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漢代的山東與山西
一 東西地域觀念的成立
漢代的「山東」、「山西」，又稱「關東」、「關西」，乃是指華山和函谷關東西之地。山東主要包括今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江蘇、安徽，以及湖南、湖北諸省；山西主要包括今陝西、甘肅、四川三省。這兩個地區，從商周時期起，在種族及文化上即截然不同。但國人的東西地域觀念的成立，卻晚在戰國後期。
這裡所說的地域觀念，是就整個中國而言，而不是局部性的。在戰國後期以前，國人的地域觀念有些模糊。例如《中庸》第十章說：「子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祍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文中所謂的北和南，究指何地或何國，無法確定。但可斷言，「北」必不是指赤狄、白狄，「南」必不是指吳、越或楚。因為孔子素來卑視夷狄，不會以「強者」視之；對吳越等國也不會如此推崇，而稱之為「君子」。愚見以為「北」可能指燕、晉，南可能指魯、宋。如果這個看法不錯，則孔子所謂的南和北，也只是局部性的。此外《孟子》說：「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卷六《滕文公下》），孟子所謂的東西南北，全是指異族而言，與中國本身無關。
戰國後期，秦國崛興，東向拓地。山西之地，自成一獨立區域，與山東諸國相對峙。蘇秦倡合從，六國相互連結，西向拒秦，於是東西對峙的局勢，愈趨明顯。自蘇秦起，山東、關東諸詞，常出於當時的謀臣策士之口。《戰國策》及《史記》，載之甚詳，茲舉數例如下：
（一）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註：東山，山東）」（《戰國策》卷三，秦一）
（二）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六國併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以害山東矣！」（《戰國策》卷十九，趙二）
（三）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戰國策》卷十九，趙二）
（四）范雎曰：「……今反閉而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戰國策》卷五，秦三）
（五）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
據以上引文，「山東」或「關東」的界劃甚明，其範圍乃當時中國的東半。在此範圍中的諸侯國，則以齊、楚、燕、韓、趙、魏六國為代表。此六國雖然也自相殘殺，但都反西方的秦，有時也連合在一起抗拒秦人的侵略。山西和關西兩名詞，雖然到漢代才開始為國人普遍應用，但秦人所據的山西或關西之地，早在戰國後期已成為一個獨立及特殊的地區，則毫無疑問。此外有人認為山東的「山」是指太行山，例如《資治通鑑今注》卷三注四五云：「古言山東，皆指太行山以東。」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前面所引蘇秦說趙王的話：「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可知山東指函谷關以東，而非太行山以東。
二 山東山西兩地區的文化淵源及其特色
山東、山西兩地區，在戰國後期以前，其界劃雖尚不明顯，但兩地區的文化淵源，實迥然不同。自商周時起，山東的文化水準，即高出山西甚多。
