謂「陶 （貞白） 、寇 （謙之） 兩傑，攝敬釋宗，詳於梁魏之書」云云。）浩獨昌言毀佛，可謂一意孤行也。 （後世佛徒痛恨浩即因此） 蓋浩既修服食養性之術，又精漢代以來經術歷數之學。深欲帝「除偽從真」，以應新運。毀佛乃與其勸帝改歷以從天道， （見本傳） 用意相同。據此，毀謗胡神具有張中華正道正統之義，其事又非一簡單之佛道鬥爭也。按南朝佛道之爭，純用筆舌，以義理較長短。北朝則於其開始即用威力，作宗教之鬥爭。且北魏僧人最早之領袖為習禪之玄高。南重義學，北重實行，於此已見之矣。
曇曜復興佛法
崔浩於毀法後四年（公元450年）被誅。 （《水經注》謂同年寇謙之所奏造之靜輪宮亦毀。） 太武帝頗悔前事， （《僧傳·曇始傳》。《續傳·曇曜傳》均有太武帝因白足禪師事而生悔心之說。但證以《釋老志》，其事不確。） 但已行，難修復。太子晃潛欲興之，而未敢言 （《釋老志》） 。又明年，太子薨。又一年（公元452年）太武被弒。計終帝之世，法廢積七年。然禁稍寬弘，篤信之士，得密奏事。 （《釋老志》） 至文成帝 （晃之子） 即位，佛法又興。主其事者為沙門師賢與曇曜。蓋仍均原從涼州來者。
《高僧傳·玄高傳》云：「涼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偽太傅張潭伏膺師禮。」此曇曜當即魏世復興大法之沙門。道宣作傳，謂未知為何許人，實則來自涼州也。《釋老志》稱其有操尚，為太子晃所知禮。佛法之滅，沙門多以余能自效，還俗求見。曜誓欲死守。太子再三親加勸喻，仍密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嘆重之。按文成帝即位時，年只十二歲。其父晃奉佛虔至。文成帝原必亦常得見玄高及曇曜等。即位約一年，即下詔復佛法。年甚幼而作巨大之興革，必其左右之大臣及與接近之僧人所主張，曇曜亦或與有力也。 （《釋老志》謂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奉命赴京。是曜早受知於文成帝之證。） 文成帝詔書 （《釋老志》） 盛稱釋迦如來之化，而於太武毀法，則歸過於有司之失旨。令得聽性行素篤出於良家者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台者十人。是時為興安元年（公元452年）十二月。天下承風，朝不及夕。毀壞圖寺，仍還修復。佛像經論，又得再顯。 （《釋老志》）
沙門師賢者，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州。涼平，赴魏京。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復法日，與同輩五人反為沙門。帝親為下發。師賢為道人統。賢於和平初（公元460年）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帝師事之。 （《釋老志》） 師賢、曇曜並為僧統，於喪滅之餘，召集流亡，必多有盡力也。《高僧傳》謂有僧周者，常在嵩山頭陀坐禪。及滅法，乃與數十人入距長安西南四百里之寒山。及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復法。聞周名，迎之。周令弟子僧亮應命。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按曇曜以禪業見稱，師賢以醫術行世，僧周頭陀坐禪，均為文成帝世之主要人物。 （《釋老志》謂時有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三人未詳。但《僧傳·曇無讖傳》，有道進善禪法。又《法朗傳》謂有師法進，亦似業禪。或亦即道進。又《僧傳》有《法進傳》云：「法進或曰道進」，當均為同一人。） 則北魏佛法在復興後之性質，可以推知也。
北朝上下之奉信，特以廣建功德著稱。文成帝即位元年詔有司為石像。興光元年（公元454年）秋敕有司於五級大寺 （級原作緞） 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丈六，都用赤金二萬五千金。太安初（公元455年）有師子國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師。又沙勒沙門赴京師，致佛缽並畫像跡。和平初曇曜為沙門統，白帝於京西武州塞辟鑿石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時。 （《釋老志》） 獻文、孝文常駕幸此山石窟。武州塞之最高峰名雲崗。曇曜所鑿造，即今日世界馳名之大同雲崗石窟也。按據近人考證，在此前，涼州鳴沙山已大規模開山造像。涼州僧人移於平城，其中當不乏善工藝者。武州造像，必源出涼州，且曇曜亦來自涼土，開窟又為其所建議。涼州佛教影響於北魏者，此又一大事也。
但曇曜於復興佛法要以在經濟上最著功績。《釋老志》曰：
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於儉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灑掃，歲兼營田輸粟。高宗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郡矣。
按《魏書·術藝傳》雲，蔣少游「見俘入平城，充平齊戶」。又《崔道固傳》，「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則平齊戶者，乃討平青齊，用所徙民以充之 （並立郡） ，故有此名。又按《釋老志》高肇奏云：「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則上文所謂「諸民」中有涼州徙來之民。大概曇曜所奏請充僧祇戶者多魏平諸國之俘虜。而佛圖戶則品格更卑，為犯重罪者及官奴。 （犯重罪者充佛圖戶，自赦免其罪。） 僧祇戶原所以賑濟饑荒，且為僧伽之共有財產。 （《釋老志》高肇奏云：「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 但其後冒濫，僧人誅求無厭，且用以謀私利。然曇曜於寺院毀滅之後，謀經濟權之確定，其於復興必助益不少也。 （參見《東洋史研究》二卷二號塚本善隆論文。）
《釋老志》云：「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 （此人不詳） 譯出新經十四部。」按《房錄》著錄曇曜譯有三部， （謂在和平三年於石窟寺內譯。據此則石窟寺和平三年前已工畢。） 吉迦夜譯有五部， （孝文帝延興二年為曇曜譯於北台） 前後共只八部。此中曜譯有《付法藏傳》四卷。吉迦夜又譯有《付法藏因緣傳》六卷，《房錄》等謂與曜譯者不同。《房錄》云：
昭玄統沙門釋曇曜慨前陵廢，欣今載興。故於北台石窟寺內集諸僧眾，譯斯傳經，流通後賢，庶使法藏住持無絕。
按太武帝毀法之時，誣言佛法本是虛誕，胡無此教，乃漢人之無賴者所偽造。曇曜於大法再興之後，乃譯《付法藏傳》以明釋教之傳來歷然可考。而且不數年中，吉迦夜又為曜重譯之。蓋皆意在昭示傳燈之來由，而「庶使法藏住持無絕」也。
北魏諸帝與佛法
北魏諸帝，雖漸被華化，然其奉佛則與中國南方之君主不同。景穆 （太子晃） 、文成父子所交遊者為禪師，大修功德以求福，與同時之宋文帝能辯論佛義者自異其趣。文成崩御，子弘嗣立，是為獻文帝。相傳宋孝武帝大明四年， （《釋老志》作文成帝太安末，誤。） 建業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止獨秀，舉眾莫識。問之，答言「從天安來」。言訖忽然不見。 （事詳《高僧傳·道溫傳》，《宋書·天竺傳》，《珠林》卷十七。） 其後七年 （原作六年，誤。） 而獻文帝踐祚，改元天安。 （上見《釋老志》） 蓋自以繼天安人自許，並引南朝神話自重也。帝於平城起永寧寺，構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 （《水經注·漯水篇》云：「工在寡雙。」） 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構三級石浮圖，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 （《水經注》云：「三層浮圖真容，鷲架悉結石也。裝制麗質，亦盡美善也。」） 獻文帝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在位六年而禪位於太子宏。詔書自謂希心玄古，志存澹泊。移居於北苑崇光宮， （《水經注《云：「崇光宮為獻文帝為太上皇所居之故宮。」） 覽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禪堂，禪僧居其中。 （《釋老志》） 按獻文於天安元年親受道籙。 （《通鑑》云：太平真君以後，魏帝均受道籙。） 高允《鹿苑賦》 （載《廣弘明集》） 敘帝之志願，有云：「資聖王之遠圖，豈尋常以明教，希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高蹈。」帝蓋希求鼎湖仙去，故爾棄位，其所信並不專在佛教。但因信道而至於禪位，則其對宗教之熱情，似又非南朝帝王愛好玄理者所可比也。
然《釋老志》云：「獻文帝覽諸經論，好《老》、《莊》，每引諸沙門及能談玄之士與論理要。」或帝於佛道理論，亦有興趣。但確於佛義有研求提倡者，北魏終當推孝文帝。其父獻文及祖母文明太后並崇佛，故帝早受薰陶。即位後，整飭僧綱 （下詳） ，並建功德。令曇曜於濟州迎靈像於永寧寺設齋。 （《釋老志》） 立思遠寺。 （見志及本紀） 詔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為太后起塔，罷鷹師曹，以其地為報德佛寺。 （見《文明皇后傳》，參看《釋老志》。） 具見奉信之誠。帝善文學，雅好讀書，博覽經史，並能講說。 （《魏書·韋纘傳》云：「高祖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錄，無所遺漏。」） 善談《老》、《莊》，尤精釋義。 （本紀） 太和三年，幸永寧寺，設會行道聽講，命中秘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魏書》二十四雲，高祖聞崔僧淵知佛經，善談論。敕以白衣入聽於永樂經武殿。）詔於羅什法師之常住寺建三級浮圖，並訪其後胤。遷洛後屢詣金墉城西王南寺，與沙門論議，因此於城開一新門。 （《伽藍記》） 《釋老志》云：「其時沙門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范、道弁、惠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知重。」
