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唐代宦官與藩鎮的關係
一
唐代之宦官與藩鎮，並興於玄宗時。安史亂後，臻於極盛，同為唐室政治上之毒瘤，禍亂相乘，直至唐亡。就表面看來，唐室信用宦官而畏忌藩鎮，其勢頗似對立。實則有唐後期之大部時間內，兩者之勾結甚力，藩鎮賴宦官以鞏固其割據，宦官倚藩鎮而維持其竊柄，貌似相制相剋，實則相輔相成。藩鎮之中，除安史餘孽如盧龍、成德、魏博、淄青等數鎮，自成一系，為宦官之勢力所不能達，其餘絕大多數之藩鎮，幾無不與宦官有密切之關係。故盛唐以後之政治，大體說來，可謂宦官與藩鎮合作之政治，此所以宦官愈盛而藩鎮亦愈強者也。
藩鎮之設，由於府兵制之破壞；而宦官之盛，又由於藩鎮之興起。府兵制為一種區域性之徵兵制，唐初於若干指定之地區設折衝府，徵調其轄區內一部分強健富有之子弟，充當府兵，組成一專司戰鬥之團體。每過征伐，皆臨時命將，事畢兵歸其府，將上其印，故兵將之關係不密。至玄宗，府兵之制漸壞，遂改行募兵。職司保衛京師之騎，與夫捍衛邊疆之節度使麾下之兵卒，率皆來自招募，而沿邊諸鎮將，又多久其任，以是兵將成為不可分離。唐室為防武人擁兵自專，遂以宦官為監軍以監督之。監軍之設，始於何年，不可確知。惟玄宗天寶六載（西元七四七年），唐將高仙芝伐小勃律，其軍中已有監軍。及至安史亂起，其制大行。此輩監軍，與居中用事之宦官，遙通聲息，極為皇帝所信賴。然此種制度，始終無效果可言，反予宦官以勾結藩鎮之機會。由於宦官之不諳軍事，每參軍謀，無不敗事。其貪橫者又廣收賄賂，干擾軍政。若干不肖之武人，遂利用其貪冒，與之相結，使其虛報戰功，保舉官職。而於功高望重不肯趨附者，監軍反嫉之若仇。所謂「誅殺良將，磨折好人」，實當時絕大多數監軍之寫照。唐室用宦官以制藩鎮，而藩鎮之禍愈演愈烈，良由此也。茲分論之。
安史亂前，即有宦官與藩鎮勾結之事，宦官受藩鎮之賂，為其隱沒敗狀，掩飾逆謀。茲舉二例：
（一）《舊唐書》卷一〇三《張守珪傳》：
（開元）二十六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裨將趙堪、白真陁羅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邀叛奚餘燼於湟水（樂成案：「湟水」應作「潢水」，即今遼河。）之北，將踐其禾稼。知義初猶固辭，真陁羅又詐稱詔命以迫之，知義不得已而行。及逢賊，初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而妄奏克獲之功。事頗泄，上令謁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賂仙童，遂附會其事，但歸罪於白真陁羅，逼令自縊而死。
（二）《舊唐書》卷二百上《安祿山傳》：
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天寶）十二載，玄宗使中官輔璆琳覘之，得其賄賂，盛言其忠。牛仙童、輔璆琳雖非監軍，其任務則與監軍相若，而竟收受賄賂，掩敗為勝，譽逆為忠，則其不可信任，亦甚明矣。
安史亂起，監軍之制大行，宦官與藩鎮之勾結亦愈力，直至唐亡，未嘗稍止。叛逆之奸謀，敗將之劣跡，與夫武夫之貪暴，率由宦官為之掩飾彌縫。至於取節鉞，獵高位，亦多由此輩之薦舉。茲再以數人為例：
（一）史思明、許叔冀。《舊唐書》卷一一一《張鎬傳》：
時賊帥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鎬揣知其偽，恐朝廷許之，手書密表奏曰：「思明凶豎，囚逆竊位，兵強則眾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曰：「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肅宗計意已定，表入不省。鎬為人簡淡，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慤。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位，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之偽，皆符鎬言。
（二）周智光。《舊唐書》卷一一四《周智光傳》：
周智光本以騎射從軍，常有戎捷，自行間登偏裨。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鎮陝州，與之狎昵。朝恩以扈從功，恩渥崇厚，奏請多允，屬於上前賞拔智光，累遷華州刺史、同華二州節度使。……初，與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樂成案：皇甫溫亦魚朝恩黨，見《舊唐書》卷一八四《朝恩傳》。）不協，監軍張志斌自陝入奏，智光館給禮慢，志斌責其不肅。智光大怒曰：「僕固懷恩豈有反狀，皆由爾鼠輩作福作威，懼死不敢入朝。我本不反，今為爾作之。」因叱下斬之，臠其肉以飼從者。……大曆二年正月，密詔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率兵討智光，許以便宜從事。
