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漢法與漢儒

一　漢初的學術概況 所謂「漢初」，是指高祖、惠帝、呂后以及文、景二帝的一段時間（公元前二〇六至前一四一年），凡六十六年。漢朝初建，承襲秦法，但其時的學術思想界，卻恢復了戰國時代的態勢，成諸家並立之局。其盛況雖遠不及戰國，但其龐雜的情形則十分類似。這是因為秦已覆亡，學術思想上的枷鎖業已解除，恢復了自由研究的風氣。雖然秦時的「挾書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呂后時才廢除，但事實上在未廢除之前，政府對學術思想，仍是不大過問的。漢初值大亂之後，百廢待舉，政府既無暇獎勵學術；民間也無力量從事學術上的大規模研究，因此在學術上造成一種類似戰國但具體而微的局面。戰國時代的儒、法、道、陰陽、縱橫五家，在漢初仍然活躍，茲依次加以敘述。 漢初的政府，還沒有設立專門的學術研究機構。學者只是以個人的知識，傳授徒眾。儒家方面，自漢統一後，叔孫通（秦博士）曾采古禮及秦儀，為漢制訂朝儀。但此人乃一政客，而非純粹的學者［1］。至於漢初儒家的傳經者，則有田何（高祖時人）傳《易》，伏生（秦博士，高祖至文帝時人）口授《尚書》，轅固生（文景時人）、申公（高祖至武帝時人）、韓嬰（文景時人）治《詩》，號「齊、魯、韓三家」；高堂生（高祖時人）傳《禮》，胡母生（景帝時人）治《春秋公羊傳》，瑕丘江公（景武時人）治《春秋穀梁傳》。總之，儒家諸經，除《樂》在漢初失傳，其餘均各有傳人。文景二帝時，政府設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也不親任儒家。雖然儒生如韓嬰於文帝時，轅固生、胡母生於景帝時，均曾為博士，但只是聊備顧問，並非專門研究學術［2］。 秦以尚法而迅速滅亡，漢初學者對秦法多持反對態度，因此研究者不多。高祖時，蕭何掇拾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但談不上學術的研究［3］。到文帝時，因為他本人喜好刑名，法學界也產生不少人才，最有名的要算張釋之和晁錯。張釋之於文帝時曾為廷尉，守法不阿，持議平允，雖皇帝不能更易其判決，這一點已不同於秦代法家惟君主之命是從的作風。他雖然不是專門研究法學的學者，但他每判一案，皆有充足的理論根據，可以看出他的法學知識的豐富［4］。晁錯曾學申商刑名於軹人張恢，文帝時為太子家令及中大夫，曾上書數十，言削諸侯及更定法令事，文帝不聽。景帝時，初任內史，繼遷御史大夫，曾更定法令三十章。其後因削諸侯地，造成「七國之亂」，終為景帝所殺。他的著作，《漢書·藝文志》列為三十一篇，但僅有篇數而無篇名，今已大部佚失。《漢書》僅載有他的上書數篇，大多為教戰務農之論［5］。此外如吳公，少時曾師事李斯。文帝時為河南守，治平為天下第一，其後並征為廷尉。他任河南守時，曾延攬賈誼於門下。及為廷尉，乃薦誼於文帝。他雖無著作傳世，但從他的治績看來，他當是一位不凡的法家［6］。 漢初最有名的道家是齊國蓋公和趙國田叔，二人都善治黃老家言（黃指黃帝，老指老子。戰國末年人常好假借黃帝之名以立說，內容近乎道家。所謂「黃老」之學，實際就是老子的政治論）。高祖時，曹參相齊，蓋公為言治道，以為「清靜而民自定」。曹參以其道行之，結果齊國安集，大受人民的擁戴。惠帝時，參入中央為丞相，更推行無為政治於全國［7］。田叔曾學黃老術於樂巨公，為人廉刻自守，好游諸公。高祖時，趙王張敖任為郎中。其後高祖任他為漢中守，景帝時，任為魯相。他雖習黃老術，但其為官行事，與道家有些不類［8］。文景時的王生，也善為黃老言，與張釋之友善。景帝時，曾於朝廷之中，當眾命釋之結襪，群臣反因而益重釋之，可見其聲名之盛［9］。此外景帝太后竇氏，也雅好此道，以致景帝及太子、諸竇也不得不讀黃帝老子之書，以尊其術［10］。 陰陽家之有著述者，有張蒼及公孫渾邪。張蒼原為秦御史，文帝時任丞相，於書無所不觀，尤善律歷。文帝時，他推論五德之運，認為漢當水德之時。魯人公孫臣則以漢當為土德，結果漢納公孫臣之說。張蒼有著作十六篇，《漢書·藝文志》列為陰陽家［11］。公孫渾邪景帝時人，武帝丞相公孫賀的祖父。他有著作十五篇，《漢志》也列入陰陽家［12］。此外尚有方士，也屬於陰陽家一流。如文帝時，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召見，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文帝信其說，作渭陽五帝廟［13］。 漢初縱橫家的著作，《漢書·藝文志》不載。當因漢統一後，縱橫家已無用武之地，以是研究者不多，但其風在漢並未泯滅。武帝以前，博士仍有習縱橫之術者，武帝尊儒後才加以罷黜。尤其當秦漢之際，國家猶是分裂之局，某些人的行事，極具縱橫家的作風。如隨何曾遊說英布，反叛項羽；酈食其曾遊說齊王田廣，投效高祖；蒯通曾遊說韓信，反叛漢朝［14］。此類說客，當時為數甚眾。漢統一後，陸賈於高祖及文帝時，兩度出使南越，說其王趙佗服從中國，皆如意旨。他並於呂后時，勸大臣周勃、陳平捐棄前嫌，以制諸呂［15］。此外袁盎於文帝時上言壓抑宦官趙同及文帝所幸慎夫人，議論動人。景帝七國之亂時，他曾出使吳國，勸吳王罷兵，並以危言陷殺晁錯［16］。觀其行事，也極似縱橫家一流。至於名家和墨家，漢時業已衰落，沒有出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二　漢初的黃老政治 漢統一後，在制度法律方面，仍襲秦舊。