諸僧中道順、慧覺、 （按出《賢愚經》者有慧覺，或即此人。） 僧范、智誕、僧利均不詳。僧顯為方山思遠寺主，孝文以之為沙門統，繼曇曜之後。 （據《廣弘明集》載有孝文《歲施道人應統帛詔》，應統亦帝世沙門統。） 僧義為平城皇舅寺主， （寺見《水經注》） 孝文敕為都維那。 （上見《廣弘明集》孝文帝詔書） 僧意住泰山朗公谷山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散於法座。 （詳《續僧傳》） 道弁《續高僧傳》作道辯，曾注《維摩》、《勝鬘》、《金剛》、《般若》，撰《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申玄照》等。並欲廣注眾經，未果。魏有經《大法尊王》八十餘卷，辯知其偽，集而焚之。雖耳聾，但對孝文，不爽帝旨。初住北台，後隨南遷。剖定邪正，開釋封滯，是其所長，確為一義學僧人也。慧紀 （亦作記） 與道登、曇度， （當即上文所引之惠度，《續僧傳·道登傳》作法度。） 同受學於僧淵。淵為羅什門下彭城僧嵩之弟子。嵩精於《成實》、《毗曇》二論，原信《大品》，後乃信《涅槃》。 （據《中論疏》所載） 淵受二小乘論於嵩，慧解之聲，馳於遐邇。慧紀通數論，曾講經於鹿苑。 （當即獻文帝所住地） 逝世後，孝文帝下詔為之施帛設齋。 （上詳《廣弘明集》孝文詔書） 道登為孝文之師，善《涅槃》、《法華》及《成實》、《勝鬘》，孝文重之，常與談論。 （《釋老志》及《靈微志》。《南齊書》四十五《遙昌傳》。） 太和二十年卒，帝哭之，為之施帛設齋。 （《釋老志》） 曇度受淵之《成實》，兼善《涅槃》、《法華》、《維摩》、《大品》。亦為孝文所重。在北方大開講席，聽者千餘，所撰《成實義疏》八卷，盛行北土。 （《僧傳》本傳。按嵩、淵、紀、登、度均彭城僧。又《廣弘明集》載孝文贈徐州僧統、僧逞帛詔。徐州名僧甚多，乃當時佛法之中心。） 蓋魏之義學如《成實》、《涅槃》、《毗曇》均導源於孝文帝之世。 （關於《成實》、《涅槃》在北方之發展，另詳之。） 北方義學沈寂於魏初者，至此經孝文之誘挹，而漸光大也。孝文帝嘗為佛陀禪師 （《釋老志》作跋陀） 於嵩山立少林寺。佛陀禪師有弟子慧光，尤為魏末義學之大師。又有惠猛法師，亦義學僧。孝文帝與之清談移日，後受宣武帝之知遇。 （《陶齋藏石記》九碑文並跋。）
《廣弘明集》載孝文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可見北魏諸帝提倡義學實始於孝文。其文有曰：
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范，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為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光飾朝廷。其敕殿中聽一月三入。
同書又載有《令諸州眾僧安居講說詔》。文有曰：
可敕諸州令此夏安居清眾，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鮮徒寡，不充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德，勿致濫濁，惰茲後進。
孝文提高僧人學識之熱心，於此可知矣。
孝文以後，北魏義學僧人輩出，朝廷對於譯經求法講論均所獎勵。宣武帝篤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名義旨。沙門條錄為《內起居》焉。 （見《釋老志》。又本紀云：「永平二年十一月，帝於式乾殿為諸僧群臣講《維摩經》。」又云：「帝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又卷七十二云：「世宗委任群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 魏自太武帝，兵威甚盛，西域暢通。天竺於宣武世數來朝貢。天竺有沙門曇摩流支在景明正始年中在洛陽為宣武帝譯經三部。 （《房錄》） 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二天竺僧亦繫於宣武帝世至洛，為魏代譯人之重鎮。當譯《十地經論》時，帝親御大殿筆受，一日後乃付沙門畢其功。
晉末宋初，北方佛法三寶興隆之地當推涼、燕。 （已見前） 其時據在幽燕者為馮氏。 （史稱為北燕） 馮跋與弟弘相繼為王。弘有子朗，朗為魏臣，坐事誅。有女入宮掖，後為文成帝皇后，即文明太后也。後曾立思燕佛圖於龍城。其兄熙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 （《水經注》言平城有皇舅寺，即熙所建。） 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在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 （詳《魏書》本傳） 熙有二女，並曾為孝文皇后。姊即幽皇后。嘗出家為尼。妹被廢，為練行尼，終於瑤光寺。魏世宮闈佛法之盛，蓋必得力於燕之馮氏也。瑤光寺乃宣武帝所立。《伽藍記》云：
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 （原作「入） 正，歸誠一乘。
計自孝文皇后馮氏以後，出家為尼居瑤光寺者，尚有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 （俱見本傳） 而與佛法最有關係者，為宣武靈皇后胡氏。 （其父國珍奉佛事，見《魏書》本傳。） 胡太后以孝明帝即位之初，臨朝稱制，專權十有餘年。性聰悟，有才藝。有姑為尼，頗能講道。後幼相依，略得佛經大義。 （見本傳） 在後之世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在洛譯經。而般若流支、毗目智仙亦於是時至洛陽。 （見《開元錄》） 詔處菩提流支於永寧寺， （胡後立） 四事將給。七百梵僧，敕以流支為譯經之元匠。蓋自宣武帝以來，西方僧人來者日眾，宣武帝曾造永明寺以居之。 （《伽藍記》） 孝明帝神龜元年（公元518年）十一月冬， （《魏書·釋老志》作熙平元年，《西域傳》作熙平中，此從《伽藍記》。） 太后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求佛經。同行者有宋雲。 （《西域傳》言尚有王伏子統及沙門法力） 正光二年（公元521年）二月 （志作三年冬。） 還京師，所得經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同時有沙門道藥 （一作榮） 亦至西域。 （上見《伽藍記》） 蓋譯經求法之風，自是時而又盛。
魏世諸王亦多有奉佛者。如城陽王徽、 （舍宅為宣忠寺） 廣陵王恭、 （即前廢帝，曾住龍華寺。） 高陽王雍、 （《續傳·法建傳》，雍作邕。） 彭城王勰、 （立明懸尼寺） 北海王詳、 （立追聖寺） 清河王懌、 （立景樂、沖覺、融覺諸寺。） 汝南王悅、 （與懌同敬事法貞，見《續傳》。） 廣平王懷， （立平等、大覺二寺。） 均或曾立寺 （《伽藍記》） ，或與僧人交遊。《北史》謂彭城王勰死，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痛，為之不食。其與僧人之交情可想。但諸王罕知義學，不能談理。《北史》謂汝南王悅好讀佛經，然又記其好左道。則諸王於佛教可知多偏於信仰也。北魏臣工自諸王以下，以至閹宦、羽林、虎賁等，多舍宅立寺。 （見《伽藍記》。又胡太后時劉騰，《魏書》謂有五寺修建，皆其所主持。劉不解書，僅能署名，其奉佛動機可以想見。唐法琳《辯正論》，詳列北朝臣下，謂其信佛，並盛稱其文學德操。不盡可信，茲不採錄。） 學士文人與佛法在義理上之結合，初實不多見。至宣武帝胡太后時，始有崔光、王肅、王翊、孟仲暉、馮亮、裴植、裴粲、徐紇，均文士學人而奉佛法。 （《伽藍記》謂常景受敕為永寧寺碑，邢子才為景明寺碑，二人雖以文名，但其奉佛否不明。） 光好學，孝文帝稱之為「今日文宗」，崇信佛法 （《伽藍記》謂其施正始寺錢四十萬） ，禮拜讀誦，老而愈甚。沙門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譯經，光常筆受。《十地經論》筆受後，並為《序》文。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聽者數百人。為二經作《疏》，識者知其疏略。 （光有弟出家為僧，名惠順，見《續傳》。光弟敬友，精心佛道，日夜誦經。從弟長文，亦讀佛經，俱見《魏書·光傳》。） 肅涉獵經史，於洛陽造正覺寺。 （《伽藍記》） 翊好學，有文才，舍宅為願會寺。 （《伽藍記》） 孟仲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常與沙門談論。時號為玄宗先生。 （詳《伽藍記》） 馮亮博覽諸書，篤好佛理。宣武帝令侍講《十地》諸經。 （詳《魏書》九十） 裴植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義理。死時遺命以沙門禮葬。弟粲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 （均見《魏書》本傳） 徐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詞見稱。時與沙門講論，或通宵達旦，而心力無怠。 （《魏書·恩幸傳》） 按魏世朝臣奉佛者固不少，然自高允以後，以文學見知而信法者，亦只此數人。而此中崔光之祖與父，均仕於劉宋。光十七歲乃來北方。王肅、王翊乃王導後裔，均年長歸順魏朝。馮亮本在南方，為魏人虜獲，後乃隱居嵩山。裴植先亦仕於江南，弟粲當亦來自南方。 （上俱見本傳） 則此六人以文士而信佛，並談義理，雖不必精深，固仍襲南朝之風也。