（三）盧從史。《舊唐書》卷一三二《盧從史傳》：
德宗中歲，每命節制，必令採訪本軍為其所歸者。（李）長榮卒，從史因軍情，且善迎逢中使，（樂成案：《通鑑》卷二三六謂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而得節鉞。）得授昭義軍節度使。漸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王）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
（四）韓全義。《舊唐書》卷一六二《韓全義傳》：
全義將略非所長，能以巧佞財賄結中貴人，以被薦用。及師臨賊境，又制在監軍。每議兵出，一帳之中，中人十數，紛然爭論莫決。蔡賊聞之，屢求決戰。（貞元）十六年五月，遇賊於溵水南廣利城，旗鼓未交，諸軍大潰。……十七年，全義自陳州班師，而中人掩其敗跡，上待之如初。
（五）嚴綬。《舊唐書》卷一四八《裴垍傳》：
嚴綬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
《舊唐書》卷一四六《嚴綬傳》：
綬自帥師壓賊境，無威略以制寇。到軍日，遽發公藏以賞士卒，累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師徒萬餘，閉壁而已，經年無尺寸功。裴度見上，屢言綬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代歸。
以上諸人，若史思明、許叔冀、周智光、盧從史，均叛逆也，其始皆受宦官之庇護提攜。至韓全義、嚴綬，先後總討伐淮西之任，或喪師失地，或閉壘不戰，而因宦官之助，竟無絲毫之罰，依然保其富貴。則其餘兩者相結、蠹國害政之事，亦可以想見矣。
宦官與藩鎮之狼狽為奸，已如上述。然藩鎮之中，猶不乏功高望重、忠勇正直之士，宦官以其不肯趨附，又忌其功名，反視之如仇。郭子儀、李光弼以唐軍之元戎，百戰之名將，而為總監諸軍之宦官魚朝恩及居中用事之宦官程元振所嫉，遂沮撓軍計，橫加讒毀，而致子儀屢失兵柄，光弼不敢入朝。唐室之所以不能肅清河朔，終遺大患者，與此極有關係。《舊唐書》卷一八四《魚朝恩傳》：
時郭子儀頻立大功，當代無出其右，朝恩妒其功高，屢行間諜。子儀悉心奉上，殊不介意。
同書卷一二〇《郭子儀傳》：
中官魚朝恩，害子儀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尋召還京師。……代宗即位，內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將。以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上元元年九月，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管崇嗣副之，令率英武、威遠等禁軍及河西、河東諸鎮之師，取邠寧、朔方、大同、橫野，徑抵范陽。詔下旬日，復為朝恩所間，事竟不行。
《舊唐書》卷一一〇《李光弼傳》：
觀軍容使魚朝恩屢言賊可滅之狀，朝旨令光弼速收東都。光弼屢表賊鋒尚銳，請候時而動，不可輕進。僕固懷恩又害光弼之功，潛附朝恩，言賊可滅。由是中使督戰，光弼不獲已進軍，列陣於北邙山下。賊悉精銳來戰，光弼敗績，軍資器械，並為賊所有。時李抱玉亦棄河陽，光弼渡河保聞喜。朝旨以懷恩異同致敗，優詔征之。……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征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每申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因愧恥成疾。
唐室之討平安史，所以功虧一簣者，由於不能專任郭李；而郭李之未竟全功，由於宦官之沮軍敗計；其事均彰彰明甚。其後唐室委討賊之任於僕固懷恩，亦緣其附魚朝恩之故。史稱懷恩恐亂平寵衰，欲樹黨援，因而保護安史餘孽，建議朝廷，復以河北與之。其事雖不甚可信，然懷恩之忠直，遠遜郭李，要亦不爭之事實。亂定之後，懷恩復與中使駱奉仙交惡，而致叛變，幾釀大禍。凡此種種，皆由宦官輩之妨功害能，排斥異己所致也。此外如令狐彰，對朝廷素著忠勤，亦與宦官結怨。《通鑑》二二四大曆八年：
二月壬申，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亳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滑州，臣不聽，由是有隙。（樂成案：《舊唐書》一二四《令狐彰傳》作「頃因魚朝恩欲掠亳州，遂與臣結怨。」《新唐書》卷一四八《彰傳》不載其事，僅言與朝恩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負。
