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 第八章 釋道安

高僧與名僧 梁慧皎《高僧傳·序錄》曰：「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蓋名僧者和同風氣，依傍時代以步趨，往往只使佛法燦爛於當時。高僧者特立獨行，釋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澤繼被於來世。至若高僧之特出者，則其德行其學識獨步一世，而又能為釋教開闢一新世紀。然佛教全史上不數見也。郗嘉賓譽支道林，謂「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使真理不絕，一人而已。」其實東晉之初，能使佛教有獨立之建設，堅苦卓絕，真能發揮佛陀之精神，而不全藉清談之浮華者，實在彌天釋道安法師。道安之在僧史，蓋幾可與於特出高僧之數矣。 釋道安生於晉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卒於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在其生前四年，竺法護在天水寺譯經。道安約與竺法深、支道林同時。其生後於深公二十六歲，長於支公兩歲。其死時支卒已十九年，深公逝世亦已十年矣。在安公之出世，《般若大品》恰已譯出。在其幼時，永嘉名士相率渡江，佛教玄風亦漸南播。方支、竺野逸於東山，安公行化於河北。約當支、竺重蒞建業，安公將南下襄陽。及支、竺遷神，安公西入長安譯經，孜孜不倦，以及命終。其風骨堅挺，弘法殷勤，非支、竺二公所能望也。余故於兩晉之際特詳述關於道安事跡，而以晉末佛教史實附焉。 綜論魏晉佛法興盛之原因 自漢通西域，佛教入華以來，其始持精靈報應之說，行齋戒祠祀之方，依傍方術之勢，以漸深入民間。漢末魏初，洛陽有寺。徐州、廣陵、許昌有寺。倉垣水南北二寺，亦當建於是時。漢人嚴浮調、朱士行已出家為沙門。晉世洛中有寺四十二所，今可知者亦已及十。他處雖少可考見，然其時奉佛以求福祥，民間當更流行。而自漢末世亂，以至五胡之禍，民生凋敝，驗體咎報應，求福田饒益，當更為平民之風尚。後趙時安定人侯子光 （《御覽》三七九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作劉光。又法琳《破邪論》引傅奕雲，後趙沙門張光等並皆反亂雲，張光當即劉光） 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稱大黃帝 （《晉書》一零六） 。可見西晉佛教，在民間煽惑力已甚強。晉道恆《釋駁論》有曰： 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雲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教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強切勒，勉為人所不能為。 《釋駁論》雖東晉末葉所作。然據《後漢書紀》，禍福報應固早已為佛法起信之要端。而亂世禍福，至無定軌，人民常存僥倖之心，占卜之術，易於動聽。竺佛圖澄者，道安之師也。其行化時，五胡之亂最烈，石勒殘暴，實為流寇。澄憫念蒼生，以方術欣動二石，以報應之說戒其兇殺。蒙其益者十有八九 （語見《僧傳》） 。於是中州晉胡，略皆奉佛。是則釋氏饒益即未驗於來生，而由澄公已有徵於今世。《高僧傳》詳述澄術之神異，又記其立寺八百九十三所，雖不盡可信，然佛教之傳播民間，報應而外，必亦藉方術以推進，此大法之所以興起於魏晉，原因一也。 西晉天下騷動，士人承漢末談論之風，三國曠達之習，何晏、王弼之《老》《莊》，阮籍、嵇康之荒放，均為世所樂尚。約言析理，發明奇趣，此釋氏智慧之所以能弘也。祖尚浮虛，佯狂遁世，此僧徒出家之所以日眾也。故沙門支遁以具正始遺風，幾執名士界之牛耳。而東晉孫綽，且以竺法護等七道人匹竹林七賢。至若貴人達官，浮沉亂世，或結名士以自炫，或禮佛陀以自慰，則尤古今之所同 （《世說》謂殷浩被黜，始看佛經） 。晉時最重世族。西晉時阮瞻、庾 已與僧游。東晉時王謝子弟常與沙門交友。史謂竺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車 （王導之子名洽） 供養之，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見《世說·賞譽篇》。按王洽卒於法汰到京之前，此當別一人事） 。蓋世尚談客，飛沈出其指顧，榮辱定其一言。貴介子弟，依附風雅，常為能談玄理之名俊，其賞譽僧人，亦固其所。此則佛法之興得助於魏晉之清談，原因二也。 西晉初，郭欽上疏，謂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江統《徙戎論》，亦歷敘東漢前魏，氐羌雜居於關中，將為禍滋蔓，暴害不測。當時晉帝未能用其忠言，遂召五胡之禍。而方中原異族錯居時，佛教本來自外域，信仰歸依，應早已被中國內地之戎狄。王謐答桓玄難雲 （《全晉文》二十卷） ：「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不與之接。」《高僧傳·佛圖澄傳》曰：「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石虎下詔令中書料簡，詳議真偽。中書令著作郎王度奏略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云云。謂「宜斷趙人不得詣寺燒香禮拜」。中書王波亦同度所奏。石虎下書曰：「度議雲，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據此，漢魏之後，西北戎狄雜居。西晉傾覆，胡人統治。外來之勤益以風行，原因三也。 自漢以來，佛教之大事，一為禪法，安世高譯之最多，道安注釋之甚勤。一為《般若》，支讖、竺叔蘭譯大小品，安公研講之最久。一為竺法護之譯大乘經，道安為之表張備至。而在兩晉之際，安公實為佛教中心。初則北方有佛圖澄，道安從之受業。南如支道林，皆宗其理 （《世說·雅量篇注》） 。後則北方鳩摩羅什，遙欽風德 （見《僧傳》） 。南方慧遠，實為其弟子。蓋安法師於傳教譯經，於發明教理，於厘定佛規，於保存經典，均有甚大之功績。而其譯經之規模，及人材之培養，為後來羅什作預備，則事尤重要。是則晉時佛教之興盛，奠定基礎，實由道安，原因四也。 竺佛圖澄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高僧傳》謂本姓帛氏 （《世說注》引《澄別傳》曰：不知何許人） ，似為龜茲人 （近人如王靜安先生嘗引《封氏聞見記》所引光初五年碑而謂澄為罽賓王子。惟據趙明誠《金石錄》二十所記，此碑原文作「天竺」大國附庸小國之元子也」。合校《聞見記》各種版本，「庸」字先誤為「賓」字，而「附」字尚不誤。最後乃有人將「附」字改為「罽」。故澄為罽賓人本因字之訛誤也） 。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暗若符契，無能屈者。自雲，再到罽賓，受誨名師 （《釋老志》雲，少於烏萇國就羅漢入道） 。志弘大法，善誦神咒。既善方技，又解深經。於晉懷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來適洛陽，欲立寺，以亂不果。於石勒屯兵葛陂之歲（公元311或312年），觀勒之殘暴，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乃仗策詣軍門，因大將郭黑略 （黑亦作默） 見勒，大為敬禮。及石虎在位，尤傾心事澄。