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 第七章 兩晉際之名僧與名士
釋教在漢末傳譯漸廣，其中朔佛、支讖共出《道行經》。支讖之後有支亮，亮之弟子支謙，重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即《道行經》，而稱曰《大明度無極》。其用字既全黜胡音，其義旨復頗仿《莊》《老》。《高僧傳》曰：「孫權使支謙與韋昭共輔東宮」，言或非實。然名僧名士之相結合，當濫觴於斯日。其後《般若》大行於世，而僧人立身行事又在在與清談者契合。夫《般若》理趣，同符《老》《莊》。而名僧風格，酷肖清流，宜佛教玄風，大振於華夏也。西晉支孝龍與阮庾等世稱為八達。而東晉孫綽以七道人與七賢人相比擬，作《道賢論》。名人釋子共入一流。世風之變，可知矣。本章約述兩晉之際僧伽中名流事跡，附以當日有關之故實焉。
《般若經》之流傳
《般若經》之翻譯，漢晉最多。朔佛支讖所譯為《小品》，支謙再譯之，均有三十品。疑此即《祐錄》著錄僧會之《吳品》 （《祐錄》謂此只十，疑誤） 。朱士行得梵本九十章，後譯出為《放光般若經》。西晉竺法護譯《光贊般若》，乃《放光大品》之異譯。又譯《小品經》七卷 （《祐錄》） ，在僧祐時已佚，不悉有若干品。晉惠帝世，衛士度有《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二卷。士度乃闕公則弟子，善文辭，作《八關齋懺文》 （《珠林》四十二引《冥祥記》） 。僧祐曰，眾經錄並雲《道行經》二卷，衛士度略出，則是衛氏擅長文事，故略支讖之煩重譯文為二卷也。東晉釋道安在長安時，曇摩蜱竺念譯有《般若經抄》 （一曰《長安品》） 。此中僧會法護之《小品》，衛士度之略出，均佚。羅什以前所譯之《般若》，所知者盡於此矣。
支讖之《道行》，竺叔蘭之《放光》，以及支謙之《明度無極》，當均流行於世。而竺法護所譯《光贊》，據道安所記 （《祐錄》七《合放光光贊序》） ，因其出在關西，遭晉世亂，沈沒涼土。而「《放光》乃大行華京，息心居士，翕然傳焉。」安公且曰：「中山支和上遣人於倉垣斷絹寫之 （指《放光》） 。持還中山。中山王及眾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經，其行世如是。是故《光贊》人無知者。」支和上不知為何人，中山王亦未悉何指。劉曜劉岳石虎均曾有此號 （中山王岳見《僧傳》十一） 。《光贊經》當時無人知，直至譯後九十一年，經道安之表章，乃行於中夏。其本雖存，但《放光》有九十品，《光贊》僅存二十七品。據道安《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則在當時已「殘缺不具」矣 （上均見《祐錄》） 。
自朱士行提倡《般若》以來，訖於羅什，當推《般若》為佛教義學之大宗。茲表列此時之中國《般若》學者如下。
朱士行 講《道行》，求得《放光》胡本。
衛士度 略出《道行經》。
帛法祚 河內人，注《放光般若經》。
支孝龍 淮陽人，太安二年就竺叔蘭寫《放光經》五部，校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為二十卷。龍素樂無相，既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
中山支和上 寫《放光經》。
康僧淵 本西域人，生於長安，誦《放光》《道行》二般若。
支愍度 立心無義。
竺法雅 立格義，下詳。當亦《般若》學者。
竺道潛 字法深，講《大品》。
竺法蘊 善《放光》。
支 遁 字道林，善《道行經》。
於法開 講《放光經》，與支道林爭即色空義，下詳。
釋道安 講大小品，詳下章。
竺法太 講《放光經》，與郗超論本無義。
竺僧敷 善大小品，並講之，且有義疏。
釋道立 善《放光經》，曾講之。
於法道 講《放光經》 （《高僧傳·曇戒傳》，《名僧傳抄》同） 。
釋慧遠 亦《般若》學者，後詳。
道儀尼 《比丘尼傳》謂乃慧遠之姑，誦《法華經》，講《維摩》《小品》。
郗超 主支道林之即色空義。
廬江何默 主於法開義。
殷浩 讀《小品》，下二百簽，皆是精微，世之幽滯。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 （見《世說》） 。
北來道人《世說》載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
法威 支公講《小品》，法威奉其師於法開之命攻難多番 （見《僧傳》，《世說》亦載之） 。
及至羅什入長安，譯《大品》 （《放光》之異譯） 《小品》 （《道行》之異譯） ，盛弘性空典籍，而《般若》之義更暢。同時四論始出，其研究繼起，遂為《般若》宗之要典。自是談者並證之於諸論，而法性宗義如日中天矣。
竺法護
竺曇摩羅剎 （亦作曇摩羅察） ，此雲竺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故亦稱支法護 （《祐錄》九《大哀經記》） 。世居敦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故姓竺 （《開元錄》） 。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涉獵百家之言。雖世務毀譽，未常介於視聽也。是時晉武帝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西域。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有六，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古訓，音義字體，無不備曉。遂大齎胡本還中夏。自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 （上見《祐錄》） 。《安錄》著錄一百五十部。《祐錄》捃摭群錄，更得四部，考其存佚，計存者九十部 （但現行本實有九十五部） ，佚六十四部，應共一百五十四部。《房錄》列二百一十部。《開元錄》厘定為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年代久遠，古籍殘缺，無由詳定。今僅就《祐錄》所載經序，列護譯經時地於下，其所出之最有關係者，亦略備矣。
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266年）十一月八日，法護在長安青門內白馬寺，口出《須真天子經》。傳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聶承遠、張玄泊、孫休達。十二月三十日未時訖 （《祐錄》經記） 。是年即晉帝篡位之明年。在蜀亡後三年，吳亡前十四年。按僧祐言護自太始中至懷帝永嘉二年譯經云云，又謂於晉武帝之末，隱居深山，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云云。本年護在青門內白馬寺，豈惠懷帝世，護復另在青門外立寺耶？