以上所言宦官與正人之為敵，猶不過肅、代間事。肅、代兩朝，宦官之勢雖大，尚未至根深蒂固，故程、魚諸豎，代宗猶能誅之，代宗後期，且不以宦官典禁兵。至德宗，懲於涇原兵變，嫉視宿將，遂擴充神策禁軍，由宦官主之，於是宦官之勢復熾。代宗時，置樞密使，職司出納章奏，由宦官任之。德宗以後，樞密使權勢亦盛，漸至干預政事，凌駕宰相。宦官既掌握中央軍政大權，其勢乃不可複製。自德宗後期起，除河北安史諸鎮，為宦官勢力所不能達，其餘節度使，或出禁軍，或由朝士，莫不以宦官為奧援，而宦官藩鎮勾結之局，自是遂大定矣。
二
禁軍為唐後期中央軍隊之主力，宦官之橫，與掌握禁軍有關。自高宗至德宗，禁軍先後成立十軍，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各分左右，號「北衙十軍」，而以左右神策為最強。神策軍始置於玄宗天寶，時哥舒翰攻破吐蕃磨環川（今甘肅臨洮縣西），唐以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其始乃邊防軍也。安史之亂，如璆遣其將衛伯玉領千人入援，屯軍於陝（今河南陝縣）。旋以神策故地淪沒，唐遂以陝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而由魚朝恩監其軍。其後伯玉罷職，神策軍權輾轉入於朝恩。廣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代宗奔陝以避吐蕃，朝恩率軍迎扈。及京師平，唐室乃以神策改隸禁軍。其後聲勢漸盛，分為左右廂，漸居諸禁軍之上。朝恩並請以京師附近縣邑，隸於神策，於是其勢益熾。
肅、代之時，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相繼典掌禁軍。至代宗，三人相繼貶誅，北衙諸軍，遂不委宦官。德宗初，唐室屢以神策出征，強兵勁卒，耗損甚眾。神策軍使白志貞不以奏聞，而受市井富兒之賂，以之充數。其人雖名列軍籍，歲受給賜，而皆在市塵，販鬻為業。涇原兵變，叛軍直入京師，神策軍無一至者，德宗幾至不免。亂定後，德宗忌宿將握兵，稍稍罷之。並整頓神策等禁旅，以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等掌之，於是宦官再典禁軍，直至唐亡。《舊唐書》卷一八四《竇文場霍仙鳴傳》：
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台省清要，時出其門。
當時禁軍大將之出為節度者，率以巨資賄賂禁軍領袖之護軍中尉而得之。《通鑑》二四三太和元年：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貨錢於富室，以賂中尉，動逾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
此輩因賄以進之節度使，時稱「債帥」，其品格才能，不問可知。然以宦官所援引，其地位遂牢不可破。
此外又有「神策行營」之設，其制亦始自德宗。德宗初年，以李晟率禁軍討河北，及涇原兵變，晟還救京師，唐室以晟為神策行營節度使，屯軍渭北。神策軍之給賜，遠較邊兵為優，於是邊將紛請遙隸神策，稱神策行營。神策軍乃大為擴充，而宦官之權勢亦隨之增長。《通鑑》卷二三五貞元十四年：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稱行營。皆統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然神策軍給賜雖厚，戰鬥力則甚薄弱。由於待遇之不公，邊兵之不滿，亦可想見。《通鑑》卷二四一元和十五年：
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鬥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論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
《通鑑》卷二五四廣明元年：
乙亥，張承范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禁軍出身之節將，既多「債帥」，其士卒又不更戰陣，以是外強中乾，徒有其表。神策將領雖間有一二良將如尚可孤、高崇文等，其餘率皆駑材下駟。即以淮西之役為例，其前後將帥如韓全義、高霞寓等，皆起自禁軍，而遇敵莫不奔敗。其後雖由李愬討平，然以全國之兵，伐三州之地，三年而後克之，唐室武力之不振，亦可知矣。至於憲宗之平定河北，亦實由於安史餘孽本身之衰落，王船山《讀通鑑論》論之詳矣。憲宗雖號中興，然數年之間，再失河朔。至唐亡不能復取者，豈無故哉！
