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沙陀之漢化

一 沙陀源出西突厥，自唐太宗時即附中國。憲宗時，為吐蕃所敗，其酋朱邪執宜率餘眾歸唐，唐居之鹽州（今寧夏鹽池縣北），隸靈鹽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於定襄神武川（今山西朔縣一帶）。執宜死，子赤心繼統其眾。懿宗時，龐勛亂起，赤心率沙陀部眾助戰，擊滅龐勛，唐賜赤心姓李名國昌，並以之為振武節度使（治所在今綏遠和林格爾縣）。赤心子克用，善騎射，從討龐勛，勇冠諸將。僖宗乾符中，黃巢亂起，而國昌父子以擴地未遂，舉兵叛唐。其後國昌父子為唐兵所敗，逃入韃靼（屬靺鞨種，時居陰山一帶），而黃巢勢焰日熾，竟陷長安。克用遂乘機南下，陷忻（今山西忻縣）、代（今山西代縣）二州。唐欲藉其力以滅黃巢，遣使赦國昌父子之罪。克用乃率所部萬七千人入援，會諸路唐兵，攻克長安，巢亦隨之敗滅。此役克用之功最多，唐以之為河東節度使，以酬其勛，其後並封晉王。 既而，克用與宣武節度使朱全忠交惡，相互攻伐。昭宗之世，雙方各以聯絡宦官、朝士為手段，以擴張勢力。惟克用派之宦官楊復恭不久失勢，而與朱全忠勾結之朝士崔胤，則甚受昭宗之信任，以是克用之勢力大弱。而全忠復威服河北諸鎮，併吞河中、淄青，克用遂轉居劣勢。天祐四年（公元九〇七年），全忠篡唐，克用無如之何。次年，為梁所逼，憂勞而卒。子存勗嗣晉王位。存勗嫻於軍事，嗣位不久，連敗全忠之師。其後更併吞河朔，與梁人夾河大戰，終於龍德三年（九二三年），一舉滅梁，建國號曰唐，定都洛陽，是為莊宗。於是沙陀種人，始稱帝於中原之區，儼然全國之主宰矣。 其後晉漢代興，亦皆沙陀所建。然至周，其政權竟輕易復歸漢人。周太祖郭威以一漢卒，何以能位至將相，取沙陀人之皇位如拾芥？竊以為欲解答此一問題，必先明了沙陀人之逐漸漢化。蓋自李克用鎮河東，即開始沾染漢俗。及莊宗滅梁，徙都洛陽，沙陀種人，相率入居漢化中心之河南地區，遂展開大規模之漢化。其後沙陀之漢化，愈演愈烈，至周，沙陀幾與漢人無明顯之界線；至宋，則已完全同化於中國矣。沙陀入中國後所以能迅速漢化，揆其原因，不外五點：一、沙陀人數過少，因討龐勛、黃巢，及與朱全忠爭衡，大肆擴軍，其軍隊遂吸收不少漢人。二、梁亡後，沙陀人建中央政府於漢化中心之河南地區，所採制度，全系漢制；政府官員，亦多漢人。三、沙陀酋長，多娶漢女，唐、晉、漢三朝后妃，諸如李克用次妃曹氏，唐莊宗劉後，明宗魏後，愍帝孔後，廢帝劉後，晉出帝馮後，漢高祖李後，皆為漢人。至沙陀士眾之與漢人連婚，雖史無明文，想亦為數不少。四、沙陀酋長，因受環境影響，亦好尚漢化。五、沙陀種人，自相殘殺，其眾愈少，受漢化之感染因而愈速。至於沙陀漢化之過程，史書所載，歷歷可考，茲特述而論之，以見中國同化力之偉大也。 二 沙陀最初入居中國時之人數，已不可確考。史稱其隨范希朝至河東時，不過萬騎；黃巢亂時，李克用勤王之師，亦不過一萬七千。（見《新五代史》卷四《唐本紀》）是其種人繁殖，始終未至大盛。然其能以少數兵力，連滅巨寇，則其族之勇武可知也。而僖宗以前，沙陀雖居漢境，猶未沾染漢俗，亦可知也。揆諸史實，龐勛亂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盤據代北之十餘年，實為沙陀漢化之開端；至黃巢亂後，克用節度河東，其漢化乃益趨明顯。茲分論之。 克用正室劉氏，代北人；次妃曹氏（莊宗母），太原人。按沙陀助唐討龐勛時，克用不過十五歲，故劉氏當娶於亂平之後不久。復按莊宗約生於僖宗光啟二年（八八六年），而克用於中和三年（八八三年）任河東節度使，故曹氏當娶於克用鎮太原後不久。曹氏為漢人無疑，劉氏籍貫，見歐陽修《新五代史》，歐史於沙陀或其他異族之人，莫不標明其族類，劉氏雖籍隸代北，然歐史未言其為外族，則亦似為漢人。夫克用不娶沙陀之女，而必與漢人聯姻，則其具有漢化之傾向，實甚顯然。而克用據代北時，更廣收雄傑之士為養子，號義兒軍，其份子亦多為漢人。《新五代史》卷三十六《義兒傳》，卷六《明宗紀》及卷二十五《唐臣傳》，載此輩之身世如下： 1．李嗣昭，本姓韓，汾州大穀人。（《舊五代史》卷五十二《嗣昭傳》云：「不知族姓所出」。） 2．李嗣本，本姓張，雁門人。 3．李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 4．李存信，本姓張，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 5．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 6．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 7．李存璋，身世不詳。（《舊五代史》卷五十三《存璋傳》作「雲中人」。） 8．李存賢，許州人，本姓王。 9．李存審，陳州人，本姓符。 10．李嗣源（即唐明宗），世本夷狄，無姓氏。 以上十人，其源出胡族者，不過李嗣恩、李存信、李嗣源三人。義兒之外，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亦以漢人為多。茲再據《新五代史》卷二十五及二十八《唐臣傳》，三十八《宦者傳》，列舉數人： 1．張承業，原唐宦官。（《舊五代史》卷七十二《承業傳》作「同州人」。） 2．李襲吉，洛陽人，原唐進士。 3．盧汝弼，父簡求嘗為唐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 4．