晉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年），罽賓文士竺候征若攜《修行道地經》至敦煌。月支竺法護究天竺語，又暢晉言，於此相值，共演之。其筆受者菩薩弟子法乘、月支法寶。賢者李應榮、承索烏子、剡遲時、通武、支晉、支晉寶等三十餘人，咸共勸助。以太康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始訖。正書寫者榮攜業、侯無英也 （《出經後記》） 。
十月十四日，法護於敦煌從龜茲副使美 （一作羌） 子侯，得梵書《不轉退法輪經》，口敷晉言，授沙門法乘 （《祐錄》七《阿維越致遮經記》） 。此年護已能自譯梵書為晉言，不須另有傳言者矣。
晉武帝太康七年（公元286年）三月十日在長安說出《持心經》梵文授聶承遠 （見《經記》） 。
八月十日，護手持胡經，口宣出《正法華經》二十七品，授優婆塞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共筆受。竺德成、竺文盛 （似系華人，因為護弟子，故姓竺） 。嚴威伯、續文承、趙叔初、張文龍、陳長玄等共勸助歡喜。九月二日訖。天竺沙門竺力、龜茲居士帛元信共參校。元年 （疑係九年，或謂元康元年） 。二月六日重覆。又元康元年長安孫伯虎寫素解 （見《經記》） 。
是年于闐沙門祗多羅攜《般若》胡本來。護公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聶承遠筆受 （《祐錄》七《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 。帛元信、沙門法度亦在。蓋亦於長安譯。是為《光贊般若》。惟出後並未大行 （《祐錄》九《漸備經序》） 。按《祐錄》雲，晉世有祗多蜜，出《普門品》經一部。長房及《開元錄》謂其譯有《菩薩十住經》一卷、《大智度經》四卷等二十餘部。但祗多羅與祗多蜜似為Gitamitra之對音。而《普門經》等又多見於法護錄中，則諸經或祗多羅助譯，而《大智度經》者，或即《光贊》之殘卷歟？
晉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八日，護於洛陽白馬寺出《文殊師利淨律經》，聶道真筆受。勸助劉元謀、傅公信、侯彥長等。十二月二日又在白馬寺出《魔逆經》。筆受者聶道真，乃承遠之子。寫者折元顯 （《祐錄》七《經記》） 。
晉武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於洛陽寫《正法華品》竟，時與清戒界節優婆塞張季博、董景玄、劉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至白馬寺與法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以九月本齋 （謂布薩也） 十四日於東牛寺中施檀大會，講誦此經。竟日盡夜，無不咸歡，重已校定 （見《經後記》） 。是晉初《法華經》已見重視矣。
晉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四月九日，護手執胡本，口出《勇伏定經》，聶承遠筆受 （《祐錄》七《合首楞嚴經後記》） 。此經即《首楞嚴》。護公前此曾出之，首稱阿難言 （即無「如是我聞」） ，本年更出之，故安公雲更出《首楞嚴》 （上均見《祐錄》二） 。按護公出經因先譯不佳，因而再譯，恐不只此經。如曾譯《維摩詰經》，後因其煩重，出《刪維摩詰經》 （又《祐錄》謂聶承遠因護譯《超日明經》煩重，刪正為二卷） 。
七月七日，護執胡本出如來《大哀經》，授承遠、道真。八月二十三日訖。護親自覆校 （見《經記》） ，是護公於華文已甚嫻習矣。
晉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竺 （原文一作「曇」，似誤） 法護於酒泉出《聖法印經》，弟子竺法首筆受。
晉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長安市西寺中出《漸備一切智德經》 （《祐錄》七《漸備經序》） 。
晉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七月二十一日，護從罽賓沙門得《賢劫經》，手執口宣，時竺法首從洛寄來，筆受者趙文龍 （見《經記》） 。
晉懷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太歲在戊辰，五月本齋 （謂布薩之日） ，護在天水寺手執《普曜經》胡本，口譯為晉言，沙門康殊、帛法巨 （此人亦見《漸備經序》） 筆受 （見《經記》） 。
《祐錄》《僧傳》雲，護公於晉惠西奔，關中擾亂，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查晉惠西奔在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其後四年乃懷帝永嘉二年，護尚在天水寺譯經，自非死於惠帝之時。而洛都自元康以後，禍亂相尋 （永寧元年齊王冏與趙王倫等戰於洛陽，明年長沙王乂又在洛與冏戰，次年張方入洛，次年為永安元年，劫帝幸長安） ，元康七年護在長安，永康元年護不在洛陽，此後東都大亂，無東奔之理。且長安大亂，人民多避亂涼州，法護世居敦煌，似亦應西遁而不東邁。按道安《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謂《光贊》「寢逸涼土」，則涼州或護晚年所在地，而所譯諸經，多藏於彼處也。
西晉譯經者，尚有多人 （據《開元錄》洛陽有安法欽、法立、法炬，倉垣又有無叉羅、竺叔蘭，廣州有疆梁婁至，關中帛遠，此外有聶承遠、道真父子、支法度及若羅嚴共十一人） 。但護公實後世之所仰望。釋道安《漸備經敘》曰：
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遺蹟，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真眾生之冥梯。
法護於《法華》再經覆校，於《維摩》則更出刪文，《首楞嚴三昧》譯之兩次。《光贊》乃《大品般若》，《漸備一切智德經》乃《華嚴》之《十地品》。皆中土佛學之要籍，晉世所風行者。護出《法華》時，康那律與張季博等已詳研尋。東晉慧觀自謂少習歸一之言（見《祐錄》八《法華宗要序》，法華主會三乘歸一乘）。僧睿謂於此經，有搜研皓首，並未有窺其門者 （《祐錄》八《法華後序》） 。支愍度謂《維摩》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標 （同書《合維摩經序》） 。支遁嘗講《首楞嚴》，並有人為之注 （《祐錄》七，未詳作者，《首楞嚴經注序》） 。支愍度亦有合本 （同處《合首楞嚴經記》） 。而《光贊》、《漸備》二經，道安為之極力表揚也。護公於佛教入中華以來，譯經最多。又其學大彰《方等》玄致，宜世人尊之，位在佛教玄學之首也。
