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突厥的文化和它對鄰國的關係
一 緒論
中國舊日的史書，對異族一向「夷狄遇之」，採取輕視的態度。因此舊史關於異族的記載，不夠詳盡，有時且有許多錯誤，使人不易得到清楚正確的概念。近人的著作，則又過分著重敷陳前人對外的功業聲威，把前人對異族艱苦奮鬥的事跡，說得容易而又簡單，有時去事實較舊史尤遠。陳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中，曾慨乎言之：「唐代武功，可稱為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詳究其所以與某甲外族競爭，卒致勝利之原因，實不僅由於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國武力攻取之道，而為之先導者也。國人治史者於發揚讚美先民之功業時，往往忽略此點，是既有違學術探求真實之旨，且非史家陳述覆轍，以供鑒誡之意。」因此我們研究異族的歷史，首先應屏除情感和成見，才不致使研究結果與事實有背道而馳的危險。
關於歷史上的北方異族，無論我們把國界放在長城或陰山，總得把我們國界以北的異族區，看作是個與我們平等的獨立世界。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同時他們的文化也不是全無作用的。（《大陸雜誌》四卷四期姚從吾先生《契丹漢化的分析》一文，認為契丹與中國是以「長城與山海關為分野的兩個世界與兩種文化」，這種見解，是值得治史者所採納的。）所謂「漢化」只是指與中國鄰接的極小範圍的少數異族而言，事實上中國的文化，始終未能穿越蒙古大沙漠而發生作用。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有盛衰興廢，也有分裂和統一。同時中國與他們雙方的盛衰起伏，也常是互為因果的，一方之衰，常是另一方強盛的原因。歷來中國的對外戰爭，多半不是乘人之危，便是為人所乘。其間雖然也有兩強相遇拼個你死我活的時候，如漢武帝之與匈奴者，但卻是頗少見的。由於戰術、地勢、社會狀況等各方面的關係，中國與北方異族的戰爭，中國常處於被動形勢，「戎狄交侵」遠較我們「犁庭掃穴」的次數為多。中國雖然也有若干次主動的出擊，且曾造成輝煌的戰績，卻不是純以武力對付異族的，中國對付異族最主要且有成效的辦法，乃是政治外交策略的運用，而非全恃武力。
就以突厥來說，在六世紀中葉（北齊北周分立時期），突厥已是個強大的帝國，到七世紀初（隋末唐初）更成了東亞大部民族的主人。它的勃興雖說是領導得人，也顯然是由於中國內部的分裂；其後唐太宗能一舉而覆滅突厥，主要的原因，還是在突厥本身的內亂及天災。隋唐的兩度征服突厥，其所用的政治外交策略，往往有驚人的效果。最著名的是分化及和親政策（和親有時亦為分化手段之一種）。這些辦法，曾導致突厥多次的分裂及內鬨。而唐朝對被征服民族的處置，尤具有泱泱大國的風度，與近世帝國主義不能相提並論。所以唐代的武功，並不是完全建築在「武」字上的。突厥的文化，對中國也有相當的影響。唐初中國北方的「胡化」，與唐室的衰亡，有直接關係，而突厥便是影響唐朝「胡化」諸異族中有力的一員。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此外，突厥除開與中國的關係外，尚與許多其他異族發生廣泛而密切的關係，我們也應當認為突厥與他們的關係和與我們的關係有同樣的重要。同時我們必須明了突厥與他們的關係，才能對突厥與我們的關係有更深刻的了解。此文便是根據以上幾個觀點寫成的。
二 突厥的文化——起源與習俗
突厥的來源，據《周書》五十《突厥列傳》說：「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隋書》八十四《突厥列傳》說：「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新唐書》二一五《突厥列傳》說：「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此外《北史》與《周書》的說法相同。《舊唐書》則沒有說明。「胡」字在中國舊史上是一個變化多端的字，例如漢朝的胡是指匈奴而言，到南北朝時便幾乎指所有北方的異族。唐朝的胡人，則又大致指西域諸國人，如所謂「西域賈胡」等；而「雜胡」則是指突厥與契丹的混合種。因其混亂至此，所以《隋書》所說的「平涼雜胡」究竟是指那些異族，不得而知。至於《周書》和《新唐書》所說的「匈奴之別種」和「古匈奴北部」，雖不一定完全正確，但就突厥的習俗與匈奴相比較，則頗有相似之處。雖然對突厥的種屬，至今已無法深究，但就這一點理由，可以說《周書》與《新唐書》的說法，比較正確。
五世紀初年，那時正是「五胡亂華」的時代，突厥只是一個處於北涼匈奴沮渠氏勢力範圍（今甘肅張掖一帶）之下的小部落。公元四三九年魏太祖滅渠牧健，突厥首領阿史那率部族五百家投奔當時的大國柔然（又名茹茹或蠕蠕），定居於金山（今阿爾泰山）之下。據《隋書·突厥列傳》說：「金山狀如兜鍪，俗（按當系指柔然）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這便是突厥名稱的來源。
關於突厥的習俗（或者說文化），《隋書·突厥列傳》說：
其俗畜牧為事，隨逐水草，不恆厥處。穹廬氈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劍，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為契。候月將滿，輒為寇抄。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斗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繞帳呼號，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為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
