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回紇馬與朔方兵
——唐朝與回紇外交關係的討論
杜甫的《諸將》詩有兩句說：「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這兩句詩原是對安史之亂時回紇出兵助唐一事所發的感慨，但在無意中指出了唐朝中葉一個極大的外交問題，那就是回紇與唐室外交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又包括兩件事：一件是回紇馬的對唐大量傾銷，一件是唐朔方軍人的主持對回紇外交政策。這兩件事對中唐以後的外交、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影響，可以說是關係整個國家的安危。老杜的《諸將》詩是代宗大曆初年他寓居夔府時作的，那時正是回紇馬向唐大批輸入獲致暴利，同時也是朔方軍人忠誠謀國主持親善回紇的外交政策的時候。杜詩對回紇馬充滿「不敢領教」的意味，對朔方軍人更有「諸君何以答昇平」的責備。自然這兩句詩的原意未必即指此二事，同時我們也不應以杜甫詩的態度去論列這兩件事，因為這兩件事的真正得失，是不易遽下論斷的。回紇馬的輸入，至少到文宗時才停止；回紇馬對唐朝的各種影響，必須要在代宗一朝以及代宗以後五十年的歷史中找答案。朔方軍人所主持的親回政策，至少須到德宗時才能看出它的功效。現在我們即就這兩件事加以討論，以求能夠多明了一點唐朝與回紇外交關係的真象。
回紇（又稱回鶻）本屬所謂「敕勒諸部」，其部落共有薛延陀、同羅、仆固等十五種，居住於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沿岸一帶地方，回紇乃是其中的一種。元魏時總稱為鐵勒（敕勒之訛）部落，突厥強盛後，回紇乃臣屬於突厥。到了隋煬帝大業中，回紇因不堪東突厥處羅可汗的橫暴，一度叛變，其後又復臣於東突厥始畢可汗。到了頡利可汗，回紇與薛延陀、拔野古等部一起叛變。頡利派兵討伐他們，於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六二七年）被回紇酋長菩薩大敗於馬鬣山，從此回紇的聲勢大振。不過當時敕勒諸部最強大的是薛延陀，回紇只是依附於薛延陀。次年，唐太宗冊派薛延陀俟斤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與之共圖頡利。當時薛延陀的版圖是東至靺鞨（松花江下流一帶地），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應系外蒙古沙漠），北至俱倫水（可能屬於今鄂爾渾河），回紇則居於薛延陀北境的娑陵水上（今色楞格河）。貞觀四年（六三〇年），東突厥頡利可汗被擒，北方異族只有薛延陀和回紇為最強。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年），薛延陀真珠可汗以三十萬人渡沙漠，南擊新自唐朝邊區遷至黃河以北的突厥俟利苾可汗，唐朝派兵擊敗薛延陀。十九年（六四五年），薛延陀的多彌可汗乘唐伐高麗而南侵，又被唐兵大敗於夏州。因此薛延陀的內部發生騷動，回紇酋長吐迷度乃乘機與仆固、同羅共擊薛延陀，殺掉多彌可汗。回紇於是占領了薛延陀的地盤，並和鐵勒其他部落，相繼遣使入貢於唐。二十一年（六四七年），唐改鐵勒諸部為府，以回紇為瀚海府，唐朝的北邊，至此名義上算是完全平定。但吐迷度對唐朝卻是陽奉陰違，私下裡自稱為可汗，政治組織也一律仿效突厥。其後回紇與唐室保持了十餘年的和平關係，並曾派兵幫助唐朝討伐不服。如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回紇曾派兵五萬助唐討伐西突厥叛酋阿史那賀魯。永徽六年（六五五年），又派兵隨蕭嗣業討高麗。但到了龍朔元年（六六一年），與唐室親善的回紇酋長婆閏死掉，他的侄子比粟毒代領其眾，會合同羅、仆固等部前來犯邊，結果仍為唐室所平服。三年（六六三年），唐朝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府（其後又改為安北都護府），管理沙漠以北的所有州府，回紇酋長相繼受都督官號以統理蕃州。