法護習中華語言文字，支愍度稱其「研幾極玄」 （合《維摩記》） 。其助手聶承遠、道真父子、竺法首、諫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為後人所稱美 （護公助手多有以玄學字為名者） 。或均中華學士，而與佛教名師接近者。《祐錄》云：「護在長安，德化四布，聲蓋遠近，僧徒千數，咸來宗奉。」可見其時雖常值變亂，亦頗有來從者。《祐錄》並云：
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偽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曰：「和上意已相許矣。」客退。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五戒，具謝求錢意。
查法護在太康五年譯經，法乘筆受。《祐錄》所載事或在此前。按晉時清談家恆鄙薄錢財，蓋宅心恬淡，不慕利祿也。《晉書·庾 傳》曰：
時劉輿見任於越 （東海王） 。人士多為所構。惟 縱心事外，無跡可間 （ 時為越府軍諮祭酒） 。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於 。而 乃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曰：「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
《高僧傳》稱竺法乘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後在敦煌立寺延學，使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也 （乘後終於所住） 。孫綽《道賢論》，以佛家七道人比竹林七賢。而以乘比王濬沖。論曰：「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鑑，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顒亦為之贊傳。劉宋宗少文與何承天書，稱其神理風操 （《弘明集》） 。吾人今雖不悉乘之學行，然觀於《祐錄》所記之一事，輕視貨財雖本佛陀之教，而其舍錢毫不吝惜 （按《高僧傳》謂法護資財殷富，可見其非不蓄積，但旨在能舍也） ，則亦與庾子嵩有類似處矣。
竺法護所翻既多《方等》深經，什公以前僧人所研求之大乘要籍，類出其手。其弟子神理風操，亦為世所稱美。故孫興公《道賢論》以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而支道林為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玄致」 （上見《僧傳》） 。枯泉漱水事詳《僧傳》，乃護在長安與於法蘭共隱山中事。
於法蘭與於道邃
於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為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眾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岩壑。常居長安山寺 （《名僧傳抄》目錄稱為長安山寺於法蘭） 。與竺法護同隱 （《珠林》六十三引《冥祥記》） 。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嶀嵊，居於石城山足。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妙跡，迨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群，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愴然嘆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贊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 （此事詳《僧傳》） 。
於道邃，敦煌人。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為弟子。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後與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加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游履名山。為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跡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阯遇疾而終，年三十一。郄超圖寫其形，支遁為著銘贊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邃有清冷之譽，何得為匹？」孫綽曰：「雖跡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於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按《弘明集·喻道論》無此語。宗少文答何承天書亦曰：孫以邃對勝流，謂庾文秉也。則上文實孫手筆）
晉人以於法蘭比庾元規。支公稱其綜體玄旨。於道邃內外該覽，善方藥 （蘭公弟子於法開亦妙通醫法，名士殷浩亦解經脈） ，美書札 （支遁善草隸。沙門康昕康法識作王右軍書，人莫之能別） ，洞諳殊俗，尤巧談論。二僧固具清談風格，故以其師生匹阮氏叔侄也。典午以來，國法嚴峻。文人學士，常犯忌諱，以至殺身。加以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是以士大夫跼跡全生，見幾遠害。或厲操幽棲，高情避世，是曰嘉遁。蘭公師生性好山泉，多處岩壑。梁寶唱《名僧傳》俱列之《隱道篇》 （宗性《名僧傳抄》） 。則其受名流之推許也宜矣。又或佯狂放蕩，宅心事外，是曰任達。則竺叔蘭、支孝龍之行事，亦有相類者。
竺叔蘭與支孝龍
