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孫吳與山越之開發
一
三國之世，與孫吳作長期鬥爭之異族有三：一為交州之「南越」，一為荊州西部之「武陵蠻夷」，一為揚州之「山越」。前二者遠處邊陲，為害尚小；獨山越居腹心之地，為孫吳大患。自孫策渡江（西元一九五年）至孫權赤烏五年（西元二四二年），為亂幾達五十年，予孫吳對外以莫大牽制。《三國志》六十《賀全呂周鍾離傳》：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御，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
又同書四十七《孫權傳》：
黃武元年……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
又同書五十七《張溫傳》：
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
以孫權之英雄，如無內憂，何至老死江表，屈膝於曹氏之豚兒！後人每以此罪權，蓋不明當時山越叛亂之嚴重性也。
山越盤據之地，根據《三國志》之片斷記載，散布廣至九郡，即吳、丹陽、會稽、鄱陽、豫章、新都、東陽、東安、建安九郡。其大致範圍即今北至長江，東至沿海，西至贛江西岸，南至閩江之長方形地帶。包括今日江蘇、安徽、江西、福建四省之一部，浙江省之全部。此地帶中之山地，如今日皖南之黃山，浙江之天目山、會稽山、括蒼山、仙霞嶺，福建之武夷山，浙贛交界之懷玉山，以及江西之九嶺山，大都為山越出沒之地。尤以丹陽郡南部山地（即今皖南及錢塘江以西山地）之山越，為禍最烈。其叛亂時間之長，次數之多，規模之大，均為其他諸郡所不及。
二
《三國志》對山越之記載，至為簡略。與前代異族，毫無銜接之跡象。故其來源，已不可考。孫吳九郡，大部為春秋時越國之領土，所謂「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秦末，吳中子弟之英勇，舉世震駭，於項羽之橫行天下，可以見之。漢初，會稽人亦以「輕悍」著稱（見《史記·吳王濞列傳》）。其時居於今日福州一帶之閩越，溫州一帶之東越諸部落，均受漢封為王，處於獨立狀態，故劉濞造反，閩越可以不從。據此，山越之來源雖不可考，然孫吳東南九郡之民風習俗，自古不同於中原，固可知也。至漢武帝時，更有徙東越閩越之民處江淮間事。《漢書》九十五《閩粵傳》：
元封元年冬……於是天子曰「東粵狹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以常理推之，「東粵地遂虛」一語，殆不可能。然武帝對此地帶之視如棄地，不欲聞問之態度，則甚顯然。故兩漢時，東南雖設郡縣，但對山地居民之教育及管理，均未措意。至東漢末年，乃有所謂「山民」者，依阻山險，自成聚落，與平地居民，老死不相往來。《後漢書》七十六《劉寵傳》（寵，桓帝時人）：
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
此等山民，時人又稱之為山越。漢靈帝時，即曾發生叛亂。《後漢書》八《靈帝紀》：
（建寧二年）九月，丹陽山越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
此種現象之造成，與漢朝之忽視東南，不能說無關係也。
山越之生活情形，與漢人迥異，吳人蓋以異族視之。《三國志》六十四《諸葛恪傳》：
眾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也。
又云：
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
此為《三國志》關於山越生活情形僅有之介紹，據此可知山越類皆山居，與平地隔絕，其所以善於「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者，即長久山居之結果。《恪傳》又言其能自鑄甲兵，則其文化程度，亦不甚低。又謂「自前世以來，不能也」，「山越恃阻，不賓歷世」，則山越至少在東漢，已自成集團，不受政府之管轄。此外就「種黨歸義」、「獻戎十萬」、「逋亡宿惡，咸共逃竄」等句觀之，可知吳人視山越為異族，而山越內部，且藏有若干漢人也。
三
山越之為害孫吳，除通常如《諸葛恪傳》所謂「時觀間隙，出為寇盜」外，有時其舉動且含有濃厚之政治意味。魏、蜀、吳三國經常以鼓動敵後異族或地方勢力之叛亂為制敵之慣技。如孫權之聯絡公孫淵，武陵蠻夷之響應劉備，均此類也。山越則時受曹魏之利用，乘機叛亂，而叛亂之直接領導者，亦多系漢人。《三國志》六十《賀齊傳》：
（建安）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應。
同書五十八《陸遜傳》：