周德威，朔州馬邑人。 5．史建瑭，雁門人。 以上諸人，或為克用創業之輔佐，或為麾下之猛將，亦皆為漢人。其時胡族將領之知名者，除三義兒外，不過康義誠、藥彥稠等人而已。 克用雖曾叛唐，然自鎮河東後，對唐稍具忠心，較之朱全忠及關中諸節度使，迥乎不同。此點當系受張承業之影響。承業，僖宗時宦官，昭宗時，為河東監軍。崔胤誅宦官，詔命宦官在外者悉就所在殺之，克用憐承業而匿之。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克用臨終，以莊宗屬承業，莊宗常兄事之。承業忠於唐室，梁既篡唐，承業志切恢復。其后庄宗稱帝，承業悲戚而卒。《通鑑》卷二七一龍德元年，載其事甚詳： 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即莊宗）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複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複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汛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群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夫違天子詔命以匿之，臨死又托之以孤，則克用對承業之信任可知；如謂克用完全不受承業之影響，殆不可能。昭宗之世，克用實有保障王室之志。所惜者，中央朝士，夷夏之觀念過嚴，對之始終猜防，至於寧與盜匪出身之朱全忠合從，而拒克用於千里之外，終至覆滅宗社。昭宗時，克用嘗上表，謂「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表載《通鑑》卷二五八，大順元年）實當時唐室中央對克用態度之寫真也。 克用之延攬漢族之文人武將，亦系形勢使然。因沙陀種人，為數過少，既有建功立業之志，則不能不廣延英俊，擴充軍隊；沙陀既不敷用，則只有取材於漢人。故如謂克用之延攬漢人，為一種自動自發之漢化，亦不甚允當。而克用久居邊陲，生長戎馬之間，勇悍之氣，至死未除，故其鎮河東後，雖有顯著之漢化形式，然實質上仍未脫胡族之氣習。所以其兵力始終強勁，能於其身後一舉而滅梁者也。 克用雖任用漢人，對沙陀胡人，實甚寵借。史書言其麾下親軍，多以胡人任之，優寵之餘，至於驕縱不法。據此可知克用親軍以外之鎮兵，多為漢人；而克用對其節制之軍隊份子，尚有胡漢之分也。茲舉二例以證之，《通鑑》卷二六三天復二年： 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 同書卷二六六開平二年： 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李）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橫暴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故克用之兵，實以沙陀為核心，而其子存勗之胡漢觀念，則較克用為淡薄也。 三 唐莊宗李存勗之漢化程度，遠較其父為深。其於弓馬之外，習音律，好俳優，可為明證。《舊五代史》卷二十七《莊宗紀》： 帝洞曉音律，常令歌舞於前。十三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義。及壯，便射騎，膽略絕人。 《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 《通鑑》卷二七二同光元年： 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按：莊宗劉後，魏州成安人。） 夫知音度曲，粉墨登場，豈胡族車馬客所能為者；而莊宗精通之，足見其漢化之深矣。 又莊宗每以唐太宗自擬，蓋晉陽乃唐室龍興之地，其本人亦甚英武，故以太宗自況。其稱帝於魏州，建國號曰唐，實為自然之結果。然莊宗既謂紹唐統，則其不以夷狄自居，彰彰明甚。《通鑑》卷二六九乾化四年： 或說趙王鎔曰：「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為仇，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已來，無敢當其名者。今晉王為盟主，勛高位卑，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鎔曰：「善。」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台，如太宗故事。 同書卷二六九貞明三年：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眾百萬。……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 莊宗既自比太宗，蓋久有帝制自為之意，其心不待諸將之勸進而後生，張承業猶喋喋以復唐宗社勸之，其迂甚矣！而莊宗既自比太宗，復以契丹況頡利，蓋自居為夏，反視契丹為夷狄矣。 莊宗滅梁後，定都洛陽。河南之地，素為漢化之中心，莊宗既都其地，又自以紹繼唐統，欲復唐政之舊觀，以是展開大規模之漢化。