從這段記載看來，可知突厥人過的完全是一種遊牧生活。至於所謂與「匈奴同俗」，除掉遊牧民族共有的特徵外，最顯著的要算「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這件事了。雖然以妻群母及嫂為習慣法的民族並不止匈奴和突厥，例如契丹女真也都有這種「蒸母報嫂」的習俗，但根據中國史書對異族的記載，可以看出這種習俗究不是一般的現象。所謂「貴壯賤老」的風俗，也可能在匈奴與突厥兩民族中特別顯著，因為這一點也是史書特別標明的。而突厥的可敦（可汗之妻的官稱）能過問國家大事，也很像匈奴的閼氏。（以上所述匈奴的諸種風俗，《史記》、《漢書》《匈奴傳》均有記載。）這幾點很可以為《周書》、《新唐書》所載匈奴與突厥同種的說法，作一註腳。
突厥的文化水準，誠然是低落的，但我們尚不能把它看作是個野蠻民族。他們雖無文字，但「刻木為契」，至少也有一種類似文字的符號。而且二十八等的官階，也並不是十分簡單的政治組織。同時突厥是一個擅長鐵工的民族，它最初以此種技術為柔然服役，可以知道柔然至少在這一方面是不如它的。它之以五百家崛起，併吞北亞強國的柔然，可能即因為他們能製造較優良的武器而補給又快的關係。沙畹教授在《西突厥史料》中，曾敘述羅馬使臣謁見西突厥室點密可汗的情形。那個使臣在可汗帳中看到許多豪華陳設如兩輪金椅、金床、金瓶以及銀盤和銀制動物肖像等（沙書馮譯本一六九至一七〇頁）；也可以說明突厥並非如通常所想像的野蠻民族一樣。所以沙氏稱突厥是「半開化的民族」，這種說法是比較正確的。
三 突厥的強大和分裂
突厥的強大，應從西元五四六年開始。自然它不是於那一年突然強起來，而前此須經過培養實力的一段長時間，只是從那年起，它的實力才開始有所表現。那年居住於現在貝加爾湖附近的鐵勒部落準備進攻柔然，而為突厥酋長土門（即伊利可汗）所邀擊，鐵勒投降者五萬人，因此突厥的實力大增。五五〇年，土門向柔然求婚未遂，一怒脫離柔然而獨立。柔然在五世紀初年，已是大國。據《北史·蠕蠕列傳》說，它的版圖是：「西則焉耆（今新疆焉耆縣一帶地）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今外蒙古沙漠），南則臨大磧（當指今內蒙古沙漠）。」至六世紀中，依然強盛。但突厥脫離柔然五年後，突厥的木桿可汗，則一舉攻滅柔然。同時突厥又擊敗和併吞了若干鄰國，《北史》九十九《突厥傳》說它：「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並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嚈噠即《梁書》所說的滑國，居於裏海以東的烏滸河（Oxus）上，遼海則當是指現在渤海的北部，北海指今貝加爾湖，而這裡所說的「沙漠」，無疑的是現在的內蒙古沙漠，這是多麼遼闊的版圖。
就在突厥開始強大的時候，也開始與中國發生來往。那時中國正值魏分東西、齊周二國行將形成殺得難分難解的時候，這種局勢，給予突厥一個極其有利的南進機會。齊周兩方都不惜出極大代價來爭取這個強大的外援，五四五年，周太祖宇文泰（那時是西魏丞相）且把西魏的長樂公主嫁給土門。《周書》五十《突厥傳》說：
朝廷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彩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缽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無物邪！」
周齊拉攏突厥的手段，畢竟以周為高，因此突厥曾於五六四年派騎兵十萬，助周伐齊，使齊國遭受嚴重的損失。但突厥是不希望把齊國滅掉的，它知道必須維持「兩兒」的均勢，然後才能不憂無物。所以它自此以後即依違於齊周之間，想長久的坐享漁人之利。但沒有料到周竟於五七七年迅速滅齊，等到突厥出兵援齊，為時已晚。於是突厥又立齊范陽王高紹義為齊帝，想貫澈「兩兒」的政策，但周既已滅齊，便不像從前那樣聽話。次年，周高祖準備親自統軍大舉討伐突厥，因病死而未果。其後周又修築長城，以便防守。大概突厥也看到北周實力的不可侮，於是又和周表示親善，周以千金公主嫁給他缽，突厥把高紹義交還給周。這可以說是突厥外交的大失敗，從此他對中國失去了控制的力量。等到隋文帝篡周以後，突厥在外交上更處於被動的地位，軍事也因之連連失利、終至造成內部的分裂與衰亂。
突厥的分為東西二國，《西突厥史料》說是在西元五八二年（即陳宣帝太建十四年，隋文帝開皇二年）開始，《資治通鑑》則記於陳長城公至德三年（隋文帝開皇五年，西元五八五年）中，但按諸《資治通鑑》記載這件事的口吻，是在追述往事，所以應以《西突厥史料》所說的時間為正確。突厥分裂的原因，則因有大邏便者，是突厥已故木桿可汗的兒子，與當時的突厥可汗沙缽略有隙，投奔當時西面可汗達頭，達頭給他十萬兵以攻沙缽略，大邏便兵勢益強。但從此沙缽略與達頭連兵不息，終至分為二國，西方是達頭的勢力，東方是沙缽略的勢力。在西方的突厥史稱西突厥，東方的仍稱突厥，又稱北突厥或東突厥。突厥的分裂，與隋室的離間政策有莫大關係。《西突厥史料》說：
當時中國固以離間政策制馭突厥者也，見達頭勢強於沙缽略，乃以狼頭纛賜達頭，謬為欽敬。達頭使臣至中國，則引居攝圖之上（按攝圖為沙缽略之名）。反間既行，果相猜貳。五八四年，煬帝幸隴州（按煬帝系文帝之誤），達頭遂降。嗣後達頭勢強，中國又助北突厥以與之抗。（一五五頁）
隋朝對突厥施行離間的經過，留待下章詳述。但有一可注意的地方，應先加以認識，就是當時突厥帝國尚未發展至中央集權的地步，而是分邦自治的。原來突厥的最高領袖可汗（大可汗）之下尚有若干可汗（小可汗），他們各統有一定的地盤和武力，只是名義上服從大可汗，實際是獨立的。《周書》五十說突厥「雖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就是指這種現象而言。由此可知突厥並不是一個集權的帝國，僅具有一種聯邦性質。西方突厥自達頭的父親室點密起，便處於獨立狀態，《隋書》八四說達頭「舊為西面可汗」，顧名思義，即知他是個獨霸一方的突厥領袖。又如《隋書》五一《長孫晟傳》說：
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突厥早已先具有分裂的因素，而後隋人的計策，才得以施展。