憲宗以後至宣宗之四十餘年間，國事雖未大壞，而政局始終動盪不安。其所以尚能勉強維持朝局於不墜者，一則由於朝士雖分黨派，然皆聽命於宦官，宦官與朝士尚能合作。二則由於中央禁軍雖弱，而神策行營與夫禁軍出身之節度使（其中且有不少為宦官之親屬或假子），遍及要害之區，與宦官亦尚能相安。非禁軍系統之藩帥，則多為書生朝士，亦較易制。其餘雖間有一二藩鎮與宦官不合，亦不敢冒然舉兵，蓋恐一旦起事，即被叛逆之名，且恐他鎮議其後也。至於河北安史餘孽，為宦官勢力所不及，唐室固久視為化外。故有唐後期大部時間之政治，大體說來，實宦官與藩鎮合作之局也。
宣宗以後，宦官系之藩鎮趨於極盛，即以僖宗一朝為例。當時宦官楊復光之假子為牧守將帥者，即達數十人。《舊唐書》卷一八四《楊復光傳》：
（復光）諸假子：守亮，興元節度使；守宗，忠武節度使；守信，商州防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其餘以守為名者數十人，皆為牧守將帥。
此外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乃神策中尉田令孜之兄；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原為神策大將，亦令孜心腹。山南四川，為有唐後期重要財賦之區，故宦官遍布黨羽，視如私產。余如淮南為東南重鎮，義武為河北雄藩，其節度使高駢、王處存，亦皆出身禁軍也。雖黃巢亂後，局勢大變，然直至五代，倔強鳳翔之李茂貞，雄據巴蜀之王建，固皆是有唐之禁軍將校也。
安史亂後，唐室仍加意提倡文學，重科舉之選，用以粉飾太平。外朝卿相，固多出身於進士明經，即節度使亦頗用儒臣。此類藩帥，亦大多聽命於宦官，雖亦有與監軍發生衝突之事，如德宗時義成節度使姚南仲之與監軍薛盈珍者，然其例絕少，即偶而有之，最後勝利亦多在宦官也。憲宗時，牛、李黨爭起，雙方各以一部宦官為後援，相互傾軋，一黨得勢，必盡逐其政敵於外，故當時頗有卿相大臣出為節度使者。迨時勢推移，失敗者復入闕庭，再以其道還之。而居中主其沈浮者，仍為宦官。李德裕為李黨領袖，與牛黨之李宗閔、牛僧孺等相敵對。文宗初，裴度薦德裕為相，而李宗閔得宦官之助，出之於外。及武宗即位，德裕由宦官楊欽義之援手，遂得入相。《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
太和三年八月，召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為鄭滑節度使。
《通鑑》卷二四六開成五年：
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床，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牛僧孺於文宗之初拜相，雖為李宗閔所引，而李固以宦官為奧援者。至牛罷相出鎮淮南，雖由文宗不滿其對維州事變之措施而起，而以此事陳訴於文宗之前者，固仍是宦官也。《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略云：
（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遣人送款德裕，（樂成按：德裕時為西川節度使。）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敗約。乃詔德裕卻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六年，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快戎心，絕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其年冬，召德裕為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為淮南節度使。
由此可知，大臣之出入將相，兩黨之升沈進退，莫不操於宦官之手，則其權勢之薰炙可知矣。
茲再舉二例，以明宦官與藩鎮之固結：
順宗即位，翰林學士王叔文等用事，頗有善政。叔文欲奪宦官兵權，為若干宦官所忌。然叔文既得順宗之信任，復有一部宦官如李忠言者之贊助，以是反王之宦官無如之何。既而叔文以丁母憂去職，宦官俱文珍等遂利用太子純欲早日即位之心理，外結藩鎮，以順帝有疾不能親事為辭，請太子監國。終至順宗被迫遜位，叔文亦遭竄誅，史稱此事為「永貞內禪」。《舊唐書》卷一四〇《韋皋傳》略云：
皋知叔文人情不附，自以大臣可議社稷大計，乃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太子優令答之，而裴均、嚴綬箋表繼至，由是政歸太子，盡逐（王）伾、（王叔）文之黨。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至蜀土虛竭，時論非之。
嚴綬賂宦官以招聲援，已如上述；史書亦稱裴均「緣附宦官」（見《通鑑》卷二三七元和三年）；則韋皋與宦官之關係，雖史無明文，亦可想見為何如矣！又《韋皋傳》謂自皋「重賦斂以事月進」，雖指進奉皇帝，然以德宗後期之政情而論，恐亦不能略去宦官也。