大體說來，關東文化代表諸夏文化，而關西代表戎狄文化。諸夏文化在殷商時已進入農業社會，諸夏國家已有城郭宮室的建設，並有一套相當完整的政治制度。戎狄文化不儘是遊牧社會，也有部分農業，但大部猶未脫離漁獵或畜牧的生活方式。其人民大都穴居野處，談不上宮室城郭和完整的政治制度。雖然這些地方日後漸有改進，那是吸收關東諸夏文化的結果。此外，戎狄文化是比較尚武的，這是環境使然。而諸夏文化則因物質環境的優越，其精神漸趨文弱萎靡。例如君主（如紂）的廣宮室以自娛，而酗酒也普遍成為商人的積習。
周人立國於戎狄之中，其祖先古公亶父居豳，猶穴地而居。其後因避狄人之亂，遷居岐山之下，始營宮室。自古公起，開始與商人往來，而為商的諸侯之一。古公子季歷、季歷子昌，皆曾受商命為「西伯」，意即西方諸侯之長。自周人與商人有往來後，對商的文化，儘量吸收。季歷和昌都曾與商朝聯姻，這事無疑大為促進周人的商化。從古代遺留的文字篇籍看來，周人和商人用的同是一種語言文字；生活習慣以及若干器物的形制，也大都相同，這當是周人商化的結果。
周武王伐紂的軍隊，其中含有不少西北西南的土族。周的滅商，也大致可以說是戎狄文化征服了諸夏文化。但前者不久與後者同化，在萎靡文弱的諸夏文化中，注入了勇敢進取的戎狄精神，遂能建立一個偉大綿長的帝國。周人承繼了諸夏文化而發揚光大之，達到「鬱郁乎文」的程度。但久而久之，諸夏文化的弱點，又告產生。
西周都鎬，仍是居於戎狄之中。末年因政治不修，幽王為犬戎追殺於驪山之下。平王東都洛邑後，關西地區歸於秦國。春秋時，秦穆公東向稱霸未遂，乃改變方針，盡力西向發展。結果滅國十二，闢地千里，成為西戎的霸主。穆公以後的二百年，秦采閉關政策，與山東諸國，不相往來。山東諸侯，對秦也非常輕視，因此直到戰國中期，諸侯對秦，仍「戎狄遇之」。
戰國時期，山東地區由於商業興起，經濟水準提高，學術亦隨之大盛。儒、道、墨、法、陰陽諸學派，勃興于山東地區的齊、魯、宋、楚、韓、趙、魏等諸國，而秦國則一無所有。至秦孝公變法，下詔求賢，專用三晉法家，視其他各學派為異端，竭力擯斥。孝公以後的各君主，莫不亦步亦趨，惟法家是尚，由是國富兵強，關東諸國，無法與之抗衡。僅莊襄王時及秦王政初年，呂不韋當國，意欲大量吸收山東文化，但為時不久，這種風氣即因呂的獲罪及自殺而停滯。最後秦王政借三晉法家之力，削平六國，創造出亘古未有的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秦人的所向無敵，是在以法家的手段，整飭駕馭其固有的戎狄文化，使秦人勇敢進取的精神及行動，發揮到極致。以是戰無不勝，終一天下。
秦始皇統一後，一方面將山東的豪傑及財富，大量移至山西；另一方面在山東地區推行山西化，終至發生焚書坑儒的慘劇。但秦統一為時甚暫，始皇的工作並沒有做得徹底，即告崩逝。至二世，山東地區六國的後裔及人民，紛起抗秦，再度形成戰國後期山東、山西對立的局面。直到漢代，山西仍是一特殊地區，在文化上與山東地區截然不同。
三 山東出相與山西出將
劉邦推翻秦朝後，建立漢朝，定都於長安。他起兵時，部下全是山東人，他們以從龍之彥，高踞政治要津，形成功臣集團。他們所交結援引的，當然仍以同鄉為主。秦人是被征服者，自然談不到政治機會的平等，所以地域關係扼殺了山西人的政治生命。
從劉邦到景帝，漢朝的丞相，凡有籍貫可考者，無一不是山東人士。武帝用人，以不拘一格見稱，但他在位時所用的十三位丞相中，只有田蚡、李蔡、公孫賀三人是山西人。武帝以後，儒學興起，丞相多出身儒生，《漢書》卷八一《匡張孔馬傳》：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章賢、（韋）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
武帝以後，直至西漢末年，丞相前後凡二十人，其隸籍于山東者，多達十五人。至於西漢諸朝的外戚，其聲勢煊赫者如呂、竇、衛、霍、史、傅、王諸氏，也無一不是山東人。