竺法護出《光贊般若》後九年，無叉羅在倉垣與竺叔蘭譯出《放光經》。據經記云：「太安二年十一月，竺法寂至倉垣檢取現品五部並胡本共竺叔蘭考校書寫，永安元年（公元402年）四月訖。但《僧傳》謂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放光》五部，校寫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為二十捲雲。此與經記所言頗相似，疑《僧傳》誤以法寂為孝龍也。竺叔蘭、支孝龍同為胡人 （叔蘭，天竺人，祖父因國亂被害，其父奔晉，居於河南，生叔蘭，詳《高僧傳》。孝龍為淮陽人，但亦似月支人之裔） ，似均染當時清談風氣，與名士交遊。叔蘭性嗜酒，飲至五六斗 （一作升） 方暢。一日臥於路旁，被拘送河南獄。時河南尹為樂廣，乃清談之領袖也。飲酒已醉，謂曰：「君僑客，何以學人飲酒？」叔蘭曰：「杜康釀酒，天下共飲，何問僑舊？」廣又曰：「飲酒可爾，何以狂亂乎？」答曰：「民雖狂而不亂，猶府君雖醉而不狂。」廣大笑 （事詳《祐錄》） 。
支孝龍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形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為心要。叔蘭譯出《放光》，龍披閱旬日，便就開講 （《僧傳》） 。慧皎傳云：
陳留阮瞻，潁川庾 （原作凱） ，並結知音之友。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胡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
陶靖節《群輔錄》載董昶、王澄、阮瞻、庾 、謝鯤、胡毋輔之、沙門於法龍 （當即支孝龍） 、光逸，為八達。《晉書》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發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光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人叫，遂得入共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按王澄擢郭順於寒悴之中，胡毋輔之引薦河南門卒王子博，與軍士王尼共飲馬廄，拔光逸於寒門 （均見《晉書》） 。則與沙門友善固無足怪。按鄧粲《晉記》曰：「王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世說·簡傲篇》注） 。然任達者要在心神悠然旨遠，塊然自足。支孝龍所謂「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者是也。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世說·讒險篇》及注劉琨告王澄語） ，則其心輕躁，非真能達者也。《僧傳》雲，晉孫綽作《支法龍贊》，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孝龍，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效仰。雲泉瀰漫，蘭風帴響 （按帴與帾同，響應作蠁） 。」支氏為晉時名士推崇，亦已至矣。
帛法祖
當竺叔蘭、支孝龍敷宣《般若》於河南，竺法護、帛法祖亦俱譯經於關內，長安亦晉初佛教中心也。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啟父出家，辭理切至，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俊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閒晨夜靜，輒講談道德。於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素常與祭酒王浮 （一雲道士基公） 爭邪正，浮屢屈，瞋而作《老子化胡經》，誣謗佛法。又祖常注《首楞嚴經》。並通胡語，曾譯經。祖有弟法祚，亦出家，知名關隴，注《放光般若》，及著《顯宗論》 （按《名僧傳抄》謂法祖作《顯宗論》，祖字乃祚之誤） 。當時佛與道家已生爭執，此論或系對此而發也。永興元年（公元304年），張輔為秦州刺史，祖隨之行。輔令祖反服，為己僚佐。祖不肯，由是結憾，並為管蕃所讒構，竟遇害。法祚亦為梁州刺史張光所殺 （光於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為梁州刺史） 。孫興公《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棲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
玄風之南渡
按正始之風至永嘉而熾盛。名俊輻湊，集於洛都，爭談虛玄無為之理，競以清言放達相高尚。洛中自漢以來，已被佛化。西域人亦嘗流寓洛陽，晉時且有入太學者 （據《辟雍碑》） 。《洛陽伽藍記》謂晉時有佛寺四十二所。今日可考者，西晉時亦有十數。
白馬寺 （《祐錄》八《正法華經後記》）
東牛寺 （同上）
菩薩寺 （洛城西，見《祐錄》七《道行經記》）
石塔寺 （《伽藍記》光寶寺條）
愍懷太子浮圖 （《水經·谷水注》）
滿水寺 （《名僧傳抄》）
磐鵄山寺 （去都百餘里，見《僧傳》十）
大市寺 （《僧傳》十）
宮城西法始立寺 （《比丘尼傳竺淨檢尼傳》）
竹林寺 （同上）
當時竺法護、帛法祖、竺叔蘭、支孝龍，後世名士均激賞其玄理風格。而蘭與樂令酬對，龍共庾、阮交遊。清談佛子漸相接近，是不待至東晉而始然也。
兩晉之際，釋家具清談者之風趣尤為顯著。康僧淵，本西域人，生於長安。貌雖胡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般若。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愍度俱過江。清約自處，常乞匄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卻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 （見《僧傳》。《世說·文學篇》載之稍不同） 。淵目深而鼻高，丞相王導每調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為名答 （《僧傳》及《世說》並記之） 。後於豫章山立寺，名達成群 （按《開元錄》稱支愍度為豫章山沙門，則二人同過江，而又同居此山） 。庾公諸人 （按庾公恐指庾爰之，見《晉書·庾翼傳》《范宣傳》） ，常往看之 （《世說·棲逸篇》） 。淵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遍加講說。後卒于山寺 （《僧傳》） 。