曾下詔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樂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眾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據《高僧傳》所載，澄常以道術欣動二石 （《釋老志》曰：劉曜時到襄國，後為石勒所宗信，號為大和尚，軍國規模，頗訪之，所言多驗。《晉書》載記謂冉閔亦訪於道士法饒，不驗被殺） 。慈洽蒼生，拯救危苦，其弘法之盛，莫之與先。考其聲教所及，河北中州 （此據《僧傳》） 之外，江南名僧，亦相欽敬 （支道林謂澄公以石虎為海鷗鳥，見《世說》） 。於石虎建武末年 （即晉穆帝永和四年，公元348年） ，歲在戊申 （《晉書·藝術傳》作「寅」，誤） 卒於鄴宮寺。澄風姿詳雅，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遠自天竺、康居來受學。中土弟子之知名者，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進、道安、法雅 （又有法牙，或即法雅之誤耶？） 、法汰、法和、僧朗 （即泰山僧朗，《水經注》稱為澄弟子） 、安令首尼等。此中道進學通內外，法雅創立格義，法汰弘教江南，法和授徒西北。《比丘尼傳》謂安令首尼，博覽群籍，弘教頗力 （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又立寺五） ，一時所宗，先亦從澄出家。《水經注》謂朗公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而釋道安者，尤為後來南北人望。其《道地經序》嘆「師殞友折」。《僧伽羅剎經序》曰：「窮通不改其恬，非先師之故跡乎。」《比丘大戒序》謂至澄和上，戒律始多所正焉。而據《四阿含暮抄序》，安公以八九之年，曾自長安東省其先師寺廟。安公造詣極深，而于澄公深致眷念，亦必其學問德行之足感人也。然據史書 （《僧傳》與《晉書》等） ，澄公黨徒之眾，必常多為其方術所歆動。雖其弟子頗多學人、名僧，然道安、法雅輩之博洽之文學，當非得之於佛圖澄。而澄之勢力所及，必更多在智識階級以外。二石崇佛甚至 （參考《鄴中記》敘其時奉佛之奢侈） ，朝臣亦事佛起大塔 （《僧傳》，及《御覽》六五八《佛圖澄傳》曰，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起大塔） ，鄴中佛寺可考者，亦有多所 （《僧傳》，《晉書》佛圖澄、單道開等傳） 。相台為六朝佛法重鎮，蓋始於佛圖澄之世。河北佛法之盛，亦起自澄和尚。而其弟子道安初亦在河北行化多年也。 道安年曆 《高僧傳》謂道安卒於晉太元十年二月八日 （即苻堅建元二十一年） ，年七十二 （此據麗本。宋、元、明三本均無此四字。《太平御覽》卷六五五引《高僧傳》及《名僧傳抄》，均有此四字） 。此言不知何所本。然據《中阿含經序》，道安實約死於苻堅末年 （建元二十一年） 。而道安作《四阿含暮抄序》及《毗婆沙序》，均有「八九之年」 （即年七十二歲） 之語。考二經之出也，其時約在自建元十八年八月至十九年八月。二序之作，或均在建元十九年中，皆自言七十二歲。如安公死於二十一年二月，則實七十四歲。 《僧傳》謂安公先避難濩澤，遇竺法濟、支曇講 （《僧傳》曰：「大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道安從之受業。」然據安公《陰持入經序》及《道地經序》，支曇講乃人名，并州雁門人。「講」字不得作動字讀。而《陰持入經序》亦僅言二沙門冒寇遠集，誨人不倦，遂與折槃暢礙，造茲註解云云。安公實不能謂為從之受業） 。頃之與法汰隱飛龍山。僧光 （一作先） 、道護亦在彼山。後又至太行、恆山，且至武邑。年四十五復還翼部。其後石虎死，石遵請其入鄴。未久而石氏國亂，安公乃西去牽口山、王屋、女林山，等語。慧皎似謂安公避難濩澤、隱居恆山在石虎去世之前，實大訛誤。道安《大十二門經序》，言《大十二門》乃漢桓帝世安世高所出，安公所得之本，乃嘉禾七年在建鄴周司隸舍寫，緘在篋匱，蓋二百年矣 （《祐錄》六） 。查漢桓帝即位之初年，至石虎死年亦不過二百有二歲 （如自吳嘉禾至石虎死時，則只百一十餘年） 。石虎死於晉永和五年，安公在濩澤至早亦在永和三年。而《道地經序》則謂在濩澤時「師殞友折」。按佛圖澄死於永和四年。則安在濩澤已在永和四年以後。又慧遠見安公於太行、恆山，從之出家，時石虎已死 （《慧遠傳》語） ，且當為永和十年 （說見後） 。又若還冀都後，石虎乃死，則永和五年安公僅年三十七歲，亦與還冀部年四十五之說不合。又據《僧光傳》，謂因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後乃南遊，卒於襄陽。則石氏之亂，顯系石虎死後之亂 （《法和傳》謂石氏之亂，率徒入蜀，乃指道安南趣襄陽時事，可證） 。故飛龍山隱居，濩澤避難，太行立寺，均當在石虎死後。而其所謂避難，實避冉閔之難也 （按《道地經序》有「皇綱絕紐， 狁猾夏，山左盪沒，避難濩澤」，諸語。如指劉淵、石勒亂河北，並執二帝事，則時安公年僅數歲。故所言系泛指東晉偏安後北方情形） 。 茲依上說，作安公年曆如下： 晉懷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道安生於常山扶柳縣。 晉成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年二十四，石虎遷都於鄴，佛圖澄隨至鄴。其後道安入鄴師事澄。 晉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年三十七，石遵請入居華林園。其後避難，疑先居濩澤 （晉縣，屬平陽郡） ，後北往飛龍山 （一名對龍山） 。 晉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安公年四十二，慧遠就安公出家。時安公在太行恆山立寺。後應招至武邑 （晉郡） 。 晉穆帝昇平元年（公元357年），年四十五，還冀部，住受都寺 （冀部疑冀都之誤。按石虎時，冀州治於鄴。慕容㑺平冉閔，冀州又徙理信都。安公未曾至信都。此雲還冀部，疑即再至鄴都也） 。疑此後又西適牽口山 （《水經·濁漳水篇》「白渠水出欽口山」即此，在鄴西北） ，又至王屋女林山 （一作女休或女機。應在王屋附近。又按濩澤與王屋甚近。《僧傳》述安公自濩澤，北至飛龍山，最後又至王屋，事雖可能，但依地望言之，則似由濩澤至王屋為較合。今無確證。僅列石虎死事於前，余均依《僧傳》所述次序） 。復渡河居陸渾 （洛陽之南） 。 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65年），年五十三，慕容氏略河南，安公南投襄陽 （查《僧傳》及《世說注》均言事在慕容㑺〔原作俊〕時。計之，當在再前十餘年，與安公在襄陽十五年之說不合。又《名僧傳抄》雲，安公在襄陽立檀溪寺，年五十二，疑係指其到襄陽時，五十二乃五十三之誤） 。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己卯，年六十七，時已在襄陽十有五載 （《祐錄》八道安《般若抄序》） 。二月，苻丕克襄陽，道安遂赴長安 （《祐錄》十一道安《比丘大戒序》雲，歲在鶉火，自襄陽至關右，見曇摩侍，令其譯比丘戒本，至冬乃訖。同卷關中近出尼壇文記雲，太歲己卯，鶉尾之歲，十一月十一日，曇摩侍譯比丘尼戒本。蓋安公是年春末夏初至長安，曇摩侍先譯比丘戒，至冬訖，又譯尼戒。惟據汪日楨超辰表計算，太元四年歲星鶉首，上引二文所記歲星均誤也） 。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壬午，年七十一，八月東赴鄴視佛圖澄寺廟 （明年《毗婆沙》譯出，道安作序，有「八九之年」之語） 。 晉孝武帝太元之十年（公元385年），二月八日，卒於長安，年七十四。八月苻堅被殺，即秦建元二十一年也。安公卒年月日，《祐錄》、《僧傳》及《名僧傳抄》均同。據近人考訂，道安死時不應在二月八日。