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荊州與六朝政局
一 緒論
荊州一地，在中國史上南北分裂時期南方政權之領土中，無論對內對外，均占極重要之地位。三國時孫權重視荊州，西土之任，無一非名臣宿將；每值荊州有事，常親自解決，甚至徙都武昌以鎮定危疑。以孫晧之狂妄，猶知以陸抗守荊州。故孫吳一代，荊州形勢穩固，對外能屢摧大敵，而內亂亦止一步闡。東晉荊州地方政府之組織，益形龐大，荊州刺史，轄全國半數之領土。每任刺史，據上流，握強兵，遙制朝權，甚至稱兵作亂。所謂「三吳之命，懸於荊江」，蓋當時之實況也。東晉中央對荊州專事猜防而不知自強，故始終無法挽回此外重之局，徒事增加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惡感。王敦、桓玄之凶頑，固不必論，即如陶侃之忠賢，庾亮、庾翼國之懿親，亦莫不與中央對立。中央既時時感到荊州之威脅，而疆臣之所為，不問是非，朝廷亦必百計阻撓以敗其事。故庾翼、桓溫欲以荊州之資，北伐中原，均歸無功。結果乃至外既不能攘，內亦不能安。孝武帝時，謝安執政，建立北府兵。中央之實力漸強，而劉裕因之以篡。故東晉之不能有為，與此種中央地方鉤心鬥角之牽制局面，大有關係也。
宋武宋文開始擬定一種有系統之政策，以謀穩定荊州。以宗室出鎮以防異姓之二心，分荊州之土地建立新州以削弱其實力。孝武帝更繼續割裂。荊州之局面既穩，而蕭道成於中央輕移宋柄。南齊沿襲宋之荊州政策，於宗室亦不敢信任，更加重典簽之權，用以鉗制出鎮之諸王。由是荊州益弱，於大局無關輕重。而蕭衍以雍州起事，又取南齊之天下矣。梁武帝一反南齊猜忌宗室之作風，而不明分割荊州之弊病；厚愛子孫，諸王各轄一州，互不相下。侯景亂起，西土失卻政治重心，遂演成荊、雍、湘、郢、益諸州骨肉相殺之慘劇，使西魏乘機南取益州。其後蕭詧又引魏兵陷江陵殺元帝，詧復為魏藩臣，而上流江北之地盡失。至陳乃與北虜劃江為界，處於防不勝防之狼狽形勢矣。
綜觀六朝興衰，可知荊州一地，關係六朝政局者甚大。孫吳之堅強有賴荊州之穩固。東晉、宋、齊對荊州之猜防削弱，尤系乎六朝國運。東晉之不能有為，宋文以後南朝武力之不振，皆與此種荊州政策有關。而梁陳衰亡，更顯受宋以來割裂荊州之影響。內外不同心，則防制愈工，而為禍亦愈烈。一切花樣，皆適足為他人謀也。
茲略述荊州之範圍。《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五《湖廣一》：
《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周禮·職方》：正南曰荊州。春秋至戰國並為楚地。其在天文，翼、軫則楚分野。秦並天下，置南郡、黔中、長沙等郡。漢武置十三州，此亦為荊州。後漢因之。三國初分有其地，其後蜀漢之地，為吳所並。宋分置荊州、郢州、雍州、湘州，齊並因之，梁、陳分割滋多，不可殫析。
據《漢書》二十八《地理志》，西漢荊州，共轄六郡一國，即南陽、南、江夏、桂陽、零陵、武陵六郡及長沙國。所控範圍，大致以今湖北、湖南二省之地為主，其北境則至今河南南陽以北，南至兩廣北部，西至今四川、貴州二省東部，東至今安徽、江西二省之西界。東漢荊州，除改長沙國為郡，其餘一仍西漢。三國時魏吳分割荊州，荊州之名，南北並置。魏荊州分有長江以北之南陽郡及南、江夏二郡之大部，以其地改置七郡。其北境較東漢故界略向北移，而七郡中之魏興、上庸二郡，系魏文帝以「漢中遺黎」而設，其地擴展至今陝西省東南隅。吳荊州分有東漢江南四郡及江北南、江夏二郡之南端，以其地改設十五郡。其中臨賀郡之地，則原屬東漢交州蒼梧郡，西晉統一，荊州並為二十二郡，雖郡名頗有更改，其範圍大抵仍魏吳之舊。及至東晉偏安，因南北戰爭頻繁，荊州北疆，屢有變遷。然自東晉至梁，大致總在今河南省南陽、襄陽二縣一帶以北，雖東晉時襄陽一度淪於前秦，然旋即收復。直至梁末，襄陽始陷於西魏。至陳，荊州乃以長江為北界矣。
至於分割荊州，始於晉惠帝之分荊揚十郡立江州。（《晉書》十五《地理志下》）湘州則為晉懷帝永嘉元年分荊州七郡江州一郡而成立者，成帝時罷入荊州，至宋武帝乃又置湘州。湘州治臨湘（今湖南長沙），所轄蓋荊州南部地。雍州系宋文帝時割荊州南陽、襄陽等五郡而置者，蓋荊州北部地。郢州系宋孝武帝時所置，其所轄江夏、竟陵等郡，本荊州西部地。（並見《宋書》三十七《州郡志》）梁陳劃分益繁，據《隋書》二十九《地理志上》，謂梁武帝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而陳以區區江南，竟有二十四州，可見割裂之甚。《隋志》又謂侯景亂後「墳籍散逸，註記無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故梁陳對荊州之分割，至今已難知其詳矣。
二 荊州與孫吳
荊州形勢之重要，東漢末年，已形顯著。時中原大亂，而劉表治下之荊州，物阜民安，為一時樂土。因此引起群雄之垂涎，當時智計之士，莫不以荊州為取天下之根本。《三國志》十《荀彧傳》：
彧言曰：「……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