但在政治精神及原則上，卻選擇了道家，亦即所謂「黃老之術」。其所以如此，原因約有二端：一是秦雖以尚法亡國，但其制度，甚為完備。漢初儒學衰微，除專治一經的秦國博士外，並無名動時君的大儒，如孟子、荀子一類的人，同時漢人更承襲了秦人的輕儒之風，例如高祖即經常對儒者橫加輕藐和侮辱。道家在戰國末年雖是顯學，但其本身並無一套政治制度。至於漢廷君臣，大都出身於低層社會，本身沒有創立制度的能力。因此漢廷除承襲秦法外，別無其他的途徑可循。二是自秦統一直至漢初的二十年間，人民因處於暴政及戰亂之中，財產及精力早已消耗殆盡，舉國上下莫不希望獲得喘息的機會，而道家的政治精神正合乎他們的心意。因此漢初實行無為政治，實有其情勢上的必要。 以黃老的政治精神及原則推行於全國的是曹參。惠帝二年（西元前一九三年），相國蕭何卒，漢室以參繼其位。他繼任後，立即推行「無為」政治，一切遵循蕭何所定的舊規，不予更動，以免擾民。他任相國凡三年，於五年（前一九〇年）去世。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17］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至於無為政治的內容，不外對內輕徭薄賦，簡省刑罰，竭力避免煩苛的興作，一意與民休息；對諸侯國則採取放任政策，不干涉其內政。對外族如強鄰匈奴，則力求親善，甚至不惜屈己以求保持和平關係。對南方諸越國，也都采安撫政策。戰國以還，因戰爭及暴政，人口銳減，至漢初，名城大都，戶口什餘二三，民生凋敝已極。這種政治原則，自是救時的良藥。 曹參死後，無為的政治原則仍為呂后所繼續遵行，直至文景，前後達五十餘年。賦稅方面，秦時「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民不堪苦。高祖統一後，租賦改為十五稅一，至景帝，更改為三十稅一。人民的負擔，大為減輕［18］。法律方面，漢法雖承襲秦法，深刻嚴厲，但甚少施用。同時並廢除若干酷法，如惠帝時廢挾書律，呂后時廢三族罪及妖言令，文帝時除肉刑法等［19］。營建方面，高祖時，以長安新建，曾築長樂、未央二宮，並為其父營新豐縣［20］。其後下至文景，極少營建。對於諸侯王，文帝時，吳王濞稱病不朝，帝優容之，並賜几杖［21］。對於匈奴，高祖時，因平城之敗，對匈奴采和親政策，歲時貽以酒食繒絮。其後漢室仍謹守此策，數十年不變。呂后時，匈奴冒頓單于寫信向呂后求婚，措辭褻慢，後忍不與較，反覆書贈禮以慰勞之。文景二帝時，匈奴屢次入侵，漢室也只作被動的防守而不進攻［22］。 史稱：「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23］又稱：「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24］又稱：「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25］從上述史籍的贊語，可以看出無為政治的績效。 無為政治，並非全無缺點。道家的政治理論，只適於「小國寡民」，而不適於一個龐大的帝國。由於無為政治的施行，使漢帝國的政務，陷於半癱瘓狀態。諸侯王強橫，藐視中央，幾使分裂之局，重現於漢初。匈奴則屢次入侵，其游騎曾至長安附近。若干朝臣，已對此種政治原則不滿。如呂后時的樊噲，文帝時的賈誼，景帝時的晁錯，或主張討伐匈奴，或主張制裁諸侯王。但漢廷對匈奴始終不敢進攻，而晁錯削諸侯王地，更激起「七國之亂」。在這種情勢之下，如果呂后及文景二帝不是英明之主，則漢帝國的前途，簡直無法想像。 無為政治最大的貢獻，是培養國力，使人民各安生業。五十餘年間，漢帝國由殘破困貧而達於繁盛富饒之境。景帝的討平七國之亂，雖然是被動的，但已約略顯示出漢廷的意欲改革。他的時代，可以說是漢廷從無為走上有為的過渡時代。到武帝，開始大有所為，但他所憑藉的力量，也正是漢初五十餘年的積儲。 三　法家的再興 漢到武帝，開始尊儒。其後儒學漸盛，儒家的政治力量也日益龐大。這種現象，固由於武帝的提倡之功，但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 武帝是一有為之主，黃老之術在政治上經過五六十年的實驗，業已弊象叢生，尤其無法配合武帝的心胸懷抱，因此武帝不再行無為之政。但不用黃老，仍須選擇一種政治理論而遵行之。秦以尚法而亡，造成大亂，是漢人極其慘痛的回憶；諱言尚法，是漢初政治界及學術界一種普遍的現象，因此武帝至少不能公開提倡法家政治。同時國家統一已久，縱橫之術自然要遭受淘汰，而陰陽家在政治上更毫無制度及理想可言。既然道、法、縱橫、陰陽諸家皆不能用於政治，最後自然輪到儒家。 武帝雖然尊儒，但儒家拘泥迂闊的作風，與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大相徑庭；而他的一生行事，也莫不與儒家背道而馳。因此他對實際的重要政治任務，不要儒家來負擔，而他所親任的乃是任法言利的法家。雖然他曾以儒家公孫弘做丞相，但公孫弘實際也是文法吏，只是「緣飾以儒術」而已。武帝對儒家，也並非毫無好尚。儒家豐富的知識及其王道的政治理想，頗能抬高君主的身價，也頗能合乎有文采而好虛名的君主的心意。此外儒家所奉行的政治制度，遠較其他諸家為完備，可以作為改制的參考，因此武帝願意尊儒。但另一方面，儒家妨礙了他的雄心壯志的發展，所以尊而不用。他尊儒的另一原因，也許想以尊儒來掩飾或沖淡其尚法行為。總之，武帝時的政治，是表面尊儒而實際任法；看來像是文德並茂，而實質上卻是刻薄嚴厲的。 這裡敘述武帝尊儒的經過。