蓋《祐錄》十《僧伽羅剎集經後記》雲，此經於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譯訖，「秦言未精。沙門釋道安、朝賢趙文業研核理趣，每存妙畫，遂至留連，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訖。」此記明說二月九日，而不言道安之死。倘安卒於二月八日，豈得不提及？此可疑之點一。又《祐錄》九，道安《增一阿含序》云：「歲在甲申 （建元二十） 夏出，至來年春乃訖。……余與法和共考正之，僧略、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訖。」此似謂經於二十一年春譯訖後，安公等校定，又經四十日。則自正月初一起算，校定完畢已在二月八日之後。此可疑之點二。據此二證，安公之死，當在二月八日以後也 （按二月八日為佛教聖日之一，道安死時《祐錄》等均載其瑞相。疑後人故神其說，遂以此日為其入滅之時） 。 道安居河北 釋道安，本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 （扶柳《晉書·地理志》屬安平國。《名僧傳抄》、《道安傳》雲，諸偽秦書並雲常山扶柳人也。又《比丘尼傳》：智賢尼，姓趙，常山人也。父珍，扶柳縣令。賢出家後，太守杜霸因篤信黃老，憎疾釋種，符下諸寺，克日簡汰云云。常山扶柳一帶已稱有諸寺，則其地佛法已興。又《晉書·載記》石季龍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是亦當時河北已有尼之證） 。家世英儒 （《高僧傳》） 。嬰世亂 （《名僧傳抄》） ，早失覆蔭 （《僧傳》） 。蓋安公生於永嘉之世，大河以北，疊遭兵禍，故其《陰持入經序》 （《祐錄》六） 雲，「生逢百罹」也。幼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 （《世說·雅量篇》注引《安和上傳》曰：「年十二作沙門。」《珠林·彌勒部引》作「十三」） ，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啟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 （即《辯意長者經》。《祐錄》三雲，安公入失譯。參看《開元錄·北魏法場傳》） ，可五千言。安齎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余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暗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 （漢支曜譯） ，減一萬言。齎之如初，暮復還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嘆，與語終日。眾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因事澄為師。澄講，安每覆述，眾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崙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 （上見《僧傳》） 按石虎於晉成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遷都於鄴。道安約二十四歲。以佛圖澄之弟子所學言之，則澄之學仍為《般若方等》。安公曾讀支曜之《成具光明經》。自言中山支和上寫《放光》至中山 （《祐錄》七） ，又為慧遠講般若。則其於漢末以來洛陽倉垣所傳之佛學，已備加研尋。而其《漸備經敘》 （《祐錄》九原題「未詳作者」，但按其文體及所記事，決為安公手筆） 雲，在鄴得見博學道士帛法巨。此應即在天水為竺法護筆受者 （《祐錄》七） 。並言遇涼州二道士，皆博學，以經法為意 （二人姓名文有訛字，不可考） 。其一人名「彥」，曾言及護公所出經，則二人疑亦為護公之徒。敘又云：得《光贊》一卷。則其在河北，已注意及竺法護所傳之大乘經矣。其在濩澤，見大陽 （一作太陽，誤。大陽，晉屬河東郡，今山西平陸縣境） 竺法濟，并州雁門支曇講，與折槃暢礙，作《陰持入經注》。又與支曇講、鄴都沙門竺僧輔注《道地經》。又冀州沙門竺道濩，於東垣界得《大十二門經》，送至濩澤。安公為之筌次作注。三經均安世高所譯之禪經。此外《安般守意》《人本欲生》《十二門》等之經，均有關禪數，世高所譯，安公各為之作注。疑均在河北。則安公早年學問，特有得於安世高之禪法也 （按與安共在飛龍山之僧光，游想岩壑，得志禪慧。安公居山，想亦行禪法） 。 道安在河北，已有令譽 （《僧傳》曰：安於太行恆山立寺，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 。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若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彭城王石遵即位，遣中使竺昌蒲請入華林園。而其在受都寺，則已徒眾數百。觀乎安公南下，從行之眾，《僧傳》所言，並未嘗過於揄揚。蓋安公內外俱贍，恰逢世亂。其在河北，移居九次，其顛沛流離不遑寧處之情，可以想見。然其齋講不斷，注經甚勤，比較同時潛遁剡東、悠然自得之竺道潛、支遁，其以道自任，堅苦卓絕，實已截然殊途矣。又道安在飛龍山與僧光 （一作先） 、道護 （已見前） 、竺法汰同游。僧光冀州人，少遇道安，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游。」後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安往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且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 （上見《高僧傳》） 格義乃竺法雅創立，以外書比擬內學之法。道安、法汰舊所同用 （見《竺法雅傳》） 。及至飛龍山時，安公已有新悟，知弘贊理教，附會外書 （如《莊》《老》等） 則不能允愜。而僧光謂先達不可非議，仍主拘守舊法。二人精神迥然不同。即在同時，竺法深優遊講席，或暢《方等》，或釋《老》《莊》 （《僧傳》語） ，支道林尤以善《莊子》見賞。比之安公反對格義，志在弘贊真實教理，其不依傍時流，為佛教謀獨立之建樹，則尤與竺、支等截然殊途也。 道安南行分張徒眾 安公於冉閔亂後潛遁山澤多年，後復渡河居陸渾。山棲木食修學。《魏志·管寧傳》，胡昭先在常山講學，後遁居陸渾。《水經·伊水篇注》雲，尋郭文之故居，訪胡昭之遺像 （郭文，字文舉，見《晉書·隱逸傳》。文奉佛，見《弘明集》宗炳《難白黑論》） 。則此山原系高人隱居之地。道安偕其徒眾，或居此積年。至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65年）慕容恪略河南，晉將陳祐率眾奔陸渾 （《晉書》百十一） 。道安當因此率其徒眾南奔 （《僧傳》謂有四百餘人） 。《世說·賞譽篇注》引車頻《秦書》曰： 釋道安為慕容晉 （沈寶研本作「俊」，按均非是） 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眾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 （《高僧傳》多「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九字） 。乃 （沈本作仍） 分僧眾。