《隋書》記載西突厥的最大錯誤，便是認為大邏便是西突厥的始祖。其實西突厥的始祖應為室點密，達頭是室點密之子，達頭以後的西突厥可汗，也都是室點密和達頭的子孫。大邏便並不是西突厥的可汗，只是惹起突厥東西分裂的肇事者。《舊唐書》因襲《隋書》的說法，更把大邏便誤為木桿。直到《新唐書》，才改正了上項的錯誤。
至於西突厥的版圖，《隋書》的記載不詳，兩《唐書》記載較詳，且大致相同。《舊唐書》一九四下《突厥傳下》：
其國即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長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
據《西突厥史料》說，烏孫故地為今伊犁河流域及其附近，雷翥海為裏海或鹹海，瀚海則為外蒙古沙漠的西北部。但《舊唐書》沒有說明西突厥在何處與東突厥接境。《隋書·突厥列傳》則說西突厥「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據《西突厥史料》說，都斤山為杭愛的一部。其地本為木桿可汗建牙之地，當系東西突厥的邊界。金山則為外蒙古的阿爾泰山，亦即阿史那奔柔然後所世居狀如兜鍪的金山。至此，我們對東西突厥的版圖，大致可得到一個印象。東突厥的領土，東到渤海北部，北到西伯利亞，南到內蒙古沙漠，西到外蒙古的杭愛山。西突厥則領有杭愛山以西阿爾泰山以南的整個伊犁河流域，南至天山南路的疏勒一帶，西至裏海的東部。
這兩大帝國，東西對峙了一百五十年，他們不但對外或相互發生了多次的戰爭，其自身內部也經過了無數變亂。直到唐玄宗時，他們都失卻對北方民族的領導權，而為後起者取而代之。
四 突厥與隋唐
中國歷史上對於北方外族的戰爭，在軍事方面，中國常居於被動地位。因為遊牧民族，習於騎射，來去自如，而沙漠又是他們最好的藏身之所。中國是農業社會，人雖多而大規模的軍隊不易調動。國防線又長，軍隊不易集中。欲大舉進攻，則馬隊少，而最大的困難，則是糧食之不易運輸。因此異族進攻中國極容易，他們經常的戰術是突襲，以騎兵突破一點，殺掠而去。中國派兵去打他，他便在沙漠中和中國軍隊捉迷藏，等到中國軍隊的糧食一盡，即使他們不反攻，中國軍隊也得撤退。唐開元時東突厥謀主暾欲谷有幾句話說：
王晙（唐朔方大總管）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舊唐書·突厥傳》上）
這真是高明的戰略，無怪當時的人比他為李靖、李勣了。開元八年，唐兵即因此而遭大敗，這件事也正是中國對北方異族作戰的最大困難的實例。
在這種形勢之下，中國能固守邊防，已極不容易。若要作主動的出擊，則非出極大的代價不可；即使打勝仗，也往往得不償失。漢武帝伐匈奴，即是一例。隋文帝開始改變軍事上的硬拼辦法，儘量利用政治外交策略，以促成或助長突厥內部的分裂或不安；或引起突厥與其他異族的衝突，然後以武力取之；或迫其不得不服從中國。這辦法自然是比較進步的。突厥對中國也有他的策略，主要的不外乘虛寇邊或是利用中國人打中國人，使中國同時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權，以造成或延長中國的分裂局面，這些辦法也曾給予中國多次的困擾與災害。這是他們比匈奴高明的地方。匈奴充其量不過是利用中行說一流的人物作政治軍事顧問，還沒有突厥這樣的政治頭腦。這些辦法此後成為異族侵略中國的慣技，其實也正是隋朝對付突厥的策略；不過雙方對這些辦法的運用，突厥是遠不如隋朝的。
現在先談隋朝對突厥所發動的離間政策。這個政策的主持人是長孫晟。他是唐太宗的岳父，所以唐人修撰的《隋書》難免對他有過分渲染的地方。但無論如何，他總算得上是當時的外交奇才和偉大的戰略家。他於周宣帝時，護送千金公主往突厥，以擅長彈射深得當時突厥沙缽略可汗的歡心，因此得與突厥可汗的諸子弟和貴人們相親友。沙缽略的弟弟處羅侯（號突利設）素以得眾心為沙缽略所忌，長孫晟便對他竭力籠絡，並利用處羅侯為掩護從事調查突厥的內部情形。《隋書》五十一《長孫晟傳》說：
晟與之（指處羅侯）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眾強弱，皆盡知之。
其後至五八一年（隋開皇元年），他上書給隋文帝，主張對突厥採取離間政策。書中對突厥內部的人事糾紛，說得極其透澈：
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於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跡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回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眾，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書·長孫晟傳》）
攝圖即沙缽略可汗，為木桿可汗兄子。玷厥即達頭，是沙缽略的從父，當時突厥的西面可汗。阿波則是木桿之子大邏便。從長孫晟的上書看，達頭的勢力最強，沙缽略只是他名義上的領袖。阿波的領地，雖然史無明文，但《隋書·長孫晟傳》又稱阿波的所在地為「北牙」，再參看上文，可知阿波的領土是突厥的北部或西北部。處羅侯則領有突厥的東部地方。文帝採納長孫晟的意見，首先拉攏達頭，派太僕元暉賜以狼頭纛。後來於宴會時又故意把達頭使者的座位，排在沙缽略使者上面，因此沙缽略與達頭種下嫌隙。果然五八二年（開皇二年），沙缽略以四十萬騎攻隋而達頭不從。此後長孫晟又設計離間阿波與沙缽略，結果阿波西奔達頭，因而造成突厥的正式分裂。隋朝的離間政策，成功得如此順利，自然歸功於長孫晟的洞察敵情和巧妙的連用。沙畹對此曾作結論說：
總之中國始終用其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之政策，是為妨礙突厥建設一持久帝國之要因。設無此種反間政策，突厥之國勢不難推想得之，數百年後蒙古之得勢，可以例已。（《西突厥史料》一五六頁）
這個評論，大致是公允的。