自孝文帝提倡義學以還，至宣武、孝明之世，而譯經講論之事頗盛。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饒益。故造像立寺，窮土木之力，為北朝佛法之特徵。世宗於恆農荊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冬迎置於洛濱之報德寺，帝躬致敬。 （《釋老志》） 又立瑤光、景明、永明諸寺。瑤光寺有五層浮圖，去地五十丈，尼房五百餘間。景明寺處形勝之地，有一千餘間。復殿重房，交疏對轓。青台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階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正光中胡太后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 （《釋老志》謂此寺浮圖為永寧之亞） 永明寺，宣武帝為外國沙門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居百國沙門三千餘人。 （上均見《伽藍記》） 及至孝明帝熙平元年，胡太后立永寧寺於洛陽城內。 （此寺乃准平城之永寧寺而建。按《釋老志》任城王澄奏引孝文都城制曰，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則孝文已有此計畫。） 中有九層浮圖，去地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上有金鐸一百二十，金鈴五千四百枚。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耳。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中長金像十，繡珠像三，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 （詳《伽藍記》） 又宣武帝景明初，詔大長秋卿白整准代京靈岩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 （騰亦曾為長秋卿，見《伽藍記》。） 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釋老志》） 此龍門造像，其石工之偉大，與永寧浮圖土木之壯麗，在中華均首屈一指。北方帝王奉佛之虔至，求福之熱誠，誠亦有異於南朝也。
正史中，雖未記洛都帝王常開法會。但《伽藍記》景明寺條下有曰：
時 （宣武帝） 世好崇福。四月八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於時金光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菸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為群。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
按姚秦時羅什於長安傳法譯經，時人嘆美，幾比之祇洹之集。 （僧肇《致劉遺民書》） 今此胡僧睹洛中法事而唱言佛國。言雖差同，而所稱美者殊異。觀於此而二代奉佛性質之殊異，與北方釋教之變遷，可以推知也。
北朝造像
北朝法雨之普及，人民崇福之熱烈，可於造像一事見之。北朝造像，以龍門雲崗為最大。而在北齊幼帝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即所謂天龍山造像，亦均與伊闕武州齊名。此皆竭國家之力，慘澹經營。其時人民立塔造像，風尚普遍。經晚近所發現者，所在皆有。其宗旨自在求福田利益：或願證菩提，希能成佛；或冀生安樂土，崇拜彌陀；或求生兜率，得見慈氏 （彌勒） 。或於事先預求饒益；或於事後還報前願 （《鎮池寺李磨侯造像記》） 。或願生者富貴 （《邊定定造像題字》） ；或願出征平安 （《北海王元祥題記》、《尼法光題記》等） ；或願病患除滅 （《比丘惠鑒題記》） ；以至因「身常瘦弱，夙宵喑喑」，而雕造七佛徒眾 （《僧淵造像記》） 。或一人發心，獨建功德；或多人共同營造，於是題名，有自數人至數十人，乃至三百餘人者。 （參看葉昌熾《語石》） 在已通行金石書所載造像記，已稱極多。至於近今發現而未著錄者，尤不知凡幾。若能搜齊其文，研求其造像之性質。 （如彌勒彌陀等崇拜，年代上及地域上之分布等。） 則於北朝宗教之了解所得必不小也。今僅錄王昶《金石萃編》北朝造像諸碑總論於下：
按造像立碑，始於北魏，迄於唐之中葉。大抵所造者釋迦、彌陁、彌勒及觀音、勢至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堪， （或作龕，或作碪。） 或造浮圖。其初不過刻石，其後或施以金，塗彩繪。其形模之大小廣狹，製作之精粗不等。造像或稱一區 （或作 ，或作軀） ，或稱一堪，其後乃稱一鋪。造像必有記。 （記後或有頌銘） 記後題名。昶所得拓本，計自北魏至惰，約百餘種。則其餘之散軼寺廟塔院者，當不可勝紀也。嘗推其故。蓋自典午之初，中原板蕩。繼分十六國，沿及南北朝魏齊周隋，以迨唐初，稍見平定。旋經天寶安史之亂，干戈擾攘。民生其間，盪析離居，迄無寧宇。幾有「尚寐無訛」「不如無生」之嘆。而釋氏以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上升兜率天宮之說誘之。故愚夫愚婦，相率造像，以冀佛佑。百餘年來，浸成風俗。釋氏謂彌陁為西方教主，觀音勢至又能率念佛人歸於淨土，而釋迦先說此經，彌勒則當來次補佛處。故造像率不外此。綜觀造像諸記，其祈禱之詞，上及國家，下及父子，以至來生，願望甚賒。其餘鄙俚不經，為吾儒所必斥。然其幸生畏死，傷離亂而想太平，迫於不得已，而不暇計其妄誕者。仁人君子，閱此所當惻然念之，不應遽為斥詈也。考造像之人官職姓氏地名有資考證者，悉已分疏本條。其稱謂之無關典實，而散見各碑者，今更匯錄於此。凡造像之人，自稱曰佛弟子、正信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優婆塞、優婆夷。凡出資造像者，曰像主、副像主、東西南北四面像主、發心主、都開光明主、光明主、天宮主、南面北面上堪中堪像主、檀越主、大像主、釋迦像主、開明像主、彌勒像主、彌勒開明主、觀世音像主、無量壽佛主、都大檀越、都像主、像齋主、左右葙齋主。造塔者曰塔主。造鐘者曰鍾主。造浮圖者曰東面西面南面浮圖主。造燈者曰登 （同燈） 主、登明主、世石主 （未詳） 。勸化者曰化主、教化主、東西南北面化主、左右葙化主、都化主、大都化主、大化主、都錄主、坐主、高坐主。邑中助緣者曰邑主、大都邑主、都邑主、東西面邑主、邑子、邑師、邑正、左右葙邑正、邑老、邑 （疑同胥） 、邑 （疑同諝，亦同胥） 、邑政 （疑同正） 、邑義、邑日 （未詳） 、都邑、忠正、邑中正、邑長、鄉正、邑平正、鄉黨治律 （並未詳） 。其寺職之稱曰和上、比丘、比丘尼、都維那、維那、典錄、典坐、香火、沙彌、門師、都邑維那、邑維那、行維那、左右葙維那、左右葙香火。其名目之繁如此。撮其大凡，以廣異聞。而造像題記之梗概備於此矣。入唐以後，不復贅論雲。
北魏寺僧數目
魏自文成帝復興佛法以後，僧人寺廟數目，代有增加。茲依《魏書·釋老志》所載，列表於下：
北魏僧尼之激增，亦可於出家人數知之。自文成帝復興佛法，限制出家人數，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 （時在公元452年） 其後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詔限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大州准一百人，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出家。至胡太后擅政，熙平二年（公元517年）令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 （州沙門統） 維那與官選充。若無精行者，不得濫采。由此言之，則文成之制實未奉行，故孝文又令限止，而孝文之法亦未遵行，故胡太后又申前制，並禁私度。而其後僧數復大增，則朝廷禁令可謂等於虛設也。
朝廷限制出家乃懼其冒濫。然提倡大法之政策則歷代不變。孝文帝承明元年於平城永寧寺設大法供，度良家男女為僧尼者百有餘人 （《釋老志》） 。又京兆王子太興願入道，請舍王爵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 （詳《魏書》十九） 孝文既親度僧尼，則其餘宣武胡太后以及王公大臣等之度人者，自必大有其人。平民私行出家者，自更不知凡幾。蓋度人為僧，本為功德。故信教之徒努力為之，自不知其於國計民生有大害也。
北方造寺之風亦盛。孝明時官私寺塔，其數已甚眾。而至魏末，天下喪亂，京邑第舍，大略為寺。 （《釋老志》） 楊衒之《伽藍記序》記其盛況曰：
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蹟。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剎與靈台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
《釋老志》任城王澄奏疏中有曰：