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 《高僧傳·慧遠傳》云： 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偽秦建元九年 （實為建元十四年） ，秦將苻丕寇斥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眾，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勖，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往上明寺。 據此則安法師分張徒眾，前後二次。一在新野，一在襄陽。於危難之際 （《僧傳》敘安南行渡河，值雷雨逢林伯升事，頗怪誕。據習鑿齒與謝安書，謂安法師無變化技術可以惑人。則此等事即確，亦不過偶然之符合，非法師有意眩惑也） ，因勢利導，使教化廣布。用心之深，殊可欽仰。比之遭逢世亂，嘉遁山澤，其在佛教推行上之影響，實不啻天壤。 冀州沙門竺道護，隱於飛龍山。《僧傳》云：「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眾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則安公在河北飛龍山時，早已有分地行化之決心。而共相贊成其弘願，則有同居之道護、僧光、法汰也。茲故於道安使教化廣被之偉跡，綜述之如下。 《高僧傳·僧光傳》云：「光乃與安、汰等 （麗本作汰等。宋元明宮本均作安、汰等） 南遊晉平 （平字疑係土字） ，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 僧光蓋亦與道安、法汰南下，至襄陽後，曾在他處行化，後還卒於襄陽。《僧傳》又謂竺道護與光等在飛龍山，後各行化，不知所終 （已見上引） 。則護或亦同行南下，而亦為安公所分徒眾之一人也 （按與安共在濩澤有竺法濟，而《高僧傳·竺道潛傳》：「剡東有竺法濟，作《高逸沙門傳》。」如為同一人，則亦南下行化者之一） 。 安公同學又有竺法朗，京兆人。少遊學長安，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後居泰山，與隱士張忠 （字巨和，《晉書》有傳） 游處。於金輿谷琨瑞山 （《僧傳》作崑崙山，此據《水經·濟水注》） 設立精舍。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前秦苻堅，後秦姚興，燕主慕容德，均加欽敬。後人遂呼金輿谷為朗公谷。後卒于山中，年八十有五。按《僧傳》謂朗公以偽秦皇始元年（公元351年）移卜泰山，是年適值冉閔與石祇相殘。其前一年石鑒死，再前一年石遵死。安公蓋於石遵在位之後離鄴。竺法朗之東趣泰山時，亦相去不遠。《高僧傳·法和傳》云：「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游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 金輿谷之會，在道安、法和居長安之時 （按太元四年冬曇摩侍譯戒本訖，安公為之作序。太元七年後安譯經極忙。此會應在太元五六年時） 。其東下或應朗公之招請。若然，則法朗雖非相偕南行之一人，但其與安公隨方行化，聲氣相通也。 釋法和，滎陽人。少與安公同學 （法和應系師佛圖澄，應姓竺。但《祐錄》九晉道慈《中阿含序》亦稱為冀州道人釋法和。實依安公意改姓釋。冀州道人者，和原遊學河北也） ，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隨安公南行至新野，安使其入蜀。並曰：「山水可以修閒。」 （見《道安傳》） 《僧傳》曰：「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法和蓋系聞襄陽陷沒，安公至長安，故亦入關。其後佐安釋經 （《僧傳》本傳） ，直至安公歿後，猶東下洛陽，與僧伽提婆修改昔所出經 （《祐錄》九《中阿含序》） 。及姚興在關中弘法，法和乃復入關 （《僧傳·僧伽提婆傳》） 。鳩摩羅什曾作頌贈之 （《羅什傳》） 。後晉王姚緒請居薄坂，年八十卒於彼處 （見本傳） 。 綜觀《僧傳》，法和以前，蜀中少聞佛法。東晉時益州名僧多為道安徒黨。法和以外，有曇翼，慧持。曇翼，姓姚，羌人，或雲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隨至襄陽，會長沙太守滕含之（《晉書·滕修傳》，子含，但未言其為長沙太守。麗本作騰含，無之字。宋元明本滕含之；《名僧傳抄》作長沙太守荊州勝舍，《珠林·彌陀部》一作滕峻）於江陵舍宅立長沙寺。告安求一僧為綱領。安謂翼曰：「荊楚士庶，始欲歸宗 （《高僧傳》作師宗，此據《名僧傳抄》） 。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南下。後遭苻丕亂 （《高僧傳》謂系丘賊之亂。按丘沈之亂在西晉時。傳言實誤。今從《珠林·伽藍篇》引《宣律師感應記》所載。參看《曇徽傳》） ，江陵闔邑，避難上明 （江陵之西，在大江之南） 。翼又於此造東西二寺 （《僧傳》只言造東寺。此據《珠林·伽藍篇》） 。至唐時稱為中土大寺之一。翼曾西遊蜀部，益州刺史毛璩重之 （《名僧傳抄》敘翼至蜀在居荊州之前，立寺上明之後。《高僧傳》敘翼游蜀於居襄陽之前。但毛璩實在苻堅淝水戰後為益州刺史） 。時釋慧持 （遠公之弟，安公弟子，以隆安三年入蜀） 亦至蜀。毛璩亦相崇挹，卒於蜀中。《僧傳》謂翼在江陵，感得佛像。有罽賓禪師僧伽難陀識，謂為阿育王所造。此罽賓僧人，蓋自蜀至荊州。按晉世，涼州與江南交通，常經益部。故西域僧人頗止蜀中。此亦晉以後，蜀土佛教興盛之原因。然道安徒眾開創之功，亦不可沒也。 安公使其徒眾傳教四方之最知名者，為竺法汰。東莞人。少與安同學。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眾，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貳等四十餘人，沿沔 （諸本俱作江，此依元本） 東下。遇疾停陽口 （《水經·沔水注》揚水又北注於沔，謂之揚口） 。時桓豁鎮荊州 （《僧傳·汰傳》作桓溫。但安公到襄陽時，桓溫已去。《道安傳》亦只言及桓朗子，豁字朗子） ，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荊問疾。後汰使弟子曇壹與道恆辯心無義，遠公亦在座，事見下章。汰後下都，止瓦官寺。晉簡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流名四遠，士庶成群。汰撰有義疏，並與郄超書，辯本無義。太元十二年，六十八歲，卒於建業。弟子曇壹、曇貳，並博綜經義，又善《老》《易》。弟子竺道壹立幻化義，亦詳下章。晉宋間名僧竺道生，大明涅槃理趣，在佛教史上掀起一壯闊波瀾，亦為汰公弟子。是則孝武詔書云：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 （上多采《僧傳》） ，實非空譽也。然汰公行道江南，固亦道安之所遣也。 荊襄佛教之盛，蓋亦始於道安。道安居襄陽，從之者數百。中有竺僧輔、曇翼、法遇、曇徽、慧遠、慧持、慧永等。至晉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桓豁表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豁旋卒，桓沖繼之。以秦人強盛，奏自江陵徙鎮上明 （《通鑑》） 。據《名僧傳抄·法遇傳》云：太元三年 （原文作二年，茲依《通鑑》改） ，秦苻丕 （原本作寺荷本，三字均誤） 圍襄陽，與曇徽 （原作微） 、曇翼 （翼下江陵，似在苻丕圍襄陽之前，如上文所述） 、慧遠 （原文作遠惠） 等下集江陵長沙寺 （原文作等） 。據《高僧傳·慧遠傳》，苻丕寇襄陽，道安為太守朱序所拘 （謂留止，不聽去也） ，乃分張徒眾。因是法遇等南下。其曾住長沙寺者，曇翼、法遇、曇戒。