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
又同書六十《周魴傳》：
以魴為鄱陽太守……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
《齊傳》謂陵陽、涇縣、始安為「丹陽三縣」。按陵陽（今安徽石埭縣西北）、涇縣（今安徽涇縣）均屬吳丹陽郡，為山越出沒之地；始安不屬丹陽郡，恐系始新之誤。就「鄱陽民」三字看來，尤突當為漢人，而響應其叛亂者，則為山越地帶。費棧之以漢人煽動山越，更屬無疑。至周魴被命以山越為反間諜工作者，可知曹魏之教唆山越反吳，非一次矣。
此外吳國之頑劣地方官吏，亦有挾山越自重而為奸利者。《三國志》六十《賀齊傳》：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此漢人利用山越之又一例也。
四
東吳之討治山越，可分三期。
第一期自興平二年（西元一九五年）孫策渡江始，至建安五年（西元二〇〇年）孫策被刺止。此期中對山越之討治，以丹陽郡南部地區為主。孫策自歷陽（今安徽和縣）渡江後，所遭遇之敵人，不過劉繇、王朗、華歆一般腐儒，其勢不啻摧枯拉朽，故吳會諸郡，迅速底定。而於此期中與孫策作激烈之鬥爭者，反為無軍事政治組織之丹陽郡南部之山越。孫策渡江前依其舅丹陽太守吳景時，即曾討伐涇縣山賊祖郎（《三國志》五十《孫破虜吳夫人傳》）。及至興平三年渡江，吳郡太守劉繇，敗奔豫章，繇部將太史慈奔涇縣，連絡山越以抗策。《三國志》四十九《太史慈傳》：
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
其後策為鞏固根本，又繼續進討涇河以西之六縣山賊。《三國志》五十五《周泰傳》：
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中馬鞍，眾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
宣城乃六縣後方，而賊能卒至，其飄忽矯健，可想而知。孫策討治丹陽山越，以時間短暫，未著大效。故孫權時叛亂迭起，仍須屢作大規模之討伐。《三國志·孫策傳》雲策於建安五年曹操、袁紹官渡相拒之時，「陰欲襲許迎漢帝」。此說極不可信，晉人孫盛，固已疑之。（見《孫策傳》裴注）按諸當日形勢，孫策必無此力也。
第二期自建安五年孫權繼領江東始，至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春江夏太守黃祖破滅止。此期主要為討伐鄱陽、豫章二郡山寇。權初繼兄位時，地僅五郡，情況危急。《三國志》四十七《孫權傳》：
（建安）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范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文中謂「深險之地，猶未盡從」，又謂「分部諸將，鎮撫山越」，可知山越之不賓，實為造成當日危急情況之主因之一。惟賴權選賢任能，得以粗定耳。
時江夏太守黃祖，據上游之勢（祖治西陵，今湖北黃岡縣西北），與權有殺父之仇。故權俟江東粗安，即麾師西征，此舉實為爭此形勝之地，以為安內攘外之資，非徒為復父仇也。黃祖昏耄，本不堪一擊，惟鄱陽、豫章、會稽一帶山越，乘時而起。會稽為東吳後方，鄱豫二郡更為孫權進軍必經之地，受此牽制，遂使建安八年（西元二〇三年）討黃之役，功虧一簣。《三國志·孫權傳》：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范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孫權於討黃班師後，一時名將，俱用於討治山越，使黃祖得以苟延殘喘，達五年之久，則山越固孫吳之大敵也。建安十年，復命賀齊討鄱陽郡。《三國志·孫權傳》：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建安十三年春，孫權破殺黃祖。此事為東吳興亡關鍵。蓋江夏為江東屏障，孫權用以保固根本，拒敵境外。故赤壁之戰，東南無警；而黃祖既梟，權無西顧之憂，乃得一意整頓內部也。
自黃祖破滅至赤烏五年（西元二四二年）鍾離牧討平新都建安郡山民，為第三期。此期仍以討治丹陽郡山越為主。丹陽郡山越，最為強大，孫策伐之，不過稍殺其勢。其後因孫權銳意西進，未能全力驅除，故建安十三年前後，其勢復熾。權遂命賀齊討黟（今安徽黟縣）、歙（今安徽歙縣），且分縣立郡，以便治理。丹陽郡山越之一部，遂得平定。《三國志·孫權傳》：
十三年……是歲，使賀齊討黟、歙，分歙為始新、新定、犂陽、休陽縣，以六縣為新都郡。
同書六十《賀齊傳》：
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並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