其延攬士流，寵任宦官，皆其欲復唐政之表現也。其大臣如豆盧革、盧程、韋說等，皆唐代士族，莊宗特以虛名而延攬之。《通鑑》卷二七二同光元年： 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他能，上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 《新五代史》卷二十八《唐臣傳》：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行台左丞相。莊宗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為相。說，唐末為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復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 莊宗重視流品，風氣所及，至於郭崇韜以代北之武夫，河東之元從，亦以門第相尚。《舊五代史》卷五十七《郭崇韜傳》： 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雁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牒，先人常雲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勛舊，一切鄙棄。舊僚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公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閥；深知公才技，不敢驟進者，慮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於興平拜尚父子儀之墓。 此外莊宗復寵任宦官，唐代後期宦官干政之惡習，於是再見。《通鑑》卷二七三同光二年： 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並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而郭崇韜痛恨宦官，亦唐末士流仇視內朝之舊習。《舊五代史》卷五十七《郭崇韜傳》： （崇韜）常從容白繼岌曰：「蜀平之後，王為太子，待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去宦官，優禮士族，不唯疏斥閹寺，騸馬不可復乘。」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寮宿將，戟手痛心。 郭崇韜以開國重臣，名流自居，壓抑勛舊，仇視宦官，至於內外切齒。唐末朝局之亂象，復萌之於後唐開國之初。其後崇韜伐蜀，竟為宦官所殺。其實即崇韜不死，後唐亦未有不亂之理。蓋莊宗大規模漢化之結果，諸如寵信伶宦，獎掖浮華，勢必引起未完全漢化之沙陀軍人以及唐末以來若干胡化藩鎮餘孽之不滿。故皇甫暉鄴都一呼，河北變色；李嗣源倒戈相向，兩京不守；而暉者魏博之小校，嗣源則沙陀軍人之領袖也。莊宗欲以伶人所將之禁卒，抵禦勇悍未除之勁兵，又焉有不敗之理！此與北魏末年之「六鎮之變」頗有相似之處也。 莊宗雖醉心漢化，然其本人仍具有小部分之胡人習慣及意識，莊宗之好獵，即其一端。此外史書載一有趣之事，亦可證明莊宗之胡人意識，並未全泯。《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傳》： （敬）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勿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 然如莊宗不死，大規模之漢化，必繼續進行，則沙陀人之完全同化，將不待北宋而完成。因明宗李嗣源之入統，晉漢之繼立，而後沙陀人之漢化，始稍呈遲緩。然此輩沙陀，既居河南，仍無法抗禦此種同化之趨勢。故二三十年後，沙陀種人，遂在中國史上，消失於無形矣。 四 明宗李嗣源，為克用養子，素以善戰著稱。克用常以其所將五百騎號「橫衝都」，而其麾下大將如石敬瑭、劉知遠輩，皆沙陀人；故嗣源所將之兵，即克用之沙陀親軍，當屬無疑。滅梁之役，嗣源首入汴州，莊宗至有「天下與爾共之」之言，則其軍隊之精強，聲勢之浩大，皆可以想見。莊宗之世，嗣源歷鎮橫海、宣武、成德諸鎮，軍隊始終未大量沾染中央政府漢化之風習，其勇悍之氣亦因而未滅。莊宗末年，嗣源以名盛位高見忌，故其於同光三年（九二五年）末入朝後，莊宗即留而不遣。鄴都之叛，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群臣屢請，莊宗始不得已而遣之。嗣源至鄴，其部下欲「令公帝河北」，遂與叛軍合勢。及其反戈南下，月余而至洛陽，時莊宗已死，遂取帝位。故魏州之叛，明宗之反，實為沙陀軍人與胡化藩鎮對中央漢化不滿之表現。觀夫河北諸鎮乘亂攻殺監軍，而明宗即位不久，復下詔悉誅宦官一事可知矣。《通鑑》卷二七四天成元年： 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勍，勍先誘而殺之。