武則天時，東突厥的勢力復強，回紇又臣屬於突厥。此後回紇本身的力量也日益強大，玄宗開元中曾殺唐涼州都督王君奐，斷安西諸國入長安的通路，唐派兵討逐，回紇退保烏德犍山（在今外蒙古鄂爾渾河附近）。開元末，東突厥內亂，唐乃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天寶元年（七四二年），三部共攻殺東突厥首領骨咄葉護，事後三部共推拔悉密酋長為可汗，而回紇、葛邏祿為左右葉護。三載（七四四年），唐朔方節度使王忠嗣會合回紇、葛邏祿攻殺拔悉密可汗，唐朝冊拜回紇酋長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次年懷仁可汗又擊殺東突厥餘孽的白眉可汗，至此回紇盡有東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它的地盤是「東際室韋（今松花江上游一帶地），西抵金山（阿爾泰山），南跨大漠」（《資治通鑑》二一五），成為當時中國北方的第一強國。
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年）安史亂起，其後肅宗為迅速恢復失地，於至德元載（七五六年）派敦煌王李承寀與仆固懷仁使於回紇，請兵入援。懷仁可汗以騎兵二千入援，與唐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兵，大破安史叛眾於榆林河北。次年，懷仁可汗又派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人入援，克復西京。其後又兩次助唐收復東京，對唐朝確實幫了不少的忙。但回紇是個貪財的民族，《舊唐書》一九五《回紇傳》說它：「人性凶忍，善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回紇既然貪財，自然不會白替唐室打仗，所以每戰必索報酬。克西京時要掠財貨，廣平王俶（即後來的代宗）親拜於葉護馬前，才算了事。至德二載（七五七年），首次克復東京時，父老獻羅錦萬匹，才免掉搶掠。同時唐朝除封葉護為司空忠義王外，每年還送回紇絹二萬匹以為酬勞。寶應元年（七六二年），第二次克東京時便大大的殺掠了一陣。但唐人在當時那種情形下是不敢得罪這個友邦的，因此一切忍讓。回紇人在當時真是「天之驕子」（杜甫的《留花門》詩便稱回紇為「天驕子」），在中國作出種種的不法行為。除此以外，回紇更與唐朝成立一種國際貿易，就是以他們特產的馬，來換取唐朝的絹。但這種交易是不公平的，其中含有濃厚「敲竹槓」的意味。因為回紇馬索價甚高，一匹馬要換四十匹絹，而馬的體質又劣，沒有用處，可是唐朝卻又無法拒絕。《新唐書》二一七上《回鶻傳》說：
（回鶻）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
這段話真是《舊唐書》所說回紇「貪婪尤甚」四字的最好註腳。當時唐室財政困難，代宗被回紇馬弄得焦頭爛額，拿不出絹來，只好賒賬，因此欠了回紇許多的馬債。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年），回紇曾要求唐室償還所欠馬值絹一百八十萬匹，但這只是欠賬，至於代宗時與回紇「現錢交易」所用去的絹究有多少呢？史書並沒有確實數目記載。但據《新唐書》五一《食貨志》說：
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
我們可以此作個最慎重的估計，拋開肅宗不管，僅就代宗一朝而論，從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年）起，到大曆十四年（七七九年），凡十七年，每歲給回紇馬價絹一百餘萬匹，那麼代宗一朝因買馬用去的絹已有一千七百餘萬匹。除去欠賬一百八十萬匹，「現錢交易」的應在一千五百餘萬匹以上。如果從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年）算起，則當在二千萬匹左右，這是何等龐大的數字。
唐室在代宗時既已欠了回紇一百八十萬匹絹的馬債，但交易仍繼續進行，建中三年以後又欠了回紇多少絹，史無明文，想像之中自然是愈欠愈多。這且不論，我們僅看唐室對這一百八十萬匹絹的馬債，究竟償還了多少。茲將兩《唐書》及《資治通鑑》所載代宗以後唐室給予回紇的馬價，綜列於下：