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為一寺。梵唱屠音，連檐接響。象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欲。真偽混居，往來紛雜。下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其於污染真行，塵穢練僧。熏蕕同器，不亦甚歟！
京城已外，州鎮寺廟亦侵奪民居，廣占田宅。史稱馮熙一人於州郡造寺有七十二所，則天下立寺之多，可以知也。
北朝對於僧伽之限制
南朝佛法以執麈尾能清言者為高。其流弊所極，在乎爭名，而缺乏信仰。北朝佛法，以造塔像崇福田者為多。其流弊所極，在乎好利，而墮於私慾。蓋北朝上下，崇法未嘗不熱烈，其信仰亦不可謂不真誠也。但通常事佛，上焉者不過圖死後之安樂，下焉者則求富貴利益，名修出世之法，而未免於世間福利之想。故甚者貪婪自恣，浮圖竟為貿易之場 （如僧祇粟之誅求） ；盪檢踰閑，淨土翻成誨淫之地 （參看《伽藍記》敘瑤光寺事） 。究其原因，皆由其奉佛之動機在求利益。信教雖或虔至，但終含商業性質。印度古婆羅門教特重祠祀，但終為「給我我則給汝」 （我謂天神，汝指崇拜者。） 之宗教。於是其僧人道德漸壞，至專在金錢中討生活。此所以釋迦世尊出世痛斥為「邪命自活」者也。北朝佛教之性質，准此可知。其建築之偉，造像之多，一方固可表現宗教之熱情，但一方亦可窺見其目的專在功德利益之希冀。夫北朝禪法盛行禪定，本所以修心，而終未見當日佛子均能淨行精進。嵩山為北朝禪法之重心，而距此咫尺之洛都，其僧人之穢德已彰聞於時人之記載。 （如《釋老志》載洛中寺院情形） 則其流風之壞，可以驚也。
宗教既以利誘人，於是出家者若鶩。剃落名為功德，於是私度者乃如鯽。北魏對於度僧常有限制，而究不能禁絕。胡太后於熙平二年下令詳定規律。有曰：
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啟請。有犯者以違旨論。
又曰：
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鄰長為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僚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
詔令雖嚴。然《釋老志》雲當時法禁寬褫，實不能改肅也。
僧祇粟本意用以飢年拯濟災民，但其後漸得為僧人享受。如孝文帝下詔，令諸州僧人安居講說，曾許以僧祇粟供給。 （已見前） 其後僧祇粟當漸為僧人所私有。宣武帝永平二年沙門統惠深上言有曰：
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別。輒與經律法師群議立制。諸州鎮郡維那、上座、寺主，各令律戒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八不淨物。 （依律，八不淨者，一田園，二種植，三谷帛，四畜人仆，五養禽獸，六錢寶，七褥釜，八象金飾床及諸重物。） 然經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淨人，不淨之物，不得為己私蓄。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聽一乘。又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緣州外。
至永平四年，宣武帝下詔痛論僧粟之冒濫。有曰：
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 （由此可見僧人可取粟自用。） 民有窘敝，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
詔定此後可令刺史共加監括，脫有冒濫，依律治罪。又同時尚書令高肇上疏曰：
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飢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悠悠之人，尚為哀痛。況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請聽苟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邊捍。其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推處。
帝可其奏。但於暹等則特原之。 （上均見《釋老志》）
僧徒游手而得衣食，又可託名三寶，經營私利。出家者動機因之不純潔。而且一為僧徒，即可避租稅力役，故天下愈亂，則出家者益眾。此又非僅世亂則迷信以求福田也。故正光（公元520至524年）以後，國家多事，官役至繁，遂令編民相率入道。出家之猥濫，史官嘆為前所未有。 （《釋老志》） 延及周齊對峙，北方連年構兵，而佛徒又大增。齊都鄴城，寺至數千。周武毀法，僧人還俗者三百萬。世亂而出家愈多，其故可知。且出家不但為避役之方。而僧人用內律，非全依國法。 （下詳） 寺院幽深，又可以藏奸宄。 （如太武帝在長安寺搜得兵器） 僧徒猥濫，更可以朋比匪人。故寺院紀綱之敗壞者，甚至可以為逋逃之藪。作奸謀亂者且得挾宗教之威力，並以邪說左道蠱惑愚民。因而變禍疊起。此雖由於政治之腐敗，經濟之崩壞，但亦由於宗教本身原不健全也。茲依《魏書》所載，列沙門謀叛者於下：
孝文帝延興三年（公元473年）十二月，沙門慧隱謀反，伏誅。 （見本紀，下同。）
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二月，沙門沙秀謀反，伏誅。三月詔曰：法秀妖詐，常妄說符瑞。 （九年正月禁圖讖，謂為妖妄所憑，留者以大辟論。） 亂平，或欲誅道人，以馮太后之言而止。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五月，沙門司馬惠御自言聖王，謀破平原郡，擒獲伏誅。
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涇州沙門劉惠汪聚眾反。詔華州刺史奚康生討之。
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二月，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州郡捕斬之。 （同年十二月王敞謀反伏誅，事連嵩山中沙門，見《魏書》九十。又次年五月詔禁天文之學。）
宣武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十一月，幽州沙門劉僧紹聚眾反，自號淨居國明法王，州郡捕斬之。
孝明帝即位之年 （延昌四年，公元515年） 六月，沙門法慶聚眾反於冀州。法慶既為妖幻，遂說渤海人李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於是聚眾殺阜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 （《魏書》十九） 詔元遙攻討之。
宣武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正月，「大乘」余賊復相聚結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討平之。 （五月，重申禁天文之法。）
計在四十餘年中，沙門謀亂者八次。 （熙平以後未見沙門叛亂者，疑因天下變亂，奸宄之人另有所歸。） 大概系託名佛教，實行邪術。 （北魏禁圖讖天文，疑並因此。） 此雖非佛法流毒，然僧人之冒濫，可謂至極矣。
北朝帝後，雖多奉法，然因僧伽之腐敗，不能不加以限制。孝文帝勵精圖治，故於整飭僧紀極為注意。其即位之明年（公元472年）四月，下詔沙門不得浮遊民間。 （本紀及《釋老志》） 文略曰：
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稽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鎮維那文移，在台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冬，有司承旨，奏因愚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而道行粗者，無論有籍無籍，齊還歸齊民。計罷遣者諸州僧尼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先是魏朝已立有僧禁，至太和十七年帝因其欠詳，乃與沙門統僧顯等依正典，共立僧制四十七條。 （《初學記》二十三載有詔書，參看《釋老志》。） 其後宣武胡太后對於出家立寺亦有限制。但終魏朝頗未見奉行也。
魏初京內立道人統。文成帝時改為沙門統，亦有都維那。諸州似亦有僧統、維那。《釋老志》曰：魏先立監福曹，孝文帝時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官屬者為沙門統 （故《僧傳》常稱為昭玄統） 、都維那 （有照玄都維那，《惠猛法師碑》可證。照與昭通。） 等。於是僧尼有專官。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秋，詔曰：
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自今以後，眾僧犯殺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斷。余犯悉付昭玄，以內律治之。
其明年，沙門統惠深上言，令僧尼戒律自修，咸依內禁。又言外國僧無道行，若不還本國，依此僧制治罪。其後高肇請以都維那僧暹付昭玄依僧律推處。任城王澄奏言擅造寺者，須依僧制，按法科治。據此則僧人犯罪，自專用僧人戒律， （上所謂僧制者，或即孝文帝之僧制。但孝文亦系依內典立制。） 不受國法之懲治。其最大之刑罰，無非為擯諸僧伽之外。 （即令還俗） 在性情惇良者，僧戒固已足用。而桀傲者，其法未必能懲勸。按沙門統惠深上疏，曾言僧尼之法不得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還配本屬。據此，俗人當因僧法較國法為輕，故願受僧律處罰，而逃避國家法律也。