東西突厥分裂互戰的結果，迫使沙缽略上表投誠，願為藩附，並且遣子入朝和不斷的入貢。於是隋朝又幫助沙缽略打西突厥。五八七年（開皇七年），東突厥生擒阿波，至此東西突厥的戰爭暫時穩定下來。同年，沙缽略死掉，由其弟處羅侯繼承汗位，處羅侯於五九三年（開皇十三年）西征戰死，傳位於沙缽略子雍虞閭，是為都藍可汗。至此長孫晟又設計離間都藍可汗與其弟突利可汗（《隋書》說突利是沙缽略之子，但《資治通鑑》則說是處羅侯之子）的情感。五九七年（開皇十七年），隋以宗女安義公主下嫁突利，都藍自以為是大可汗，反不如突利，因此老羞成怒，斷絕對隋的朝貢。突利本居突厥的北部地方，長孫晟又勸他率眾南下，居於度斤舊鎮，監視都藍而為隋作耳目。自此以後，都藍每有所行動，隋室總先知道而有所準備。氣得都藍與達頭聯合攻打突利，突利全軍覆沒，隻身隨長孫晟入朝。隋朝封他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在黃河南岸勝夏二州（今綏遠南部及陝西北部）之間，劃出四五百里的地方，作為他部落的畜牧居地。同時隋室趁突厥內亂，對東西突厥作大規模的進攻。混戰了四五年，把東突厥打跑到內蒙古沙漠以北去，打得西突厥也發生內亂，達頭跑到吐谷渾去。六〇三年（仁壽三年），長孫晟又把啟民遷出塞外，接收了達頭的部眾，正式作了突厥的大可汗。啟民的地位，完全是隋朝一手造成的，對隋朝自然惟命是從。這是隋朝離間政策的又一大成功。六〇九年（煬帝大業五年）啟民死，其子始畢可汗立，對隋朝仍表忠順。直到六一五年（大業十一年）才開始叛亂。那時隋朝因煬帝的驕奢黷武，亂亡之象已充分暴露出來，故突厥敢於反叛。兩三年後隋室便告覆滅，隋文帝經營二十年始獲成果的突厥政策，至此也隨著告終。
隋室對付突厥的另一策略，是和親政策。這辦法常為後人所非笑，但在當時，也確有它的用處。突厥的可敦，權威甚大，有左右軍國大事的力量。《資治通鑑》一八二說：「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可以為證。隋文帝篡周，周千金公主即曾勸沙缽略入寇以復仇。其後始畢可汗叛隋，圍煬帝於雁門，事先隋義成公主曾遣使告變，其後又遣使詐告始畢北邊有急，才解雁門之圍。從這些地方看，突厥可敦是頗能左右可汗的。所以當時中國對突厥的和親政策，至少有兩種直接作用：一是以中國籍的可敦左右可汗，使之勿侵擾中國。其次是以中國可敦，監視可汗，假如一旦戰爭爆發，可敦可以為中國的內應，而且也許可以先期告變，使中國獲得可靠的情報。由此可見和親政策並非全為敦睦邦交，而是具有極大的政治作用的。
此外還有一種重要的意義，那就是用和親作為利用某一可汗的手段。因為異族文化落後的關係，對中國總不免存著些自卑感。他們的首領，認為能娶到中國皇室小姐作太太，便是無上的光榮；可以因此傲視群倫，其同類對之也常刮目相看，這光景恰似中國舊日市井暴發戶之攀婚士族一般。隋人看清這一點，就以和親來拉攏所要拉攏的突厥首領，而達到分化的目的。例如五九三年（開皇十三年）東突厥都藍可汗求婚於隋。長孫晟認為：
雍（虞）閭（都藍名）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為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即突利可汗）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隋書·長孫晟傳》）
因此隋朝把公主（安義公主）嫁給突利；一方面弄得突利受寵若驚，對隋朝惟命是從；一方面氣得都藍斷絕朝貢，終至發生內戰。可見和親與異族領袖的榮譽與地位，是有重大關係的。隋煬帝時裴矩又獻策以宗女嫁給始畢可汗之弟叱吉設，叱吉設不敢受。不然的話，都藍、突利的事件，可能又要重演。所以隋朝的和親政策，也可以說是離間政策的一種。裴矩的策略，雖與長孫晟並無二致，但用於煬帝末年，不但無效，反而惹起雁門之圍的大禍；便是因裴的政策，已沒有足夠的實力來支持了。不僅如此，隋朝的亂亡，更給予突厥一個極好的發展機會。
隋末唐初的幾年中，正是東突厥最得意的時候。那時因中國內亂，中國人紛紛逃入突厥避難，因此東突厥的實力大增。《舊唐書·突厥傳》上說那時的突厥：
東自契丹、室韋（今中國東北一帶地），西盡吐谷渾、高昌（今新疆東南部及青海北部）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
當時中國北部起兵的群雄，如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等都向東突厥稱臣；東突厥並封他們為「可汗」。唐高祖自亦無法例外，初起兵時，曾接受過東突厥的軍援，也向東突厥稱臣納貢過，為的是使東突厥不要阻礙他的統一工作。但唐室的統一，不但為東突厥所不願，同時隋室餘孽也抱定「寧贈外國，不予家奴」的心理，鼓動東突厥入寇。而與李氏同起逐鹿的劉武周、梁師都等，也都向東突厥借兵。在這種種的情勢之下，東突厥焉有不捲入漩渦的道理。從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三年）到六二六年（武德九年），這幾年之中，東突厥的頡利可汗無歲不發兵入寇，每次都是飽載而歸。六二四年（武德七年）高祖被逼得幾乎徙都鄧樊。六二六年（武德九年）後，東突厥內亂及天災的關係，對唐室的侵略才停頓下來，給予唐室一個喘息與準備的機會。
東突厥的衰亂，主要是內因華人趙德言的亂政及六二七年（貞觀元年）的大雪災，外因薛延陀的叛亂，遂致授予唐室以絕好的復仇機會。但六二四及六二六年（武德七年及九年），正值突厥全盛之時，頡利曾前後兩次舉國入侵，均出乎意外的與唐室結盟而退，而沒有動武。不管唐太宗事後如何吹噓，或是史書對他如何讚美，當時如果真正動起手來，唐室是絕無取勝把握的，因為雙方的實力太懸殊了。但唐太宗何以能夠不戰而卻敵呢？實則仍是得力於離間政策。唐太宗利用東突厥頡利可汗（始畢之弟）和突利可汗（始畢之子）中間的矛盾，拉攏突利，與之結為兄弟，以致頡利懷疑，不敢作戰。終於頡利與突利發生衝突，突利於六二九年（貞觀三年）率眾奔唐。這一來東突厥的實力，更大為減損。因此唐太宗乃能乘其內憂外患之際，於六三〇年（貞觀四年）一舉攻滅東突厥，生擒頡利可汗。東突厥滅亡後，其殘餘部落除北附薛延陀和西奔西域者外，投降唐朝的尚有十餘萬口。