康法暢雅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等論 （《三寶記》著錄《人物始義論》一卷） 。論自敘其美云：「暢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世說·言語篇》注） 神悟辯才，當時清談者所貴。而所著論亦題目時賢之作也。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 （此疑用《須賴經》須賴答波斯匿王贈彩衣語。上引《世說·言語篇》、《高僧傳》）
當時過江之外國名僧，尚有帛屍梨蜜多羅，時人呼為高座。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 （《世說》注引《高座別傳》作大市） 。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嘆，披襟致契。大將軍王處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為失鑒。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伯仁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雲 （高座長於音聲，其弟子覓歷得其高聲梵唄。《僧傳·經師篇論》有云：「爰至晉世，有高座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是也。」《祐錄》十二《法苑集》，著錄《覓歷高聲梵記》，並注云唄出《須賴經》） 。次誦咒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蜜性高簡，不學晉語 （《世說·言語篇》高座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在言前。莫不嘆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咒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咒法，蜜譯出《孔雀明王經》諸神咒。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琅琊王珉師事於蜜，乃為之序。略曰：「漢世有金日 ，然日 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峰極，交俊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 （上略引《僧傳》，亦間見《世說》及注） 謂「風領朗越」 （《世說·賞譽篇》載周侯題目高座為朗卓。按器朗最為當時談者所賞） 遠過「仁孝忠誠」，好尚如斯，時風之轉移，可以概見矣 （又《世說·賞譽篇》注引桓宣武稱帛氏精神淵著，當年出倫。《僧傳》載作精神著出當年。系誤引） 。
魏世王、何談玄，務為高遠。王、何與嵇、阮，生年相若。輔嗣、平叔早死。後至晉初，叔夜、嗣宗作竹林之遊 （竹林一語本見佛書。西晉洛都有竹林寺。但竹林高士與釋教有無關係，無明文） 王戎少阮步兵二十年，竹林酣暢，亦預其末。戎於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為司徒，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惠帝元康元年 （《水經·谷水注》作七年） ，諸名士會於金谷之石崇別館 （《世說·品藻篇》載崇序文。《類聚》九戴延之《西征記》雲，金谷中廟賢達所集，是石崇居處） 。按其後王羲之為蘭亭之集。《晉書》雲，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 （亦見《世說·企羨篇》） 。則東晉名流，固許石季倫為清流巨子 （在此年前，崇為城陽太守，山濤曾兩薦之。《書鈔》六十五） 。季倫並奉佛甚至 （《弘明集·正誣論》） ，是則清談極盛之時，釋迦教化似已為中朝豪俊所熟知矣。至惠帝末年（公元306年），東海王越為太傅，盡辟諸名士，庾 、阮瞻、胡毋輔之、郭象、阮脩、王導、謝鯤 （幼輿） 、光逸、王承、衛玠之屬以為參佐。庾亮 （元規） 被徵為掾，不就。桓彝 （茂倫） 少與庾深交，為周 （伯仁） 所重。 亦謂曾為越府參軍 （《書鈔》六九引臧榮緒《晉書》） 。庾 等多尚虛玄，縱酒放任。永嘉遂與正始嘗相併論。旋嬰世亂，名士相繼渡江。玄風因之南徙。夫王導、庾亮、周 、桓彝，皆與高座道人終日累嘆，披襟致契。諸公與高座均於世亂先後渡江，則其在中州當已與沙門友善也。按《高僧傳》所據史料，多為南方著述，故僅於南渡後特詳，而正史又缺載僧事，洛都名士與名僧之交情遂少可考。然吾人觀西晉竺叔蘭、支孝龍之風度，東晉康僧淵、帛高座等之事跡，則《老》《莊》清淡、佛教玄學之結合，想必甚早。王、何、嵇、阮之時，佛法或已間為學士所眷顧。及名士避世江東，亦遂與沙門往還 （支謙等在江南先已以玄與佛相牽附，當亦與此有影響） 。此乃奉行中朝之舊習，非全為南中新有之好尚也。《世說·文學篇》曰：「舊雲，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 （嵇康作《聲無哀樂論》） 、養生 （嵇康《養生論》） 、言盡意 （歐陽建作《言盡意論》） ，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則江左所談名理，固來自中原也。《文學篇》又曰：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王苟子 （名修，字敬仁） ，《世說注》稱其善言理，何晏、王弼，曾辯聖人無喜怒哀樂 （《魏志·鍾會傳》注） ，則江左僧俗所談，且上接正始也。又《假譎篇》曰：「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 （下略） 」支愍度心無義，亦立於北方。則兩晉之際，佛教玄理，固亦有南渡者矣。立識含義之於法開，緣會義之於道邃，幻化義之道一，亦俱在東晉初過江。河北釋道安主性空，亦曾駐錫荊襄。而謂屬本無異宗之竺法汰、竺法深，亦均原居中州者也 （諸宗義待下詳） 。此中以竺法深尤見重於江左。
竺道潛
竺道潛，字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 （《世說·德行篇》注。但《僧傳》曰：姓王，琅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之弟也。深公卒後，孝武下詔，謂其「棄宰相之榮」，可知深實出名族） 。年十八出家，約在惠帝泰安二年（公元303年）。永嘉初避亂過江，年只二十餘。約成帝末年，隱居剡縣山中，年已早過五十矣 （王導死於成帝咸康五年，庾亮死於六年，其後深東出） 。孝武帝寧康二年（公元374年）卒于山中，年八十九 （《世說注》作「七十九」，上據《高僧傳》） 。