同書三十五《諸葛亮傳》：
亮答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若跨有荊益，保其嚴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同書五十五《甘寧傳》：
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
又同書五十四《魯肅傳》：
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曹操、孫權、劉備諸人所以拚死以爭荊州，造成赤壁、猇亭二大戰役者，皆此諸說動其心也。其後吳末陸抗、東晉何充，亦均嘗論荊州之重要。《三國志》五十八《陸抗傳》：
（鳳皇）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
《晉書》七十七《何充傳》：
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
綜輯以上諸說，可知當日荊州，除交通便利，地勢險固外，其經濟條件之優越，戶口之繁盛，亦為構成其重要形勢之主要因素。荀、諸葛、甘、魯四人之說，主旨皆在進取；而陸、何之論，則在闡釋荊州對長江下游之屏障作用也。
孫權於漢獻帝建安五年初繼兄位時，地不過吳會五郡，情況緊急。此在他人，方不暇自保，而權竟能於略事安頓之後，即定西進之策。兩征黃祖，取江夏之地，以為江東屏障。建安十三年，於危疑萬狀之中，破曹操於赤壁。其後與劉備劃分荊州，權之勢力，乃得達於湘水東岸。建安二十四年又盡取蜀漢所控湘水以西南郡、零陵、武陵諸郡之地。於是東漢荊州之大部，入其掌握，遂成自擅江表之業。自建安八年（西元二〇三年）權開始討黃至魏黃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猇亭之役止，其為經略西方所費之時間，前後凡二十年。設權無遠識，赤壁戰時，不過又一劉琮也。
孫權對荊州疆吏之揀選，亦極慎重。所任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皆名臣宿將，國家柱石。且多終身委任，授以全權，統一方之務。甚至國際間外交事宜，疆吏亦可更改中央之意見，自作主張。《三國志》五十五《陸遜傳》：
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並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不特此也，每值荊州有事，權必親身西上以解決之。其滅黃祖，破曹操，擒關羽，固莫不躬與其事。而黃初二年劉備稱帝圖謀窺吳之際，權更徙都武昌，親臨艱險，以應付此「一世所憚」之梟雄。《三國志》四十七《孫權傳》：
（黃初）二年，劉備稱帝於蜀，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
其後猇亭之役，卒成大功。終孫權之身，荊州所以屢遭大難而無恙者，孫權之英略及決心有以致之也。
孫權都武昌達九年之久，至黃龍元年始遷建業。至孫晧又有徙都武昌之舉。《三國志》四十八《孫晧傳》：
甘露元年……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
闡表內容如何，史無記載。故晧遷都目的，說法不一。《資治通鑑》七十九：
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當破揚州，故吳主徙都武昌。及但（永安山賊施但）反，自以為得計，遣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雲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
孫晧雖熒惑巫祝，然以常理推之，步闡必不致以此種可笑之理由，表請徙都。岡崎文夫則認為晧之徙都，可能為「籌畫北伐」。其所著《魏晉南北朝通史》內編第一章第十節：
孫晧舉措之出人意表，可以暫時遷都武昌為例。此事乃因聽從居今湖北宜昌當時之西陵督步闡上表而起。晧遷都理由不詳，想係為籌畫北伐故也。
晧於徙都後，確有人勸其北伐。《三國志》四十八《孫晧傳》：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忠說晧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晧訪群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強敵新並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晧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