西漢初年的軍界，更以山東人為主體。漢初非軍功不能封侯，故功臣集團分子，大都飽經戰陣。甚至有時一人可兼將相，如王陵、周勃、灌嬰等，莫不如此。既然將相皆為山東人包辦，山西人在政治上無疑是屈居劣勢。
漢初，山西人獵取功名的唯一出路，是良家子的從軍，但當時充其量不過是中下級幹部。文帝時，功臣集團分子年紀已老，到景帝時則全部死光，景帝時的丞相，多半由功臣子弟或外戚充任，其中除周亞夫、竇嬰資兼文武外，其餘多碌碌不足道。武帝時，出將入相的人選，已不可得，因此軍政文武不能不顯然分途。武帝準備討伐匈奴，發動大規模的戰爭，而山東淮泗軍人的後裔，既已無人可應戰陣，於是大批善戰的山西軍人，遂乘時而起。他們因地域關係，久受屏抑，在漢初一直被冷落了五六十年，至此才有發展事業的機會。《漢書》二十八《地理志下》二：
漢興，六郡（註：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這裡所說的「名將多出」，是指景帝以後的事。
漢代關西人的善戰，實繼承秦國尚武的餘風。《漢書》六十九《趙充國辛武賢傳》：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同書二十八《地理志下》二補註，錢坫曰：所謂『山西出將，山東出相』者，以華山為界也。）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辛）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進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班固認為「山西」所以出將，是由於與外族接近習染武風之故，此點大致不錯。而漢興以來，山西人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只有從軍之一途，與此也大有關係。雖然山西軍人在武帝時乘勢崛起，但事實上，他們仍然或多或少的受著漢室的壓抑。
四 西漢山東山西兩地區朝臣的衝突
漢武帝為討伐匈奴，建立了一種獨特的軍事統率系統。他以山西軍人充任主幹，擔任實際的作戰任務；而由所親信的外戚，充任最高統帥。外戚衛青、霍去病和李廣利，都曾擔任過統帥，他們都是山東人。
山西軍人多具有超人的勇力和軍事才幹。漢武一朝的對外戰績，多半由他們建立。衛青伐匈奴時，麾下的將軍凡十五人，山西人即占十名，即：李廣、蘇建、李息、趙食其、張騫、李蔡、公孫敖、公孫賀、李沮、郭昌。山東人四名，即荀彘、張次公、曹襄、韓說。匈奴的降人一名，即趙信。從這個名單看來，當時的武將，不但以山西人居多，而其中勇敢善戰聲威素著的，也幾乎無一不是山西人。
山西軍人中以李廣聲望最高，廣為秦將李信之後，世代為將。他於文帝時已露頭角，文帝曾對他特加讚許。景帝時，從周亞夫擊吳楚軍，所向立功。其後他歷任邊地各郡太守，匈奴畏之，稱他為「漢之飛將軍」，由是名滿天下。李在衛青部下為將，衛為人和謹知兵，但對李廣，處處表示排擠，即武帝對他也有些嫉視。這種人為的因素，造成李廣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而終不得封侯的命運。
元狩四年伐匈奴之役，李廣因受衛青的排擠，憤而自剄。李廣的兒子李敢，本隸霍去病部下，因有憾於其父的死，擊傷衛青。其後李敢隨武帝打獵，被霍去病以冷箭射死。賴武帝為去病掩蓋，其事得以平息。李氏與衛、霍的衝突，並非單純的私人糾紛，正是外戚軍人對山西軍人的一種示威。衛青之敢於打擊李廣，分明得到武帝的支持。到武帝晚年，山西軍人李氏與外戚軍人再度發生磨擦，使漢軍對匈奴的戰役中，遭遇極大的敗創。