其在上明東寺者，竺僧輔、曇徽、慧遠、慧持 （依《珠林·伽藍篇》所載，上明東寺，本為長沙寺僧避寇而立） 。釋慧永先已東下，止於匡廬。慧遠與弟慧持後亦停留廬阜，而遠公尤為晉末僧伽之重鎮。道安法師分張徒眾之流澤廣且久也 （慧遠事待下詳） 。 道安居襄陽 安公既達襄陽（公元365年），居白馬寺，後移檀溪寺。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 （桓豁興寧三年領荊州刺史〔公元365年〕） 。要安暫往。及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公元377年）。後二年（公元379年），苻丕陷襄陽，安乃西入關。計居襄陽十有五載。其時適值北方秦燕交兵，無暇南圖，荊襄得以少安。法師乃釐訂經典，作為目錄。歲講《放光經》兩遍，其《般若》諸註疏當均作於此時。其《答法汰難》二卷，《答法將難》一卷 （《祐錄》陸澄《法論目錄》） ，想均居襄與友人往返議論書札。得賢豪施助，造塔鑄像。其制定僧眾規條，想亦在此時。故其聲望日隆。秦主苻堅、涼州刺史楊弘忠、晉孝武帝、郗超，均自遠盡禮。而襄陽名人習鑿齒極為傾倒，先已致書通好 （書載《弘明集》中。《僧傳》云：習見安稱雲，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詳見《金樓子》〕按習與安書有曰：「弟子聞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云云。《僧傳》故事，疑本由此文演化而成） 。後復與謝安書 （見《高僧傳》） 曰：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睹。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蘭 （依麗本，余本作簡） 、法道 （不悉何人） 。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 法師博學多識 （傳記其在長安識魯襄公鼎，及新莽嘉量。按石勒時，亦曾掘得王莽權石，見《晉書》） ，神解佳妙，並以才辯文學著稱 （傳曰：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 。其弘道之毅力大願，疊經禍亂，不移素抱。其道德足以感人，故其眾中，師徒肅肅，自相尊敬。《世說·雅量篇》云： （並見《僧傳》）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其襟懷遠大，獨立自尊，異於常人矣。」 釋法師在荊襄，功績遠逾其在河北時代。而尤為重要者，則（一）經典之整理，（二）戒規之確立，（三）彌勒淨土之信仰。茲特於下分敘之。 經典之整理 《祐錄·道安傳》有曰： 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灟，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按佛經舊譯，不獨時有謬誤，而西方文體本與中土不同。一原文往往簡略，句中字有預設，在西文已成習慣。譯為中文，則極難了解。一語既簡略，而名辭又晦澀，譯為華文，往往不知其所指。此均安公所謂「每至滯句，首尾隱沒」也 （《祐錄》八《般若抄序》） 。一佛經行文，譬如剝蕉，章句層疊，而意義前後殊異。但驟觀之，似全重複。但含義隨文確有進展，讀者乃不能不合前後，以求其全旨。故經頗有「辭句復質，首尾互隱」者 （《祐錄》五《安公注經錄》中語） 。一西文文句，常前後倒裝，此安公所謂「胡語盡倒」 （《般若抄序》） ，支道林所謂「須筌次事宗，倒其首尾」也。夫舊譯間甚樸質，而多有謬誤。讀之者如不悉原文，其研求方法，只能在譯本中「尋文比句」，前後比較，以求其名相之含義與全書之意義。文句比較之功夫愈多，則其意義之隱沒者愈加顯著。安公窮覽經典，其尋文比句功夫最深，乃能鉤深致遠。既通其滯文，乃能「析疑」 （安公作《放光析疑略》及《析疑准》） 。既窺其隱義，乃加「甄解」 （安有《密跡》《持心》二經「甄解」） 。既了其全旨，乃能作經科判。安公曾作《放光起盡解》疑係分段標其起訖，而說明其要旨也 （參看下第十五章註疏條） 。 讀經既須博覽，故安公於經典之搜集頗為努力。在河北時，竺道護送來《十二門經》，又得《光贊》一品。在襄陽，慧常於涼州遠道送《光贊》、《漸備》、《首楞嚴》、《須賴》四經。道安所見既多，研尋甚勤。集眾經自漢光和已來，迄晉寧康 （原文誤作康寧） 二年（公元374年），作《綜理眾經目錄》一卷。按後人作目錄時，每有前人目錄為依據，故雖未見其經，亦可列入目中。但道安則似毫無憑藉 （所謂《漢錄》《朱士行錄》等均非真。《支愍度錄》雖在前，然安公必未得見） ，故必須目見經本，乃可入錄 （《祐錄》所引安公語中，未言經闕而仍著錄者） 。故《安公注經錄》 （《祐錄》五） 云：「遇殘出殘，遇全出全。」蓋謂經無論殘缺，必須過目，乃以入錄。若僅據耳聞，則所不取，故曰「安公校閱群經，詮錄傳譯」 （《僧傳》《安清傳》語） 。此可見法師治學之勤勞而且謹嚴也。 又《祐錄》卷十五曰：「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古人寫經，多失譯人名字。安公考定，其法有二。（一）廣求寫本，每逢同經，此一寫本缺失譯人，他本或有載之者。而此等記載往往系譯經時所書，常詳譯人年月，所謂出經記是也。安公根據此項記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二）若寫本均缺記載，則安公校閱全文，比校諸經辭體，以定其譯人。故《祐錄》十三《支讖傳》曰：「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以歲久無錄。安公校練古今，精尋文體，雲似讖所出。」 安公校閱群經，精尋文體，而於每人譯經之良窳，於錄中間加以詳定。至若各本無記錄，又難辨其文體，譯人缺失，無由考定，則安公特列一《失譯錄》。而失譯之本，按其文辭，知甚古遠，或辨為涼州關中所出，法師乃於此等總為一古異經、涼土異經、關中異經等三錄。其辨為偽造者，則列入《偽經錄》。此又均可見安公考定之方法謹嚴也。而安公校閱群經，知古今往往有同一原本，中國有兩次或多次翻譯，如《四十二章經》有漢譯有吳譯，若缺失譯人，則易致張冠李戴。安公於此等經，似每註明其經之第一句，以備後人有所遵循。如《祐錄》七《首楞經注序》曰：「安公《經錄》雲，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支讖所出。其經首略『如是我聞』，唯稱『佛在王舍城靈烏頂山中』。」此又可窺安公作錄之謹嚴也。 按《安錄》之外，支愍度亦曾作目錄。《祐錄》二，稱為晉惠帝時沙門，《僧傳》言其在晉成帝世。則其經錄，顯較安公稍早。按《祐錄》二曰：「爰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斯人。」《祐錄》所引之《舊錄》即《支錄》 （說見前） 。但其銓品標列，想不能如安法師之謹嚴完備，故僧祐曰始也。 溯自吳支謙有《合微密持經》之作，至支愍度亦編合本 （通常呼曰會譯，此依陳寅恪先生） 。支謙讀舊譯佛經，每恨其樸質，且多胡音，因是或修改前人之作，或另行翻譯，故甚注意古今出經之異同，乃創合本之法，此前已詳言之 （見上第五章） 。支愍度能為群經作錄，亦系所見經卷已多，校閱異譯，深慨然於其異同參差之大，遂亦集成《首楞嚴》與《維摩詰》兩經之合本。其《首楞嚴》用（一）支謙所修改之支讖本，（二）支法護本，（三）竺叔蘭本。《祐錄》七載其《合首楞嚴經記》中有曰： 求之於義，互相發明。披尋三部，勞而難兼。欲令學者，即得其對。今以越 （謙亦名越） 所定者為母，護所出為子，蘭所譯者系之。其所無者，輒於其位記而別之。或有文義皆同，或有義同而文有小小增減不足重者，亦混以為同。雖無益於大趣，分部章句，差見可耳。 《維摩經》有支謙、法護、法蘭三本。