關於這些降眾的處置，朝臣各有不同的意見，大致可以分為三派：一派以魏徵、顏師古、李百藥為代表，主張把降眾遣返「河北」（指今陝甘寧黃河上游以北）的老家；「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另一派以溫彥博為代表，主張把降眾置於沿邊地方，使為中國守門；「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為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還有一派主張把降眾置於今山東河南一帶之「內地」，便與中國人同化；認為應「悉籍降俘，內兗豫閒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為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引文均見《新唐書·突厥傳》上）。結果，唐太宗採納了溫彥博的意見，把東起幽州（今河北一帶）、西至靈州（今甘肅寧夏一帶）的邊塞地區，作為安置東突厥降眾之用，並委任突利為順州都督，以統理其部落；以阿史那思摩（即李思摩）為北開州都督，以統頡利舊眾。二人皆聽命於唐室。此外東突厥諸酋長拜官在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入居長安城的近一萬家。但到六三九年（貞觀十三年），結社率（突利之弟）在京師謀反，唐室才感到突厥寄居中國的嚴重性；因此封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建牙於「河北」，將東突厥降眾遣返東突厥故地。可是不數年俟利苾又因薛延陀的侵逼，帥部南移。結果唐室又把他們安置在勝、夏二州之間，其後又把他們分置於雲中、定襄兩都督府的管制之下，俟利苾則入居京師。這是唐太宗對突厥的最後措施了。
俟利苾南下後，東突厥故地為突厥酋長車鼻可汗所盜有。直至六五〇年（高宗永徽元年），唐兵擒車鼻於金山，處其餘眾於郁督軍山，並設狼山都督府以統之，至此東突厥可以說全部降服。唐朝又於是年設立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領金徽、新梨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這些州府的都督刺史都由突厥酋長來擔任，並授予高度的自治權；但最高長官的都護，則須由唐人出任。都護府的任務，主要在監視及指導各部落，以防其入寇；此外並維持各部落之間的秩序，如調處部落之間的衝突，鎮壓各部落內部之叛亂，以及保護弱小，救濟災害等等。這些措施，有時簡直是賠本生意；但對中國邊防的鞏固以及各部落間和平秩序的維持，則確有其貢獻。六四六年（貞觀十八年），唐太宗曾預言在五十年內中國無突厥之患。（《新唐書·突厥傳》作五十年，《資治通鑑》一九七則作十五年，當以《新唐書》為正確。就習慣說，對某事作時間的推測，其時間較長久者，多用整數，如十年二十年等，甚少有掛零者。且唐太宗好誇大，區區十五年，似不過癮也。）他作此保證的最大理由，即是他對突厥有恩。他說：「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資治通鑑》一九七）。從這幾句話里，也可以看出唐朝對被征服民族的處置態度，這是值得讚美的。唐太宗的預言，結果有一大部分兌現；自貞觀以降，東突厥未發生問題者達三十年之久。
六七九年（調露元年），正值高宗末年武則天當權的時候，單于大都護管內的東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叛變，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諸州的突厥酋長，都群起響應，共有眾數十萬人。唐室以四十八萬人討之，雖將溫傅、奉職等或擒或殺，但突厥餘眾的叛亂，此覆彼起，不可遏止。其後幾乎年年寇邊，唐室對它只有征伐一途。但唐室對命將太無選擇，甚至以僧懷義帶兵去打突厥，結果只有使局面更形惡化。六九〇年（天授元年）武后稱帝後，突厥對唐的外交也漸次取得主動，因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的反叛，東突厥的默啜可汗，便以此對唐發動和平攻勢，於六九六年（萬歲通天元年）請為太后子，為唐討伐契丹。武后立即拜默啜為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次年又被默啜騙去突厥降戶數千帳，谷四萬斛，鐵數萬斤。默啜的和平攻勢獲勝後，實力大為增強，態度便又轉強硬。六九八年（聖曆元年），武則天派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默啜以其非李氏子，將武拘留，一面入寇，一面揚言將立李氏子為帝，而不承認武氏政權。嚇得武后趕快立廬陵王（中宗）為皇太子，然後派兵討伐突厥，所以中宗的復位，東突厥也幫了不小的忙，結果東突厥大肆殺掠而去。此役以後，東突厥的聲勢益壯，對中國也益加輕視。終武則天之世，突厥連年寇邊，達十餘年之久。
直到唐玄宗開元初年，默啜因衰老昏虐，內部漸有亂象。七一四年（開元二年），東突厥十姓胡祿屋等部率眾來降，前後萬餘帳，唐朝皆以「河南地」（今陝甘寧黃河上游以南地）處之。七一六年（開元四年），默啜為其部屬拔曳固部卒所殺，其兄左賢王默棘連立為毗伽可汗，因知人善任，國內復趨穩定，曾於七二〇年（開元八年）大敗唐兵。他的謀主暾欲谷老成持重，主張與唐連和，故自七二〇年以後，終毗伽之身，與唐和平相處者十餘年。這十餘年突厥與中國可以說同處於和平繁榮之中。七三四年（開元二十二年），毗伽為臣下毒死，其後突厥諸酋長以爭奪領袖地位發生過多次流血政爭，直至七四二年（天寶元年），東突厥的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聯合擊殺突厥可汗骨咄葉護，而立拔悉密的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突厥餘眾則共立了一位烏蘇米施可汗。唐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勸烏蘇內附，烏蘇遷延不行，王於是說拔悉密、回紇等共擊之，東突厥降者甚眾，從此衰微下去。七四四年（天寶三載）拔悉密攻殺烏蘇可汗，突厥人又立烏蘇之弟為白眉可汗。同年回紇、葛邏祿又聯合攻殺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唐朝乃冊拜回紇酋長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七四五年（天寶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攻殺東突厥白眉可汗，毗伽可汗的可敦率餘眾歸降唐室，東突厥的阿史那氏王朝，自此滅亡。其土地及權威都為回紇所代替。