岡崎所謂「籌畫北伐」之推測，或系由此而來。然孫晧徙都武昌，為期僅一年。其間雖有人勸其北取弋陽，但因「蜀新平」未成事實。據此可知晧對西方較為重視。蓋蜀亡之後，吳蜀邊界，屢有衝突。魏炎興元年（西元二六三年）蜀亡之時，魏人曾東侵吳界，為鍾離牧所破。《資治通鑑》七十八：
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屯於赤沙，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即帥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谿皆平。
次年（咸熙元年）鍾會造反，吳主孫休亦思乘亂西並蜀土，遣兵圍攻永安，為蜀巴東太守羅憲所破。《資治通鑑》七十八：
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內欲襲憲。……憲力弱不能御。遣參軍楊宗突圍北上，告急於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公。（步）協攻永安，憲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
同書同卷又云：
羅憲被攻凡六月……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吳師退。
蜀亡，魏吳均乘亂為「混水摸魚」之舉，孫晧徙都，又適在此二事之後。故如謂步闡以經略西方為理由，表請徙都，或為較近情理之推測。如此，則晧猶能遵循孫權之政策也。
由於孫權對荊州之重視，故孫吳荊州秩序之穩定，為六朝僅見。孫晧之狂暴，史所罕見，獨能以荊州委之陸抗而不疑，得以延必亡之國祚達十數年之久，亦一可奇之事也。
三 東晉荊州之外重局面
晉武平吳後，以杜預治理荊州。……預於荊州之教育、治安、交通、經濟諸方面，均有所改善，政績極佳。史稱其「江漢懷德，化被萬里……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晉書》三十四《杜預傳》）而後繼非人，疆吏如石崇輩，至有盜賊之行。惠帝末，蜀中有李氏之亂，梁、益流人，散居荊州者極眾，而為土人所虐苦。張昌因之倡亂，賴劉弘平之。弘鎮撫有方，荊州得以穩定。其時中原業已大亂，荊土猶足為當時之安定力量，而弘不幸早世。王衍老賊，禍國之餘，復思營「狡兔三窟」，以其弟驕暴荒誕之王澄，繼當弘任，流人一時俱反者四五萬家。其後山簡、周顗，亦均適以益亂，大難卒為陶侃所蕩平。上流既固，元帝始得安然立建業之小朝廷。
元帝於永嘉初自下邳徙鎮建業，其謀出自王導。經營江左，有賴王氏之力亦多。故元帝寵任王氏，至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諺。終至王敦為逆，帝以憂死。推其禍源，乃在左遷陶侃，委西土軍政全權於敦之故。《晉書》九十八《王敦傳》：
侃之滅（杜）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
同書六十六《陶侃傳》：
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為荊州。
王船山於此事論之甚詳。《讀通鑑論》十二：
元帝之得延祚於江東，王氏贊之也。而卒致王敦之禍，則使王敦都督江、湘軍事，其禍源矣。王氏雖有翼戴之功，而北拒石勒於壽春者，紀瞻以江東之眾，捍之於淮右；相從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若夫輯寧江湘，奠上流以固建業者，則劉弘矣。弘之所任以有功，則陶侃矣。平陳敏，除杜弢，皆侃也。侃功甫奏，而急遣王敦奪其權而踞其上，左遷侃於廣州，以快敦之志。使侃欲效忠京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
蓋侃與元帝本無密切關係，且侃曾充華軼部將，而軼與帝素不能平，故帝忌而疏之，豈獨快敦之志而已。觀此可知元帝之不足有為也。
荊州之資，助長王敦之凶逆，自不待言。而荊州實力之所以強大，亦與當時之政治組織有關。晉自南渡後，北方州郡，猶有虛存其名且任用官吏者，實則其領土已大部或全部喪失，此種州郡，當時稱為「僑州」、「僑郡」。東晉諸州刺史兼督他州軍事，多系僑州，惟荊州所兼者為實土。故荊州實力，遠過他州。《晉略》表五：
南渡以後，豫、徐、江三州皆為重鎮，紛紛兼督，多是僑州；或只一郡，或只一縣。唯荊兼梁、益、寧、交、廣，乃為實土，是以上流偏重，卒成王桓之變。
東晉荊州刺史，率皆兼督數州，有荊州實等於割江南之半，故當時有「分陝」之稱。（《晉書》八十四《殷仲堪傳》）此種強枝弱干之局面，既由元帝造成，迨事態嚴重，已無補救之術。其出譙王承為湘州，任劉隗、戴淵為都督，皆黔驢之技。是時元帝方救死之不暇，而張駿貽書責其「雍容江表，坐觀成敗」，何期許之深也！
自元帝以迄桓玄之亂之百年中，東晉外重之局，始終未革。王敦亂後，中央執政，既無革新能力，復與荊州疆吏，多不相能。中央地方間之意見既深，遂使荊州處於半獨立狀態，予中央以莫大威脅。陶侃以非元帝嫡系，久受排擠。明帝時，侃復為荊州刺史，帝死侃不預顧命，庾亮至修石頭以備之，可知其始終受中央歧視。《晉書》七十三《庾亮傳》：