法深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贊曰：「索索虛徐 （一作 ） ，翳翳閒沖。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 （《僧傳》） 據此則劉公者，亦西晉清談之名士。按元魏太武帝毀法詔書，詆佛法為劉元真、呂伯疆所偽造 （《釋老志》） ，則其地位可知。孫興公贊其「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想能融合佛法玄理之甚有關係人物。故支道林與高麗道人書美竺法深，特標揚其為「中州劉公之弟子」。法深之學，內外俱瞻 （亦《僧傳》引支道林書中語） ，蓋均得之於元真。故《僧傳》曰：「潛伏膺以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也 （《世說·德行篇注》亦曰道徽高扇，譽播山東） 。年少 （《僧傳》作「年二十四」。但其過江時年當只二十一） 講《法華》 （竺法護於太康七年譯《正法華經》） 、《大品》 （竺叔蘭於元康元年譯《放光經》） 。曾與桓彝之父穎 （《晉書》作「顥」） 為至交 （《世說·德行篇》「桓常侍語」注云：父穎，有高名。《晉書·彝傳》：父顥，官至朗中） 。是亦西晉名士已與釋子往還之確證也。
元嘉初，潛避亂過江。元明二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恆著屐至殿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二帝升遐，王庾又薨，乃隱跡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遊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洽。有竺法義者，年十三 （《名僧傳抄》作九） ，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公曰：「物鮮能行，是故寡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義乃從深受學，遊刃眾典，尤善《法華》。又有竺法友，嘗從深受《阿毗曇》，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於剡縣城南立法華台。竺法蘊 （當即主心無義之溫法師） 尤善《放光般若》，蓋《法華大品》均深公擅美者也 （深弟子尚有康法識、竺法濟） 。
至哀帝時，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殷勤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游宮闕，即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上，並稱善焉。於時會稽王昱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迨昱即帝位，虔禮彌篤 （上見《僧傳》。按傳復言司空何次道師事深公云云，但何充卒於永和二年，贈司空，其禮事法深應在成帝世前） 。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啟還剡之 山，逍遙林阜，以畢餘年。卒於寧康二年。孝武帝特下詔哀悼，賻錢十萬，星馳驛送 （上節引《僧傳》） 。
孫興公《道賢論》以深公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為小。雖高棲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世說·輕詆篇》曰：「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言語篇》曰：「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深公胸中曠達，軒然遠舉，故興公稱其遠大之量 （按《世說·德行篇》、《方正篇》俱載後來人多有道深公者，疑深公曠大任達，故細行處頗為人所疵議） 。《高僧傳》曰：「支遁遣使求買 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為幽棲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亦見《世說·言語篇》）。其襟懷灑脫蓋類此。支遁字道林，為清談家所最傾倒 （《僧傳·於法開傳》記時人語曰：『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蓋竺法深以遠大之量見稱，而支道林則善清談，人所仰慕。開者於法開，識者康法識也） 。
支 遁
支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雲河東林慮人。約生於晉愍帝建興二年（公元314年）。或在永嘉亂時，隨家人遷居江左。《高僧傳》曰：「遁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沈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 （《世說·言語篇注》引《高逸沙門傳》與此略同） ，當為成帝咸康三年也（公元337年）。 （《支遁集·述懷詩》：「總角敦大道，弱冠弄雙玄」） 或於此年後游京師。《世說·政事篇》載王濛、劉惔與林公共看何驃騎。按康帝即位（公元342年）以何充為驃騎將軍，即其至京時事。當時已為名士所激賞。《高僧傳》云：「王濛極重道林。嘗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 （亦見《世說·賞譽篇》及注） 陳郡殷融 （浩之叔） 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㑺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嘆息以為重見若人 （《僧傳》敘此二事於遁出家之前。豈遁於出家前，亦曾至建業耶？） 。王輔嗣、衛叔寶，魏晉玄談之領袖也。支後還吳，立支山寺。據其《土山會集詩序》曰：「間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眾賢各去。」按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以何充領揚州刺史 （據帝紀） ，鎮京口 （本傳） ，則土山集會或約在此時。其後遁又入剡 （《僧傳》） ，居 山。先在沃洲小嶺，後移石城山，立棲光寺 （《世說·言語篇》注曰：支公書雲， 山去會稽二百里。《名僧傳鈔》目錄云：剡石城山寺支遁） 。