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
貞元三年（七八七）歸其馬價絹五萬匹。
貞元六年（七九〇）賜馬價絹三十萬匹。
貞元八年（七九二）給回紇市馬絹七萬匹。
穆宗長慶二年（八二二年）二月，賜回紇馬價絹五萬匹。三月，又賜馬價絹七萬匹。
文宗大和元年（八二五）以絹二十萬匹賜回紇充馬價。
大和三年（八二八）以絹二十三萬匹充馬價。
以上共計絹九十萬匹、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
代宗時所欠的馬債，唐朝還了五十年，才湊上以上的數目，代宗以後的馬債，自然是更沒有還。若不是文宗以後回紇衰落下去，這種債務糾紛，恐怕一直要持續到唐亡。至此我們可以得到另外一個結論，那就是回紇向唐賣馬固然「敲竹槓」，但唐室卻也賴掉不少的債。
從上面的史實看，回紇向唐朝傾銷馬匹，唐室寧願吃大虧來維持這項交易，而唐室賴債，回紇也沒有過分逼索，雙方居然沒有發生過嚴重的事故。至少在表面上，雙方的邦交是相當穩固的。我們不免要問兩國的邦交何以能臻此呢？這裡我們就不能不談到安史亂後唐室與回紇的外交問題了。安史亂時，唐朝求助於回紇之處甚多，亂平之後，又因吐蕃的猖獗，仍不得不拉攏回紇以為外援。故自代宗時，唐室即確立一種外交政策，其基本方針是「聯絡回紇，抵抗吐蕃」，這個外交政策的建立人就是唐朔方軍人領袖郭子儀。吐蕃在唐初即已強大，唐朝受其威脅，因此竭全國之力經營西北，而致無法充分經營東北。唐太宗征高麗的無功，高宗征高麗的得而復失，都與吐蕃的牽制有關。玄宗開元時，回紇又強盛起來。天寶時唐朝持重邊將如王忠嗣等，鑒於這種情勢的險惡，即主張對吐蕃採取守勢，可惜玄宗未能採納這種意見，命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損失數萬人。及安史亂起，唐朝竟無足夠的兵力來抑平禍亂，這一點與玄宗經營西北的過分浪費，也不無關係。唐朝本身既無平亂能力，乃不得不借重外力，於是有向回紇借兵之舉，而主持交涉借兵事務以及其後與回紇並肩作戰者，均為朔方軍人。
朔方節度使是唐玄宗開元十年所設置的，其任務為拱衛首都長安的北部，管理十州一府的地方（據《舊唐書》三八《地理志》），其地區大致在今陝西北部、綏遠南部，和甘肅、寧夏東部一帶，為關內重兵的屯駐區。安祿山破西京，肅宗不西竄巴蜀而北走朔方軍總部所在地的靈州（今寧夏靈武），即想就此重要兵站，重整武力，以圖恢復。開元時鐵勒諸部，尚臣服於唐室，回紇、契丹、思結、渾等部，都在唐河西節度使的治下。回紇因與朔方鄰近，關係也很密切。天寶初，唐朔方節度使王忠嗣曾聯絡回紇等部攻擊東突厥，東突厥因之衰亡。肅宗時，派僕固懷恩主持向回紇借兵事務。懷恩在朔方軍中的地位，僅次於郭子儀，其女為回紇登里可汗可敦，因為他系出鐵勒，所以唐朝以他拉攏回紇。此外，郭子儀的德威，也極受回紇的敬仰。凡此種種，均可看出回紇與朔方軍曾發生長時間的往來，且有相當濃厚的情感。再看吐蕃，安史之亂給予它一個良好的入侵機會，於數年之間，侵陷唐西北數十州，將舊日唐河西隴右兩節度使的轄地，盡行占去。朔方節度使設置的目的，本在「捍禦北狄」，至此因河隴的失守，平空又添了一個「西戎」，更加重了朔方軍的任務。朔方軍的統帥郭子儀（郭於肅宗初年為朔方節度使，其後雖屢次升遷，而朔方軍始終受其節制），權衡時勢，力主備御吐蕃，對回紇則百計籠絡，以免使朔方陷於兩面受敵的境地。《資治通鑑》二二二說：
（廣德元年夏四月）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
同書二二三又說：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
同書二二四又說：
（大曆八年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郭子儀對吐蕃與回紇的態度，甚為明顯。但郭的這種聯回抗吐的政策，因受宦官程元振的離間，最初並未得到代宗的注意。廣德元年（七六三年）乃有吐蕃入寇攻陷長安之事發生，逼得代宗出奔陝州。及吐蕃兵退，代宗回到長安，才對子儀致「用卿不早故及於此」的歉語。次年，僕固懷恩引誘回紇、吐蕃入寇，仗了郭與回紇的人緣，才說服回紇，未成大變。自此以後，郭的政策始為代宗所採納。