武帝晚年，匈奴政治中心西移，又因長期休養，國力逐漸恢復，於是全力與漢爭奪西域霸權。武帝也想再伐匈奴，他仍採過去以外戚軍人為軍事統帥的原則，但衛、霍早已物故，因此以李廣利統軍。廣利的才具，遠在衛、霍之下，實在不能勝任討伐匈奴的統帥，但武帝仍信用他。
天漢二年，武帝命廣利率三萬騎擊匈奴，以李陵（廣孫）為他押運輜重。李陵不願，武帝改派陵率步兵五千人分途出擊。李廣利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斬獲萬餘級，自身亦損失二萬人。史書稱此役「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按即李廣利），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史記》一百十《匈奴傳》）李陵出塞北行三十日，深入沙漠，與且鞮侯單于親統的十萬匈奴軍遭遇。漢軍且戰且退，斃傷匈奴萬餘人。但因無後援，於距塞百里處為匈奴所破，李陵投降，其部下逃回漢境者僅五百人。此役對漢是一個慘重的打擊，也可以看出外戚軍人與山西軍人間的矛盾，依然存在。
李陵敗降時，朝臣司馬遷曾為李陵辯護。認為陵「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武帝以遷「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見同上），處遷腐刑，並族誅李陵家屬。遷本可不受刑，但因家貧無錢可以贖罪，又無要人為其申理，因此造成慘劇。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武帝的袒護外戚，也多少可以看出山西軍人與外戚軍人間平時意見之深。
司馬遷所以為李陵辯護，也與地域觀念有關。遷生龍門，亦即所謂「西河」之地，戰國中期已屬於秦。遷祖先世為秦官，秦惠王時，司馬錯率兵伐蜀，拔而守之。遷父談，於武帝初年為太史公。元封元年，以不能隨武帝東封泰山，悲憤而卒。談以太史公不能參與封禪大典，其遭受武帝之輕視可以想見。遷與李陵，並無深交，但兩人同為秦人之後。李陵的祖先李信，為秦名將，且與遷祖先司馬昌共事始皇。（參看《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遷所以奮不顧身，為李陵辯護，地域情感，可能為一主要原因。此乃人之常情，不能以此為遷之過。從李陵及司馬遷事件，也可以看出山西人士政治勢力的微弱。
李氏以外的山西軍人，蘇建也是處處遭受排擠；張騫的封侯，其難亦不下於登天。李氏族滅後，山西軍人中沒有足以與外戚軍人抗衡的人物，而漢軍的戰鬥力，從此走向下坡路。征和三年，武帝遣李廣利將七萬人伐匈奴，全軍覆沒，此後漢室無力對匈奴作主動的出擊。武帝一生轟轟烈烈的開邊事業，其收場亦實在悽慘。如果沒有山西軍人與外戚軍人的衝突，結果當不至此。
武帝以後，關東地區，儒學日漸發達。關東人士，多借經術以取高位，而守邊作戰之責，等於全讓山西軍人來擔。武帝以後，舉凡驍勇善戰、威名素著的將領，大都是山西人。如宣帝時的趙充國、辛慶忌（武賢子）、傅介子，元帝時的甘延壽、段令宗等，是其著者。漢帝國也賴他們保持了後期的強盛。
五 東漢定都洛陽與東西對立局面之形成
王莽末年，光武起兵於舂陵，從龍之士，皆山東人。他即帝位後，採取保守主義。因長安遭赤眉破壞，而其地接近外族，他的部下又都是山東人，因而定都洛陽。這件事對東漢帝國的興衰，具有巨大的影響。
西漢初年，承六國分崩之餘，加以秦時郡縣制的推行，山東地區缺乏立國的重心。秦國力集中，因此山西實力最雄，而咸陽又為山西首要之地。西漢所以定都於長安，目的即是借山西的形勢，來控制全國。當時諸侯王的權力過大，而山東又是財富之區，雖時常生事，但漢室中央憑其優越的形勢，次第敉平。到武帝平淮南後，山東即告無事。西漢山東地區雖然多事，但不礙帝國的強盛。因其建都長安，一面集中全力，開發西北；一面精其甲兵，鞏固國防，並藉以鼓舞士民勇武進取的精神。遂能開疆拓土，國勢達於極盛。