《晉書》謂謝安未仕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 （見《謝安傳》，《世說·賞譽篇注》。《續晉陽秋》雲，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 永和中，王羲之為會稽內史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宴集於蘭亭） 。《晉書》云：「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初遁在京師曾注《逍遙遊》。及遁既將還剡，經由於郡。王羲之謂曰：「《逍遙篇》可得聞歟？」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 （詳見《僧傳》、《世說·文學篇》及注） 。羲之請其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乃投跡剡山，立寺於沃洲小嶺。後移石城。又曾出山陰，講《維摩經》，許詢為都講。《世說·文學篇》謂講時支公在會稽王齋頭，疑是時簡文亦在會稽也。簡文帝昱固亦善清談好名士者。穆帝昇平二年（公元358年）前，謝萬為吳興太守 （據《晉書·穆帝本紀》） ，謝安亦隨至郡中 （據《御覽》七百一） 。三年，安因萬黜廢，始出仕。尋亦除吳興太守 （約公元360年） ，作書招請林公 （書見《高僧傳》） 。蓋在康、穆二代（公元343至361年）。遁先在吳而後在剡，先是竺法深已在 山。同居之名僧不少 （如於法開、於道邃、竺法崇、竺法虔等） 。其時名僧名士，群集於東土，實極盛一時也。
至哀帝即位（公元362年），頻遣使徵請 （《遁集·上皇帝書》云：「頻奉明詔，使詣上京」） 遁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慚而退焉。乃嘆曰：「實紆缽之王、何也。」 （《世說·文學篇》載之，惟缺末一句） 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亹亹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慚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上書 （見《支遁集》及《高僧傳》） 求還東山，詔許之。資發極優厚（公元364年）。以太和元年（公元368年）閏四月四日卒於剡之石城山，年五十三 （《高僧傳》曰：「卒於姚塢山中，或雲終剡。」《世說·言語篇注》引《高逸沙門傳》「年五十三終於洛陽。」《傷逝篇》注引《支遁傳》「太和元年終於剡之石城山，因葬焉」） 。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嘆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運氣俱盡耳。」 （《僧傳》） 王詢《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公元374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郁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蹟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淒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世說·傷逝篇》及注） 。
支公形貌丑異，而玄談妙美 （《世說·容止篇注》，阮光祿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 。養馬放鶴，優遊山水。善草隸，文翰冠世。時尚《莊》《老》，而道林談《逍遙遊》，標揭新理。通《漁夫》一篇，才藻俊拔 （《世說·文學篇》） 孫興公《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人異時，風好玄同矣。」 （《僧傳》並謂《喻道論》稱美支道林。但文不見於《弘明集》所載論中） 一代名流如王洽 （與支論即色，見《祐錄》十二） 。劉惔 （《世說·容止篇》等載劉與支交遊事） ，殷浩 （《世說·文學篇》，載殷讀《小品》，欲與支釋其幽滯） ，許詢 （曾為支都講。二人關係雜見《世說》。詢在永興山陰立寺奉佛，詳《建康實錄》） ，郗超 （上詳，支卒後超為序傳） ，孫綽 （《世說·文學篇》綽與支見王羲之） ，王濛父子（子修，字敬仁。事雜見《世說》），袁弘 （為支作誄） ，王羲之，謝安 （上詳） ，謝朗 （字長度，《世說·文學篇》，朗與支講論，遂至相苦。亦見《晉書》本傳） ，謝長遐 （見《僧傳》。又《祐錄》十二陸澄目錄，有支《與謝長遐書》。長遐不知何人。疑即朗。長度實長遐之訛） ，均與為友 （《世說·輕詆篇》謂王坦之與支不相得，《品藻篇》坦之弟岏之亦輕林公。此外與支公友者有馮懷、劉系之、桓彥表等，見《世說》、《僧傳》） 。《世說·雅量篇》云：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徵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僧傳》載此，麗本作謝萬石，諸本作安石。謝萬字萬石。《晉書》本傳亦載此事，惟未言系送支道林。《世說》本條原注及《僧傳》俱言系哀帝時林公去京事。但萬石似已死於穆帝之世，或實安石事） 。
自佛教入中國後，由漢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敬僧人，更未之聞。西晉阮庾與孝龍為友，而東晉名士崇奉林公，可謂空前。此其故不在當時佛法興隆。實則當代名僧，既理趣符《老》《莊》，風神類談客。而「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 （《弘明集》《日燭》中語） 故名士樂與往還也。《世說·文學篇注》載支道林《逍遙論》曰：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䳛。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䳛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游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怏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此文不但釋《莊》具有新義，並實寫清談家之心胸，曲盡其妙。當時名士讀此，必心心相印，故群加激揚。吾人今日三復斯文，而支公之氣宇，及當世稱讚之故，從可知矣。