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
嫌隙既成，故蘇峻之亂，侃觀望不進，而後遂有「登天之夢」，《晉書》六十六《陶侃傳》：
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其後王導輔政，亦與侃不協。侃死，庾亮繼理荊州，與導情感尤惡。《晉書》七十三《庾亮傳》：
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郄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
同書六十五《王導傳》：
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
及至晉室仗殷浩以抗桓溫，而荊州儼然割據。《晉書》九十八《桓溫傳》：
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
其後謝安與桓沖，亦意見不合。而桓玄與司馬元顯至以兵戎相見，遂移晉祚。中央政要與荊州首長之相互猜忌，實東晉內亂釀成之主因也。
荊州之任，陶侃以後，漸成世襲之局。陶侃自明帝時刺荊州，至婆娑垂歿，始請解職。庾亮繼侃，亮死弟翼繼之；翼臨終更上表求以後任委其子爰之。何充薦桓溫以制庾氏，此後荊州乃成為桓氏之囊中物，溫弟豁、沖，豁子石民，沖子謙均相繼掌荊州之政。乃至桓玄席累世之威，發動叛亂。然陶、庾、桓諸氏治理荊州之政績殊美，因此益增荊州之富強。《晉書》六十六《陶侃傳》：
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南齊書》二十二《蕭嶷傳》：
僕射王儉箋曰：「……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荊楚無復如此美政。」
《晉書》七十三《庾翼傳》：
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智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
《晉書》七十四《桓謙傳》：
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沖有遺惠於荊楚。
同卷《桓石民傳》：
桓氏世蒞荊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為人情所仰。
陶、庾、桓美政下富強之荊州，晉室中央不但無法利用，反因而益增其苦惱。中央既時受荊州之威脅，而中央對荊州首長之舉措，不問是非，亦必百計乖阻，以敗其事。故庾亮欲移鎮石城，以為北伐之準備，而郄鑒撓之。其後，庾翼欲伐石虎，而舉朝謂之不可。桓溫伐前秦，朝廷屢詔制止；及伐前燕，申胤亦料其必敗。《晉書》九十八《桓溫傳》：
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群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眾共濟，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征溫。
《資治通鑑》一百二：
封孚問於申胤曰：「溫眾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
東晉多次北伐之無功，皆此種相制相剋之局面所造成。假使桓溫功成而篡，豈不猶勝與胡虜共天下，政治鬥爭之不可理喻，往往類此。
四 北府兵之建立與外重局面之轉移
東晉中央軍力之強大，始於謝玄之練北府兵。北府兵之分子，為當時之徐州（今江蘇、安徽二省江北及山東、河南二省南部一帶地）人。徐州人號稱勁勇，元帝時，紀瞻、祖逖均曾用之立功。故桓溫常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晉書》八十七《郗超傳》）謝安命玄招募之，不數年而成勁旅。《晉書》八十四《劉牢之傳》：
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勇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而斯時桓溫所未嘗翦滅之前秦，業已統一北方，乘勝南下，賴謝玄拒之於淝水，幸而不亡。淝水戰時，桓沖欲以荊、江兵三千入援，謝安卻之。及破走苻堅，沖慚恥發病而死。
淝水戰後而桓沖又死，中央之勢力既振，此時實為中央控馭荊州之良機。而謝安無魄力，竟以荊州復歸桓氏。《晉書》七十九《謝安傳》：