他於建元元年（前一四〇年），下詔命大臣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由他親自策問。結果若干研習儒學的應對者如董仲舒等被任用為官，其中習申韓縱橫之術的都被遣散。但武帝的祖母竇太后好黃老，對此大為不滿。當時中央政府尚有前代任用的博士七十餘人，治經書和諸子百家的都有，武帝礙於竇太后，無法來個一元化，僅於五年（前一三六年）設置五經博士，以示提倡儒術。次年，竇太后死。武帝才開始將政府祿養的非儒家的博士，加以遣散，而儒學從此取得學術正統的地位。此外並設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每年考課，績優者可充任侍衛天子的郎官，次者可以補吏。因此儒家漸登仕版，越來越盛［26］。不過當時的儒家，對國家大事，尚談不到什麼決定作用。 武帝的親任法家，主要因為他要大有為於天下，對外要討伐匈奴，對內要改革政治，非任用法家聚積金錢、鎮壓反動不可，而這類事又絕非思想復古、行動迂緩的儒家所能勝任。武帝時代的丞相，只是擺設，政治實權則多操於御史大夫及廷尉之手，而此類人選，多是法家。可以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等為代表，張、杜、桑皆曾為御史大夫，趙、張、杜皆曾為廷尉，而四人全是法家。他們類皆才力過人，辦事凌厲無前。當時為了內安外攘，國力必須高度集中，他們便是這種政策的執行者。因此秦以後一度消沉的法家，於武帝時再度興起。當時的儒家只能坐而論道，所論亦大都徒託空言，而實際的政務，則操持在法家手中。 武帝時法家所負的最重要的責任有二：一是嚴密防止叛亂，二是儘量的開發利源。武帝初年，即尚酷法。元光五年（前一三〇年），他命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求深刻嚴厲。例如其中的「見知法」，規定如果看見或知道有人犯法而不檢舉者，與犯者同罪，這等於秦法的復活［27］。此風一開，官吏都競以嚴酷相尚，因此產生了不少酷吏，最著名的如義縱、王溫舒等，他們曾有一次殺戮數百人甚至一次毀滅千餘家的紀錄。杜周為廷尉，獄中繫囚，常至數萬［28］。刑罰的冤濫，自然無法避免。至於大臣被誅殺的，也所在多有。武帝時代的丞相，有好幾位被罪而死；此外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殺的，更不計其數。這現象以武帝晚年為最甚。 至於開發利源方面，更是花樣百出，鬻賣官爵，便是重要的一項。元朔六年（前一二三年），由政府設武功爵十一級，每級定價十七萬錢，人民買爵至第七級，即可任命為吏，有罪可減二等。此外納財者可以為郎，納粟者也可以補吏或贖罪［29］。這辦法對吏治的損害，不言可喻。最重要的，還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包括國營貿易事業的經營，新稅的徵收，新貨幣的發行以及鹽、鐵、酒的專利等。這套新經濟政策的設計者是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等。弘羊為洛陽賈人子，「言利事析秋毫」；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則為南陽大冶［30］。三人都是商人出身的政客，專為武帝謀利，也算是法家一流。武帝以他們推行新經濟政策，大大的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嚴酷的刑罰加上無微不至的搜括，在雙重的壓迫下，人民生活的艱困，不難想像。討伐匈奴，也因武帝用人的失當，使軍事將領間發生嚴重的派系鬥爭，而致於晚年對匈奴的戰役中，遭遇重大的挫敗。武帝於天漢二年（前九十九年），以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九〇年），又遣李廣利率七萬人北伐；結果都是全軍覆沒［31］。而武帝的迷信行為，也造成了巨大惡果。征和二年（前九十一年），「巫蠱之獄」起，死者近二十萬，皇后衛氏和太子據也都在這次事件中犧牲，造成武帝無可彌補的家庭悲劇［32］。由於國力的過分浪費，漢帝國內呈現出一片饑饉盜賊的亂象，「天下虛耗，人復相食」［33］。如果武帝不是末年痛悔，於徵和四年（前八十九年）下詔罷除西域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屯戍，決計不再務邊功，一意與民休息，則漢帝國極可能重蹈亡秦的覆轍［34］。雖然如此，武帝對外的大啟疆宇，對內的改製革新，奠立漢帝國長期繁榮和平的基礎，其功仍是不可沒的。而這些功績的建立，也不能不說大部分仰賴法家。 四　雜家的出現 所謂「雜家」，據《漢書·藝文志》的定義，是「兼儒墨、合名法」者。他們綜合諸家的精義，自成一家，非飽學之士不能為。雜家起源於秦，大體說來，這種學說的產生，是秦法的一種反動。秦以法術立國，終一天下，但秦法之敝，即秦人亦頗知之。戰國末年，秦相國呂不韋命其門客作《呂氏春秋》，凡二十餘萬言，自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其實其內容以儒家學說為主，而參以道家及墨家，故其中多有徵引六經之文［35］。《呂氏春秋》的所以言不及法，也正可表現出不韋對秦法的不滿。如果不韋後來不為秦王政所廢黜而繼續當國，則秦法是否能始終維持，實成問題。 到漢，雜家的內容一變，主要是揉合法儒兩家的理論而成一系統，也就是宣帝所謂「以霸王道雜之」［36］。