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 同書卷二七五天成元年： 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同書同卷同年又云：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 以宦官外任監軍，乃有唐舊制，莊宗復之，實為後唐中央政府漢化之主要措施；而諸鎮乘亂攻殺監軍，可為河北諸鎮不滿中央漢化之明證也。 明宗之夷夏觀念，遠較莊宗為深，莊宗自比太宗，以華夏自居，幾已忘其為何族人；明宗則因畢生在戎馬中，漢化之沾染不深，故仍保持明顯之胡人性格。及身為天子，始知漢族文化之不可輕視，故頗知尊重師儒，有時且流露胡人之自卑感。《新五代史》卷二四《唐臣傳·安重誨傳》： 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 同書卷六《唐本紀》： （明宗）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 同書同紀又云： （明宗）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 可知明宗之胡人性格，始終未除，且始終未以漢人自居。雖亦深感漢族文化之重要，因而尊重師儒，喜聞經義，其目的亦只在有助於政治，對整個漢族文化，實無深切之愛好。且以莊宗為鑑，力戒子弟學習文章。然其諸子，如秦王從榮、愍帝從厚，皆習染漢化甚深，而從榮尤好文學。《新五代史》卷十五《唐明宗家人傳》： （秦王從榮）其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製。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業？」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 《舊五代史》卷十四《唐閔帝紀》： 帝髫齔讀《春秋》，略通大義。 《新五代史》卷七《唐本紀》：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 其後愍帝繼位，頗有求治之心，然失之寬柔，致有「菩薩」之稱。《通鑑》卷二七八長興四年： 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 夫以寬柔好禮之君，值藩鎮跋扈之時，而欲上儕貞觀，雖有求治之心，其愚亦可憫矣。宰相朱弘昭輩復輕率以激怒藩鎮，乃至立不數月，而鳳翔兵起，帝業旋亡。其所以至此者，實由憫帝傾心漢化，其威武不足以懾藩鎮故也。 廢帝李從珂，原鎮州王氏子，幼時為明宗所掠，養以為子。雖為漢人，然長於沙陀戎馬之中，勇敢善戰，有「生鐵」之號，其氣質蓋已同於胡人矣。既取帝位，亦逐漸傾向漢化。茲以一事為例，《通鑑》卷二七九清泰二年：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遍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以廢帝之剛嚴，而知廣開言路，其受漢化之影響，自無疑問。五代之際，沙陀武人，勇悍絕倫，然一入河南，立染漢化。此由於中央制度，皆為漢制；朝中文武，多為漢人；雖沙陀之雄，亦不能不陶冶於漢化之中，不能自拔。然則漢族同化力之強，於此亦可見一斑矣！ 其後石敬瑭反，廢帝寧拒契丹之援，而不與之和親，終喪社稷。《通鑑》卷二八〇天福元年： 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萴剌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萴剌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歡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他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托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自是群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廢帝之拒和契丹，恥於「安危托婦人」一語耳。隋唐盛世，屢與外族和親，又何嘗以之為恥哉！然唐中葉以後，懲於安史之亂，夷夏之防漸嚴，遂有此等外交觀念。廢帝之拒和，實受此種觀念之影響也。 五 晉高祖石敬瑭，其先世或謂出於沙陀（《通鑑》卷二七一貞明五年），或謂出於西夷（《新五代史》卷八《晉本紀》）。其父臬捩雞，曾從朱邪赤心入居陰山，後從李克用征伐有功。敬瑭少長沙陀中，即令其先世出於西夷，其本人實已與沙陀無異。敬瑭為明宗麾下勇將，明宗以女妻之，明宗鄴都反戈，入即帝位，敬瑭之謀居多。明宗之軍，為克用父子軍隊之主力，而敬瑭與廢帝，又為明宗軍隊之兩大支柱。敬瑭之胡人氣質，始終未除。廢帝末，敬瑭舉兵叛唐，為求契丹之援，對之稱臣稱子而不以為恥者，實由其視契丹為同類，而並未接受漢人之觀念也。及敬瑭稱帝，對契丹仍奉事惟謹，乃至朝野咸以為恥。《通鑑》卷二八一天福三年： 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 夫以朝野咸以為恥之事，而敬瑭恬然行之而不顧，此中原因，只可以對外觀念之不同解釋之。茲舉數事，以見晉臣之仇視契丹。