《祐錄》八載支氏《合維摩經序》云：「余是合兩令相附，以明 （支謙字恭明） 所出為本。以蘭所出為子 （蘭字上疑脫護字。《祐錄》二亦云：支氏合支謙、法護、叔蘭三本為一部） 。令尋之者，瞻上視下，讀彼案此，足以釋乖迂之勞。」愍度蓋深知合本之益。但愍度既得讀支謙之書，其制合本當系取法于謙也。 安法師博覽群籍，詮品新舊之異同，而尤留心《般若》諸譯之出入。按安撰有《合放光光贊隨略解》，書久佚失。《祐錄》七雖載其序文，然其中又未言及製作體裁。但《祐錄》七支愍度《合首楞嚴經記》內，有子注云：「三經謝敷合注，共四卷。」據《祐錄》二，支愍度《合首楞嚴經》，有八卷。注云：或為五卷。按謝慶緒年代晚於愍度。所謂「三經謝敷合注，共四卷」者，必系謝依支氏合本，由比校而得其旨，乃為作注。其僅四卷者，必系節抄愍度之書，每段摘錄數字，記其起訖，故卷數較少也。安公所作之《合放光光贊隨略解》，雖無由知其內容，但想系合《放光》《光贊》二經逐品比較 （但未必抄列二經全文） ，而隨文為之略解，則其性質應與謝慶緒之書略相似。此均合本之支裔也。又《祐錄》八載支道林《大小品對比要鈔序》，此鈔乃取《放光》《道行》二《般若》，節錄文辭，乃謂節鈔而本文不全，亦系合本，則又會譯之別開生面者也。 戒規之確立 道安在襄陽，深感戒律傳來之不全。《祐錄》載其在襄陽所作《漸備經序》有曰：「雲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於大化有所闕。」其《比丘大戒序》曰：「大法東流，其日未遠。我之諸師，始秦（此字疑誤）受戒，又乏譯人，考校者尠。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鄴，少習其事，未及檢戒，遂遇世亂。」《比丘尼戒本序》 （《祐錄》此序題為未詳作者。但審其文實道安作） 曰：「法汰頃年鄙當世為人師，處一大域，而坐視令無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東晉中葉道安、法汰諸人，均努力尋求戒律。釋法顯因此而西行。《比丘尼戒本序》作者 （即道安） 自云：「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錯得其藥方一柙，持之自隨二十餘年，無人傳譯。近欲參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開通，至於此也。」 道安在襄陽，有僧眾數百 （見上引習鑿齒與謝安書。《漸備經序》雲，襄陽時齊僧有三百人） ，自須制定威儀，備可節度。其立三例，或在此時。《高僧傳》曰：「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公三例，諸書未見明解。《法苑珠林·明贊部》有曰：「又昔時有道安法師，集制三科上經上講布薩等。先賢立制，不墜於地。天下法則，人皆習行。」又《祐錄》十二載有《法苑原始集目錄》，其中第六為《經唄導師集》。此集末二項曰： 《導師緣記》第二十， 《安法師法集舊制三科》第二十一。 據此，安公所制三科上經上講布薩等，均唱梵唄。《珠林·說聽篇·儀式部》引《三千威儀經》，言及上高座讀經，應即「上經」，亦即上高座轉讀之法。彼經中有曰：「坐有五事，一當正法衣安坐，二楗椎聲絕當先贊偈唄，三當隨因緣讀。 （下略） 」是於轉讀之前，當先唱梵唄。《僧傳·法平傳》，謂宋初法平與弟法等均善轉讀。「後東安嚴公 （慧嚴） 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是則講經之先，例應轉讀也。又《僧傳·唱導篇論》曰： 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髮。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為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 是則中宵行道，請宿德說法警眾，為唱導之原始，而亦後世懺文之先聲也。道安六時行道，或已有唱導之事，其後慧遠乃行其法也。按上引《法苑·原始集》，安公三科在《經唄導師集》中，而且列於《導師緣記》之後，則三科似亦與唱導有關也。 在安公晚年，戒律漸至。所得戒本，多與安公有關。茲列於下： 曇摩侍之《十誦戒本》，道安據之考前常行之戒，知其多謬。 在得此戒前，安公從武遂法潛得一部戒，規矩與侍戒同。 竺曇無蘭於廬山中竺僧舒許得戒一部，亦與侍戒同 （不悉與法潛戒同是一書否） 。 曾純曇充於拘夷 （龜茲） 得《尼戒》，道安曾見之 （此據《尼戒序》。序實道安作） 。 覓歷出《五百比丘尼戒》，為支遁法汰所攻擊，此在得僧純戒以前。 法汰曾令外國人出《尼戒》，少許復不足，此亦在僧純得戒以前。 惠常涼州得《五百戒》，此亦在前 （此均見《祐錄》十一） 。 《鼻奈耶律》，道安在長安時譯，此系《十誦廣律》。《廣律》之譯始於此 （有序） 。 道安尋求律戒，其努力誠可欽佩矣。迨不久羅什來華，大出律藏，從此天下僧人儀範有所遵循，不必即仍行安公之制也。 安法師三科，雖不知流行至何時代。但其制定僧人姓氏，則千五百年來猶遵其法度。《高僧傳》曰：「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 （《增一》系安公在長安時譯） 。 又《法遇傳》 （亦見《名僧傳抄》） 云： 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嗚槌 （《名僧傳抄》作磬） 集眾，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嘆息，因之厲業者甚眾。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眾，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 按其時釋和尚在長安苻秦所都，故言隔在異域。法遇少時，任性誇誕，傍若無人。及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後雖師在遠方，猶極虔敬，則和尚威德感人至深且切也。 彌勒淨土之信仰 慧皎《道安傳》曰：「安每與弟子法遇等 （《名僧傳抄》等字下有『以人』二字，乃『八人』之誤） 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竺僧輔 （道安之友人） 傳》曰：「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勤，誓生兜率。」《曇戒傳》曰： 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尚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尚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即有光照於身，容貌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戒南陽人，當在襄陽為安公弟子。《名僧傳抄》曰：後與安同憩長安太后寺） 。 道安與僧輔、法遇、曇戒、道願等八人，立誓往生兜率，必在襄陽。蓋法遇於苻秦取襄陽，即與其師別也。 據《樂邦文類》載遵式《往生西方略傳序》，稱安公有《往生論》六卷，唐懷感亦引及道安《淨土論》 （但古今目錄均未著錄） 。苻堅曾送結珠彌勒像至襄陽 （《僧傳》雲，送像五尊。又謂安在襄陽造銅佛像，《廣弘明集》載有慧遠晉襄陽丈六金像序，疑代安公作。傳並言時有一外國銅像，其髻中得舍利。又《珠林·敬佛篇》言，道安造彌陀像一軀，敘事顯出附會，不可信。如言像上銘雲，太元十九年造。但其時安公已卒於長安矣） 。或亦知其特崇彌勒。《彌勒》經典，在安公以前已有譯出 （據《祐錄》，知《安錄》載有竺法護譯之《彌勒成佛經》、《彌勒菩薩本願經》失譯，《彌勒經》、《彌勒當來生經》。