漢代雜家並以這種理論，施行於政治。漢承秦法，漢初學者之具有法家思想者甚多，但大多諱言法家，不敢自承，而多以儒家緣飾之。不特法家如此，其餘諸家亦莫不以斥遠法家為能事。儒家固不必諭，即陸賈擅縱橫之術，亦時於高祖前稱說《詩》、《書》，而談湯武［37］。晁錯乃純粹的法家，其上書亦好稱引三代以上［38］，似亦不願以法家自居。 如以《漢志》雜家的定義觀之，文帝時的賈誼，《漢志》雖列其著作為儒家，實際上他可以說是一位雜家。賈誼受知於廷尉吳公，而吳公是李斯的弟子，自是法家。賈誼雖非吳公弟子，但受吳的影響，則可以想見。故誼少時雖以能誦《詩》、《書》屬文見稱，然亦「頗通諸家之書」，且明習法令，熟諳制度。文帝時，誼為太中大夫，即曾建議文帝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皆草具其儀法，並更訂諸法令。其後誼更屢次上書文帝，其論農本之言，幾與商君無異。但他於奏疏中又引管子之言，提倡禮、義、廉、恥。管子雖也屬於法家，但四維之論，則近於儒。此外他又著「過秦論」一文，認為秦之亡在於「仁義不施」，也儼然是儒家言［39］。賈誼的著作中，既雜有法家言，而又主張興禮樂，倡四維，施仁義，則誼實為一揉合儒法的學者，謂為「雜家」，應無不當。此外如武帝時的公孫弘，以賢良文學進登仕版，史稱其「學《春秋》、雜說」，注謂「雜說乃雜家之說」。又稱其「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40］。武帝素不重用儒生，而獨以弘為丞相，實與此有關。故弘雖貌為儒家，其實亦是雜家。又武帝叔淮南王安，撰《淮南子》二十一卷。其書大旨原本道家，而縱橫漫衍，多所牽涉，故《漢志》亦列為雜家［41］。然《淮南子》與法儒兩家，皆無甚關涉，其書無中心思想。與本節所敘之雜家，亦不相類，並不多論。 宣帝一代，為西漢的極盛時代，不特威加北夷，而內政也臻極致。史稱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42］。似乎宣帝的行事，仍是武帝一派的法家作風。事實上宣帝兼用法儒，他親任儒生，遠過武帝，然亦不純用儒術。宣帝為政，既「以霸王道雜之」，其作風實頗類雜家。即名之為雜家，亦無不當。他所用的群臣，除法家如京兆尹趙廣漢及宦官弘恭、石顯等，儒家如丞相蔡義、韋賢、魏相及御史大夫蕭望之等，此外尚有不少雜家型的人物。茲舉數人為證。 張敞，宣帝時曾為京兆尹，甚有治績。史稱長安「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云：「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跡，方略耳目，發伏禁奸，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43］據引文，張敞之治京兆，雜儒法之術而兼用之，自可稱為雜家。 黃霸，少學律令，喜為吏。宣帝時，曾於獄中從夏侯勝受《尚書》，歷時三年。其後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以是戶口歲增，治績為天下第一。從黃霸的經歷及理政的方法看來，霸也是雜家［44］。 丙吉，少治律令，為魯國獄史，曾積功至廷尉右監，後坐法失官。武帝末年，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征，詔治巫蠱獄。時宣帝僅數月，以太子據孫系獄，吉暗中保護，得以不死。昭帝死後，昌邑王廢，其時宣帝流落民間，吉又建議霍光，迎立為帝。宣帝即位後，吉絕口不道往事。其後，宣帝以他事得明真相，遂以吉為丞相。史云：「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椽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又云：「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相）有聲。」［45］丙吉以治獄小吏，驟居相位，而能深懷禮讓，通識大體，謙謙有儒者之風，相業至與蕭、曹並稱。其學《詩》、《禮》之功，顯而易見，故吉亦為雜家。 宣帝時的政治，既不迂緩，亦不嚴酷，堪稱漢政的極致。當時政治人才之盛，也為歷代所少見，朝臣不特法儒兼備，其中也有若干雜家。而雜家在政治上的表現，也極其優異，似較法儒猶有過之。這可以說是宣帝政治的一種特色。 五　儒家昌盛與法家衰落 宣帝以後，歷經元、成、哀、平及孺子嬰五帝，凡五十五年（前四八年至七年）。在此期間，漢政業已漸衰。政治上出現兩種現象：一是儒家政治權位的提高，儒家出身的政客，漸成為朝臣的主幹。一是政權漸由外戚王氏一門所掌握，王氏漸成為實際政治的最高領袖。這兩種現象演變的結果，是外戚王莽利用儒家學說和儒生的推戴，竊取了漢室的地位。 儒家雖然在武帝時開始在政治上抬頭，但武帝並沒有大量的重用他們。武帝晚年，因奢侈黷武，國內發生亂象，到他死後，儒家便借著當時的環境和既有的政治憑藉，乘時而興。他們不但積極的發揚及推行儒家的政治理論，且對武帝生前的行事，公開表示不滿。例如昭帝時，儒生曾反對武帝的鹽、鐵、酒專賣及均輸政策，認為此類政策「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朴，成貪鄙之化」［46］，主張予以罷除。為此事儒生曾與當時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公開辯論於朝堂，結果政府為之罷除酒榷，稍饜其意。