再說西突厥，自達頭奔吐谷渾後，西突厥於七世紀初分為兩個勢力，一為最高領袖處羅可汗，居伊犁河流域；一為射匱可汗（達頭之孫、處羅之叔），其勢力範圍為西突厥西部以及西突厥治下的最西諸國。隋朝以婚姻為誘餌，勸射匱背叛處羅。六一一年（大業七年）射匱擊敗處羅，處羅率數千人奔隋，煬帝賜號為曷薩那可汗。後來煬帝在江都被弒，曷薩那自宇文化及處投奔唐高祖。那時東突厥正強，遣使赴唐請殺曷薩那，高祖不得已，把他交給東突厥使者，因而被害。西突厥自射匱取得領袖地位後，《舊唐書·突厥傳》下說它的版圖「東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門已西諸國皆役屬之」。又說：「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茲（今新彊庫車）北三彌山。」射匱死後，其弟統葉護繼立，國勢更強，《舊唐書·突厥傳》下說他：
北並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今印度克什米爾一帶地），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今蘇聯Alam Ata東）。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並遣吐屯一人監視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那時也正是東突厥的黃金時代，如果不受西突厥的牽制，對唐的威脅必然更大。當時唐高祖仍沿用「遠交近攻」的策略，拉攏西突厥。六二〇年（武德三年），雙方約定於六二二年（武德五年）冬聯合進攻東突厥。東突厥的頡利可汗大恐，乃與統葉護講和。其後統葉護遣使向唐求婚，並遣人迎接公主，但因頡利屢次遣兵遮斷西突厥通唐的道路，因此未能成婚。六二八年（貞觀二年），統葉護為其伯父所殺，此後國內連年戰亂，終於六三八年（貞觀十二年）西突厥又分裂為東西二部。原來西突厥的十個政治區域「十部」（又名十箭或十姓），由東西分轄五部，以伊列水（今伊犁河）為界。東郡可汗建庭於睢合水北，謂之「南庭」；西部建庭於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西域諸小國，也分附於兩部。六四一年（貞觀十五年），西突厥西部的沙缽羅葉護可汗，屢次遣使入貢，唐遣使即依其自號立之為可汗。但就在那一年，沙缽羅葉護可汗為東部乙毗咄陸可汗所擊殺。次年，乙毗咄陸滅吐火羅，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並進寇伊州，結果為唐兵擊敗，乙毗咄陸因部下作亂逃奔吐火羅。其葉護阿史那賀魯率眾數千帳於六四八年（貞觀二十二年）內屬，唐室把他安置於庭州（今新疆迪化一帶），次年又任命他為瑤池都督。六五一年（永徽二年），阿史那賀魯擁眾西走，重新統一了西突厥的東西兩部，又回兵入寇。唐室派兵討伐，直到六五七年（顯慶二年）才擒住賀魯，將西突厥的土地分為濛池、昆陵二都護府。以突厥酋長阿史那彌射為昆陵都護興昔亡可汗，管理東部五部（又名五咄陸）；以阿史那步真（彌射族兄）為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統治西部五部（又名五弩失畢）。至於原來阿史那賀魯所統多邏斯水（今新疆北端喀喇額爾齊斯河）上的種落和他所役屬諸國，西至波斯，皆設州府，一起置於安西都護府的治下。
六六二年（唐高宗龍朔二年）繼往絕可汗唆使唐海道大總管蘇海政殺興昔亡可汗，繼往絕不久亦死，十姓無主，由部酋阿史那都支及別帥李遮匐收拾餘眾，附於吐蕃。六七一年（咸亨二年），唐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匐延都督以安集突厥餘眾。到了六七九年（調露元年），阿史那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李遮匐連和吐蕃，侵逼安西。唐以裴行儉計擒阿史那都支，並招降李遮匐，自此西突厥日漸衰落下去。到了六八五年（武則天垂拱元年），西突厥兩部人眾日益離散，唐以興昔亡之子元慶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次年又以繼往絕之子斛瑟羅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那時東突厥正是默啜可汗在位的時候，西突厥十姓被他侵略得死亡殆盡。最後於六九〇年（天授元年）由繼往絕可汗收集餘眾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改號為竭忠事主可汗。次年，又以之為平西大總管，鎮碎葉（碎葉城在今蘇聯吹河Chu南岸，靠近伊斯色克庫爾湖）。過了三年，西突厥別種突騎施的酋長烏質勒，攻破碎葉，把斛瑟羅趕回唐朝。烏質勒又把牙帳移至碎葉，他的地盤東北與東突厥為鄰，西南與西域諸胡相接，東至唐朝的西南庭州。西突厥的阿史那王朝，自此乃告結束。
七〇八年（唐中宗景龍二年），烏質勒子娑葛自立為可汗，並侵陷安西。次年請降，唐朝封他為欽化可汗，賜名守忠。七一四年（玄宗開元二年），東突厥默啜攻殺守忠，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眾，自立為可汗。七一九年（開元七年），唐拜蘇祿為忠順可汗。蘇祿雖也與唐發生過若干次衝突，但大體相安者十餘年。直到七三五年（開元二十三年），才大舉入寇。次年，蘇祿為唐兵所破而請降，不久為其部下所殺。其子繼立為吐火仙可汗，又為唐兵所擒。開元末唐朝復立阿史那昕為十姓可汗，以統突厥餘眾，但不久便為突騎施所殺。以後十餘年，西突厥故地的主人是突騎施。肅宗至德以後，突騎施發生內亂漸至衰落，唐朝也因內亂而無暇過問他們的事。代宗大曆以後，突騎施已衰微不堪而臣役於葛邏祿，西突厥阿史那氏的餘眾，則歸附了回紇。