又據《高僧傳》，道安第一次所讀之經為《辯意經》。而現存之北魏法場譯之《辯意長者經》之末，有彌勒佛授決云云） 。彌勒受記於釋迦，留住為世間決疑。道安每與弟子法遇、道願、曇戒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而安公之願生兜率天宮，目的亦在決疑。故僧睿 （安公弟子） 《維摩序》有曰：「先匠所以輟章遐慨，思決言於彌勒者，良在此也。」安公《僧迦羅剎經序》文，載僧伽羅剎死後與彌勒大士高談。其《婆須蜜經序》亦謂婆須蜜集此經已，入三昧定，如彈指頃，神升兜率，與彌勒等集乎一堂。且曰：「對揚權智，賢聖默然，洋洋盈耳，不亦樂乎！」而此序中謂入三昧定，神乃升兜率，可見安公之彌勒念佛，仍得禪定原意。雖曇戒死時，口誦彌勒名號不輟，但當時人仍知念佛乃禪之一種。如《廣弘明集·僧行篇》載《僧景行狀》有曰：「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具，每斂心入寂，偏見彌勒。」《高僧傳》載智嚴以事問天竺羅漢，「羅漢不能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 （嚴之師覺賢，亦曾定中往兜率見彌勒） 。」而《慧覽傳》曰：「達摩 （西域比丘） 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又《道安傳》中，謂安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涅槃，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設食。」後遠公知所見為賓頭盧，乃立座飯之，世世成則。傳又謂安公將死前十一日，忽有異僧來告其須浴聖僧。安請問來生所住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睹兜率妙勝之報。此異僧謂即賓頭盧。按賓頭盧為不入涅槃在世護法之阿羅漢，其性質亦與彌勒菩薩相似也（ Journal Asiatique ，1916，Levi et Chavannes，Les seize Arahats中譯本馮承鈞《法住記及阿羅漢考》）。 道安在長安與譯經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道安西至長安 （同行者有弟子道立） 。苻堅甚重之。 （詳見《僧傳》） 敕內外學士，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安外涉群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 （見《高僧傳》） 。苻堅晚年，將欲南征，安數次切諫，堅終不從。按法師《陰持入經序》云：「戎狄孔棘。」《道地經序》云：「 狁猾夏。」則其諫阻苻氏，或私衷不忘舊邦也。太元十年二月八日，年七十四，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計在長安七年，日以譯經為務。茲述其始末於下。 漢魏間譯經之重鎮為洛陽。然當西晉竺法護譯經，長安已為要地。其後約四十年，而苻堅僭號於關中，武功極盛。而自五胡亂華之始，中國西域交通日益頻繁。涼之張駿，於晉成、穆之世，使其將楊宣率眾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 （《晉書》八十六） 。及至苻堅攻取涼州，威名遠震，鄯善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于闐、康居諸國皆遣使貢方物 （《晉書》百十三） 。晉太元七年（公元382年），且令呂光平西域。是時中西之交通，蓋甚暢達。故西方遠來之僧人當益多 （道安《增一序》有「外國鄉人，咸皆善之」一語，可見長安外人實不少） 。 道安法師至長安後，極力獎勵譯事。每親為校定，譯畢之後，常序其緣起。即「兵亂都邑，伐鼓近郊」，猶工作不輟。而同時有趙整 （亦作政或作正，字文業） 者，仕苻堅為太守及秘書郎，亦疊為譯經之護持。堅沒以後，出家，更名道整，亦譯經之功臣也。道安、趙整雖著功績，然譯胡為漢，實始終得竺佛念之力。竺佛念，涼州人。諷習眾經，粗涉外典。其蒼雅訓詁，尤所明練。少好遊方，備觀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戎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苻、姚二代，西僧之來華者，嘗不嫻華語，傳譯之責，眾咸推念。故二秦之時，推為譯人之宗。長安是時翻譯之盛，蓋集此諸因緣而致，固非偶然之事也 （佛念亦自譯《瓔珞經》〔建元十二年〕、《出曜經》〔十九年〕、《鼻奈耶律》等，謂有十二部七十四卷，詳《開元錄》） 。 西域沙門曇摩侍，善持戒律，妙入契經。以苻堅建元中在長安出《十誦戒本》、《比丘尼大戒本》、《教授比丘尼二歲壇文》三部。竺佛念為傳語 （據《開元錄》謂在建元三年四年。但《祐錄》載道安作《比丘大戒序》，謂譯戒本〔即《十誦》〕時，安公曾參與。但據《祐錄》卷二，則《十誦》及《尼戒》均簡文帝時譯，年歲均不同） 。是時佛教流行雖久，但戒律多所未正。道安、法汰、竺曇無蘭均注意及此。曇摩侍特善戒律，出此三部，蓋應當時之需要也。建元十八年別有罽賓沙門耶舍，譯有《鼻奈耶經》。安公有序云： 歲在壬午（公元382年），鳩摩羅佛提齎《阿毗曇抄》 （此即下文所謂之《阿毗曇心》，而「佛提」二字下作「跋提」） 、《四阿含抄》來至長安。 （中略） 又其伴罽賓鼻奈，厥名耶捨，諷《鼻奈經》甚利，即令出之。佛提梵書，佛念為譯，曇景筆受，自正月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為四卷 （據《開元錄》入佛念錄，建元十四年壬午譯，「四」字系「八」字之誤） 。 所謂「罽賓鼻奈」者，言罽賓之善《鼻奈耶》 （律） 者也（Vainayika）。 僧伽跋澄，罽賓國人。特善《數經》，暗誦《阿毗曇毗婆沙》。罽賓為一切有部盛行之地，此所謂《數經》疑即《數論》，蓋謂有部《阿毗曇》。苻堅建元十七年（公元381年）至關中。其時安公在長安已四年矣。是時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請出之。《僧傳》稱此為《阿毗曇毗婆沙》，《祐錄》稱為《雜阿毗曇毗婆沙論》 （或雲《雜阿毗曇心》） ，或又簡稱為《毗婆沙》。道安序有曰： 會建元十九年，罽賓沙門僧伽跋澄諷誦此經，四十二處，是屍陀槃尼所撰者也 （故此非迦㫋延之《大毗婆沙》也） 。來至長安。趙郎飢虛在往，求令出焉。其國沙門曇無難提筆受為梵文，弗圖羅剎譯傳，敏智筆受為此秦言，趙郎正義。經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十處，余佐對校，一月四日。 此書有十四卷，遂稱為《十四卷毗婆沙》。跋澄又出《婆須密菩薩所集論》十卷，乃佛念譯傳，跋澄、難陀 （即曇無難提） 、禘婆 （即僧伽提婆） 三人執胡本，慧嵩筆受。跋澄又齎《僧伽羅叉經》來長安，佛念為譯，慧嵩筆受。上述二經，蓋均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出也（《祐錄》十載《僧伽羅叉經序》，謂此經在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譯訖。惟同卷載之同經後記，謂在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譯之，至次年二月九日方訖，乃跋澄在石羊寺口誦，佛護翻譯）。 曇摩難提 （摩一作無） 者，兜佉勒國人。兜佉勒謂吐火羅，即月氏地，蓋亦行小乘有部之教。難提暗誦《中》《增》二《阿含》。趙整因中土無《四阿含》，遂請出之。難提乃為譯《中增》二《阿含》及《三法度》等。《三法度》蓋亦出於《四阿含》。