宣帝時，欲為武帝立廟樂，長信少府儒者夏侯勝以為武帝「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47］。勝雖因而系獄，廟樂亦立，但數年後終於釋出。像上述的這類事，如發生在武帝時，必然會造成流血慘案，但在昭宣時產生不同的結果，可以看出儒學已漸為漢室所尊重，儒家在政治上已有相當的勢力。 武帝以好大喜功，幾危中國，後世引以為戒。武帝以後，漢室逐漸舍法而用儒。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得勢，實是武帝死後的一種自然趨勢。昭帝時，大將軍霍光執政，仍重用法家如桑弘羊、田延年等，但對儒家亦不敢小視。宣帝為政，雖以霸王道雜之，但儒家已頗有出任政府要職如丞相、御史大夫的。他臨死並曾託孤於儒家出身的大臣蕭望之、周堪，他們與外戚史高，皆受遺詔輔政。元帝少時即好儒學，他做太子時，曾因勸宣帝任用儒生而受斥責。宣帝認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8］但元帝為人仁柔，在性格上自然傾向儒家。他即位後，便親任蕭望之和周堪，更由蕭等汲引了一批儒生劉更生、金敞等，同心謀議。此外，元帝更把博士弟子的員額，大加增添。武帝時，博士弟子僅設五十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到元帝更增至一千人。因此儒家的政治勢力，日益隆盛。 元帝時，儒家的政治勢力雖盛，宣帝時的若干法家，並未盡去。宦官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均明習文法，自宣帝時即典掌機要，而顯尤為專橫。元帝即位後，體弱多病，以二人久用事，且以宦官無外黨，專精可信，仍以之掌中書，二人並與輔政將軍外戚史高相表里。高因無實權，亦樂與結納。蕭望之輔政，欲推行古制，多所匡正，而石顯於議論時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望之忌恭、顯擅權，乃建議元帝罷除中書宦官，以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大為恭、顯所恨。其後不久，二人利用元帝不諳政事，譖廢望之，繼又借事加以折辱，望之憤而自殺。周堪、劉更生等亦均廢黜。這是元帝初年法儒鬥爭的第一回合，結果儒家失敗［49］。 蕭望之的失敗，並未影響整個儒家集團的政治地位，儒家依然是漢廷中的主要政治勢力。元帝時的宰相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等，無一不出身儒生。但蕭望之的廢黜，儒家朝臣已缺乏耿亮之士，貢禹等大都碌碌瑣屑，對國事少有改革的建白。同時他們聽命於外戚、宦官，以保祿位，儒家反因而益盛，漸而成為朝臣的主幹。相反的，法家的勢力卻因而日漸削弱。蕭望之事件後，弘恭死，石顯繼為中書令，歷時十餘年，雖權威極盛，其本身並無廣大的黨羽，儒家政客雖懾於其勢，不敢不從，但兩者究非同類，自不可能誠心奉戴。到成帝即位，遷石顯為長信中太僕。顯既失倚離權，丞相匡衡等乃乘機條奏其舊惡，結果顯被徙歸故郡，死於途中。 成帝即位後，本有親政能力，但因耽於酒色而親任其舅王鳳，以鳳為大將軍輔政。鳳執政後，廣收人才，奠定此後王家不可動搖的政治勢力。自石顯死，儒家益盛，但儒家朝臣不能自有樹立而依附王鳳。此外朝臣中尚有若干具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可以陳湯、陳咸、蕭育、朱博四人為代表。陳湯曾於元帝時擊斬郅支單于，威震域外。成帝時王鳳奏以為從事中郎。湯明習法令，善因事為勢，納說多從［50］。陳咸為宣帝時御史大夫陳萬年之子，成帝時，由王鳳舉薦，歷任刺史、太守等職。所居以殺伐立威，豪強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以罪。後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咸至，鉤校屬官，發其奸贓，充為公有［51］。蕭育為望之子，成帝時，由王鳳引薦，歷任司隸校尉、刺史、太守、大鴻臚等職。為人嚴猛，威信素著，為太守時，曾平巨寇［52］。朱博，亦由王鳳薦舉，成帝時曾任刺史、太守、左馮翊、大司農、廷尉等職。其為刺史、太守、左馮翊時，屬官盡力有效者，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者，誅罰輒行；以是咸為盡力。及為廷尉，明習法令，屬官咸服其材略過人［53］。陳湯諸人，皆是極好的吏材，成帝一代的吏治，頗賴他們維持。他們自成集團，與儒家集團對抗。雖然如此，因他們全由王鳳舉薦，也與儒家一樣，對王氏是竭誠擁戴的。 王鳳死後，終成帝之世，輔政將軍一職，由王家人輪流充任，繼王鳳的是他的幾個弟弟王音、王商、王根及侄兒王莽。而朝臣中的法家集團，也因人數過少，並時受儒家朝臣的牽制和攻擊，宦途時遭頓挫。到成帝末年，法家集團瓦解，從此漢中央政府成了儒家集團的獨占局面，最後是王莽利用儒家及其理論而篡漢。而進取人才的凋謝，也象徵著漢帝國聲威和事業的沒落。 六　儒學的嬗變 戰國末年，儒家因受當時思想及環境的影響，漸失去本來的面目。儒生一部分變為法家，如李斯、韓非，皆曾受教於大儒荀況。而大批的陰陽家和方士也進入了儒家的領域，他們大都儒服儒冠，以儒者自居，而以陰陽家言及求仙藥作為獵官詐財的手段。秦始皇所坑的「儒」，多是此輩，真正「誦孔子之言」的，為數極少。