五 西突厥與波斯、東羅馬
突厥與中國的來往，不過是其國際關係的一環，除中國外，他們尚與許多國家發生往來。尤其是西突厥，它與吐蕃、西域諸國以及東羅馬、波斯等國的關係，比較與中國的關係，更為密切。但因中國歷史記載的簡略，故不能得知其詳，對當時西突厥與東羅馬、波斯等國的關係，尤為隔閡，有加以敘述的必要。同時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東方與西方文化交流的真象。
遠在六世紀中葉，突厥在烏滸河北攻破嚈噠而據有其地的時候，即開始與波斯接境；同時在裏海之北，又可與東羅馬帝國相交通；因此突厥即與兩國逐漸發生貿易關係。中國的絲絹貿易，是當時亞洲的重要商業之一。絲絹由中國向西方輸入，有兩條主要的路線：一是出康居向西走的陸路，也是最古的一路；一是經過印度諸港向西行的海路。當時絲絹的顧客，多為羅馬人和波斯人，而居間販賣的則是中亞的遊牧民族和印度洋的商船，而波斯人同時又為東羅馬的絲絹掮客。
東羅馬皇帝查斯提年（Justinien）為避免居間販賣的種種剝削，曾提倡養蠶；但在當時蠶業並不發達。他並於五三一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遣使到阿剌伯西南的牙門（Yémen）地方與希亞利人（Himyarites）商議，請他們往印度購絲，轉售於羅馬人；因為當地常有去印度的船隻，可以辦這件事。但波斯則想完全壟斷印度諸港的海上絲利，因此一面阻止希亞利人為羅馬人居間販絲，一面妨礙陸地運絲民族的貿遷。當時在西亞貿遷絲物的，以康居人為最多。康居最初臣屬於嚈噠，等到嚈噠滅亡康居人移屬於突厥時，正值波斯人壟斷絲業，因此康居人要求突厥室點密可汗轉請波斯允許他們在波斯管領的諸國中經營絲業，室點密乃派康居人曼尼牙克（Maniach）出使波斯，交涉這件事，而為波斯所拒絕。後來突厥又派若干使臣赴波斯交涉，結果不但沒有達到目的，使臣們更多半為波斯所毒害，因此突厥與波斯結下仇怨，其後曼尼牙克又得突厥允許出使東羅馬以求通商，他穿越高加索，於五六七年（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到達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覲見東羅馬皇帝查士丁（Justin），陳述可汗賀詞並呈獻了大量絲絹。次年，查士丁送曼尼牙克返國，並派遣使臣報聘。其後雙方信使往還，邦交日固，東羅馬因有此強大與國的支持鼓勵，終至與波斯展開歷時二十年（五七一至五九〇）的大戰。
東羅馬、波斯戰爭的末期，西突厥也加入戰團，於五八八年（隋文帝開皇八年）派兵三十萬進攻波斯，同時東羅馬自敘利亞沙漠進兵。時波斯王赫米茲四世（Hormizd）在位，遣大將伯拉（Bahram Tschoubin）抵禦突厥，突厥戰敗。後來伯拉受人中傷，又在高加索東部為東羅馬擊敗，波斯王對他加以侮辱，因此一怒而造反，廢赫米茲並於五九〇年（開皇十年）擁立赫米茲子庫薩和（Khosrou）。不久伯拉又於麥丁（Madaiu）自立為王，庫薩和乃求救於東羅馬。五九一年（開皇十一年），東羅馬皇帝馬來士（Maurice）派兵援助庫薩和，把伯拉擊敗，伯拉逃奔突厥，庫薩和厚賂突厥的可敦把伯拉殺掉。波斯、東羅馬的戰爭，也告一段落。
其後從五九七到五九八年（開皇十七到十八年），波斯王庫薩和遣兵討擊貴霜（大月氏）等國，突厥援兵三十萬渡烏滸河敗波斯軍。但突厥兵迅速撤回，波斯軍於突厥人去後又復進攻貴霜，大掠而歸。此後波斯又藉故攻擊東羅馬，六一四年（隋煬帝大業十年）攻陷耶路撒冷。六二二年（唐高祖武德五年），東羅馬乃與波斯再度決戰。這場戰爭連續七年之久（六二二至六二八），最後突厥又加入戰團。居於裏海沿岸的可薩突厥（Khazars）可汗（可薩突厥可能臣於西突厥，但系另一種突厥，不能與西突厥相混）與西突厥葉護可汗，皆出兵援東羅馬。六二八年（唐太宗貞觀二年），波斯都城發生變亂，庫薩和遇害，其子科瓦（Kavadh）繼立，與東羅馬議和。
因了羅馬與波斯的長期戰爭，結果兩敗俱傷，兩國皆無法抵禦新興的大食。六三六年（貞觀十年），東羅馬敘利亞省為大食所侵占，其後波斯王也被大食逼得棄國而走。同時西突厥也因與中國構釁屢遭敗創，以致不能維持統一的局面。七世紀中葉，西突厥已不能稱為帝國，其境內僅是若干小國割據的局面。這三個龐大帝國，竟同時趨於衰落。
上面已說過，中國的絲，在六世紀中葉輸入歐洲，以西突厥為陸路轉運地，也可以說它是當時中國、東羅馬、波斯、印度四大國間商業交際的仲介人。除此以外，西突厥對於中西宗教思想的交流，也有相當貢獻。《西突厥史料》二一九頁：
六二八年（貞觀二年）玄奘通行突厥國境，自北而南，安抵信度河者，賴西突厥統葉護之保護，有以致之。六二六年（武德九年）光智等未隨唐使至長安以前，曾受統葉護之旦夕祗奉。六二一年（武德四年），初建火祆寺於長安。六三一年（貞觀五年），祆教師何祿始蒞中國。六三五年（貞觀九年），景教師阿羅本自敘利亞經西突厥境而來至長安。此類年月之相近，並非出諸偶然，其事可證明西突厥帝國之存在，便利通行亞洲之往來商人。賴其便利行人，遂有助火祆、基督、摩尼三大宗教之發展。前二者樹植於中國，而後一教則更見隆盛焉。
此外回教的得以發展于波斯，也與西突厥有一點間接關係。因為波斯人所崇奉的火祆教本是與回教相衝突的，回教當然為波斯所抵制。但因波斯遭受西突厥和東羅馬的夾攻而衰落，回教乃隨著大食的勢力迅速擴展于波斯。從這些史實看來，我們不難看出當時西突厥在西亞國家中所處的地位，比較它在東方更具有重要性。
六 突厥與唐代中國北方的胡化
突厥在它接境的諸大國之間，文化是比較落後的，因此它的文化不易對這些文明國家發生影響，卻不是毫無影響的。例如唐初宮廷以及中葉以後河北藩鎮的「胡化」，都與突厥有關。固然影響唐朝胡化的不止突厥一族，但突厥是與中國邊境接壤最廣，關係亦最密切的外族，所以它對中國的影響也最大。從文化的觀點上看來，這種影響是消極的，其價值是副號的。現在就以唐室的胡化為例證，說明低文化的影響。不過一個民族對一種外來文化的感染，其過程是漸進的，且常是潛移默化的。所以過程的轉折細節，有時不易看得出來。這裡僅能就唐室胡化的幾個比較明顯的跡象，加以論述。