洛陽不足與長安相比，因為其地局面不廣，北阻黃河，而東、西、南三面環山，並無開拓的遠景。又因交通不便，也不適於控制全國。西漢初年，高祖欲定都洛陽，張良即加以反對。《史記》五五《留侯世家》：
（高祖）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洛陽。……留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
其後高祖又因婁敬的勸諫，終都長安。而光武則決意定都洛陽，遠避敵寇，結果僅成自保之局。這一點是光武不及高祖的地方。
西漢都長安，以山東的財富，養山西的士馬。同時山東人歷朝遷至山西的，為數頗巨，山東的文化，也隨著西移。以是漢帝國血脈周流，生氣蓬勃。東漢定都洛陽後，山東變成軍事、政治、經濟合一的地區，而山西則淪為一軍事地區。東西的界線，日益分明，漸成為兩個極其不同的文化區，而致發生偏枯的現象。最後漢室對山西逐漸放棄，而胡族乃日益進迫。東漢所以亡于山西軍閥，以及後來五胡之亂的發生，都與此有關。所以西漢之強，在於以山東的財富開發山西；東漢之衰，則在以全力專保山東。
西漢山東人的政治勢力雖大，山西人雖遭受壓抑，但因首都位於長安，漢室對山西地區甚為重視，而山東屢次向山西移民，因此尚未形成對立的局面。光武起兵，曾受豪族大姓如陰、樊、鄧、李諸族的支持。即位後，定都洛陽，諸關東大姓隱持政柄，此輩的地域觀念特強，因此一開始漢室政府即對山西地區不予重視。移民山西的事，遂告停止。山西的人口因此日益減少，其政治勢力，也日益削弱。相反的，外族降人如匈奴人、羌人的人口及實力，日益膨脹，漸漸侵入邊塞，最後竟到達三輔之地。於是三輔一變而為外族的殖民地，山西的地位，乃漸趨淪落。
由於羌人入塞而居，東漢初年，即有人主張放棄金城、破羌二縣以西，因馬援的反對而未果。安帝永初時，羌亂大起，山東籍貫的郡守，紛請內徙。朝臣鄧隲、龐參主張放棄涼州，以完內郡。而朝臣傅燮、王符都主力保涼州。鄧隲、龐參，皆山東人；而馬援、傅燮、王符皆山西人。當時，朝臣多抱山東本位主義，認為山西無足輕重，為避敵遠寇及節省軍費，竟率爾主張放棄涼州重鎮。可見他們對山西的輕視，同時也招致山西人的不滿。
東漢皇室，尊崇儒術，以文治國。山東的經學，在西漢時已盛，到東漢而益甚。在朝則博士弟子員日益增加，民間則儒業普遍發展。山西在人文上既居劣勢，而政府又加以輕視，因此山東儒學特別發達，山西無法抗衡。山西地區的有志之士，惟有以軍功自奮。又以人民與外族雜居及經常戰爭的關係，因而習染胡人尚武之風。到漢末，山東、山西兩地區，在民風上竟成兩個世界。《後漢書》七十《鄭太傳》述鄭說董卓曰：
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眾雖多，不能為害。……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戈，挾弓負矢，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且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並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
從引文可以看出，東漢末年山東山西已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區。前者尚文，後者尚武，並因此而造成對立的局面。一個國家，其內部竟有如此兩個極端相違的社會形態存在，自然會發生亂事。
六 山西軍閥與東漢滅亡
西漢行徵兵，制度完善。東漢光武初，值水旱為災，中原殘破，因而力圖省吏減賦，與民休息。他以國家現有精勇士兵甚多，下詔罷除內地「都試」，亦即廢除內地各郡役男每年例行的檢閱及演習。百姓雖仍有隨時應召當兵的義務，但平時沒有受軍事訓練的機會，因此士兵素質大為降低。此外每郡專管兵役的郡都尉也因省費而罷，各郡的役政，乃陷於停頓狀態。