北朝競崇功德，出家可避租課官役，好人又藏身於僧法之下。於是出家者日眾，而立寺者亦多。靈太后時，民多絕戶而為沙門。 （《魏書》五十三） 三五少僧，即得共立一寺。 （任城王澄奏疏） 孝文帝遷都洛陽，定製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迨景明之初，（公元500年）微有犯禁。宣武帝雖亦發明旨令城內不得造立浮圖僧尼寺舍，其實城內仍有營造。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沙門統惠深上言，已營之寺，不忍毀棄，求自今以後，乃不聽立。於是詔書乃不奉行，後來私謁，彌以奔競。永平二年（公元508年），深等復立條制，啟云：自今以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違者擯出外州。但其後十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無所聞。至神龜元年（公元518年）任城王澄乃令檢括計都郭之內寺舍，數乘五百。上疏極言其弊，謂「自遷都已來，年蔪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寺僧混雜為變亂 （如法秀、法慶。） 之源，不可不慎。僧人屢違明詔：「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蓋僧人外托崇福，內實圖利。故立寺頻繁，不可遏止。任城王雖詳定規制，朝廷並可其奏，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宅為寺，洛都第舍，略為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也。
東方佛法與經學
魏末孝莊、節閔、孝武諸帝，享國日淺，禍亂相尋。至孝靜帝立，而魏分東西。（公元534至535年）高歡遷孝靜帝都於鄴。洛中諸寺，僧尼亦與俱徙。 （《伽藍記》） 臣民多擅舍宅地，任立新寺。至元象元年（公元538年）秋，特下詔禁止，並令天下不得立新寺。但其後三年，又詔以鄴城舊宮為天平寺。 （《釋老志》） 可見雖經喪亂，立寺之風猶盛。北齊篡位，（公元550年）仍都於鄴。其諸帝對於佛法，仍循前規。《隋書·百官志》云：北齊置昭玄寺，掌諸佛教，置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員，以管諸州郡縣沙門曹。《續高僧傳·法上傳》雲，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史員置五十餘員。又謂齊天保之中，國置十統。文宣帝手令法上為大統，余為通統。則昭玄寺有統九人，大統一人也。東魏孝靜帝 （《北齊書·杜弼傳》） 、北齊文宣帝 （《續傳·那連提黎耶舍傳》，《貞玉》《慧嵩》《法上》《道慎》《靈裕》《僧稠傳》） 、武成帝 （《慧藏傳》） 、後主 （《彥琮傳》） 並敬禮僧人， （皇后李氏、斛律氏並為尼。而據武成胡後事言之，則宮闈僧尼，甚為不淨。） 獎勵譯經，建立寺塔。（文宣帝造寺見《北史》七及《續傳·法上傳》。但傳記其立報德寺乃係魏孝文帝之誤。又武成及後主經營興聖寺，見《北齊書》及《北史》，然年歲互異。）都下大寺略計四千，所住僧尼將八萬。講席相拒，二百有餘。聽者常過一萬。 （《續傳·靖嵩傳》） 天下僧尼二百餘萬，寺四萬餘。 （《續傳·法上傳》） 文宣及其後諸帝，常幸晉陽。亦於其地建寺造像。幼帝承光元年，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油萬盆，光照宮內。 （《北史》卷八） 而北齊之造像刻經，比之元魏更為有名。
元魏自孝文帝後，佛教義學始漸興盛。當時徐州名僧聚居。前有僧淵、僧嵩，後有道登、慧紀、曇度，均傳《成實》、《涅槃》之學。而約在同時，僧人智游兼擅《毗曇》、《成實》。逮及魏末齊初，渤海明彥稱為《成實》元緒。彭城慧嵩號為《毗曇》孔子。而合水法上、淨影、慧遠，均以《涅槃》命家。於是《涅槃》、《成實》、《毗曇》之學，普及於燕、齊、趙、魏諸地矣。宣武帝時，洛陽出《十地經論》，學者紛起。道寵、慧光，聲名高廣，學者如雲。及孝靜遷鄴，僧人與之俱徙。於是《地論》之學，轉以鄴城為中心。而有相州南北二道之分，四宗五宗之別。慧光兼修《華嚴》，復精律學。門下學者亦多在東方。至若禪學之盛，原稱嵩、洛。但其後佛陀與達磨諸師之學，大行於大河南北。齊文宣帝末年，幸遼陽甘露寺，深居禪觀，不理政務。禪法於北齊亦影響深厚也。
東方義學之光大，不但由於名僧之傳授，帝王之提倡，而亦由於其與南方之交通。彭城本為南北交通之樞紐，亦為北方義學之源泉。在孝文帝世，朝臣之知佛教義學者，如崔光、王肅等則原均系出江南。及至魏齊之際，士大夫為學，頗重談論，與南方之風從同。孝靜帝召名僧於顯德殿講說佛理。杜弼、楊愔、邢邵、魏收並侍法筵。杜弼升師子座，當眾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複數十番，莫有能屈。弼耽好玄理，嘗與孝靜帝談佛性法性。又在齊文宣時，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辯神形之生滅。孝靜帝讀《莊子》，弼注《莊子》、《周易》，並注《老子》，且表上之。孝靜帝詔答有曰：「卿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啟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蓋其時北朝君臣已略具江南之格調矣。《續高僧傳》敘魏末佛教有云：「山東江表，乃稱學海。」 （《菩提流支傳》） 蓋不但山東義學之盛，有似江表。而二地學風，至南北朝末葉已有相同，因此而可並稱也。
但概括論之，南北二朝，究有不同。南朝之學，玄理佛理，實相合流。北朝之學，經學佛學，似為俱起。合流者交互影響，相得益彰。俱起者則由於國家學術之發達，二教各自同時興盛，因而互有關涉。蓋魏帝信佛，始於道武，而道武即重經學。北方佛義之興由於孝文，而孝文帝並益崇儒術。北方佛教信仰與南迥異，其經學崇尚與南方亦不同， （參看《北史·儒林傳序》） 南方學術之主流為玄學，而北方經學則亦較江左為盛。 （參看趙甌北《二十二史札記》卷十五《北朝經學》條） 至宣武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 （迨及隋初，齊、魯、趙、魏儒學負笈者尤多。語均見《北史·儒林傳序》。） 儒風極盛之區，亦即佛教義學流行之域。北朝文治，至此大興。儒經，佛義，乃同時在山東並盛。南方佛理，因與玄學契合無間，故幾可視為一流。北方經學之於佛教雖少交互之影響，但經術既與佛義俱起俱弘，儒師遂不免與僧徒發生學問上之因緣。經師最初知名者為高允，已言頗信佛法。劉獻之注《涅槃經》。 （《魏書》本傳） 孫惠蔚正始中侍講禁中，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法師之號。盧景裕在鄴，寓托僧寺，聽講不已。李同軌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在洛平等寺與僧徒論難，往復可觀。 （上均見《北史·儒林傳》） 崔暹頗好佛經， （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 儒者權會館於其家。 （《北史·暹傳》及《儒林傳·會傳》） 名僧曇遷乃會之甥。並從之學《易》、《禮》、《詩》、《書》、《老》、《莊》等。杜弼好名理，知佛義，亦通經術。 （見本傳） 釋道寵，俗姓張，名賓。釋僧范，俗姓李，名洪範。原俱遊學於大儒熊安生之門。 （熊《續僧傳》原作雄。按《北史·熊安生傳》云：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以徐諱雄，〔其父名〕和諱安，〔亦父名〕乃自稱「觸觸生」云云。則熊雄二字，同音相諱。而《續傳》之雄安生，即熊安生也。） 時人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無遺。」二人後並背儒入釋，均為《地論》大師。《續高僧傳》曰：「僧范旋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覲注《易》，咨之取長。 （崔瑾受《易》於徐遵明，見《北史·儒林傳序》，覲即瑾也。） 宋景造歷，求而舍短。」 （宋景即《北史·藝術傳》之宋景業，造《天保歷》。） 則似范出家以後，仍講儒術也。傳又曰，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 （李鉉字寶鼎，乃遵明弟子。） 一見僧范，信於言前，授以菩薩戒法。按熊安生受禮經於李鉉，鉉則傳遵明之業。如范為安生弟子，則徐、李受戒之說，恐不可信。然道寵、僧范甚通經術，則當系實情，並非誣罔也。此外兗州沙門曇衍，定州沙門靈裕，亦並早修儒書，後乃出家。大師慧光門下稱有十哲，儒生馮兗，亦入此數。 （定興北齊石柱頌與曇遵同學居士馮昆字叔平，當即兗。曇遵本慧光弟子。） 兗本冀人，通解經史。被貢入台，往候光師，因而篤信。 （慧光本為律學元匠。僧范、馮兗均為儒生，從之出家。而當時儒之三禮、釋之戒律俱盛行於世。疑此中亦有關係，但證據缺乏，未敢臆說也。上均見《續傳》。） 魏齊之際，儒佛二家常生關係，實至顯著之現象也。