建安二十一年，又有丹陽三縣響應鄱陽叛民尤突之事，為賀齊、陸遜討平。《三國志》六十《賀齊傳》：
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
其後又有丹陽賊帥費棧之亂，陸遜討平之。以山越補充兵員，亦遜所倡議。同書五十八《陸遜傳》：
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窺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黃武二年（西元二二三年），丹陽郡東部故鄣（今浙江安吉縣西北）一帶之山越，又復蠢動，朱治鎮撫之。《三國志》五十六《朱治傳》：
二年……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在故鄣歲余，還吳。
黃武五年（西元二二六年）孫權以丹陽、吳、會稽三郡邊界上之「惡地」十縣，成立東安郡。命全琮討治此一區域中之山越，數年始平。《三國志·孫權傳》：
五年……秋七月……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郡治富春，今浙江富陽。）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
《三國志》六十《全琮傳》：
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嘉禾三年（西元二三四年）又有諸葛恪討伐丹陽山越事，恪以歷次討伐，未能澈底，故自告奮勇，求當此任。《三國志》六十四《諸葛恪傳》：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
恪討山越，一反往昔之窮追力戰，改用封鎖及奇襲辦法，以逸待勞，製取主動。全郡山越區，均用同一方略。討治所需之時間及所收成果，均合預計。同傳：
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谷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谷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歲期，人數皆如本規。
同與此役者有顧雍之孫顧承，名將陳武之子陳表。《三國志》五十二《顧承傳》：
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阬。
《三國志》五十五《陳武傳附子表傳》：
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
此役成功甚巨，孫權特遣薛綜勞軍，而綜對恪亦倍加讚揚。
會稽郡山越，其勢亦盛，孫策被刺時，地方政府防其變亂，致不敢赴喪。（見《三國志》五十七《虞翻傳》）孫權為將軍時，有潘臨之亂，陸遜討平之。（見《三國志》五十八《陸遜傳》）至黃武元年（西元二二一年），叛亂復起，吾粲、呂岱討平之。《三國志》五十七《吾粲傳》：
黃武元年……還，遷會稽太守……粲募合人眾，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
十餘年後，又有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越之叛亂，鍾離牧討平之。《三國志》六十《鍾離牧傳》：
赤烏五年（西元二四二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還為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
至此，東吳境內山越之叛亂，可謂大體弭平，此後終東吳之世，不再見有關九郡山越活動之記載。而斯時孫權年已向老，不特名將凋謝，無力大舉；權亦心力日衰，轉而著意於垂統問題矣。然權與山越周旋四十年，其開發江南，廓清內部，實大有功於後世。不然以晉元帝之暗弱，群臣之荒頹，又豈能於胡虜披猖之日，立建康之小朝庭乎？
附記：關於討論山越問題之文章，前曾有人發表者計有：《禹貢》二卷八期葉國慶《三國時山越分布之區域》、《史觀》一七期井上晁《三國時代の山越に就て》、《食貨》五卷四期李子信《三國時孫吳的開發江南》等篇。前二文著重敘述山越之分布及生活情形，與本文主旨不同；李文失之簡略，且不無謬誤，如謂山越數目不過數千人云雲，即其例也。特記於此，以供參考。
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於台北
原載《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三期，一九五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