唐室的胡化，如果推本溯源，則六三〇年（貞觀四年）的處置東突厥的降眾，實為關鍵；唐太宗對於這件事應負很大的責任。太宗用溫彥博的建議，將十萬突厥的大部安置於東自幽州西至靈州的邊塞地區，並留一部於京師。《資治通鑑》一九三說：
（突厥諸酋長拜官）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這種為華夷主的尊榮地位，凡是好大喜功的君主，沒有不喜歡乾的。溫彥博的言論主張，不過是腐儒大言，而太宗獨排眾議而採用溫的辦法者，即因此辦法甚為迎合太宗的心理。
突厥人在唐朝為官和入居長安的既有這麼多，唐太宗本人又好與突厥人接近，例如頡利的從叔李思摩和頡利的侄兒突利都是他的好友。此外他更以突厥人充任侍衛，突利之弟結社率便是以郎將宿衛，因而鬧出六三九年（貞觀十三年）九成宮的叛變的。所以當時的朝廷和長安城，是「華洋雜處」的。因此唐朝的宮庭中也不知不覺染上了若干胡化色彩，太宗的廢太子承乾沾染突厥習俗，便是最好的例子。《新唐書》八十《常山憫王承乾傳》說：
（承乾）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系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眾號哭剺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
這完全是兒童對某種事物的好奇及模仿的表現。但承乾身為太子，生長於深宮之中，其行動不會如常人的自由，如果不是在宮中常與突厥人接近，則其好奇心與模仿舉動從何而來？由此可知突厥人之能出入掖庭者，必不在少數，而胡俗竟亦因此深入宮庭中。至於突厥人對當時京師風氣的影響，自也不難想像。
唐室於六三九年（貞觀十三年）徙突厥餘眾於黃河上游以北，太子承乾也於六四三年（貞觀十七年）被廢，因此唐室中央的胡化，迅速遏止，其影響尚不嚴重。但到唐玄宗時，唐帝國的東北部地方（大致為黃河下游以北地方）開始了範圍更廣程度更深的胡化，時間也極長。直至唐亡，胡化仍在持續著。這個區域的胡化，其關鍵在於安史之亂。但安祿山輩所以能霸占河北、操當地軍政全權者，則由於李林甫之以蕃人出任方面所致，自然最大的責任應由唐玄宗來負。《舊唐書》一〇六《李林甫傳》：
國家武德、貞觀已來，蕃將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專委大將之任，多以重臣領使以制之。開元中，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帝以為然，乃用思順代林甫領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專任大將。林甫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相由，然而祿山竟為亂階，由專得大將之任故也。
安祿山、哥舒翰皆有突厥血統（安母為突厥，哥舒父為突厥），史思明則系純粹突厥人。而安祿山既專方面，即自建立一獨立而善戰的新軍事集團，漸與唐室的武力抗衡。這個集團的份子，包括多種外族，如同羅、奚、契丹等，而以突厥人為主力。開元末年東突厥內亂，東突厥西葉護阿思布等帥部眾千餘帳於七四二年（天寶元年）投降唐朝，而東突厥從此衰落。因此我們可以推知阿思布的部眾，當是東突厥的精銳。玄宗待阿思布甚厚，賜名李獻忠，累遷為朔方節度副使。為安祿山所嫉。七五二年（天寶十一載），祿山發兵擊契丹，奏請阿思布率同羅（同羅為鐵勒諸部之一，與突厥同類）騎兵助戰，阿思布因恐為祿山所害，因而叛變。次年阿思布為回紇所破，祿山招降其部落，實力大增。《資治通鑑》二一六說：「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阿思布的部眾，究有多少，史書並未說明，但據《通鑑》二一六所載，祿山於七五三年（天寶十二載）五月招降阿思布部落，九月阿思布窮蹙被擒時麾下尚有數千人；由此可揣知突厥散失而為祿山接收的部眾，當遠過此數。祿山於七五一年（天寶十載）曾大敗於契丹，自接收阿思布的部眾，乃能於十三載十四載兩年之間連破奚、契丹，而以兵精聞天下，可知突厥實為安軍的主力。同時祿山如不能破奚、契丹，亦必不敢傾巢而西。因此也可以說突厥是安祿山叛唐的最大資本。《通鑑》二一七說：
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反於范陽。
這裡所說安祿山「所部兵」（即基本隊伍）之中，必有一部或大部是阿思布的精兵。
安史之亂平後，河北諸鎮始終在安史餘孽的掌握中。安史部眾既多胡人，因此胡人所控制的地區，乃隨之逐漸胡化。因此輩胡人全系以軍權來維持政權，自易影響當地的習俗。《新唐書》一四八《史孝章傳》：
大河之北號富強，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同書二一〇《藩鎮傳》又說：
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
所謂胡化的主要特徵，即是卑棄文教而崇尚武力，養成一種好勇鬥狠的風氣。所以當時軍人第一的河北與以詩賦取士的長安，在文化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不但如此，即連黃河南岸的若干區域，也曾經沾染上胡風，蔡州即其一例。《通鑑》二四〇說：
（蔡州）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即因蔡州最初的首領李忠臣、李希烈等，也是安祿山部下的原故。蔡州的地方勢力雖於憲宗時討平，但河北諸鎮則始終處於半獨立狀態。實因河北因胡化而培植成的武力，過於強大，唐室中央武力無法與之對抗，因此不得不採取放任政策。河北的胡化，不但直接影響唐帝國的分裂與衰亡，若詳細論之，就是對唐朝以後數百年的政局，都不能說沒有關係，自然這已是本題以外的話了。
原載《邊疆文化論集》（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