北朝經學上承漢代，本雜讖緯。而元魏僧人，頗兼知術數，則亦漢世佛道與陰陽曆數混雜之餘緒。漢魏以後，北方釋教巨子：後趙之佛圖澄，姚秦之羅什，北涼之曇無讖，均善方術。而澄之弟子道安亦特精七曜，謂有注《素女經》四紙。 （《續傳·道辯傳》） 魏世殷紹，自言以姚秦之世，受《九章》要術於游遁大儒成公興。 （即寇謙之之師，見《釋老志》。） 後又問術數於陽翟九崖岩沙門釋曇影， （即羅什弟子） 及道人法穆。約在文成之世，有沙門曇靖山《提謂經》，糅雜陰陽五行五方五常五臟十二月與五戒等。 （下詳） 又李修學醫術於沙門僧坦，略盡其術。崔彧在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 （醫術本為陰陽之學） 僧化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沙門靈遠有道術，能預言成敗。綦母懷文有道術，遇一胡沙門及一蠕蠕客，客有異算術。 （上均見《北史·藝術傳》。又胡沙門即勤那漫提，見《續僧傳》。此外有檀特師，善法術。而精術數之陸法和來自江南，其行事亦似沙門。） 胡太后曾使沙門惠憐咒水療百姓病，清河王懌上表諫，謂為張角之法。 （見《魏書》二十二） 釋僧范原業儒，亦精《七曜》、《九章》、天文筮術。崔瑾注《易》，宋景業造歷，均有所咨稟。 （已見前引） 元魏之世，甚至多有奸人假名佛法，兼用方術，以謀叛亂。《續高僧傳·超達傳》曰：「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為賊。」又曰：「魏帝 （不知是何帝） 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有之。」據此則沙門當嘗藏圖讖，善術數也。及至北周，甚重經術。而陰陽術數之學亦流行。蕭吉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闍那崛多譯經，曾為筆受。《五明論》 （一聲明，二醫方明，三工巧明，四咒術明，五符印明） 、《婆羅門天文》，亦在關中譯出。又周僧衛元嵩善術數，能預言，原奉釋教，後乃破僧。並著《元包》，幽贊《易》學。則亦以一身而兼習釋教及圖讖之學也。由此言之，陰陽讖緯，為北朝經師以及沙門釋子之所嘗同習。則二者之所以常生關係，其故應亦在乎此也。
總之，中國溯自漢興以來，學術以儒家為大宗，文化依中原為主幹。而其所謂外來之瞿曇教化，方且附庸圖讖陰陽之說，以爭得地位於道術之林。漢末以來，世風漸變。孔教衰微，《莊》《老》興起。中朝文物，經亂殘廢。北方仕族，疊次渡江。於是魏晉釋子，襲名士之逸趣，談有無之玄理。其先尚與正始之風，留跡河、洛。後乃多隨永嘉之變，振錫江南。由是而玄學佛義，和光同流，郁而為南朝主要之思想。返觀北方，王、何、嵇、阮，本在中州。道安、僧肇，繼居關內。然疊經變亂，教化衰熄，其勢漸微，一也。桓、靈變亂，以及五胡云擾，名士南渡，玄學骨幹，不在河、洛，二也。胡人入主，漸染華風。而其治世，翻須經術，三也。以此三因，而自羅什逝世，北方玄談，轉就消沉。後魏初葉，仕族原多託身於幽、燕，儒師抱晚漢經學之殘缺於隴右。而燕、隴者，又為其時佛法較盛之地。則佛教之與經學，在北朝開基已具有因緣。及北方統一，天下粗安，乃獎勵文治，經術昌明。而昌明經術之帝王，又即提倡佛學最力之人。於是燕、齊、趙、魏，儒生輩出，名僧繼起，均具樸質敦厚之學風。大異於南朝放任玄談之習氣。蓋其所謂儒學，仍承炎漢通經致用之義，終成北周之政治。而致用力行，乃又北方佛子所奉之圭臬也。元魏經學，上接東都，好談天道，雜以讖緯。而陰陽術數者，乃北方佛子所常習，則似仍延漢代「佛道」之餘勢者也。及至隋帝統一中夏，其政治文物，上接魏周。而隋唐之佛理，雖頗採取江南之學，但其大宗，固猶上承北方。於是玄學澌盡，而中華教化以及佛學乃另開一新時代。夫佛學在北之與經學，固不如其在南與玄學之密契。然俱起俱盛，其間轉移推進最相同，故在全體文化上，此一大事因緣，實甚可注意也。
關西佛法
西魏徙都長安，百事草創，僧徒相聚，綴旒而已。然文帝及宇文泰皆信佛法，立大中興寺，尊道臻為魏國大統，大立科條。又命沙門曇顯依大乘經撰《菩薩藏眾經要》及《百二十法門》。其後開講，恆以宣述，香火梵音，禮拜唱導，咸承其則。 （《續僧傳》道臻及菩提流支傳） 周朝諸帝，並常立寺。有大陟岵、大陟屺二寺為明帝下詔所營造。 （詔見《廣弘明集》，參看法琳《辯正論》卷三。） 國家年別，大度僧尼。 （《續傳·靈藏傳》） 其時沙門曇延、道安，世號二傑。 （語出《靜藹傳》） 譯經僧人則多得宇文護之贊助。 （參看《開元錄》） 又西魏用蘇綽議改修官制。大宗伯職掌沙門道士之法。其屬官有司寂者，掌法門之政 （指佛教） 。有司玄者，掌道門之政。司寂位在正三命。蘇綽酷好經術，其官制悉依《周禮》。並亦知佛法，著有《佛性論》。 （見《北史》本傳） 又彥琮為周隋譯經巨子，深善佛義，朝士如薛道衡 （修定三禮） 、辛德源 （注《春秋》） 等多與之為友，皆經師也。蓋周代重經學，佛道亦盛。至周武帝，本信道教，兼奉佛法。然終因治國在於名教，故提倡儒學。又以佛道鬥爭之結果，終致並毀二教焉。
魏末周初，南北交通漸繁。南方學術，頗傳於北。而周世平定巴蜀，兼併江陵，江南僧人，更有入關者。 （王褒、庾信均自江陵入蜀。二人均有關於佛教文字。但其信仰與否不詳。） 其見於《續高僧傳》者列下：
釋亡名，善製作，常慕阮嗣宗之為人。梁元帝深見禮待。及江陵變亂，西入岷蜀。及周人取蜀，乃至長安。帝王公卿，甚致敬禮。 （其弟子蜀人衛元嵩亦由蜀入關）
釋僧實，傳云：逮周太祖 （宇文泰） 平梁荊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既而慧心潛運，南北疏通，即為披抉，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
釋智炫，益州成都人。後入長安。周武毀法時，冒死力爭。
隋文帝奪取宇文氏之版圖，並滅南陳，帝深崇佛法，天下大德，群集關中。於是佛學南北潮流，互相汲引，遂演進為一統時代隋唐之佛學。而周之占有巴蜀、荊襄，實先已與關中僧人以接近南方教化之機緣。國土之變遷實與學術之演進有甚大之關係也。
北朝之排佛者
北朝排佛，其至激烈者見諸行事，而以筆舌爭者甚少。並且排佛文字，多從治道立說，罕有如南朝之爭玄理，以至往復不已者。高謙之，字道讓，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據涼土，國書漏缺，乃修《涼書》十卷。涼國盛事佛道，為論貶之。《廣弘明集·敘列代王臣滯惑解》載其文：
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益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勿吝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無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地以 栗。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槁秸。苟有其誠，則蘋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礿祭。而況鷲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乃有浮游都鄙，避若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損農蠶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為患，當衡者不以為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
論中稱佛為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 （《魏書》七十七）
宣武帝時陽固有文才，因朝廷廣訪得失。乃上讜言。中有曰：
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饑寒之苦。
蓋其時宣武帝委任群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 （《魏書》七十二） 故固言及之。同時裴延㑺因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上疏諫之。 （《魏書》六十九） 文有曰：
陛下道悟自然，淵鑒獨得。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
元魏佛法極盛時，其反佛之最有名者為張普惠。 （《魏書》七十八有傳。《廣弘明集》「惠」作「濟」。） 普惠以儒學見稱，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該覽。魏孝明帝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寺像，略無休息。普惠上疏諫之。文有曰：
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眾，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
按《魏書·普惠傳》，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惠手。任城王諫崇佛法，有二表。一因靈太后繕興佛寺齋會，費損庫藏，曲賚左右。澄上表諫之。二神龜元年奏私造僧寺。二者或皆出於普惠。諸疏均注重人民生計，而未敢請毀法也。
崔光曾有諫靈太后幸永寧寺及嵩高二表。一則言人主不可輕動，一則以擾民為慮。然光實信佛法者。其深於儒釋華夷之辯者，則為李崇及李瑒。李崇上書靈太后，請減佛寺功材以修學校。引劉向之言，謂「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 （《魏書》六十六） 李瑒上書靈太后，謂宜禁絕戶為沙門。文有曰：
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引經卷自理，謂佛道幽隱，名之為鬼。但太后不免暹等之意，罰瑒金一兩。 （事詳《魏書》五十三）