桓沖既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勛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勛，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史書盛讚謝安「經遠無競」，不知其後桓玄據荊州以移天步者，與此事有密切關係也。
謝玄死後，北府兵權，落於反覆無常之劉牢之手中。牢之始則與王恭討司馬道子元顯父子而出賣恭，其後桓玄稱兵東下，又出賣司馬元顯而降玄。玄立解牢之兵柄，乃又謀反玄，事未成而牢之倉皇自殺。北府陷於無首狀態，玄遂得乘機篡晉。及劉裕等起義京口，而桓玄為之震動。玄不惜與舉國為敵，何獨懼一草莽匹夫之劉裕？蓋裕等所糾集起義者，皆北府舊人也。觀於桓玄之急去劉牢之而以桓脩領北府者，則玄亦深知北府兵之可畏也。
劉裕終以北府士眾擊滅桓玄，玄之精銳盡喪，而荊州亦因之虛耗。《晉書》八十五《劉毅傳》：
毅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准。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
荊州既敝，而劉毅欲以桓氏餘孽以抗劉裕北府之強兵，實同夢想。毅敗，東晉外重之局，乃完全改觀。其後劉裕所以能滅南燕、後秦，「生擒數天子」，因而取晉自立者，皆仗北府兵也。
劉裕滅後秦，以其子義真統兵鎮關中，而諸將互斗，為賀連勃勃所乘。於是劉裕部下之百戰精銳，大部喪失，名將只剩一檀道濟。裕死，徐羨之、謝晦、傅亮等聯道濟廢少帝，迎立文帝於荊州。而徐等欲久專朝權，於文帝未抵京前，急以謝晦為荊州刺史，以為外援。《宋書》四十四《謝晦傳》：
少帝既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荊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慮太祖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
又云：
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為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
因此荊州復強，而晦敢以之作難。文帝殺徐、傅而以檀道濟平晦，蓋斯時亦惟檀可以敵晦也。晦滅，宋室強兵，悉操檀手，故檀自詡為「萬里長城」。文帝終又殺檀，而宋之武力遂衰。王船山以為北府諸將之命運，乃宋武、宋文有計畫之安排。《讀通鑑論》十五：
夫江東之不振也久矣。謝玄監軍事，始收驍健以鼓勵之，於是北府之兵，破苻堅而威震淮北。宋武平廣固，收洛陽，入長安，而姚興、拓拔（跋）嗣不能與之敵，皆恃此也。已而宋武老矣，北府之兵，老者退，少者未能興也。宋武顧諸子無駕御之才，而慮其逼上，故斗王鎮惡、沈田子諸人於關中，使自相殘劉而不問。文帝入立，懲營陽之禍，急誅權謀之士，區區一檀道濟，而劍已擬其項領。上之意指如彼，下之禍福如此。王曇首諸人雍容談笑，以俟天下之澄清，雖有瑰瑋之才，不折節以趨荏苒者，幾何也？
此說雖嫌附會，然宋之不振，實由於北府兵之解體。故宋武聞關中陷，登城北望流涕而無可如何。其後拓跋燾臨江欲渡，文帝亦慨然謂「若使檀道濟在，胡馬焉能至此」也。
五 宋齊之荊州政策
東晉荊州與中央政府之摩擦，幾乎與國終始，其影響已如上述。劉裕篡晉後，乃立即對荊州實行有效的防制計畫。宋武之「荊州政策」，不外三項。
一、限制荊州將吏之數目，使不得自由擴展武力。《宋書》三《武帝紀下》：
（永初）二年……三月乙丑，初限荊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
二、割荊州一部分土地，建立新州，以縮小荊州之面積。同書同紀：
三年……又分荊州十郡，還立湘州。左衛將軍張邵為湘州刺史。
三、以宗室出鎮荊州，以防異姓之二心。《宋書》六十八《劉義宣傳》：
初，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遺詔諸子次第居之。
其後文帝自荊州入承大統，而徐羨之等乃以荊州遽授謝晦。謝亂平後，乃實行武帝「諸子次第居之」之遺詔。文帝弟義康、義恭、義慶、義季、義宣，均曾先後出鎮荊州，且多有治績。《宋書》五十一《劉義慶傳》：
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
同書六十一《劉義季傳》：
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
同書六十八《劉義宣傳》：
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
此外文帝亦繼續分割荊州。《宋書》三十七《州郡志》：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
然文帝並未過分割裂荊州，湘州且屢立屢省。《宋書》五《文帝本紀》：
（元嘉）八年……十二月，罷湘州還並荊州。
又云：
（元嘉）十六年……（正月）癸巳，復分荊州置湘州。