文宗時，宰相李訓，欲以京城衛卒及藩鎮兵力，誅除宦官，結果失敗，造成太和九年之「甘露之變」。宦官仇士良擅以神策軍屠滅李訓、王涯、賈餗等大臣數十家，殺金吾衛士及諸司吏卒兩千餘人，造成空前未有之慘劇。而全國藩鎮數十，除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外，竟無一人聲討宦官之罪，若非平日深相結納，何以至此！且劉從諫之節鉞，固亦賄賂宦官而得，其暴露仇士良之罪，亦因感王涯之私恩，非全激於公義也。《舊唐書》卷一六一劉悟及其子從諫《傳》略云：
（敬宗）寶曆元年九月，（悟）病卒，贈太尉。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二年，（從諫）充昭義節度使。（文宗太和）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從諫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橫，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
武宗時，從諫死，侄稹自為留後，唐室遂加以討伐。史稱昭義之伐，李德裕力主之。《舊唐書》卷一六一從諫及稹《傳》：
會昌三年，（從諫）卒，大將郭誼等匿喪，用其侄稹權領軍務。時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惡從諫之奸回，奏請劉稹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稹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說令三鎮加兵討稹。乃削奪稹官，命徐、許、滑、孟、魏、鎮、幽、並八鎮之師，四面進攻。
實則此役之興，必與仇士良有關，德裕不過屍其名耳。《通鑑》卷二四七會昌三年：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
《新唐書》卷二一四《藩鎮傳》澤潞：
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
夫武宗為士良所立，德裕因宦官以進，而澤潞又士良之深仇，如謂昭義之伐，與宦官無關，不可得也。
三
代德以降，直至宣宗，百年之間，為宦官之鼎盛時期。在此期間，外朝士大夫雖分黨派，但均依附宦官。宦官亦有派系，然無論何派得勢，均可完全掌握中央政府，對外則與藩鎮勾結，故局面尚未大壞。宣宗時，宦官與士大夫漸形對立。此因若干皇帝（如文宗、宣宗），屢次聯士大夫誅除宦官，宦官逐漸發生族類之自覺，團結一致，專意控制外朝。士大夫與宦官積怨既深，亦聯合與宦官相抗，雙方遂同水火。然宦官手握軍符政權，外有藩鎮之聲援，士大夫固無如之何。此種形勢，直至僖宗時之黃巢之亂，始大為改觀。
僖宗時，流寇猖獗，黃巢攻陷長安，僖宗狼狽幸蜀。其時神策禁軍，損失甚重，宦官之實力漸弱。亂定後，新興之藩鎮，崛起黃河南北，一為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一為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前者為沙陀酋長，討平黃巢之功臣，後者則黃巢降將也。此兩鎮兵力強盛，非宦官所能制。而太原為關東重鎮，汴州為運河要衝，兩地既為強藩所據，不特北方失一屏蔽，東南財賦亦為遮絕。宦官所主持之中央政府，因而益衰。
僖宗返蹕後，仍信用宦官田令孜。既而令孜與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安邑解縣兩鹽池之利，終至兵戎相見。重榮結援河東，令孜則聯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討重榮，李克用救之，敗二鎮之師，致使僖宗再幸興元，令孜亦終遭貶逐。僖宗死，宦官楊復恭立昭宗，遂擅朝政。復恭自其叔父玄價、從兄復光（均為宦官）時即與李國昌、克用父子相結，至是更依河東為外援，於是克用之勢大盛。惟昭宗痛恨宦官，時欲聯朝士以驅除之，而斯時宦官已不能完全宰制朝廷，外朝士大夫乃乘機勾結藩鎮，與宦官相抗衡。於是藩鎮亦分兩派，往日宦官內製朝廷外控藩鎮之局面，至此破壞。
楊復恭既倚河東為援，宰相張濬亦與朱全忠相結。大順元年（八九〇年），昭宗以濬統軍討克用，欲外幸成功而內製復恭，結果大敗，昭宗不得已貶濬。濬之失敗，復恭之從中沮撓，為主要原因之一。《通鑑》卷二五八大順元年：
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鄄、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張濬既敗，復恭、克用之勢益熾，而昭宗以復恭專擅，必欲除之。乃寵任復恭假子守立，賜姓名李順節，以分其權。繼而昭宗詔復恭致仕，復恭奔興元，依其兄子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起兵叛唐，終被擒斬。於是克用在中央政府之勢力大衰，而朱全忠與外朝交結益固。