東漢初年，漢廷所依賴的兵力，主要為「屯兵」，亦即職業軍人。他們大都是光武舊部、綠林豪俠和投效的豪族部曲，其能征慣戰，自無疑問。但勇悍的人，也會衰老，因此政府不能不以募兵來隨時補充。內郡徵兵機構，既已撤消，臨時徵兵遠不如招募方便，因此每遇有事，便行募兵。徵兵的事，遂愈來愈少。到末年，人民似已不知兵役為何物。
由於東漢政府提倡儒學，人民風從，假經術以取高位，對兵事自然厭棄。這種現象，以人口最多的山東地區最為顯著。人民既厭惡從軍，募兵的數目乃時感不足。而自漢武以後，各種降胡，聚集於近塞或塞內，他們仍保持其原有的勇悍習俗，於是漢廷又招募胡人為兵。招募的胡人，大都用來守邊或以之攻伐不順的外族。光武時，匈奴南單于投降，光武移之於塞內，命其捍衛邊疆，兼拒北匈奴及鮮卑。終東漢之世，除南匈奴外，尚有大批投降的鮮卑、烏桓、羌，為政府招募為兵。漢采「以夷制夷」的政策，用這些降胡從事對外的戰爭，他們最後竟成為中國軍隊的主力。這種現象，較諸西漢國人的雄風，相去何遠！它已顯露出漢人尚武精神的沒落以及漢帝國的危機。
東漢的傑出軍人，仍以山西軍人占絕大多數。光武起兵時，相從的武將，率皆山東之士，但才具特出者不多。惟有山西籍的馬援（扶風人），有古名將之風。他曾北拒羌胡，南定交趾，功業彪炳。最後率兵討伐武陵蠻夷，病死於前線，完成其「馬革裹屍」的壯志。但在他生前死後，仍遭受山東軍人的仇視和光武的猜疑。光武以後，山東軍人大半凋謝，山西軍人乃代之而興。明、章、和三代的武功，泰半由他們建立。明帝時，竇固伐北匈奴於天山，擊走匈奴呼衍王，取伊吾盧地，為東漢討伐匈奴的空前盛舉。班超出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平鄯善，與漢隔絕六十五年的西域，至是復通。其後班鎮撫西域達三十年。和帝時，竇憲兩伐北匈奴，出塞三千里，深入沙漠，匈奴降者四十餘萬，並於燕然山勒石紀功，致使匈奴北庭，為之空虛。這些都是山西人所立的功勳。
和帝後，羌人連次叛變，禍亂熾盛。羌人的勢力，並不能與西漢初期的匈奴相比。但因漢廷輕視西北，屢思放棄，加以兵制不善，遂致其禍歷久不息。東漢後期的山西，軍事人才益盛，諸如皇甫規、張奐、段熲、皇甫嵩等，均為傑出的將才。他們見朝事已無可為，惟有擁兵自奮於邊疆，以求取功名。因此破羌的大任，便落在他們的身上。規、奐、熲三人皆伐羌名將，嵩則是討平黃巾賊的元勛。伐羌之役，段熲之功最大。他於桓靈二帝之時，與羌人前後一百八十戰，斬首至百萬級，用錢八十餘億。羌禍雖歇，而漢力亦疲。
由於東漢中葉以後，羌人屢次為患，政府不得不派大軍長期戍守西邊各郡。這些軍隊，因經常與羌人作戰，戰力特強，與民不知兵的山東，恰成一顯明的對照。而募兵制又最易造成軍閥，因此東漢末年，涼州產生了不少軍閥，像皇甫規、張奐、段熲諸人，雖然也是軍閥，但他們尚知聽從政府的命令。到靈獻之際，涼州軍閥董卓崛起，跋扈鴟張，視朝廷如無物。最後他以涼州兵進入洛陽，宰制朝廷，與山東的起兵者，發生全面的內戰。董卓以抵禦羌人起家，他所統的涼州兵，並非全是漢人，其中尚雜有不少投降的匈奴和羌人，其精銳為天下所畏。東漢帝國的命運，便斷送在董卓和他的胡漢兵團的手上。
西漢時期，山西的武力與山東的經濟文化相配合，造成全盛之局。到東漢，定都洛陽，山東人的聰明志氣，至此停滯而無從發揮。他們輕視山西，視同化外，漸漸加以遺忘。山西得不到山東經濟的支持和文化的滋潤，社會日趨衰落。但山東的經濟文化，最後卻遭到山西武力的嚴重破壞。東漢帝國的根本在山東，山東的經濟文化既然遭受破壞，整個帝國的基礎發生動搖，自然難逃亂亡的命運。
原載《食貨月刊》復刊六卷九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