同書三十七《州郡志》則謂湘州於元嘉十七年復立，蓋誤。《文帝本紀》又云：
（元嘉）二十九年……五月甲午，罷湘州並荊州。
據此宋武、宋文二代，荊州面積不過較東晉時略小，而疆吏得人，荊州遂得有三十年之蘇息，是亦元嘉美政之一也。然中央親倚宗室，過久其任，以是又生問題。孝武帝時，劉義宣乃以荊州發難。《宋書》六十八《劉義宣傳》：
義宣在鎮十年，兵強財富，既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
《宋書》六十六《何尚之傳》：
史臣曰：「……是以義宣藉西楚強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規問鼎。」
此點乃二帝荊州政策所未曾顧到者也。
劉義宣既以宗室倡亂，孝武謀加緊削弱荊州，乃不親任宗室，遂改易宋武「諸子次第居之」之政策。故朱修之討平義宣，帝即以荊州付之。劉義恭復希孝武意上禁例二十四條以限制宗室。此外並繼續分割荊州，於孝建元年復立湘州，同年更立郢州。《宋書》六《孝武帝本紀》：
（孝建）元年……六月……分荊、湘、江、豫州立郢州，罷南蠻校尉。
及至明帝，於宗室猜疑益甚，一舉而殺孝武二十八子。荊州雖曾委之其弟休祐、休若，然亦旋即誅除，臨死乃不得不以荊州付於蔡興宗。蔡未之任，沈攸之代蔡，乃蓄意叛變。《南齊書》一《高帝本紀上》：
攸之為郢州，值明帝晚運，陰有異圖。自郢州遷為荊州，聚斂兵力，將吏逃亡，輒討質鄰伍。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戍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討四山蠻。裝治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里。錢帛器械巨積，朝廷畏之。
《宋書》七十四《沈攸之傳》：
其年（順帝升明元年）十一月乃發兵反叛。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二千。
沈攸之久涉軍旅，自明帝泰始五年為郢州起至順帝升明元年反叛，蓄謀幾達十載，準備充足。然迅速敗滅者，則雍、郢二州牽制之效也。《南齊書》二十五《張敬兒傳》：
太祖（蕭道成）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便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為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
《南齊書》二十四《柳世隆傳》：
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與世祖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
因朝廷有此種預防，故攸之兵鋒，東受郢城之阻，而北受雍州軍之襲擊，才三月而敗。此不得謂非宋文、孝武分割荊州政策之成功，惟蒙其利者為蕭道成耳。
南齊一代之荊州政策，亦全襲有宋舊規。對荊州土地，繼續割裂。《南齊書》十五《州郡下》：
建元二年，分荊州巴東、建平，益州巴郡為（巴）州，立刺史。
至於荊州之最高長官，悉以宗室充任，南齊一代，荊州從無異姓之刺史。然中央對宗室亦不放心，更加重典簽之權，用以鉗制出鎮諸王，而諸王遂成傀儡。《通鑑》一百三十九：
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簽，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系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恆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郡，大為奸利。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簽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簽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簽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群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咨簽帥；簽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簽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眾曰：「士大夫何意詣簽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簽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簽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