此外唐的聯回抗吐，還有另一重要意義，那就是唐室對回紇馬的依賴。唐朝為備御吐蕃，必需大量的馬匹，唐朝內部又不產馬，國外的來源只有回紇，回紇馬雖然貨不真價不實，但總有幾匹能用的，換句話說，也就是「聊勝於無」。唐朝雖在財政極其困難之時，仍無法斷絕與回紇的馬的交易，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從天寶時起，唐朝即與回紇發生馬的交易，當時名將王忠嗣即曾購回紇馬而用之備御吐蕃。《舊唐書》一〇三《王忠嗣傳》說：
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至河、隴，又奏請徙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於天寶末，戰馬蕃息。
文中所說「諸蕃」自應以回紇為主，因為它與朔方接境而又盛產馬匹。由此可見唐室備御吐蕃，雖於天寶盛時猶須從他地購馬來充實戰備。肅代之時，因戰亂而馬匹益少，因此對抗吐蕃，時常失利。我們可以代宗大曆八年（七七三年）與吐蕃的宜祿之戰為例，《資治通鑑》二二四：
冬十月……吐蕃眾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於宜祿。瑊登黃萯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招史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為！」命撤之。叱騎兵沖虜陣，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來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策可以雪恥？」
我們可以看出這場戰爭失敗的原因，主要在雙方實力的懸殊，而唐朝騎兵的軟弱，也於此表露無遺。例如渾瑊命布拒馬以防吐蕃騎兵之馳突，以及唐騎兵沖吐蕃陣之不能下，皆可證明唐騎兵的弱於吐蕃。故雖朔方精兵，亦無法抗此強敵。次年，郭子儀入朝，備述與吐蕃作戰的艱苦，急得老淚縱橫，他並且上封事說出兵源馬匹的不足。《舊唐書》一二〇《郭子儀傳》：
（大曆）九年入朝，代宗召對延英。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發零涕。既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西御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才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勢強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眾，每歲來窺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為力！近入內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新唐書》一三七《郭傳》作「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徵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
根據上文，我們即算吐蕃沿朔方邊境所駐的四節度的軍力為兵四萬人，馬十六萬匹，則朔方軍僅有兵一萬人，馬三千二百匹。從代宗廣德元年至大曆九年，共有十二年之久，若以《新唐書·食貨志》「歲送馬十萬匹」的話為準，回紇在這段時間內輸入唐朝的馬，應該已經有一百二十萬匹，而「國之北門」的朔方重鎮，竟只有馬三千匹，可見回紇馬的騙人與唐朝損失的慘重。但唐朝在「敦睦邦交」與「聊勝於無」的雙重條件的逼迫下，仍不得不維持這項交易，這滋味恐也不亞於「啞子吃黃連」。但從另一方面看，唐朝的損失雖大，卻換來與回紇之間的和平，而可專心一意的對付吐蕃。