楊衒之亦反對佛法，所言亦至質直。在元魏末，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眾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饑寒於色。養逃役之流，仆 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啟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敕，知其真偽。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 （上見《廣弘明集·敘列代王臣滯惑解》）
北齊佛法甚盛，然劉晝、章仇子陁、樊遜諸人，均引中國固有文化誹議之。劉晝之言有曰： （《廣弘明集·滯惑解》）
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餘萬，並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藉佛邪說，為其配坐而已。
章仇子陁武平中上疏，請禁抑僧尼，凡十餘紙。齊帝震怒，禁錮經年。周武平齊，出之。其疏有曰： （《廣弘明集·滯惑解》）
帝王上事昊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以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盪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櫬，奉表以聞。
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樊遜 （字孝謙） 舉秀才對策中，論及釋、李兩教。 （詔及對策見《廣弘明集·僧行篇》，參看《北齊書》本傳。） 末有曰：
二班勒史，兩馬制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
又北齊李公緒 （《北齊書》有傳） 曾著論斥信佛者，「損六親，舍禮義」，「棄華即戎」。 （《廣弘明集·滯惑解》） 公緒博通經傳，著《喪服章句》等。樊遜乃大儒徐遵明弟子，博通群經。劉晝受學於李寶鼎、馬敬德，通《禮》及《春秋》。 （子陁事不詳，曾為儒林學士。） 蓋元魏自孝文以來以至北齊，華風已振，經術大昌。反佛者漸起，且多出儒門。其言論亦崇禮教，重文治，其辯佛義、談玄理如南朝人士之所為者，則殊未見。
北朝佛道之爭
元魏太武時因寇謙之大行其道，以致佛法毀滅。其後二教並見流行，帝王歷受法籙。孝文帝並立崇虛寺，給戶五十，供養道士。後代因之。惟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 （《釋老志》） 但其在社會中勢力當甚不小。孝文、宣武諸帝甚重佛法，道教在朝廷上自不能與佛法爭。至孝明時，乃有佛道爭論於殿庭之事，道教幾敗。《續高僧傳》云：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孝明帝加元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騰 （原作「滕」） 宣敕，請諸法師與道士論議，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曇無最 （《廣弘明集》及《伽藍記》「無」作「謨」） 對論。斌引《老子開天經》，言佛為老子侍者。最引《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等，謂佛生於老子之前，以駁斌之說。帝乃令尚書令元叉宣敕，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席。又詔令議《開天經》之真偽，於是魏收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曰：「老子只著五千文，余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眾。」孝明帝將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曇無最者，武安人，先行化河北，後敕住洛都融覺寺。善《涅槃》、《華嚴》，徒眾千人。菩提留支翻其所著《大乘義章》為梵文。 （《續傳·曇無最傳》）
據《魏書》本紀，孝明帝即位不久，胡太后即臨朝稱制。神龜三年（公元520年）七月丙子，侍中元叉、劉騰，奉帝幸前殿，矯太后詔，令帝親政。幽太后於北宮。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續高僧傳》所記之事，當在此時。據《伽藍記》，劉騰曾立長秋寺。《釋老志》劉騰奏為世宗造石窟，則騰固為奉佛者。正光之變，由騰主謀。 （《伽藍記》） 與元叉總勒禁旅，決事殿內，權勢傾人主。其命佛徒與道士論議，顯由二人主持，加之孝明亦信佛法，二教勝負固可不俟辯論而已可預決。群臣奉詔，自不能不直陳《開天經》之為偽，而請加斌惑眾之罪。至若曇無最所引之書，同是偽造，乃不見指摘，亦勢所必然。幸其時最有聲望之菩提留支未加贊同，否則依騰等之力，雖毀滅道教，亦非不可能也。
元魏佛道之爭，自太武帝以後當極劇烈。所謂《老子開天經》，乃上接寇謙之謂浮屠為四十二天延真宮主之說。而佛徒假造《周書異記》及《漢法本內傳》以駁道說，亦當作於北魏中葉。此時二教暗鬥之詳情，今已不可知。其在北齊之世，《續高僧傳》乃記有釋曇顯與道士陸修靜對校道術之事。其略謂南方道士陸修靜因梁武帝舍道歸佛，叛入北齊。（按北齊初年，在梁武舍道後四十餘年。）文宣帝為其所惑。僧人乃與之捔試於帝殿，終為曇顯所敗，道徒皆舍邪歸正，不伏者被殺。 （上均見《曇顯傳》） 按此事疑點甚多。 （參看常盤大定《儒佛道三教關係》書中所論） 即如在北周天和年中，甄鸞作《笑道論》，言及宋人陸修靜所撰《道經目錄》，並明言修靜宋明帝時人。 （《廣弘明集》） 是修靜固為劉宋時人。而假使其果於北齊文宣帝時北來，並與佛徒鬥爭，甄鸞在後僅十餘年，必不致言其為宋明帝時人也。按《北史·儒林傳》云：宗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時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宋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續傳》謂曇顯「儀服猥濫，常因醉臥道旁，不為俗所知」。或者顯為一異僧，常有奇蹟。所謂「顯公鍾」者，亦關於曇顯之故事，而與陸修靜鬥法，乃後人對於此異奇人物之神話，固未足置信也。
按北齊天保五年秀才對策，文宣帝曾詔問及沙汰釋、李。 （見《廣弘明集》） 其文有曰：
自祖龍寢跡，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于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為剌？若以御龍非實，荊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為虛，瀍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眾，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為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群品。且積競由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汰實難。至於兩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據此佛道二教在周齊之世，已徒侶半天下，為國計民生之毒。文宣帝頗信佛教， （其兄文襄王高澄，敬禮道士張遠遊、趙靜通等，見《釋老志》。） 又狃於積習，未敢輕於沙汰。周武帝英武有為，力修治道，遂有並毀二教之舉。
周武帝世之法難
周明帝世佛道二教爭執亦烈， （《續傳·僧猛傳》） 至武帝而其爭鬥成兩敗俱傷之結果。武帝初本循例事佛，造功德。 （參看《辯正論》卷三。《續僧傳》載其以曇崇為周國三藏詔，亦可證其初未與佛子絕緣。） 但勵精圖治，最重儒術，殊不以戎狄自居而提倡胡教。復深知沙門病國，欲革其敝。其所以毀法，並及道教，主因蓋在於此。復加以衛元嵩、張賓之扇惑，法難終於實現。衛元嵩者，益州成都人。初出家為亡名法師弟子。明陰陽曆數，從其師之意，謂「佯狂乃可以得聲名」。乃佯狂漫走，觸物摛詠。 （《周書·藝術傳》謂嵩為江南寶志之流。按《高僧傳》稱志公常跣行街巷，時或賦詩，言如讖記。又亡名美阮嗣宗之為人。阮籍亦以佯狂著名。） 後以蜀土狹小，不足展懷，乃易俗服入關，交遊權貴。上書請廢佛法，並自還俗，著《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大小。武帝尊禮而不敢臣之。封爵蜀郡公。嵩與道士張賓相結，扇惑武帝，遂致毀法。
嵩於天和二年（公元567年）請省寺減僧，其言略謂「國治不在浮圖 （此指寺廟） 。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啟運，遠慕唐虞之化，宜遺齊梁之末法」。佛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故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偏立曲見迦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疏。以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眾，推令德作三綱，尊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沉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嵩旨在擴充佛之慈心，惠及黎庶。不偏於僧徒，不立曲見迦藍。 （所謂立平延寺者乃譬喻也） 所上書中有十五條，俱本此意。其言特並重治道，請上追古代聖王，深合武帝之心。 （武帝即位元年下詔有云：「舍末世之弊風，蹈隆周之睿典。」） 故其言得見用。