據此，南齊防制荊州之政策，可謂變本加厲。以是終南齊之世，荊州相當穩定。實因當時荊州在西部諸州中，勢力已不算強大。故蕭衍能以雍州之眾，並荊州而直搗建康。此又非南齊之君所可逆料者也。
六 梁陳荊州之變化與六朝國運
由於有宋連續分割荊州，至孝武帝立郢州，荊州之實力大衰。《宋書》六十六《何尚之傳》：
荊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荊以閫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荊揚並因此虛耗。
又云：
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實人單，閫外之寄，於斯而盡。
齊時，荊州在西部諸州中，已非最強。而宋文帝時割荊州北部地而成立之雍州，因系南北兵沖，實力已駕荊州而上。《梁書》一《武帝紀上》：
高祖（蕭衍）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加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暗同邪？我若總荊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
《梁書》十《蕭穎達傳》：
（席）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眾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
故蕭衍舉事，荊州不敢不從，而郢州亦終不能敵雍荊之眾。沈攸之起事，以雍郢之牽制而敗；蕭衍起事，並荊郢而取天下。於此亦可知雍州軍力冠於西部諸州矣。
梁武帝一掃南齊猜忌宗室之鳳，親任子孫，分掌各州。但失之寬縱，致諸王互不相下。《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九：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邵陵王綸為丹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其後侯景之亂，西部諸州，失卻政治中心，遂演出諸王相殺之慘劇。當時任荊州刺史之梁元帝，於平亂之初，殺信州刺史桂陽王慥、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逼走郢州刺史邵陵王綸。內鬨之不足，又聯魏兵攻殺益州刺史武陵王紀，而益州遂淪於西魏。當時之雍州刺史，為久藏禍心之蕭詧。《周書》四十八《蕭詧傳》：
初，昭明卒，梁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詧既以其昆弟不得為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克己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
詧又引西魏師陷江陵，殺元帝，而梁祚繼之以亡。詧既殺元帝，遂為西魏藩臣，西魏置詧於江陵而自取襄陽。《周書》四十八《蕭詧傳》：
及江陵平，（周）太祖立詧為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
《資治通鑑》一百六十五：
魏立梁王詧為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御，內實防之。
當時西部諸州如聯合無猜，不特可迅滅侯景，西魏亦難收漁利。而自相殘殺，盡失江北之地，至於國家滅亡。誠所謂「骨肉之戰，愈勝愈酷」者矣。然諸州各不相下，使西部失卻重心者，實受宋齊以來過分割裂荊州之影響也。
陳時荊州江北之地既失，府治遂遷於江南之公安。荊州地利，已與北虜共之。薛道衡所謂「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至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隋書》五十七《薛道衡傳》）此種狼狽失據之局面既成，長江乃失其天塹之效。梁武之世，南朝之勢仍強，江左蕭翁，為中原士大夫所遙奉之正統。其後侯景入建康，梁元帝遣一王僧辯即討平之。而一失江陵，南朝遂趨不振。觀此固可知地利之不可輕棄，然益可知人事之重於地利也。
附記：文中所引日人岡崎文夫著作，原系日文，承韓國金俊燁兄代為譯成中文，特此志謝。
一九五二年八月於台北
原載《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四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