東晉諸帝與佛法
《世說·方正篇》曰：「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虛玄，托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元帝於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至建業，名論素輕，吳人不附。乃用王導計，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 （《晉書·本紀》及《王導傳》） 明帝欽賢愛客，雅好文辭 （《晉書·本紀》） 。當時北方大亂，流人渡江。偏安之局，自當撫恤新舊，結納名士。而永嘉時，太傅越網羅清談人物，旋遭變亂，餘風被江左。《高逸沙門傳》謂「元、明二帝游心虛玄，托情道味」，蓋亦受時流好尚之影響。故元、明之世，一因玄風之南渡，一因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均敬禮名士，而清談大盛。當時僧人如法深、道林均固名士之秀也。至若好尚佛法，則明帝尤為著稱。習鑿齒《致道安書》有曰：「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明帝手畫佛像，在樂賢堂中 （堂在宮城西南角外。明帝為太子時所作。上見《弘明集》。參看《文選·頭陀寺碑文》李注） 。按中國最初三大佛畫家，顧愷之學出於衛協，協出於曹不興，不興謂因康僧會而信佛。明帝約與協同時，亦以佛畫知名 （參看南齊謝赫《古畫品錄》） 。
至成帝世 （據《晉書》七十二《蔡謨傳》，此事或在石勒死，虎即位之時） ，彭城王紘 （紘於咸和四年封彭城王，咸康八年薨） 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 （指蘇峻之亂） ，而此堂猶存。宜敕著作，咸使作頌，帝下其議。蔡謨議曰：
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睹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
因謨之疏，而作頌之議遂寢。按謨之上書或在後趙王度以前，亦持理在華夷之辯，然未請禁斷，如王度之言也。
成帝咸康五年七月，丞相王導薨，庾冰、何充輔政 （庾字季堅，充字次道） 。庾代帝作詔書，令沙門宜跪拜王者。詔謂佛教乃方外之事，應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而何充素佞佛，乃與左右僕射等上書諫之。庾季堅又代下詔，謂不宜以殊俗參治，怪誕雜化，而卑高分定，乃體國之經也。何次道等復疏辯之。於是庾之義寢，沙門竟不致敬 （上見《弘明集》） 。沙門致敬，乃夷俗與華人體教衝突之一大事，以此次為其開端。
蓋在成帝末年，王導逝世後，經康、穆二代，南朝佛教頗為消沉 （《弘明集·正誣論》引周嵩奉佛事。嵩卒於明帝太寧二年。疑《論》所謂誣佛者亦在成帝世） 。成康之際，竺法深、支道林相繼隱跡東山。清談之風，因桓溫、殷浩之北伐，朝廷清談者浸息。雖簡文專總萬機，殷浩參決朝政 （殷浩被廢東陽乃讀佛經，見《世說》。浩被廢，遷東陽之信安，在今浙江衢州） 。然清流名士多居東土，而以王羲之、謝安為之首。逸少永和中在會稽，有終焉之志。謝安約於昇平三年為吳興太守，其致支遁書曰：「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及至哀帝，復崇佛法。深公、道林，復蒞京邑。雖留駐不久，然廢帝、簡文之世 （簡文為帝，親臨聽經，見《高僧傳》五） ，佛法清談復極為時尚。溯自元、明重名理，而潛、遁見重。成帝之世清談消歇，而名僧東下，清流之中心乃在會稽一帶。及哀帝後，而佛法清言並盛於朝堂。由此而名僧名士中相互關係，益可見矣。至若孝武帝以後，則南方佛學受道安、羅什之影響。晉末道安弟子慧遠，為國之望，當於後論及之。
名士與佛學
西晉名士之佛學，今不能詳。東晉則士大夫頗見有佛教撰述。但《世說·文學篇》云：「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雲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又云：「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 （《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 。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忭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蓋當時人士側重清談，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佛理深微，一般學者未能具解。《世說》所言固美支公陳義之高。而名士之未能盡解佛理，亦可想見。當時人物精研佛典者，《世說·文學篇》謂有殷浩。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簽，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 （原注云：《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所有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文學篇》又云：「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遇見一道人問所簽，便釋然。」則淵源於佛典名相，初亦未能瞭然。其所簽《小品》已不存，未悉亦悉關於名相否也。東晉名士，佛教著作《弘明集》載有孫綽之《喻道論》。論信報應之有徵，言聖人無殺心，謂牟尼為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而稱佛乃無為而無不為之教。其言曰：「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萬物。」《弘明集》又載郗超之《奉法要》，詳敘佛法之內容。其中於無我義仍指為非身。於空義則頗與支道林相合。但當於後言之。
按史載晉哀帝雅好服食 （終因中毒死，見《晉書·本紀》） 。簡文帝見道士許邁 （《晉書·孝武文李太后傳》） ，又曾事清水道師王濮陽 （《尼傳·道容傳》） 。王羲之亦奉天師道 （《晉書·本傳》） 。而均優禮僧人。此固可見東晉佛道門戶之見不深，無大牴觸。實尤因當時名士好玄學，重清談，認佛法玄妙之極，而名僧風度又常領袖群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