按《廣弘明集·滯惑解》雲，時有讖記，忌於黑衣，謂沙門當次襲運為天子。武帝信之，遂行廢盪。所謂黑衣之讖，始於北齊。據《北齊書·上黨王渙傳》云：「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后，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當之。乃征渙至地牢下，歲余見殺。」在北周，此說或亦甚流行。按《廣弘明集》云：「張賓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按元嵩觸物摛詠，其所詠詩，當即讖記。而張賓亦盛言代謝之事。 （見《隋書·律曆志》。所謂定霸者，疑即定王霸之代興。） 二人毀法，或嘗援用黑衣當興之讖。 （按周宇文護《致僧亡名書》有曰：「豈虛緇染？」是周時僧人仍衣黑。） 雖道宣《廣弘明集》與《僧傳》所記以及史書頗相抵捂，其事不無可疑。但衛、張二人均善術數，同以讖緯熒惑人君，以致大得信任，則亦毀法之議所以實行之助因也。 （詳《輔仁學志》二卷二期余嘉錫《北周毀佛主謀者衛元嵩》）
衛元嵩於天和二年（公元567年）上書，武帝未能即決。自天和至建德年中七次令爭辯三教先後。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此時帝重儒術之意已甚顯。四年（公元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 （上均見《周書》本紀） 是當為論二教大小之始。 （元嵩曾作《論辯二教大小》） 三月十五日，敕召眾僧道士名儒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 （原有廢立二字，但此年似武帝尚未欲廢教。） 眾議紛紜，未決。同月二十日，又依前集，眾論乖咎，是非滋生。四月初，又敕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 （《續僧傳·道安傳》） 武帝本欲定儒教為先，佛教為後，道教最上，以道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乃數集議，論者不同，未有決定。 （此據《廣弘明集》敘周武滅法事所載） 乃令群臣詳論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至天和五年（公元570年）二月十五日，甄鸞上《笑道論》三卷。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法，即於殿廷焚盪。於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二論破斥道教，至為劇烈。 （二論均載入《廣弘明集》中） 按《廣弘明集》載周武帝之《二教鍾銘》，系作於天和五年五月丙寅十四日，文中二教並重。 （有「二教並興，雙鑾同振」之句） 可見其時帝於二者未顯加軒輊。又據《北史·儒林傳》，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沈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所推。此或即四月三月十五日事。按沈重原為梁五經博士，武帝厚禮迎至長安，方其在殿講論，必為帝所嘉許。 （六年授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令為皇太子講論。） 蓋以儒術治天下，為帝一貫之政策。故自天和五年佛道爭論以後，敕定二教優劣之議雖暫擱置，然至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十二月癸巳，又集群臣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 （見本紀） 儒教為先者，乃帝歷來之宗旨。而先道後佛者，則疑道士張賓及叛佛沙門衛元嵩等扇惑所得之結果。此時已見帝於釋氏確已予以排斥。於是佛道之爭益甚。僧勔著《十八條難道章》一卷，又作《釋老子化胡傳》一卷，並陳道教諸說之偽妄。 （《續傳》本傳） 又有猛法師，躬抗帝旨，言頗激切。靜藹、道積，詣闕直陳。 （《續傳·靜藹傳》） 其言當均在辨佛道邪正。蓋帝因圖讖關係，與張賓、衛元嵩頗密切，其左袒李宗，亦勢所必至。 （《廣弘明集》、《續僧傳》均記帝奉道教事，茲不錄。《靜藹傳》記帝令佛徒入殿行道事，似不可信。） 故凡護教者，必破斥道教。毀法之舉愈迫，而佛徒攻擊道教之言論愈多。至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始議毀法。詔僧道大集京師。於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道士張賓與僧人智炫辯論不勝。帝乃自升座，斥佛之不淨。炫答言：「道教之不淨尤甚。」至直言牴觸武帝之短。帝不悅而退。 （詳《續傳·炫傳》） 明旦五月十五日丙子，乃下敕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 （《周書》本紀） 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 （《廣弘明集》） 蓋道教竊取佛法之餘瀝，加以中土之方術，其經典悉出偽造，而病民費財，不減佛教。雖附會於《老》、《莊》之玄理，而全用之於迷信方術。其偽妄經甄鸞、道安諸僧之揭發，自暴露無遺。武帝雖欲偏護，亦不可得，故並毀之。而心猶以為大道玄理，殊途同歸，雖廢其枝葉，尤宜存其本根。乃立通道觀，取釋老名人，普著衣冠，為學士，共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 （《廣弘明集》敘周武帝更興道法事） 令講《老》、《莊》、《周易》。 （見《續傳·彥琮傳》。《廣弘明集》敘任道林事亦云通道觀所學者唯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伸三教。） 而佛道經義，亦言並宜弘闡。於六月戊午二十九日下詔曰：
至道宏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愈遠。淳離朴散，形氣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跡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玩培 者識嵩岱之崇崛，守磧礫者悟渤海之泓澄，不亦可乎。
據此則通道觀之立，所以謀大道之歸一，息爭端之迭起。似帝於二教相殘，已甚厭倦。故周末僧人之冒死抗爭，力攻道教，既足以表現僧人護法之真摯，又實道教並毀之張本也。 （道宣《廣弘明集》指周武立通道觀為復興道教，非是。）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周滅齊。正月武帝入鄴城。召僧人赴殿。帝升御座，敘廢立義。謂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佛教費財，悖逆不孝，並宜罷之。於是僧眾五百默然無聲，俯首垂淚。名僧慧遠獨出與帝往復爭論。但帝仍不辭墮入阿鼻地獄，仍令毀齊境之教。 （《廣弘明集》敘慧遠抗武帝廢教事） 至十一月四日，帝臨鄴宮新殿。 （是年十月帝幸鄴） 任道林 （原為僧人） 上表，諫毀佛法，與帝爭辯多番。帝意仍不可回。蓋帝因廢佛，即在求國安民樂。潛思校量，驗之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無可疑。並謂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上詳見《廣弘明集·敘任道林辨武帝除佛法詔》） 帝自以為見之明，而信之篤，所以舉動非常。其屢次召僧人辯論，皆親自臨座。均見其審察周詳，非率爾從事也。故其廢毀至為酷烈。《房錄》卷十一云：
建德敦牂， （三年甲午） 迄於作噩， （六年丁酉，平齊。） 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 （《續僧傳·靜藹傳》） 八州上有禹貢二字）寺廟出四十千，盡賜王公，充為宅第。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武帝平齊之明年，六月崩御。宣、靜二帝繼位，復興佛法。 （參看《廣弘明集》敘任道林事及《周書》本紀） 鄴城有故僧人王廣明者，上書駁衛元嵩毀法表文。 （詳載《廣弘明集》） 可見當時人士，認元嵩之奏乃滅法之主要動力也。宣、靜二帝之復教，疑實出丞相楊堅之意。故佛法再興，實由隋主也。按建德法難為期雖短，而政令至為嚴酷。北方寺像，掃地悉盡。僧徒流離顛沛，困難莫可名狀。或以身殉法 （《續僧傳》載靜藹因不能護法，手自臠割，現骨剖心而死） ，或隱跡塵俗 （《續僧傳》載北周之費長房、曇崇、法純、靜端、道宗、法詳、僧淵、智藏，北齊之法上、靈裕、曇榮，均外還俗，而內守道） ，或遁匿山林 （北周之曇相、靜淵、普安、法應、法藏、靜藹、道判，北齊之慧藏、慧瑱、僧邕，均避匿山林。又志念逃匿海隅） ，或入通道觀 （如彥琮任道林普曠等，均為通道觀學士） 。及大法復興，經像賴其保存，塔寺由其修復。而終南太白尤為周末僧人聚居之所，至隋唐而郁為佛教重鎮，華嚴宗由斯托始。此外釋子多南奔陳朝。 （北周之慧海、法彥） 最重要者北齊學僧曇遷、靖嵩逃至江南，得習《攝論》。 （法侃、慧遷亦北方《十地》學者，至南方學《攝論》。） 智者大師謂亦因毀法南下。 （據隋柳顧言《禪師碑文》） 前者乃法相宗之先河，後者奠天台宗之基礎。而《楞伽》禪法亦疑在此時南趣。此宗興起，原在嵩岳。二祖以後，乃移江北。夫自魏孝文以後，南方僧人嘗來北方。 （見前） 周武毀法，北方僧人又驅而之南方。於是學術交流，文教溝通，開闢隋、唐一統之局勢，而中華佛教諸大宗派亦於是釀成焉。 （參看伊藤義賢《支那佛教正史》七七九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