廣德元年（七六三年）以後，終代宗之世，唐朝對郭子儀的政策，可以說是完全實行的。對回紇始終委曲求全，對吐蕃則堅決抵抗，因此朔方諸將成了吐蕃的死敵。但到了德宗時，郭的政策一度受到阻礙。因德宗為雍王時，曾受回紇之侮辱，因此極恨回紇。同時一部分朔方軍人，因恨回紇的驕橫，也想利用德宗的心理，對回紇加以制裁。因此德宗即位之初（建中元年，七八〇年），振武留後張光晟即殺回紇使者突董等九百餘人。當時所以未成大釁，一因回紇內亂，合骨咄祿可汗新立，不敢遽與唐為敵，二因想與唐和親，以增聲價，因此仍欲與唐和好。但德宗因恨回紇過甚，故一面與回紇絕交，一面歸還吐蕃俘虜而與之議和。建中四年（七八三年），並與吐蕃結盟。誰知結盟不久，吐蕃又於貞元二年（七八六年）大舉入寇，為朔方軍所敗。吐蕃的大臣尚結贊，視朔方軍人如眼中釘，想設計除去唐朝名將李晟、渾瑊（李、渾皆朔方軍人）、馬燧等。當時三人中李晟是朔方軍統帥，對吐蕃主戰最烈，尚結贊乃首先散布謠言，中傷李晟，使多疑的德宗對李不敢信任。繼之又向馬燧求和，並請修盟而後歸返所占去的唐朝土地。馬燧與當時的宰相張延賞因與李晟不協，皆主與吐蕃和親。德宗也想聯合吐蕃進攻回紇，因此解除李晟的兵權，決心與吐蕃結盟，並派渾瑊為代表，與吐蕃盟於平涼。其實吐蕃之意，乃在乘結盟時，生擒渾瑊而出賣馬燧。《資治通鑑》二三二：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並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這個計策可謂巧妙之極，幸而渾瑊自盟所單騎逃出，使吐蕃未完全達到目的。但當時在盟所的唐朝官兵數百人被殺，千餘人被擒，而李晟、馬燧也都失掉兵權，這自然是吐蕃的極大收穫。
德宗自吃了這次大虧後，對吐蕃才完全絕望。當時的宰相李泌，乘機進言，主張恢復「聯回抗吐」的政策。《資治通鑑》二三二說：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相國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
李泌乘邊馬告乏的機會，與德宗討論和回紇復交的問題，終至德宗不得不允其所請，可見回紇馬對唐室的重要性。唐室既允與回紇和親，吐蕃對唐朝的寇擾，乃受到極大牽制。《資治通鑑》二三三說：
（貞元四年九月）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並國相、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
同時唐朝不但可專意對付吐蕃，且獲得回紇的援助。貞元七年（七九一年）吐蕃寇靈州，回紇即曾出兵助唐，擊敗吐蕃。此後，唐朝對吐蕃更改變戰略，南攻北守，一面命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聯絡雲南，搗吐蕃腹心；一面命朔方大將楊朝晟先後築鹽州、方渠、合道、木波等城，以資防守。唐朝對吐蕃，至此才由劣勢而漸居上風。吐蕃雖曾多次入寇，但始終未能給予唐朝嚴重威脅，直至其國家衰亂而後已。至宣宗時，唐朝遂能收復河湟。而唐朝與回紇的修好，亦歷順、憲、穆、敬、文諸朝而不輟，前後數十年未啟邊釁。直至武宗時其國衰亂，始於邊境發生衝突。然當時回紇國已不國，不久滅亡，唐室不過收其亂眾，實已算不上國際戰爭。而於懿宗咸通七年（八六六年）殺吐蕃元惡尚恐熱而致吐蕃加速滅亡的，乃北庭都護治下回紇仆固俊的功勞。至此唐朝聯回抗吐政策的功效，才完全表露出來。可知一種政策的得失，有時是不易於短期間下論斷的。《新唐書》二一六下《吐蕃傳》說：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其實唐朝所用的「聯回抗吐」的政策，甚為有效，怎能說是「不得要領」呢？吐蕃的亡，唐朝與回紇的夾攻，是一重要因素，又怎能說是「自亡」呢？以代德時唐朝內部的紊亂，如果不能把握這個政策，其結果是不難想像的。我們讀唐史，每每嘉嘆朔方軍人的為國苦戰，不知這麼一個眼光遠大的外交政策，竟也是由他們創畫和建立，他們的見識也是同樣值得欽佩的。
原載《邊疆文化論集》（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