楊復恭死後，昭宗仍恨宦官，與宰相崔胤圖謀，頗有誅殺。胤一面與朱全忠相結，一面謀去宦官，於是內外朝益相水火。光化三年（九〇〇年），宦官劉季述謀亂，矯詔以太子裕監國而廢昭宗。崔胤召朱全忠入援，全忠兵不即發。胤乃與神策軍將孫德昭等合謀，誅劉季述及其黨羽，迎昭宗復位。實則全忠最初亦與季述相結，昭宗之廢，其駐京邸官程嚴實與其事。後全忠因李振之勸告，始一意與宦官為敵。《新唐書》卷二〇八《劉季述傳》略云：
（季述）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嚴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嚴因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嚴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宮監掖帝出，後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崔）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與季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胤，胤曰：「奸人偽書，從古有之，必以為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胤盟。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仆歸心於公，並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為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齎示太上皇誥，全忠狐疑不決。李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閹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
宦官首領，既屢遭誅殺，神策軍亦不復絕對聽命於宦官，而崔胤得昭宗之信任，復倚強藩為援，以是權勢薰炙，宦官轉居劣勢。
然宦官亦自有其交通之藩鎮，最主要者為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茂貞出身禁軍，與宦官素有淵源，又與崔胤不合，因而支持宦官。劉季述既誅，崔胤等奏請罷宦官兵權，以大臣典禁軍，因茂貞之反對而罷。《新唐書》卷二〇八《韓全誨傳》：
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扆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韓）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張）彥弘為右。
《通鑑》卷二六二天復元年正月：
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
觀此可知茂貞與全誨等早有過從，全誨等之得主神策，實茂貞之力也。既而茂貞與崔胤惡感益深，雙方之敵對亦益顯。《通鑑》卷二六二天復元年五月：
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並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
《舊唐書》卷二〇八《韓全誨傳》：
全誨等知胤必除己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主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
至是雙方衝突，已無法避免，惟有作最后角力，以定勝負。既而崔胤密召朱全忠西迎車駕，而宦官劫昭宗幸鳳翔。全忠圍攻鳳翔，茂貞無以取勝，遂殺韓全誨等宦官七十餘人，與全忠和解。昭宗返蹕後，崔、朱又奏殺宦官數百人，並令全國藩鎮，誅殺監軍。於是內外宦官，屠殺殆盡。而唐室中央遂為全忠所控制，隨之以亡。
總之，唐室初以宦官為監軍，以制藩鎮，而宦官一意黨助凶頑，摧折良將。既而宦官內典禁軍，外結藩鎮，內外膠固，宦官之凶焰益熾，藩鎮之勢力益強。及至唐末，宦官之勢漸弱，士大夫遂聯藩鎮以盡誅之，遂成藩鎮獨盛之局，而唐室亦亡於藩鎮。此有唐後期一百五十年政治演變之大略也。
原載《大陸雜誌》二十七卷六期，一九六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