故難提者，《阿含》之專家也。二《阿含》乃佛念傳譯，慧嵩筆受，均亦建元二十年出。《增一》至其明年乃畢功，道安與法和共考正之，僧略 （亦作䂮，與略通） 、僧茂助校漏失。 僧伽提婆 （亦作禘婆或提和） ，亦罽賓人。乃有部《毗曇》之大家也。其所譯有《阿毗曇八犍度論》，即《發智論》。道安序曰： 以建元十九年罽賓沙門僧伽禘婆誦此經甚利，來詣長安。比丘釋法和請令出之。佛念傳譯，慧力、僧茂筆受，和理其指歸。其人檢校譯人，頗雜義辭。和撫然恨之，余亦深謂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而得盡定。其人忘《因緣》一品。 安公主持譯事，其所出以有部之學為最著。而以建元十八至二十年為最努力。僧尼《戒本》俱屬有部。而有部《毗曇》，除上述者外，則道安曾令鳩摩羅跋提 （亦作佛提） 譯《阿毗曇心》。《祐錄》十載有未詳作者之序文曰 （序疑乃慧遠所作） ：「釋和尚昔在關中令鳩摩羅跋提出此經 （《慧遠傳》云：「安公請曇摩難提譯」，應誤） 。」釋和尚即指道安。鳩摩羅跋提，乃車師前部王彌第之國師。「建元十八年正月 （原文無此字） ，車師前部王名彌第來朝，其國師鳩摩羅跋提獻胡《大品》一部，遂譯之，曇摩蜱執本，佛護 （即佛圖羅剎） 為譯，慧進筆受。」即所謂《摩訶缽羅蜜經抄》也 （上見經序） 。鳩摩羅佛提，曾自出《四阿含暮鈔》。《祐錄》有不詳作者之序曰： 有外國沙門字因提麗，先齎詣前部國，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彌第求得諷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之歲八月，東省先師寺廟於鄴寺。令鳩摩羅佛提執胡本，佛念、佛護為譯，僧導、曇究、僧睿筆受，至十一月乃訖。此歲夏出《阿毗曇》，冬出此經。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 壬午乃建元十八年。夏出《阿毗曇》者，當即《阿毗曇心》，即釋和尚所令出 （見上文） 。則此《四阿含暮抄序》，必為道安所作。蓋是年夏令出《阿毗曇心》，冬出此抄，一年而具二藏，故道安引以自幸 （本年春佛念又譯《鼻奈耶律》，〔文見前〕故該律序有具三藏之語） 。 及至建元十九年，苻堅大敗於淝水，秦國勢衰。而道安以七十餘歲之老人，猶矻矻譯不倦，出十四卷《毗婆沙》及《八犍度》。其明年而關中亂，慕容沖且引兵據阿房城，威逼長安。而道安之用功尤勤。故出《增一序》曰：「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專在斯業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須蜜》，《僧伽羅剎傳》，此五大經，自法東流，出經之優者也。」 《增一阿含》於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春始譯畢。據《僧伽羅剎集經後記》曰 （見《祐錄》） ： 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賓比丘僧伽跋澄於長安石羊寺口誦此經及《毗婆沙》。佛圖羅剎翻譯，秦言未精。沙門釋道安，朝賢趙文業，研核理趣，每存妙盡，遂至留連。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訖。且《婆須蜜經》，及曇摩難提口誦《增一阿含》，並《幻網經》，使佛念為譯人。 但《祐錄》又載此經之序所言年月譯人均不同。但此經如實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譯訖。則安公如系即在是月八日已無疾而逝 （此據《僧傳》等所言，疑不確。已詳上文） ，真可謂殉其所志也。八月苻堅被殺，關中雖亂，而竺佛念、釋法和等，猶繼安法師之業。再後羅什入關，僧伽提婆渡江，亦釋和尚之流風遺澤也。 《祐錄》載竺佛念所作之《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序》曰： 會秦尚書令輔國將軍宗正卿領城門校尉使者、司隸校尉姚旻 （中略） 欲紹先勝之遺蹟，豎玄宗於末俗。故請天竺沙門曇摩難提出斯緣本。秦建初六年（公元391年）歲在辛卯，於安定城二月 （亦作三月） 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訖，佛念譯音。 又《祐錄·竺佛念傳》雲「姚秦弘始之初，經學甚盛。」 （即羅什入關之前） 念譯經五部，其中有《出曜經》。蓋僧伽跋澄在前秦亂後避地東下。後因返舊鄉，暫住京都。於後秦皇初五年（公元398年）秋譯《出曜經》，六年（公元399年）春訖，澄執胡本，佛念為譯，道嶷筆受，和、䂮二法師括而正之 （僧䂮即僧略。道安《增一阿含序》云：僧略、僧茂助校漏失。則䂮師原為道安譯經時之助手） 。僧睿於姚興弘始元年（公元399年）為之序 （現存） 。後二年什公至長安，和、䂮二法師為沙門領袖，睿亦參贊著功績也。 至若和法師，即道安同學。苻氏亡後，法和先在洛陽，繼安公之志，完成其工作，則載於《祐錄》之道慈《中阿含經序》中。其文曰： 《中阿含經記》雲，昔釋法師於長安出《中阿含》、《增一》、《阿毗曇》 （《八犍度》） 、《廣說》 （《毗婆沙》） 、《僧伽羅剎》、《阿毗曇心》、《婆須蜜》、《三法度》、《二眾從解脫緣》 （僧尼戒本） ，此諸經律，凡百餘萬言。並違本失旨，名不當實。依稀屬辭，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故使爾耳。會燕秦交戰，關中大亂，於是良匠背世，故以弗獲改正。乃經數年，至關東小清，冀州道人釋法和，罽賓沙門僧伽提和，招集門徒，俱游洛邑。四五年中，研講遂精，其人漸曉漢語，然後乃知先之失也。於是和乃追恨先天，即從提和更出《阿毗曇》及《廣說》也。自是之後，此諸經律，漸皆譯正。唯《中阿含》、《僧伽羅叉》、《婆須蜜》、《從解脫緣》，未更出耳 （後《中阿含》在建業由僧伽提和更出） 。 頃之姚興王秦（公元394年），法事甚盛。和乃入關，先助譯《出曜》，後參與羅什譯場。什公欽其風德，贈以頌十章。而僧伽提婆渡江，先止廬山，後至建業。提婆在建業更傳譯《中阿含》、《比丘戒本》，後有鳩摩羅什更譯。《尼戒本》則為竺法汰所刪改 （見《開元錄》竺佛念錄中） 。 此上所述竺佛念出經於安定，釋法和助譯於洛陽，其後共譯《出曜》。溯其始，俱源於道安、趙整之努力。當時人稱許「釋趙為法之至」 （《祐錄》卷十之第七） ，信不誣也。 道安在佛學上之地位 綜自漢以來，佛學有二大系：一為禪法，一為般若。安公實集二系之大成。又魏晉佛學有三變。一、正始玄風飆起，《般若》《方等》因頗契合而極見流行。釋法師兼擅內外，研講窮年，於法性之宗之光大至有助力。此當於第九章詳之。二、安公晚年譯經，已具三藏，多為罽賓一切有部之學。安公沒後，其弟子廬山慧遠繼其師業，亦曾兼弘一切有部《毗曇》，頗為一時所從風。此當於第十一章述及。三、在遠公晚年，羅什至長安，既精譯《般若》《方等》，又廣傳龍樹提婆之學。然當安公初至長安，即聞羅什之名於僧純。每勸堅迎什。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恆遙而禮之。則羅什之來，固亦由於道安。而安公在關中講學譯經，已頗集國中之英才。什公《三論》之為世信受，固亦因《般若》已經風行。而什公翻譯之絕倫，亦有先賢為之預備矣。羅什功業，當於第十章述之。東晉孫綽為《名德沙門題目》 （《僧傳》原文作論自） 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贊曰：「飛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嗚呼，釋道安之德望功績，及其在佛教上之建樹，比之同時之竺法深、支道林，固精神猶若常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