至遲在戰國末年，一部分陰陽家已有與儒家混合的趨勢。 陰陽家的基本思想和理論，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淵源於儒家。孔子曾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又說：「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論語·季氏》）似乎孔子也具有「天人之際」的信仰。又荀子以子思、孟子「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雖然孟子書中，並沒有顯著的談論五行之處，但他所說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公孫丑》）一類的話，似乎又與鄒衍的「五德終始」論有些關連。總之，陰陽家言與儒家思想在某些地方早已是「同調」，自然比較容易混合。 西漢時代的儒學，已滲入大量的陰陽家言。當時的儒者，多好采陰陽家言以說經，認為天道人事，相互影響，因此好以自然現象來附會人事的禍福。《春秋公羊傳》，多載天變災異，既受陰陽家的影響，治《春秋》者遂多好談論此類自然怪異現象。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曾以災異勸武帝改善政治。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書，便雜有大量的陰陽思想［54］。元成時的劉向（即劉更生），治《春秋穀梁傳》，也數以禍福附會其說［55］。總之，他們都認為天降的祥征或災異，全是受人事的影響；與人君的勤怠、宰相的賢愚，尤有密切的關係。當時一般人多受這種思想的感染，深信其理，因此漢儒多言天變災異以攻擊時政，君主也多臨災而懼，遇有重大事故，乃至策免三公。這類事在漢代視為當然。 戰國時代陰陽家鄒衍所創的五德論，也於西漢後期為儒者用來解釋政治。昭帝以降，常有儒者指出漢運已衰，應禪位於新聖。曾有若干人因而犧牲性命，例如昭帝時符節令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夫為天子者，勸帝禪位以順天命，結果被誅［56］。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也主張皇帝應傳位賢者。他上封事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57］宣帝以為怨謗，下吏自殺。成帝時，王氏執政，儒者谷永，仍主天運循環漢德已衰之說，並屢次上書，專攻成帝私生活的敗壞，以掩護王氏的擅權。漢廷因其黨於王氏，無以制之［58］。其後哀帝欲法堯禪舜，傳位董賢，可能也是受這種思想的影響［59］。加上成帝與哀帝的荒怠政事，更使舉國上下有漢運將終的感覺，這給王莽安排下一個最好的篡位環境和理論根據。自成帝以來，王氏與儒家在政治上合作，雙方本已有密切的關係；而王莽的好儒與優待儒生，自然更為儒家所感戴，他們終於成為王莽代漢的極大助力。 西漢末年，又有「讖緯之學」的出現，而內容更為怪誕。讖是一種預言式的文字或圖畫，以詭奇的隱語道出未來的大事。緯取「與經相輔」之意，是假託經義以推究災祥的書，書名繁多，大都充滿神話。讖緯大都出於當時人之手，而偽托為古人的製作。這種神話思想的流行，到王莽時達到最高潮，他本人便以偽制的圖讖而篡漢。東漢光武帝在河北時，他的舊日同學從關中帶給他一卷叫「赤伏符」的讖書，上面寫著：「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60］他的部下便根據這個符，把他擁上帝位。光武本人也深信圖讖，因此東漢初年以讖緯解經的風氣，仍不稍衰。 西漢末年，發生了一次研討古本經籍的運動。這個運動的倡導者是哀帝時的劉歆（劉向子）。他根據若干已經發現的古本經書，另立解說，與今文家相抗衡，引起所謂「今古文之爭」。古文是以秦篆以前通行的「籀文」寫成的書籍，經人收藏，度過秦火的劫難，而於西漢陸續發現。被發現的重要古文經書有《春秋左氏傳》、《古文尚書》、《逸禮》等。此外劉歆並把《毛詩》（漢初毛亨訓傳）列為古文。今文是漢初因經書並無完整的古本出現，全憑秦代學者的傳述，以當時流行的文字（隸書）紀錄而成的書。漢代五經博士，研究的皆是今文經書。劉歆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經書，並主張設置《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及《毛詩》博士，大為當時今文家所反對，立學官的事，終告失敗。直到王莽時，才為上述四種古文經傳設立博士。 東漢時代的學官，仍為今文；古文各家，始終未置博士。但民間研究古文經傳之風大盛，學者輩出。諸如明帝時的賈逵，桓帝時的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而馬融的弟子鄭玄，遍注諸經，以古文經為本，兼采今文經說，成為一代大師。古文家的特點有二：一是以考證為先務，即以漢代通行的語言文字，考證秦以前的語言文字。二是兼習眾經，不分今古，並究及緯書。因為既講求考證，即須兼習諸經；如專習一經，或墨守一家的師說，即無需訓詁。因此東漢儒家的學風，為之丕變，研究經書的領域，也較前大為擴展。但因專門講求考證而忽略思想，到東漢末年，儒學已成為無靈魂的空架，知識界幾成一片真空，佛學所以能乘虛而入，與此大有關係。 