《通鑑》卷二八一天福二年： 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眾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眾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 《通鑑》卷二八一天福三年：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通鑑》卷二八二天福六年：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者拽剌，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眾歸附。……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 上之觀念如彼，而下之行事如此，故敬瑭未及身歿，而內亂已起。敬瑭外脅於契丹，不得不討殺重榮。然晉臣反契丹之意識，始終未除，至出帝，遂與契丹兵戎相見矣。 晉出帝石重貴，為敬瑭兄子，其人仍頗具胡人性格。《舊五代史》卷八十一《少帝（即出帝）紀》略云： 帝少而謹厚，但性好馳射，有祖禰之風。高祖鎮太原，命瑯琊王震以《禮記》教帝，不能領其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業也。」是歲六月十三日乙丑，高祖崩，承遺制命柩前即皇帝位。庚午，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馬二匹，往相州西山撲祭，用北俗禮也。 出帝對契丹初無仇視之心，而朝臣則頗有反契丹者，尤以景延廣為最。出帝初即位，告哀於契丹，延廣力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出帝從之，卒以此挑起戰端。然出帝對契丹之和戰，實無主見，觀其與契丹開戰不久，即起用主和之桑維翰而出延廣於外，繼而復向契丹稱臣可知矣。然晉軍初與契丹戰，竟能屢破之；白溝之役，耶律德光僅以身免，亦可見晉軍之敵愾同讎。晉之終於敗亡者，實由出帝無死戰之決心，且狃於始勝，以為天下無虞；復沾染漢人之惡習，奢侈驕泰，寵愛優伶，政事日非，乃至軍心瓦解，不可收拾。《通鑑》卷二八五開運二年： 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向者陛下親御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帝不聽。 出帝行事，正蹈唐莊宗之覆轍。其後杜重威一降契丹，二十萬人遽爾解甲，其軍心之渙散，亦猶鄴都變起之時也。終至出帝身為降虜，舉家北遷。唐晉以來，沙陀之君，自相殘殺，益以其族之漸染漢化，故雖君臨中原，而日以孤弱。及出帝北遷契丹，沙陀名族之在中國者，惟餘一劉氏矣。 漢高祖劉知遠，沙陀人，原為石敬瑭親將，其智略則高出敬瑭遠甚。唐廢帝時，敬瑭叛於晉陽，北結契丹，以君父事之，並許以土地，惟知遠反對稱子割地。《通鑑》卷二八〇天福元年：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 及敬瑭即位，以知遠鎮守河東。契丹攻晉，知遠困守晉陽，未曾出擊。出帝既降，知遠遂即帝位，乘契丹北歸，南復汴洛，建國號曰漢。知遠之敵視契丹，與夫敬瑭之曲意奉承，迥不相同；且建國曰漢，則其自居為漢者明矣。然其人之漢化程度，究不甚深，可以其卑視書生一事見之。《新五代史》卷十八《漢家人傳》： 初，（隱）帝與（郭）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按先皇帝謂知遠）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 知遠即位不久而死，子承祐繼立，是為隱帝。帝年幼，大臣郭威、史弘肇、楊邠、王章等掌政，國家粗安。劉氏雖以沙陀暴興，然隱帝之外，僅帝叔劉崇及其子贇，威望復不及郭等，故其勢甚孤，而隱帝復親狎優伶，暱近小人。既殺史弘肇、楊邠等，而郭威舉兵鄴都，遂取漢之帝位如拾芥。雖劉崇據河東，建北漢以與周抗，然亦不過困守一隅，僅延劉氏數十年之祀耳。自此而後，中原帝位，沙陀不復能問津矣！ 六 周太祖郭威以一漢卒，老於沙陀戎馬之中，位至將相，終乃取沙陀三朝二十八年之帝位。即位之後，曾親謁孔子祠，以表其厭武修文之忱。《通鑑》卷二九〇廣順二年：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於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椎采。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此舉於五代之君，實為空前未有之事。顯示中原五朝，已由崇武轉向尚文之途，而後唐以來沙陀所建之政權及其所遺之習俗，亦隨之煙消霧散。至世宗，制禮作樂，遂奠北宋文治之始基。北宋之初，沙陀遺種之可考者，除北漢劉氏外，不過石曦、郭從義、楊承信、白重贊等數人而已，其餘蓋全無痕跡矣。 自唐憲宗初至郭威建號，不過一百五十年，至北宋亦不過一百六十年，而此一威臨中國，連建三朝之異族，竟為中國所完全同化，亦可見漢族同化力之偉大矣！ 原載《華岡學報》第二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