自西漢末年讖緯之學興，儒家思想已為迷信所籠罩，變得迷離惝恍。儒學似乎專為野心家如王莽之流躍登皇位而設，別無一用。前面說過，法家早於成帝末年衰落。哀平之際，政事雖已漸紊，尚有前代的舊法可循。到王莽成立新朝，亟圖改制，但西漢的法治精神，至此已蕩然無存。當時儒學雖盛，即武帝以後流行的「以《春秋》決獄」故事亦不可復見。惟知議論典章，連年不絕；而郡縣首長，卻多虛懸，甚至官吏不予餉給，一任其侵漁百姓。這樣的政權，焉有不亡之理？東漢光武帝及明帝雖也崇儒，但講求法治，未始不由於王莽失敗的刺激。 七　法家的儒化 先秦時代的法家，以儒家為破壞法治的主力之一。故韓非子以為「儒以文亂法」，力加排斥；及秦統一，李斯更有坑儒之議。法儒之不並立，可以概見。武帝為尚法之主，但因漢人以亡秦引為深戒，不敢純襲秦法，遂一面又提倡儒術。儒家既興，儒生頗有任法吏者。他們常用經書古義來判決大案，侈談「誅心」之論，形成「以《春秋》斷獄」的風氣。例如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年），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奉命查辦淮南王謀反案，即以《春秋》之義判定其各種罪名［61］。類此的事，不止一端。由於漢代儒學與陰陽家合流，法家的思想理論，也沾染了不少儒家及陰陽家的色彩。例如漢代決囚多在孟冬，春月不能行刑，這種司法行為須應於天時的原理，便與陰陽家有關。又如學者論法，多主以德為主，以刑為輔。西漢初年，即常有此論調。到東漢，更促成了法家的儒化［62］。 東漢光武帝提倡儒學，並表彰節行。明、章二帝繼之，儒學大興。六十年間，政治淳美，蔚為盛世。章帝以後，政治漸衰，但儒家的盛況不減。到桓靈時代，政治益壞。而不少士大夫以名節相尚，潔己修身，不畏強御，未嘗不是提倡儒學的績效。雖然如此，漢室中央仍保存了濃厚的陰陽家思想，讖緯之風，始終未除。東漢一代三公因災異而遭罷免的，遠較西漢為多，這種現象，尤以東漢末年為甚。 光武為政，雖以保守恬退為原則，但崇尚法治。明帝用法，更為嚴厲。如楚王英（光武子）以謀反被廢自殺，為這件事牽連而被處死或流徙的，便有數千人［63］。章帝即位後，因陳寵的建議，減省刑罰，政風日趨寬厚。陳寵出身於法學世家，其曾祖父咸，成哀時以精律令為尚書。父躬，於光武初年為廷尉。寵明習家業，明帝時曾為司徒府辭曹，掌天下獄訟。章帝初，寵任尚書。當時承明帝餘風，吏政猶尚嚴切。寵認為帝新即位，應改前世苛俗，乃上疏章帝云：「……《詩》雲『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棰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章帝採納寵議，除去慘苛法律五十餘條，並禁絕鉆鑽等酷刑［64］。陳寵以法學名家，而上書稱引先王，主張蕩滌苛法，幾失去法家的真面目，可見其受儒家影響之深。他的行事，也是東漢法家儒化的明證。 章帝的簡省刑罰，歷代史書皆稱善舉，但究其事實，卻也發生極大的流弊，其影響更遠及於漢末。章帝秉性仁柔，本應以嚴法濟之，既從寬典，遂至貴戚驕橫，目無法紀。如外戚竇憲，以賤價奪取沁水公主（明帝女）田園，公主畏其勢不敢與較。章帝雖曾以此事嚴斥竇憲，但終未置之於法［65］。光武明帝兩朝所培養的法治精神，至此再度廢弛。其後直至桓靈時代，漢政始終未走上法治之途，儒學雖盛，亦無補於國事，直至漢帝國瓦解而後已。 和帝以後，政治漸紊，外戚宦官，更迭擅權，每次政權的轉移，必發生流血事件。他們率多違法干犯，視刑典如無物。至於若干「酷吏」，雖用法慘酷，但大都是外戚宦官的鷹犬，只能施其荼毒於正人君子而已。其間雖有明達之士，主張法治，但徒託空言，不為漢室所採納。桓帝時的崔寔，著「政論」數十條，力主嚴刑，而譏俗儒的迷信德教。他認為：「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又云：「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66］崔寔論政，雖尚嚴法，但也承認儒學的價值，只是認為德教無以除殘，這是法家儒化的又一例。 法家的儒化，使東漢政治趨於迂緩，喪失西漢盛時發揚蹈厲的政治精神。加以君主大多為童昏之流，母后干政，任用非人，執法不公，政治益趨敗壞。桓靈時代，朝中的若干名士和太學生聯合，與宦官抗衡，至死不屈，造成兩次黨錮之禍，善類一空，可以說是儒學價值具體的表現。但此類貞士，為數不過七八百人。而大多數的儒家朝臣，為保固名位，甘為宦官的奴僕，恬不知恥，寧坐視國家的危亡，而不肯放棄其身一朝的富貴。這種現象，與東漢末年選舉制度的破壞有關，當時的獲選者，多為權貴的子弟或謬有虛聲名實不符的浮華少年，因此貞士少而庸劣者多。 獻帝時，曹操當國，他可以說是東漢儒家政治的反動者。他用法尚嚴，曾復三族之罪，並欲恢復肉刑［67］。他曾於建安十五、十九及二十二年三次下令，公言選用官吏，只問才能，不問德行。他於二十二年（二一七年）的令中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68］他的話，可以說是對當時儒學的一種猛烈攻擊。他以優越的軍事才能，掃滅群雄，統一北方。更以法家的手段，使州郡治理，民困復甦。但他最後走上篡奪之路，不特使漢室滅亡，江山易主；更摧毀了業已衰落的儒學，把中國的學術思想，引入另一個新的境界。 原載《食貨月刊》復刊五卷十期，一九七六年一月 【注釋】 ［1］參看《史記》卷九九《叔孫通列傳》。 ［2］參看《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漢書卷八八《儒林傳》。 ［3］參看《漢書》卷二三《刑法志》。 ［4］參看《史記》卷一〇二《張釋之列傳》。 ［5］參看《史記》卷一〇一及漢書卷四九《晁錯傳》；《漢書》卷三十《藝文志》。 ［6］參看《史記》卷八四《賈生列傳》。 ［7］參看《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 ［8］參看《史記》卷一〇四《田叔列傳》。 ［9］參看《史記》卷一〇二《張釋之傳》。 ［10］參看《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卷四九《外戚世家》。 ［11］參看《史記》卷九六《張丞相列傳》。 ［12］參看《史記》卷一一一《公孫賀列傳》。 ［13］參看《史記》卷十《文帝本紀》。 ［14］參看《史記》卷九一《黥布列傳》，卷九七《酈食其列傳》及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 ［15］參看《史記》卷九七《陸賈傳》。 ［16］參看《史記》卷一〇一《袁盎列傳》。 ［17］見《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 ［18］參看《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 ［19］參看《漢書》卷二《惠帝紀》，卷三《高后紀》，卷二三《刑法志》。 ［20］參看《史記》卷八《高祖本紀》。 ［21］參看《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 ［22］參看《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 ［23］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24］見《漢書》卷四《文帝紀》。 ［25］見《漢書》卷五《景帝紀》。 ［26］參看《漢書》卷六《武帝紀》，卷五六《董仲舒傳》。 ［27］參看《漢書》卷二三《刑法志》（不載年月）；《資治通鑑》卷十八「元光五年七月」。 ［28］參看《漢書》卷九十《酷吏傳》，卷六十《杜周傳》。 ［29］參看《漢書》卷六《武帝紀》，《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 ［30］參看《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 ［31］參看《漢書》卷六《武帝紀》。 ［32］同［31］。 ［33］見《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 ［34］參看《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 ［35］參看《史記》卷八五《呂不韋列傳》。 ［36］見《漢書》卷九《元帝紀》。 ［37］參看《史記》卷九七《陸賈傳》。 ［38］參看《漢書》卷四九《晁錯傳》。 ［39］參看《漢書》卷四八《賈誼傳》；賈誼《新書》第一卷（載《漢魏叢書》）。 ［40］參看《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 ［41］參看《漢書》卷四四《淮南王安傳》；《淮南子》（載世界書局出版《新編諸子集成》第七冊）。 ［42］見《漢書》卷八《宣帝紀》。 ［43］見《漢書》卷七六《張敞傳》。 ［44］參看《漢書》卷八九《循吏傳》。 ［45］見《漢書》卷七四《丙吉傳》。 ［46］見桓寬《鹽鐵論》（載《新編諸子集成》第二冊） ［47］見《漢書》卷七五《夏侯勝傳》。 ［48］見《漢書》卷九《元帝紀》。 ［49］參看《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 ［50］參看《漢書》卷七〇《陳湯傳》。 ［51］參看《漢書》卷六六《陳咸傳》。 ［52］參看《漢書》卷七八《蕭育傳》。 ［53］參看《漢書》卷八三《朱博傳》。 ［54］參看《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春秋繁露》（載《漢魏叢書》）。 ［55］參看《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瑕丘江公傳》。 ［56］參看《漢書》卷七五《眭弘傳》。 ［57］見《漢書》卷七七《蓋寬饒傳》。 ［58］參看《漢書》卷八五《谷永傳》。 ［59］參看《漢書》卷九三《佞幸傳》。 ［60］見《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 ［61］參看《漢書》卷八八《儒林傳·胡母生傳》；《漢代學術史略》頁一〇八至一一一（啟業書局）。 ［62］參看楊鴻烈《中國法律思想史》頁六至一九及頁二七至三八（商務印書館）。 ［63］參看《後漢書》卷二《明帝紀》。 ［64］參看《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傳》。 ［65］參看《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 ［66］參看《後漢書》卷五二《崔寔傳》。 ［67］參看《三國志》卷二二《陳群傳》。 ［68］參看《三國志》卷一《魏武帝紀》注。